一、大力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横向联合，这种联合的首要前提是各反法西斯国家内部的统一和团结。为寻求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推动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还在此基础上鲜明直接地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确主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强烈谴责日本对华侵略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寇侵略的同时，积极在东北组织抗日武装抗击日本占领军。1932年4月，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日宣战。1933年4月15日，毛泽东与朱德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1]1935年7—8月，为制定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纲领和策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明确指出，面对法西斯侵略势力的战争威胁，在独立国家中要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新纲领新策略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野心，揭示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提出抗日救亡是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2]显然，《八一宣言》所号召建立的是包括一切主张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在内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3]在这一总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间积极致力于推动国共联合，枪口对外，一致抗日。1936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4]。5月5日，毛泽东、朱德向国民党军政当局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希望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5]6月20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中，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中央“随时准备”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6]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红军将领致信“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恳切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7]12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再次致信蒋介石：“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8]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形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推动着国民党的政策向全面抗日方向发展。1935年底蒋介石开始派人寻求与中共的秘密接触，试探双方合作的可能，由此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秘密往来和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推进了国民党内外政策向团结抗日目标的迈进，为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存亡之际，国共两党的共同点立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们充分认识到，“如果屈服于日本，根本不会再有中国，也没有共产党或国民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再有尊严可言”^[9]。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明确指出国共两党应亲密合作以抵抗日寇的进攻！蒋介石也宣布“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令戒备”^[10]。大敌当前，国共两党迅速达成重大协议，国民党放弃“收编”政策，同意维护中共对其军队的领导，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了。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所有杰出的中国人为共同的事业携手奋斗”的新时期^[11]。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抵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中。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国共之间矛盾的消失。因此，每当抗日战争形势有所缓和时，国民党当局就会制造反共摩擦，危害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战略进攻的主要压力转到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不时制造反共摩擦活动，发动反共高潮。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既斗争又团结的正确策略，打退了反共高潮，使得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局一直保持到抗日战争完全胜利。早在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就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是最高原则，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磨擦不可避免，只能减弱不能消灭，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和缓内部矛盾与磨擦”^[12]。从1938年冬起，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事件。中共中央冷静地指出：“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磨擦的……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对无理的磨擦我们是决不容忍姑息的，我们要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亲爱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原则，然而更要反磨擦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就不行，只有坚持这一条原则，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3]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的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14]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中共对反共磨擦事件进行了有力、有节的反击，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一方面通过报刊报纸、群众大会等方式向全世界揭露此次事变是国民党“消灭抗日武装，摧毁异己力量之大阴谋”^[15]；另一方面，在重建新四军的同时，针对顽固派在制造皖南事变后继续部署兵力向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的形势，针锋相对地作了反击顽军的全面部署，准备自卫战争。在日军趁国共冲突之机，发动大规模的豫南战役，迫使国民党军队从剿共阵地撤退时，共产党人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没有趁机进攻国民党军队，相反却以此形势说服顽固派，只有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16]由于中国坚持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加上苏联和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制造反共事件，^[17]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得以保存下来。194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我们的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摩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18]特别应提出的是，即使是在国民党制造内部摩擦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以民族大业为重，以不损害抗日大局为准则，一旦国民党反共潮水退却，与日本作战，中国共产党马上给予支持。1941年5月，蒋介石担心华北事态会危及西北和国际援华通路，要求共产党援助与配合作战。^[19]毛泽东在5月15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20]6月9日，毛泽东、朱德又联名给卫立煌发电，表示：“八路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21]中国共产党从反侵略的民族最高利益出发，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不仅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战场得以完整保持，而且为后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各类国家和力量求同存异共同对付法西斯提供了新鲜经验。(www.daowen.com)

在寻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直接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八一宣言》在对外方面，特别提出了：“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22]1935年12月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在对外关系和政策的界定方面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从决议中可以看到，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正确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吞中国的侵略行动已经大大激化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使其达到空前紧张的程度，而且断定，美国“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在美国刚刚摆脱了经济危机、国内孤立主义笼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判断无疑极富远见和魄力的，这种判断既是基于对远东国际形势的精准分析，也是对当时中国民众舆论的集中反映。为此，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应多方谋划，采取一些方法使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至少“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至于苏联则是中国革命可信赖的最有力量的帮手。决议进一步明确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应立足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同时与那些对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23]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的情况下，瓦窑堡决议所指的可以“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的这些国家中，自然是包括英、美等国在内的。瓦窑堡会议是在《八一宣言》放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有可能和有必要直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试图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发展某种联盟关系的策略。瓦窑堡会议后，中共的外交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逐步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对外政策：在远东，联合苏、美、英和所有同情、支持中国抗日的国家，集中全力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全世界，是站在世界和平民主阵线一边，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24]1936年7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的谈话中，全面阐发了“和平不可分割”、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时代理念：“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25]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谈话中说：“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26]5月15日，毛泽东进一步分析指出，现在世界上已分为“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进行着准备制裁一切法西斯主义”。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毛泽东就于7月23日旗帜鲜明地呼吁“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27]8月25日，毛泽东再次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28]

在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开辟同英美人士直接交往的渠道，希望能通过他们影响美、英等国政府。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地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和大政方针，以便加强外界对中共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为了了解世界形势，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态度及其对华政策，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等都设立国际宣传组或外事小组，大力开展对外活动，广泛结交外国朋友。在这一过程中，中共领导人不仅结识了斯诺、史沫特莱等一批外国记者，还通过他们结识了一些有影响的外国军政人员，如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Evans F.Carlson)等人，他们对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同美国的关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卡尔逊曾在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与八路军有过密切交往和接触，并由此对八路军的顽强战斗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有了深入了解。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充分认识，他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热切地建议说：“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蓬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卡尔逊等人向美国政府上层领导人提供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使原本对中国共产党一无所知的罗斯福总统大受启发。罗斯福向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承认：卡尔逊的信件激起了他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当伊克斯建议罗斯福读斯诺的《西行漫记》后，罗斯福又很快成了“斯诺迷”。为了了解中共的情况，罗斯福几次邀请斯诺同他一起“讨论中国的政治问题”。^[29]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人与英、美等国人士的接触和交往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认识，既有利于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思想的传播，也在客观上为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造成了一种有利的外在因素，使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能够得到外部力量的牵制。皖南事变发生后，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除苏联外，英、美等国也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动。如当时美国驻华使馆代理武官巴雷特上校就向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崔可夫表示：“我们对国民党政府对新四军所采取的行动(皖南事变)表示了否定态度。这有碍于抵抗日本的进攻。”^[30]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也一致认为，美国对华援助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能以这样的方式使用，即鼓励蒋介石优先考虑同中共的争端，而不是优先考虑抗日。^[31]事实证明，苏、美等国的态度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是一种积极的外因，而这种态度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