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纵观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的整个过程，中国作为主要筹建国之一，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联合国的组织构成及运作等进行决策、居中调解大国矛盾和为小国利益代言三个方面。[179]
(一)参与联合国的组织构成及运作等问题的决策
中国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具体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来施加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四国为筹建战后新组织所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步骤。由于苏联的坚持，此次会议是仿照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模式，先后分苏、美、英第一阶段会议(苏联阶段，1944年8月21日—9月28日)和中、美、英第二阶段会议(中国阶段，9月29日—10月7日)两阶段进行的。中国虽然没有参加第一阶段会议，但为使美、英、苏三国会商时充分了解中国的立场，中国代表团在8月22日向会议提交了《国际组织宪章基本要点节略》，对宪章的一般原则、组织机构、运作程序、托管制度、经费等重要问题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主张。[180]在美、英、苏三国会议的闲暇之时，中国代表团成员还积极与美、苏两国保持联系，随时了解会议的进展情况，并向他们通报中国代表团的看法，以便相互沟通。[181]
在第二阶段会议中，中国代表团除支持第一阶段会议达成的协议外，还提出七项补充建议，这些补充建议被称为“中国建议”。它们包括：(1)维持和平与安全必须根据正义与国际公法之原则，以免新的国际组织沦为强权政治的工具；(2)保障各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增加各国特别是小国的安全感；(3)对侵略应予定义，并尽量列举侵略的各种行为；(4)组织国际空军以作为安全理事会权威的象征和采取行动的手段；(5)国际公法的方针与修订应由大会倡导，以有利推进符合国际公法原则的安全；(6)国际法庭应能强制裁判；(7)应促进教育和文化合作。[182]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七点补充意见，既带有顾维钧本人重视国际法对国际组织之作用的烙印，[183]也明显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全体意志，如保障各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独立，对侵略进行定义及强制仲裁等都是中国各界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围绕中国提出的七点补充意见，中、美、英三国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对于第二点，中方认为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树立一种普遍安全意识，如不对此进行明白规定，将使原建议书中之“主权平等”字样，失去意义，盖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应为主权之需要部分也。但美、英认为原建议书中的“主权平等”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包含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不必再另外列入；对于第三点，中方认为明确规定侵略定义，将使未来成立之安理会迅速判定一种行为是否为侵略，并对侵略行为进行制裁，而克服调查或讨论延迟采取行动的弊病。但美、英均认为任何定义决不足以概括一切侵略行为，只会限制安理会之权能，且原建议书已经规定应制止侵略，中方表示对此问题可作进一步考虑。[184]对组织国际空军一节，美、英以技术困难甚多为借口而明确加以反对。对于第六点，美英原则上同意在修正现时国际法庭之组织法或将来新国际法庭之组织法中加入国际法庭应有强制制裁之权，但又称：“此问题复杂，可由修订法庭法规之专家委员会讨论决定。”美、英接受了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应特别设法促成教育及其他各种文化合作。最后讨论的结果是美、英接受了中国补充意见中的第1、5、7点，[185]这三点建议以外交文件形式通知了苏联，并得到苏联的赞同，之后作为四国修正案的一部分提交旧金山会议，最后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里，从而使联合国的这一主要文件更为全面、准确、严谨。由此可见，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两个阶段都开展了积极的活动，阐明了中国的观点，从而使会议结束时正式发表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明显体现了中国观点。[186]美、英代表也高度评价说，“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187]
在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举行的旧金山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又独立提出了许多见解与提议。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就扩大安理会职权提出了三点修正案：“1.授权安全理事会当发生紧张情势时在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办法；2.授权安全理事会采取办法以实现国际法院的判决；3.授权安全理事会确定向本组织提出请求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应当享有的权利。”[188]这三点修正案突出强调了对安理会权限的扩大，既有利于避免国际联盟在侵略发生后反应迟缓和行动无力的弊病，同时也是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中相应的不足之处的一种修正。例如，建议案中第八章《维持和平及安全之办法》的乙节“和平之威胁或侵略行为之断定以及应付之办法”第二款规定，安理会有权对破坏或威胁和平的行为以及侵略行为作出判断，并须对维持和恢复和平及安全提出建议。[189]尽管如此，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中所提出的维持和平及安全的办法仍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建议案中没有对和平被破坏或侵略行为发生之后、而安理会的建议或决定作出之前这段时间内，安理会应对破坏和平的行为或侵略行为采取临时措施加以制止作出应有的规定；其次，建议案没有就国际法院对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的判决遭到有关当事国拒绝执行时，安理会应该采取的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再次，建议案只要求非联合国会员国承担维护和平的义务，但对非联合国会员国是否具有相应的权利，则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三点不足将直接导致遇有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发生时，联合国应急反应滞后，不能迅速作出决定；或决定作出后无法真正贯彻落实下去，从而使侵略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最终使世界和平被破坏殆尽。而这也正是国际联盟的一个沉痛教训。基于此，中国代表提出了上述三点建议。对这三点建议中的第一项，英、苏均表示赞成，美国虽有迟疑，但最终还是认为这一修正案基于“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束手无策的教训，填补了安全理事会执行程序中的一个空白，因此也表示接受。对第二项，由于美国坚持认为这涉及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主权国家的司法权等复杂问题而表示反对，中国只好保留自己的立场。对第三项，苏联起初稍有疑问，但后来也予以赞同。这样中国三项修正案中的两项被旧金山大会接受，最终列入联合国宪章之中。[190]第二，针对英国的方案，中国代表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问题上，力主“要斟酌地域上的公匀分配”。在5月3日四国小组讨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时，英国重提在敦巴顿会议上被否决的提议，仍要求以各国参加维持和平与安全事业的程度来作为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标准，[191]根本目的在于增加中等国家特别是英联邦国家入选的机会。对此，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并提出对案，建议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必须考虑地域平等分配的原则，以便能给欧美以外的小国、弱国更多更公平的机会。最后，中国提案与英国提案同时作为四个发起国的修正案向大会提出，而中国的提案最终获得大会通过被列入联合国宪章。[192]第三，在有关国际托管目的问题上，中国的主张也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主张托管目的为“自治”，法国草案企图不让置于托管制度下的领土的范围扩大，并且甚至没有预见到殖民地将来的自治。[193]中国草案则指出，“该领土及其居民朝着独立或自治的道路逐渐发展”为托管制度之目的，并保障这些领土上的人民享有某些权利。[194]中国提案中谈到自治之外的独立，遭到了英、法、美的强烈反对，但由于中国的坚持及苏联和广大中小国家的支持，独立两字最终被列入联合国宪章关于托管制度目的之阐述的条文中。
综上所述，中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保障联合国成为有力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国际组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所提出的意见最终能为其他盟国所接受，并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体现，充分表明中国已经具有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决策能力。中国共产党对筹建联合国给予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做出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于这个问题所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195]
(二)中国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调解大国矛盾
由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分两阶段进行的，中国无缘参加苏、美、英三国之间举行的第一阶段会议，因此，中国协调大国关系，缓解矛盾的积极作用主要在旧金山会议上得到了体现。旧金山会议是一次大型的重要国际会议，更是一次有关各国利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制宪会议，与会各国观点、立场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矛盾、分歧如果不能予以缓和、解决，就可能使会议破产。对此，中国代表开展了积极的、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在旧金山会议的预备会议上和正式会议之初，美国和苏联曾经为会议主席问题发生长时间的激烈争执。美国提出，会议应设主席一人，由美国担任，另设副主席三人；苏联力主设立主席四人，由四大国轮流主持会议。英国认为由东道国担任主席，不乏先例；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主席可以有四个，但常务主席只能有一个。这个试图避免冲突的折中方案没有获得美国和苏联的同情。面对美苏间的争执，中国代表团最终决定支持美国方案，同时不能过于强硬地反对苏联的主张。[196]在讨论主席问题的会议上，美国和苏联都曾暗示中国支持自己的意见，[197]但由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都异常坚决，中国可以回旋的余地并不大。主席问题最终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英国提出的折中方案。四主席轮流制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为使美国保全体面，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中国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按照最后协议，全会主席职位实际是要轮流担任的。因为是按照字母次序轮流的，所以第一轮主席就落到中国头上。顾维钧于是向宋子文建议，把全会第一轮主席让给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dward R.Stettinius Jr.)，这样既可以使他在美国公众面前好说话，也可以为美国挽回一点面子。最终斯退丁纽斯主持了第一次全体大会，宋子文被安排主持第二次会议，再往后就按字母次序轮流。[198]
在讨论联合国大会所使用的语言问题上，中国也发挥了居中协调的作用。英、美主张以英语作为大会的正式语言，法国则坚持将法语也列为正式语言之一。当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要求宋子文发言反对使用法语时，宋子文照做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既定方针是支持美国意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宋子文与斯退丁纽斯是很要好的朋友。然而，随后的情况很快表明许多国家都支持法国的建议，法国的提案将获得多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为免美国陷入窘境，又是中国出面圆通，说了一些转弯的话，收回了原先的反对意见，从而也为美国铺下了台阶。之后，法语就被采纳为大会正式语言。[199]
最能体现中国居中调解大国矛盾的事例是乌克兰的委员会主席职位问题的圆满解决。4月29日，中、美、英、苏四大国在为各种委员会配置官员而召开分配小组会议时，美苏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苏联代表希望能将强制行动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分配给乌克兰，但美国代表邓恩不同意，因为这个席位已经内定给南美国家厄瓜多尔，他提议乌克兰可以担任托管委员会主席。中国代表提议，乌克兰可任法律问题委员会主席。讨论的结果是，小组会议决定由乌克兰担任国际法院委员会主席职位，但这些都遭到苏方代表的拒绝。为了得到理想的解决，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会后找到顾维钧，希望他能够提议在讨论过的三个委员会之外，给乌克兰一个委员会主席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顾维钧把任命名单重新做了认真研究后，建议小组对拟分配的主席职位做出一些调整：即把原先给秘鲁的国际法院第十一委员会主席职位给乌克兰，再将原定给卢森堡的司法委员会主席职位给秘鲁。由于卢森堡已经有了一个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职务，因此对卢森堡做工作，使其交出司法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给秘鲁是比较容易的。这样矛盾也随之得到解决了。顾维钧提出的这一方案立即被顺利通过，大家都感到满意。顾维钧之所以能提出令各方都比较满意的调解建议，主要是因为他清楚准确地看到了美苏分歧的症结所在。顾维钧认为，实际上这三个主席职位中的任何一个都能使苏方满意，苏方主要关心的是要取得一个主席职位，不论是哪一个。但是美国代表邓恩的僵硬态度刺激了葛罗米柯，使他坚持为乌克兰争取到强制行动委员会主席职位，这实际上带点意气之争，并不是非要强制执行委员会主席职位不可，于是顾维钧便对美、苏双方加以疏通，提出了前述合理建议，从而成功化解了美苏之间的分歧。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调解能力，而且也反映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度，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矛盾出现后主动要求中方出面调解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方面的有效协调，对于及时化解矛盾，推进会议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为期两个月的旧金山会议中，中国在许多问题上扮演了居中调停、疏通关系的角色。会上争执最多的美苏两国，都十分重视中国的作用。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就对宋子文特别倚重。凡有问题时，斯退丁纽斯总是再三问明宋子文的见解，并要求小国给予支持；而苏联代表也在会议上多次显示了对中国友好、看重中国意见的愿望。这使得中国自然而然居于协调大国关系的地位。在旧金山会议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多方协调，很多事情会闹得不可收拾。而正是中国代表团的无间协作，才使有效的国际合作成为可能。[200]正因为如此，旧金山会议结束时，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邀请顾维钧同杜鲁门总统见面时，告诉总统，在许多委员会上，当形势微妙，需要圆通处理时，顾维钧帮了大忙，作出许多贡献。[201]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有资格在联合国筹建的决策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资格协调大国之间的关系，缓和矛盾；但中国又是四大国中最弱的一个，中国无力也决不会为自己争取特殊利益，因而比其他国家更能够主持公道。正是这种大而弱的微妙地位使中国能在旧金山会议上较好地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
(三)为小国利益代言
在创建联合国过程中，中国始终站在公正立场上，代表弱小国家、民族特别是东方弱小国家、民族的权益，要求联合国在其组织、宪章与活动中坚持反对殖民统治，实行民族平等及民族自决原则。
首先，中国为维护东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对大西洋宪章存在的明显不足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意见。1941年8月中，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明确宣布，英美两国并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两国宣称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待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保证全世界所有人类的自由生活。对此，中国国共两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宣称这是自苏德战争及英德战争以来最好的宣言，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它“是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宣言的发表“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但宪章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宪章仅提摧毁“纳粹暴攻”，而没有涉及日本军国主义，“宣言未提日本之名”。[202]这就为英国在解放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的问题上实行两面政策留下了余地。《大西洋宪章》发表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1年9月9日曾公开强调，《大西洋宪章》之主要目的在于恢复欧洲被纳粹征服各国的主权，并不影响英、美帝国对于印度及缅甸之政策。英国在其亚洲殖民地问题上的这种顽固态度无疑会影响盟国共同作战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影响亚洲被殖民国家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此，蒋介石在1942年1月7日致电罗斯福总统，说明继续西方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将使亚洲人民产生“为保卫目前之统治者，以御将来之统治者，此种牺牲，意义何在”的广泛质疑，从而打击其反法西斯的积极性。因此，蒋介石在电文中促请罗斯福劝勉英、荷“一改其旧日之态度，而示以将来政治以大西洋宪章为基础，此将为对我共同作战之一大贡献”。[203]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曾在内部提出了以《太平洋宪章》来弥补《大西洋宪章》之不足的具体方案。针对《大西洋宪章》各民族自决权原则方面的消极性及涉及对象的局限性，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提出，反法西斯盟国在远东和太平洋方面应强调以下三点：第一，摧毁暴日；第二，民族自决；第三，种族平等。他向蒋介石建议虽不宜采取太平洋宪章之方式，但可提出以下三条普遍性原则作为《大西洋宪章》之补充，即：“一、大西洋宪章，尤其是关于各侵略国武装解除及各国与各民族自决等原则，一律适用于全世界。二、日本之领土，应以其1894年发动侵略政策以前之范围为准。三、各民族及各种族一律平等，为世界和平与进化之要素”。[204]尽管中国为弥补《大西洋宪章》的不足所做的积极努力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却充分反映出中国在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及种族平等问题上的立场，也反映了中国努力维护亚洲弱小国家、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正因为如此，作为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对周边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始终抱有友好感情，对它们的独立要求持积极支持和同情态度，并用实际行动促进《大西洋宪章》中关于民族自决诺言的兑现。如在1942年蒋介石曾为调解英印关系，敦促英国给印度人民以政治上之实权，允许印度自治；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中国坚持要求把“使朝鲜自由独立”写入开罗宣言中等。
其次，中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畅言弱小国家的心声。中国在外交事务中一向十分重视小国的支持，顾维钧曾“特别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努力”。在参加敦巴顿会议之前，中国代表团就把继续争取小国同情作为对会议所抱的希望之一。[205]为此，中国在第二阶段会议中提出了中国或与中国有类似处境的国家和地区所特别关心的一系列问题：区域组织应隶属于世界和平机构之下，目前不宜强调区域组织；一切国际争议应用和平方法解决；以人口、地域、天然资源的等为标准来确定投票权的多寡；何为侵略，应有明确详细之规定；如何应用制裁，也应有具体之规定；赞成道义军缩，建议文化合作；国际安全和平组织应有充分力量，其行动应充分敏活；不主张美、英、苏、中四国享有过大之特权；应该保证新组织所有会员国之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应该以公正原则及国际法作为解决国际争议的基础，等等。[206]这些意见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立场，也表达了其他深受强权政治之害的国家与民族的心声。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作用，是其他三大国所难以替代的。[207]
再次，中国在旧金山会议上为维护弱小国家利益而斗争。在旧金山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一如既往地主持公道、坚持正义，中国在托管制度上所坚持的立场就是最好的证明。与英、美、法等国关于托管目的的观点迥异，中国主张不仅应对托管领土加上“独立”的目标，同时对非自治领土也应加上有关独立的内容。苏联虽也主张托管领土最终走向独立，态度却不如中国坚决。[208]中国的提议遭到了英、美、法、澳、南非代表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托管地人民“多系落后，倘一概以独立为目标，徒尚空谈，不切实际，且独立单位过多，反失团结力量”。[209]中国作为一个有着长期被殖民主义统治历史的大而弱的国家，对小国寄予很大同情，坚持自己在托管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在1945年5月18日的委任统治地小组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曾四次起立发言，态度异常坚决，以致“形成中国与英、美尖锐之对立”。[210]最后争论各方同意应找出一个折中方案。为此，美国代表到中国代表团住处表示，如果中国能在草拟的文件中同大多数国家实现一致，他将建议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一个永久性的席位。对此，中国代表顾维钧坦率地表示，中国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图，但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中国所关心的不仅是托管领土居民的利益，且关心整个世界，甚至还关心管理当局的福利。中国希望看到新托管制度取得成功。[211]中国代表团这种拒绝为自己国家谋取特殊利益的正义立场和公正态度，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致力于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决心，因此受到弱小国家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中国看做其“前途的象征和希望的源泉”。会上，一些小国还找到中国代表团，请其为它们说话。中国替小国说话，虽未能尽如人愿，却体现了弱小国家对中国的信任。此外，中国在旧金山会议上还就有关侵略定义的问题再次表达了看法。会上，墨西哥、埃及、菲律宾、新西兰等许多中小国家都提出须对侵略下定义以便一旦发生侵略行为，安全理事会不必再经复杂繁琐的程序就可立即实施制裁。中国在四个发起国中是惟一支持这一立场的。但美、英、苏三国对此坚决反对，其主要理由是任何事先的定义都无法涵盖一切侵略行为，而未被涵盖的侵略行为则将导致对其实施制裁发生困难。由于美、英、苏三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坚持，最终联合国宪章未对侵略作出定义。[212]尽管如此，中国坚持以维护小国利益为己任的言行还是赢得了与会国家的好评。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创建联合国过程中所起的最突出的作用，是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能尽力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积极表达受强权政治之害和有色人类的心声。[213]的确，作为一个曾长期受侵略压迫之苦的国家，中国在筹建新国际组织时能较为自觉地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平等和种族平等、强调国家主权和独立，中国的这种独特作用，是对联合国公正性的一种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各界对战后建立一个新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投入了高度的热忱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作为反法西斯四大主要盟国之一，中国不仅经历了联合国创建的全过程，而且参与了对联合国的组织构成及运作等问题的决策；作为一个对战后世界没有任何霸权野心的国家，中国在盟国之间尤其是美苏之间出现分歧时，很好地充当了调停人，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僵局的出现；作为一个曾长期遭受殖民之苦的弱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创建中坚持不懈地为维护弱小国家利益而斗争。中国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所作的这些贡献，有力地推动了联合国的成立，从而使反法西斯盟国间的战时合作以另外一种方式有效地延续下来，反法西斯联盟也在盟国合力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得到了维护。
强调美、英、苏三国同盟的西方学者认为，战时外交的首要目标是协调美、英、苏三国的战争努力。[214]但事实上，与美、英、苏三大国一样，中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内公认的抗击侵略的主要国家，中国同这三大国家关系的友好与否直接影响到反法西斯联盟的完整和废存问题。中国力求解决或淡化与其他三大盟国的分歧，从根本上也是为了整个同盟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分歧和冲突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顾全大局的态度，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为维护与这些国家的同盟友好关系作了许多让步，从而为整个反法西斯联盟的存在与延续作出了贡献。此外，中国还以积极推动联合国成立的方式，加强了与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起到维护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作用。
【注释】
[1]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5(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08.事实上，早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就很少或者没有。1940年7月，当莫洛托夫在与日本驻苏大使讨论双方缔结中立条约之可能性时，就苏联援华问题表示，由于苏联忙于本国国防，对华援助是微不足道的。见George Alexander Lensen，The Strange Neutrality，Tallahassee：Diplomatic Press，1972，p.32.关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援华情况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迟至1942年7月，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还发表声明说，以卡车和马车运送的苏联援华物资仍在继续流入中国。Moore认为，导致混乱的原因可能在于“军用”与“民用”物资的差别，前者无疑是已经停止运输，而诸如石油、卡车等民用物资则未彻底停止运输。H.L.Moore．Soviet Far Eastern Policy 1931-194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5：130．
[3]导致中苏关系转冷甚至恶化的原因有多种，苏联停止援华仅是其中之一。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导致的苏联和国民党之间长久以来的相互戒惧、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纠纷、《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过分倚赖美国而对苏联的重视减弱等都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此外，国共两党的冲突对中苏关系也有影响。台湾学者薛光前评论说：“中苏关系自1940年以来因政府部队和中共部队不断增长的冲突而一直恶化。”见薛光前：《八年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4页。
[4]Arthur C.Hasiotis．Soviet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from 1928 to 1949．New York：Garland Pub.，Inc，1987：105～109(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177页。
[5]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6]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230页。
[7]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4页。
[8]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64．
[9]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10]Arthur C.Hasiotis．Soviet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from 1928 to 1949：124．
[11]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66-167．
[12]《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听其报告苏联政府对新疆盛督办之态度并表示凡关于新疆之事应与我中央政府直接交涉不可与盛督办迳行谈判谈话纪录》，1942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二)［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43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13]Hasiotis，Arthur C.，Soviet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from 1928 to 1949：209-215．
[14]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245页。
[15]协议内容包括：“新疆党化。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自上而下地发展国民党组织；新疆遴选干部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轮训；在新疆传布三民主义；物资交流问题；对外政策方面，新疆与国民党中央步调一致；新疆内部的整肃问题。”见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第234页。
[16]《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自重庆呈蒋委员长报告拟具收复新疆主权方略一件呈请签核报告》，1942年7月1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438～440页。
[17]《外交部自重庆呈蒋委员长报告为矫正苏方在新之非法行动拟具对苏方针及实施步骤呈请签核代电》，1942年10月2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445～446页。
[18]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171.Arthur C.Hasiotis．Soviet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from 1928 to 1949一书中，注明是1942年9月5日。见该书第126页。
[19]J 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171-173.苏联从新疆撤退的步骤、过程可参阅Arthur C.Hasiotis．Soviet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from 1928 to 1949一书。
[20]“Memorandum by 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Vincent)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Chungking，October 7，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245(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1]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174．
[22]《新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自迪化致外交部报告苏联派机轰炸我军之用意及建议转呈蒋委员长立派军事及外交大员来迪化会商电》，1944年3月1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457页。
[23]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4]《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告以我剿匪军队在新省东北遭到套有红五星徽飞机轰炸情形并请苏方与我合作调查此项飞机之来源谈话纪录》，1944年3月1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458～459页。
[25]《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关于苏联飞机轰炸新疆我军一事我政府正研究应采取之步骤电》，1944年4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16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6]转引自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7]“General Hurley’s Talk With Mr.Molotov”．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7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8]Garver认为，蒋介石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原因，一是担心苏联势力扩张吞并新疆和东北；二是担心苏联武装中共；三是担心苏联将中国排除在筹建中的联合国安理会之外。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205．
[29]《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告知最近发生而与远东战事发展有密切关系之重大事件电》，1944年3月1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164页。
[30]《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关于苏联飞机轰炸新疆我军一事我政府正研究应采取之步骤电》，1944年4月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167页。
[31]《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建议暂时搁置外蒙、新疆边境事件电》，1944年4月1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167页。
[3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356-357．
[33]［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87页。
[34]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225页；转引自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第262页。
[35]“The Wallace Mission，1944”．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57.［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69～17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36]《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访赫尔国务卿晤谈关于中美合作、国际合作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4年6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174页。
[37]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第262页。
[38]《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主席说明对中央政府只用政治方法解决与中共之谈判表示满意及正在切实筹思以促成中、苏代表会议电》，1944年7月1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877页。
[39]罗志刚著：《中苏外交关系研究》，第266～268页。
[40]［美］哈里曼等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48页。
[41]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71．(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黄修荣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2]黄修荣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450页。
[43]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第270页。
[44]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45]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6]《顾问事务处长卜道明自重庆呈蒋委员长报告苏代办司高磋答复新省问题之谈话内容报告》，1944年11月2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462页。
[47]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8]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411页
[49]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第144页。
[50]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第156页。
[51]关于中英在东三省问题上纠纷的论述并不多见，本文有关这一问题的阐述系引用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5页。
[52]Stephen G.Craft．V.K.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152．
[53]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54]“The Lend-Lease Program，1941-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27．
[55]李荣秋：《珍珠港事变到雅尔塔协定期间的美国对华关系》，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2页。
[56]Mark D.Roehrs and William A.Renzi．World WarⅡIn the Pacific，M.E.Sharpe.Inc，2004：182．
[57]Gaddis Smith，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Wiley，1965：6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美］舍伍德，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73～474页，第556页。
[58]［英］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外政策》(Sir U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i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4卷，伦敦，1975年，第522页。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抗战外交》，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59]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3：14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60]［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61]Keith Sainsbury．The Turning Point：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and Teheran Conferenc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45-146(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62]Russell D.Buhite．Patrick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London，1973：241.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抗战外交》，第216页。
[63]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第158页。
[64]《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华盛顿呈蒋委员长报告在太平洋会议与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商谈关于增进对华空运及请英、美执行攻缅之决议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3年5月2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简称《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23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65]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第160页。
[66]“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Washington，September29，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641-64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67]“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Washington，July3，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626．
[68]“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Embassy，Aide-Memoire，Washington，May15，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630.
[69]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147页。
[70]《驻英大使顾维钧、财政部次长郭秉文致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报告借款协约修正草案主要更改之点电》，1942年5月1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269页。
[71]《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重庆呈蒋主席报告关于英国五千万镑借款接洽经过情形节略》，1943年11月(原件日期不详)。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281页。
[72]《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重庆呈蒋主席报告关于英国五千万镑借款接洽经过情形节略》，1943年11月(原件日期不详)。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281页。
[73]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142．
[74]Arthur N Young．China and Helping H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63：231-234(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75]Gaddis Smith．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7．Gaddis认为，美国决策层中对待中国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霍恩贝克为代表的国务院远东事务专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战争的结果和世界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因而力主美国大力援助中国抗日，反对先德后日战略；一种是以罗斯福及其在白宫的顾问为代表的人们的观点，他们认同霍恩贝克关于中国重要性的看法，把中国放在与苏联和英国同等的水平线上。但罗斯福的军事决定却与其言论不符，他对蒋介石有所承诺，但却从未背弃德国第一战略；第三种是美国驻华外交人员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在打败轴心国的战争中仅有极小的价值，美国把中国看成一个军事大国，把蒋介石看成一个无可比拟的领导人是危险的。中国仅有通过内部改革，战争能力才可以得到改善。
[76]Margaret B.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Berne：Peter Lang Publishers Ltd，1986：265(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77]Reardon-Anderson，James．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30．
[78]Arthur N.Young．China and Helping Hand：147．
[79]Arthur N.Young．China and Helping Hand：350．
[80]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1953：159(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81]Margaret B.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 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137．
[82]《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指示与美政府坦白商讨史迪威之态度与心理并请其政府重新协商参谋长之职权电》，1942年7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10页。
[83]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175．
[84]“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to the Chines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Soong)，Chungking，April 19，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33-34．
[85]李荣秋：《珍珠港事变到缅甸沦陷期间的美国对华关系》，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九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399页。
[86]［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87]Romanus，Charles F.and Sunderland Riley．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78-79．
[88]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169．
[89]《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讨论关于在印之轰炸机被抽调至埃暨A-29式轻轰炸机改道赴埃等谈话纪录》，1942年6月2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168～169页。
[90]《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嘱其将保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之需要三项编入中国战区军事活动总计划中谈话纪录》，1942年6月2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173～174页。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172．
[91]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92]1941年2月7—27日，居里第一次访华，以了解中国的经济情况，讨论援华问题。
[93]［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49页。
[94]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86页。
[95]《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对中国不得参加英、美联合参谋会议表示遗憾及对中美邦交日渐隔阂之原因有所探讨谈话记录》，1942年7月2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635～636页。
[96]《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续商史迪威将军事及两重地位个别职务之划分问题谈话纪录》，1942年7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667～668页。
[97]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224.［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www.daowen.com)
[98]Keith Sainsbury．The Turning Point：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and Teheran Conferences：287； 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2：9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99]［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136页。
[100]《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接受先将德国击溃之战略并请继续贷予十万万元之借款及增强中国战区空军之实力电》，1943年12月(原电日期不详)。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287页。
[101]《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接受将缅甸之总攻势展期之建议并请允予财政之协助及空军与空运之增加电》，1943年12月1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289页。
[102]《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说明希望我驻滇部队开始向北缅作战以支援英、美部队由印向前之努力及准备由中国境内实施对日本本土之长程空战电》，1943年12月2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290页。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 D.C．1956：79-80(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03]《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不能同意派我驻滇部队开始向北缅作战之计划但同意由中国境内实施对日本本土之长程空战电》，1943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汇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291页。
[104]《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表示同意在华长距离轰炸机根据地亟需有足数之战斗机保护并说明反攻缅甸战事虽已展期但仍请利用各种有利机会电》，1943年12月2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292页。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297．
[105]《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说明缅北之形势已到达一重要阶段希望命令云南华军策应对缅之作战电》，1944年3月2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295～296页。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305．
[106]《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告以中国战区最近形势险恶情形及决由云南方面尽量抽调军队空运印度增加列多方面之实力电》，1944年3月2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297～298页。
[107]《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请令滇西方面之远征军迅即前进占领腾冲、龙陵区域电》，1944年4月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299页。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310．
[108]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312；Margaret B.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116．
[109]“Roosevelt-Churchill-Chiang Meeting，November26，1943.Editorial Note”．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1943：366；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98．
[110]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97页。
[111]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12]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第118页。
[113]Arthur N.Young．China and Helping Hand：283．
[114]《蒋主席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不能同意美财政部有关阻抑中国通货膨胀之建议及希望美国给予中国十万万美元借款或由美政府负担在华美军一切费用电》，1944年1月1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361～363页；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第119页。
[115]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382．
[116]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46．
[117]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380．
[118]《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建议将史迪威自缅照会置于委员长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电》，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34～635页。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383．
[119]［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50页。
[120]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59页。
[121]《蒋委员长自重庆致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华军与美军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并望派一全权代表以调整委员长与史迪威间之关系电》，1944年7月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37页。
[122]《蒋委员长自重庆致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指示答复罗斯福总统关于调整史迪威职权事之询问时应注意各点电》，1944年7月1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38页。
[12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45～646页；Brian 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6，p.261．
[12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53页。
[125]《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请对于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一事尽早作必需之措置并说明对于拨发租借物资正拟另订一新程序使史迪威不负此项责任电》，1944年8月2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54～655页。“President Roosevelt’s Messages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July-August 1944”．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67．
[126]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574～575页。
[127]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缅甸作战》，下，(《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之一)，南京：中华书店，1987年版，第148页。
[128]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67页。Bevin Alexander．The Strange Connection-U.S.Intervention in China 1944-1972．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13(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29]Bevin Alexander．The Strange Connection—U.S.intervention in China 1944-1972：13．
[130]Bevin Alexander．The Strange Connection—U.S.intervention in China 1944-1972：13．
[131]《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请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同时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电》，1944年9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58～659页。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445．
[132]Bevin Alexander，The Strange Connection—U.S.Intervention in China 1944-1972，：14．
[133]Paul Gordon Lauren，The China Hands’Legacy：Ethics and Diplomacy，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7：9．
[134]《蒋委员长自重庆致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并转蒋夫人告知对赫尔利谈话嘱其转致罗斯福总统之要旨及另交其备忘录一份要求撤换史迪威等情形电》，1944年9月2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75页。
[135]转引自［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72页。
[136]《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同意委任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保证对于缅甸战事尽量合作电》，1944年10月2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89～690页。
[137]Reardon-Anderson James．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48.史迪威被召回在美国舆论界产生的影响是复杂而耐人寻味的。除极少数人对中国政府进行批评外，大部分报刊杂志的论调是相当缓和的，仍主张支持有很多缺点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些刊物甚至将批评矛头指向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指责他不该要求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而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则并非完全不合理。见T.Ch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18-122．
[138]《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赫尔利将军听其报告与史迪威谈话之经过情形及交换关于中美联军统帅人选之意见谈话纪录》，1944年9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67页。
[139]［英］F.C.琼斯等著，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1942—1946年的远东》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60页。
[140]史国纲：《改组国联的一条路径》，《东方杂志》，第31卷(1934年)，第4号，第7～8页。时昭瀛：《改造国联之途径》，《东方杂志》，第33卷(1936年)，第19号，第40页。
[141]时昭瀛：《改造国联之途径》，《东方杂志》，第33卷(1936年)，第19、40页；国纲：《国联的前途》，《东方杂志》，第33卷，第11号，第2页。
[142]张道行：《国际和平机构的组织问题》，《新中华》复刊第一卷(1943年)，第七号，第18页。
[143]张冀枢：《战后和平机构之我见》，《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号，第17页。
[144]金通艺：《中日事件失败后国联应如何改造》，《东方杂志》，第30卷，第13号，第9页；张冀枢：《战后和平机构之我见》，《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号，第17页；史国纲：《从国联盟约说到战后国际机构》，《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1号，第10页。良辅在《大厦谷战事与国际联盟》(《东方杂志》第32卷，第6号)一文中，也主张对会员国脱退国联进行限制。
[145]金通艺：《中日事件失败后国联应如何改造》，《东方杂志》，第30卷，第13号，第10页。
[146]张冀枢：《战后和平机构之我见》，《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号，第17页；张道行：《国际和平机构的组织问题》，《新中华》复刊第一卷(1943年)，第七号，第19页；史国纲：《从国联盟约说到战后国际机构》，《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1号，第9页。
[147]张冀枢：《战后和平机构之我见》，《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号，第17～18页。金通艺：《中日事件失败后国联应如何改造》，《东方杂志》，第30卷，第13号，第10页。
[148]余协中：《战后世界永久和平方案的检讨》，《东方杂志》，第40卷(1944年)，第3号，第2页。
[149]张明养：《论战后的国际组织》，《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5号，第1页。
[150]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4号，第6页；史国纲：《战后国际机构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4号，第9页。
[151]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4号，第6页；张明养在《论战后的国际组织》一文中，也主张战后的世界组织应采取混合性组织，但须以世界组织为主，分区组织为副，因为如果着重区域组织，那么区域组织上面的世界组织一定是个空洞的机构，没有充足的力量去维持世界和平；而且如以区域组织为主，则各区域组织间能否不因利益的冲突而发生纠纷，形成不能相容的对立集团，实很难预料。见于《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5号，第4页。
[152]汪叔棣：《战后世界机构论》，《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3号，第4页；杜光埙在《论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一文中也强调未来国际组织应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之下，承认大国特别的权利与责任(《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4号，第18页；陈安仁：《战后世界和平机构之建设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8号，第5页。
[153]翟楚：《建立世界和平的程序与原则》，《东方杂志》，第41卷，第3号，第8页；陈安仁：《战后世界和平机构之建设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8号，第5页。
[154]杜光埙：《论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4号，第18页；史国纲：《从国联盟约说到战后国际机构》，《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1号，第9页；余协中：《战后世界永久和平方案的检讨》，《东方杂志》，第40卷(1944年)，第3号，第8页；陈安仁：《战后世界和平机构之建设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8号，第5页。
[155]史国纲：《怎样维持战后的世界和平》，《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9号，第5～6页；史国纲：《从国联盟约说到战后国际机构》，《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1号，第10页。
[156]杜光埙：《论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4号，第18页。
[157]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4号，第6页。
[158]张明养：《论战后的国际组织》，《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5号，第4页。
[159]史国纲：《从国联盟约说到战后国际机构》，《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1号，第9页；陈安仁：《战后世界和平机构之建设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1943年)，第18号，第5页。
[160]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6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593页。刘少华《中国与联合国的创建》(《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一文中，据此认为中国政府是最早提出建立战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这一主张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思想与主张最早见于《大西洋宪章》中提出的战后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一语，认为这是未来国际组织的同义语(《世界历史》，1985年第12期，第1页；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李铁城：《联合国的建立与中国的贡献》，《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七版)；金光耀在《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五届六中全会宣言中的提法仅仅是一般性呼吁，国民政府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考虑在战后参与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的国际组织的，此前的所有相关提法均没有落实到决策层面。
[162]《大公报》，1940年1月2日第三版。
[163]《中央日报》，1940年1月23日第三版。《大公报》，1940年1月23日第三版。
[16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742页。
[165]《新华日报》，1942年1月10日第一版；1942年6月15日第二版。
[166]《大公报》，1942年10月12日第二版。
[167]《蒋夫人在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讲讲词》，1943年2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799～801页。
[168]《新华日报》，1943年3月22日第二版。
[169]《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华盛顿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英外相艾登晤谈关于攻缅计划、战后国际组织等问题之谈话情形及英、美间讨论欧亚、印度、属地监护等问题之情形电》，1943年4月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160页。
[170]《大公报》，1943年7月7日第二版。
[17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401～402页。转引自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7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401～402页。转引自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第320页。
[173]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76页。
[174]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台北：“国史”馆，2001年版，第68～7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75]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附录《开罗会议的摘要记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8页。
[176]《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自重庆呈蒋委员长关于开罗会议日志》，1943年11月(原件日期不详)，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528页。
[177]《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自重庆呈蒋委员长关于开罗会议日志》，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525页。
[178]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29页。
[179]王真在《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提出，中国在创建联合国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参与决策，二是组织协调，三是代表小国利益。李铁城在《联合国的历程》一书中认为，中国为创建联合国作出的重大贡献包括：中国以实际言行补正大西洋宪章的不足、坚持为弱小国家利益讲话和国共两党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对旧金山会议作出重要贡献三大点。本文内容吸收借鉴了他们的成果。
[180]《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自华盛顿呈蒋主席报告已将送达英美代表之我方对世界和平机构会议之意见之草案全文托朱武官带呈电·附件》，1944年8月2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875～887页。
[181]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401～407页。
[182]FRUS，1944，Vol.1：864-865.转引自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82～183页。
[183]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83页。
[184]最后发表的建议案中对侵略定义没有进行规定，史国纲在《国际组织建议案的检讨》(《东方杂志》，第40卷，第21号)中认为，这是建议案的一个最显著的缺点，它可能使制裁的行动无法迅速，而终致失效。
[185]FRUS，1944，Vol.1：865-866.转引自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83页。《战时外交》(三)，第891页。
[186]陈鲁直，李铁城：《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187]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422页。
[188]［苏］克里洛夫著，张瑞祥等译：《联合国史料》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8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89]［苏］克里洛夫著，张瑞祥等译：《联合国史料》，第一卷，第44页。
[190]《大公报》，1945年5月28日。转引自刘少华：《中国与联合国的创建》，《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14页。
[191]［苏］克里洛夫著，张瑞祥等译：《联合国史料》，第一卷，第84页。
[192]Docu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24，转引自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86页。《联合国宪章》，方连庆：《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193]［苏］克里洛夫著，张瑞祥等译：《联合国史料》，第一卷，第143～145页。
[194]［苏］克里洛夫著，张瑞祥等译：《联合国史料》，第一卷，第145页。
[1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196]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497页。
[197]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517、519、521页。
[198]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523页。
[199]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520页。
[200]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515～516页。
[201]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534页。
[202]《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93～194页。
[203]《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申论对殖民地态度与战争之关系及请其劝勉英、荷改变旧日对殖民地之态度电》，1942年1月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154～155页。
[204]《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自重庆呈蒋委员长报告大西洋宪章之缺点及拟具补充大西洋宪章联合宣言文稿呈请核定签呈》，1942年7月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797～798页。
[205]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420页。
[206]《我政府关于国际安全和平组织问题之主张》，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832～835页；李铁城：《联合国的历程》，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07]李铁城：《联合国的历程》，第84页。
[208]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461、463页。
[209]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447页。
[210]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463～464页。
[211]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530～531页。李铁城：《联合国的历程》，第86页。
[212]转引自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87页。
[213]李铁城：《联合国的历程》，第87页。
[214]Robert A.Divine，The Age of Insecurity：America，1920-1945，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6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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