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迪威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调整

1944年7—10月，中美两国围绕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而进行的交涉使中美战时矛盾达到了顶点。1944年4月，在缅北战役滇西出兵问题上美国对蒋介石压力政策的成功，为史迪威指挥权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缅北反攻战进行之际，侵华日军经过充分准备，于1944年春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攻势(即豫湘桂战役)，希图夺取并摧毁美国在华中、华南地区的空军基地，使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能从这里出发攻击日本本土，同时打通从华北到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在豫湘桂战役中，中国军队丧师失地，遭遇了结盟抗日以来的最严重溃败，中国战场再现危机。

美国军方对中国局势深为担忧，他们担心日军的进攻会导致中国战场的崩溃，进而影响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为阻止中国战场可能的崩溃，马歇尔等人于7月4日向罗斯福建议“要求蒋委员长任命史迪威统率中国全部军队”，因为“仅有史迪威是能统率中国军队与日人对垒的唯一人物”。为了提高史迪威的威望，“减少对内外之困难”，他们还建议“升史迪威为陆军上将”。^[115]在此之前，马歇尔曾于7月1日征求了史迪威本人的意见，史迪威同意授予他本人以指挥权，前提是共产党军队必须包括在内，且他有以租借物资来武装共产党军队的权力。^[116]他估计到蒋介石不会接受这种安排，但又认为，如果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一封语气非常强硬的信，强调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和中国忽视军队而肯定要遇到的严重困难，并明确指出重症需要下猛药，这样蒋介石就可能会被迫将指挥权交给他。^[117]于是，罗斯福于7月7日致电蒋介石称，日本侵华造成的严重局势不仅使中国政府受到威胁，而且影响到美国在华的基础。因此，“欲挽救危局，余认为必须采取紧急之处置。鉴于现状之危急，余意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罗斯福表示，尽管深知蒋介石不满史迪威，但除他之外，“无其他人员有如此能力与力量，以及有此种果敢之决心，以排除现使中国及吾人全般制日计划感受威胁之困难者”。罗斯福表示，史迪威将被晋升为上将，要求蒋介石立即将史迪威从缅甸召回中国，“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用以抵抗敌人之进占”。^[118]

对于罗斯福的这一强硬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内部许多人都非常敏感。撇开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私人矛盾不说，罗斯福要求蒋介石交出指挥权的行为，在蒋介石看来，显然是“其必欲干涉之心，昭然若揭矣”。^[119]蒋介石的幕僚认为，美国之所以压迫中国以取得中国的统帅权，一是为利用中国战场以打击日本；二是为准备进入华北东北后对苏协同作战之地步；三是为控制中国市场而先控制中国之军权与政治，以为尔后之张本。^[120]更让蒋介石等人不能容忍的是美国武装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明显意图。显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政府成员都不愿意接受罗斯福的要求。但考虑到中美关系的特殊性，考虑到重庆有求于华盛顿，不便过早得罪美国，因此，蒋介石没有断然拒绝罗斯福的要求，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

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首先表示原则上赞同罗斯福授史迪威以指挥全权的建议，接着他就提出，“中国军队与政治之内容不如其他国家之简单，更非如在缅北作战少数华军之容易指挥者可比”，仓猝行事不仅不能于中国战局有所补益，反而会加剧中国军事的不利局面。因此，他认为“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可使中国军队对史将军能绝对指挥，而毫无阻碍”。他还特别希望罗斯福能“派遣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且能有远大之政治目光与能力者”，得以随时进行合作，并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增进中美合作之效率。^[121]此电要旨有二：一是要求准备时期；二是请派政治代表面商。表面看来，蒋介石的态度颇有商量余地，但在给当时正在美国的孔祥熙的电报中，蒋介石明确指出，罗斯福电中“以物资支配权完全集中于史个人，而我政府不能预问，以及包括共产军在内二点，关系于合作前途最为重要，若不改正其观念，则必引起全国军民不良之反响”。^[122]7月15日，孔祥熙在谒见罗斯福时，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但罗斯福虽允诺考虑派私人代表来华，却不改初衷，坚持要求蒋介石尽快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7月23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虽然表示，“罗总统之主张与计划，无论其对中国、对国际，我国无不乐从”，愿意接受罗斯福将中国军队指挥权授予史迪威的建议，但却对实行此事的前提进行了规定，这就是：(一)应顾及中国之政治环境；(二)应顾及中国军队与人民之心理；(三)应使史将军在余命令之下指挥军事能圆满顺利，确实有俾于共同作战之进行。蒋介石进而对史迪威所能统率之中国军队作了限制，即“为国民政府统辖下在前线参加作战之军队”，指挥之范围与办法，另行规定。至于共产党军队能否在内，“当视该军以后能否即时接受中央政府之军令与政令而定”。蒋介石还要求在任命史迪威之前，先行确定史迪威的职权、名称、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此外，蒋介石还要求掌握租借物资的分配权。^[123]显然，在诸多限制之下，蒋介石同意交出指挥权的让步毫无意义。史迪威的指挥权实际被限制在指挥直接与日本作战的部队，并且由于蒋介石将控制租借物资的分配，史迪威原有的权力也会被架空。但罗斯福并不打算因此而改变最初的想法。他在8月10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坚持要求迅速授予史迪威指挥在华军队的全权，并通知说，已经决定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124]8月23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催促他尽快采取行动，让史迪威指挥在华军队。对蒋介石不允许武装中国共产党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一事，罗斯福表示：“归属史迪威将军指挥之部队，除非其不能有效防御中国及对日作战外，均应归其指挥，当此敌人正向吾人进迫之危险中，对于任何能打击日本者之助力，似不宜予以拒绝也。”对于蒋介石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权的要求，罗斯福表示：“正拟另定一种新程序，而使史迪威不负此项责任。”^[125](www.daowen.com)

1944年9月6日，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从9月8日至12日，中美双方就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谈判。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总算达成初步协议，蒋介石被迫答应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指挥作战，但作战计划必须经蒋介石核准，对所辖部队的任免奖惩须依中国法令行事，等等。^[126]

正当指挥权问题即将解决时，史蒋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新的争论，使中美关系紧张到了极点。中美就指挥权问题进行谈判之时，缅北滇西的反攻战正在进行之中，战斗十分艰难、残酷。远征军于4月中旬渡过怒江后，即兵分两路，向腾冲、龙陵发起进攻。由于日军依赖坚固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远征军牺牲惨重却进展缓慢。9月上旬，日军第二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在龙陵合力夹攻远征军，新编第三十九师几乎全军覆没，第七十六师也遭重创。^[127]蒋介石担心，一旦进攻腾冲、龙陵的远征军受挫，日军会乘胜反攻，渡过怒江，进攻昆明。因此，蒋介石在9月8日和11日两次要求史迪威调在密支那的驻印军去攻打缅北重镇八莫。如此，在龙陵作战的日军必回师八莫，龙陵远征军的压力便可减轻。9月15日蒋介石再次要求驻印军在一周内进攻八莫，否则便将远征军调回昆明。^[128]对此，史迪威自然不能同意。在与蒋介石的意见相持不下时，他将争论情况电告马歇尔。这封电报是灾难性的，它导致蒋介石与罗斯福的激烈对抗。^[129]当史迪威的电报送到魁北克美英首脑会议时，美军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正在为英国同意夺取仰光北部的飞机场和通过两栖行动占领缅甸的港口而高兴，蒋介石的要求及其将远征军撤回昆明的威胁，无疑对美英好不容易达成的缅甸作战计划泼了冷水。^[130]罗斯福愤怒地发出一封类似最后通牒式的电报。9月19日，史迪威把电报及中文译稿当着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和其他几位军委会成员的面交给了蒋介石。电报分析了缅甸战场的形势，口气严厉地指出，如果远征军配合缅甸方面的作战继续进攻，通向中国的陆路交通就会在1945年初打通；反之，如果不向滇西派遣增援部队，甚至撤退远征军，中止滇西的进攻，那么远征军已经作出的牺牲就将毫无价值，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的一切机会都将丧失，并会立即危及“驼峰”航线。果真如此的话，“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及负完全之责任”。电报严厉指责蒋介石在任命史迪威问题上拖延行事，造成中国东部作战重大损失，要求蒋介石立即补充怒江方面的军队，加紧继续推进，同时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131]美国的高压政策和罗斯福对蒋介石如同教训下属一样的强硬态度最终激怒了蒋介石，自觉受到奇耻大辱的蒋介石将责难目标对准了史迪威，指责史迪威“不打算与我合作，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132]他还指责史迪威“与共产党有阴谋”，妄图推翻国民党政府，^[133]因而坚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尽管赫尔利劝说蒋介石慎重考虑自己的决定，史迪威也在使用中共军队问题上主动作出了让步的姿态，但蒋介石坚持要求美国将史迪威从中国战场调离，他在给美国的孔祥熙和宋美龄的电报中表示，此事关系“中国立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不能不下最后之决心”，即使“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也在所不惜。^[134]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肯轻易收回成命。在罗斯福犹豫不决之时，在华的总统特使赫尔利站到了蒋介石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史迪威与蒋介石个性不合，“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135]在“失去中国”的威胁下，罗斯福在10月18日电告蒋介石，他决定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将军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他还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军官应在目前局势中承担指挥中国军队的职责。两天后，蒋介石复电说，愿意委任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对于缅甸战事，他“保证尽量合作”，并主动提出由魏德迈主持分配租借物资。^[136]尽管在有些人看来，史迪威被召回表明“美国现在至少是消极地支持一个在中国不受欢迎和不被信任的政权”，^[137]但它毕竟使中美之间的这场严重危机在没有导致同盟破裂的情况下过去了，因此，对反法西斯联盟的维护来说，其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应当承认，中国政府在指挥权问题上同美国的斗争是有道理的，因为“军队乃国家之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138]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之全权虽然是出于对日作战的考虑，但在客观上却将导致“一名美国指挥官作为中国政务和军务的真正主宰者。这实际上不仅是要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卫星国，而且几乎是要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如果蒋介石继续执政的话，他将像幼儿一样受管教，让别人指挥如何管理政府”^[139]。这种局面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任何一个盟国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中、美两国曾经就指挥权问题达成过初步协议，结合蒋介石拒绝武装中共军队抗日，对持有这种主张的史迪威更是必欲去之而后快，为此不惜破裂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行径，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蒋介石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更注重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权威和他个人的独裁地位；在抗日与反共之间，此时的蒋介石更倾向于后者。这种自私的盘算，对中美抗击日本侵略的共同事业、对中美同盟关系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综上所述，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同盟关系经历了三次大的危机，两国都对危机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美分歧初现之时，中国的应对态度是比较恰当的，适时的让步有利于同盟关系的协调和维护；在缅北反攻作战问题上产生的中美分歧，中国应负较大的责任，在同盟作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固执地按兵不动的行为是很不光彩的，它严重伤害了同盟国战斗情谊，在盟国间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美围绕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进行的斗争虽然各占道理，但蒋介石为了赶走在对日作战中战绩卓著的史迪威而不惜破裂同盟的做法也是可鄙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处理中美分歧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固性和反动性不能不引起盟国的反感，从而推动着他们开始认真关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