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歧初现与中国的对策

缅甸保卫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之间的第一次联盟作战，也是中、美出现分歧的起点。由于种种原因，缅甸保卫战失利，中国对外唯一的陆上交通线滇缅路也被切断。对于失败原因，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与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互相诿过。史迪威批评蒋介石战术离奇，背地里遥控指挥全部入缅中国军队，或者越过史迪威直接向部队发号施令，致使部队不听调遣，贻误了战机。蒋介石则指责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使缅甸战役失败“全在战略之失败”，且史迪威战役失败后“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而彼亦并未对我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显然，从中美之间的第一次真正协同作战开始，两国之间已经显露不协调的端倪。

随着中美合作的正式展开，分歧也接踵而来。中国之所以特别看重对美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最有能力提供中国所急需的作战物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与中国一样成为直接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中国满以为反法西斯联盟的缔结将意味着美国援华抗日物资源源不断、滚滚而来，但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年里，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77]1941年美国运交中国的物资总价值为2582万1千美元，占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1.7％。^[7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虽增加了对华物资的供应量，但与对英、苏的供应相比，从1942年到1944年，中国所得物资在美国全部租借物资中的比重却下降为1.5％、0.4％和0.4％，^[79]实际供应状况反不如前。到1942年暮春，在美国积存的援华租借物资达14.9万吨，在印度积存的达4.5万吨。^[80]缅甸保卫战失败后，这些物资运到中国的前景变得十分黯淡，军火分配委员会便开始稳步收回中国的这些库存物资转拨他处，并削减本打算运到中国的新的租借物资份额，从而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援华租借物资少且不说，关键的是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仍掌握在美国人史迪威将军手中。美国援苏、援英租借物资都是由苏、英自由支配的，唯独援华租借物资却不由中国自由支配，这使蒋介石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大主要盟国首脑中唯一不能对援华租借物资行使直接权力的人”。^[81]在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看来，这无疑是对中国的歧视。6月28日，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将租借法案中已经拨给中国航空公司之飞机，转拨两架于宋美龄领导的航空委员会使用，遭到史迪威的拒绝。这使蒋介石感到“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而后可”，激愤难平。7月2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与美国政府就史迪威的职权重新协商。他认为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应服从统帅命令，参谋长工作并不包括获取器材在内，史迪威一方面以总统代表资格管理租借器材，而一方面对供应华军之武器不负任何责任，任由个人好恶喜怒而以施恩示惠之态度加于统帅，是违背了美国政府的本意。因此，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内既任参谋长职务，则其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否则必致军事、政治皆发生不良之结果”。^[82]罗斯福要马歇尔起草答复草稿。在征得罗斯福同意后，马歇尔在7月14日回复宋子文说，根据法律，史迪威是总统代表，有与参谋长不同的身份；即便召回史迪威，其继任者对援华租借物资的权力依旧不变。蒋介石得知此讯后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他忿忿地说，如果总统打算给他这样的信息，那中国战区就完蛋了。^[83]白宫又很快告知宋子文史迪威的双重职权不会改变。(www.daowen.com)

除了有关租借物资及其控制权问题上的分歧外，蒋介石和中国政府对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中没有中国代表尤为不满。中国政府认为，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发起国和在亚洲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中国应当在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中享有发言权。否则，即是对中国的轻慢和不平等。1942年3月，熊式辉率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赴美时，蒋介石要他力争加入联合参谋长会议及军火分配委员会中，但没有成功。4月19日，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向罗斯福当面呼吁。他痛切地说：“就近事观察，我深觉你有和罗斯福总统作一坦白会谈之必要，谅他也不致于误会。你也知道我必须经常为美国向我们同仁辩护。他们总觉得美国对华态度与他国对华态度无异，而且在联合参谋会议与军事物资供应等重要问题上，美国对中国亦未与英、苏一样同等看待，而只把中国视同一个被监护者而已。罗斯福总统是中国亲密之友人，我们也报之以诚挚之友谊。我们把中国军队置于美国人指挥之下，并且一直支持美国的政策，有时甚至违反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忠实而又毫无保留的贡献于联合国的目标。……如果将来美、英联合参谋首长会议及其军火分配委员会不予扩大，以便中国加入，则中国不啻棋赛中一走卒而已。我访问印度，甘地告诉我：‘他们永不会自动平等对待印度，他们为什么不允许贵国参加他们的参谋会议呢？’倘在战争的紧急重压之下我们就受到此种待遇，则在和平会议时我们的地位又将如何？你必须强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并将维持我们独立自主的地位。”^[84]宋子文在把这封信转交罗斯福时又加上：“最后蒋委员长深感他对于严重影响中国前途之主要战略决定完全隔膜。联军是否将从澳洲发动攻势？缅甸是否将予确保？联军将采取何种措施以维持印度洋之交通线？中缅印战区将获得何种空军力量之支持？对于此等重大问题蒋委员长却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85]但是罗斯福虽然赞成中国不仅会在东亚，而且会在全世界为维护和平、繁荣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却对中国参加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一事采取回避态度。他只告诉蒋介石，任何同他伟大的国家有关的问题，都不会在不同中国代表全面合作之前就付诸行动。4月27日，熊式辉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再度提出要求，马歇尔婉言拒绝。

尽管中国在与美国结盟之初就在上述诸多问题上心存不满，但为避免影响同盟的团结和美国援助中国的热情，蒋介石和其他政府领导人“忍住了，没有批评美国政府，并在抱怨时设法克制这种辛酸”。^[86]然而，原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的转移最终捅破了遮盖中美分歧的窗户纸。第十航空队的主要任务是确保“驼峰”运输线的正常运行，并在接到命令时从中国战区执行攻击任务。^[87]但在1942年6月25日，史迪威接到命令，第十航空队全部重型轰炸机飞援埃及，同时正在来华途中的一个A-29轻型轰炸中队也改赴埃及，转拨英军。^[88]次日，蒋介石听了史迪威的报告后咄咄逼人地责问：“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若谓埃及局势严重，予敢声言我浙赣态势亦至危急。”“事件之转变，足证中国战区未被重视，思之殊感不快！予深愿详知，英、美是否尚以此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耶？”^[89]蒋介石进一步暗责造成此种局面实乃史迪威失职。史迪威对此无言以对。27日，罗斯福来电解释了调援飞机保卫中东的重要性和暂时性，但这丝毫不能平息蒋介石的怒气。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提出保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之需要”三项：一、八九月间美国应派军队三个师到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国与缅甸之交通；二、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如有损失，随时补充；三、自8月份起经常保持每月5000吨之空中运输量。“如不能完成此三项最低限度之需要，中国战区将无法支持”。^[90]7月2日，史迪威以备忘录说明其来华之地位与权限之后，蒋介石就不再召见史迪威，对史迪威收复缅甸的计划也不再直接予以批答。^[91]为了缓解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罗斯福决定派他的行政助理居里再度访华。^[92]此前，蒋介石曾要求罗斯福派霍普金斯或其他级别相同的人来华与他协商。^[93]7月21日至8月7日，居里访问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达14次之多。谈话内容涉及印度独立问题、战时盟国关系、战后土地分配与国际政治、租借器材所有权转让问题及三路反攻日本计划等。^[94]蒋介石表示，不能参加英、美联合参谋会议，使中国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宋美龄也反问说，中国独力抗战五年，贡献不在英国之下，为什么不能与英国享受同等待遇呢？对此，居里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能力决定的。英美两国物资丰富，不仅能满足自己，还有剩余供给他国，为此必须与其他联合国家进行密切联系。而苏联则没有派代表参加此种会议，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它没有剩余生产可供联合国家进行分配；二是因为它可以独立支持抗战，而无须与其他联合国家接触磋商。中国处境与苏联相似，“亦可继续其抗战，无求他国贡献意见之必要也”。此外，还出于保密考虑，多一人参加，就少一分秘密性。^[95]在14次会谈中，涉及史迪威之事有7次。蒋介石诉说了对史迪威及其职权的种种不满，居里劝解说，“从美国人之观点言，华盛顿亟盼能保持史将军之双重任务”，原因一在于“以一人而兼二职，可使一切建议经此桥梁，迳达美国军政部”，美国军方是一定会坚持的；二在于是否强行分割史迪威的双重职权，“涉及美国国家之威望与体面”，要通过调整史迪威的职权来求得“钧座(指蒋介石)及史将军关系而得圆满之办法实至困难”。居里进一步向蒋介石指出了调离史迪威回美国的四大不利影响，其中包括影响缅甸反攻计划的实施、影响中美亲睦之邦交等。因此，他希望蒋介石不要提出把史迪威调回美国的建议，并希望蒋介石能够接见史迪威。^[96]居里的访问安抚了蒋介石，缓解了蒋介石对不能参加联合参谋会议的不满和对史迪威的怒气，面对居里苦口婆心的劝解，蒋介石也顺势表示“此问题实无立即解决之必要”，“余与史将军间绝无对个人之芥蒂”。8月3日，史迪威与居里一起见谒蒋介石于黄山，这是7月2日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史迪威。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三项要求，美国经过反复考虑，除不能派地面部队来中缅印战场作战外，其他两项予以满足。10月12日，罗斯福致电蒋，答应设法把越过喜马拉雅山的物资空运量增加到5000吨，并给中国运去500架作战飞机。^[9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中的一次危机过去了。表面看来，蒋介石所提出的三项要求达到了两项，在与美国的争执中，中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但实际上，中国作了更大的让步，因为在这次危机中，蒋介石所真正关注的是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以及争取对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美国并没有作出让步；而中国考虑到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和维护中美同盟关系的政治现实，在美国已经作出一些让步的情况下，适时地作了较大让步。这种让步对于消除中美关系中的危机和反法西斯联盟的维护都是有益的和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