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努力化解中英分歧

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国民政府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针对英国分裂西藏的图谋，中国政府在同英国的交涉中一直坚持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严正立场。1943年5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拜会了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反对中国在青海集结部队。吴国桢反驳说：“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至于一国之中央与地方接洽事件，无论其友国如何友好，亦无友国代为转达之必要。”^[63]在5月20日于美国举行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指称中国“集中队伍，准备进攻西藏……使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面对英国最高领导人公然称西藏为“独立国”的侵权行为，与会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当即严正指出，“西藏并非首相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64]面对英国的外交干涉，蒋介石指示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将薛穆送交的备忘录退回，表示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他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义，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如其不再提时，则我方亦可不提；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义。”^[65]然而英国却无视中国在西藏拥有的天然权利，继续喋喋不休，要求国民政府保证西藏的所谓“自治”权利。1943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到访的宋子文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如果中国将西藏视为自治区，英国就准备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英国却因为对西藏处心积虑的侵略野心而抛出了中国对西藏只拥有“宗主权”的谬论。早在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的《英俄同盟条约》中，就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改称为“宗主权”，这是英国在国际文件中第一次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为其日后策动西藏独立埋下邪恶的种子。面对艾登的备忘录，宋子文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个月后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会谈中得到详细答案。在1943年9月28日进行的这次谈话中，宋子文向美方介绍说，他曾在伦敦与英国外交部谈到了西藏问题；几天前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公使桑萨姆奉命与他进行了会见，其中谈到英国对中国军队在西藏边界集结很不安。对此，宋子文态度鲜明且坚决地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同西藏当局之间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因此，英国政府并不具备因西藏问题而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的立场。宋子文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历来就从他们的地理课程中得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从来不会对这个简单事实产生任何疑问”，“很明显，西藏问题对中国人和西藏人来说，比对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英方认为，就地理地位而言，西藏问题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印度也具有天然的特殊利益。对此，宋子文承认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英属印度在西藏的确有着某些特殊利益，但“就政治和法律上的关系来讲，中国对西藏地位的声称远比英国的声称有着更坚实的基础”。^[66]宋子文的这番评论有理有据，刚柔并济，既表明了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又对英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在西藏问题上大做文章给予了有力有节的回击。国民政府维护中国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坚毅决心不仅有力地抑制了英国分离西藏的图谋，而且还得到了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国务卿赫尔在1942年7月表示，“中国政府历来声称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宪法也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对这些声称，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疑问”。^[67]1943年，英国政府曾先后三次向美国递交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但美国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始终考虑到这一事实，即中国政府一直声明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的宪法也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之内。美国政府从未对这些声称提出过疑问。美国政府不认为此时详细讨论西藏的地位能有什么益处。”^[68]在中国和美国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暂时改变对西藏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为了维护战时的同盟关系，也采取了一些缓和汉藏、中英关系的措施。1943年秋，国民政府决定以信仰佛教的沈宗濂出任驻藏办事处处长。1944年8月，沈宗濂到藏后，在西藏上层广为布施，使一大部分人仍然希望恢复同中央政府传统的密切关系。针对沈宗濂提出的同英国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切实控制西藏的建议，蒋介石表示，目前“西藏问题只能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只能以无事为大事，以无功为大功”。^[69]尽管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有软弱之嫌，但考虑到反法西斯战争仍在进行，维护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是首要的。西藏问题可以说是中英两国之间长久存在的历史悬案，不能指望在英国态度仍然比较顽固的时候顺利解决，在当时条件下希望通过谈判一揽子解决西藏问题无疑是困难重重。因此，维持现状和暂时的搁置争议对于维护战时同盟的团结，推进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是有益的。

在东三省问题上，虽然英国不愿支持中国战后收回主权的要求，甚至在开罗会议上还力图将开罗宣言草案中提出的将日本攫夺之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改为所攫夺之中国土地“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企图以此来模糊东三省的归属问题，但中国明确指出，中国作战的目的，在贯彻反侵略主义，含糊指出日本要放弃所攫夺之领土而不说明应归还何国，将使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疑惑不解。在中国的坚持和美国支持中国主张的情况下，英国也只好接受中国的主张。但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宁愿谈判破裂也不归还中国领土。由于不希望因坚持归还九龙导致谈判失败，同时也考虑到盟国内部的团结问题，中国在最后关头作出了让步，暂时放弃了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要求。

在有关5000万英镑对华贷款问题上，中英两国之间就贷款的用途作了长期的谈判。1942年2月英国宣布贷款之初，就规定了这笔贷款的用途为：“(1)偿付战时为适应国家需要所购买的应战物资，其物资以在英镑区域生产或制造者为限；(2)供给在英镑区域内与上项购买有关之业务费用；(3)供给缅境中国军队饷项，及驻扎所需费用之卢比。英镑区域内因作战所需之其他费用，亦得随时经由两国政府同意拨付之；(4)以不逾一千万英镑之数额，作为担保中国国内公债之用。”^[70]但中方拒绝接受这一条件，并提出了自己对贷款用途的意见：“(1)以三千万镑充作发行准备，巩固信用，安定人心；(2)以一千万镑指充国币公债基金；(3)以一千万镑收购物资，平抑物价。”同时，提醒英方“重视政治性质，勿太拘于经济观念”。^[71]然而，经过多次交涉，英方仍不肯让步，谈判只好暂告一段落。1943年夏，中方感到贷款问题已经搁置了一年，希望早日解决，因此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对贷款用途提出如下意见：“(1)已经宣布的公债担保一千万镑，自然维持原议，照数拨出，款可存放在英伦银行中央银行帐户；(2)另外拨出一千万镑作为发行英镑储蓄券基金，亦可存放英伦银行中央银行帐户；(3)为适应战时军运、交通、兵工建设等需要，拟由借款项下划拨二千万镑，作为在英镑区内订购工业机器、交通器材、铁路用具及棉纱、布匹支付之用；(4)其余一千万镑，则留作增加信贷不敷及其他英镑区内购置印钞、运杂等费用。”^[72]中方认为，以上各项用途，均与战事直接有关，极合英方基本条件。经过两年的交涉，1944年5月2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和英国政府外相艾登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中英财政协助协定》上签字。不过，由于英国一再拖延，中国在抗战中后期实际上没有得到英国贷款的援助。正如一份关于1944年英国对华政策的秘密备忘录中所说，“明显的事实是，英国目前几乎没有给予中国任何援助”。^[73]事实上，此次5000万英镑援华贷款，中国仅支用了810万英镑在英镑区域购买物资及其他服务费用，其中300万镑是在1945年年底支付的，另外510万镑是在1948年7月支付的。^[74]而此时抗战胜利，于抗日无补。尽管中英两国在贷款使用问题上争吵不休，但这种争吵始终局限于同盟内部，中英双方都力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最终使这笔象征盟国间团结和相互支援的贷款协定得以签字。(www.daowen.com)

在缅甸反攻作战问题上，中国比英国更加积极，更迫切希望收复缅甸。但面对英国以欧洲战场为重，一再推迟全缅作战的行为，中国最终还是服从了盟国“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接受了这种拖延，在战争物资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继续担负着打击与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重任。尽管蒋介石一直主张只有南北夹攻，在大规模两栖作战配合下，才能进行缅甸战役，但反攻心切的史迪威在美国参谋长们的支持下，在1943年10月下旬已经开始了反攻缅甸的军事行动，率领中国驻印军新38师、新32师等部队由印度入缅，向新背洋、孟关、密支那方向发动进攻。由于对美、英盟国屡次延期全缅反攻作战计划和史迪威擅自发动缅北反攻战强烈不满，蒋介石最初曾多次拒绝了罗斯福敦促的驻滇部队入缅作战的要求。1944年3月上旬，侵缅日军发动了对英帕尔地区的攻势，6万名英印军被围困在英帕尔平原的圆形地带内，情况十分紧急。罗斯福于是第五次催促蒋介石派遣驻在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在英美没有两栖登陆作战的保证下，于1944年4月15日，命令滇西远征军横渡怒江，攻入缅北，发起反攻缅甸的战役。1945年1月23日，中国滇西远征军与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缅北战役胜利结束。3月中旬，英军乘胜攻克缅中重镇曼德勒，打开了通向仰光的门户。5月，日军被迫撤退，缅甸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以实际行动配合了盟国的反攻战略。

在有关中国大国地位的问题上，尽管英国反对中国取得大国地位，但事实上，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在战时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中自然赢得的，而不是别的任何一个国家恩赐的。因此，无论英国喜欢与否，中国成为对战时和战后世界事务有发言权的大国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以英国的意志为转移。任何国家想要继续以对待殖民地国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都是行不通的。更何况，美国是大力支持中国荣列“四强”之一的，因此，在标志着中国开始享有大国地位的一些重大事件上，如中国参与签署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出席开罗首脑会议并参与发表《开罗宣言》、参与联合国的筹建等，英国基本上还是接受了中国的这种新的身份和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斗争是比较坚决的。但由于作为斗争对象的英国是反法西斯侵略的主要盟国，中国在斗争过程中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在维护主权的同时尽可能不对反法西斯联盟造成根本的冲击和伤害，因为一旦同盟破裂，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其他盟国来说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中国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同时常常会主动作出让步，固然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缺乏必要的实力和魄力，但维护盟国间团结的考虑也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5000万英镑贷款问题上，中英之间尽管有过很多争吵，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共同协定；在缅甸战役问题上，虽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极不情愿在没有大规模两栖作战配合的情况下，进行缅甸战役，但在侵缅日军发动对英帕尔地区攻势的紧急时刻，中国政府最终是以大局为重，派出远征军，攻入缅北，配合了盟军作战；中国在战争中的实际贡献使英国不能不对中国的大国地位予以一定的认同。由于中国政府的努力，中英之间的分歧得到了解决或淡化，一度紧张的中英关系得以缓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也在磕磕绊绊中维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