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英两国间的主要分歧

导致中英两国产生分歧的问题之多，争执之激烈，在盟国关系中是很突出的。中英间的分歧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问题：

首先，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英两国有较大分歧。这具体包括九龙租借地的归还问题、西藏问题和东三省问题三个方面。有关中英在归还九龙租借地问题上的分歧，在前面章节已经谈到，本节主要讨论西藏问题和东三省问题。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自1904年荣赫朋率军侵入拉萨以后，英国在西藏的扩张便已开始。^[47]抗日战争时期，英国也未放弃对西藏的侵略图谋。1940年1月，英印政府外事秘书卡罗提交了—份长篇备忘录，就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属印度的北部和东北边境的防务提出了一个战略计划。其总体目标则是“引导中国与印度、西藏的合作，抵抗苏联和日本渗透的威胁，维持西藏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际单元”。所谓“不可分割的国际单元”，就是建立一个“西藏国”作为印、苏、中三国之间的缓冲国。^[48]基于此，英国一直反对中国在西藏直接行使管理权。滇缅公路封闭后，中国物资供应陷入困境，国民政府于1940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计划修筑一条从西昌经西藏进入印度的中印公路，用来运输战争物资，以加强中国抗战的力量。但英印政府担心修筑公路会使“西藏作为事实上独立的缓冲区地位以及与英国和印度固有的密切联系会受到损害”，^[49]于是便积极鼓动西藏地方政府出面反对，致使中印公路的探测工作横受阻挠。为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英国政府在背后支持西藏当局于1942年7月宣布成立“外交局”，其目的就是要把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同其他国家的在藏代表机构一样列为“外国”代表机关，公然以西藏为独立国居之，视中国中央政府为外国。在英国的幕后支持下，噶厦当局还以停止对中央驻藏办事处的粮秣供应、撤走噶厦派到中央驻藏办事处的联络人员等方式，试图诱迫中央驻藏办事处与“外交局”发生联系，以达其诱使中央变相承认西藏独立的险恶目的。1942年五六月间，英国在说服西藏当局同意用驮运将美国援华物资从印度经由拉萨运往巴塘或玉树的同时，又以安抚西藏为借口，要求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发表一个“公开尊重西藏自治权”的声明，企图让中国政府公开承认西藏的“独立国”地位。国民政府不仅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还进一步指出必须由中国政府派员管理这条驮运路线。1943年1月西藏当局宣称，“只有在西藏、中国和印度三方达成协定的情况下，他们才同意开辟通道”。这一明显是要让西藏享受与中、英两国平等地位的阴谋自然不可能得逞。在遭到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后，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于同年4月初下令在中英藏三方协定达成前，停止运输所有从印度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西藏局势的演变，使中央政府认识到单靠政治手段尚不足以解决藏事，必须辅之以军事压力。在西藏当局停止了汉藏驮运路线后，蒋介石便命令青海、西康和云南的军队向西藏边界开进。由于多种原因，云南和西康的军队实际上没有采取行动。但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在得到中央军事援助后，调集数千军队开赴青藏边界。^[50]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主任阿旺坚赞等人，就藏方阻挠交通、擅设“外交局”等事提出了强烈批评。面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压力，西藏当局立即向英国请求援助。1943年5月以后，英国政府曾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中国在青藏边境集结军队，希望中国能表示“无此事实”。首相丘吉尔甚至妄言中国集结军队“使该独立国家(指西藏)大为恐慌”，其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和对中国主权的无理蔑视遭到了中国的严正驳斥。此外，为支持西藏当局对抗中央，英国还向西藏提供军火，并于1943年秋派遣军官组成军事训练组，赴江孜、拉萨等地，帮助藏军扩编军队、检修藏军所有的山炮、训练报务员等。英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严重恶化了中英关系。

除企图分裂西藏外，英国还别有用心地不支持中国在战后收回东三省。东三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多次声明战后要收回东三省，并要英国发表类似的宣言表示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但是英国政府却不愿意这么做。在接到中国的要求后，英国外交部认为，任何专门宣言涉及中国对东三省的收复问题，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因为其他的盟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会提出收回被日军占领的土地。因此，英国不愿做任何承诺，以便战后能不受约束，从而保证英国重占香港。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处心积虑地否定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并欲造成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印象。在英国、印度、伊朗出版的地图上，都标明东三省、西藏和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这些地图上标明东三省是“满洲国”，而且在外交场合和文件中，英国干脆称东三省为“满洲国”，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几次强烈抗议，但是英国一直置之不理。1943年1月，英国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关系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方案，大意是战后东三省应由俄国托管，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包括南满铁路，都应该留给日本。这一事件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但英国还是明白表示不会发表支持战后把东三省无条件归还中国的声明。^[51]

其次，中英两国在5000万英镑援华贷款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为显示盟国内部的团结和表明盟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美国于1942年2月宣布对华提供5亿美元贷款。出于同样的考虑，英国也宣布给予中国总数不超过5000万英镑的贷款(中国要求英国提供1亿英镑贷款)。在国民政府看来，英国政府既已宣布给予贷款，就应予以兑现；但英国方面则认为这仅仅是显示同盟关系的一个姿态，“就像一幅字画本来挂在墙上看看就行了”，^[52]其用意是进行宣传以增强中国人的士气，并没有真正付款的打算；英国本身财政拮据，有赖美国的援助，也没有兑现贷款的实际能力。消息传出，引起中方强烈不满，认为这是“英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行动”。^[53]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坚持要求英国兑现贷款诺言。于是，应中国的要求，双方就贷款的用途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直到1944年5月2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才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中英财政协助协定》上签字。英国在对华贷款数额和贷款用途上的态度令中国政府极为恼火，也使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支持的诚意在中国人民心中大打折扣。(www.daowen.com)

再次，中英在反攻缅甸作战问题上的分歧也很突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一方面拒绝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认为“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另一方面又不积极抗击日寇入侵，直到日军从泰国侵入缅甸后，才为掩护驻缅英军向印度仓皇撤退而向中国紧急求援。英国的殖民主义立场直接导致战机殆失，中国远征军败北，缅甸沦陷，中国的陆路国际运输线被完全切断，获取国际支援的有效途径仅剩空中运输一途。^[54]这使英国在中国人心中的威望受到严重损害。在其后有关反攻缅甸问题上的讨论，英国的消极态度进一步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感情。从1942年7月史迪威提出反攻缅甸的计划起，到1944年盟国对缅甸发动全面攻势，在历次盟国政治与军事会议上，围绕着反攻缅甸的问题，总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进攻的时间、方案、步骤一变再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等待英国承诺实施水陆两栖进攻的方案。对此，英国时而接受，时而反对，出尔反尔，致使反攻战役迟迟不能进行。英国的消极态度反映了它自私的远东战略。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曾一针见血地批评英国人说：“战争终必在欧洲获胜，其丧失殖民地亦必然在和平后轻易收回。反之，倘英人经由中美的协助反攻此等殖民地，则英国的统治地位必遭受严重打击”。^[55]

最后，英国拒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国际社会贡献的大小。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不屈不挠地独力抗击日本侵略长达四年半之久，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为其他主要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备战的时间，推动了反法西斯的战争进程，也为自己赢得了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盟国仍然需要中国来牵制大部日军，以保证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在战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它与美、苏、英三国一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内的主要国家，有资格在战时和战后世界事务上享有大国的地位和发言权。美国正是在对此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承认并扶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但英国却始终对此不以为然，并处处贬低中国，阻挠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丘吉尔“以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眼光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都不可能成为大国，且没有西方国家战后的大量帮助，中国人没有能力实现有效的自治”。^[56]因此，丘吉尔对罗斯福坚持同中国进行积极有效的接触和美国人“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感到十分恼火，他坚持认为这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艾登也向罗斯福抱怨说，他“不太喜欢中国人能在太平洋上往来无阻的主张”。^[57]1943年3月21日，丘吉尔在英国发表广播讲话，大谈战后计划，其中特别谈到由英、美、苏三国组成一个理事会，以便拟订建立世界和平的计划，故意把中国排除在外。当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建议即将在美国发表的演讲中应修正这引人注目的“遗漏”时，丘吉尔反对说：“把中国说成同英国、美国或苏联同等的世界大国是完全不真实的，所以，我不同意这样声明。”^[58]就连向来在对华问题上比较稳健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也反对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他在1944年11月3日曾十分露骨地向美国特使赫尔利表示，英国政府和他本人不赞成美国促成中国统一并使其成为一个大国的政策。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公开打压中国的这种做法进一步恶化了它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对中英同盟关系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英国顽固坚持其殖民主义立场，“仍然将同盟的中国施以半殖民地待遇”，^[59]是造成中英同盟关系屡生波折的根本原因。就中英两国在领土问题上的矛盾来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理应置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但英国为了确保其在印度的利益，几乎从侵略西藏的那一天起就在策划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并为此大力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对抗中央的活动，这不能不激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东三省虽然从来都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但由于英国想长期霸占香港并力图分裂西藏，所以不支持中国收回被日本占领的任何土地的要求，生怕同意把日本占领的东三省归还中国时，中国同时要收回香港和控制西藏。这显然是英国的殖民主义情结在作祟。在缅甸战役问题上，中国远征军之所以败北，与英国阻挠远征军入缅致使战机贻误有很大的关系。在收复缅甸问题上，英国处处设置障碍，是因为它们不希望东方的中国人和局外的美国人插手缅甸问题，而希望在赢得欧洲战争的胜利后，由英国人自己“拿着过去撤退时带着的旗帜重新占领”缅甸，以恢复它们在缅甸的威信，让缅甸重新作他们的殖民地。这清楚地表明，“英国人是在作两个不同的战争。在欧洲，他们揭示人类的自由和消灭纳粹奴隶制度的一切光荣；在亚洲，则主张保持现状，保持帝国，保持殖民主义”^[60]。既为反法西斯而战，又为维护大英帝国而战，英国的这种双重立场使它自己成为反法西斯阵营中极不和谐的处境尴尬的盟友，英国要时时刻到提防其盟友损伤大英帝国，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自然成为它防范的重点(丘吉尔就公然把蒋介石看成是英帝国殖民利益的敌人^[61])。在英国看来，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作用是对大英帝国的“威胁”和冲击。因此，阻止中国统一和强大，阻挠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是英国维护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维护大英帝国的需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对此直言不讳。他曾明确表示，即使中国能实现统一，促成其统一的政策也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只会在东方“引起麻烦”，“将意味着在未来年代里在东方消灭帝国主义，而白人在东方的统治将随之消失”。^[62]这句话可说是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英国与中国关系不睦的根源所在。

中英两国在领土问题、贷款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等问题上所存在的诸多纷争毕竟严重损害了两国之间的同盟友好关系，从而影响到整个反法西斯联盟的维持及其反侵略事业的顺利完成。因此，化解中英之间的分歧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中英之间的矛盾是维持反法西斯联盟的必然要求。中国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