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苏分歧的处理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曾多次向美国求助，希望美国能对苏联施加影响，以减轻苏联对中国的压力。^[28]1944年3月，中蒙边界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3月17日就此事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声称，“此实不能视为地方事件，而为苏联目前及将来远东政策一极重要之征兆”。^[29]为引起美国重视，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夸大其词地说，苏联可能已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4月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详述中苏在边界问题上的交涉，认为“此事之发展，显示苏联对远东之政策，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战局”。^[30]然而，蒋介石夸大苏联威胁的言词并没有打动罗斯福，后者在4月10日的复电中建议暂时搁置外蒙、新疆边界事件，并特别强调指出，在同盟间急需团结以努力作战之时，“当以为任何有害吾人共同作战之态度，皆属不当，而余信同盟国间所发生之误会，皆能以自制与友好之方法，予以冰释”。^[31]

话虽如此，但中苏关系的持续紧张着实令美国感到不安。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是，一方面需要苏联在战时和战后合作，欢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以便减少美军的伤亡，加速战胜日本的进程；另一方面，又需要阻止苏联扩张领土和扩大政治势力。他的对华政策在战时是援蒋抗日，防止中国发生内战。长期政策目标则是在战后使中国成为一个蒋介石领导下的强大且统一的国家，“成为远东的一个主要稳定因素”。^[32]罗斯福就此解释说：“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33]基于上述考虑，促成“中苏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就凸现出来：中苏保持友好关系既可以减少美国的麻烦，避免引起美苏纠纷，又可以防止苏联干预国共问题，从而保证美国对苏和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

在罗斯福就中苏之间在新疆问题上的纠纷与冲突极力劝说国民政府保持克制时，美国国务卿赫尔也于1944年6月15日指示驻华大使高思向中国官员指出：“中国目前之反苏宣传，对联合国之友好关系，实不相宜。”同时敦促“中国采取措施，俾与苏俄有更密切之谅解与合作之关系”。^[34]6月下旬，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Wallace)访华。从6月21日至24日间，华莱士与蒋介石一共进行了四次会谈，会谈主要内容是围绕中苏关系展开的。华莱士在会谈中强调，在中国不能允许出现任何可能导致中苏冲突的局势，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进一步补充说，为避免此种冲突可以采取任何不损害中国主权的行动。华莱士并表示美国愿意调停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取得一致。他还认为苏联在远东没有领土野心。蒋介石对此表示：如果美国能使中苏之间建立较好的关系，促成中苏代表会谈，他将非常欢迎。^[35]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会见访美的孔祥熙时也劝说道：“国际合作不免各有立场，各有苦难，情形复杂，总须忍耐坚定，勿受挑拨利用，一切误会，均有解决办法。国际交涉，尤贵率直诚恳，期免误会。”赫尔还表示，美、苏两国对中国都还不错，希望中国“善为努力，勿疑勿虑，事实方面有任何困难，亦不妨坦白相谈”。^[36]7月14日，罗斯福又亲自致电蒋介石，指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具体步骤，告诉他美国将派经验丰富的官员来安排中苏代表的会晤。^[37]美国的劝告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华莱士访华期间，蒋介石表示他愿在中苏间建立更为良好的关系。罗斯福对此表示欢迎。^[38]蒋介石之所以接受美国的劝告，主要是因为他逐渐认识到，无论是在中国的内政还是在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问题上，苏联都将无可避免地发挥重要影响。在当时条件下，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不可避免，中苏关系继续恶化有可能使莫斯科借出兵中国之机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从而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相反，如果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苏联能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则国民党在国共斗争中就会处于有利地位。就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言，苏联的态度友好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能不能顺利地享有真正的大国地位。^[39]此外，中苏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战后中国解决东北、新疆和外蒙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采取措施，做苏联的工作。为配合华莱士访华，1944年5月17日，罗斯福指示还在华盛顿的驻苏大使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速回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就中苏关系问题进行会谈。罗斯福特意指示哈里曼在会谈中应向斯大林说明，“蒋是唯一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人，不应让他的政府垮下去”，“希望斯大林在设法解决蒋介石与中共之间的问题时要耐心点”。^[40]6月10日，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哈里曼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并表示总统非常重视斯大林对中国的看法。斯大林在晤谈中表示同意美国的意见，即应扶助国民党政府，因为“蒋是唯一能把中国团结在一起的人”。斯大林表示，尽管蒋介石有很多缺点，但蒋介石是“最佳人选”，美国应好好地做蒋介石的工作，使其在美国的影响下更强大些。斯大林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41]同年8月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华时也取道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中国问题进行了会谈。赫尔利告诉莫洛托夫，为使中国能在尽快结束对日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宗旨是“支持蒋委员长，使中国达到完全的统一”，希望苏联能理解美国的这一立场。莫洛托夫表示，认为苏联应对中国的分裂负责是不公正的，“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的军事政治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他们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莫洛托夫进一步表示，苏联深盼美国在中国事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起带头作用。^[42]苏联之所以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支持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首先是因为考虑到自己提出的对日出兵条件必须事先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如不表示支持蒋介石，实现中苏关系的改善，出兵条件肯定难以被国民政府所接受。^[43]其次，由于英美、特别是美国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苏联要维护与英、美的同盟，就必须稳定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特别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转上大国外交的轨道后，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就更有必要了。稳定中苏关系以利于协调美苏关系，在苏联的对华政策中越来越成为更重要的因素。^[44](www.daowen.com)

在美国的斡旋下，中、苏双方终于都表示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在具体实施中，中国首先采取了主动。1944年8月，鉴于盛世才出尔反尔，排斥国民政府派往新疆的人，试图进行新的政治投机，同时也为了向苏联示好，蒋介石下令撤销了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调盛世才到重庆担任农林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到任便宣布敦睦邦交，向苏联表示友好。9月5日，驻苏大使馆参事刘泽荣奉命向苏方以私人资格告知：“中央采此重要步骤(指改组新疆省政府)足以表示调整中苏关系之决心，希望苏方明瞭此意，加以协助。如双方能将全盘问题开诚协商，必将圆满解决。”对国民政府的让步，苏方表示：“此次中国政府更换新疆当局如其动机在调整中苏关系则不得不使人满意。”^[45]为了缓和关系，蒋介石还进一步决定，派宋子文为全权代表访问苏联，与斯大林或莫洛托夫直接会面商谈双边关系问题。苏方对此表示欢迎，但希望将访问时间推迟到1945年春天。尽管如此，苏联还是通过其驻华使馆人员向国民政府传递了愿意修好的讯息。1944年11月25日，苏联驻华使馆代表司高磋就新疆问题答复中国顾问事务处长卜道明时，明确表示，“苏联将用一切方法增进并加强中苏友谊及两国之合作，因中苏接壤五千余公里，两国必须合作，且无不能解决之争端。”^[46]

尽管在1944年年底，笼罩在中苏两国头上的阴霾已经逐渐消散，但中苏关系改善的最关键标志却是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达成的对日作战条件的落实和承认。从中苏开启谈判的第一刻起，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是美、苏之间的一个既成协定，这就注定了中国在谈判过程中不仅要面对苏联的强硬和蛮横，而且也不能指望会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在中苏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国民政府虽曾竭力试图抵制苏联无视甚至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但在求援美国无果的情况下，考虑到对苏联出兵作战和维持战后中苏友好关系的需要，国民政府最终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从而也就为中苏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纵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的全过程，新疆问题可说是造成中苏关系出现波折的一个主要事件。但无论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中国中央政府收回对新疆的主权显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一个合理而重要的举动，是应予以肯定的(当然，国民政府支持盛世才反共，在新疆屠杀共产党人，是应予以清算的)。中国并无意借收复对新疆的主权而破坏中苏关系，恰恰相反，中国认为在当时对新疆采取行动不会破坏中苏关系，也不会对反法西斯联盟产生大的影响。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如果说中苏关系转冷与中国在收回新疆主权的实际操作中稍嫌急躁不无关联的话，那么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在于苏联对中国的报复过当。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其对整个反法西斯联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都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在美国进行斡旋的情况下，中国积极主动地迈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步伐，并为此而作出了巨大的让步。虽然，中国所作的让步不无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它在客观上却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进程得以不受影响地沿着既定的轨迹顺利发展下去，而中苏分歧的处理和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即使只是形式上的)提供了保证。值得一提的是，受当时战场形势的影响，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处理分歧、改善关系的过程中，都更多地考虑了战后的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而不单纯是对战时盟国关系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