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中、美、英三国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首脑会议。这是中国和蒋介石本人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参加的盟国最高级别的会议，而且会议所讨论的是与远东和中国有更为直接关系的内容。因此，与莫斯科会议相比，开罗会议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方面意义更加重大，是战时中国外交活动的顶峰。
从1943年以来，罗斯福就在筹划举行一次由美、苏、英、中四大国参加的盟国首脑会议。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接近尾声的1943年10月28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来电如下：“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会议结果得能有裨于各方，余(罗斯福)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也。余尚不知斯大林能否与吾相晤，但在任何情况之下，余极望与阁下及丘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定为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158]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然而由于苏联并未处于对日战争状态，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会议多有不便，四大国首脑最后决定由美、英、中三国先在开罗讨论远东问题，美、英、苏三国再在德黑兰会商欧洲及其他问题。蒋介石考虑到，此时有必要在美、英、苏会谈之前，姑且就战争结束之有关中国的问题，先行取得美、英两国的同意，因此向罗斯福表示，希望中、英、美三国会谈先于美、英、苏会谈举行；如果不可能的话，则希望另作决定。[159]罗斯福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
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一行自重庆启程，21日抵达开罗。由于开罗会议是大战期间蒋介石参加的唯一一次盟国首脑会议，国民政府对会议十分重视，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11月14日，国民政府已将会议材料准备就绪，其中包括：一、军事战略提案；二、远东政治之提案，包括：东北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战后朝鲜独立，保证泰国独立及中南半岛各国与华侨的地位；三、国际与远东军事机构之提案；四、对日本投降后的处置方案，包括：日本在华的公私有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作为赔偿一部分；战后日本残存的军械军舰商船飞机，应以大部分交给中国，此外还有关于中美经济合作与租借物资及武器的提案。[160]
11月23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在开罗总统饭店举行。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军事方面主要是联合对日作战问题，会议集中讨论了发动缅甸战役问题。尽管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中国要求与英国南北夹击反攻缅甸的主张得到接纳，但随后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又很快推翻了开罗会议的这一决定。[161]因此，从军事上来说，中国在开罗会议上的胜利是极其短暂的。与军事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三国首脑与参谋长们的正式会议中讨论不同，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蒋介石与罗斯福于23日晚、25日下午的两次长谈中展开的。这两次长谈中涉及的政治问题包括：中国的国际地位、战后日本皇室地位、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对华实物赔偿、收回中国失地、中美战后多方面合作(谈到军事合作、经济合作及互商亚洲事务等问题)、建立战后强有力国际机构等几个方面。[162]尽管中国在开罗会议上广泛参与了对战时和战后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中美双方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163]但后来真正完全实现的不过三分之一而已。[164]对中国来说，会议的最大收获是与美、英两大国共同签署了《开罗宣言》。[165]
《开罗宣言》将盟国的战争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三大盟国决以不松弛之压力，从陆、海、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疆土之意思。”这种宣告对中国抗战军民、对亚洲各国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军民都是极大的鼓舞。在政治方面，《开罗宣言》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切肤之痛，一直梦寐以求恢复日本强行割占的土地，并为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宣言使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使“中国将重新取得广大而富饶的领土，从而变为一个强大的、在东方起支配作用的强国”。[166]《开罗宣言》被舆论称为“太平洋宪章”，它所解决的不仅是将中国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的对日关系问题。宣言要剥夺的不仅是中国被日本所窃取和占领的领土，而且要“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宣言还对处于这一地区的朝鲜给予特别关注，表示“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日本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167]显然，宣言之目的，是要实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对日关系的根本调整，即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对这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状态，因此，宣言是战后盟国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
开罗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外交的最高峰。中国被邀请参加会议并参与签署《开罗宣言》，不是盟国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长期坚持抗战的结果。在开罗会议上，美国对中国的意见和国际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以至丘吉尔不无抱怨地说：“中国问题占据了开罗会议的首要地位，而不是末位。”[168]出现这种局面固然是罗斯福出于对战后亚洲战略[169]的考虑而有意扶持中国所致，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坚持抗战为盟国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和牺牲赢得了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当盟国尚无力以军事支持减少中国的牺牲时，这种政治和外交上的补偿对鼓舞中国作战和巩固盟国团结尤为重要。正如美国学者菲斯所言：“开罗宣言对中国的许诺是以一种历史的公正精神作出的。但可以推断，在这种时候协商和公布这些许诺，是有它的意义的。对未来的预见正被用来补救当前的虚弱。所有三国政府都想使中国继续作战，其中以美国为最。但是没有一国愿为此目的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而把很少的部分用于欧洲的斗争或在太平洋上的推进。如果中国因得到有希望前景的奖励而重振旗鼓，那么疲惫的中国就会使自己在战争中坚持得更长一些，更努力一些。”[170]此外，《开罗宣言》因对中国和亚洲其他遭受日本殖民和奴役的国家的战后独立所作的庄严国际保证，赢得了“太平洋宪章”的美誉。这种成就的取得是与中国的努力分不开的。《开罗宣言》草约(与正式发表的宣言在基本精神上差别不大)提出后，英国曾提出两处重要改动：一是将日本攫夺之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改为所攫夺之中国土地“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二是将“使朝鲜成为一独立与自由之国家”一句，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英国并表示，如果对有关朝鲜的修正不能同意，则愿将有关朝鲜全段文字删去。对英国的这两点修正，中国表示反对。参与起草宣言草约的王宠惠指出，中国作战的目的，在贯彻反侵略主义，含糊指出日本要放弃所攫夺之领土而不说明应归还何国，将使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疑惑不解。关于朝鲜问题，中国指出，日本之大陆政策，由吞并朝鲜开始，仅言“脱离日本统治”而不言其他，则将为远东将来留一重大问题。因此，宣言必须确定朝鲜将来的自由独立地位。[171]在中国的坚持下，英国提出的这两点修正意见被否决，从而完全确保了《开罗宣言》是一个争取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宣言。这不仅有助于鼓舞中国坚持抗战和巩固中国与主要盟国之间的团结，而且对激励亚洲其他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斗志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增强盟国内部的凝聚力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中国通过废除与美、英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在平等的基础上重订新约，与美、苏、英三大国一起签署《普遍安全宣言》，出席开罗会议并参加签署《开罗宣言》等重大外交活动，成功地重塑了国际形象并赢得了大国地位。这其中尽管美国的支持非常重要，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式进入大国之列的过程中，中国绝不仅仅是美国慷慨仁慈的被动的受益者”。[172]中国赢得大国地位首先也最主要是基于自身长期抗战对整个反法西斯事业的巨大贡献，而这种大国地位的取得，又有利于鼓舞中国坚持抗战的决心，使中国持续不断地为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有助于盟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协作，从而巩固盟国之间的团结。
总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国民政府为维护抗日战争和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不仅以牵制和打击日军的具体抗日斗争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事业，而且通过开展积极有效的外交工作，加强了中国与各主要盟国之间的交往与配合，在事实上起到了巩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积极作用。
【注释】
[1]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9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3]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92、797页。
[4]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II．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64．
[5]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97页。
[6]《战史丛书55·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东京：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146～147页。转引自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7]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83页。
[8]［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8～9页。
[9]［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3页。
[10]［英］F.C.琼斯等著，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1942—1946年的远东》，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11]Alan J Levine．The Pacific War：Japan Versus the Allies，Westport．Conn：Praeger，1995：4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2]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3]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4]转引自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第103页。
[15]转引自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第104页。
[16]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11页。
[17]转引自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第104页。
[18]方蒙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1949年大事记实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9]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第263页。
[20]Alan J Levine．The Pacific War：Japan Versus the Allies：136.［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等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2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1]［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0页。
[22]Margaret B.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Berne：Peter Lang Publishers Ltd.1986：5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3]［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3页。
[24]Alan J Levine．The Pacific War：Japan Versus the Allies：31；Levering，Ralph B．The Public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18-1978．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Inc，1978：81．
[25]T.Ch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90．(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6]［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7]Gaddis Smith．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Wiley，1965：24，49．(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8]《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嘱转告美当局希望美国坚决表示必先用全力解决日本以转移苏联心理电》，1941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三)［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4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29]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509页。
[30]《蒋委员长在重庆召集美、英、澳等国代表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举行第一次联席军事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永久分区军事委员会并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会议纪录》，1941年12月1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86页。
[31]［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9～14页；《蒋委员长在重庆召集美、英、澳等国代表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举行第一次联席军事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永久分区军事委员会并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会议纪录》，1941年12月1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82～91页。
[32]《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英国军事专使卫佛尔及美国军事专使勃兰德等作告别离渝之谈话纪录》，1941年12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93页。
[33]Garver认为，中国推动苏联对日宣战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如果苏联成为中美抗击日本侵略的积极的盟友，那么，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束缚下绥靖日本及美国与日本媾和的危险便不复存在了。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8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34]《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并转胡适大使嘱转达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待美宣战时亦决对日正式宣战电》，1941年12月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42页。
[35]外交部致邵力子电，1941年12月9日，转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507页。
[36]邵力子致外交部电，1941年12月10日，转引自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第508页。
[37]《扫荡报》(重庆版)，1941年12月12日，转引自唐培吉：《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38]《史达林委员长自莫斯科致蒋委员长告以苏联现负抗德战争之主要任务请委员长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电》；《史达林委员长自莫斯科致蒋委员长说明苏联不能即刻对日宣战之理由电》，1941年12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57页；《战时外交》(二)，第391页。
[39]《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史达林委员长请对各友邦共同作战之具体方案表示意见电》，1941年12月1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8页。
[40]唐培吉：《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第271页。
[41]［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2]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David Day．The Great Betrayal：Britain，Australia＆the Onset of the Pacific War，1939-1942．New York：Norton，1989：287；Robin Edmonds．The Big Three： Churchill，Roosevelt，and Stalin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Norton，1991：207-20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3]Gaddis Smith．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4．
[44]Robin Edmonds．The Big Three：Churchill，Roosevelt，and Stalin in Peace and War：277-278．
[45]“从战略上讲，美国的政策不仅是要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而且要加强和增援中国人，使他们能够迫使日本付出日渐增加的代价。”Margaret B 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99；Henry Lewis Stimson．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8：52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6]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1953：65、6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7]David Day．The Great Betrayal：Britain，Australia＆the Onset of the Pacific War．1939-1942：288．
[48]Henry Lewis Stimson．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528.或许正因为如此，“中缅印战区在美国和英国新闻界从未得到应有的宣传或注意”。见Mark D.Roehrs and William A.Renzi．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M.E.Sharpe.Inc.，2004：181．(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9]［美］邹镋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50]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347页。
[51]方蒙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1949年大事记实录)》，第479页。
[52]Stimson，Henry Lewis．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396-397．
[53]《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4卷，苏联国家科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90页。转引自王振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54]Brian 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6：211．(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55]1971年台湾当局派李傅薰访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该室档案馆查抄之数字。引自蒋纬国总编：《抗日御侮》，第十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44页。
[56]日本防卫厅编撰，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册，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75页。
[57]［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49页。
[58]［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60～66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59]［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712～715页。
[60]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第186页。
[61]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 152．
[62]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 179．
[63]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s Mission to China： 223．
[64]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The War Against Japan．Maryland：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1982：235-238.转引自陶文钊：《缅甸战役与中美英关系》，《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65]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Washington，D.C.，1959：34．(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66]Keith Sainsbury．Churchill and Roosevelt at War：The War They Fought and The Peace They Hoped to Make．Macmillan Press Ltd，1994：16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670页。
[67]Matloff，Maurice．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140．
[68]陶文钊：《缅甸战役与中美英关系》，《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69]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 141．
[70]"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Minutes：Southeast Asia Operations"．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1943．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314-315．(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71]"Madame Chiang to President Roosevelt，Cairo，26 November 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1943：442．
[72]［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134页。
[73]"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Cairo，5 December 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 17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136页。
[74]唐培吉：《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第277页。
[75]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Brian 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230．
[76]唐培吉：《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第278页。
[77]《郭泰琪致蒋介石密电》(1940年10月8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
[78]Aron Shai．Britain and China，1941-1947：Imperial Momentum．London： Macmillan Pr.Ltd.，1984：57．(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79]转引自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页。
[80]Aron Shai．Britain and China．1941-1947：Imperial Momentum：58．
[81]Aron Shai．Britain and China．1941-1947：Imperial Momentum：58．
[82]《蒋委员长在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督林里资哥讨论关于印度政情及如何使印度上下一心一致抗战等问题谈话纪录》，1942年2月1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354～358页。(www.daowen.com)
[83]《蒋委员长在加尔各答接见印度国民大会执行委员尼赫鲁告以印度不宜进行武力革命之原因及当前之正确作法谈话纪录》，1942年2月1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407～408页。
[84]《蒋委员长在新德里接见印度国民大会主席阿柴德暨执行委员尼赫鲁讨论如何使印度获得自由等问题谈话纪录》，1942年2月1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359、362页。
[85]《蒋委员长在加尔各答接见印度国民大会执行委员尼赫鲁告以印度不宜进行武力革命之原因及当前之正确作法谈话纪录》，1942年2月1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410～411页。
[86]《蒋委员长在加尔各答会晤印度教领袖甘地听其申述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与理论及其已获之成效对中、印两国应如何合作以求得独立与自由提供意见谈话纪录》，1942年2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414～422页。
[87]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06页。
[88]《蒋委员长在加尔各答告别印度人民阐明中印两邦悠久之关系及世界大局之形势与日本军阀在亚洲之种种暴行并吁请印度国民积极参加此次反侵略战线文告》，1942年2月2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432～433页。
[89]Aron Shai．Britain and China，1941-1947：Imperial Momentum：59-60．
[90]《蒋委员长在加尔各答会见印度孟加拉省长赫白脱爵士商讨关于在加尔各答设立一对华联络机关及如何使印度国民参加共同反抗侵略等问题谈话纪录》，1942年2月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332页。
[91]《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威尔基先生听其报告对中国发展工合运动之意见及交换有关战后问题之意见谈话纪录》，1942年10月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758～759、763～76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92]［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丁中青译：《宋家王朝》，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3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Brian 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253．
[93]"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Washington，October 26，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17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94]蒋介石的私人顾问、长老会传教士Frank W.Price认为，宋美龄访美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是迫使华盛顿听取中国的事务，使战争大战略发生改变(指改变“先欧后亚”战略)。从宋美龄在美国的演讲内容来看，此说不无道理。见T.Ch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91．
[95]《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蒋夫人赴美访问及告以蒋夫人此行当更能扩展中、美两国之睦谊函》，1942年11月1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781页。
[96]［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丁中青译：《宋家王朝》，第545页。
[97]《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告知已入医院及罗斯福总统夫人来访之晤谈情形电》，1942年11月28日；《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告知与罗夫人晤谈关于战后世界妇女工作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2年12月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782～784页。
[98]［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丁中青译：《宋家王朝》，第546页。
[99]《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详告与罗斯福总统洽谈关于空军总攻计划与每月空运吨位及反攻缅甸问题之经过情形电》，1943年5月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835页。
[100]《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告以已与罗斯福总统洽妥反攻缅甸计划电》，1943年5月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837页。
[101]《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告知与罗斯福总统洽谈关于反攻缅甸及远东战后问题之结果电》，1943年6月2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855页。
[102]［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335页。
[103]辛慕轩等编著：《宋美龄侧写》，北京：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104]《蒋委员长自重庆致蒋夫人指示对美国会演讲应注重之要点电》，1943年2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790～793页。
[105]《蒋夫人在美国参议院发表演讲讲词》；《蒋夫人在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讲讲词》，1943年2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795～801页。
[106]宋美龄是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一位平民，也是世界上第二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第一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是荷兰女王Wilhelmina。T. Ch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92.本书关于宋美龄在众议院的演讲对美国舆论所产生的广泛而有力的影响有较多描述(见第94～95页)。
[107]《第881次记者招待会——总统和蒋夫人联合记者招待会》，1943年2月19日，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4卷，《外交》，下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08]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4卷，《外交》下卷，第1107页； T.Ch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96．
[109]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4卷，《外交》下卷，第1108页； T.Ch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96．
[110]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2卷，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年版，第5693～569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11]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2卷，第5694页。
[112]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2卷，第5694页。
[113]［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丁中青译：《宋家王朝》，第549页。
[114]T.Ch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82．
[115]［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等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500页。林德伯格是1927年不经停留只身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
[116]［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17]［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554页；Roehrs，Mark D.and William A.Renzi．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188；T.Ch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 95．
[118]大革命期间，中国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实行了关税自主，接着开始同美、英两国进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到1931年中国与英、美两国已谈定草约，但这一过程为“九一八”事变中断。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后，国民政府又向美国提出了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经过三四年交涉，当中美之间有可能恢复谈判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七七”事变的发生不仅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继续进行废约谈判成为不可能，而且使中国与外国都对继续维持这些特权产生了兴趣。详见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Wesley R.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2：197．(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19]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120]Wesley R.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202-203．
[121]Wesley R.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207.《中央日报》，1940年7月20日第二版。
[122]"Relinquishment of America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35；(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Wesley R.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207．
[123]"Relinquishment of America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35-36．
[124]T.Chis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89-90.宋美龄著，袁伟、王丽平选编：《宋美龄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15页。
[125]"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282．
[126]"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25 April，1942"；"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London，June 29，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276-277，280-281．
[127]"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Washington，August 27，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282-286．
[128]"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London，September 1，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286．
[129]"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Washington，September 5，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287-288．
[130]《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致外交部报告美方所提之中美关系条约草案全文电》，1942年10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716～719页。
[131]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48页。
[132]《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嘱关于废除治外法权事应静待美国政府提出简短之草约后我方再行表示意见电》，1942年10月1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714页。
[133]《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致外交部报告美方所提之中美关系条约草案全文电·附外交部对于中美关系条约草案意见》，1942年10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722页。
[134]《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745页。美方起先提出的条文为“如中国政府允许任何第三国船仅参与沿海贸易或内河航行，亦应给予美国船仅以同样之权利”。中方认为这等于无形保留了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735页。
[135]"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London，November24．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365．
[136]"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London，November27，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383．
[137]"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Washington，November17，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357．
[138]"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London，November24，194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367-368．
[139]转引自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57页。
[140]Gaddis Smith．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82．
[141]转引自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59～360页。
[142]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6～177页。
[143]李敖：《蒋介石研究》，第5集，北京：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144]“罗斯福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落后，政治分裂，军事薄弱，但其潜力是巨大的。正是基于对这种潜力而非现实力量的考虑，罗斯福主张接受中国为联合的‘大国俱乐部’四成员之一。”Keith Sainsbury．The Turning Point： 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 and Teheran Conferences：138．
[145]［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02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14页。
[146]《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自重庆呈蒋委员长译呈宋部长来电报告四强宣言草案电文签呈》，1943年9月25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799页。
[147]《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自重庆呈蒋委员长报告对四强宣言草约之研究意见签呈》，1943年9月2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800～801页。
[148]《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自重庆呈蒋委员长报告对英国修正四强宣言文稿之研究意见签呈》，1943年10月1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804～805页。
[149]Keith Sainsbury．The Turning Point：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 and Teheran Conferences：33．
[150]FRUS，1943，Vol.Ⅰ：541-542，转引自Smith，Gaddis．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73.［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02页。
[151]［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03页；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94．
[152]"Summary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Tripartite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s，Moscow，October21，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 824-825．
[15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Moscow，October21，1943"．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826．
[154]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94；Keith Sainsbury．The Turning Point：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 and Teheran Conferences：90．
[155]［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03页。
[156]《英国首相邱吉尔自伦敦致蒋主席说明中国在四国宣言中署名不独加重其分量且使其成效更得一保证电》，1943年11月1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816页。
[157]"American Acknowledgement of China As a Great Power"．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37；Keith Sainsbury．The Turning Point：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 and Teheran Conferences：115．
[158]［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04页。
[159]［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05页。Keith Sainsbury．The Turning Point：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 and Teheran Conferences：127．
[160]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373页。
[161]关于这一点，本章第一节有简略介绍。
[162]梁敬錞：《开罗会议》，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01～102页，第108～11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63]［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16页。
[164]［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26页。
[165]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前往德黑兰会晤斯大林。斯大林对三国宣言表示赞同。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166]［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106页。
[167]"The Communique and Its Release"．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1943：449．
[168]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607页。
[169]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这一战略的解释是：“我们在中国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个目标是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承认中国是大国，她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并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的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邹镋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170]［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109页。
[171]梁敬錞：《开罗会议》，第141～145页。
[172]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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