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调解英印关系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是战时中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访印，一是出于对珍珠港事件后整个亚太战局和巩固盟国内部团结的考虑，二是出于对中国抗战自身利益的考虑。就盟国整体利益而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东南亚的大举进犯使地处南亚、地大物博人众之印度的战略地位分外凸现出来。然而，当时的印度虽然由英国包办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了字，宣布与轴心国处于战争状态，但由于英国拒不承认印度独立，领导印度独立的国大党还是在继续发动反英不合作运动，拒绝支持英国进行战争。国大党和英国的关系因此陷入了最困难的阶段。与此同时，日本抓住殖民地人民的心理，趁机发动“驱逐英美”及“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种种诱惑性的宣传，并派人同国大党联系，表示愿以金钱和武器帮助印度脱离英国统治。^[74]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军进攻印度，英军在得不到印度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必将难以抵御日寇的进攻，一旦印度陷于日本之手，德、日两国会师中东的企图就可能成为现实，从而给同盟国造成灾难性的危险。因此，调解英国与印度国大党的关系，稳定东方战场的大后方，是盟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急需进行。就中国自身利益而言，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对华物资援助已近停止；印度失陷，将使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滇缅公路和唯一出海口仰光被切断和封闭，这对急需外援物资的中国抗日战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除此之外，蒋介石的大国领袖感也是萌生访印意念的一个动因。中国与美、苏、英三大国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成立中国战区以及蒋介石被委任战区司令，特别是长沙大捷，使蒋感到中国已今非昔比，自己俨然成为亚洲大国领袖，应发挥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75]基于以上种种考虑，蒋介石希望能出访印度，调解英印关系：一方面说服英国放弃殖民立场，允许印度首先取得自治领地位，并在战后完全独立；另一方面希望劝说国大党领导人以反法西斯大局为重，暂时搁置完全独立的主张，全心全意支持英国乃至整个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此外，蒋介石还希望借此同英印政府商讨中印间的合作问题，包括：(1)开辟中印交通线，(2)使印度成为援华物资的集散地与中转站，(3)使印度成为援华军火的重要生产线基地，(4)中印缅联合防御。^[76]而英国也乐于通过蒋介石来说服以国大党为主的各派力量支持英国对德日的战争。早在1940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相艾登就多次向驻英大使郭泰琪表示“盼中国能设法婉劝印度与英合作”，并派员前往调停。^[77]

1942年1月下旬，蒋介石主动向英方表示他有意对印度进行短暂的非正式访问。他打算在印度与总督接触，并会见甘地(Mohandas K.Gandh)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使后者明了为共同的事业进行全力合作与支持盟国战争努力的必要性。^[78]卡尔在24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我强烈要求立即友好地赞同这项建议，对此蒋介石已下定决心，他以高昂的热情提出此议，其用意是以令人注目的方式表明他全心全意进行合作的愿望。”27日，外交部复电卡尔，表示“热情欢迎”蒋介石的建议，并肯定蒋介石与印度“行政和军事当局的接触对盟军在近东地区的协调作战极具价值”。^[79]但在会见甘地和尼赫鲁问题上，丘吉尔向蒋介石表示，这“将在英国和整个帝国内部产生坏印象”，他指示印度总督说：“蒋介石没有权力干涉帝国政府和她的臣属之间的事情，如果让蒋介石处在裁决甘地、尼赫鲁与印度总督关系的位置上，结果是灾难性的。”^[80]然而，英国外交部认为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是不明智的。他们认为，远东事态(尤其是新加坡陷落后)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日本占领缅甸，蒋介石是唯一能让中国保持于战争中的人。因此，接受蒋介石会见甘地的不利影响要比拒绝允许他会见甘地更恰当。^[81]最终，外交部的意见占了上风。

2月4日，蒋介石夫妇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张道藩、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等人陪同下，离开重庆。2月5日，蒋介石一行抵达加尔各答，9日抵达新德里。

蒋介石访印期间，同英、印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同印度总督林里资哥(Lord Linlithgow)和国大党领导人会见，调解双方关系，是蒋介石访印的重点之一。在谈到印度的独立问题时，林里资哥大谈印度的教派对立问题，表示：“若以自治领之地位而言……目下尚非其时，此刻将政权交还印人，是否为贤智的办法，大有考虑余地。盖印度没有一党或一派可以圆满执行政权的，我以为最好的办法，乃将政权逐渐地、部分地交还，否则一定要引起印回间的自相残杀。”他接着表示，印度有四亿人民，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此暗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必要的。他还警告蒋介石不要介入英印问题，“如果在民众心目中留有印象，以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将判断是非曲直，并且是拥护国民大会的，那末将使我十分感觉困难。这种印象决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对此，蒋介石婉转地表达了希望英国予印度以独立的意思。他说：“此次战争有两种性质，一为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战，二为民族求生存之斗争。因为有民族斗争的关系，在殖民地作战，力量就大为减弱。此次战争，宣传战的力量极大，敌人用直接间接或明或暗之宣传，即可发生重大影响。因为敌人可以询问殖民地人民道：‘你们为什么作战？为什么牺牲？’”言外之意即是说，英国只有给予印度独立，才能激发他们支持英国对日作战的积极性，从而不为日本的宣传所利用。出于巩固同盟内部的团结，维持中英友谊的考虑，蒋介石也不想过分刺激英国。因此他的最后建议是，“假使我是英政府，现在必立刻宣布印度实行自治领之日期，假使我是印度国民，此时决不要求完全独立”^[82]。意即英、印双方各让一步，以求得英印合作，一致抗日。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是本着维护大局，强化盟国内部凝聚力的公允立场出发的。太平洋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必然会促进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无论是日本，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统治都将被推翻。英国允许印度独立不仅会取得战时印度对反侵略战争的全力支持，而且在参与战后印度的发展建设中也会处于有利地位，但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英国并不以此为然。

蒋介石多次会见国大党主席阿柴德(Maulana Abul Kalam Azad)和执行委员尼赫鲁，并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力图劝说国大党放弃反英政策，支持英国对日战争。他说，实行革命有两种方法，即直接和间接两种方法。所谓直接，即武力从事，间接则用政治的方法达到目的。他建议国大党用间接的政治的方法来达到革命目的。他建议印度先取得自治领地位，然后再谋完全独立；放弃不合作主张，通过积极参加盟国的战争，来达到民族的最终独立。他说，“在世界战争中如能得到同盟国的同情，在和平会议期间，各国必出力帮助”，但“如果国大党抱残守缺，永远以不合作主义的办法做去，实是印度革命的损失，此次若不积极参战，积极合作，不但不能增加同盟国对印的同情，且将失去过去已有的同情”。蒋介石还从大局着眼进一步解释，他所说的合作，“不是对英国而是对民主阵线的合作”，如果印度革命党能改变态度，参加民主阵线作战，助成民主阵线的胜利，客观上对印度必然有利。^[83]尽管阿柴德和尼赫鲁同意使用政治手段来争取印度独立，但对蒋介石建议放弃不合作主义、积极参战的劝告却听不进去。他们反复强调，“英国给我们以独立，我们就可协助战争。假使我们手中无权，对战争也就无能为力”，印度的问题，“归根一句话，还是立刻将主权交还印度国民的问题。如果这方面能够得到解决的办法，我们可以考虑，否则不行”。^[84]对于不合作主义，他们表示不能放弃，因为，“英政府对于暴力革命很有应付的办法，但对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则感到非常棘手”，“二十年来，这种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力量，使英政府十分惧惮我们，承认我们巨大的势力”，^[85]这是比暴力革命更为有效的手段。(www.daowen.com)

鉴于尼赫鲁和阿柴德的这种态度，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了国大党的精神领袖、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甘地身上。经过一番周折后，蒋介石终于在2月18日与甘地在加尔各答见面，并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蒋介石本希望能劝说甘地暂时放弃不合作主义，哪料甘地一开口就大谈不合作主义的发展历程，并坚持认为不合作主义不是消极抵抗，不是弱者的武器，而是只有强者才能用的，“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方法。蒋介石说：“不合作运动用于印度，我并无异议……然而在印度之外，就为另一个问题了。”他反复强调，印度此次参加民主阵线作战，是争取自由的机会，此次不参战，就失去了一个争取自由的机会。“我的意见以为此时已不必急急地要打倒英国为唯一途径，若另辟一个途径进行，亦可同样达到目的。”“革命有两要素，一曰争取时间……我相信印度参战，对本身有益而无损，且与推倒英国在印度统治权之目的并行不悖，殊途同归。……二曰争取世界同情。世界同情的力量，比任何力量为大。印度如欲得到此种同情，惟有参战。”^[86]蒋介石还一再探询甘地“在何种基础上……才愿与英国合作”。然而，任凭蒋介石如何劝说，甘地始终坚持不合作主义，他对蒋介石将取得独立自由的希望寄托于战后和平会议的主张不以为然，指出白人种族主义者从不肯承认被压迫的有色人种的平等地位，并表示，现在印度的人力物力不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在英国政府手中，不能指望国大党对于战争能有什么积极和有效的贡献。

蒋介石没有达到说服英印当局和国大党各自作出让步，实行战时合作的初衷，因而对这两方面都深感失望。他遗憾地表示：“此或余热望过度之故亦未可知。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成今日铁石心肠。彼惟知爱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可谓忍心极矣。此乃印度哲学与传统精神所造成，只知忍痛而毫无热忱。然而对英人，惟有此人此心以应之；而此心亦只可对英人耳。”^[87]2月21日，他在离开加尔各答时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强烈呼吁印度人民参加反法西斯侵略阵线。他说：“现在世界大局之形势，只有两个壁垒，凡为国家与人类求自由者，皆为站在反侵略阵线，其间决无中立旁观之可能……凡参加反侵略阵线之同盟者，无论何国，皆系在整个反侵略民主阵线之中共同合作，而非单独与某一国合作与不合作之问题。”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敦促英国政府“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之实权，使能更发挥其精神与物资无限之伟力”。^[88]蒋介石回国后还一直关注英印关系，力图继续为调解英印关系而尽力，他还曾多次吁请罗斯福向英国施压，解决印度问题。但这些努力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警告蒋介石说，处理盟国间关系的最明智的准则是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英国不干涉中国内部的国共关系问题，希望中国也不要干涉英国的内部事务。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维护中英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政府最终在印度问题上向英国作出了让步。^[89]

蒋介石访印虽然在调解英印关系上没有成功，但在中印军事合作问题上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月7日，蒋介石在与孟加拉省长赫伯特爵士(Lord Herbert)会晤时提出：“自从太平洋战事发生以来，加尔各答不仅是中国航空公司航线的终点，且成为另一中国物品海运之中心。我要求阁下，对于中国物资经加尔各答运华者，予以全力的帮助。”赫伯特表示：“对于这件事情，我必出全力为之。”^[90]蒋介石在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英军司令哈特莱(Hadley)的几次会谈中了解了印度的防卫情况，讨论了中印军事合作问题。蒋介石提出，印度需要保卫的海岸线太长，印度没有足够兵力，因此，应集中兵力保卫东北和西北。因为在东北方面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与中国军队的联络，在西北方面必须保持与苏俄军队的联络。将来的海道交通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陆路的交通。哈特莱表示，他完全同意蒋介石的观察，他将竭尽可能的力量，建设联络中国的公路。接着蒋介石又提到了空运问题。他说，为防日本切断滇缅公路，美国供给中国运输机数百架，开辟从塞地亚到云南省的航线，以运输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中方希望印度政府在塞地亚附近行将建成的一个飞机场外，同意再建筑两个加大的机场，以便容纳此数百架运输机。哈特莱对此表示同意。由此可见，蒋介石访问印度就加强中印军事合作的目标而言是比较成功的。

蒋介石调解英印关系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顽固坚持其殖民主义立场，而国大党的政策又过于死板僵化，难以变通所致，当然这也与蒋介石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盲目乐观有关。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中国虽列为四大国之一，但其国际影响力远远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它能够担当起调解错综复杂的英印关系的程度，蒋介石在这一点上显然判断失准。尽管如此，蒋介石访问印度还是值得肯定的，他在劝说印度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时，特别强调这种合作不是对英国而是对民主阵线的合作，显然是将反法西斯阵营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应当服从盟国利益的进步主张。此外，蒋介石访印使虽为比邻之邦却交往不够的两个民族之间加深了认识，推动和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度不支持英国抗日对盟国所造成的压力，这无论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盟国的整个反侵略事业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