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服从盟国先德后日大战略

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略方面，中国主张先日后德。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感到如释重负，并在重庆上下引起一片欢欣鼓舞的热烈景象。一位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人写道：“在美国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在这里就好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庆祝日似的。”^[20]就连蒋介石都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哼起了京戏的唱腔，并整天向圣母作祈祷。^[21]中国上下之所以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如此激动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正式卷入对日战争，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看来，美国参战就意味着中国的胜利，^[22]受到日本进攻的美国将首先打败日本，解除美国同时也是中国所遭受的直接侵略。蒋介石在1941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清楚地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这种考虑：“英驻新加坡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两艘，本日在马来西亚海面被敌机炸沉；檀香山美主力舰八艘，八日，亦被敌机炸沉者三艘，炸伤者三艘。可说太平洋上英、美海军总力量已消耗十之八矣！以目前形势而言，英、美在军事上太无准备，且徒虚张声势，致遭此败，势所必然。”“但由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争最后结果而言，反可因之转祸为福。以英、美以后则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否则，英、美仍以远东与中国为次要也。”^[23]当时美国民众的反应也足以让中国政府怀抱先日后德的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国国内反日情绪非常强烈，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甚至发表评论说：“此次战争结束后，日语将只能在地狱里被使用！”^[24]美国人民的注意力也几乎完全集中于太平洋。一份关于美国舆论的调查表明，当时的美国人反日情绪非常强烈，普遍认为“国家的力量应当首先集中于打败日本方面”。^[25]此种看法也为美国政府官员所共有：“当丘吉尔对国会演说时，议员们多次鼓掌欢迎，但是最热烈的掌声是当他向日本提出下面的挑战时发出的：‘他们把我们看成什么样的人民？难道他们还看不出我们要一直同他们周旋到底，直到我们给他们一次教训，一次使他们和全世界都难忘的教训吗？’当罗斯福对国会演说时，他向我们的英国盟友和俄国盟友致敬，但是等到他向中国人致敬时，听众中才爆发出最响亮和最痛快的掌声。”^[26]麦克阿瑟和海军金上将等人强烈要求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对日战争，国务院远东事务专家们也对先击败德国的战略多有不满。^[27]

美国民众的这种反应对于迫切渴望先打败日本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盟国集中精力先打败日本，中国积极筹划远东联合作战计划。12月9日，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向美国当局表示：“望美国对远东军事速定全盘计划，领导各国，俾得行动一致，力量集中，勿为敌寇各个击破也。”^[28]12月中旬，蒋介石曾数次约见英、美、苏、荷等国代表商讨联合军事计划。12月20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拟定中、美、英、苏、荷五国协同对日反击作战总方略，提交各国讨论。^[29]在12月23日的军事会议上，面对英方代表只看重缅甸防卫并争夺租借物资的蛮横态度，蒋介石反复强调，盟国应有远东防卫全盘计划。为突出制订远东联合作战计划的重要性，他还特意引用罗斯福电文所言，指出此次集会之主题，为“研究在东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因此“本会主要任务为按照罗斯福总统建议——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30]会议最后，蒋介石又特意嘱托与会的美国代表勃兰德向罗斯福强调：“远东地区对日作战，端赖中国之陆军与英、美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主体。务望美国有一中、美联合作战计划；尤望美国对于在远东与中国所有的空军，以及可到的时间，必须有一整个具体的方案。”^[31]24日早晨，蒋介石又进一步向勃兰德表示：“予意联合作战之方式，英、苏之责在应付德、意，而中、美两国之最大任务，则为击败日本。”^[32]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非常希望盟国能将重心首先放在远东，制订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尽快解除中国所受的战争之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将盟国的作战注意力吸引到对日问题上，中国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推动苏联对日宣战。^[33]12月8日，蒋介石在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及大使胡适的电报中指出：“此时应特别注重者，为要求苏俄亦立即宣战，此实为太平洋诸战胜负最大之关键。”^[34]12月9日，外交部电令驻苏大使邵力子，称：“我国盼苏联对日早日宣战，希探询电复。”^[35]蒋介石并亲自致函斯大林，要求苏联与盟国共同对日作战。苏联答复称：“问题重大，应作详密考虑。苏联现时对德作战，权负甚重。……德为轴心国最强者，德果击溃，其它较易解决”。^[36]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社在发自伦敦的一则消息中，以赞同的态度转述了英国政府的主张，说“英政论家主张，苏联应对日宣战，苏可不费力气袭击日本”。^[37]然而，苏联在德国的突袭之下损失惨重，此时在欧洲战场也忙于招架，根本不愿意在此时对日宣战，更何况还有《苏日中立协定》的束缚。斯大林在复蒋介石电中称：“在此整个反轴心集团的阵线之系统中，抗德阵线，具有决定之意义，盖现时之德国实为轴心集团之主力也。苏联现负担抗德战争之主要任务，苏联在抗德战线上之胜利，将即为英、美、中对轴心集团之共同胜利。本人以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因现在苏联军队已开始打击德军，此种力量之分散足以减轻德军之困境也。敬恳阁下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38]苏联的拒绝令国民政府很不满意，但仍没有完全放弃敦促苏联对日宣战的主张。12月17日，蒋介石在致电斯大林询问其对各友邦共同作战之具体方案的意见时，特别强调：“余意此时惟有苏联能及早先发制人，则太平洋局势尚可挽救，而苏联在远东之现状乃可获得安全，否则如任令日本对苏联先施行突击，取得主动，而吾人居于被动，则远东反侵略阵线必陷于危境，乃至于不能收拾矣。”^[39]12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傅秉常又在《扫荡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对日苏战争“感兴趣”，相信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等等。遗憾的是，任凭中国言辞如何恳切，苏联始终不为所动。蒋介石随即要求英、美出面帮助其促苏对日宣战，英、美表示，盟国间加强配合共同对轴心国作战自属必然，但目前似不便强苏所难，促其对日宣战。^[40]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与斯大林会晤后，通知美国驻伦敦大使说，他认为苏联对远东的态度是完全忠诚的；斯大林决心不在这个危急时刻刺激日本，但他或许能在春季帮助我们。因此，不应勉强苏联对日宣战。^[41]蒋介石无奈，只好暂时作罢。

苏联拒绝即刻对日宣战以及美、英支持苏联的立场，主要是因为它们都认定德国才是最主要的敌人，击败日本不等于战胜德国，但打败德国则意味着战胜日本。早在1940年底至1941年初，美、英军政首脑就在“先德后日”的战略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42]该战略的制订基于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假设：没有日本，德国依然足够强大；但没有德国，日本却单独支撑不了多久。^[43]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军政首脑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中旬，代号为“阿卡迪亚”)进一步确认了“德国第一”的原则，明确指出：“德国依然是首要之敌，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击败，意大利的崩溃与日本的失败肯定会接踵而来。”会议在关于保卫东方战场关键利益的计划中，虽然表示要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但在有关东方战场近期维护的目标项下，只有“缅甸仰光和通往中国的交通线路、西伯利亚沿海省份”这一点是与中国的利益直接相关的，^[44]尽管“从战略上讲，美国的政策不仅是要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而且要加强和增援中国人，使他们能够迫使日本付出日渐增加的代价”^[45]。无论如何，美国所关注的重点是既要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又无需美国投入地面部队。马歇尔等人认为，“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装备训练在中国的军队”，美国对中国战争的直接贡献主要应该依靠空中力量，即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本发动空中进攻。最终这一意见占了上风。应该说，这是其后罗斯福支持陈纳德在华“空中战略”的渊源，是对美国不准备提供大宗的关键性战略物资和派遣部队到中国进行战略支援的一个补充措施。^[46]苏联作为抗击德国侵略的最主要国家，自然对美、英“先德后日”的战略全力支持。伦敦《泰晤士报》在对丘吉尔1941年底的华盛顿之行评论时指出，盟国认为“胜利意味着首先且最主要是击败德国”，“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对这一基本目标的观点完全一致”。^[47]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盟国“先德后日”战略中的地位正如当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史汀生所说：“在英美总战略中，对德作战居第一位，位居第二的是横跨太平洋对日本岛国的大规模‘陆海空’行动。中印缅战区处于可怜的第三位。”^[48]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不能实现其“先日后德”的主张，而且还得继续主要依靠自己的苦战来承担抗击日本侵略的重任。盟国对华基本态度仍和珍珠港事变以前一样，主要是以外交方法与经济援助支持中国的抗战，至于军事力量则未加运用。^[49]何应钦不满地说：“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后……吾人军事上所遭遇之实际困难，并未减轻……乃赖吾人……以自身力量，艰苦支持。”^[50]《大公报》在1942年12月31日的社评《除岁杂感》中也就此总结说：“一九四二年这一年，是进入太平洋战争之年。在这一年中，中国由单独孤立得到了二十几国盟友，是中国苦斗五年半中最不寂寞的一年。但就实际环境言，却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为艰辛的一年。南洋战局变化而滇缅路被截断之后，中国对外交通阻塞。……所以中国在物质上更孤战苦战了。”^[51]

鉴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中国推动盟国战略重心转移到对日问题上的努力没有得到回应，中国政府最终服从和接受了盟国“先德后日”的总体战略。虽然如此，中国还是对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首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基本上仍像以前一样独自承担着打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重任，使盟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线能够稳定保持，从而为“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前提。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印缅战区在盟国大战略中并不处于优先地位，盟国对于中国的战略需求是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使中国能继续发挥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作用即可，因此，盟国并不打算以大量的地面部队支援中国或中印缅战区。在盟国的远东战线出现重大危机时，是已经独立抗敌四年半的元气大伤的中国军队在本土继续牵制日军主力的同时，又派出10万余人深入缅甸，打击日军，支援英军，为稳定东方战线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受挫后没有丧失稳住远东太平洋防线的信心，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中国战场计算在内。如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说：“如果我们被逐出菲律宾和新加坡，我们仍可退守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并且与中国合作……就能给予日本极大的反攻打击。”^[52]不能否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主要是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和物资支援，但与苏联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太平洋战场的盟军拥有充足的战略物资不同，中国战场是在武器装备等战略物资严重不足的状况下，承担起战略牵制重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以租借形式援助盟国的物资，累计总值大约460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302.64亿美元，苏联获得98亿美元，自由法国获得14.03亿美元，而中国只获得6.31亿美元，仅占英国所得的2.08％。^[5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中国对日本陆军主力的长期打击和牵制。日本方面的统计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已经在中国战场上付出了115万生命(包括死于战争疾病者)的巨大代价。^[54]再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为例(此处统计不含关东军)：1941年打击并牵制日军27个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共计682244人。1942年24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共计661023人。1943年打击并牵制日军25个师团，16个独立混成旅团，共计643929人。1944年打击并牵制日军26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共计765492人。1945年打击并牵制日军27个师团，23个独立混成旅团，12个独立步兵旅团，和13个独立守备队，共计1180334人。^[55](www.daowen.com)

虽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和军队的作战积极性有所下降，但中国战场特别是正面战场，并没有出现盟军所担心的在物资支持不足和战略支持不够的情况下崩溃，或与日本单独媾和等危害世界战略全局的形势，而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顽强地坚持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本曾多次想利用有利局势促使蒋介石政府屈服投降，但均未达到目的。日本无可奈何地承认：“重庆政权抗战力量虽渐低落……尚能坚持强韧的抗战意识，且因期待反轴心阵营的最后胜利，尚不致放弃抗战意志。”“即使重庆被攻占，蒋介石的抗战意志也不会改变，甚至即使和战两派对立，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能否屈服，也成问题。”^[56]1942年7月底和8月初，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在与蒋介石进行了12次长谈后判断说，尽管委员长和中国人非常厌倦(战争)，但是他发觉丝毫找不到“失败主义或想要放弃这场斗争的最轻微的迹象”。^[57]正因为如此，1942年12月21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在“关于对重庆的对策”的讲话中谈道：“不对重庆进行彻底的作战，而只施展政治谋略工作，要想全面解决中国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是极其困难的……帝国在目前形势下应该清算对重庆的一切幻想，谋求政略和战略的抑制……向完成战争迈进。”^[58]1943年2月底，日本大本营分析了“大东亚战争”形势。关于“中国形势”，分析认为：“重庆的抗战能力将继续减弱……将相信美英的最后胜利，还不会放弃其继续抗战的意志。”关于“重庆的抗战能力”，分析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可以继续消极抗战。”“财政经济虽极端困窘，但粮食和轻武器尚可自给，所以，不能由此而期望其抗战体制迅速崩溃。”^[59]显然，中国军队以低劣的装备所进行的战斗——即使是消极的——对日军来说是极为头痛的。不仅如此，太平洋战争反攻期间，中国战场在坚韧地承受着战争后期日本最后一次大反扑(所谓一号作战)的巨大压力下，还分出劲旅，去国外协同友邦实施反攻。中国战场在困难中的坚持，是对盟军“先德后日”战略的最大支持。

其次，中国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都在为“先德后日”战略的实施不断作出牺牲和让位。这一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全缅战役的拖延上。^[60]缅甸是同盟国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滇缅路是中国获取盟国物资援助的重要国际通道。缅甸保卫战失败后，中国对外的陆路、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盟国对中国的供给线只剩下了从印度英帕尔飞经喜马拉雅山抵云南的“驼峰”空运。但由于这条飞越世界屋脊的航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输线，且可以提供的运输机极为有限，空运的物资对中国战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这显然不利于中国抗日战争和东方战场的维持。因此，在缅甸防御战失利之后，中、美、英三大盟国就开始筹划和准备反攻缅甸。早在1942年5月26日，美国陆军部作战司就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题为“保持中国参战”的作战计划，其主旨是重新打通滇缅路，解决向中国运送租借物资的问题。^[61]1942年7月18日，史迪威提出了一个通过盟国合作来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要求“英国以足够的海军控制孟加拉湾……并在仰光登陆；中国军队进攻腊戍、雷列姆和曼德勒。美军为战役提供空中掩护，如有可能，派地面部队与英军并肩作战”。史迪威并要求陆军部向英国施加压力，以争取英国支持该项作战计划。^[62]史迪威的计划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接受这一建议，认为可在即将到来的旱季(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收复缅甸。^[63]不幸的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英国的支持。在9月举行的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上，英方代表指出，在1942年至1943年冬春英军只准备发起有限进攻，而在缅甸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最早时间可能是1943年10月。原因是英国在1943年4月之前不可能调集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尤其是两栖作战力量。而缅甸的雨季在5月就将开始，因此，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间发动收复缅甸的大规模作战是不现实的。^[64]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收复缅甸的计划成为泡影。

在1943年1月中下旬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缅甸战役是主要议题之一。美国坚信“重开缅甸路对美国来说就是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最好办法”。^[65]尽管在美方的强烈坚持下，会议通过了于1943年秋发动南北配合的全缅反攻战役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对英国来说再次被证明是没有效力的。丘吉尔坚持认为：“进入遍处是沼泽的丛林中打日本人，正像走入水中打鳖鱼一样，更好的办法是，把它诱入圈套，或在钩子上捉住它，然后将它拖上干地，用斧子把它劈死。”^[66]因此他提议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进行水陆两栖作战，以代替缅甸战役。尽管英国参谋长们也认识到缅甸反攻战可以起到鼓舞中国士气的作用，但他们更担心缅甸战役一旦失败，其影响将比不进行这场战役更糟糕。英国参谋长们引以为据的另一个“充分”理由是，即使收复了缅甸，其实际效用也是有限的，必须经过六个月的整修才能使滇缅公路达到月运量1万吨。因此，“空运支持可能是最快的方式”。^[67]由于英国军事首脑的坚持，缅甸战役被推迟到了1944年至1945年的冬春。^[68]这就是说，中国又要为盟国先欧后亚的大战略让步，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局面不会有根本的改观，中国仍然要独立面对日本的进攻和封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维持对日本的战争，牵制日军。为了使中国坚持作战并补偿中国所付出的代价，罗斯福允诺将“驼峰”空运在1943年7月增至7000吨，^[69]并对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予以支持。

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反攻缅甸是会议的主要军事议题。在蒙巴顿上将(Louis Mountbatten)介绍了他的缅甸作战计划后，蒋介石表示，与他在重庆时提出的观点一致，缅甸反攻战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海军力量在印度洋集结，而且取决于海陆军同时协调行动。丘吉尔针锋相对地表示，在孟加拉湾的海军行动不必与陆地作战协调和联系起来。盟军在这一地区的海军优势足以保证交通的安全并对日本的交通造成威胁。蒋介石坚持认为，海陆作战必须双管齐下，只有海军作战才能制止日本对缅甸的增援。他进一步强调，海陆协同作战将使缅甸反攻战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而缅甸是整个亚洲作战的关键。但丘吉尔坚决不同意反攻战的成功必须有海上作战同时进行的主张，他认为不管怎样，舰队不可能在1月、事实上也不可能在稍晚之后集结完毕。且进行孟加拉湾两栖作战许多舰只要添加专门装备，要使之适应热带气候等。因此，除非在1944年暮春或初夏，英国海军力量不可能得到全面加强。^[70]尽管丘吉尔和蒋介石围绕缅甸反攻作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美国最终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同意在1944年3月发动缅甸反攻战。这使蒋介石夫妇对罗斯福本人“感激之情，不甚言表”，宋美龄受蒋介石委托，特意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饱含热情和感谢的信。^[71]然而，在随后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由于斯大林保证苏联将在结束对德战争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丘吉尔便趁机提出，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应推迟到1944年秋季进行，其主要理由是苏联答应参加对日作战，意味着盟国将在西伯利亚得到比在中国更好的轰炸日本的基地，在东南亚司令部范围内的整个计划已失去它的某些价值。^[72]尽管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们认为，答应蒋介石的事情不便反悔，但他们最终还是向丘吉尔作了让步。12月5日，罗斯福把这一情况告知蒋介石，并提出两种方案以供选择：或者在没有孟加拉湾两栖作战配合的情况下照样进行缅北作战，或者把缅北反攻战推迟到1944年11月与两栖作战同时进行，并飞越“驼峰”航线集中向中国空中和地面部队运送物资。^[73]尽管蒋介石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奈何美、英之意已决，中国回天乏力，不得不再次接受缅甸战役被延期的定案。为了保证盟国“先德后日”大战略的实施，中国在与自身利益攸关的缅甸战役问题上一再作出牺牲，使国家长期遭受着日本的封锁，这对本已极度贫乏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利益随时让位和服务于盟国利益的事例屡见不鲜，如1942年6月北非军情危急时刻，美国为执行在中国战场的空中进攻作战而在印度组建的第10航空大队全部重型轰炸机就曾飞援埃及，同时正在来华途中的一个A-29轻型轰炸机中队也改赴埃及，转拨英军。而当时，中国浙赣战场的态势也非常严重，对轰炸机的需求也很迫切。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为盟国战略所作出的牺牲和让位都是出于无奈，但中国在本土战场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最终服从了盟国的战略需求，而没有与日本单独媾和，实属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以数次重大的战斗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南进侵略屡屡得手的嚣张气焰，在危急时刻鼓舞了盟军的士气，稳定了盟军的军心，坚定了盟军的战斗意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不断向盟国作出让步，保证了盟国的协作行动，为盟国“先德后日”战略的顺利开展和实施提供了前提。所有这一切都有效地巩固了反法西斯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