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体的军事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由于英、美的戒备疏忽，日军在短短数月间便席卷南洋各地，关岛、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仰光等地，先后失陷，反法西斯盟国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危机。为阻止中国支援盟国作战，日军在中国本土也先后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和浙赣作战，但中国军队顽强不屈的抵抗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和侵略势头。

(一)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1]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为阻止中国第九战区军队南下参战，在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出动第三、六、四十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等部队，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第九战区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成功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至1942年1月15日，赢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光辉胜利。据日军当时发表的伤亡统计看，日军在这次作战中，战死1 462人，负伤4 029人，但已为同时进攻香港所受损失的一倍以上。^[2]当日军在南洋所向无敌、打击英美盟军时，却在力量最薄弱的中国吃了败仗，所以当时美、英各国报纸都用显著的地位来刊登这个胜利新闻。伦敦《每日电讯报》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英国《泰晤士报》社评曾说：“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该报还说：“每次蒋委员长皆令大部分军队后撤，而以小部分军队与敌周旋；直至可以集中充分的军队时，乃威胁敌方的两翼与后方交通，强迫敌军败退。此虽为一简单战略，但实行时则需伟大之坚毅与忍耐，且需反攻得时。”英国掌玺大臣艾德礼和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都发表赞扬长沙大捷的演说或谈话。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来电庆贺，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还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3]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文中也说，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月，“除中国、荷兰、英王国和美国军队的抵抗外，大多数都是坏消息”。^[4]对于外界的赞美，蒋介石不禁感慨地说：“日本侵略南洋，可谓战无不利，攻无不克，而独在长沙之役受到最大惨败。于是英美政府及其舆论方知日寇之强，乃反映我国之不弱；公认我五年抗战之艰难非若其预想之易也。”^[5]由上可见，中国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所取得的胜利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的侵略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同盟国的作战士气，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同盟国的危机，而且大大增加了中国在同盟国朝野间的评价，这对推动英、美、苏等主要盟国以平等的立场看待中国，从而巩固反法西斯大同盟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浙赣作战。1942年4月18日，从航空母舰起飞的美国B-25轰炸机，空袭了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之后，降落在中国浙赣地区机场。这次空袭给日本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日本大本营担心以后美机可能会经常从太平洋起飞轰炸日本，然后降落在中国东部地区，或是直接从中国东部地区起飞轰炸日本。为了阻止美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本大本营决定进行浙赣作战，摧毁浙赣地区的机场。从1942年5月中旬至8月下旬，中国军队同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金华、兰溪、衢州等地顽强抵抗了日军的猛烈进攻。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在记事中写道：他曾估计当晚(5月25日)就能攻占金华，但遇到金华守军“出乎意料之外的顽强抵抗”，因而当天一直未收到攻占金华的报告。^[6]双方激战至28日，日军才最后攻占金华、兰溪。7月初，日军打通了浙赣线，到8月下旬，日军捣毁了衢州、玉山、丽水的机场及各种设施，破坏了各主要交通线，劫走了铁路资材。日军虽然取得了浙赣作战的胜利，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日军损失惨重，死伤五千余人，病员达一万余人。

(三)第一次入缅作战。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就约见了各国使馆的武官，宣称中国为了与各友邦配合作战，正准备对香港、越南及缅甸采取行动。^[7]同年12月23日，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时，中国政府对英方提出的请中国军队协助保卫缅甸、将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已运到缅甸援助中国武器中的一部分拨供保卫缅甸之用等要求表示原则上同意，因为缅甸作战关系到滇缅路的安危，与中国的利害息息相关，“英美之战争，即为中国之战争，反之亦然”。^[8]12月24日上午，蒋介石约见美英军事代表同进早餐时向英国代表魏菲尔(Archibald Wavell)提及：“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八万人入缅甸作战。”但魏菲尔却顽固地认为：“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9]“英国在中国的威信已经够低了，如果承认没有中国的援助就守不住缅甸，那么英国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10]英国这种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不仅对缅甸作战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而且“给它的盟友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开了同盟内部争吵的坏头。^[11]1942年1月下旬，日军开始向缅甸发动猛扑，并开始轰炸仰光等地时，根据1941年12月订立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军队本应立即开赴缅甸作战。但英国殖民当局为保全大英帝国的体面，以中国军队入缅会引起华侨及当地居民的骚乱为名，百般阻挠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直到1942年年初日军从泰国入缅时，英国为了掩护驻缅英军撤往印度，才向中国政府求援。从1月下旬开始，中国第六军、第五军相继进入缅甸，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挥下，参加对日作战。这是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出师援助友邦抗击侵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12]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驻守缅甸南部的英军阻挡不住日军攻势，节节败退。3月8日，仰光失陷。缅甸战局的迅速变化，使中国军队来不及参加保卫仰光的战斗，便在缅中东部东吁一带驻防。3月下旬，中国远征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中国第5军步步后退，于30日退出东吁。4月10日，日军向驻守仁安羌的英军发动进攻，英军在抵抗一周后败退。16日，日军攻陷仁安羌，并包围了英军两个旅。驻守曼德勒的中国新编第38师紧急驰援，经过两天激战，救出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英军及被俘的英军、记者、英籍传教士500余人，并于19日收复仁安羌，扬威国外，震动英国。^[13]然而，由于力量的悬殊和其他种种原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胜少败多，4月底至5月初，日军相继攻克腊戍、曼德勒等地，缅甸中部会战结束。(www.daowen.com)

5月3日，日军攻占中缅边境云南省重镇畹町和缅北重镇八莫；8日，又攻陷缅北另一重镇密支那。攻占畹町的日军直取龙陵，5日到达怒江西岸。中国军队急派两个师在怒江东岸布防。6日，日军强渡怒江，被中国军队击退。9日，日军再次强渡怒江，在中国军队阻击下，又遭失败。11日，日军北攻云南省腾冲，中国守军奋力反击，终于阻止了日军攻势。至此，中国军队第一次入缅作战结束。

尽管中国军队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但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后，就成为抗击侵缅日军的主力，承担了缅甸防御战第二阶段的主要作战任务。远征军广大将士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南侵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军以有力的支援。尤其是3月进行的同古保卫战作为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斗彪炳史册。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在仰光已失的不利形势下坚守同古，同兵力和装备都占优势，并拥有制空权的敌军苦战12天，歼敌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为中国远征军后续部队的开进部署赢得了时间，最后全师秩序井然地安全转移。同古保卫战获得了盟国的同声赞誉，极大地震撼了日军。4月1日，印、缅英军司令魏菲尔和亚历山大将军赞扬“同古军队英勇善战，并对中国军队在同古掩护英缅第1师安全撤退表示感谢”。^[14]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写道：“同古之命运如何，姑可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之光荣簿中增一新页。英方各界对于华军敢死，像以手榴弹消灭敌坦克车之壮举，以及华军射击敌人之准确，无不同声赞扬。”^[15]美军战史也记载第200师是缅甸战役中防御最久的部队，后撤时也是全师而退，很有秩序。^[16]在同古之战中被击毙的日军大佐横田尸身上所遗之日记写道：“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头顶青天白日徽之支那军也。”^[17]总之，远征军的苦战虽然最终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却有力地打击了侵缅日军的嚣张气焰，支援了英军的战斗，巩固了中国与盟国之间的协作和友谊。正如1942年5月31日《大公报》第二版发表王芃生《国军援缅的意义和其功用》的文章中所高度评价的那样：“国军援缅，不仅加深中英缅的友谊，实对于整个世界战局上，有着高深的意义和伟大的功用。……第一，中国出兵援助，是为着支持同盟国的大势，而挺身赴援，履行同盟军应尽的义务。第二，中国是在战场甚广、失地待复、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援缅，此时视人之急，如己之急，救人之危，如救己危，如此仗义急难之作战精神，实为同盟军争取共同胜利所不可缺之要素。……”^[18]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领导抗日军民所进行的反“扫荡”作战的胜利也起到了巩固反法西斯联盟的作用。八路军在1940年下半年发动的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敌后战场的威力，震惊了日本。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在华军事作战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了解放区战场。^[1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把中国作为南进的基地，日军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的同时，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持续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治安战”。面对这种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及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新方针新政策，坚持敌后抗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清乡”和“蚕食”，不仅保卫了解放区，而且在这一顽强的斗争过程中，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缓解了太平洋战争初期盟国所遭受的重大军事压力，为反法西斯盟国扭转太平洋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