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谋求并推动联盟的建立

为谋求英、法、美、苏几国更多地卷入亚洲事务，出现由美国领导的各国合作抗日的局面，国民政府作了不懈努力。日本占领海南岛后，英、美、法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属地遭受严重威胁，蒋介石利用这一时机先后向此三国和苏联提出了一个合作方案，其内容为：(一)中、英、法三国对于远东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俄参预，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敌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之权益。(二)参与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三)在军事方面，中国允许尽量供给兵力人力及物力；其他各国允许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四)在经济方面，参预各国，允许尽量共同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121]为推动合作计划的开展，中国外交部还训令驻英、法、美等国大使积极推动各驻在国赞成该项合作方案。但各国对中国的这一建议都不热情，^[122]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尝试只好作罢。同年，《有田—克莱琪协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及英苏关系的恶化，使亚洲的形势更加险恶，中国的处境也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胡适向美国提议，希望美国能出面领导远东问题，为英、苏作中介，使英、美、法、苏能共同一致对日。^[123]8月30日，蒋介石又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申诉他对时局的看法，并建议罗斯福发起召集有苏联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远东问题。由于美国拒绝负责联络三国，也不愿发起召开国际会议，^[124]中国谋求各国合作对日的希望再次落空。在寻求与英、美、法三国合作未果的情况下，中国又向苏联表示“希望苏联于适当时期能以积极政策适用于远东，以制裁侵略者。届时中国政府准备与苏联政府立即协议关系远东永久和平之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军事的诸临时措施与永久建设，而担负一部分光荣的责任”。^[125]但苏联也未予以响应。

1940年9月，三国同盟条约订立。罗斯福在10月12日的讲话中宣称，“欧洲和亚洲独裁国家的结合，绝不会使我们在为自身生存和民主事业而昂首前进的道路上止步，绝不会使我们停止支援那些抵御侵略的国家，它们正在远离我们国门的地方抵抗侵略”，“美国人民……反对绥靖主义”。^[126]伴随这种声明的是，“赞扬和同情中国抗战的热浪横扫全美”。^[127]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当即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外交攻势，试图以中、美、英三国结盟来对抗日本。此时英国本土受到德国的进攻，在亚洲的殖民地也受到日本南进政策的严重威胁。为使中国能有效牵制日本，减轻英国的压力，英国大使卡尔在10月14日会见蒋介石的时候，主动表示讨论中英军事合作的时机已经到来。蒋介石趁机提出英、美两国必须首先摒弃视中国为半殖民地国家的错误心理方能讨论军事合作。^[128]18日，蒋介石约见詹森，要求美国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并许诺说，在中、美、英三国合作中，中国将追随美国。^[129]同年11月9日蒋介石又分别约见英、美驻华大使面交中、英、美三国进行经济、军事合作的方案。为推动三国结盟，他还让宋子文、胡适、郭泰祺在美、英两国积极活动。^[130]在合作方案中，蒋介石建议中、美、英三国就维护中国独立自由和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反对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发表共同宣言，“中英两国订立同盟，并要求美国共同参加，如美国无意参加，亦须先征得美国对此项同盟之同意与赞助”。^[131]由于这种在事实上要求结成军事同盟的主张已经超出了英、美当时所能接受的限度，英、美拒绝了这一方案。11月10日英国外交部拟定的对蒋介石有关合作方案的答复意见称：由于目前不能指望美国明确承担义务，因此我们不能过于刺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军事同盟是不可能的，即使英中两国结盟也不可能。^[132]11月下旬，美国政府也答复说，因其受“向不与他国缔结同盟”之国策限制，不便参与结盟之事，至于中英同盟，则乐于赞助，但同时对其促进中英结盟的效力表示怀疑。^[133]尽管英、美两国仍然拒绝与中国结成同盟，但两国此时的态度已经有了积极的变化。英国主动提出进行军事合作，虽然出于自私利己的考虑，但也是符合中国政府期望的；即使英国最终没有同意结成军事同盟，但在合作对日问题上，英国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进步。就美国而言，虽然不同意结盟，但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支持中国的抗战。1940年12月15日，罗斯福颁布法令，允许美国飞行人员离职到中国作战。他并要求国务院、陆海军部队和财政部等为此一援助计划制订具体方案。1941年6月上旬，先后两批总计100余人的美国志愿空军人员启程赴华，并很快抵达中国，组织起美国志愿航空队，开始参加运输和作战。^[134]同年10月，应中方要求，美国派遣以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将军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中国，其使命是协助中国政府按照租借法案的意图，取得相应的国防军事援助，并保证其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不过，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迈尔斯(Sherman Miles)将军7月11日给马格鲁德将军的信可以看出，美国军方对此还有更深层的考虑。该信称：“目前有意立即成立一个以将官为首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此代表团的任务是向中国政府就普遍的军事事宜，特别是关于使用租借法案项下信贷或将要从我接受的租借物资事项，作出建议。同时，该代表团应将我国希望让中国政府知悉的我方所作出的某些军事计划及进展情报及时通报中国政府。……一旦我国积极参与此次战争，该代表团即将成为我国与作为盟国的中国之间的战略计划及合作的联络组织。”^[135]由此可见，美国派马格鲁德使团赴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国政府结盟抗日主张的一种积极反应。

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大国关系尤其是苏联同英、美等国的关系还不甚融洽，为了推动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来调和苏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英、法、美等国家都对苏联是否会加入法西斯阵营而充满了疑惧和戒备。当时出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曾为此多次主动向英、法和美国的外交人员解释苏联的和平意愿，以消除双方的误会。同样地，顾维钧也向苏联驻法代办指出苏联和英、美等国在反击侵略方面有共同利益。如1939年10月11日，顾维钧在与法国殖民部长孟戴尔谈话时，就苏联的政策解释说：就欧洲而论，苏联确实是在执行一种完全自主的和完全为其自身利益的政策。莫斯科并无真心帮助德国之意，它的策略是保卫有战略意义的国境线，并扩大其在东欧的重大切实利益。因此，法、英两国不应把这看做苏德合作反对法、英的证据。顾维钧并向孟戴尔指出，莫斯科对巴黎或伦敦并未怀有敌意，因此，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不要采取任何会将莫斯科推入德国怀抱的步骤。相反，如果能恰当地对待苏联，那么，使它站在英、法一边共同对德不是不可能的。1940年10月27日，顾维钧在与苏驻法代办伊万诺夫的谈话中，也曾极力主张苏联与英、美进行合作。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做了类似工作。^[136]蒋介石本人也为疏通苏联与美、英两国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11月8日蒋介石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时说道：“敝国政府亟盼贵国对于远东问题的态度，能与美国一致，而不相反对，一如贵我两国从前之所希冀者。盖此不仅与敝国有利，与贵国亦极有利，因在远东如暴日得势，彼必视贵国为敌，而美国为保持其权益与地位，唯求压制日本之侵略，而决不至于贵国有何妨碍。再进一步言之，今后要解决远东问题，如贵国出而主张，而美国不动；或美国出而主张，而贵国不动，此即日本之胜利。是以敝国迭向美国表明欲求解决远东问题，不能无贵国之合力，离开贵国即无从谈判，美国方面亦深知此理，必须美、俄一致，始能解决远东问题。余意必求贵国理解及此而付诸实施，才是贵国真正援助敝国抗战之道。”^[137]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在致斯大林的函件中谈到：在远东问题上，“英、美与苏联之利害与立场，实无不始终一致。且以远东问题为重心，即将为英、美与苏联在国际上合作之枢纽”。蒋介石并告诉斯大林，英、美两国尤其是英国极愿与苏联合作以解决远东共同敌人之日本，英国还曾非正式地请他转告斯大林，如斯大林能亲自接见英国之特使，则英国将派一重要负责大员至苏联谈判商务以至外交。蒋介石还反复强调，“在远东问题上，必须苏联抱定坚决态度，与英、美一致合作，方能达成苏联始终一贯之方针”，中国深信，“苏联必能贯彻初衷，领导英、美积极合作，以制暴日，至少与英、美保持一致步调，以促成远东问题之解决”。^[138]尽管中国居中疏通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之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无疑都通过各自与中国的关系加深了认识、加强了联系，对后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能够容纳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而最终建立，客观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政府一直倡导的结盟主张提供了实现的契机。战争爆发的当天上午，蒋介石即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中国应采取的政策如下：(一)决定对日正式宣战。在宣战以前，将中国对于此次战争所采取的政策事先通告美、英、苏各友邦，并征询其态度与主张。(二)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三)要求英、美、苏与中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四)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单独媾和。当天下午，蒋介石又分别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Kerr)、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其声明：中国决定不避任何牺牲，与各友邦共同作战，以促轴心国家之崩溃；并分别面交建议书，内容包括如下方面：日本于谈判中突袭美国，证明其侵略计划早经预订；中国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中国决定向日本及其同盟之德、意同时宣战，敦请美国对德、意两国与苏联对日本同时宣战；建议各友邦(中、美、英、苏等)成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军事同盟，并缔结不单独媾和之条约。^[139]同一天，蒋介石还约见了各国使馆的武官，宣传中国为了与友邦配合作战，正准备对香港、越南及缅甸采取行动。12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12月10日，蒋介石又分别约见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和英国在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就联合军事行动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40]同日，蒋介石电告宋子文，令将该建议直接转达罗斯福，“请其一星期内决定实施办法，否则不成其为作战行动，必被轴心团结一致者各个击破也”。^[141]中国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美国国务院认为蒋介石的建议“从理论上讲是非常正确的”。对召开军事会议一事，罗斯福复电蒋介石表示，“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他建议英、中、荷、苏、美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142]。美国对中国建议的这种积极反应或许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把中国看成了抗击日本的一个主要盟友”^[143]。与此同时，丘吉尔也于12月8日向蒋介石表示：“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144]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表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的理想、他的愿望、他的主张——就是尽快和中国联合，和中国成为共同对敌的战斗盟友，这一切终于实现了，如今，英国人和中国人是战友和患难之交。^[145]对于联合军事会议之提议，英国也复电赞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与协商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扫清了道路。1942年1月1日，反侵略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声明》，签字国政府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资源或经济资源来抵御同各该政府交战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庸国”，并“保证不同敌人单独停战或谈和”。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终于正式建立了。

中国是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的国家，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构成的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长时间地在东方孤军奋战，独自同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抗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中国在立足于自身抵抗的同时，积极寻求盟国共同抗日，其愿望之迫切，其行动之积极，也是必然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坚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持久抗战，始终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高举反法西斯大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必然会排除各种干扰，推动着反法西斯国家走向联合。二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的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是世界性的抗战”。^[146]正因为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中国的民族危亡而战，也是为遭受法西斯侵略与威胁的世界各国而战，中国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利益的高度一致，决定了中国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必然会富有成效。

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是反侵略国家能够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基石。如果没有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反侵略国家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一定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不仅以持久抗战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而且在倡导与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之所以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也是1942年1月1日反法西斯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时，将中国排在与美、英、苏比肩的四大国之列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作为世界上最早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率先举起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大旗，并在立足于自身抵抗的同时，积极寻求结盟抗日。可以说，中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反侵略国家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作出了更多、更持久的努力和贡献。

【注释】

[1]Akira Iriye，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7：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台北，1984年版，第41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第489页。

[4]《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社会各界言论之第4篇、第10篇等。

[5]《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应征论文之第42篇。

[6]《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应征论文之第33篇。

[7]《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应征论文之第16、32、34、36、39等多篇。

[8]《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应征论文之第38篇、社会各界言论之第8篇等。

[9]袁道丰：《今日中国应取之外交方针与态度》，《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七期。

[10]孙麟生：《中日美俄四国关系的前途》，《东方杂志》，1934年第三十一卷第三期。

[11]《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应征论文之第35篇。

[12]《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社会各界言论之第13篇。

[13]尹及：《今日中国的两线希望》，《独立评论》，1933年第三十七号。

[14]《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应征论文之第32篇。

[15]《外交评论》，1934年第三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征文，应征论文之第15、26、42篇。

[16]周鲠生：《五年来国民政府的外交》，《外交评论》，1937年第九卷，第一期。

[17]Akira Iriye，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4. Akira认为，华盛顿体系本质上强调的是为了地区稳定，条约签字国之间进行协商与合作，在此基础上，以渐进和改良的方式对华盛顿体系作出适时调整，但它反对以极端方式破坏之。这种路线为中国政府所拥护。

[18]中国对九国公约作用的重视，可参考崔书琴：《九国公约之历史背景及其政治意义》，《外交评论》，1936年第六卷，第二期。

[19]Christopher G.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London：Hamilton，1972：189．(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0]Christopher G.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7．

[21]蒋廷黻：《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与国际》，《独立评论》，1933年第四十五号。

[22]吴颂皋：《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问题》，《外交评论》，1933年第二卷，第九期。

[23]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331页。

[24]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60-62．(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0～26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5]Trotter，Ann．Britain and East Asia 1933-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70．(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6]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27]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50页。

[28]《外交月刊》，1933年第三卷，第五期。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135页。

[29]FRUS1933，Vol.3：502-505、508；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135页。

[30]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62．

[31]Ann Trotter．Britain and East Asia 1933-1937：68．

[32]Akira Iriye．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11．

[33]《蒋委员长自记民国二十四年中之所感》，1935年12月3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续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742页。

[34]《蒋委员长对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讲对外方针并提建议》，1935年11月1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续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5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35]《蒋委员长于第五届二中全会讲：御侮之限度》，1936年7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续编》(三)，第666～667页。

[36]胡德坤：《中日战争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37]这四点最低要求是：(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38]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37—1945)，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3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16页。

[40]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19页。

[41]蒋永敬：《抗战初期的外交与国联及德使之调停》，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九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365页。

[42]剑石：《持久抗战与外交方针》，《东方杂志》，1937年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

[43]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37—1945)，上册，第159页。

[44]Irving Sigmund Friedman．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104．

[45]Nicholas R.Clifford．Retreat from China，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London：Longmans，1967：38．(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46]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79页。

[47]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92页。

[48]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页。

[4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

[50]Cecil V.Jr.Crabb．The Doctrin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ir Meaning，Role，and Futur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95．

[51]Brenda A.Ericson．The Making of an Ally：Chiang Kai-shek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6-1941.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2004：12.武汉大学图书馆光盘索引：美国大学博士论文文库。

[52]蒋中正：《致世界反侵略大会揭发日寇侵华暴行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台北，1984年版，第169～17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53]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5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第168页。

[55]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1979年版，第973～974页，转引自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16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57]Henry Lewis Stimson．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Harper，1948：315-316．

[58]FRUS，1938，Vol.3：322.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164页。

[59]Rauch Basil．Roosevelt：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A Study in the Creation of a Foreign Policy.New York：Creative Age Press，1950：94．

[6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抗战外交》，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61]［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页。

[62]蒋中正：《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世界友邦书》，1938年7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台北，1984年版，第276页。

[63]蒋中正：《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世界友邦书》，1939年7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1，台北，1984年版，第10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64]蒋中正：《为日、汪协议告友邦人士书》，1940年1月2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1，第148页。

[65]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48：569．

[66]George W.Keeton．China，the Far East and the Future．London：Jonathan Cape，1943：184．

[67]［美］赫伯特·菲斯著，周颖如、李家善译：《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2、4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68]"Proclamation No.2413，Signed by President Roosevelt，July 2，1940"，"Proclamation No.2417，Signed by President Roosevelt，July 26，1940"，"Press Release Issued by the White House on September 26，1940"．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s．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 Vol.II．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211-212，216-217，222-223．

[69]［美］赫伯特·菲斯著，周颖如、李家善译：《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第149、151、167页。(www.daowen.com)

[70]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0．(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Aitchen K.Wu指出，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曾向中国提出三项建议，其中之一是中苏两国订立互助条约。但中国政府认为，这样一个军事互助协定并不是迫切需要的，中国的愿望是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见Aitchen K.WU．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London：Methuen＆Co.Ltd.，1950：264.当蒋介石指示孙科、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商谈此事时，鲍氏坚持认为此时谈互助条约已经太晚。因为订立这种条约的目的是阻止战争发生，但此时战争已经发生。

[71]《国民政府代表王宠惠与苏联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全文》，1937年8月2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二)［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32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72]［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1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74页。

[73]Harold S.Quigley．Far Eastern War，1937-1941．Greenwood Press，1973： 257．

[7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19、563页。

[75]孙科：《我们唯一的路线》，《中苏文化》，1944年7月号，第十五卷第五期。

[76]《列宁和苏联对外政策》，莫斯科，1969年版，第164页。转引自［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韩正文、沈芜清等译《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1917—194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页。

[77]Aitchen K.WU．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London：Methuen＆Co.Ltd.，1950：268．

[78]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20-21．

[79]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9～190页。

[80]"Memorandum by 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kyo，］September 1，1937"．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s．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 Vol.I．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360．

[81]Garver认为，蒋介石希望苏联干涉中日战争的言论表明，他担心苏联可能会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达成妥协。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6．

[82]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184页。

[83]陶文钊等著：《抗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84页。

[84]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33～338页。

[85]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39页。

[86]其中部分原因可能与当时的驻苏大使杨杰所提供的情报有关。在1937—1938年间，杨杰不断向蒋介石报告说，苏联即将参加到中日战争中来，这种错误的情报导致中国长时间对苏联抱有幻想。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6.对此，蒋廷黼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记录，蒋廷黼：《蒋廷黼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201页。

[87]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43页。

[88]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40-41．

[89]Youli Sun．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1931-1941．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7．

[90]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Clarendon Press，1971：244．

[91]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92]The Times(London)，July 25，1939.转引自T.A.Bisson．America’s Far Eastern Policy．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1945：91．(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第306页。

[93]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第306页。

[94]《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九国公约之维护、对华物资之援助与欧洲大势对于远东全局之影响三事申诉所怀并提出美国当前所可采取之制日援华方法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83～8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95]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London：1973：195．

[96]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1～13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97]《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电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对于英日东京谈判之感想及对英国之期望电》，1939年7月2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102～103页。

[98]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3：121．(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99]Nicholas R.Clifford．Retreat from China：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142．

[100]Arthur Clegg．Aid China，1937-1949：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 123．

[101]方蒙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1949年大事记实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102]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676页。

[103]《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苏大使邵力子嘱速运用苏政府请其对英封锁滇缅路明白表示反对电》，1940年7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77页。

[104]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第143～145页。

[10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62页。

[106]《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大使胡适嘱转告赫尔国务卿在日本侵华军队撤退问题未得根本解决之前美对日经济封锁不可放松电》，1941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149页。

[107]陶文钊等著：《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251页。

[108]丘吉尔著，韦凡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09]《驻苏大使杨杰自莫斯科呈蒋委员长报告苏联外次拉代夫司基表示目前日方并未提出互不侵犯条约及否认海通社之消息电》，1939年9月23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49页。

[110]《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商谈关于苏日妥协与苏日商务谈判等问题谈话纪录》，1939年11月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52页。

[111]《驻苏大使邵力子自莫斯科致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电告以对史达林致蒋委员长函之看法电》，1940年10月1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83页。

[112]［苏］瓦·伊·崔可夫，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页码)。

[113]《驻苏大使邵力子自莫斯科呈蒋委员长报告与拉代夫斯基次长晤谈关于史达林委员长与莫洛托夫外长接见日本外相松冈及苏日谈判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摘要)》，1941年3月2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88页。

[114]《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自重庆呈蒋委员长报告与潘友新大使晤谈关于苏联对外政策及苏方接见日外相松冈等问题之谈话情形报告》，1941年4月1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89页。

[115]Arthur C.Hasiotis．Soviet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from 1928 to 1949．New York：Garland Pub.，Inc．，1987：205-206．

[116]《外交部为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发表声明》，1941年4月1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90页。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声明为日后中国在开罗会议上要求收复东北奠定了外交基础。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16．

[117]"United States Support of Chinese Resistance"．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24-25．(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118]T.A.Bisson．America’s Far Eastern Policy：103-104．

[119]"American-Japanese Informal Conversations in 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26．

[1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之第二编《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12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5页。

[122]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固执地认为，结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因而厌恶结盟。Paul W.Doerr．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207．

[123]《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大使胡适嘱面陈罗斯福总统希望美国能出而领导远东问题为英苏作中介使英、美、法、苏能共同一致对日电》，1939年8月2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86～87页。

[124]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157页。

[125]《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自莫斯科呈蒋委员长报告提交莫洛托夫外长请转致史达林委员长有关远东政治问题及请求继续援助函之内容签呈》，1940年4月2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73页。

[126]［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1页。

[127]Robin Edmonds．The Big Three：Churchill，Roosevelt，and Stalin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Norton，1991：244．

[128]《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讨论中英两国合作问题谈话纪录》，1940年10月14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8～42页。

[129]《蒋委员长自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告以中共阴谋阻碍抗战盼美给予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以固民心谈话纪录》，1940年10月1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一)，第102页。

[130]《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续商中、英、美合作问题谈话纪录》；《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告知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全文内容次序更改情形电》，1940年11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48～52页，《战时外交》(一)，第111～112页。

[131]《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英大使郭泰祺嘱积极进行中、英美合作方案电》，1940年11月9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52页。

[132]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第393～394页。

[133]《中英关系·提要》；《驻美代表宋子文、驻美大使胡适自华盛顿呈蒋委员长报告美外长赫尔表示将设法使中国获得美国飞机与大宗借款之援助及远东司长表示美国无与他国共同宣言之必要电》，1940年11月2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页；《战时外交》(一)，第120～121页。

[134]陶文钊等著：《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274页；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135]转引自陶文钊等著：《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276页。

[136]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5～68、107、471页。

[137]《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商谈关于苏日妥协与苏日商务谈判等问题谈话纪录》，1939年11月8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54页。

[138]《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史达林委员长阐述欧战发生后远东问题之重要性及解决之道函》，1939年12月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二)，第357～358页。此一函件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于1939年12月中旬转达斯大林。

[139]［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97～200页。

[140]《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商谈关于由美国建议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等问题谈话纪录》；《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将军商谈关于拟具军事联系与合作之具体计划等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三)［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47、5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编者及书名、页码)

[141]《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嘱转达美当局说明中、英、美、荷四国应速制定联合作战整个计划及成立联合指挥部与军事同盟协定电》，1941年12月1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52页。

[142]《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建议由委员长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电》，1941年12月16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66页。

[143]Rees David．The Defeat of Japan．Praeger Publishers，1997：53．

[144]［英］丘吉尔著，韦凡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第519页。

[145]［苏］瓦·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162页。

[146]《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