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抵制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妥协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英、美等国认为积弱的中国根本无力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很快就要变成第二个埃塞俄比亚。^[90]为尽可能保卫其在华利益，英、美等国都竭力避免得罪日本，对日本的侵略暴行竭尽妥协之能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等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向日本推行绥靖政策的事例屡见不鲜。为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中国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以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对外国在华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一再肆意侵犯。6月14日，日本正式封锁了天津英租界(也包括法租界)，并侮辱英国侨民，干扰商业活动。然而，面对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对英国利益直接进攻的最严重事件，^[91]英国最终决定对日本让步。6月26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向日本外相有田正式提出举行英日东京会谈解决天津问题的建议。日本决心借此机会解决英日之间的全部问题，彻底排除英国在中国的主要权益，并制约英国可能的制日措施。从7月15日到7月21日，克莱琪与有田共举行了三次会谈，22日双方即达成了一般协定。7月24日，英、日两国同时公布了这个一般协定的全文，除了个别字句有所修改外，整个协定内容几乎完全是第一次会谈时日本提出的谈判“关系准则”的原文，即：“英王陛下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护其控制地区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要；他们必须压制或取消任何将妨碍他们或有利于他们敌人的行动或起因。陛下政府无意鼓励任何有损于日本军队达到上述目的的行动或措施；它并愿趁此机会重申它在这方面的政策，向在华英国当局和侨民说清，他们必须避免这类的行动和措施。”^[92]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有田—克莱琪协定》。它不但承认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而且公开违背了在历次国际会议上英国作出的道义援华的许诺，把英国政府在过去两年时间内实际执行的纵容鼓励日本侵略的政策第一次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了。^[93]

对于英日的妥协活动，国民政府是早有警觉的。面对欧洲的严峻形势，蒋介石非常担心英、法为顾全欧洲而与日本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增加中国抗战的困难。为此，蒋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给罗斯福的信中表示对欧洲局势“焦虑不堪”，并吁请罗斯福对英、法施加压力，“务使此等国家(英、法)不至与远东侵略国之日本成立任何谅解，使有损及中国之权益与九国公约之精神，并妨碍中国之继续抗战”。^[94]英日协定公布后，中国社会各界群起反对。天津的《华北星报》于7月23日说，“中国各党派担心英国像早些时候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抛弃中国”。上海的《中国新闻报》在25日甚至干脆把这个协定称为“另一个慕尼黑协定”。^[95]中国共产党对英日的妥协活动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严正警告英国政府：“你们的妥协政策，只是自掘坟墓。……你们愈是和日本妥协，你们在远东的一切利益将愈被排斥，将愈不可保。因此，要保持你们在远东的利益，维护远东的真正和平，只有坚决的抵抗日本，绝不是与日本作妥协投降，牺牲中国。”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强调自力更生，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96]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妥协活动也进行了强烈抗议。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英方的态度表示失望。28日，蒋介石致电《伦敦新闻纪事报》，正告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对日本“即使欲作暂时的让步，亦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即使英国以百年来在华所有整个之权益，悉数让与日本，日本军阀亦断断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动”。他还严正指出，中国不是捷克，中国为独立生存而自立奋斗，任何牺牲，在所不辞，“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是以抗战之决定因素，在于吾人不屈不挠之勇气，吾人必在任何困难下继续奋斗”。^[97]

尽管英日妥协活动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但英国仍希望在远东改善与日本的关系，继续对日本的绥靖政策。1940年3月28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演说中谈到，英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为相同的目标而努力”。之后不久，英国外交次长巴特勒(R.A.Butler)又在下议院表示，“政府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反对改善与日本的关系”。^[98]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很难对日本强硬起来。1940年6月，日本再次向英国施压，要求其关闭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国际援华通道滇缅路。6月24日，日本向英国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停止通过滇缅公路将战略物资运到中国。第二，关闭香港至中国大陆的关卡。第三，从上海撤出英国军队。^[99]日本还在毗邻英国九龙租界地的边界上集结了5000名日军威吓英国。面对日本的高压，寻求美国支援未果的英国又一次对日本作出重大让步。7月17日，英日两国签署了关闭滇缅路三个月的协定。尽管丘吉尔于7月18日在下院宣称，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安排，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和缓解压力”的权宜之计，^[100]但滇缅路的关闭，切断了外部世界支援中国抗战物资的国际通道，完全违背了国联曾多次作出的不得削弱中国抵抗力量的决议，因而遭到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坚决反对。7月16日，《大公报》社评严厉指出：“英国是一个爱惜荣誉而深知自重的国家，而今竟违背公法，背弃信义，曲媚暴力，而牺牲中国的合法利益，那损失可就太大了！”^[101]早在7月1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就向英国外交部指出，“缅运与我抗战及英自身利害关系之重大，在道义及现实政治各方面而论，万不可不维持”，希望英国不要屈服于日本。中国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郭泰祺也专门电告胡适，希望他能敦请美国设法予以阻止。^[102]7月18日，蒋介石还指示驻苏大使邵力子请苏联出面反对英国关闭滇缅路：“……以苏联与我之友谊，对此当不能默而无言……望速运用苏政府，请其对封锁滇缅路事明白表示反对，以遏暴敌之狂焰。”^[103]针对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决定关闭滇缅路的行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月16日发表声明，认为英国“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缅甸运输之继续维持，对于中国之抵抗侵略，至关重要，自不待言。英国接受日本之要求，已给予侵略者以巨大利益，故英国之举动，无异于帮助中国之敌人。英国政府曾再三宣称对华政策决不变更，而现在所采步骤，无论如何，断难认为与其所称之政策相符合”。声明并指出，国联历次议决案都要求全体会员国均应避免采取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之任何行动，日本要求关闭滇缅路的目的在于削弱中国抵抗力量与制止其他各国对中国之援助，而英国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实已完全蔑视其以国联重要会员国资格所担负之义务……实已违反国际公法之原则”，声明还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不会屈服于外力而放弃抗战的决心。^[104](www.daowen.com)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对美国试图与日本媾和的企图也进行了有力抵制。从1940年11月开始，美、日两国的一些非官方人士着手进行议和。1941年4月，这种活动成为两国政府间的非正式会谈。日本希望通过谈判使美国承认其对中国的侵略成果，并减轻乃至取消美国对日的经济压力；而美国试图拆散三国同盟，以免在美德开战时日本进攻美国，导致两洋作战的局面。对于美日间的会谈，中国共产党保持了高度警惕。早在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揭破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指示中就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105]8月下旬，美日非正式会谈的消息被泄漏出去，国民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蒋介石通过其私人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向美国表示，中国现在感到政治上是孤立的，并越来越担心战后不能受到公正对待。9月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指示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告诉中国，美日之间的谈判是非正式的、非官方的，不会损及中国利益。11月，赫尔拟就了一个在经济封锁问题上对日本作出重大让步的权宜方案，引起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11月24日，蒋介石致电胡适，措辞严厉地说：“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106]他同时还给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发去电报，要求他进一步向美国上层指出这一妥协的严重危害。宋子文于26日会见罗斯福和赫尔时说明了蒋介石的严重不安。他指出，如果现在美国改变封锁政策，其结果不仅是中国受害，而且整个亚洲的士气都将受到损害，美国的道义地位也将从此不复存在。^[107]对于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方案，英国也不赞成。丘吉尔于11月25日夜致电罗斯福说：“处理这件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有一点让我们感到不安：蒋介石怎么办？他不是正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吗？我们所焦虑的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了，我们共同的危险将会大大增加。”^[108]在中国强烈反对和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也表示不满的情况下，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美国至此放弃了对日媾和的想法。

中国政府还为阻止苏联与日本进行妥协作了一些努力。随着日本军界内部“北守南进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当局出于“南进”的需要，着手改善对苏关系，以解除后顾之忧。这也符合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考虑。因此，从1939年9月起，苏联和日本开始举行双边会谈讨论缔约问题。国民政府一向认为苏日关系的任何改善都会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加大中国抗战的困难。因此，它很早就密切注视着苏日关系的变化，并极力试图阻止苏联和日本达成协议。早在1939年9月，中国就多次向苏联询问苏日之间的缔约谈判之事，苏方表示日本并未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之事，外间所传“想系汪精卫之流，藉此离间，使人心发生裂痕，以遂其私”。^[109]同年11月8日，蒋介石约见驻华大使潘友新，直接询问最近苏日有无妥协可能，并警告说：“贵国对日态度转变之结果，徒然促成日本与英、美之妥协，进而形成英、美、日之反共阵线。”^[110]其真意在于希望苏联勿与日本妥协。1940年间，国民政府也多次就苏日可能妥协之事表示反对，驻苏大使邵力子屡次向苏联表示，苏联如与日本订立条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111]为使苏联中止同日本缓和关系的举措，国民政府要员极力强调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这表现在1941年2月23日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蒋介石特地赶来出席那次招待会；也表现在何应钦为苏联武官和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上大谈特谈对苏联和对苏联顾问的友好盛情。^[112]在得知斯大林、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接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之后，中国驻苏大使急忙拜会苏联外交次长，询问究竟。苏联方面答复称：“史、莫接见松冈纯为礼貌问题，因松冈为日本外交部长，道经苏联，欲求谒见，至难谢绝。”^[113]及至4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再度询问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松冈赴苏所谈为何事时，潘友新仍答称“苏联决不为自己而牺牲人家的利益，松冈过苏，因苏、日并未绝交，照例予以招待”。张冲因此再三强调：“苏联之一举一动影响中日战局甚大，个人及全国社会人士，切盼望苏联慎重，有以克服日本之欺骗外交。”^[114]尽管国民政府曾再三询问、反对，苏联政府也不断地加以否认，但是，苏日两国还是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除了肯定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在一方与第三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保持中立以外，还特别声明：“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作者注)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115]对此，国民政府外交部于4月14日发表声明，强调指出“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协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116]

中国积极反对英、美与日本妥协的外交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英国与日本进行妥协时，美国虽未如中国所愿，出面进行干涉，但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支持中国的斗争。如英国与日本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后，为了抵消这一协定对中国抗战产生的消极影响，美国在两天后宣布废止日美商约。这一行动产生的结果是，六个月以后美国就开始不受约束地控制并最终停止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117]在得知英国决定关闭滇缅公路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在保持世界各地商业要道的开放问题上有其合法利益，并认为，如果采取此类行动……将会是对世界贸易设置不合理的障碍”，^[118]罗斯福则于7月25日宣布对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的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在英国对日两次大的妥协下，美国都做出了相应的举措表示对中国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美外交的成功。此外，滇缅公路最终只关闭三个月，之后又重新开放，也表明中国对英国绥靖的坚决抵制是有所成效的。就美日妥协来讲，中国的强烈反对直接导致美日和谈失败，而美国拒绝停止对中国的支持和不愿以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与日本妥协，是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直接动因。^[119]英、美两国终于在事实上成为与中国并肩抗日的盟友。中国在与英、美、苏等国的对日妥协活动进行斗争时，从本国现实力量和情势出发非常注重把握斗争分寸，如在苏联和日本达成了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中立条约后，为了继续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避免造成反苏印象而被敌人所利用，中国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态度，除了对中立条约发表抗议声明外，尽力平息事态，军委政治部颁发的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的宣传要点中，指令言论机关“对苏应力避攻击口吻，以免损伤苏联之感情”。^[120]这一切对于维持当时中苏合作关系以及保证日后反法西斯联盟比较顺利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积极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的努力，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反对英、美与日本的妥协，固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利益。法西斯的侵略本性决定了它迟早会将整个世界卷入战火中，任何国家想要通过牺牲别国利益来换取自己和平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中国为反对妥协所进行的有力斗争，使英、美等国不能无所顾忌地出卖中国，自然也就不能完全向日本屈服。换言之，中国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的外交努力保全了中国抗战，使日本不得不背着中日战争的包袱冒险南进，从而加速了日本同英、美等国矛盾的爆发，为欧亚战场连成一体和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