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的外交努力

在日本占领海南岛之前，由于不愿为中国问题得罪日本，卷入中日战争，英、美等主要国家都热衷于奉行绝对的中立政策。为扭转这种不利的国际局面，最大限度地争取与国，国民政府主要通过寻求国际道义支持和经济援助的方式开展外交活动。

(一)争取国际舆论和道义支持。中国把外交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争取国联和九国公约组织的支持上。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国际组织。作为这一组织的成员，中国在遭受侵略的情况下，出于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尊重，自然会首先诉诸国联。然而，无力也不愿制裁侵略的国联却将这个烫手山芋抛到了九国公约组织的篮子里，指望美国能出面领导局势。英国外长艾登(Anthony Eden)直言，英国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将“与美国走得一样远，与美国保持完全一致，既不冲到前面，也不落到后面”。^[44]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则更坦率地说，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谈论经济制裁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45]美国深知英国的意图，打定主意不充当制裁侵略的领导，而是主张通过道义的力量来维持和平。英、美两国的态度如此，会议也就注定不会取得什么积极成果。事实上，中国对国联会议和布鲁塞尔会议都不抱多少希望。“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与国联打交道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不能指望国联采取像制裁那样的有效措施。然而，国联是中国能将日本侵略这一严重事件向上提交，并公诸于世的唯一机构。盟约有一个原则，即国联可以宣布谁在侵略，然后据此采取反对侵略者的一致行动。即或没有这种一致行动，只发表反对侵略者的正义宣言也是有帮助的。^[46]因此，中国希望国联能宣布日本侵略，从而为日后条件允许时实行制裁打下基础。对布鲁塞尔会议的命运，中国在会前已经充分认识到，“依照当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中国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各国认识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负担”，“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并“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47]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固然希望国际社会能果断宣布日本为侵略国并制裁侵略，但更主要和更现实的考虑是将国联和布鲁塞尔会议作为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大讲坛。事实上，国联和九国公约组织虽然在制裁日本侵略问题上无所作为，但却一致同情中国的抗日斗争，国际道义的力量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就此而言，中国积极诉诸国联和参加布鲁塞尔会议是获得了一定成功的。此外，为了加强对他国的外交活动，国民政府除了在各主要国家首都设有常驻的大使馆外，又派出一批特别使节。这些使节不担负正规的外交任务，而且他们本人也不是职业外交人员。他们是政府或国民党的首脑人物。例如，孙科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被派到莫斯科去争取苏联的援助和合作。李石曾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他认识法国、比利时、瑞士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许多政治家，其中大部分是社会主义派。他和孙科一起到莫斯科，后来还前往法国。汪精卫的得力助手陈公博被派去伦敦，并以特使身份访问了罗马。曾经留学日本的蒋百里被派到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出访的共同目的是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争取外交上的和物资方面的援助。^[48]为争取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主要大国能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中国还派出以胡适为首的一些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赴欧美开展民间外交。他们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控诉日本的侵略暴行，唤起了欧美各国对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的深切同情。这其中以胡适的成绩最为突出，他在担任驻美大使之前就在美国进行了多次演讲，为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作出了积极贡献；担任驻美大使后，除致力于常规的外交工作外，胡适仍花费了大量精力在美国各地进行演讲，谴责日本破坏国际公约的罪行，揭露日本侵华的国际危害和宣扬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胡适通过巡回演讲争取美国舆论支持的活动，引起了日本极大的担忧和愤怒。东京英文《日本时报》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群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拖入与日本的战争。^[49]日本的担心从反面证明了中国争取国际舆论和道义支持的外交努力的成功，这为日后西方国家实行援华制日政策，并最终与中国结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争取英美两国援华制日。全面抗战爆发伊始，中国就在不断向英、美等国寻求经济援助，呼吁它们制裁日本的侵略。尽管这些国家深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超出中日两国冲突的范围，造成了世界性的危险”，^[50]但受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束缚，英、美都拒绝援助中国，对日本的侵略也不过是作些“温和的指责”^[51]而已。不过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争取它们援助的努力。在争取国际援助的过程中，中国十分注重向各主要国家说明，中国抗击日本既是为本身存亡而战，也是为了维护条约尊严与世界和平。1938年2月12日，蒋介石在致世界反侵略和平大会的电文中指出，“日之侵华，不独无法理可言，且将国际公法、九国公约及非战协议，作彰着之摧残。彼欲征服中国，竟悍然置列强之利益于不顾，视全世界不以战争为国策工具之共同协议若无物，是日本之举措，不啻一举而欲毁弃全世界之法律秩序与文明，而陷之入中古时代野蛮之状态”，因此，中国抗击日本野蛮侵略的神圣战争，“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52]中国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忠告说：“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53]中国的这种宣传无疑会在一味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中产生一些反响，推动舆论的转变。

由于“九一八”事变以来，英、法等国在远东问题主要是日本侵华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意愿，中国把争取国际援助的求助重点也逐渐从英、法转移到美国身上。1938年1月30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函中，表达了期待美国出面领导，解决远东危机，谋求国际和平的愿望。他说：“此次远东大难之应付，各国均盼望美国之合作，诚以美国政府对于共谋国际和平与安全，向已公认为各国之前驱，中国鉴于中美间之非常友谊，在此并力奋斗国家存亡一发千钧之时，其希望美国之援助，尤属势所必然。”^[54]同年6月，蒋介石在对有可能对远东发生影响的英、美、俄等国作了一番比较分析后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能力。他感到“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55]从此，国民政府正式把外交重点转到美国身上，并为此特别任命在美国享有崇高声望的胡适取代王正廷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在给胡适的指示电中，开列了对美外交的几件大事，即政局变动中如何促美助我、美国实行中立法问题、财政援助问题以及军用品售日问题等。^[56]为在这几件事情上有所收获，除驻美使馆人员尤其是胡适大使积极奔走外，国民政府还特派宋子文以及著名的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赴美争取财政援助。为了进一步影响舆论和国会，推动美国顺利援华，国民政府在美国组织了一个“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聘请前国务卿史汀生为名誉会长。这个委员会曾多次组织群众向政府和国会请愿，要求支持中国抗日。史汀生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保持“绝对的不偏不倚态度”的政策。^[57]中国军民英勇不屈的抗日斗争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推动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变，也使美国迈出了援华抗日的第一步。1938年10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强调“一笔数量可观的美国贷款将立即加强我国人民的信心，并使我们能更有力和更有效地抵抗日本的疯狂进攻”。^[58]在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的积极推动下，1938年11月30日，罗斯福总统批准贷款给中国2500万美元(即桐油贷款)，贷款合同在1939年初签订，“这是美国‘援助受侵略国’原则的第一次运用”。^[59]在美国影响下，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50万英镑，随后又决定贷款500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法币的平准基金。不久，法国国民议会援华集团也同意拨款400万法郎，并准备将法国储存价值1亿法郎的医药送往中国。^[60]此后，随着中国长期抗战的坚持和欧洲形势的日益严峻，美国又应中国的请求向中国提供贷款。这样，从1939年到1940年秋中国从美国得到3笔贷款，共7000万美元。这从物质上壮大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从道义上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士气，对支持中国抗战起到很大作用。欧美国家此时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虽然极其有限，但对中国而言，却实实在在代表了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承诺。如桐油贷款达成之时，国民政府就十分重视该项借款的政治作用，认为它“一方可增强我国际地位，一方即为将来借款之先河”，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已明确投身进来，不能打退堂鼓了”。^[61]中国通过争取英、美经济援助的方式，加强了同这些国家的联系，为日后争取它们与中国合作，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进而迫使日本停战求和奠定了基础。

中国政府在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增强抗日力量的同时，还大力呼吁欧美国家有效制裁日本的侵略活动。除驻外使节长期不懈地敦促驻在国制裁日本的侵略外，每逢抗战周年之际，国民政府都会郑重呼吁各友邦采取有效方法，“制裁此灭绝人类天性之国际公敌，以树立世界之正义和平”。^[62]中国政府相信，“倘各友邦能立即执行有效之经济制裁，同时加强对华之物质援助，则以中国本身之实力，与此种国际制裁所表现世界正义之力量，必可于短时期内，迫令日本军阀之崩溃，而恢复国际各种公约之效力，促进世界永久之和平，与我人类全体之幸福”。^[63]1940年1月23日，在《为日、汪协议告友邦人士书》中，中国恳切希望“与太平洋有密切关系之各友邦……开诚布公，共同合作，迅采有效之行动，制止日本之侵略……迅即采取有效方法，断绝日本物资及武器原料之来源，俾远东合法秩序，得以早日恢复”。^[64]此外，中国在其他许多场合，都表达了希望友邦制裁日本侵略的愿望。中国敦促欧美国家制裁日本侵略的外交活动是以自身长期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战斗为依托的。因此，尽管经历了一个极为缓慢曲折的过程，中国的外交努力基本上是在稳步地取得积极成果。1938年6月11日，赫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谴责日本对和平居民的空袭轰炸，随后，他写信给美国148家注册出口飞机和飞机部件的厂家，表示政府强烈反对把飞机和航空设备售给世界上任何对和平居民进行轰炸的国家。^[65]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帝国开始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限制对日本的物资出口。^[66]1939年9月至12月间，美国一步步扩大道义禁运的范围，把禁运范围扩大到包括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铝、镁和钼；还把生产航空汽油的一切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纳入禁运范围。^[67]1940年7月2日，鉴于日本对印度支那北部的威逼，罗斯福签署2413号公告，列出了46项禁止出口的项目。7月26日，罗斯福发布2417号公告，宣布禁止石油产品、铅、废旧钢铁出口。9月26日，美国白宫宣布，自1940年10月16日起，所有等级的废旧钢铁一律实行许可证制度。^[68]12月间，罗斯福批准扩大对日禁运，新增加的禁运物品包括铁矿石、生铁、钢、钢制的主要商品和多种工具。1941年1月初，总统又同意把纯铜、黄铜、青铜、锌、镍和钾碱6种物资纳入禁运范围。此后，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些新项目增添到禁运单上，这些都是日本十分需要的原料，诸如铅、黄麻、磷酸盐、软木、植物油，等等。^[69]美国对日禁运的扩大和加强无疑会加剧美日矛盾，这对中国寻求美国的支援乃至结盟都是有利的。总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援华制日的外交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它为日后国际反日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www.daowen.com)

(三)争取苏联物资援助和敦促苏联对日作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迫使国民政府迈出了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步伐。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为中国争取苏联的援助奠定了基础。“七七”事变爆发次日，蒋介石对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说，在中日全面战争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个中苏互助条约。^[70]7月9日，孙科与王宠惠立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此事。由于苏联的坚持，中国放弃签订互助条约的主张，于1937年8月21日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它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71]此外，双方还有一口头约定，苏联承诺它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72]《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敞开了援华的大门，仅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苏联就同中国签订了四次以货易货协定，共向中国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物资。^[73]对此，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说，“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苏联的援助是真正“可靠的援助”。^[74]孙科也公正地评论说：“外援方面，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以后，直到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以前，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物资，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75]蒋介石在1939年写给伏罗希洛夫元帅的信中也坦言：“我国同日本打仗已经两年多了。由于苏联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支持，给了中国物质援助，才有可能进行长期的解放战争。”^[76]中国政府对苏联的援助也多次表示感谢。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宠惠说：“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苏联一直给我们以大量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以增强我们在前线与后方的抵抗能力。”^[77]鉴于20世纪30年代的“不侵犯”一词所包含的绝不仅是字面上的消极意义，而是意味着除了事实上的参战承诺以外的一切积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78]《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德国外交部法律司司长高斯(Gaus)认为，重要的不是协定内容，而是其政治目的和政治背景；中苏跨出了结盟的第一步，意味着下一步将或多或少地进行政治合作；《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没有包括“互不干涉内政”的条款，所以“互不侵犯”是互助的第一步。^[79]日本对此万分恼火。9月1日，日本外相广田在接见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Grew)时表示：“中国和苏联在最近几年来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缔结这一协定，但两国却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和特定的局势下缔结这样一个协定，这是十分不幸的。”^[80]

为了使苏联能够更直接地援助中国抗日，从抗战爆发直到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政府还曾多次敦促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中国之所以特别看重苏联出兵远东，具体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借用强大的苏联武装力量狠狠打击与牵制凶悍的日军，弥补中国军事力量的严重不足，大大减轻其作战负担。第二，大大加剧日苏紧张关系，不使日苏达成妥协，^[81]以便日本从中国东北抽调重兵南下变得更为困难。第三，便于加大对日本政府的外交压力，达到最大限度地借重苏联增强中国对日交涉地位，促成中日妥协之目的。第四，可以充分利用苏联对日作战，牵制日本大批兵力的大好机会，保存国民党军队实力，以准备对付中国共产党并阻止其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消除对国民党统治的最大“隐患”。^[82]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国民政府在争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的同时，为推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早在1937年8月，中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在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就曾表示，尽管目前难以指望苏联干预中日战争，但希望在经过一段长期的战争之后，苏联能够起到类似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83]10月22日，蒋介石电令在莫斯科的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向苏联当局探询：如布鲁塞尔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什么时候能够参战？11月11日，斯大林接见杨杰，郑重答复说，“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本开战时机”，原因在于“若苏联向日本开战，日人民必以为苏联亦系分润中国之利益者，刺激日本国民之反抗，激成日全国民之动员，结果反助日本之团结”。次日，伏罗希洛夫元帅对杨杰表示，苏联如果参战，的确可以一举奠定东方和平的基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方开战，西方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期固难定，但可以告诉君者，准备已快了”。几天后，伏罗希洛夫还曾对张冲表示，当中国抗战到了“生死关头”时，苏联将出兵参战，绝不坐视中国失败。^[84]12月上旬，南京危在旦夕之际，中国再次敦请苏联出兵参战，但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苏联目前不能对日出兵，否则会被认为是侵略行动，从而使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马上改善，相反予中国与苏联以不利。苏联表示“只有在九国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就可以立刻出兵”。^[85]这在当时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出兵条件。由此可见，苏联的远东战略首先出于自身利益，它可以给中国以各种援助，使中国拖住日本，却不可能为了中国而对日出兵，冒被日德东西夹击之危险。

尽管苏联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对苏联参战的希望一直延续到武汉会战时期。^[86]1938年9月30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强烈要求苏联立即采取行动遏制日本。次日，即1938年10月1日，蒋介石又致电杨杰，要他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交涉，说明“中国深觉两国订立互相协定之时机业已成熟”，要求“苏联应对远东之侵略者作最有效之制裁，而对我国作进一步之接近”；并强调：“一则国联既议决各会员国有权施行第16条，则苏联正可实行向日对我之诺言(即谓如国联议决，则苏可出兵)。二则目前欧局既可暂望安定，不必有西顾之忧，趁此时机亟宜与远东侵略者之日本以教训，使他日德国亦无能为患。”中心意思仍然是催促苏联对日出兵。^[87]然而，苏联还是没有同意参加对日作战。中国政府至此明白，苏联实际上是不可能出兵的，从此不再提出兵之事。不过，在拒绝全面地、公开地参加对日战争的同时，苏联还是采取了一些不至于引起苏日战争的局部的、暗中的军事介入行动。如在1937—1939年间，苏联向中国派出1500多名军事顾问，其中包括一些红军高级将领；苏联还以志愿队的名义有组织地向中国派出空军作战人员，其中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88]中国争取苏联物资援助和军事支持的努力得到了比较积极的响应，尽管此时中、苏并没有结成同盟，但中、苏两国间所建立的这种友好和亲密关系，无疑为日后的结盟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确立了多寻与国，结盟抗日的外交总方针，并为实施这一方针开展了初步的外交活动。由于当时英、美等国正忙于应付欧洲的法西斯势力，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当时处在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被认为对世界是无足轻重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引起西方主要大国足够的重视。相反，它们宁愿通过纵容侵略、牺牲中国来避免同日本直接对抗，以换取一时的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得到这些国家公开的政治支持和军事物资援助，无疑是困难重重。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把外交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争取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和经济援助上是非常明智的，通过这种方法，中国可以间接加强与各反侵略国家的友好关系，从而为结盟抗日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