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反日同盟思想的确立

“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待日本侵略的总体方针是在避战的总方针下寻求国际调停，对结盟抗日的主张并无积极反应。然而，1935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和中国内部形势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使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步从安内转向了攘外。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并不满足于对东北的占领，而是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到1935年，日本更是积极策动华北当局实现华北“自治”，企图炮制出第二个伪满洲国。就国内形势而言，首先是1934年10月国民党剿共获得初步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的势力也于1935年进入西南川、黔、滇三省，蒋介石并决定以西南为抗战根据地，将以后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攘外上来。他在自记民国二十四年中之所感时表示：“总之，今年中心工作是剿匪，可说已达七分之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33]其次，1936年6月两广军人发动的反蒋抗日运动和平解决，从而使1936年10月的中国已接近全国真正统一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当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从而改“反蒋抗日”的总方针为“逼蒋抗日”，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再次，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结束了中国十年内战，拉开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帷幕，而且在中国树起了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正是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加深和中国内部统一形势的逐步出现，推动着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转趋强硬。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讲对外方针时强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同时也表示应“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34]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对御侮的最低限度作了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种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最低限度，就是如此。”^[35]从这几次表态中可以看出，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中的强硬因素已经大大增加。在同期与日本进行的谈判中，国民政府不仅拒绝了日本要求承认华北五省自治、减低关税、订立共同防共协定等侵略要求，而且提出了废除上海、塘沽两协定和冀东伪政权等反要求。1936年11月绥远受到日伪军大举进犯时，国民政府发表严正声明：“今日绥察问题极简单明了，来犯者不论其为伪为匪或其它任何势力，同为国家民族不共戴天之大敌。于此应付之方惟有迎头痛击，惟有根本剿灭。”^[36]为此，蒋介石迭令阎锡山采取主动进攻政策，要阎“先发制敌”，并亲自飞赴太原督战。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国民政府从抗日的愿望出发，其政策也更加务实。1935年年底蒋介石派人寻求与中共的秘密接触，试探双方合作的可能，由此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秘密往来和谈判。这一系列言行清楚表明，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已经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从而为后来结盟抗日主张的确立奠定了基础。(www.daowen.com)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中日之间的局部战争扩大成了全面战争，寻求与国、结盟抗日的问题也随之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中明白指出：“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尽管蒋介石仍对外交解决卢沟桥事变抱有一线希望，并为此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四点最低要求，^[37]但他同时还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38]毛泽东对此评价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39]7月26日蒋介石发给正在巴黎的孔祥熙的电报中袒露心迹，决心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并正式宣战。^[40]由此可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未完全放弃和平希望，但已经下定了战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就战时的外交方针进行讨论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1937年7月29日，在南京政府举办的庐山谈话会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吴康发言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列国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了“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总方针。其大意为：“日本自田中政策伸帝国势力于朝鲜、满洲，欲侵略中国，实现其所谓大陆政策，已属人人而知之矣。然据观察者，日本侵略者尚有一所谓南下政策，由台湾而菲律宾，其最终目的在攫取澳大利亚，以造成理想中太平洋上帝国。如此则将来太平洋战争，必难避免。而尔时与日本正面冲突之主角，必为英美二国，而苏俄以远东利害关系，亦必加入。故中国今后对付日本侵略，在外交主要政策上，应南联英美，北结苏俄。英为海上帝国，无论如何绝不放弃其在远东的各种权利；美欲保持太平洋海上权利，亦以日本为将来最大敌人。故我国抗战外交政策，首须确定联英联美，以抵制日本在太平洋势力之发展。至于苏俄，对于远东利害关系尤为密切。日本占据东四省的势力膨胀，已直接使苏俄寝食不安。故联俄以抗日本，不仅为吾人必取之途径，亦为苏俄欲保持其远东权利必取之途径。至于法国，只求越南属地的安全，彼为防止日本的侵夺，必愿与中国联络；而中国联法，亦能在国际上增加一层助力。至于德国和意大利，同为法西斯的国家，在远东利害关系较浅，故于中日双方均不愿有若何明显的偏袒，中国亦宜与之切实联络，以巩固中国在国际上优胜的形势。”^[41]在这里，吴康鲜明地提出了联盟英美苏、中立德意的外交方针，这是对当时活跃于民间的结盟抗日主张的一种归纳和完善，对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抗战初期事实上循此路线进行的外交活动来得到证实。九国公约会议举行期间，汪精卫在就持久抗战、多求与国问题所作的演讲中也指出，日本向中国侵略，英、美、法、苏亦备感威胁，因此中国应联合这些国家为中国之与国，即使对于采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指德国和意大利)，中国也应切实加以联络。^[42]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对于战时外交方针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是：(1)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2)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3)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4)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5)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43]这个文件较好地概括了南京政府战时外交政策的一般内容。至此，中国联络与国、结盟抗日的外交方针正式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