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众对中国应战方针的讨论

在对未来世界大战进行预测的基础上，社会各界还重点就应对未来大战中国应采取的方针进行了探讨。在应对未来大战应采取的对内方针上，人们的意见是比较统一的，即都认为中国当务之急一是各党派停止内争，统一国家，修明内政，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二是抓紧时间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振兴实业、发展交通和兴办水利等；三是发展军工产业，加强国防建设，统一全国军权，实施征兵制度。^[7]

在对外方针上，人们的意见比较多样化，但基本上可归纳为两类三种意见。一类认为应当设法阻止战争，中国的利益在于求国际和平，而不在于求国际战争。因为战争一旦发生，中国必为列强争夺的牺牲品，无以自保。惟有世界和平，中国才能从容革新内政，努力建设，以图他日雪耻。故中国应厉行多边外交，平等对待各国，多方活动，以达到暂维和平局面之效果，从而推迟战争的爆发，为中国争取充分准备的时间。^[8]一类则认为中国不得不面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有两条途径可循，即严守中立、反对结盟和参加战争、结盟抗日两途。

主张中立的人们的主要论据是，大战如果发生在欧洲，与中国事不关己，自然不必参加。大战如果发生在远东，我们在不具备实力之前也不能贸然参加战争。否则，胜利了还好，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必须严守中立。就结盟而言，他们认为，“我国苟有结盟抗日的事情，则她(指日本)必以武力胁迫我国，亦自可想而知”，况且，“一个国家苟无武力为后盾，则不当与他国缔盟”。因为结盟必有针对目标，换言之，即为对付某一敌国无疑。但在自身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径自寻求与别国结盟，其唯一结果必然是引起敌国的重大压迫，反而弄巧成拙，未收结盟之利，先蒙其害。^[9]因此，在中国自身国力贫乏、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不能与他国结盟对日，必须严守中立。(www.daowen.com)

但在这两类三种意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显然是结盟抗日。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战事一旦发生，日本必定会肆意侵略中国，以中国的国土和资源来作战争的后盾，中国纵想保持中立，也不可能，惟有被迫参战。至于在参加哪一方作战的问题上，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把对外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但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中日民族矛盾格外凸现出来，中国逐渐认识到，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只能有一个最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危害中国程度最深的日本。因此，中国在被迫参加战争的情况下，只能站在俄、美等国家一边，共同对日作战。对这一点，很多人都作了详尽的论述。1934年2月，当时著名的专栏评论家孙麟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日美俄四国关系的前途》一文，可说是集中代表了此类主张。在该文中，作者开宗明义，首先表明中国外交应改变素来的被动局面，采取积极自主的政策，利用乃至主动造就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就中日之间的严重局面、中国外交的被动与日本外交的灵活作了简要对比后，作者明确指出，“现在中国为自救自存计，不得不利用日俄、日美冲突之势，而联俄美以制日，并宜积极破坏日美、日俄之接近，拉拢美俄为我之与国，以共同抗日”，“对于国际势力最大、与我利害相同而同情助我之美俄，宜联为与国，成立攻守同盟，以共同制日”。此外，作者还就联合美俄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和联合美俄对中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方面所能产生的有利影响进行了详细论述。^[10]同期在国内影响广泛的《外交评论》和《独立评论》上也有持类似主张的大量文章发表。如《外交评论》上一篇署名章渊若的文章指出，远东战争发生后，将呈现美俄联合抗日的阵容。而在远东，英美又必定会相互联合。在这种情况下，以日本为最大敌人的中国，“自当先能彻底精密而切实的分析国际间的利害，从日俄、日美、日英实际的利害冲突和矛盾中，来造成一个中俄美英联合制日的大阵营，来打开民族的出路，并且使日本在四面包围中陷于崩溃”。^[11]还有人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事前的准备偏在外交方面要竭力联络有反日可能的国家，以促成它们反日的决心，此外应运用外交手腕，陷日本于孤立的地位。凡日本与他国的同盟，接近的企图或计划，中国均应加以破坏”。^[12]在此之前，论调一贯温和的《独立评论》上也发表署名尹及的《今日中国的两线希望》一文，主张运用国际力量来保持中国的独立。作者认为，“中国罪孽深重，懦弱无能到极点，纯粹凭自己的力量自救危亡，恐怕是废话。……救中国的危亡，非有外力不可，而这种外力——国际均衡——一定要由我们自己运用”^[13]。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个问题是，尽管这一时期各种主张结盟抗日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以往“以夷制夷”外交方针的痕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国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之把握能力的提高，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即便是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也是“与夷合作的制夷”，而“想要与夷合作，自己本身必须先成为一个力量，在积极方面，能够有助于人，能够担得起一面”。^[14]换句话说，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固然极其重要，但运用外交手腕的能力首先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实力，中国立足的根本在于充实本国国力。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是积极的主张。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已经直接受到日本肆意侵略的背景下，众多持远东战争首先爆发观点的人当中，却几乎都没有考虑过远东战争的主体可能会是中日两国，人们基本认为，在日俄或日美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只是因为无法保持中立地位，才会被迫卷入战争，参加美俄一方，以便在获得胜利后，在和平会议上收复失地。这意味着这一时期所产生的结盟抗日主张中，中国实际上仍然是被定位在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人们之所以不考虑中日两国是战争的主体，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受中国政府避战求和政策导向的影响，把中日之间的纠纷一厢情愿地界定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当时人们认为中国国力太弱，根本不能与日本一战，而日本也不屑与中国一战。不过，也有极少数人认为远东一旦发生战争，其主体非为日俄，也非为日美，而是中日两国。他们敏锐地体察到，“俄美虽皆有作战之准备，却均无作战之必要与热心。但日本对俄美虽不无畏惧之心，而对中国则必一再挑战。将来国人忍无可忍，遂不得不以实力与日周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