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本思路和研究计划

从前面学术前史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外研究者们对于战时盟国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以美、苏、英三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为研究对象，中国或者处于一种被动的从属地位，^[78]或者根本不提。以中国为主体的研究，或者说直接、系统地考察战时中国对外关系的著作比较少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反法西斯联盟战争中所作贡献的不重视甚至刻意贬低。1943年6月，就哪个国家对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最大这一问题所作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英国人当中，50％的人认为苏联的贡献最大，42％的人选择英国，5％的人选择中国，3％的人选择美国。而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当中，55％的人认为美国的贡献最大，32％的人选择苏联，9％的人选择英国，认为中国贡献最大的人仅有4％^[79]。尽管这项民意调查不见得能反映真正的情况，但很显然，西方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80]在涉及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间关系的著作中，也多是强调中国与盟国的冲突，未能较好地展现中国与盟国关系的全貌。至于中国对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形成的贡献，更鲜有论述。

就国内研究来看，中国学者十分重视战时中国的对外关系研究，有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问世，但也还有研究不足的地方。迄今为止有关中国与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整体研究，还没有专著面世。有关中国与盟国关系的多数高水平著作和论文侧重于双边关系的研究，且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中国与各主要盟国的矛盾和斗争上，缺乏对中国与盟国之间合作状况的研究。事实上，中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同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几乎一样多，因此，在研究中国与盟国关系时，不仅要重视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还应该对它们之间的合作进行充分的研究。就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而言，部分学者就中国共产党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作了一些研究，但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而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对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所作的贡献，除了外交通史中有泛泛的提及外，目前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鉴于此，本卷将分四章来全面展示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和努力。

第一，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在战争中所处的这种首当其冲的地位和贫弱的国家力量决定了中国只有获得国际力量的帮助才能免遭亡国灭种的命运。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就一直抱有通过国际调停来解决中日问题的想法。在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寻求国际力量的种种努力的逻辑结果就是结盟抗日思想的产生。但在日本明确显示南进意图之前，鉴于英、美国家对日本侵华问题上的消极反应，中国并没有公开提出与欧美国家结盟的主张。日本南进意图显现无遗后，中国开始正式地提出了与英、法、美、苏等国建立反日国际同盟的具体计划，并为推动其实现作了不懈努力。

第二，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与美、苏、英等主要盟国在打败法西斯侵略集团这个最高目标的指引下，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有力地巩固了反法西斯联盟。中国为巩固联盟所作的努力，不仅在于军事上以具体的战斗配合盟军作战和服从盟国先德后日战略，并为此作出巨大牺牲，而且在于外交上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进一步密切和加强与各主要盟国的关系，从而使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内部的团结更加巩固。

第三，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维护。中国同美、英、苏等反法西斯主要盟国之间存在着国家力量、国际地位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同个别盟国还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这些差异和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在与其他主要盟国的合作过程中，还必须面对许许多多的分歧和矛盾。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从维护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大局出发，努力化解或淡化与盟国间的分歧，在据理进行斗争的同时，常常或主动或被动地作出许多妥协让步，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和反法西斯联盟的维护。此外，中国还以参与联合国的组织构成及运作等问题的决策、居中调解大国矛盾和为小国利益代言的方式积极推动联合国的成立。中国为推动联合国成立所作的这些外交努力，也有利于加强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对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一种维护。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作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对国民政府结盟抗日政策的支持和配合，是中国政府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中国政府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并为其巩固和维护进行多方面努力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都以自己的方式配合支持了政府，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卷主要用历史学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阐述。在写作过程中，本卷一方面尽可能避免作主观、偏颇、空洞的叙述或议论；另一方面又始终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以揭示特定框架下的中国外交为宗旨，尽可能避免或减少重复性的研究，力求做到宏观与微观的紧密结合。当然，这种研究还是初步的，不足之处，将在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逐步改进。

【注释】

[1]Saki Dockrill在为纪念珍珠港事件50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人如何认识自身在与日本的战争中的作用或如何认识其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与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这是欧洲人知之甚少的问题。”见Saki Dockrill．From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The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1941-1945．London：Macmillan Press，1994：4.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虽已有所改变，但研究仍很不够。

[2]国内研究状况介绍重点参考了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陈谦平：《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陶文钊：《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和李嘉谷：《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述评》(见曾景忠：《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德军：《抗日战争研究述评》之第22章《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特此感谢。

[3]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4]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章。(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章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5]刘天纯：《远东慕尼黑阴谋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1985年第4期；胡之信：《1937—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求是学刊》，1981年第4期；梁长平在《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演变》(《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中将1937—1945年之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第一阶段，英、美对日本侵华以“不干涉”、“不承认”的绥靖政策为主流。

[6]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7]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12、13章。(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章节)

[8]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章。(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章节)

[9]章百家：《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初探》，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0]王真：《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述论》，《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

[11]刘存宽：《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李世安：《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陶文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2]吴景平：《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13]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4]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5]王淇：《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6]王真：《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述论》，《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

[17]刘迎红：《史迪威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求是学刊》，1997年第3期。

[18]李振华：《史迪威与中国抗日战争》，《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1期；倪良端：《同中国人民一道抗日的史迪威》，《黄埔》，2005年第6期；刘建美：《史迪威将军与中国》，《党史纵览》，2004年第5期。

[19]魏楚雄：《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章百家：《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经验——由史迪威在华经历所想到的》及金光耀：《蒋介石与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关系》，均载史迪威研究中心编《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20]魏楚雄：《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1]吴明：《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5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22]李亮：《“史迪威事件”原因再探》，《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3]王建朗：《试析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24]牛军：《赫尔利与1945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5]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章百家：《美国对华政策新解——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6]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27]王建辉：《赫尔利是哪一条对华路线的代表》，《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28]张小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及对中国的影响》，《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

[29]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4章；张小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及对中国的影响》，《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

[30]孙艳玲：《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31]李嘉谷：《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许碧晏：《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借款数值的总额、笔次、时间的考证》，《蒙古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优秀论文集》，1998年10月。

[32]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7章；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章。(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章节)

[33]李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6章。

[34]王春良：《评日苏中立条约和雅尔塔协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倪维钧：《试论1937—1941年的美苏援华》，《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

[35]厉声：《苏日中立条约试析》，《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

[36]王真：《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中国》，《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www.daowen.com)

[37]李嘉谷：《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实际影响》，《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38]陆文培：《试论〈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39]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章。(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

[40]刘喜发：《〈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析》，《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杨奎松：《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3期。

[41]倪良端：《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华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党史文汇》，2005年第8期。

[42]刘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及其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影响》，《世纪桥》，2000年第4期。

[43]郭秋光：《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抗战外交》(以下简称《抗战外交》)，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44]任东来：《美国对华“租借援助”与美蒋矛盾(1942—1944)》，《历史教学》，1985年第12期；任东来：《评美国对华军事“租借”援助(1941—1946)》，收入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系合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2)，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45]倪维均：《试论1937—1941年的美苏援华》，《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蒋相泽：《美国的援华抗日》，《学术研究》，1987年第4期。

[46]任东来：《争吵不休的同盟——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

[47]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5章、第6章中都有涉及。

[48]陈永祥：《宋子文与美援外交》，《广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永祥：《抗战时期宋子文争取美国经济援助评析》，《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陈永祥：《宋子文争取美国租借援助述评》，《广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7期；张振江，任东来：《陈光甫与中美桐油、滇锡贷款》，《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49]吴太昌：《论国民党的易货偿债政策和资源委员会对钨锑锡的管制》，《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50]何品：《1937—1941年美国对华贷款研究》，《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3期；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1993年第1期；张振江，任东来：《陈光甫与中美桐油、滇锡贷款》，《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白涛：《中美〈桐油借款合约〉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初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刘达永：《中美〈钨砂借款合约〉的由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吴景平：《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任东来：《1942年中美五亿美元借款始末》，《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5期；等等。

[51]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212页。

[52]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53]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第229～231页。

[54]陈谦平：《1942年蒋介石访印及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陈永刚：《不协调的同盟——1942至1945年中英关系考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抗战外交》；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章。(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章节)

[55]陈谦平：《1942年蒋介石访印及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第3章；徐旭阳：《1942年蒋介石访印述评》，《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

[56]张力，陈廷湘：《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盟国战略的复杂关系》，《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57]朱寰，程舒伟：《二战时期第一次缅甸战役与中美英三国战略述评》，《思想战线》，1995年第4期。

[58]陶文钊：《缅甸战役与中美英关系》，《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59]王真：《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寻求》，《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6章。

[60]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章。

[61]王真：《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二律背反》，《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62]Christopher G.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London：Hamilton，1972．

[63]Irving Sigmund Friedman．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ChapterⅡ．(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章节)

[64]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ChapterⅠ．(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书名)

[65]Irving Sigmund Friedman．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ChapterⅥ．

[66]Nicholas R.Clifford．Retreat from China，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New York：Da Capo Press，1976：ChapterⅡ—Ⅷ．

[67]Greg Kennedy．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ar East．London Portland，OR：Frank Cass，2002．

[68]T.A.Bisson．America’s Far Eastern Policy．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Distribut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1945： ChapterⅪ．

[69]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70]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章。

[71]Stanley K.Hornbeck．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World Peace Foundation，1942：ChapterⅥ．

[72]Margaret B.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Berne：Peter Lang Publishers Ltd.，1986．

[73]Aron Shai．Britain and China，1941-1947：Imperial Momentum．London： Macmillan Pr.Ltd.，1984．

[74]Brian 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6：Chapter 17．

[75]Stephen G.Craft．V.K.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ChapterⅤ-Ⅶ．

[76]Robin Edmonds，The Big Three：Churchill，Roosevelt，and Stalin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Norton，1991，Chapter 14.台湾学者梁敬錞也认为开罗会议是战时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梁敬錞：《开罗会议》，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77]Keith Sainsbury．The Turning Point：Roosevelt，Stalin，Churchill，and Chiang-Kai-Shek，1943，The Moscow，Cairo，and Teheran Conferenc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78]Robert James Maddox．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Westview Press，1992：176.作者认为，“中国与其说是(反法西斯侵略的)一个盟友，倒不如说是一个依赖者”。

[79]Ralph B.Levering．The Public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18-1978．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Inc，1978：89-90．

[80]Bevin认为，在对日战争中，美国做了95％的战争努力，中国主要是依靠美国击败日本。Bevin Alexander．The Strange Connection-U.S.Intervention in China 1944-1972．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