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前史介绍

众所周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存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民主国家的胜利、法西斯国家的覆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四大国之一，不仅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对前者的研究，国内已有很多成果，但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目前在国内外尚不多见。事实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先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最早举起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大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独立抗击日本的疯狂侵略长达四年半之久，在这段漫长而苦难的时期中，中国深深地感受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为此积极奔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作为四大领衔国之一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家宣言》，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国家之一，并以这种身份活跃于联盟此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然而，学术界对中国与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研究却相对薄弱，^[1]这对于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无疑是一种缺憾。

关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关系，迄今国内外尚无专门论述，这里的研究综述只能介绍与本课题相关的成果。^[2]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除了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如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等著作，有部分中外关系的论述外，没有任何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专门的学术文章也不多见。一些零星的研究涉及的主要是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英美对日绥靖等问题。^[3]

改革开放以来，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迅猛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涉及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1)外交通史类著作：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中国大陆出版最早的一本外交通史。该书运用的中外档案文献，受到学界好评。石源华撰写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极具特色的民国外交通史，该书不仅史料丰富，且研究方法新颖，评述公允客观，受到国内外学界较高的评价。此外还有宗承康主编的《百年中国对外关系(1840—194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唐培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之信、张德旺等撰写的《中国革命中的国际关系(1919—1949)》(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杨公素著的《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等。

(2)抗战时期专题外交史著作：苏光文主编的《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主要从政治外交、对外军事关系和对外文化交往三个方面论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王真撰写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共同各国的交往。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则是一部学术性、史料性均堪称一流的著作，该书叙述了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的中外关系，包括中国抗战与国联，中国与德国、苏联、英国、美国、日本的关系。该书认为战时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抗战相辅相成。此外还有王建朗著的《抗战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沈庆林著的《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真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

(3)双边外交关系著作：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以上专著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96年间出版)、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此外还有罗志刚的《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谦平的《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虽然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是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中美关系，但战时中美外交关系占到了一大半的内容，无论从写作技巧还是研究重点上讲，都堪称杰作。

(4)以人物为切入点展现外交关系的著作：如项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史迪威研究中心编的《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岳谦厚著的《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金光耀主编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陈永祥著的《宋子文与美援外交1931—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等。

除了学术专著外，国内学者就战时中国同各主要盟国关系的研究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研究层次也比较多样化，既有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研究，也有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总体研究，还有关于外交人物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还出现了一些直接有关反法西斯联盟问题的论文，如张齐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作用》(《衡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3期)、赖悦的《英美苏三国联盟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惠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余龙生的《关于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演变及其历史反思》(《上饶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6年第4期)、杨宝康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杨竹芬《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结合》(《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祝中侠《关于二战期间苏美英结盟的几点思考》(《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等。尽管从总体上讲，这类研究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发展也比较缓慢，但毕竟是对外交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的开辟，也属难能可贵。

从上述对以往研究成果的介绍可以看出，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和论文相当多。这些著作和论文涉及战时中国外交的许多方面，此处不能一一罗列，只就引起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介绍。

(1)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中英美关系

一般来讲，人们认为这一时期的英美对华政策具有对日姑息和援华制日的两面性，且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扩大和对英美在华利益的日益严重的损害，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1938年的桐油贷款是美国政策由对日妥协为主转向援华制日为主的一个最初的转折点，这一贷款成为中美走向共同抗日之路的第一步。从这时起，美国明确把中国看做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第一道防线。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条约签订后，美国政策进入积极援华阶段。^[4]在对英美对华政策的评价上，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是：绥靖日本与援华制日，哪一方面是这一时期英美对华政策的主流。一些人认为，对日绥靖是英美远东政策的基调，是主导方面。英美纵容日本侵略，把大量战争物资卖给日本，而在制裁日本问题上回避躲闪。当日本准备南进时，又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英美为了在中日战争中获得更多利润和维护自身的安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对日姑息是主流。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才使这种阴谋破产。刘天纯甚至认为，以瓜分中国为中心的、完整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贯穿于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全过程中。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准备阶段，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是疯狂实施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是余波阶段。^[5]但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尽管在相当长时间里，英美对日存在严重妥协，但并没有构成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和后果上都不能和欧洲的慕尼黑阴谋相提并论。因此，不能把任何局部性的旨在阻缓日本侵犯其利益的妥协都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是援华制日。^[6]研究者还注意到，英美的远东政策有所不同。比较起来，英国对日妥协的程度要大一些，1938年的英日海关协定、1939年的《有田—克莱琪协定》、1940年的封锁滇缅路事件，都是严重的对日妥协行为，是英国绥靖政策的最明显的表现。^[7]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为了抵消英国妥协的消极影响，对日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如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后两天，美国宣布废止1911年2月订立的日美商约；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后，为抵消这一事件的冲击波，罗斯福于7月25日宣布对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等的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8]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对日作战处于孤军奋战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包括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交方针，求援对象多样化，不仅限于欧美国家，还率先打破意识形态束缚，改善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关系，争取其积极援助。国民政府在争取欧美外援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同时又不得不经常面对英美对日妥协的困境。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从英美基本利益出发，认定它们必将与日本发生冲突，始终把它们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依靠对象而坚持不懈地展开外交工作，最终，英美成了中国对日作战最主要的同盟国。就这一时期外交方针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来看，一些研究者指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是灵活的、基本成功的。^[9]

(2)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与香港九龙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作为支持中国抗战的一种表示，英美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于1942年10月10日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有关特权。不久，英美与中国就废旧约、订新约问题展开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比较顺利，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波折不断。有关香港九龙问题的交涉作为谈判的最大难点尤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中方对香港和九龙问题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香港问题是回避政策，实行冷处理；九龙问题是谈判中争执最为激烈的一个焦点，但中方未能坚持住自己的立场，最终作了让步。然而中方并未放弃收回香港九龙的决心，而是准备战后处理。^[10]也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对收回新界、九龙问题一度曾比较坚决，但由于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态度，国民政府不得已作出退让，在声明保留日后再议的权利之后，放弃了即时收回新界的要求，中英新约才得以成立。^[11]有学者指出，英美政府在对华谈判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英国对重大悬案的保留，是此后中英关系冷淡，国民党政权向美国一边倒的主要原因之一。^[12]

如何评价1943年新约？一些学者认为，对此应予充分肯定，中国人民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延续数十年，抗战期间得以实现，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取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这是基于国力差距而不再是条约的规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已经得到确认。^[13]有的学者还对独立与平等进行了区分，指出，既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起点，那么中国摆脱这种状态也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为标志。虽然新约签订后，中国与强国之间仍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取得独立地位。独立与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独立是指一个国家政治上拥有主权。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平等的。承认平等新约的意义在于肯定全中国人民流血奋斗的成果。^[14]

对此持异议者指出，新约的签订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真正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新约内容简单，废除的主要是领事裁判权和其他有关的政治特权，外国在华投资设厂、经商、办学、设教堂等问题基本没有涉及。有的不平等条约(如片面最惠国待遇)仍然保留了，有些涉及英美实际利益的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战后，因此，中国的主权是不完整的。而且，条约签订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雅尔塔会议便是明证。再说，英美当时所放弃的特权绝大部分为日本所占有，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能说中国已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15]

还有学者指出，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英国的态度不如美国开明，它不仅在香港九龙问题上坚持顽固立场，而且对其他一些特权，如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等，也是迟迟不愿放弃，只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努力和坚持，英国才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些特权。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6]

(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美关系

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与史迪威事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对史迪威本人在华的活动，学者们基本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第一，史迪威抵制了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第二，史迪威促成了美国政府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史迪威的若干主张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中美关系。^[17]还有人评价史迪威是一位为人类正义事业而战的勇士，卓越的军事将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朋友。^[18]

对史迪威事件，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史蒋在缅甸战役、租借物资分配、领导权等问题上产生矛盾的原因。研究者们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一种认为，史蒋矛盾不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是美国与国民党对日作战基本战略方针问题上的冲突。美国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的，要求蒋介石全力抵抗日本侵略，并曾企图增强和发挥共产党部队的抗日作用。而蒋介石此时已开始把战后与中共斗争的考虑放在首位，他总想保存实力，而不愿积极抗战。这是史蒋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19]魏楚雄更进一步指出，史蒋矛盾不是美蒋矛盾冲突的原因而是结果，史迪威被召回不是美蒋矛盾冲突的结果，而是美蒋矛盾缓和的结果。^[20]也有一些学者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史蒋矛盾，指出它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斗争。蒋介石虽有企图借美国武器武装自己军队，待抗战胜利后进攻中共的一方面，但其抗战方面是主要的。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却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以租借援华物资相要挟，让中国交出军队指挥权。蒋介石拒绝这一要求，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利益和主权。史蒋矛盾的实质，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21]近来还有人提出，美、中抗战总体战略上的差异是“史迪威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美国从当时世界格局和自身安全出发制订了“先欧后亚”总战略，而国民政府则与此相反，蒋介石集团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希望美国采纳自己先解决日本后解决德国的总战略。双方既定战略的对立，是史蒋矛盾爆发的根本原因。^[22]

史迪威事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罗斯福本想通过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来挽救中国战场正在出现的危局，它是抗日战争中美国在华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美国不得不召回史迪威标志着美国逼蒋抗日政策的倒退，此后美国不再对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寄予厚望。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军事考量转向对战后的政治考量的一个起点。^[23]

赫尔利(Patrick J.Hurley)使华调处国共矛盾是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又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在抗战后期开始卷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赫尔利使华便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接受中共的五点建议，过去曾被认为是一个骗局。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赫尔利是认真的。因为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武装置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民主联合。^[24]赫尔利认为中共五点建议是使中共交出军队的唯一文件。赫尔利后来变卦，转而支持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另有原因。一是他认定，如国共要求不可调和，他的使命是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二是由于他对中国情况的无知，对国共两党分歧的要害究竟在哪里缺乏了解。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赞成把赫尔利的行为看成是个人行为，而认为赫尔利基本上是在执行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但赫尔利毕竟是赫尔利，他在执行罗斯福的政策时，加上了个人的创造与发挥，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来，从而使他所执行的政策带上了个人色彩。如赫尔利曾对蒋介石忘乎所以地表示，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装备精良的师团可以轻易战胜中国共产党军队。但罗斯福从未主张战后用军事手段消灭中共，他所担心的正是中国会爆发内战。赫尔利的做法无疑把美国政府的扶蒋抑共政策发挥到了极致。^[25]陶文钊还认为，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转变并不仅仅是由赫尔利使华导致的，而是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期间逐渐转变的，具体事件包括：史迪威的召回，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根据罗斯福和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命令对驻华美军及战略情报人员与中共合作意向的调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改组，赫尔利调处的失败，赫尔利与驻华职业外交官的争论。^[26]

也有人以1944年12月底为界，把赫尔利使华分作两个阶段来观察。认为他在前期为国共合作做了一些努力，客观上有进步作用，但他在后期开始歪曲和偏离罗斯福给他的使命，背离了罗斯福赞成的灵活的现实主义对华路线，把美国对华政策推向极端。^[27]

(4)《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华援助与《苏日中立条约》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背景下，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不少学者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背景、经过进行了梳理，指出苏联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除了其对中国正义事业支持的国际主义出发点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阻止日本“北进”计划的实施，避免苏联陷入两面作战的危险局面。^[28]对该条约所产生的影响及评价，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这一条约的受惠国，苏联只是施援者。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与中国一样，苏联也是这一条约的受惠者。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在苏联的迫切要求下签订的，中国对此并不积极，而倾向于签订中苏互助条约。只是在苏联施加了如中方不签此约苏方就不提供军事援助的强大压力后，中方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反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29]近来还有学者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中苏互助条约》的交涉过程及相互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着重分析了国民政府在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30]

在苏联对华援助问题上，学者们一致肯定苏联是抗战前期给予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焦点在于苏联对华援助的总额、笔次及使用情况，过去一直有多种说法。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澄清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若干讹误，得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31]学者们还认为，苏联给中国以巨大援助，自己也因此而深受其利，因为中国的抗战反过来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此外，苏联在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时，中国以农矿产品偿还，其中许多农矿原料是苏联进行工业和国防建设所必需的，因此，在中苏关系中，中国的地位并不仅限于受援国。^[32]

《苏日中立条约》可说是中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极其引人瞩目的问题。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是当时苏联外交的一个胜利，因为它利用并加重了日德之间的裂痕，因而当德国进攻苏联时，条约保证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这就使苏联能在盟国的支持下集中力量对德作战，保证了对德战争的胜利，从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着全局意义。但苏日互相表示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33]对《苏日中立条约》能否起到增强苏联安全的作用，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苏联红军能在最艰苦的年代无东顾之忧，甚至能从远东抽调兵力对付希特勒，绝不是中立条约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能是因为中国英勇抗击了日军主力。^[34]还有人认为，条约是苏联从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放弃原则，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姑息日本侵华的产物。它既满足了日本占有中国东北的要求，又切断了日本经过外蒙进犯苏联的通道，是最好的绥靖日本、促其南下的手段。因此，该约对远东国际关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战场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产生了直接影响。^[35]

还有学者就《苏日中立条约》对中苏关系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条约的缔结，标志着抗战初期呈上升趋势的中苏关系开始由顶点下滑，条约所起的作用正如签订该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所言，冷却了中苏关系。^[36]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造成了重大打击，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就战场形势而言，《苏日中立条约》便利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在中国各战场纷纷发动攻势并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因此，《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当时抗日战争的消极影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37]还有学者指出，条约的签订一方面表明苏联的对华政策出现了重大倒退，使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另一方面在客观上造成了美蒋加速靠拢的形势，中国抗战也因日美冲突的升级而逐步改变了独木支撑的局面。^[38]

(5)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1945年8月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持肯定态度，回避苏联在订约谈判及条约本身内容上所体现的大国沙文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认为苏联此举既有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有学者指出，这一条约是为加强中苏善邻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和维护远东和平而订立的，它具有积极的因素。该条约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日帝国主义势力。但该条约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苏联力图恢复沙俄在华失去的权益，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这一条约也产生了双重影响。^[39]

有的学者较多关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极影响，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翻版，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条约的成立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国政治交易之下弱国可能的遭遇。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之时，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主要是源于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其影响是恶劣的。^[40]还有学者指出，条约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它解决了中苏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条约也有助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更快地击败日本侵略者，实现远东和平与安定。不过这些包含在条约中的积极因素，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很有限的。因为苏联出兵东北只是加速了日本的败亡，而不是决定因素。^[41](www.daowen.com)

也有学者分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国共关系的影响，认为该条约对战后国共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一方面苏联在条约中承诺只支持国民党而不给中共任何帮助，解除了蒋介石的后顾之忧，不再担心在国共斗争中，苏联会支持中共；另一方面中苏条约表明苏联在以后的国共斗争中，不会处于支持中共的位置，而只将中共视为其远东战略棋盘上的一颗主要起牵制作用的棋子。条约的签订，对于战后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走向分裂，造成了直接的、重大的消极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转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2]

还有学者作了反向研究，从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指出国民政府的错误政策也是导致这一外交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民政府在对苏外交中力图限制苏联支持中共，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获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在中苏谈判中，国民政府同意出让主权，一是不得已，二是要以此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因此，中苏协定也是国民政府推行其反共政策的结果。^[43]

(6)战时美国对华经济援助

战时美国对华援助，包括贷款和租借援助两大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者们开始就美国对华援助问题进行研究。其中，任东来对租借援助的研究成果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认为，美国对华进行租借援助的目的在于军事上力图维持中国抗日战争，减少美国抗日的压力和牺牲；政治上，使中国成为强国，在战后远东和世界舞台上充当美国忠实的伙伴。^[44]学者们还对美援进行了总体考察和评价，认为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援华，只是服从于它的整个外交政策和全球战略需要的一项内容。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主要是为了它自身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利益。而且，美国的援华是在中国的内部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指日本诱降国民党，后者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况下开始的，蒋介石利用美援积极反共，使美援本身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消失殆尽。美国明知国民党利用美援反共，却不改变政策，表明即使在援华抗日的时候，美国对华政策已含有另一面，那就是把国民党培养成战后为美国称霸亚洲效劳的工具。因此，美国对华援助具有狭隘、反动的一面。^[45]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美国对华援助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也逐渐修正了80年代的一些观点。任东来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专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国内全面研究美援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即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对美政策的双向脉络来研究问题，对国民政府向美国求援的原因、美国对中国抗战从中立到援华的政策转变、美援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在中美外交中的作用、中国得到美援的途径及使用、中国为争取美援付出的代价、美国得到的利益等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他既肯定了美援对于中国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又指出它是与美国保护其在中国和亚洲地区利益的考虑分不开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控制中国的一个有力工具。^[46]这一时期的部分通史性著作中也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和租借援助的情况进行了研究。^[4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人物为切入点，来考察国民政府争取美援等国际援助的外交活动，拓展了战时外交的研究范畴，为中美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48]

关于抗战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贷款的意义和作用，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认为，作为世界上钨、锑、锡的最大消费国，美国以这些矿产品作抵押对中国提供贷款，主要目的不是支援中国抗战，而是为了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49]到90年代，这种观点已被修正。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对华提供大量贷款，并不是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战时美国的几次借款，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帮助中国维持抗战力量、购买抗战物资、解决财政困难、维持货币稳定及对外交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在国际环境对中国抗战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美国对华经济援助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经济意义。^[50]陶文钊、任东来还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贷款以及大量援助没有完全被用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特别是在抗战后期及战后，美援成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工具。这虽然不是援助者的本意，却是历史的事实。^[51]

关于战时租借援助，以往学者大多只是从军事角度指出租借援助的作用，而吴景平则认为，租借援助对中国战时财政经济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首先，如果没有约8亿美元的租借援助，中国势必举借更多外债购买军事物资，还本付息负担将更重。战时中国主要依靠输出农矿产品抵付外债，外债偿付的加重，势将紧缩农矿产品的国内供给，给国统区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次，1942年中美之间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协定，在期限、利息率、担保、用途等方面均无实质性规定，对中方十分有利。从以后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5亿美元借款对维持抗战后期的国统区财政金融局面，起到了较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租借援助，5亿美元借款的大部分将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从而降低维持财政金融方面的作用。^[52]此外，吴景平和任东来还对回惠租借进行了阐述，正确指出，中国在获得租借援助的同时，也向美国提供了回惠租借，不断向在华美军和机关提供物资和劳务。^[53]这些表明中国学者对租借援助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化和扩展。

(7)蒋介石访印调解英印关系与缅甸战场联合作战问题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以及对英印关系长达半年的调解，是抗战中后期中国一次有较大影响的外交活动，也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蒋介石访印的考虑，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访印，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出于珍珠港事件后整个亚太战局的考虑，调解英印关系；二是从中国抗战自身利益出发，蒋介石想同英印政府商讨开辟中印交通之事，以保持中国的国际补给线。^[54]学者们还认为，蒋介石访问印度，就中印军事合作和宣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言是比较成功的。蒋介石调解英印关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英国顽固坚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立场，缺乏让印度完全独立的诚意，而国大党又缺乏灵活斗争策略，固执己见，二者矛盾不断激化，无法调和。第二，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不足以对印度局势发挥影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担当调解英印关系这种艰巨而重大任务的程度。第三，美国政府拒绝支持蒋介石调解英印关系的活动。^[55]

围绕缅甸战役展开的中英美关系研究也是战时中国与盟国关系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集中论述了缅甸战役失败的原因、缅甸战役与中美英关系等问题。就缅甸保卫战失败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英方一再阻挠远征军入缅，导致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过晚；另一方面则是盟军间互相不信任和指挥系统混乱所致。^[56]另有学者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认为客观方面主要是因为中国军队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作战，且准备不足，又得不到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而且日军对东南亚地区各方面情况早作了广泛调查，并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又掌握了制空权。主观方面在于：第一，中美英三国的政治目的不同，导致相互间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国与盟国之间战略目标的分歧，是防守缅甸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三，中英之间具体战略目标的分歧及盟军指挥系统混乱也是造成战役失败的原因。^[57]

陶文钊以缅甸保卫战和反攻北缅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为研究对象，深入地分析了缅甸问题上展开的中英美关系。他认为，在缅甸保卫战中，中英两国之间存在战略上的分歧，英国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维持、恢复它的殖民帝国，考虑的是如何用英国的力量保住缅甸，它不愿让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缅甸失陷后，英国也不愿美国在它先前的殖民地上作战，担心美国影响将取而代之。缅甸战役失败后，蒋介石与史迪威互相推诿责任，并且引发了蒋介石对美国的不满，从而使中美关系经历了第一次危机。围绕反攻北缅问题，英美两国军事首脑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对缅甸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后来反攻北缅作战开始后，他对蒋介石的施压和威胁又导致中美关系经历了第二次危机，至于中英关系，更是充满曲折。^[58]

除了以上所谈到的几大问题之外，战时中外关系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引人瞩目的问题，如中苏关系中的新疆问题、苏联对日参战问题、中英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以及有关战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对于最后这个问题的研究，王真有较大贡献。他认为，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促使国民政府加紧外交上的努力，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方面，它重新同美、英交涉，准备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求中国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即是一例典型。他还指出，国民政府站到抗日阵营一边是战时中国国际地位得以提高的基石。^[59]战时中国以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另一个范例是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学者们注意到，在联合国的创建过程中，中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努力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强调国家平等、种族平等，中国代表团在这一方面所提的许多重要建议被联合国组织所采纳。^[60]对于中国战时国际地位的提高，学者们普遍予以肯定。但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实际影响力仍是很有限的，还不是一个能被美、英、苏等大国平等相待的强国。增强中国经济实力，使之达到大国水准，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才能实现。^[61]

国外有关战时中国外交关系尤其是中国与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研究的专门论著比较少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中国外交关系和外交活动的著作。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外交通史和专题外交史：如斯坦利·霍恩贝克的《美国与远东》(Stanley K.Hornbeck，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1942)、比森的《美国的远东政策》(T.A.Bisson，America's Far Eastern Policy，1945)、阿瑟·杨格的《中国与外援，1937—1945》(Arthur N.Young，China and Helping Hand，1937-1945，1963)、多萝西·博格的《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1964)、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赫伯特·菲斯的《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迈克尔·沙勒的《二十世纪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路易斯的《英国在远东的战略1919—1939》(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1971)、特罗特的《英国与东亚1933—1937》(Ann Trotter，Britain and East Asia 1933-1937，1975)、克利福德的《从中国撤退——1937—1941年间的英国远东政策》(Nicholas R.Clifford，Retreat from China，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1976)肯尼迪的《英美战略关系与远东》(Greg Kennedy，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ar East，2002)、穆尔的《1931—1945年的苏联远东政策》(H.L.Moore，Soviet Far Eastern Policy 1931-1945，1945)、吴爱琴(音译)的《中国与苏联：中苏关系的研究》(Aitchen K.WU，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50)、安·葛罗米柯等编《苏联对外政策史》等。

(2)双边关系研究：如弗里德曼的《英中关系，1931—1939》(Irving Sigmund Friedman，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1940)、阿龙·谢的《英国与中国：1941—1947》(Aron Shai，Britain and China，1941-1947，1984)、丹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同盟》(Margaret B.Denning，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II：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Americans，1986)、迈克尔·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刘晓原(音译)的《无序的伙伴关系：中国、美国和它们有关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政策》(Liu xiao yuan，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1941-1945，1996)、B.A.博罗金的《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援助(1937—1941)》(1965年莫斯科出版)、A.M.杜宾斯基的《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1980年莫斯科出版)、约翰·加弗的《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外交》(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1986)等。

(3)多边关系研究：如索恩的《如此同盟：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Christopher G.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雷诺的《战时同盟》(David Reynolds，Allies at War，1994)、巴斯的《东亚的战争与外交》(Claude Albert Buss，War and Diplomacy in Eastern Asia，1941)、基顿的《中国、远东与将来》(George Williams Keeton，China，the Far East and the Future，1949)、斯内尔的《雅尔塔的意义：三大国外交和新的势力均衡》(John L.Snell，The Meaning of Yalta：Big Three Ddiplomacy and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1956)、埃德蒙兹的《三大国：和平与战争时期的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Robin Edmonds，The Big Three：Churchill，Roosevelt，and Stalin in Peace and War，1991)等。

(4)以外交人物为切入点展现外交关系的研究：如查尔斯·F.罗曼那斯、桑德兰德的《史迪威赴华使命》(Charles F.Romanus，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1953)、《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1955)、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克洛泽的《丢失中国的人》(Brian 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1976)、劳伦的《“中国通”的遗产：道德与外交》(Paul Gordon Lauren，The China Hands’Legacy： Ethics and Diplomacy，1987)及克拉弗特的《顾维钧与现代中国的出现》(Stephen G．Graft V.K.，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2004)等。

就国外涉及战时中国外交关系的著作来看，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局部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七七”事变爆发前中国外交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九一八”事变展开的。“九一八”事变及其引发的远东国际关系危机是西方学者历来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其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弗里德曼的《英中关系，1931—1939》、路易斯的《英国在远东的战略》、索恩的《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联与1931—1933年的远东危机》^[62]、博格的《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等著作中都相应地对“九一八”事变时期英、美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和反应作了深刻的分析。弗里德曼和博格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弗里德曼认为，事件期间的英国对华、对日政策以1932年上海战斗为界线，上海抗战前英国奉行的是纵容日本侵华、贬抑中国的绥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甚至是有些赞成的；上海战斗开始后，由于英国担心自己在华最重要和最集中的利益受到损害，英国对中日冲突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英国对日本的政策有所强硬，并积极调停中日冲突。^[63]博格认为，整个事件期间，美国的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事件发生到李顿调查团成立，是美国政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国联在调解中日冲突中起了领导作用，美国以支持国联行动为自己的外交方针；从李顿调查团成立到李顿报告书公布，是美国政策的第二阶段。这一期间，史汀生(Henry L.Stimson)抓住了他曾经坚持认为属于国联的权力，对日本在华扩张奉行“不承认”主义，事实上充当了西方国家应对日本侵华问题的领导者；从李顿报告书通过到塘沽协定签订，是美国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鉴于第二阶段“不承认”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中所受的冷遇，史汀生又退回到了一开始所持的立场上，坚持认为处理中日争端的主动应由国联采取，美国决不再充当领导。^[64]

(2)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华政策

同国内研究一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对华政策也是国外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在前面所介绍的涉及英美对华远东政策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英美对华政策的论述。研究者们基本认为，英美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消极政策。具体来说，有人认为不仅英国政府时时准备抚慰日本，英国舆论界甚至力图使中国确信，继续抵抗日本是不明智的，多次暗示中国应向日本投降。^[65]也有学者认为，尽管总体上采取了不干涉和中立的政策，但中日战争爆发之初，英国的态度较之于美国要稍微积极一些，它几次试图采取一些措施，希望得到美国的合作和支持，但美国始终坚持平行行动而不是合作的政策，导致英美对日本侵华实质上采取了纵容的政策，而对中国的求援漠然置之。一直到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后，英国才开始有了具体的援华举措，但对日妥协仍然严重。^[66]克利福德(Nicholas R.Clifford)特别强调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对日本所作的种种妥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美国不予提供合作支持所致。与此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则对英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战略、情报、海军等方面的密切合作进行了探讨。^[67]

就美国在抗战初期的对华政策，比森(T.A.Bisson)认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美国所关注的是保护在华侨民和援引中立法的问题。就保护在华侨民及其利益而言，美国所采取的是“中间路线”，既不放弃美国的利益和美国侨民，也不通过过分显示海军力量来支持它们。在帕奈号危机成功解决后，美国倾向于采取观望和等待政策，在对日态度上力求谨慎和克制，但也给予中国有限的援助。^[68]博格认为，尽管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认识到，中日冲突涉及广泛的问题，且这些问题与各国的幸福有密切联系，但总的来说，美国对中日问题奉行的是避免采取任何行动或将行动影响降至最小的政策。^[69]孔华润也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尤其是在1939年之前，美国的政策是姑息日本，即使在面对美国的生命财产和商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美国仍然采取克制态度。在对华问题上，美国不愿为中国人战斗，而只是给予道义上的同情。^[70]霍恩贝克(Stanley K.Hornbeck)则认为，中日战争不断扩大时，美国政府曾几次表示愿意提供调解，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冲突。他倾向于认为，美国在日本侵华和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对中国是支持的，对日本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71]

(3)中国与盟国间的合作与冲突

在涉及中国与联盟各国关系的问题上，大多数西方学者在考察中国与各主要盟国之间合作的同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上。丹宁(Margaret B.Denning)在其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同盟》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尤其对中美之间在史迪威使命、魏德迈使命期间的矛盾关系进行了重点论述，他还就中国共产党问题对中美军事合作的影响作了分析。作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合作起源于日本在中国的深度扩张威胁到了美国在菲律宾的存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就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无能和政治腐败有深刻认识，美国所要求的只是最低限度地把中国留在战争中；而合作关系建立后，中国对自己在同盟中的地位之重要性的错误判断，导致中国对美国失望并向其提出无理的要求，这是中美之间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72]

阿伦·谢(Aron Shai)把战时中英关系置于英帝国在亚洲衰落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同盟建立后的英国对中国的关系。他认为，在整个中英同盟过程中，尽管中国是一个正式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却没有被当做国际关系中积极的行为主体来对待，英国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的殖民心态。中英之间短暂的战时蜜月期是臆断的和不真实的。因为，在真诚意义上的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从未被真正考虑过。即使英国在经历了从中国的撤退和与中国的合作后，仍然是以高高在上和屈尊俯就的态度来看待中国。^[73]

克洛泽(Brian Crozier)在为蒋介石所作的传记中集中就太平洋战争爆发至缅甸保卫战失败期间的史蒋关系、中美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美国拒绝给予中国分配租借物资的权力是引发史蒋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剑拔弩张与陈纳德(Claire L.Chennault)和蒋介石之间的和睦融洽作了对比，认为史迪威本人的尖酸刻薄和不善奉承对史蒋紧张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74]

克拉夫特(Stephen G.Craft)在《顾维钧与现代中国的出现》中也花了不少笔墨论述中国同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造成中国与盟国之间出现龃龉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美英既定战略与中国战略的不同。对美英来说，欧洲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先德后日”战略是一种优先的选择；而对蒋介石和中国人来说，中国在太平洋战争前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一心指望同盟建立后首先能够解决日本。战略上的重大差异不可避免地要使中国与盟国出现矛盾。此外，作者还就导致中英不睦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中英之间的贷款问题、中英平等新约与香港问题以及英国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态度问题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就中美紧张关系，则重点对史迪威事件和美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及旧金山会议上对中国的轻慢态度作了介绍。作者还尖锐地指出，保持一个同盟完好无损，与建立一个同盟一样困难。^[75]

约翰·加弗(John W.Garver)主要依据台湾方面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1937—1945年中苏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中苏关系发展不同阶段中的中共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4)对重要国际会议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战时外交关系较多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埃德蒙兹认为，开罗会议是蒋介石和中国被罗斯福平等对待的一次会议，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和转折点。德黑兰会议是1943年甚至是整个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同盟国之间的会议，它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政治领袖——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议，也是丘吉尔能以与他们两人平等的地位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76]基思对德黑兰会议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认为德黑兰会议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性。从军事上来说，它决定了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时盟国战略的主要路线，标志着美国的战略思想压倒了在英美同盟的头两年中占主导地位的英国的计划。德黑兰会议也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为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在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划分利益范围铺平了道路。此外，基思还对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77]斯内尔重点对雅尔塔会议作了分析和评论，他对雅尔塔会议上所讨论的重大问题，如处置德国问题、苏联在中东欧的地位问题、远东问题和联合国问题都有全面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