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姓简史——越汉交替期以来东南地区族姓变迁之一叶

斯姓简史——越汉交替期以来东南地区族姓变迁之一叶⁽¹⁾

钟翀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200234）

序　说

中世宋元以降，在中国东南“突现”大量的宗族，这些宗族大多聚族而居，历数百年发育，形成极富特色的宗族聚落发达地域景观。关于这些宗族形成与发展的脉络，至今已有井上彻⁽²⁾、徐扬杰⁽³⁾、王善军⁽⁴⁾等从史学角度予以阐述；笔者也曾通过一个浙东的中观分析，予以初步的实证支持⁽⁵⁾。

结合井上彻等人的论断，12世纪以来出现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的爆发性发生，可称之为“近世型宗族”⁽⁶⁾的形成风潮，这场变革对东南乡村社会影响之深之广，是毋庸置疑的，现今该地的大型宗族，往往可以通过族谱等文献记录，将其发生史上缀宋元，不过，当我们把视野拉到更为久远的中世之前，若要追溯这些“近世型宗族”前身的历史，则大多陷入缺乏史料的茫然境地。那么，古代东南一带的血缘组织，又是呈现何种面貌的呢？

关于这一问题，已有一些研究利用出土简牍或聚落考古等资料⁽⁷⁾，作出若干有益的探索与推测；不过，中世以前幸存至今的极少量高精度乡村社会史料，尚难勾画东南乡村变迁的长期轨迹；倘若可以找到联系古代大族与中世以后连绵至今的“近世型宗族”的具体案例，则对整个东南地区乡村社会演化研究来说，都会有实证的意义。但正如上面所说，这一工作的难点在于，12世纪以降形成的近世型宗族，因有大量族谱存世，大体可对其发生成长的历史脉络有所认识，但中世以前有关乡村聚落和宗族的具体史料不仅少之又少，而且极为发散、极为零碎，很难完成这项“拼图”任务。

看来，要解决资料稀缺的困难，还需另辟途径，尽可能地发掘可资利用的研究素材。为此，笔者考虑到——在跟乡村社会、宗族及其前身之古代世家大族相关的早期记录之中，人名姓氏类还是相当常见的，在这一方面，除文献记录之外，从中原地区出土的汉唐工匠刑徒器物铭文中的姓氏，到六朝的造像记、买地券中的姓氏记录以及后来的墓志铭等实物记录，都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如果这一类姓氏记录，能够跟特定的地域、聚落相联系的话，可否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呢？

为此，笔者考虑导入“族姓”（Racial Surname）这一涵盖“中古以后的宗族”与“古代的地方名族”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按辞典的解释，“族姓”一词既可指“同姓的亲族”或“世家大姓”，亦可泛指“家族姓氏”，它是具有明确血缘关系的“近世型宗族”“古代的世家大族”跟血缘关系不甚明瞭但从同姓这一点来看具有相同地域或民族特性的“古代地方或土著族群”的中间社会形态，笔者以为，利用这一相对宽泛的概念，既可避免上述仅适用于不同历史时段的概念的相互混淆，也有利于剔除上述概念中的时间变化因素、使研究的注意力和史料的搜集都可以集中到本文开头设定的问题上来。

当然，在中国众多的姓氏之中，像张、李、王、陈、杨、周、徐、孙这样的全国性大姓、甚至类似林、沈、顾、曾、向、熊、区、覃这样的区域性大姓，由于缺乏显著的地域性，很难利用它们进行有效的、敏感的跟踪和定位考察；因此，必须选择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姓氏来追踪分析，这样的研究有如化学检验中的“痕量分析”。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之中，有些小规模的地域性族姓，其历史记载有如划过天空的流星，虽然吉光片羽，但若可汇集编织，或许通过浏览较长时段的通时性变迁历史，一睹其族其姓发展之端倪。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选取符合上述条件的考察对象——就是“斯”这样一个稀见姓氏。

一、现代斯姓之历史地理

（一）全国斯姓分布现状及迁移小史

斯，是一个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的稀见姓氏，《百家姓》里难觅其踪，古代的一些姓氏书如《元和姓纂》《万姓统谱》中也仅有少量记载。由于中国的人口普查，还没有开设全面姓氏调查这一项，因此尚难以获取现今全国斯姓族人的精确数据。

不过，由于网络的普及与该姓族人的热情，目前已在“万家姓维客”网中开设了斯姓族人的交流平台⁽⁸⁾，考虑到中国网络的普及（上网人数达3亿以上），“万家姓维客”网上的斯姓留言，可以看作一个抽样调查来进行统计分析。

这是因为，此网页中有近百条的留言，几乎全部出自斯姓网友之笔，据笔者的查阅，其中有72条是与留言人籍贯、聚落、迁移相关的信息。

这些信息，有的十分简单，如：“斯××。我来自四川西充县，现在华北油田，随父母石油会战到河北。”又如：“斯×：来自东北黑龙江，爷爷是诸暨人，抗美援朝后留在东北。还从未见过其他斯姓的人，看到大家好亲切。”

有些则较为具体，如：“我家在湖北，清朝由皖安庆市迁移鄂黄石市共八代人。现有家谱记载。”又如：“四川省西充县斯姓人氏很多，在西充县观音乡（现并入晋城镇）、金泉乡、古楼镇、西碾乡都有分布，有几千人之多，尤其是观音乡鹿岩山村全村过半人为斯姓，解放前修有族谱，不幸于文革中焚毁。本人斯××，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人。”

以上信息虽不够精确，但已经可以从中一窥该姓的分布状况，下面先将这些留言整理，形成表一、图一如下。

表1　“万家姓维客”网斯姓族人留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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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网上调查所见中国斯姓地理分布图

从图一来看，全国斯姓的地理分布相当集中——主要聚居区位于东南地区的浙江中部、中南地区的安庆附近及湖北松滋等数县、西南地区的四川南充这三个地带，近代以来迁移到北方以及国内外大都市的斯姓成员，除巴黎、上海二处未在留言中说明之外，其余的也全部出自以上三大聚居地带。

进一步从留言中分析东南、中南和西南这三处聚居区，可以看到：

浙江中部的斯姓，依留言介绍，其人口位居各聚居区之首。这一带的斯姓，其原住地在诸暨斯宅、东阳斯村等村、义乌斯姓五村、奉化斯家村这几处（杭州的斯姓可归入晚近发生的大都市迁移之列），关于这一地带的斯姓分布、规模和渊源，与本文主题密切相连，下节将进行重点考察。

至于中南地带的斯姓家族，从上表看以安庆市的郊县怀宁一带最为集中，按留言介绍，其聚居聚落在怀宁大龙山燎原一带。岳西县一例很可能是与之不远的怀宁燎原扩散形成的。而湖北黄石一例，其留言指明系清代由安庆迁黄石，至今历八代；松滋一例，其留言指出：

斯××，来自湖北松滋市斯家场镇，我们镇以斯姓命名，有很多姓斯的；听我爷爷说，400年前，从安徽搬到现在居住地；估计斯姓人口有上千人左右；我现在知道的辈分是金、书、光、尚、国，我现在在深圳工作。

由此判断，中南的斯姓大多源于安庆怀宁县。值得注意的是，该地的斯姓族人，还保存有一种《东阳郡安徽怀宁车津涧斯氏宗谱》，是谱追北魏斯斛足为其鼻祖，这种以北方异族为其始祖的修撰方法实在不太常见，至少反映了安庆附近这一斯姓宗族在血统上的民族特质；再考虑到在“万家姓维客”网上留言中，还有一位安庆斯姓网友明确指出他是回族；因此，中南的这一支斯姓，与下文详述东南浙中地区的斯姓，可能是不同的起源。关于此点，当然还需深入考察，本文因主题关系暂且就此打住。

另外，西南地区的斯姓族人，从留言看，当以南充市所属的西充县、南部县为中心；川省其余的斯姓人数稀少，除泸州兆雅苗儿山一例明言“清乾隆间由湖北孝感迁来”之外，从分布上推断，属于西充、南部这一中心点扩散分布的可能性最高。由于此地带的斯姓，未见有族谱保存，目前尚难了解其迁移和由来，不过考虑到泸州兆雅的迁移传说（麻城为清初“湖广填四川”迁移运动的集散地，该处与安庆府相接、分处大别山东西两麓），或许应该考虑自湖广一带“填来”的可能性——那样的话，西南斯姓跟安庆斯姓是脱不开干系的。

总之，从以上分析来看，“斯”这一稀少姓氏在中国的分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东南的浙中地区、中南的安庆附近、西南的西充南部两县，明显地存在着集中居住的中心，整体呈现“中心聚居地的集聚分布—周边的迅速递减分布—外部的零星散点状分布”这样一种典型的集中度显著递减型的扩散分布格局。跟张、王、沈、向那样的全国性或地区性大姓相比，斯姓这一相对单纯的扩散分布格局，正好说明该姓从历史地理的发生学角度而言，具有较强的血缘特质和地缘背景，十分有利于对其渊源与演化轨迹进行“痕量分析”。

（二）东南浙中地带的斯性分布

以上是全国斯姓的大致地理分布，当然还有许多可供检讨之处。但本文关注的是东南宗族发达地域的长期变化，因此下面着重考察东南浙中一带的斯姓分布。

关于浙中的斯姓分布，虽然存在网络普及的地域性差别和一定的偶然性，但从留言人数分布图（图一）以及笔者查阅的当代县志统计数据⁽⁹⁾来估算的话，其人数大约有2万之众；而另外两处聚居地的斯姓，粗略估算在数千人之谱，因此推测浙中是中国最大的斯姓聚居区。为进一步了解浙中斯姓的具体分布，笔者查阅了聚居地诸暨、东阳及周边各县近年新编市县志中的姓氏人口统计数据，绘制成浙中各县斯姓的人口分布图（图二）⁽¹⁰⁾。

从图二观察，浙中斯姓的分布，其聚集中心恰好位于浙江省中央部的诸暨、东阳、义乌、嵊县、奉化五县，这5个县的斯姓人口，都在500人以上；而以诸暨为最，该县斯姓人口达12103人，号称中国斯姓人数之首⁽¹¹⁾；与之相连的东阳3875人、义乌1770人、嵊县1287人、奉化770人，这5个县地处东南宗族发达地域，完全有可能形成斯姓聚居的宗族村落。而周边相邻诸县，除绍兴247人、金华约百余人、慈溪50—59人、萧山52人之外（以上统计不包括绍兴、金华城内斯姓人口），呈现急剧减少的地理分布状况——像新昌、上虞斯姓人数均在个位数之列，与斯姓聚居的东阳相隔不远的天台仅1人，跟斯姓聚居中心不过百里之遥的鄞县、余姚、武义甚至没有斯姓族人居住。

表二　东南浙中地带斯姓宗族及主要村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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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主要村落的户数，来源于以上各县的地名志。其中诸暨县各村，除殿口、横阔二村户数采用“诸暨地名网”上公开的2002年调查数据外，其余按《诸暨县地名志》（1982年版）所载户数以一户四口推算；义乌塘里斯、白塔塘二村按斯姓户口比率推算。

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由中心聚居地的高度集聚向周边地带迅速衰减”的分布型，反映出浙中斯姓是一个在该区域之中具有显著地域性的姓氏群体，考虑到浙中处于我国东南宗族聚落发达地域，因此有理由推断，该地的斯姓分布，应该存在着较大规模的宗族村落的集结。循此思路查找整理当地现存族谱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获得了浙中地带斯姓宗族、聚落的地理分布（表二、图三）。

不出所料，浙中的斯姓，不仅成聚落者全部位于该姓中心分布区域——诸暨、东阳、义乌、嵊县、奉化这5个县范围之内，而且已发育形成若干较大的宗族组织和较集中的村落群。具体而言，现代浙中斯姓存在着以诸暨斯宅为中心、波及周边嵊县若干村落的“上林斯氏”；东阳境内的“白石斯氏”；义乌境内的“双溪斯氏”；以及仅见于诸暨横阔村的“黄阔斯氏”与奉化斯家村的“后洋斯氏”这5个宗族。其中尤以诸暨、嵊县的上林斯氏为盛，在诸暨的斯姓聚居中心——斯宅村落群一带，居住着一万余斯姓族人，称其为中国斯姓最大聚居地应该不会有错⁽¹²⁾。其他的4个斯姓宗族，义乌双溪斯氏，集中在义乌上溪镇一带的塘里斯、长富、斯何、乔里何、白塔塘5个村；而诸暨“黄阔斯氏”、奉化“后洋斯氏”仅各有1个村；而东阳白石斯氏的十余个村落，虽然相对较为分散，但也全部位于东阳北乡相对封闭的北江盆地之中。至于周边各县离散分布的少数斯姓成员，据笔者了解，也以原属上述5个宗族的出嫁女性或近现代就职移居者为主。

图二　浙中各县斯姓人口分布图

总而言之，像斯这样一个稀少姓氏，在其最大的聚居地——东南浙中一带的分布，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性，即通过相对独立的宗族村落或宗族村落群，集结形成具有密切地缘关系的5个斯氏宗族。这种在浙中数县方圆不过1万平方千米区域之内的高度集中分布形态，明确显示该姓该族在发生上的密切关联，接下来，笔者将以族谱等史料为中心，进一步追踪该姓及其诸宗族的形成、发育过程。

图三　浙中斯姓宗族及村落分布图

二、浙中斯姓宗族的族谱与形成史

（一）现存斯氏诸谱的形成、传存与关联

在中国，官修的文献往往缺乏对乡村社会的细致观察，尤其对于长时段、大尺度的宗族与聚落的研究而言，可资利用的史料少之又少。不过，由于该地位于中国族谱编撰最密集区域，有大量的族谱传存至今，这对了解斯这样一个微小乡村族姓的形成史来说，实在是颇为难得的研究材料⁽¹³⁾。下面，笔者先将公私所藏浙中斯氏族续谱表汇集整理，并作简要说明（表三）。

表三　浙中现存斯氏族谱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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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①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②“万家姓维客http://name.netor.com/wjx.asp?id=520&nametag=23&name=%E6%96%AF。”

上海图书馆另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防军斯家派房谱》一册，就谱中出现的小地名判断，可以认定是东阳南乡防军乡附近的宗族族谱，但因残缺过甚，难以确认是否为斯姓谱。

以笔者的整理来看，浙中这5个斯氏宗族，均有族谱现存于世。其中诸暨上林斯氏和东阳白石斯氏规模较大，现存族谱种类也较多。上林斯氏现存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来撰修的族谱7种，白石斯氏则有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来撰修的族谱5种；双溪斯氏、黄阔斯氏和后洋斯氏也分别有数种或1种族谱传世。

关于此类族谱的史料价值，历来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不过以往的分析常常忽视此种文献的两个关键要素——“创制年代”（又称“始修年代”）与具体的世系记载。关于这一点，笔者曾作专门论述⁽¹⁴⁾。概言之，重视每一种族谱的自身特质和传承历史、并以创制年为分水岭开展记载真伪的考察，是利用此种史料时应持的基本立场；一般说来，创制年之后形成的记录大致可信，而对创制年之前的记载，就要视其距创制年的远近慎重处理了。基于这样的观点，有必要在考察斯姓历史之前，先行整理该姓各族谱牒的创制、续修情况，把握其族谱文献的形成与编纂史（表三、图四）。

图四　斯氏族谱编纂年代图

资料来源：本文表三所示现存浙东斯氏宗谱。

首先来看《暨阳上林斯氏宗谱》《暨阳黄阔斯氏宗谱》和《后洋斯氏宗谱》三谱，之所以将三者相提并论，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渊源和联络关系。

按现存黄阔斯氏谱所载谱序，是族宗谱的独立撰修始于清康熙九年（1670），至1928年凡七修；又根据现存《暨阳黄阔斯氏宗谱》留存的康熙九年（1670）重修序文中“旧有谱，明季火于兵，宗族奔散，纪载寡存”之语，可以推测该族谱牒的编纂史仍有上溯的余地。不过，按该族族谱的记载，黄阔斯氏一族源出同县的上林斯氏：上林斯氏有讳汝霖者，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宦守今黄阔附近茅洋岭关口，妻李太君生讳安宁者于兹，是为黄阔“始迁祖”（即迁至现今居住地、聚居繁衍成独立宗族的祖先）⁽¹⁵⁾。以上汝霖和安宁的记录与《暨阳上林斯氏宗谱》所记相合，且两族直至近代仍有不少宗族事务交流见诸两族谱牒的记载，因此，我们有理由将黄阔斯氏早期谱牒记录的考察，归于对上林斯氏族谱的追溯。

再看《后洋斯氏宗谱》，现存光绪二十四年（1898）木活字本1册（不分卷）笔者未能亲见，但“万家姓维客”网中“斯姓家谱”栏与《浙江家谱总目提要》⁽¹⁶⁾分别称该谱谱名为《后洋斯氏宗谱》与《斯姓房谱》，这一族谱名称的不同，虽有可能是因其所据题名、书签、卷端、版心、书衣、谱序的不同造成的，却也反映该族在清末仍处于分支宗族到独立宗族的过渡阶段这一状况。这是因为，本族始迁祖也源出诸暨上林斯氏，且迁移事件发生在比较晚近的17世纪末⁽¹⁷⁾；而从世系记录的体例上看，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谱之时，本族的独立世系仅修至第十六世，并且本族排行字的独立编排，是自第十六世起才开始运用的⁽¹⁸⁾，这足以证明本族自上林斯氏的分离，是直到近代才发生的事情。

综上所述，由于黄阔、后洋两族在其历史早期都具有上林斯氏分支宗族的性格，这样一来，对以上3个宗族发生史的考察，都聚集到对《暨阳上林斯氏宗谱》的成书和史料特征的考察上来了。

查阅现存《暨阳上林斯氏宗谱》及其中保留的历代修谱序文、修谱人名录等记载，可以了解该谱创修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其后在清雍正四年（1726）、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六十年（1795）、道光六年（1826）、道光二十二年（1842）、同治五年（1866）、光绪七年（1881）、光绪二十九年（1903）及1929年共计9次续修。可见上林斯氏之谱，自创修以来平均30余年续修一次，符合“三十年小修，六十年大修”的修谱传统——当然也可以说是遵循30年一世代这一人口自然变动规律的要求。而且，从族人的行传记录来分析，也能看出该谱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创制以来，由于坚持在合理时间间隔内进行续修，因此对宗族成员的记载是比较完备、比较可信的。

不过，从上林斯氏的形成来看，按《暨阳上林斯氏宗谱》记载，该族源出东阳白石斯氏廊下派，其始迁祖的迁居事件远溯唐中和四年（884），距离该族谱牒创制达7世纪之久，大大超出明万历族谱创制者所能追溯的记忆空间。那么，创制之前是否有过关于祖先世系的文字记录呢？关于这一点，现存《暨阳上林斯氏宗谱》所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重修谱序中提到“吾宗之谱，旧据斯山头”这样一个指明来源的说法。此处提到的“斯山头”，地名今存，即现在东阳巍山镇西的斯山头村，据笔者2003年的调查，该村现在100余户仅1户姓斯，但据《白石斯氏宗谱》记载，此处正是中古时期东阳白石斯氏廊下派的中心聚落。由此看来，上林斯氏这一宗族的早期历史，还要到白石斯氏的族谱中去追索。

下面就看看《白石斯氏宗谱》的成书情况。该谱的创制历史较上述诸谱都要久远，但现存族谱最早的，也只有清乾隆四十六年（1707）之残本留世。那么，应当如何了解现存《白石斯氏宗谱》之前的编纂历史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详查族谱中与编纂史相关的各种记载。

众所周知，族谱的内容虽以行传、家系图等世系记录或图表为中心，但除此之外也广泛收录一族之源流、分派，宗族成员的行状、寿叙、墓志、墓图等，以及宗族所在的村落图、历代族谱编纂次第、一族自始迁祖以来至于族谱纂修为止的序文等内容。因此，虽然中国现存族谱大多为17世纪以后清、民国时代续修之谱⁽¹⁹⁾，但只要仔细分析族谱中与撰修相关的内容与性质，还是有可能追溯其编纂历史的。

以《白石斯氏宗谱》而言，综合整理自乾隆四十六年（1707）以来该谱的现存状况以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白石斯氏宗谱》卷之首《董修名次》中所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以来的“历代修谱名录”，就可了解该谱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以来，历雍正七年（1729）、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二十三年（1818）、道光二十八年（1848）、光绪三年（1877）、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1937年共8次续修历史。在这一时期，也已达到平均三十余年一修的族谱修纂的成熟水平。

此外，现存《白石斯氏宗谱》还保留了明宣德元年（1426）以来的历次续修谱序以及天启五年（1625）谱序中追溯的宋开禧庚戌（按：开禧无庚戌年，此处暂以年代最为接近的绍熙庚戌即1190年计）创修和明洪武丁丑续修等记载，通过这些序文的记载，可以了解到该谱的撰修，始于南宋开禧庚戌，到上述康熙壬申的续修以前，至少还经过了洪武三十年（1397）、宣德元年（1426）、嘉靖十三年（1534）、万历十二年（1584）、天启五年（1625）这样5次续修。这些的记载虽无现存的谱牒支持，但如果仔细分析从创制（绍熙庚戌）以来较为合理完备的行传记载（下详），其编纂的历史也还是可以得到认可的。

总之，仅就《白石斯氏宗谱》的编纂史而言，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浙中民间族谱，即具有“以北宋苏欧体例编排世系行传、创制于南宋中叶、至明中叶臻于成熟”这样一些基本特点的近世型宗族的族谱⁽²⁰⁾，当然，《白石斯氏宗谱》还有一些极富个性的内容，此点下文将作进一步考察。

最后，简要说明《双溪斯氏宗谱》的编纂史。同样利用该谱的现存状况和历修谱序等记载，可以了解《双溪斯氏宗谱》之作，创始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此后直至1925年共修了12次，也达到了平均30余年一修的程度。不过，若以明嘉靖初修谱序中提到“盖取旧谱而阅之矣”之言推断，此谱在嘉靖之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世系整理。而且，该族族谱也追尊其始祖源出东阳白石斯氏，同时记载其始迁祖讳极者，为白石斯氏廿九世孙。

综上所述，若从族谱记载的世系起源来看，浙中斯姓五宗族皆源于东阳白石斯氏这一支，而对族谱创制的追溯来看，也确乎以白石斯氏谱的历史最为久远。那么，这样通过族谱编纂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是否还有其他的印证手段和支持材料呢？

（二）族谱所见之斯氏中古人物事迹考

本文重点关注斯姓早期的历史，尤其是要验证现今斯姓各宗族的“始祖”，即各宗族族谱所记祖先之中上溯顶点的人物以及形成现今宗族集结的各“始迁祖”及其事迹。

前文已从族谱编纂史角度得出浙中斯姓五族源出东阳白石斯氏这一结论，不过，族谱中辗转留存下来的关于宗族历史的早期记录，因其在时间上先于族谱的创制年代，超出了狭义的信史范畴，容易导致记录失真；同时，由于这些记载往往真伪混杂、缺乏其他印证史料，所以这些记载历来不受研究者重视。可是，若要将中国东南族谱之中留存至今的这笔丰富遗产弃之不用，却不免产生过于决然的偏向。比如，像《白石斯氏宗谱》这一类古代地方名族的早期记录，只要通过对其关键内容——世系记录的资料批判和梳理，并利用正史等其他文献记录和出土实物作为参证，还可以找出其中包含的一些较早年代流传下来的核心人物和事迹。所以，下面的考察就从斯氏五宗族的策源地、族谱编纂历史最为久远的白石斯氏谱开始。

关于白石斯氏的始迁祖，即白石斯氏这一“近世型宗族”的起点人物，《白石斯氏宗谱》中记载：“第廿八世政十一，讳圣诗，建别业于泗渡之东”⁽²¹⁾，此处“泗渡之东”指位于今东阳县城东七里的泗渡溪之东、白石斯氏一族中心所在的斯村、桐院、新庄一带。又，按行传记载圣诗生于北宋兴国二年（977），卒于嘉祐元年（1056），若以诗圣30岁之时迁居今聚居地推算，则始迁事件大约发生在北宋初的公元1000年前后。

以上白石斯氏的宗族创建史，若单就该族谱牒的创制与迁移事件发生的时代远近而言，则上文指出白石谱约创于绍熙庚戌（1190）前后，距迁移事件不过200年，根据笔者对浙中族谱的创制年代与始迁年代的分析来看，此类二三百年时间间隔的追溯，一般属于族谱创制者在编纂之际，能够凭记忆或祖先牌位或祖先墓志等材料上溯的范围。当然，这还仅仅是关于此记录真伪的一个简单推测，下面还将从其他角度给予考证。

上文已经提到，上林斯氏始迁祖的迁居远溯唐代，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一始迁记录呢？

关于上林始迁祖，《暨阳上林斯氏宗谱》云：“中书公生铢祖，行四讳德遂，我始迁祖也。生唐咸通间，年二十尚未聘。中和四年，游学诸暨，因至上林宋家隖，日暮投宿外祖宋老太翁……即赘宋家，因家焉。是为我上、中、下三斯始祖。”⁽²²⁾

此处关于斯德遂的记录，由于族谱创制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与始迁祖迁移年（中和四年，884）的时间跨度过大，按常理应该慎重对待。不过，上节根据现存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重修谱序中“吾宗之谱，旧据斯山头”的说法，推测上林斯氏谱应该发生过早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文字整理。那么，究竟《暨阳上林斯氏宗谱》形成于何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现存上林斯氏谱中的世系结构来做一验证。

众所周知，在族谱中，世系图和行传是核心内容，其篇幅上一般要占族谱全体的十之七八。尤其是行传这一部分，以宗族男性成员为条目，按行第顺序逐一记载自始祖直至宗谱编纂时点为止全部成员及其世系关系。行传记录还往往提供始迁祖及分支宗族的移居记载，男性成员与其妻子的生卒年月日时及墓地所在，子女数、子女名、女儿的出嫁情况等大量有关宗族发展和族人的信息，这些记载，也为我们判定、分析族谱的史料特质和传承史提供了依据。日本学者上田信曾于1984年首创以行传中的行第字排列及用字特征，成功获得明末以来分支宗族趋向统合的线索⁽²³⁾。因此，关于《暨阳上林斯氏宗谱》的成书时代，也可通过对这部分内容来做更为准确地推断，限于篇幅，这里仅取其世代人数和行第字这两个关键点作一简要说明，图五是根据该谱行传记载绘制的自始迁祖以下十一世代祖先的世系图。

观察《暨阳上林斯氏宗谱》第一至十一世代的世系记录，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①自迁上林始迁祖德遂以下直至第九世，除第三世有2人外，其余均是数代单传的所谓“基干型”构造；②从第十世起，族人人数开始大量登录，第十世5人，第十一世15人，而在图五上没有反映的第十一世之后，族谱登录的族人数量的几何级增长；③从行第字来看，第一到七世均使用金旁字，第八世用“安”字，第九世“和”字，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世，分别为“百”“千”“万”“胜”“庆”字，而且在行第字的序数上，从第一世铢四起到第九世和六，可知当时尚有其他同辈者如第一世的铢一、铢二等，均未能登录在谱。

图五　《暨阳上林斯氏宗谱》所见第一至十一世祖世系图

资料来源：道光二十二年（1842）修《暨阳上林斯氏宗谱》卷三《本纪系图》，上海图书馆藏

以上的世系构造的特点，可从几个方面来解释：从第①、③点看，可以判断现存的《暨阳上林斯氏宗谱》，自第一到第九世，应该有大量同族成员未能登录，这些脱落造成了一至九世代的“基干型”构造⁽²⁴⁾；从②、③点看，从第十世起，谱上在册的族人数量，呈符合人口增长规律的几何级增长，这两个现象的背后，反映出该谱的创制至少应该发生在第九世之后，否则就无法解释九至十世之间族人登录数的巨大落差。并且，从③行第字的变化来观察，至少可以说一至七世代共用金旁字这一点是十分可疑的，因为从历史上看此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同世代宗族成员的名字使用上；而十至十二世代用百、千、万与第十三世起才出现个性化的行第用字这一现象，也反映出第十至十二世代的行第字并非本世代人所造，其最大可能是由第十三世代族人追加制作的。关于这一点，最好还需联系浙中族谱的行第用字特征来做判断，简单地说，对于多数浙中族谱而言，南宋中叶前后应运而生的大量“近世型族谱”，在追溯比较接近的前代祖先之时，常用“百、千、万”这样的行第字。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断，上林斯氏最初的族人世系的文字整理，很可能发生在始迁祖以下第十三世祖之际，若按该谱行传中提到第十世汝霖在宋绍兴间曾任桐庐主簿推算，其年代大约在南宋中叶的十三世纪前后。这一判断，还可以通过该谱族人行传的具体记载得到印证，在此不再赘述。

以上推断中，关于“上林斯氏谱的世系整理的始于南宋中叶”这一结果意味深长，因为，这一时点不仅为上述《暨阳上林斯氏宗谱》创修时自称的“吾宗之谱，旧据斯山头”的说法找到根据，也与《白石斯氏宗谱》创修年（约南宋中叶的1190）相去不远，从这一时点上溯上林斯氏始迁祖迁移年（884），也就不过是300年左右，当然，这已经达到族谱创制者所能够追记祖先世系的上限时间跨度。

有意思的是，2002年上半年，螽斯畈村村民斯孝金在今名“松啸湾捣臼木星”的自留地上劳作时，意外挖掘出铢四公（斯得遂）与宋氏、其子六公与杨氏的两方墓碑⁽²⁵⁾，据碑文可知此碑系明天启元年（1621）二十世孙庠生斯民谦等人补刻。这两方偶然发现的墓碑虽为明末之物，但却与族谱中流传的他们“合葬宋小湾倒地木星，有墓碑”⁽²⁶⁾的记录一致，由此可以推断，《暨阳上林斯氏宗谱》中始迁祖时期（即中晚唐时期）的世系记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关于这一推断，下面将进一步追溯《白石斯氏宗谱》中有关上林斯氏始祖斯德遂以上三代的世系记录来加以验证。

第廿二世：和二，孝二公幼子，讳德舆，唐补国子学生，历官祭酒，生永泰乙巳八月十一日未时，卒太和庚戌正月十四日申时，娶吕氏……生三子，景泽、景淮、景溢，一女适平章公弟舒元興。

第廿三世：恪十，讳景泽，唐以孝行赠著作郎，迁居廊下，生元和乙未（815）八月十六日申时。恪十二，讳景淮，生元和丁酉正月廿三日戌时，卒中和癸卯七月十四日酉时。娶郭氏……生二子，梦钟、梦镔。

恪十三，讳景溢。“少颖悟工诗文。唐开成戊午登进士第，拜刑部员外，会昌甲子转礼部郎中，大中丁卯授福州刺史，庚午秩满擢浙东节度使，咸通初致仕，阉臣当朝，辞归。立祠，奉始祖孝子，二年，舍所居梵德村并田为崇圣院，迁永寿乡斯山头居焉。八年，复将升苏白石岭南以号建洪济院。乾符甲午，奏额改院称寺。诏赠义士谥佥宪御敕碑文志书行实另载。公生元和戊戌八月十五日申时，卒景福癸丑九月二十日辰时。娶胡氏……继娶杜氏……生三子……三女……幼适眉州刺史三都冯涓。”

第廿四世：清十四，讳梦钟，字时兴，唐中书舍人，生会昌癸亥……生一子德遂，迁诸暨上林三斯始祖。

以上人物之中，有三位值得留意。

一是上林斯氏始迁祖德遂叔父第二十三世恪十三斯景溢。族谱行传中有关此人着墨最多，但正如康熙《新修东阳县志》的议论，谱载此人“职官颇杂”，因为刑部员外、礼部郎中、甚至福州刺史这些中低层官职，还有为正史忽略的可能，但大中庚午至咸通初任“浙东节度使”即“浙东观察使”一职，核之唐书及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的记载与考证，显然不太可能。不过，对于这样一种在民间叠经编修、辗转流传至今的族谱记录，确有因光耀祖宗的需要产生增删文饰，但斯景溢其人以及在东阳乡间的事迹，也不乏可信部分，不可简单地予以一概否定，还须区别对待。

比如崇圣、洪济两教院，按县志的记载，系斯景溢所建，且在此后历朝历代都得以维护，其存在直至于近代。如关于崇圣教院，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云：

“崇圣寺，在县东三十里。旧名梵德教院，唐咸通二年斯溢舍宅建，宋淳化二年改今额。……按旧志，本寺创唐咸通，斯溢舍建。……观音堂、伽蓝土地祠、殿下、两廊、山门及僧舍，规制井井，宏且备也。崇祯戊辰年，李为芝率各姓捐资重修，于楹柱碑石中见有斯溢姓氏，定议以中间两架归斯修葺。……康熙十九年，暨阳三斯同本县旧族捐资重建立碑。斯姓旧谱田地山塘不胜叙也。宅，旧作基，今从斯谱。”⁽²⁷⁾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崇祯元年（1628）重修时曾在“楹柱碑石中见有斯溢姓氏”之事，由此看来，则斯景溢这一人物的存在和他创建崇圣教院这两点，当无可疑。

另一位是景溢父第二十二世和二讳德舆者，在这里值得留意的是“一女适平章公弟舒元興”这一记录。笔者案：此处提到的平章公，可以肯定就是创作著名的《牡丹赋》、甘露之变的主要发动者舒元舆，因为在唐代东阳籍入正史的人物之中，位居平章公者舍此无他。《新唐书》载此人为“婺州东阳人”，并列举元舆弟三人：“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进士；元褒又擢贤良方正，终司封员外郎，余及诛”⁽²⁸⁾，但未见白石斯氏谱中记载的“舒元興”。关于这一点，因无其他史料，一时难以确定。不过，若从《新唐书》所载元舆的籍贯⁽²⁹⁾、元舆、元興在取名用字上的关联以及舒元舆被害很可能祸及乡里家族这三点来推断，《新唐书》记载的兄弟三人之外，尚存其他隐匿的兄弟也不是不可能。

还有一位是景溢之幼女，即谱中所记“适眉州刺史三都冯涓”者。此处提到的当即唐末五代名士、眉州刺史冯涓。此人在新旧五代史、《宋史》中多有记载，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记载“冯涓，宿之孙也”，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十《冯涓周庠韦庄列传》也说：“冯涓，字信之，先世为婺州东阳人，唐吏部尚书宿之孙也，登唐大中四年宏辞科进士。”《北梦琐言》卷九“冯藻慕名”条也提到：“唐冯藻，常侍肃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顺便提及，吏部尚书冯宿为唐后期名吏，《新唐书》列传一百○二明言宿为婺州东阳人，有柳公权所书《吏部尚书冯宿碑》今存西安碑林。如此看来，景溢幼女之名虽未留史册，然冯涓其人其事信为不诬。

从以上墓志的偶然发现、行传记录中三位相互独立人物的考察来看，《白石斯氏宗谱》之于中古斯氏人物、史迹的记录，确有一定的来源和依据，而不可简单地跟传说混为一谈。那么，《白石斯氏宗谱》何以能够上溯中古呢？此点事关浙中斯姓五支“近世型宗族”形成之前的形态和面貌，因此下文将从这个问题入手进一步追溯浙中斯姓的早期历史。

三、古代的浙中斯姓

（一）《白石斯氏宗谱》的再检讨

以上分析可知，《白石斯氏宗谱》为斯姓诸谱之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族谱，因此，追溯中世“近世型宗族”形成之前（即各宗族始迁祖出现之前）的斯姓历史，《白石斯氏宗谱》将成为最重要资料。

若从世系记录来看，上文提到白石斯氏始迁祖“政十一讳圣诗”在该族族谱行传记载中位居第二十八世，也就是说“圣诗”是《白石斯氏宗谱》世系记录中始祖以下第二十八世代的人物；另一位上林斯氏始迁祖“斯德遂”虽是远溯九世纪的人物，但在《白石斯氏宗谱》也一直排到第二十五世的位置。而《白石斯氏宗谱》中记载的该族始祖即第一世名斯伟者，竟是上溯东汉末的人物。因此，在利用这种族谱之前，首先要解决“《白石斯氏宗谱》的记录何以能够远追其宗族始迁祖之前二十余代”，换言之，也就是“跟族谱创制年代相距甚远的、始迁祖以上二十余世代的斯氏先祖记录是否可靠”这个问题，毕竟，对形成于南宋中叶的东南一带绝大多数“近世型宗族”的族谱而言，要在始迁祖之上远征如此绵长的祖先世系，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可否认，具有近两千年连绵世系记录的《白石斯氏宗谱》，其间递经修纂，其内容固然存在许多不可靠的地方，现存的族谱中包含历代编纂者的无意脱漏、讹误，或者有意的再创作，都是可以想象的。不过，对《白石斯氏宗谱》来说，其长期的世系记录也不可能完全出自后世无根据的编造，相反，若依笔者的判断，这是一部记录自古代世家大族到近世型宗族变迁的族谱，对古代大尺度的乡村社会考察而言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当然，要说明这一问题，将牵涉此谱与其他浙中近世型族谱的形态差异对比、牵涉针对此谱本身内容的繁琐考证，完全可以再作一文进行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撷取判定作业的最关键之处撮要如下。

首先，从世系记录来看《白石斯氏宗谱》所载世系结构的合理性。自始祖第一代斯伟为一人、第二代三人、第三代四人以下，至上文提及的第二十五世，该谱大致维持了一世代十人左右的行传记录，而且在人物行传之中，生卒年月记载分明、按年代推算各世代婚丧嫁娶的年数岁数合乎自然，大不类其他族谱中常见的、十分可疑的多代单传“基干型构造”，或世代数跟自然寿命严重不合的情况；而且，该谱的行第用字也颇有古意和个性，不见“十、百、千……”或“天、地、玄、黄……”等近世谱中常见的追予式用字。

其次，更重要的是，在《白石斯氏宗谱》的世系记录之中，有些人物于正史有征。关于这一点，除上节提到斯景溢、舒元興、冯涓三人之外，还有第二世斯敦（226—304）见于《三国志·吴书》十二《虞翻传》第十二裴注、斯从见于《三国志·吴书》卷六○《贺齐传》；第四世斯恭（287—347）之女“适孝子孝义公弟许叙”处出现的“许孝子”，为《晋书》卷八十八列传第五十八孝友所载吴宁（即今东阳）人许孜；第十九世斯子文（640—？）次女“适临海丞宾王公之子骆象贤”处出现的“宾王公”即邻县义乌人骆宾王，两唐书有传等等。此外，谱中所记古代本县的乡贤人物合于本县县志者，则更为多见。

再者，也许是对族谱记载的年代判定来说最为关键的、也是历来研究较少关注的——族谱行传中的女性配偶者（妻、女）记录。在行传里，一般都会记载男性族人配偶的一些信息：如出嫁以前即出身宗族或村落的名称（有时是乡、都等地方行政区划名称，但早期记录往往只记载出嫁前的姓氏）、男性族人女儿的出嫁情况（包括婚配对象姓名、官职、早期地名等）。这些作为男性族人附加内容的女性配偶者记录，虽然在形式上显得十分机械，但因这些记录较少跟宗族统合等宗族利害关系发生纠葛，也就少了作伪的必要，所以反而能够更为忠实地记录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别在对某一特定的族谱进行考察之时，除了对宗谱形态特征的分析之外，此类看似不经意留存下来的女性配偶者记录，恰恰为该谱编纂史的探讨提供了冷静有力的验证线索。

正由于女性配偶者记录具有以上的史料性格，因此在实际考证中，其作用相当广泛。事实上，在对《白石斯氏宗谱》的验证过程中，上面已经运用到了针对上林斯氏先祖的记载真伪的女性配偶者记录——其中舒元興、冯涓、许孜、骆宾王这四人均出自女性配偶者的记载，而除此之外，对于一些古地名的验证，如宋以前的乡里名、山水名和寺院名以及女性配偶者记录中出现的古老族姓（即妻之原属族姓、女之出嫁族姓）等，也显示《白石斯氏宗谱》留存的中唐以前记载颇为真实，后世创制该谱之时必已有所依据，断难擅自发明。

综合以上几点来说，虽然现存《白石斯氏宗谱》的记载多少显得有些驳杂，不过这也只是表明该谱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其于家族古史之存真，仍可从世系记录的形式和内容上得以证明。与之相联系的直接记载是，该谱曾提及斯景溢在唐咸通初就开始“立祠，奉始祖孝子”，应考虑到祠堂建设的同时，供奉牌位是不可欠缺的——这样的话，对斯氏之于祖先世系的整理，至迟在九世纪就已开展了。

事实上，仔细观察拥有绵长世系记录的《白石斯氏宗谱》时，就会发现，该谱所记白石斯氏的世系，从系谱结构上看可以宋代为分水岭，分为宋以前世系、宋以后世系这样两大部分。两部分形态迥异：宋代以前的世系，表现为数个密切关联的斯姓家族之间的世系形态，这些家族的世系，在结构上尤以活跃于9世纪中期的斯景溢这一人物为主干，而其他的旁支却大多脱落，因此，它更像是一部仅保留主干、多数分支脱落的家族的系谱；而宋代以后的世系，则基本上是以一县地域为限定范围，由几大分支家族构成、表现为族人普遍登录在册，而较少出现脱落的近世型族谱。

总而言之，《白石斯氏宗谱》的行传记录，表现出了宋代之前以核心家族为中心的世家大族式结合、宋元以降形成的以父系血缘的普遍联络为特征的“近世型宗族”式集结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上文已经介绍：中世宋元以来在东南地区曾经发生一场影响广泛的近世型宗族形成、普及运动，笔者也曾通过浙中的区域考察进一步将此次风潮的时间起点确定在南宋中叶的13世纪前后，而《白石斯氏宗谱》的世系古记录，也是对此观点的一个有力支持。

（二）六朝隋唐时期斯姓的性质

对于宋元以来东南地区爆发形成的近世型宗族而言，其族谱的创制时间当然不会与它们的形成年代相距太远，因此大多数近世型宗族的族谱之中，可以上溯的祖先，其世代数是有限的，大体不会超过二三百年这一时间跨度。从这一角度来说，《白石斯氏宗谱》可以说是现存于中国东南地区的一种相当特殊的族谱，以笔者所见，白石斯氏世系记录的悠久传存，在整个浙中地区的现存族谱之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可以以该谱的记录为基础，对近世型宗族形成之前斯姓的族姓面貌进行更多的解读。(www.daowen.com)

中古以前的东南地方史料可谓稀缺，但考虑到斯这一姓氏具有高度指示性，“痕量分析”或许可行。为此，笔者查阅古代斯姓相关记载，首先注意到斯姓族谱序文中经常被引用的一段材料，即明初宋濂关于“东阳郡八大姓”的议论，原文如下：

东阳著姓载于方册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骆，曰厉，曰哀，曰苗，而楼居其一。⁽³⁰⁾

笔者案：此处提到的“东阳”为郡名，《三国志·吴书》云宝鼎元年（266）“分会稽为东阳郡”，隋初改称“婺州”，元末以后更名“金华府”，即今浙中的金华市；而现在的东阳、义乌等县，自三国置东阳郡以来历为东阳郡属县之一，因此，宋濂以郡名著姓者，是指中古以前的古代郡望名族。不过，上文并未确指所依“方册”为何，考虑当时能见典籍较现在为多，宋濂所云当有所据。可是，在与宋濂时代接近的姓氏书如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郑樵《通志·姓氏略》之中，却完全没有见到斯姓的踪迹，及至北宋邵思《姓解》卷二才提到“斯：《吴志·贺齐传》有剡县吏斯从”，这条记录还可追溯到林宝的《元和姓纂》，成书于元和（元和六年）（812）的《元和姓纂》，在其卷二中分别征引了3种六朝古典，留下3条有关古代斯姓的记录如下：

［东阳］《南齐书》：东阳郡有斯氏。

笔者案：林宝将斯姓的郡望系于东阳郡，则斯姓在六朝南齐之时，已是东阳郡的望族、或者说以东阳郡为其发源地。不过，查今存《南齐书》诸本，并无与之相同或相应的记载，然此处林宝所引却言之凿凿，是为何故？对此，笔者考虑，六朝之时吴均、萧子显等人均有修南齐史之举，而且按唐代刘知几的说法，这些私修的南齐史书“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³¹⁾，则与刘知几同时代的林宝所引用的，或许并非敕定的今本《南齐书》，当然也有可能是出自官修今本《南齐书》之失传部分。

斯，《姓苑》云：吴人。

笔者案：此处所引当指南朝宋何承天所撰《姓苑》，《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曾著录此书，今佚。《元和姓纂》常见征引此书，因此，该书当为六朝时期比较有代表的一种姓氏书。这条记录至少可使我们确认“斯”姓在六朝晋宋之际已在吴地存在。

《吴志》：剡县吏斯从也。

笔者案：此记载由于出自《三国志》，因此也被上面提到的《姓解》等一些姓氏书广泛征引，这条记录牵涉到具体人物，其中揭露许多有关斯姓前身的信息，意味深长，下文还要详细论述。

除上述姓氏书之外，在敦煌文书的《贞观氏族志》（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位字79号）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大英博物馆所藏，Stein Rolls，No.2052）中，也可见到“东阳郡婺州”的望姓若干。《贞观氏族志》中东阳郡婺州条虽云五姓，但却开列六姓：“东阳郡五姓婺州：茢、□（案：俗字，似为‘姚’，待考）、习、黄、留、难”；《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婺州东阳郡条虽云七姓，但却仅列六姓：“婺州东阳郡出七姓：□（案：仁井田陞定为‘蓟’字，存疑）、习、苗、□（案：似为‘姚’，待考）、哀、难”。

关于以上两种氏族志或郡望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池田温曾作过一个精湛评价：

实际上，“郡望”并不跟门阀贵族的现状密切相连，而更应理解为是后世（对门阀贵族）的抽象知识，因此，郡望之重要意义不在于其实体而在于观念。……郡望表应看做是经年累月杂然堆积形成的知识。加之，通俗文献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此类文献在传承过程中严密性和准确性产生怀疑；不过，该种文献的广泛普及，却也真实反映了它们的内容具有当时的社会共通观念。⁽³²⁾

结合池田氏的判断，具体以六朝以来直至宋代近世型宗族形成之前的东阳郡而言，虽然在这两种敦煌遗书中难以确认宋濂列举的斯、厉、楼三姓，但留、哀、苗等姓却跟宋濂列举是一致的；同时应当看到，以上两件敦煌文书中关于东阳郡望姓的记载，其准确性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尽管凭借这两种文书不能直接指证斯姓为六朝东阳郡望族，但结合宋濂时代的认识以及与上述敦煌文书年代接近的《元和姓纂》中关于斯姓望出东阳的记载，还有，更重要的是斯姓在中古以后直至今日长期活跃于浙中地方的现实状况，那么可以推断，在宋元以降形成“近世型宗族”的集结之前——也就是从六朝至隋唐这一时期，斯氏在浙中东阳郡曾作为地方名族长期存在。由此推测，9世纪斯景溢立祠敬祖的努力，或许更多地显示为中古以前地方名族的习惯传统，而上述《白石斯氏宗谱》中宋以前数个密切关联的斯姓家族之间的谱系记录特征，可以考虑是更多地反映中古以前的名族谱的色彩，这样一来，《白石斯氏宗谱》中绵远世系的成立，就可以从古代地方世家名族谱的立场给予解释了。

（三）对于古代斯姓本源的探讨

至此，我们根据中古以来的文集、姓氏书与出土文书，推断斯姓不仅在东阳郡长期存在，而且应为六朝以来该郡的一大著姓。下面，笔者将深入发掘史料，搜罗古代斯姓的史迹，对其本源作一探讨。这类牵涉斯姓早期历史的史料，当然非常的零碎，所幸斯作为族姓的特异性，仍可根据仅存材料做一些有益的分析。以下，先将搜集到的早期史料按时代远近列表如下。

表四　早期浙中斯氏的相关史料

续表

首先，从墓志铭等实物史料来看，除上文提到明代补刻的唐至北宋“斯德遂父子墓志”（表四－3）、崇圣寺“斯溢”题刻（表四－5）的发现之外，以笔者的搜罗，清阮元《两浙金石志》中有关斯姓者，可见浙中余姚县唐碑中有“斯二娘”一例（表四－6），明斯一绪所撰《白石斯氏宗谱叙》中提及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的斯氏铭文瓦器（表四－8），因为该瓦器发现于斯氏谱中自称的该姓起源地——东阳县后侣村（又作后里村），尤其具有实证意义，现录其原文如下：

宋太史景濂谓东邑大姓有八，而斯氏实首也。……先是后侣居人往往掘得古瓦器，有梁天监某年斯氏置者。

以上实物史料的出土，与上述《南齐书》“东阳郡有斯氏”（表四－7）和《姓苑》“斯：吴人”（表四－10）等文字记载相印证，反映了斯姓在浙中生活的悠久历史。那么，这一奇异姓族，其起源究竟如何呢？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来看斯姓宗族自身的主张。在《白石斯氏宗谱》世系记录的最初部分，是斯氏尊为始祖的斯伟及其子女的记录。在乾隆辛丑重修《白石斯氏宗谱》提到：

始祖肇一讳伟，字子儒，号梦龙。本姓史也。……建安末自鲁国嵫阳徙迁本邑后侣村居焉。后汉建兴丙午，公以居地属吴，应招贤之试，拜博士，历官廷尉，爱民如子。赤乌元年见狱中有非罪者，怜而释之。吴主以公谳决不平，将刑大辟。二子从、敦泣血陈情，愿捐躯代，吴廷感动，诏赐斯为氏，复原职。……生建安丙子正月初三日戌时，卒泰始乙酉八月十九日午时。……娶林氏……继娶许氏……又继乔氏……。合葬本邑六都冶河斯孝乡孝义塘之原。生三子，从，许氏出；斐、敦，俱乔氏出。

此处值得注意的倒是记叙中斯伟之子斯从、斯敦二人。斯敦其人，《三国志·吴书》裴注引晋人虞预所撰《会稽典录》见载，该书谈及朱育与太守问答之时，曾列举吴地著名的孝子，其中就有“吴宁斯敦、山阴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之语⁽³³⁾。此人此事正史中虽语焉不详，但在东阳一带作为儒家倫理教育典范，对后世仍颇有影响，当地的历代府县志中均有关于他的记载，姓氏书如明《万姓统谱》卷五“三国·斯敦”条云：“东阳人，吴赤乌间父伟为廷尉，失仪当死，敦叩阙泣血乞以身代，吴主嘉其孝，敕伟罪，仍表其闾。”这些文献，连同《白石斯氏宗谱》的记载，其情节远较《三国志》裴注要丰富；文人墨客为之赋诗作词也不在少数，如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并序》中就提到了“邓、斯、祁、樊，自杀以代”⁽³⁴⁾。

关于斯氏父子的墓地，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十七“先贤丘墓”条提到：

斯廷尉墓：见《缪志》。在县东十八里孝义塘。今名冶河塘里。《府志》《郑志》俱云二十八里。斯孝子敦墓：在县东二十五里后侣村。《旧志》《府志》俱同。宋绍圣元年重定四至，立石碣，四明楼鑰墓碑跋，略曰：“管内有许、斯二孝子墓，许墓在蓝硎村，所居孝顺里及其亲冢尚有识者。斯墓在后侣村，地名孝义塘。事并见图经。二人皆常表其门闾。今不复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

笔者案：此处《缪志》为明成化十九年（1484）缪樗主修《东阳县志》；《府志》当指康熙《金华府志》；《郑志》为明隆庆六年（1572）郑淮主修《东阳县志》；《旧志》者，所指不详，但成化之前所修《东阳县志》者，仅有宋宝祐三十四年（1254）、元至治三年（1323）两志；而南宋四明楼鑰（1137—1213）作墓碑跋中提到“并见图经”者，应为当时所能见到的南宋绍兴《金华府志》或北宋的《两浙路图经》；与“斯孝子”并列之“许孝子”者，即上文提及《晋书·孝友传》所云本县另一孝子“许孜”，此人事迹亦见于本地最早的地志——南朝宋郑辑之《东阳记》⁽³⁵⁾；而文中斯氏始祖墓所在的“后侣村”，也正是前述梁天监年的出土瓦器所在之地。这些相互联系的当地志书记载，表明斯氏父子墓，确曾得到地方政府的长期维持。此点亦可在本县“斯孝乡”这一乡名的由来上得以印证。

按本县现存最早县志——明隆庆《东阳县志》卷一《建置志·乡第四》的记载：

北宋咸平四年（1001），“郡守乐司封奏：旧有乡三十四，今并为十四。甑山入西部乡、石室入升苏乡；……通义、东场入斯孝乡。……斯孝乡：旧名敦孝，避斯孝子名改曰孝悌，后改今名。在县之东四、五、六、七都之地。旧志：管里一，曰同义。”

笔者案：此处提到的斯孝乡，是一个沿用至于民国时期、包含斯孝子墓所在地“后侣村”在内的乡级行政区，该乡的名称由来，显然跟汉末六朝时期的斯孝子有关。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东阳县城发现了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纪年的《大宋国婺州东场县西部乡托塘保县司人吏金仁煦等舍入小砖塔碑》（东阳市博物馆所藏，表四－1）、2006年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又征集到唐咸通二年（861）《唐故高府君墓志铭》（表四－4），其中有“咸通二年正月一日终于婺州东阳县石室乡崇化坊之旅舍”之语⁽³⁶⁾，这两件中古石刻材料提到的“西部乡”“石室乡”两乡，在上述北宋咸平四年（1002）的并乡记录中跟“斯孝乡”并列，它们都属于同一时间层次、同一行政系统之下的乡级政区名称，它们的发现也间接印证“斯孝”这一乡名由来已久。

此外，《白石斯氏宗谱》曾提及斯氏始祖斯伟娶“紫金桥许氏（200—258）”为妻，关于该女性配偶的记录，目前与史无征，但“紫金桥”这一地名却颇有价值。2001年，笔者在与古斯孝乡相邻的今一都许村发现一座“陈永定二年紫金里许氏”题刻的南朝古井栏（表四－7），笔者曾联系现今生活于该村的“紫金许氏”，对“紫金里”与“紫金桥”这两个古地名的关联作出考证⁽³⁷⁾。

综上所述，可见《白石斯氏宗谱》的始祖记录，是以相当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这样看来，关于斯氏始祖以及浙中斯氏源于东阳的记载，确实颇有信用。不过，斯氏的来源，是否真如族谱所主张的始祖斯伟“本姓史，建安末自鲁国嵫阳徙迁本邑”呢？以现今所见文献考之，这一北方起源说只出现在斯氏族谱之中，而且在《白石斯氏宗谱》所收的早期文献——如元至正三年（1343）《廷尉公行实》、明宣德丙午《序》文（为该谱所收最早之谱序）之中，均不载此说，直到明嘉靖十三年（1543）《序》中才提到“建安末自鲁国嵫阳徙迁本邑”，而“本姓史”这一点，最早出现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白石斯氏宗谱》卷之三关于一世祖“斯伟”的行传之中。因此，姑且不提此说中地名、职官的舛乱，像这样明清以来日益丰富的有关始祖斯伟的材料，着实令人疑窦丛生。但在东南地区族谱之中，此类北方迁移传说数量甚多，但大多缺乏其他信史佐证，往往难以稽考，而成为无头公案。

不过，幸运的是，由于“斯”的特殊性，笔者彻底翻检早期经典，却发现相关人物之中，还有一条不同来源的史料，十分耐人咀嚼。这就是《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十五《贺齐传》中提到的“斯从”，先将原文抄录于下：

贺齐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

在此处，最引人注目的是“斯从”这一人物，他不仅见于《白石斯氏宗谱》行传（始祖斯伟长子），而且亦得到该谱的承认——因为在族谱的行传中确实注明了“见《吴志》”这一点。虽然，《三国志》贺齐平斯从一役的记载，在年代、事迹上与《白石斯氏宗谱》中的斯从记载有所抵牾，但如果考虑到《贺齐传》提到的“剡县”的地理位置（即今日与东阳相邻的嵊县一带）以及斯氏族谱本身对这位身为始祖长子、但却仅予若隐若现记载等基本事实来看，正史与族谱记载之间的差异还是可以解释的⁽³⁸⁾；退一步讲，即便《三国志》之“斯从”非斯氏谱追尊之“斯从”，但由于“斯”姓所持有的强烈历史地理特性，难以否认“从，县大族，山越所附”这句话所透露的“斯从”之本源——那就是，在汉末孙武政权强力收编东南山越民的动荡背景之下，处于江南南部山区斯姓的民族性——即使不是山越的出身，也是一位山越土著化的地方豪强，也更有可能就是山越部族的首领。总之，鲁国嵫阳出身说这样一种文献上后起的孤立主张，较之上述《三国志·贺齐传》而言是难以成立的了。

结　　论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关于宋元以降“近世型宗族”在中国东南地区的大发生与普及这一段历史，已经通过宗族史学者的研究获得广泛认同；但如果要追索这些“近世型宗族”的前身，则成为现今研究的一大难点。这其中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东南地区的乡村社会史料，若以宋代为分界，则其前后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史料性质上都呈现强烈的不对称。正是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笔者考虑有必要根据史料特点选取能够涵盖近世史料颇丰而古代史料稀缺的“中古以后的宗族”与史料特征相反的“古代的地方名族或土著族群”的“族姓”这一社会形态，作为新的研究对象。

本文对浙中斯姓这一“族姓”由近及远的通时考察显示：自越汉交替期以来，像斯姓这类东南地方的土著族姓，至少可以观察到两次重大的变革，即发生在汉末六朝期的由山越部族到汉化的地方性世家大族的演化，以及发生在中世宋元时期、由若干代表家族为核心的世家大族式结合到以父系血缘的普遍联络为特征的“近世型宗族”式集结的演化。

可以推测，像浙中斯姓这样的三阶段演化模式，在东南地区的族姓历史发展中并非孤立存在，它是越汉交替期以来族姓演化的历史大背景下一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当然，“斯姓”这一族姓演化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东南其他一些较具地方性的族姓演变研究，尚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察验证。

参考文献：

1.《诸暨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东阳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

3.《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嵊州市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

5.《奉化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

6.《绍兴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7.《新昌县志》，上海书店1994年版。

8.《金华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9.《兰溪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武义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慈溪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上虞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3.《天台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版。

14.《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

15.《鄞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

16.《余姚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镇海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18.《宁海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象山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磐安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浦江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2.《建德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3.《桐庐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4.《富阳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洪雅英：《萧山姓氏志》，萧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版。

26.应宝容：《永康姓氏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

27.金兆法：《缙云姓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28.方宗淡：《奉化县地名志》，内部刊行（统计数据截止1983年底）。

29.《诸暨地名志》，浙江省诸暨印刷厂1982年版。

30.《嵊县地名志》，浙江嵊县基本建设委员会1983年版。

【注释】

(1)＊本项目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J50405）资助。

(2)井上徹：《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义の视点からの分析》，东京研文出版2000年版。

(3)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

(4)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钟翀：《浙江省东阳县北江盆地における宗族の历史地理—族谱资料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日】《人文地理》第57卷第4期，2005年第1—21页；②《東南中国における宗族社会の歴史的変遷に関する一考察—浙江省東陽県北江盆地における宗族の発生と宗族社会の展開をめぐって－》，【日】《地域と环境》2006年第6卷，第17—50页；③《東南中国における宗族の形成に関する一考察—北江盆地における族譜編撰史の検討を通じて－》，《汉字文化研究年报》第1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6年版，第33—59页。

(6)根据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此类宗族兴起于具“近世社会”特征的宋代，并与近现代的地方宗族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所以在日本学界常被称之为“近世宗族”或“近世的宗族”。考虑到日语“近世的”一词原本就有“带有近世性质或状态的”这一含义，因此本文根据将此类宗族与上古与汉唐的宗族形式相区别，称之为“近世型宗族”。

(7)如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3页；鲁西奇《青铜时代汉水流域居住地理的初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第13—34页等。

(8)见http://name.netor.com/wjx.asp?id=520&nametag=15。

(9)主要为：有斯姓宗族村落分布的诸暨、东阳、义乌、奉化四县及周边各县的近年姓氏人口统计数据，下详。

(10)本文所采浙中各县新修县志详见篇末参考文献，由于各县编撰年代略有参差，因此，本文从各县县志汇集的斯姓人口数据，其统计年代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笔者撰写此文的2009年之间。

(11)按诸暨市公安局的统计，见杜史敏、胡刚《诸暨姓氏调查》，《绍兴晚报》2004年6月3日。

(12)见于百度http://zhid页ao.页b页aidu.com/question/15732324.html，数据来自网友调查。

(13)如，以笔者按《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所作统计，中国现存族谱最多的上海图书馆（约占全国公藏族谱之半数）所藏诸暨、东阳、义乌、浦江四县族谱就达1 200余种，占该馆族谱总数1/5以上，几乎每族都有族谱传世，可以肯定是全国现存族谱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

(14)钟翀前揭P.580注①之①；③；及《浙江省東陽県北江盆地関連宗譜目録の作成と若干の考察——東南中国の宗族に関する歴史地理学的研究の一部として－》，【日】《地域と环境》2004年第5号，第51—79页。

(15)《暨阳黄阔斯氏宗谱》卷之三《行传》1928年修，国家图书馆藏。

(16)程小澜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后洋始迁祖名斯源茂者，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自诸暨迁居奉化，繁衍形成后洋斯氏。见于前揭《暨阳上林斯氏宗谱》；方宗淡主编：《奉化县地名志》1985年版内部发行，第191页。

(18)《浙江家谱总目提要》。

(19)族谱在最初的创制之后，随时间推移和宗族成员变动，都要进行续修，也就是进行内容的重新编撰和族人世系的更新整理。在东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宗族往往历经10次以上的族谱续修。在族谱续修时，作为习惯通常要收录历次编撰的旧谱序文，这些序文之中，往往会提到本次族譜编撰的缘起。

(20)关于这些基本特点，笔者曾通过对该地区数百种族谱的分析予以介绍。详见钟翀前揭P.580注①。

(21)光绪三十四年（1908）修《白石斯氏宗谱》。

(22)光绪二十九年（1903）修《暨阳上林斯氏宗谱》卷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斯芹《世系源流》。

(23)上田信：《地域と宗族—浙江省山間部—》，【日】《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94册，1984。

(24)关于族谱行传记录中“基干型”构造的性质与评价，参见濑川昌久《族譜：華南漢族の宗族·風水·移住》，东京风响社1996年版第20页。

(25)周迪清：《江南巨宅千柱屋》（2002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材料），据笔者2009年8月16日实地调查证实。

(26)《暨阳上林斯氏宗谱》卷二十八《行传》1929年重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27)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十六《寺观》，清康熙二十年（1681）刊本，浙江大学图書館蔵。按：县志中“斯景溢”作“斯溢”，在《白石斯氏宗谱》中“斯景溢”“斯溢”两见，未知孰是。

(28)《新唐书》列传第一百〇四。

(29)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十七《先贤丘墓》“舒丞相元舆祖墓”条：“今四都湶塘之北有元舆故宅，宅之西南掘得石椁二，一有志铭，为舒元褒妻墓此康熙十二年冬事。”按：康熙十二年的墓碑发掘，距记载此事的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康熙二十年刊）在时间上十分接近，由此可证舒氏兄弟本贯东阳不误。

(30)宋濂《宋学士文集》卷第四十二《芝园集》卷第二《义乌楼氏家乘序》，四部丛刊本。按落款，此序作于洪武十年（1377）。

(31)《史通·古今正史》。

(32)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9·10世紀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上、下）》，刊【日】《东洋学报》第42卷第3期，1959年；【日】《东洋学报》第42卷第4期，1960年。

(33)《三国志·吴书》十二《虞翻传》裴注。按：此处“吴宁”即今东阳县，《后汉书·郡国志》“诸暨县”条注：“越绝曰：兴平二年，分立吴宁县。”吴宁县之名又见于《宋书·州郡志》。

(34)《绍兴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0年据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影印。

(35)《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九所引。

(36)张恒：《嵊州：唐代墓志将赡县历史提前四十七年》，见2007年1月8日浙江网闻联播，碑藏嵊州市文物管理处。

(37)钟翀：《一都许村访古录》，《漢字と文化》第7号，第4—7页，【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6。

(38)从《贺齐传》的叙述编列上看，贺齐平斯从一役应发生在建安元年（196）孙策以齐为永宁长之前，这与《白石斯氏宗谱》所载斯伟（196—265）、斯从（224—290）、斯敦（226—304）的生卒年具不合；而且《贺齐传》提到的“立斩从”，也与族谱主张斯从的卒年相左。产生这两点矛盾的原因，可从单纯的编撰讹误角度加以解释，但无论如何，要否认《贺齐传》或斯氏族谱中相关基本事迹的记载，都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