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风俗诗及其学术价值
范 荧
宋代,民间风俗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关于风俗的记载比前代更为广泛而普遍。不但各类典籍中有许多民俗事象的记载,还出现了一些专门著录民俗的著作。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几部笔记,已可视为都市民俗的专著;陈元靓的《岁时广记》是一部集大成的岁时风俗类书;他的《事林广记》记录了大量市井习俗和民间生活史料,堪称是日用百科式的民间类书。宋代地方志的体例也有了重大变化,乐史《太平寰宇记》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艺文、方伎等人文、经济方面的内容,不仅使以往单纯的地理志书扩大为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方志,也使风俗一门的设置成为后世修撰地方志的惯例。至于宋人笔记中有关风俗的记述,更是举目皆是。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这些记载多注重对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的真实描述,所记范围之广、内容之详也都大大超过了前代。此外,总数在20万首以上的宋诗也是民间风俗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
风俗诗,古已有之。作为先秦诗歌标志性作品的《诗经》,如果拂去传统经学牵强的诠释和附会,返璞归真,就有很多诗篇是属于原生态的、生动展现鲜活社会风貌的风俗诗,如表现农业生产习俗的《豳风·七月》、亲迎习俗的《齐风·著》、祈愿多子的《周南·螽斯》以及被视为后世闹新房诗歌之祖的《唐风·绸缪》(1)等,故而周天子有“采风”之制以观民风。到了诗歌创作巅峰时期的唐代,风俗生活的不断拓展和雅化,使风俗逐渐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如徐延寿的《人日剪彩》、卢储的《催妆》、王建的《镜听词》等都是著名的反映风俗事象的诗歌,中唐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等利用巴东民歌创作的《竹枝词》更是以描写风土民俗为主旨。据统计,《全唐诗》中以各种风俗事象名诗的有1789首之多(2),至于诗文内容涉及风俗的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宋代诗人对于反映民间风俗的兴趣较之唐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宋代,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得到了足够的丰富和重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态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俗为雅”的倾向拓展了宋诗的题材范围,贴近日常生活的风俗事象越来越多地成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学者们注意到,宋代诗人似乎比唐代诗人更加习惯于把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写进诗中,并进而阐幽发微,借以抒情言志明理,一如赵翼《瓯北诗话》所说:“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表现出了平易近人的世俗化特点。
纵观两宋诗人,虽说诗风或迥异,成就有高低,但很多人都有着眼于风俗的诗作。如被认为是开宋诗风气,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欧阳修,有诞子习俗诗《洗儿歌》;创作了大量愤世嫉邪、同情民生疾苦的梅尧臣,也写下了《七夕》之女儿情态;一生为政治理想而战斗的王安石,以一首《元日》记录了典型的年节喜庆场景,展现了一幅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民间风俗画卷;以诗风豪迈、笔势超旷著称的苏轼,更有大量关于饮茶、喝酒、享受美食的诗作,都是宋代饮食民俗的真实记载。至于中兴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诸人笔下,描绘风土民情之作就更多了。
然而,一直以来,人们评说宋诗,多以思想情感或吟咏对象的差异爬梳归类,析为爱国诗、行旅诗、田园诗、景物诗等等。在这些主流诗学话语中,“风俗诗”是没有地位的,至少是被冷落的。也有学者关注到某种民俗事象特别集中的诗作如节令诗,或者梳理了某位诗人诗作中的民俗文化意蕴,但这都是局部的、零星的,不足以全面反映大量记载了民间风俗的宋诗的概貌,致使有些诗作成为游兵散勇,根本无法归类,这与宋代风俗诗创作的活跃局面是不相适应的。因此,笔者赞同黄元英先生的观点:风俗诗在诗学中应该有其独立的地位,同理,宋诗中的风俗诗,也应该确切归位,从而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严格地说,具有独立意义的风俗诗应该是指“作者有意选取风俗题材并集中表现风俗事象、凸显风俗文化的诗作”(3),这在宋诗中并不少见。但还有更多的借风俗素材抒怀的诗作,从风俗史研究角度而言,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宋代风俗诗关注、采撷的风俗民情范围广,内容多,很多风俗事象观察描绘皆细致入微,无论是节令物态还是世俗众生,都显得生气盎然。若以现代民俗学对于风俗的分类来对应,宋代风俗诗所及,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方面。
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宋代诗人较有宽容的人文精神,他们虽然未必胼手胝足亲身参与生产劳动,但他们将目光较多地投向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生产,对于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一些“俗事”也给予了较多的理解,从而留下了许多有关物质生产或贸易风俗真实的描写。
“打春牛”是宋代农业生产习俗之一,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记:立春前五日,都邑就以泥巴筑好土牛、耕夫、犁具等,立春当日黎明,地方官先设坛祭先农,然后手执彩仗,“环击牛者三”,以示劝耕。鞭牛仪式完毕后,庶民一拥而上,抢夺泥牛,使之“顷刻分裂”,抢到“牛肉”者,其家宜蚕,也治病;抢到“牛角”的,就将土块放在户上,预示当年会有好收成。争相攘夺间,常常有人发生意外,毁伤身体,但却年年如此,鞭牛不已。吕陶有诗曰:“块然形质本何殊,似为春来出旧墟。以色配年疑未可,与耕为侯信非虚。升阳盖自寅正始,取类还当丑位初。但得碎身资穑事,岂须功效载农书。”(4)不仅记载了打春牛这一习俗,也揭示了其“碎身资穑事”的文化含义。
中国古代丝织业发达,蚕业也兴盛,蜀地因以形成了蚕市,初为买卖桑苗、蚕具、蚕种的集市,后兼营花木、果品、药材、铁器等,商贸之外也供人游乐,成为蜀地传统民俗之一,宋诗中因此多见“蚕市”诗。如北宋田况的《五日蚕市诗》云:“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伙,碎琐皆不遗。编籋列箱筥,饰木柄镃。备用诚为急,舍器工曷施?名花蕴天艳,灵药昌寿祺。根萌渐开发,累载相参差。游人炫识赏,善价求珍奇。予真徇俗者,行观亦忘疲。日暮宴觞罢,众皆云适宜。”(5)其诗交代了蚕市的时间、贸鬻的目的,形容了货物的丰富乃至商品的样式。还描绘了游人的情态、交易后的满足等,十足一幅商贸风情图。这样的蚕市诗田况还有多首,苏轼、苏辙、陆游等人,也都有关于这一风情的诗作。
商业的发达刺激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成了车、船、店、脚、牙等职业集团,并在交运活动中形成了特有的行业惯制和风俗。杨万里的一组《竹枝歌》生动描绘了纤夫的生活和劳动情状,如“更把绿荷包热饭,前头不怕上高滩”记载的是纤夫们的日常饮食;“如侬笠漏芒鞋破,须遣拖泥带水行”描绘的是纤夫的服饰以及艰苦的劳作。还有一首记纤夫的劳动号子:“莫笑楼船不解行,识侬号令听侬歌。一人唱了千人和,又得蹉前五里程。”其序解释说:“舟人及牵夫终夕有声,盖讴吟啸谑以相其劳者。其辞亦略可辨。有云:‘张哥哥,李哥哥,大家着力一齐拖。’又云:‘一休休,二休休,月子弯弯照几州。’其声凄婉,一唱众和。”(6)几首小诗,便让我们对一个特殊职业集团的行业风俗事象有了感性的了解。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崛起,衣食住用等物质消费观念和习俗较之前代都有所变化,相关的诗作也十分丰富,仅以饮食风俗为例:
美食家苏轼有许多反映饮食习俗的诗作。如《食猪肉》诗曰:“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7)不仅指出当时宋人吃肉不煮烂的食俗,也记载了宋代名菜“东坡肉”的诞生及其烹煮方法。以野生荠菜和米糁为主要原料的“东坡羹”是苏轼发明的食疗汤,当米价腾贵时,他又别出新意用山芋为原料烹制出玉糁羹,并赋诗赞其美味曰:“香似龙涎乃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情。莫将南海金齑脍,较比东坡玉糁羹。”(8)苏轼不仅对自己的创制如此重视,对于各地的食俗,也都表现出浓郁的兴趣,如《食槟榔》一诗,不仅记录了槟榔的食用方法“裂包一堕地,还以皮自煮”,反映了当地以槟榔待客的习俗“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还介绍了食者的感受“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又指出了槟榔的药用价值:“瘴风作坚顽,导利时有补”,以及过量食用的后果:“日噉过一粒,肠胃为所侮”(9),充分表现了南方特有的食俗及其人文色彩。
饮茶、斗茶,是宋代颇有特色的饮食文化,宋诗中表现茶俗的更是比比皆是。据统计,黄庭坚以茶为主题的诗就有40余首,涉及茶事的,远在百首以上。陆游也与茶有不解之缘,他的茶事之诗有320首之多,为历代诗人咏茶之冠。在宋人笔下,饮茶的每个环节都可入诗。如苏轼的“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10)。说的是饮茶三个先决条件:环境幽雅天气好、茶好水好器具洁、同饮者意趣相投。杨万里笔下的“下山汲井得甘冷”“锻圭椎璧调冰水”(11),甚至还要“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12),说的是对煮茶之水的重视。陆游的“香浮鼻观煎茶熟,喜动眉间炼句成”描绘的是茶香提神醒脑,助人诗兴;而“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13),写的则是边挥毫,边品茗的自娱自乐。范仲淹也有《斗茶歌》“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14),寥寥数语,将斗茶胜负间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生仪礼,是人生各阶段见证性的仪式,古往今来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宋诗中颇多这类作品,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寿诞生子,都十分生动,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情。以诞生礼为例:
梅尧臣老来得子,欧阳修即送酒相贺,并作《洗儿歌》助兴:“月晕五色如虹霓,深山猛虎夜生儿。虎儿可爱光陆离,开眼已有百步威。诗翁虽老神骨秀,想见娇婴目与眉。木星之精为紫气,照山生玉水生犀。儿翁不比他儿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材高位下众所惜,天与此儿聊慰之。翁家洗儿众人喜,不惜金钱散闾里。宛陵他日见髙门,车马煌煌梅氏子。”(15)梅尧臣依韵而和:“夜梦有人衣帔蜺,水边授我黄龟儿。仰看星宿正离离,玉魁东指生斗威。明朝我妇忽在蓐,乃生男子实秀眉。自磨丹砂调白蜜,辟恶辟邪无宝犀。我惭暮年又举息,不可不令朋友知。开封大尹怜最厚,持酒作歌来庆之。画盆香水洗且喜,老驹未必能千里。卢仝一生常困穷,亦有添丁是其子。”(16)唱和之间,不仅可见当时弄璋贺喜、吉言赞颂、香汤洗儿等习俗,还可知洗儿“磨丹砂调白蜜”之准备,“辟恶辟邪”之目的,与《梦粱录》《东京梦华录》的有关记载正可互证互补。此外,王禹偁的“洗儿已过三朝会,屈客应须满月筵……至时担酒移厨去,请办笙歌与管弦”(17)记录了时人办满月酒的形式规模。苏轼的“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道出了对新生儿的期盼……宋代的诞子风俗在诸多诗篇中得以全面的呈现。
岁时风俗在宋代更趋定型和完善,除去出于政治需要而设定的官节,宋代的民间节日约有三十多个,在日渐发达的城市经济和重视娱乐的世风中,形成了既有复杂内涵又能愉悦身心的综合文化现象。岁时节日所具有的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为宋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使诗人产生了更多的灵感,因此节令风俗成为宋代风俗诗中最为常见的题材。如除夕送旧、元日贺新、上元观灯、三月踏青、四月浴佛、端午竞渡、七夕乞巧、中秋观潮、腊月祭灶等等,在诗人笔下都被反复地吟咏着。如苏轼的《中秋观夜潮》:“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如许,越山浑在浪花中。”道尽了钱塘潮的磅礴气势和万人观潮的壮观景象。“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18)则是他对杭人“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浮潮头戏弄”的弄潮之戏的不以为然,认为是对生命不负责的行为。又如范成大的《祭灶词》:“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把宋人对祭灶的认识、祭灶时准备的食物、对灶君的虔诚以及通过祭灶表达的对来年的希冀等全都囊括了。再如梅尧臣的《七夕》:“古来传织女,七夕渡明河。巧意世争乞,神光谁见过。来年期已拙,旧俗验方讹。五色金盘果,蜘蛛浪作窠。”(19)不仅生动记载了宋代妇女“对月穿针,饾饤杯盘,饮酒作乐,谓之乞巧。及以小蜘蛛贮盒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少”的乞巧习俗,还把这种“巧意争乞”隐隐嘲讽了一番。范成大的《上元节吴中节物诗》最为全面,其诗不仅描绘了莲花灯、桥灯、犬灯、鹿灯、葡萄灯、鱼灯、马骑灯等数十种彩灯的争奇斗艳,并一一列举了击鼓迎节、社舞狂欢、街市细乐、长灯题诗、划旱船、傀儡戏等多种节日活动,还包括节日佩饰、节日馈遗、节日占卜等,连节日食品都记载了好多种。这些“难诃止”“尚乡情”的“末俗”(20),涉及衣、食、社交、娱乐、信仰等多方面的风俗,自然不是“节令”一个概念能够涵盖的。
宋代的信仰习俗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宗教的影响日益深入,佛教、道教、摩尼教等都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又有很大市场,一些未列入祀典的民间淫祀和巫觋信仰在很多地区广泛流行。在生产、生活习俗中都有着多种信仰的因素,而其祈、卜、攘、忌等各种信仰表现也常常可见于宋诗之中,试举数例:
“祈”主要集中在祈雨、祈子、祈求农桑丰收等方面。农业民族靠天吃饭,经常需要求个风调雨顺。张耒《叙雨》诗描述了巫师求雨的情景,并作《诉魃》诗对专与雨神作对的旱魃大加斥责(21)。水上作业需要顺风顺水,方信儒的《番塔》记载了沿海人民登塔呼号,以祈风信的习俗。(22)祈求农桑丰收的活动更是花样百出,不胜枚举。陆游的《赛神曲》对乡间巫师的施术情景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击鼓坎坎,吹笙呜呜。绿袍槐简立老巫,红衫绣裙舞小姑。乌臼烛明蜡不如,鲤鱼糁美出神厨。老巫前致词,小姑抱酒壶: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牛羊暮归塞门闾,鸡鹜一母生百雏……”(23)每逢新年来临,民间以“打灰堆”来祈富,范成大《打灰堆词》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除夜将阑晓星烂,粪扫堆头打如愿。杖敲灰起飞扑篱,不嫌灰涴新节衣。老媪当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长富足,轻舟作商重船归,大牸引犊鸡哺儿,野茧可缫麦两岐,短衲换着长衫衣……”他的《卖痴呆词》记载的则是除夕夜为小孩祈福的活动,十分有趣:“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仍有余。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捓揄。栎翁块坐重帘下,独要买添令问价。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赊痴呆千百年!”(24)卖掉了痴呆,小孩自然就聪明伶俐了。
“卜”在宋代十分流行,赵蕃有诗曰:“蚕丝百箔旧曽闻,未说新丝价尔分,卒岁我无裘褐计,早知劝尔勿多云。”(25)说的是乡人以听鸟声卜丝之贵贱。戴复古的《舟中夜坐》“独坐观星斗,一襟秋思长。天河司米价,太乙照时康。”(26)写的是人们看天河显晦,卜米价之低昂。魏了翁的《元夕卜油溪故事》:“不随洛俗占灯影,不学荆人问紫姑。卖得薪来卜油去,丰年还似去年无?”(27)不仅记录了蜀地以油洒水面,观其文,验一岁之丰歉的习俗,同时还告诉了我们洛地和荆人的占卜方式。陆游的《箕卜》诗十分直观,将“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扶持,插笔祝其书”(28)的吴地卜俗描绘得令人如若亲见。杨万里的“茧卜”也十分有趣:“……儿女炊玉作茧丝,中藏吉语黙有祈。小儿祝身取官早,小女只求蚕事好。先生平生笑儿痴,逢场亦复作儿嬉。不愿著脚金华殿,不愿増巢上林苑。只哦少陵七字诗,但得长年饱吃饭。心知茧卜未必然,醉中得卜喜欲癫。”(29)把不同社会角色的心理刻画得真切又生动。
其他如魏了翁的《迎富》(30)表现祈吉,石延年的《送穷》(31)表现祛灾,朱淑真的《灯花》(32)反映的是预兆,范成大的《离堆行》(33)记录的是祭赛等等,都有关于信仰习俗,此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宋代风俗诗所记,涉及生产、生活、信仰、岁时、娱乐等民俗分类的方方面面,说其是宋代社会文化研究的史料宝库,应不为过。
风俗不仅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基因,也具有生生不息的时代精神,风俗诗也就因此而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对于历史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既然是风俗诗,其学术价值首先就表现在风俗史研究方面。风俗诗本身提供了风俗研究的直接内容,不仅有众多关于风俗的平面叙述,还引导我们关注立体的或更为纵深的风俗传承演变。如关于端午节的文化渊源,现代人总是不假思索地断言是为了“纪念屈原”,宋代也确有大量“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猿叫楚山裂。”(34)、“惨淡疑天泪,滂沱吊屈生”(35)之类描述吃粽子、赛龙舟、悼屈原的诗句,说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文化意义在宋代已经形成。但此说无法解释端午节众多驱邪习俗的由来,而现代民俗学告诉我们,端午节是个复合型的节日,许多节俗起源于古代北方的驱邪攘灾风俗,这在宋诗中同样有所反映。如朱淑真《端午》:“纵有灵符共彩丝,心情不似旧家时。榴花照眼能牵恨,强切菖蒲泛酒卮。”就记录了多种驱邪的方法,包括佩戴灵符、系彩色丝带、用菖蒲浸泡酒喝以及悬插榴花等。说明在宋代,端午节的驱邪攘灾风俗仍占重要地位。又如放爆竹,人们多将其作为喜庆活动的必备,以此增添喜气,其驱鬼避邪的原始文化意义已被人淡忘。但范成大的《爆竹行》揭示了宋人对放爆竹的认识:“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百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头叠床底,犹有余威可驱疠。屏除药裹添酒杯,昼日嬉游夜浓睡。”(36)诗句生动有趣地描述了放爆竹的情景,而对其文化意义的诠释也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些风俗后世已经罕见,宋诗中的留痕恰可表现其时代意义,如李涛有《春社从李昉求酒》:“社公今日没心情,乞为治聋酒一瓶。恼乱玉堂将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厅。”(37)记载的就是时人相信社酒能够治疗耳聋的风俗。
风俗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普同性,但又由于在形成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具有特异性,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由于诗人活动区域的限制,宋代的风俗诗往往反映的是一方风俗,因而有助于区域文化的研究。如张耒有《寒食》诗:“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杨柳插门人竞笑,荆蛮不信子推贤。”(38)说的是黄冈有一士人仿北方风俗,在寒食前一日用面捏成介子推形象,并用柳条贯穿插于门楣,让当地人感到怪异。说明有关介子推的传说和寒食节风俗的流行,北方甚于南方。又如蚕市是蜀地旧俗,每年的正月至三月,成都州城和属县会循环开设蚕市,供人交易和游乐,是蜀地人民经济和文化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之一。蜀人苏轼兄弟和曾在成都为官的田况多次吟咏蚕市,诗中所及有关蚕市的由来、举办日期、举办地点、交易内容、崇祀活动等,都可视为宋代蜀地经济、信仰的史料。上文论及范成大有《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细腻生动地描绘了上元节俗,而在诗末,作者写道:“掎摭成俳体,咨询逮里甿。谁修《吴地志》,聊以助讥评。”显然,作者所记录的上元,只是吴地的上元,是可供修撰地方志的史料。此外,伴随着作者的使命和足迹,宋诗中还不乏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诗篇。如苏轼被谪海南,就有关于黎族风情的诗作诞生:“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39)北宋多次使辽,就有不少关于辽地民俗的诗篇。如苏辙有《出山》:“燕疆不过古北关,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槖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40)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民族融合、民族关系等都有所描写。
宋代风俗诗的作者,不仅将视野聚焦于风土民情的具体事象,也以此引发其内心丰富的感受,无论是忧君爱民还是逸趣闲愁皆可在不经意处流露出来,他们对同一风俗事象的描述或许相似,但引发的感慨却往往迥异,因此,风俗诗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人物的一个窗口。如石延年对北宋的边防很有主见,对军务的处置也十分得当,但在当时苟安国策的主导下,他多次上疏却得不到认同,才能也很难施展。因而他的《送穷》诗虽然描绘的是当时的送穷习俗,但最终感叹的却是“我心忧道不忧贫”。田况曾知成都府,是位尽心政事的地方官,他的一组“成都遨乐诗”遍记当地风俗,但每每思及的都是“自愧匪才无异绩,止随风俗顺人情”,或“顾此欢娱俗,良慰羁马抱。第忧民政疏,无庸各宸造”。他眼中的风俗也是检验自己治绩的标尺。同是吟咏上元节张灯,一生富贵优游、闲雅有情思的晏殊看到的是:“兰灯照夕开南阙,星弁飞楼拱北辰。在镐正逢全盛日,祝尧皆是太平人。”(41)仕途不顺,病中孤独的宋庠感受到的是“春宵病客独无悰,挟册焚香坐虚牖。坐久更阑可奈何,著书自古穷愁多。”(42)而生性耿直,以设馆授徒为生的陈烈吼出的是:“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43)为的是地方官要求每户点灯七盏。同是记各地风俗,出身贫苦,游踪广阔的范成大总不忘关注民生疾苦。他的《离堆行》对当地岁杀羊四五万计以祭江水的风俗不满,认为对经济民生都不利,指出“妄欲一语神岂闻,更愿爱羊如爱人!”他的《清远店》反映了当时的刺字习俗:“女僮流汗逐毡饼,云在淮乡有父兄。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44)对金统治区奴婢被任意黥涅感到十分不忍。他的巴渝风俗诗中一再提到当地的常见病瘿疾,如“灸眉作瘢亦不须,人人有瘿如瓠壶”(45)、“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46),并认为峡江山水有瘴气,对此病不利,这种担忧之情也表现了范成大对民情的关心。
风俗诗的文献学价值自不待言,许多诗篇涉及的风俗事象都可以与其他典籍相印证。如李觏有诗曰:“娲皇没后几多年,夏伏冬愆任自然。只有人间闲妇女,一枚煎饼补天穿。”(47)记载的是宋代的“天穿日”,与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江东俗号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缕系煎饼饵置屋上,谓之‘补天穿’”的记载正相合。范成大的《口数粥行》,记载的是吴地的驱邪习俗:“家家腊月二十五,浙米如珠和豆煮。大杓镣铛分口数,疫鬼闻香无走处……”与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十二月二十五日,士庶家煮赤豆粥祀神,名曰人口粥,有猫狗者,亦与焉”的记载也完全一致。还有些风俗诗可以作为典籍的补充,如西湖竞渡风俗在《梦粱录》等笔记中多有记载,而高斯得的《西湖竞渡游人有蹂践之厄》不仅描述了“湖上处处笙歌发”的欢乐场面,还记录了“倾湖坌至人相登,万众崩腾遭踏杀。府门一旦尸如山,生者呻吟肱髀折”的惨景,揭露了“一时死者何足道,且得嘉话传千叶。谏官御史门下士,九重天高谁敢说”的真相。
宋代风俗诗,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市井百态,使宋代民俗生活得以更为广泛地展示。风俗诗的学术价值又不仅仅体现在风俗史研究领域。这样一个史料宝库,着实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开发,进一步利用的。
【注释】
(1)陈子展:《诗三百题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版,第431页。
(2)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3)参见黄元英:《论“风俗诗”及其独立地位》,《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4)《净德集》卷三十四《观打春牛和韵》。
(5)《全蜀艺文志》卷十七。
(6)《诚斋集》卷二十八。
(7)《东坡全集》卷九十八。
(8)《东坡全集》卷二十九。(www.daowen.com)
(9)《东坡全集》卷二十六《食槟榔》。
(10)《东坡全集》卷二十《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
(11)《诚斋集》卷十七《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
(12)《诚斋集》卷二十七《过扬子江》。
(13)《剑南诗稿》卷十八《临安春雨初霽》。
(14)《范文正集》卷二《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15)《文忠集》卷七《洗儿歌》。
(16)《宛陵集》卷五十九《依韵答永叔洗儿歌》。
(17)《小畜集》卷十一《张屯田弄璋三日略不会客戏题短什期以满月开筵》。
(18)《东坡全集》卷五《八月十五观潮五绝》。
(19)《宛陵集》卷三十《七夕》。
(20)《石湖诗集》卷二十三《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
(21)《柯山集》卷五。
(22)《南海百咏·番塔》。
(23)《剑南诗稿》卷二十九。
(24)《石湖诗集》卷三十。
(25)《淳熙稿》卷十八。
(26)《石屏诗集》卷二。
(27)《鹤山集》卷九。
(28)《剑南诗稿》卷五十。
(29)《诚斋集》卷五《元夜里俗粉米为茧丝书吉语置其中以占一岁之福祸谓之茧卜因戏作长句》。
(30)《鹤山集》卷九《二月二日遂宁北郊迎富故事》。
(31)《石曼卿诗集·送穷》。
(32)《宋元诗会》卷六十。
(33)《石湖诗集》卷十八。
(34)《东坡全集》卷二十六《屈原塔》。
(35)许月卿:《先天集》卷二《次韵蜀人李施州芾端午》。
(36)《石湖诗集》卷三十。
(37)《宋诗纪事》卷二。
(38)《柯山集》卷二十六《寒食作二首》。
(39)《东坡全集》卷二十四《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40)《栾城集》卷十六《出山》。
(41)《岁时杂咏》卷八《奉和圣制上元夜》。
(42)《元宪集》卷二《正月望夜闻影灯之盛斋中孤坐因写所怀》。
(43)《福建通志》卷六十六。
(44)《石湖诗集》卷十二。
(45)《石湖诗集》卷十六《昭君台》。
(46)《石湖诗集》卷十六《夔州竹枝歌九首》。
(47)《旴江集》卷三十六《正月二十日俗号天穿节以煎饼置屋上谓之补天感而为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