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的真伪及对社会的影响

汤勤福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200234）

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吸收了王懋竑提出的朱熹《家礼》为伪的看法，定《家礼》为后世伪作之书。真是如此吗？笔者认为还有研讨余地。朱熹《家礼》是否为伪，这必须考虑朱熹在淳熙三年（1176）后是否进行过修订，朱熹门人及南宋时期学者如何看待《家礼》以及元明清三代绝大多数学者对《家礼》的看法与该书的实际影响。若能理清这一线索，那么《家礼》真伪也就比较容易判别了。

一、淳熙三年之后朱熹仍修订《家礼》

王懋竑《白田杂著》卷二有《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三文，围绕着一个中心便是论述“《家礼》非朱子之书也”⁽¹⁾。王氏在文中找出数十条似是而非的根据来论证《家礼》为伪，并自负地认为：“《家礼》非朱子书，乃余所独创，与勉斋、北溪相违异，心窃不安，而（邹）琢其亦断从之，削去‘《家礼》成’一条。”⁽²⁾四库馆臣对王氏的观点大为赞赏，以为“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³⁾。馆臣的看法影响极大⁽⁴⁾。

陈来与束景南先后发表相关论文⁽⁵⁾，对《家礼》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证。其中束文认为朱熹作《家礼》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今本《家礼》“宋元以来又被人窜乱移易”⁽⁶⁾。束文的结论是正确的，笔者完全同意。但束文论述或不尽人意，有必要稍加补葺，以使结论更加坚实。

束文认为朱熹《家礼》于淳熙三年（1176）三月往婺源扫墓途中被窃，似可认定；又认为即使被窃，朱熹仍可从张栻、吕祖谦、汪应辰等人处“回抄”⁽⁷⁾，此说亦能成立。实际上，束文不但对朱熹淳熙三年前修订《家礼》过程考证较为细致，而且对王懋竑所举的《家礼》为伪的“例证”所作的辨析，也大致没有疏失。然束氏未讨论“回抄”后朱熹对《家礼》的态度与修订情况，似乎回抄后朱熹便不再重视《家礼》一书，这便给王懋竑否定《家礼》留下极大的余地。因此，有必要补充一些证据，以证实朱熹在淳熙三年（1176）之后对《家礼》仍有所修订⁽⁸⁾，从而证明王懋竑之说不能成立。

首先需要研讨的是，为何淳熙三年（1176）后朱熹与他人书信中很少提及《家礼》？难道这是由于相关书信遗失未存？或是确实《家礼》被窃之后朱熹手边未存该书？在笔者看来，虽然朱熹与他人谈及《家礼》之书信可能会有亡佚，但此非主要原因。其最主要原因是朱熹学术兴趣已经转移，他自淳熙三年（1176）后主要精力花在《四书集注》上，而《家礼》修订或是偶尔发现问题后再修订一下而已。实际上，这在《朱子语类》的师徒问答及文集中，仍可看出一些端倪。

《朱子语类》卷八十九是专门论礼部分，从中可看出朱熹仍在修订《家礼》：“问：‘丧、祭之礼，今之士固难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温公，后一截依伊川。’”⁽⁹⁾此条叶贺孙记，叶氏于绍熙二年随朱熹问学，因此此条当在绍熙二年之后，为朱熹晚年也。叶贺孙所记提及“丧祭冠昏”四礼，实是十分清楚地表明此指《家礼》；“今所定者”，则可见朱熹仍在修订《家礼》。此非孤证，《朱子语类》同卷亦有郑可学所记一条：“问冠、昏、丧、祭礼。曰：‘今日行之正要简，简则人易从。如温公《书仪》，人已以为难行，其殽馔十五味，亦难办。’舜功云：‘随家丰俭。’曰：‘然。’”⁽¹⁰⁾郑可学首次师从朱熹在绍熙二年，此条当与上条同在绍熙二年或稍后。另有潘时举所记一条：“问：‘冠、昏之礼，如欲行之，当须使冠、昏之人易晓其言，乃为有益。如三加之辞，出门之戒，若只以古语告之，彼将谓何？’曰：‘只以今之俗语告之，使之易晓，乃佳。’”⁽¹¹⁾潘时举始从朱熹在绍熙四年。郑、潘两人所记内容都涉及《家礼》的内容。

这里再举一条重要例证。朱熹曾说：“今人于冠婚丧祭一切苟简徇俗，都不知所谓礼者，又如何责得它违与不违。古礼固难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礼，及朝廷《五礼新书》之类，人家傥能相与讲习，时举而行之，不为无补。”又云：“《周礼》忒煞繁细，亦自难行。今所编《礼书》，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观孔子欲从先进，与宁俭宁戚之意，往往得时位，必不尽循《周礼》。必须参酌古人，别制为礼以行之。”⁽¹²⁾此条为辅广所记，辅氏始从朱熹为绍熙五年。所录谈及“冠婚丧祭”四礼，又云“《周礼》忒煞繁细，亦自难行。今所编《礼书》，只欲使人知之而已”云云，显然是指《家礼》，而“今所编《礼书》”不是十分清楚地说明朱熹直到绍熙五年仍提及《家礼》，确实证明该书被窃后朱熹已有回抄之本！

或许有人会提出如下疑问：此处“礼”是否可能是朱熹所修《仪礼经传通解》？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朱熹修该书始于庆元二年⁽¹³⁾，故“某今所定者”及郑、潘等人论及之四礼决非指《仪礼经传通解》，而是指《家礼》。

朱熹曾在宁宗绍熙五年八月⁽¹⁴⁾撰《跋〈三家礼范〉》，提及自己“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之说，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顾以病衰，不能及已。”⁽¹⁵⁾其含义十分清楚，即因“病衰”而未能着手完全改定《家礼》一书。此亦是一条朱熹淳熙三年后手边仍有《家礼》的证据。由上可见，《家礼》一书并非在被窃后朱熹便从未修订，而恰恰相反，朱熹是修订过它的。

如果对上述论证还不满足的话，这里再举一段更为明确的证据：“蔡渊字伯静，西山先生长子也。清修苦节，有父风，与弟沈躬耕不仕。内学于父，外师事晦庵文公……西山舂陵之谪，仲默从侍，先生（即伯静）奉母家居……讣音闻，先生哀毁骨立，一以文公《家礼》为准，庐于墓侧，泣血三年，与当世絶。”⁽¹⁶⁾蔡元定死于庆元四年，朱熹尚在世。而蔡氏未流放前，朱熹与元定父子通信十分频繁，且伯静为朱熹刊印著述奔波于道。因此，西山去世，伯静葬礼“一以文公《家礼》为准”，当手边有该书，不可能凭记忆而为之。若这一说法无误，那么怎么可能蔡氏有《家礼》而朱熹则没有呢？

束文曾提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四载宋刊本《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认为：“《家礼序》为朱熹手书真迹，也足以证明《家礼》及其序为朱熹所作”，又称：“有图散见各门，则必是后人所作。”⁽¹⁷⁾束文之意是“文”为朱熹作，“图”为他人所添。实际上，该书排序虽为“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与朱熹《家礼》一致，但它是“十卷”本，与朱熹《家礼》五卷本之数不相吻合，而且，《家礼》原书并无图。显然，图当为刊印者所添，卷数亦是刊印者自行分柝，即使内容是朱熹所撰，而该书则非《家礼》原貌。因此，笔者以为此书可能是当时书商所为。其实，朱熹及其弟子、友人在谈到《家礼》时从无十卷之说，而且也未提到过《家礼》有图。

实际上，王懋竑并非是怀疑《家礼》为伪书的“首创者”，据笔者目前查到的资料而言，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陈栎便说过：“天下事当论是否，不当论同异。苟其是也，虽异何病。有真见者，将必同之。其无真见者之安于谬误，奚与吾事哉？又未必不曰学文公之学，而深衣不用文公之说，奈何？殊不知文公《家礼》成于初年，未几为一辈行窃之，终身不及见，以故终身不及改，是以未尝为学者道之。至文公葬日，始有录之以来。会葬，授文公季子敬之者，然后此书复出。此说见于黄君、陈君淳之语录，今载之杨氏附注《家礼》中，非不明也。文公诸书终身修改，后来定本，其中有与初年所著全无一语同者。使《家礼》不失，公及改之，岂终于此而已乎？……愚盖以求为真是之归者，学文公而不敢泥未定之书，以学文公也。”⁽¹⁸⁾王懋竑之语与陈栎差异在于，王氏断然认定《家礼》为伪，而陈氏则委婉称朱熹“终身不及见，以故终身不及改”，并声称“不敢泥未定之书”，实际上强调了《家礼》被窃后朱熹未曾作修订，因此不能算作朱熹之书，从而为“伪书说”开了先河。然而，据笔者上述考订，陈氏“终身不及见，以故终身不及改”的看法确实是错误的。退一步说，即使《家礼》是“未定”之本，其著作权为朱熹所有是无可怀疑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栎、王懋竑及四库馆臣否定朱熹《家礼》著作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家礼》失而复得并非在朱熹身后，而当是生前回抄所得，且朱熹曾对此书进行过一定的修订。

二、朱熹去世后《家礼》在南宋流传情况

如果上述论证还不能使人信服，那么我们还可以从朱熹去世后南宋学者（尤其是朱熹之子及朱熹门人）对《家礼》的态度来分析它是否为伪。然而关于这一问题，束文未能予以更多论述，笔者却深感有必要加以深入研讨，如此才能求得曲直是非。

首先要说朱熹门人对《家礼》的看法。这个问题最为敏感，因为如果王氏所说朱熹去世后《家礼》才出现，《家礼》确实为伪之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朱熹之子及门人当然不会承认这一来历不明的《家礼》。事实上，朱熹之子在重新获得被窃本时并未怀疑其真实性，而作为门人的陈淳也不否定这一《家礼》的“合法身份”。

陈淳《代陈宪跋〈家礼〉》载：“嘉定辛未（四年），自南官回过温陵，值敬之（即朱在）倅郡，出示《家礼》一编，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即就传而归。”⁽¹⁹⁾王懋竑在辨《家礼》为伪时十分重视这段资料，他曾说：

文集、语录自《家礼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²⁰⁾

陈淳云：嘉定辛未岁过温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礼》一编，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²¹⁾

王氏提及朱熹给蔡季通的信，载于《朱熹集·续集》卷三，此书为庆元三年（1197）所撰，所提及《家礼》确是《仪礼经传通解》中的内容。然王氏以此“证明”《家礼》为伪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后条则几乎全抄陈淳之语，作为否定《家礼》为朱熹所撰更为荒谬不经。束景南对王懋竑引陈淳语而否定《家礼》进行了批评，这是正确的。但束先生未指出陈淳所说只是陈述一项事实，即原先在僧寺所失之《家礼》复又得之，陈氏为之抄录，根本不存在讨论真伪问题；而且就陈淳之语分析，他是认为这本《家礼》为“真”而非“假”，否则就不会抄录了。若再进一步分析，应该说《家礼》失而复得后，朱熹曾对它进行过修订，而朱熹去世后，士人带来的这一“初稿本”肯定与修订本有所不同，因此受到朱在的重视，也受到陈淳的重视。

实际上，陈淳还曾写过一篇《〈家礼〉跋》称朱熹“方尔草定，即为僧童窃去。至先生没，而后遗编始出，不及先生一修，其间犹有未定之说。五羊本先出，最多讹舛……向尝亲闻先生语，以为似禘祫而不举，今本先生意删去。”⁽²²⁾这段话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家礼》为僧童窃去，朱熹没后始出，是否确实“不及先生一修，期间犹有未定之说”？二是如何理解“今本先生意删去”一词？其实认真思考一下，便可发现陈淳之语自相矛盾：如果《家礼》被窃，朱熹致死未再获得《家礼》且“不及一修”，何来“今本先生意删去”？如果陈淳确实“亲闻先生语”，提及《家礼》某些不足，意欲修订，则“不及先生一修”则难以成立。这一逻辑上的悖论，陈淳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当然，朱熹对自己的著述极为苛刻，反复修订，至死不止。因此《家礼》有“有未定之说”倒是可信的。该文提及“五羊本”“余杭本”，以及“严陵郡某侯欲刻以示后世”，即严陵郡刻本，但不知此三刊本刻于何时。

《家礼》早期刻本有比较明确时间者，为如下一段记载：“（廖）德明初为浔州教授，为学者讲明圣贤心学之要，手植三柏于学，浔士爱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时，立师悟堂，刻朱熹《家礼》及程氏诸书。”⁽²³⁾廖德明刻《家礼》究竟为何时？宋人吴潜有《上史相书》，其中提及：“嘉定五六年间，丞相收用老成，如汪逵、黄度、刘钥、蔡幼学、陈武、杨简、袁燮、柴中行、赵方、储用、陈刚、廖德明、钱文子、杨方、杨楫，诸君子布满中外，一时气象，人以为小庆历元祐，此更化之盛际也。”⁽²⁴⁾廖德明在南粤，曾招郑可学入粤：“是岁［宁宗嘉定四年（1211）］冬，廖德明为广帅，招致郡斋。明年壬申秋，亲友勉子上调选，方信儒时守舂陵，与之偕行至豫章，卒于丰城，年六十二。”⁽²⁵⁾由此大致可以断定：廖德明刻《家礼》约在嘉定四年（1211）之后，时间离朱熹去世仅11年左右。廖氏为朱熹高足之一，多次师从⁽²⁶⁾，应当十分了解《家礼》真伪及朱熹对该书的态度。因此，就这一角度来分析，廖氏认为《家礼》为真非假，否则就不会刻印“伪本”！据日本学者上山春平称，《家礼》最早刻本为嘉定九年（1116）黄榦弟子赵师恕刻本⁽²⁷⁾。显然，上山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我们无法认定陈淳之“跋”的时间，而廖德明在南粤有刻本且早于嘉定九年是可以肯定的。

其实，关于《家礼》真伪问题，不但朱在、陈淳、廖德明没有否定它的合法身份，就连朱熹最欣赏的门人、女婿黄榦也没有否定《家礼》。黄榦曾为黄仲玉撰过行状，称黄仲玉“其一门之中谨守礼法，相勉以善”，黄仲玉死于以嘉定己卯（十二年）七月甲寅，临终嘱咐道：“我死，谨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终也”，他生前“以朱文公《家礼》帅其家人，使守之”，因此家人治丧“奉君之治命惟谨”⁽²⁸⁾。黄仲玉死距朱熹去世仅十余年。他在世时“以朱文公《家礼》帅其家人”，则可见《家礼》已行于世，且为世人所接受。黄榦是朱熹高足，他并未认为黄仲玉所用《家礼》是伪！

那么，除朱熹门人之外，其他南宋学者是如何看待《家礼》的呢？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证明南宋学者的态度。陈沂师从朱熹门人陈淳，为朱熹三传弟子，且与众多朱熹门人交游，史称他：“自弱冠侍父官南游，始笃志文公之学，遍参刘爚、廖德明、李方子、杨至诸先生之门，而陈淳又沂终身所卒业者。凡一时及门之士，皆推沂为嫡嗣。继复受《书》《易》于蔡渊、蔡沈，若陈宓、潘柄、蔡和、刘弥、邵蔡模，皆其交游也。平日以礼法自将，丧祭一遵朱子《家礼》。”⁽²⁹⁾就陈沂的经历，完全应该了解《家礼》流传的情况，而他“丧祭一遵朱子《家礼》”，说明他对《家礼》为朱熹所作的事实深信不疑。

宋绍定五年（1232）进士方岳《秋崖集》载：“有一寄居曰陶教授，持文公《家礼》来曰：‘凉衫，盛服也，文公自言之矣。何不可之有？’某笑指旁一虞兵而谓之曰：‘若此辈祭其祖先亦着襕幞，岂非怪事？文公《家礼》为祭祖先言也，不为拜先圣言也。故曰：凡言盛服者官员公裳、士人襕幞、庶人凉衫。市井小人亦有祖先也，则凉衫其盛服矣。文公之礼，士人犹不可以凉衫见其祖先，而谓可以凉衫见先圣先师乎？’”⁽³⁰⁾此不讨论方岳与陶教授孰是孰非，但两人论辩中均围绕着朱熹《家礼》而互相责难，显然他们都没有把《家礼》作为伪书看待。

南宋王柏是朱熹学术的信奉者，他所著《鲁斋集》亦不怀疑《家礼》的真实性：“《传》曰：礼始于冠，其目有二十，曰筮日、曰筮宾、曰宿宾、曰为期、曰陈器服、曰即位、曰迎宾、曰始加、曰再加、曰三加、曰礼冠者、曰见母、曰字、曰宾出、曰见兄弟姑姊、曰奠挚、曰礼宾、曰醮、曰杀，而又有《冠义》一篇，其义尤备。今人于礼之始犹不肯行，况三百之经、三千之义乎。朱子《家礼》已为节文，而立斋之所讲行又其节文也，然亦足以为学者倡。自是亦间有行之者矣。”⁽³¹⁾这里，许鲁斋认为古代传承下来的礼仪制度十分繁琐，因此导致“今人”不愿遵行它，朱熹《家礼》则为古礼之“节文”，比较简略了。显然，许氏并未怀疑它的真实性。

咸淳三年（1267）去世的巴川人阳枋著有《字溪集》，文末附其从子阳昂所撰《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称阳枋“暨冠，举龙潭居士所定冠礼，参之文公《家礼》而醮之曰：‘循天理，法祖先，读书探道，此吾之所望”⁽³²⁾云云，可见，朱熹《家礼》当已传入西南的巴蜀。

马端临《文献通考》亦提及朱熹《家礼》：“臣庶祖庙之制，其略已见于前所述。若臣庶祭祀之制，则历代未尝立为定法，惟唐制见于《开元礼》者颇详，故著其说……近代，司马温公及伊川、横渠各有礼书。朱文公作《家礼》，又参取三家之说，酌古今之制而损益之，可以通行。”⁽³³⁾马氏亦未否定朱熹著《家礼》，其实，《文献通考》中还列有朱熹所著的《家礼》，并载朱熹《家礼序》。郑珤、方仁荣同撰《景定严州续志》卷四《书籍》中载：“郡有经史诗文方书凡八十种，今志其目”，其中便有《朱文公家礼》⁽³⁴⁾。

类似的例子还有，此不再赘述。显然，朱熹去世之后的南宋学者无人怀疑朱熹的著作权，并将《家礼》作为自己践履的准则，《家礼》广泛流传，对社会风俗起到相当大的影响。

三、《家礼》对后世的影响

据笔者所见，到乾隆时期修四库为止，以《家礼》为伪的始作俑者是元人陈栎，最为激进者是王懋竑，而影响最大者则为四库馆臣。然而就总体来说，元明清三代绝大多数学者并不怀疑《家礼》为伪书。恰恰相反，《家礼》几成三代学者仿效的榜样，《家礼》影响之大令人震惊⁽³⁵⁾！

明方以智曾说：“朱子《家礼》则儒者所宗也。”⁽³⁶⁾其实，不但大量儒学士大夫对《家礼》顶礼膜拜，而普通人户亦对《家礼》十分推崇，清人朱彝尊有“朱子《家礼》盛行于民间”⁽³⁷⁾之语，此当为最佳证据。由此，《家礼》必然会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

其一，官方对《家礼》价值的认定与推崇。

明朝建立伊始，朱熹地位甚高，官方尊朱贬陆，因此对《家礼》的价值也予以充分肯定。洪武元年（1368）下令：“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行”⁽³⁸⁾；至永乐中，又“颁《文公家礼》于天下”⁽³⁹⁾，对百姓进行教化；宣德二年（1427）又规定“王府祭宗庙，用宋朱文公《家礼》。”⁽⁴⁰⁾其实，洪武三年（1370）编纂成的《明集礼》中时就明确地表示：“今以文公《家礼》为准而定士庶冠礼。”⁽⁴¹⁾显然，这一切都表达一个信息：即明政府对朱熹《家礼》价值的认定与推崇。

对明政府的这些措施，时人有很高的评价。贺士谘在《辞职陈言疏》中说道：“陛下近日纳太学生之言，行文公《家礼》于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积弊，岂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其有益于朝廷宗社，有益于天下后世”，甚至吹捧为“可比隆唐虞三代矣”⁽⁴²⁾。

也正由于明王朝对《家礼》价值的肯定，因此地方官员也就大力推行《家礼》，以达到移风易俗、安定地方并巩固王朝统治的目的。如夏言自称以“圣朝特享之礼及今郡县祭先师仪注、并朱文公《家礼》，酌古准今，妄为《仪注》，惟圣明采择而损益之”⁽⁴³⁾；成化时，丁积任新会知县，“申洪武礼制，参以《朱子家礼》，择耆老诲导百姓。良家子堕业，聚庑下，使日诵小学书，亲为解说，风俗大变”⁽⁴⁴⁾；刘宗周于“崇祯二年起顺天府府尹。先生以首善之地，欲躬行教化，以为天下有司倡。殚心职业，屡请薄赋敛以厚民生，省刑罚以重民命。又以京兆职掌久废，请饬定制，行久任之法，严考察之典，以宣治化。于是兴学校、申功令、讲乡约、严保甲、颁文公《家礼》，俾乡鄙服习”⁽⁴⁵⁾；林同“弘治八年擢广东布政使，尝条示利病二十余事，督郡县行之。复劝民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巡按御史王哲奏同廉能第一”⁽⁴⁶⁾；翁爵“嘉靖元年岁贡，任太和训导，擢永春教谕……立教以人伦为本，取文公《家礼》与诸生讲习”⁽⁴⁷⁾。

清王朝也对《家礼》的价值予以很高的评价。乾隆在《钦定大清通礼》的“御制序”中明确表示：“六经之士虽欲阐教正俗，然居下不获若考亭《家礼》、涑水《书仪》。”则编集与推行官方礼书是十分困难之事，只有利用它们来“圭臬群经，羽翼《会典》，使家诵而户习之”，则可“以达之人伦日用之间，兴孝悌而正风俗”，“朕淑世牖民之意或在斯乎！或在斯乎！”因此，编纂《钦定大清通礼》实际上肯定了《家礼》对国家礼仪制度的作用。

显然，封建王朝统治者对《家礼》价值的肯定，对国家政治、社会秩序必然带来深刻的影响。

其二，改变各地风俗。

《家礼》对地方风俗变化的作用或影响，只需查一下明清方志，类似记载触目皆是。兹列举数地以证之：

陕西：《陕西通志》载：“王盛，字懋德，韩城人……受业薛河津之门，孝友清贞，秉礼好学……居家，凡丧祭悉遵朱子《家礼》，不用浮屠法，韩俗为之一变。”⁽⁴⁸⁾

甘肃：“王佐……常与解缙游，处家一遵朱文公《家礼》，乡人化之。”⁽⁴⁹⁾

河南：《河南通志》：“段坚……成化中知南阳府，坚病士子读书惟务科举，鲜志圣贤，乃倡明周程张朱之学，召郡邑诸生，亲为讲说，士风丕变。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预养，乃选属邑童蒙，建志学书院，刻《小学》《孝经》《论语》《崇正辨》、文公《家礼》诸书以教之，民俗日厚”⁽⁵⁰⁾；刘子平“兄弟五人同居共□，力农厚俗。凡丧祭礼悉依文公《家礼》，乡人化之，以为矜式”⁽⁵¹⁾。

盛京：《钦定盛京通志》卷五十六：“王嵩，河南汲县人，成化进士，巡按辽东，举行朱文公《家礼》，丧禁佛事，遂至成俗云。”

福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称：“陈真晟……与莆人李文举诸先辈讲行文公《家礼》而风俗始正。”⁽⁵²⁾

江西：兴国县“地界深山长谷，民鲜商贩，惟务农力产，以田多寡为优劣。旧家崇尚朱子《家礼》，好积古器，重谱牒志铭，孀妇多守节，士夫尚礼义”⁽⁵³⁾；德化县原有“举葬娱尸数日”的习俗，“近士大夫依朱子《家礼》，乡民化之”⁽⁵⁴⁾。

江苏：《江南通志》记载无锡诸生华汝修“率宗人遵朱子《家礼》，贫乏赡孤寡，先亲后疏，收育弃孩，槥死瘗骸”⁽⁵⁵⁾，民风亦为之一变。

广东：《广东通志》记载当地祭祀礼制的演变：“旧四代神主设于正寝，今多立祠堂，置祭田，春秋二分及冬至庙祭，一遵朱子《家礼》。下邑僻壤，数家村落，亦有祖厅祀事。”⁽⁵⁶⁾

广西：明人章潢提到广西风俗的变化：“本朝德化所敷，文风益振，旧所污染，日以维新。凡冠婚丧祭，渐遵文公《家礼》，城市士民亦多丕变。”⁽⁵⁷⁾

上面仅举一些例子而已，然这些例子已能极其清晰地勾勒出各地风俗变化的线索，《家礼》影响之巨可见一斑。自然，这种风俗的变易，与明清两朝尊崇朱熹理学是分不开的，正如王阳明所说：民间俗礼“大抵一宗文公《家礼》，而简约之切近人情”，因为它具有“化民成俗”⁽⁵⁸⁾的作用。清康熙己丑进士蔡世远也有类似说法：“文公《家礼》最切日用，未有学道之人而不行礼者……且化民成俗莫大于此，思源向道，自比北溪，却谁当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书，体究实践，不遗余力，则亦朱子、北溪矣。”⁽⁵⁹⁾因而，一些士大夫不但身体力行，而且嘱咐后人世世守之，如明人张茂“以文公《家礼》教家，是时丘氏《仪节》未出，茂参据礼经，酌以土俗，择其节文易行者，著为书，子孙至今守之”⁽⁶⁰⁾。此均可见《家礼》对各地风俗改易影响颇大。

其三，元明清三代有大量仿效《家礼》的著作。

明人陈确甚至说：“自近代始，前者不可考，至朱子《家礼》，儒者推为礼义之宗。”⁽⁶¹⁾正由于元明清三代绝大多数学者对朱熹《家礼》的顶礼膜拜，因此仿效《家礼》之著作也层出不穷。兹举几种书目或丛书收录的相关著作。

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载：叶起《丧礼会经》、戴石玉《治亲礼书》、冯翼翁《士礼考正》、吴霞举《文公家礼考异》、张才卿《葬祭会要》、韩谔《重定先世祭式》等⁽⁶²⁾。

清人黃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所载明代有关《家礼》的著作：王源《家礼易览》、冯善《家礼集说》、冯善注解文公《家礼》、夏时正《家礼》、方澥《家礼旁附》、丘浚《家礼仪节》、汤铎《家礼会通》、丰庆《家礼从宜》、杨子器《家礼从宜》、杨嘉山《读礼录》、余本《家礼考异》、詹陵《家礼祭葬纂原》、彭滨补注《文公家礼正衡》、汪禔《家礼砭俗》、陆侨《家礼易简》、姚翼《家规通俗编》、黄芹《家礼易行》、邓元锡《家礼铨补》、李廷机《家礼简要》、朱天球《家礼易简编》、方元焕《家礼考订》、吴霞举《文公葬礼考异》、蒋彬《家礼四要》、严本《家礼辑略》、佚名《家礼会成》。这还不包括未用“家礼”之名者，如宋人车垓《内外服制通释》、明人黄佐《泰泉乡礼》、张才卿《葬祭会要》、王廷相《深衣图论》之类⁽⁶³⁾。

《清史稿艺文志》经部礼类载：黄宗羲《深衣考》、王元启《祭法记疑》、王心敬《四礼宁俭》、李光地《朱子礼纂》、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家礼辨说》、沈廷芳《五礼经传目》、林伯桐《冠昏丧祭仪考》、顾广誉《四礼榷疑》；儒家类载张履祥《丧祭杂记》、孟超然《丧礼辑略》；《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经部礼类：李元郎《家礼拾遗》、苏惇元《四礼从宜》、张义年《丧礼详考》等⁽⁶⁴⁾。

《续修四库全书》载录的清人著述有：毛奇龄《昏礼辨正》、毛奇龄《丧礼吾说篇》、孔继汾《丧服表》《殇服表》、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崔述《五服异同汇考》、吴嘉宾《丧服会通说》、夏燮《五服释例》、叶大庄《丧服经传补疏》、戴震《深衣解》、任大椿《深衣释例》等等。

实际上，上述书目所载只是元明清三代一部分相关著作，如元人刘诜称：“余少时观司马公《家范》《颜氏家训》、朱子《家礼》……今观浦城《郑氏家规》，则知旧人典刑尚未冺也”⁽⁶⁵⁾；明人吕维祺《存古约言》六卷“大略以朱子《家礼》为主，并采择诸家之言为条例注释，而以箴诫格言附于后”⁽⁶⁶⁾；赵“由岁贡授桂林司训，以师道自持，督学重之。常念丽江丧祭过侈，乃取考亭《家礼》，酌以俗宜，编次为书，名曰《丧礼仪节》，发梓以遗乡闾，乡人翕然从之。以终养乞归，祀府学乡贤”⁽⁶⁷⁾；“明阴秉衡……尝参酌朱子《家礼》，为《阴氏慎终录》及《婚姻节要》，乡人呼之曰阴孟子”⁽⁶⁸⁾；清彭大寿“辑朱子《家礼》与邱浚所裁定者，斟酌时宜，取可通行，曰《通礼》”⁽⁶⁹⁾；陆道威著《思辨録》，声称“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⁷⁰⁾，此书即四卷本《陆氏宗祭礼》⁽⁷¹⁾。

综上所述，朱熹《家礼》在元明清三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对社会风俗的演变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附录：近日又检核《朱熹集》相关内容，发现一条十分确切的资料，特予附下。《朱熹集·续集》卷三《答蔡季通》：“礼书未附疏，本未可写，以见喻再三，恐亟欲见其梗概，已取《家礼》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纳一哥矣。其后更须年岁间方了。直卿又以忧归，前日到顺昌弔之，渠云归安葬毕，却可与履之兄弟大家整顿也。”此信提及“直卿又以忧归”，当为庆元三年（1197）事，信中提及“《家礼》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正是朱熹修改《家礼》并刻印的明确证据。《家礼》不伪明矣。

【注释】

(1)王懋竑：《白田杂著》卷二《家礼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2页。

(2)《白田杂著》卷八《记〈朱子年谱正讹〉后》，第771页。邹琢为王懋竑好友，著《朱子年谱正讹》，订正旧谱，接受王氏《家礼》为伪的观点，因此删去“《家礼》成”一条。

(3)《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二《家礼》，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页。

(4)潘富恩、徐洪兴主编：《中国理学》第三卷谈及《朱子家礼》时仍沿袭王懋竑观点。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40页。(www.daowen.com)

(5)陈来：《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北大学报》1989年第3期；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辨》，《朱子学刊》1993年第1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

(6)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辨》。

(7)就朱、张、吕三人往来书信看，他们经常互相抄录书籍赠送对方，因此《家礼》被窃，朱熹自然可以从他们那儿回抄。

(8)本文尽可能不用束文所用过的资料。

(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71页。

(10)《朱子语类》卷八十九，第2272页。

(11)《朱子语类》卷八十九，第2272页。

(12)《朱子语类》卷二十三，第561页。

(13)王懋竑：《朱子年谱》系于庆元二年，笔者认为符合史实，第258页。

(14)宁宗七月即位，未改元。

(15)《朱熹集》卷八十三，第4285页。

(16)《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十五《处士蔡节斋先生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5—326页。该传资料来自《（蔡氏）九儒书》《闽书》，较为可靠。

(17)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辨》。

(18)陈栎：《定宇集》卷六《深衣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8页。

(19)《北溪大全集》卷十四《代陈宪跋〈家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9页。

(20)王懋竑：《白田杂著》卷二《家礼考》，第662页。

(21)王懋竑：《白田杂著》卷二《家礼后考》，第663页。

(22)《北溪大全集》卷十四《〈家礼〉跋》，第610页。

(23)《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廖德明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71—12972页。遗憾的是廖氏《槎溪集》未传世。

(24)吴潜：《履斋遗稿》卷四《上史相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34页。

(25)《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九《文学郑子上先生可学》，第294—295页。

(26)陈荣捷先生认为前后达6次，参见《朱子门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27)上山春平：《朱子の〈家礼〉〈仪礼经传通解〉》，日本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54册1982年3月。

(28)黄榦：《勉斋集》卷三十七《贡士黄君仲玉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3页。

(29)《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十八《推官陈伯澡先生沂》，第361页。

(30)方岳：《秋崖集》卷二十四《与蔡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39—440页。

(31)王柏：《鲁斋集》卷十三《跋思成字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6页。

(32)阳枋：《字溪集》卷十二《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7页。

(3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大夫士庶宗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4页。

(34)《景定严州续志》未载版本及卷数。

(35)杨志刚：《论〈朱子家礼〉及其影响》也有较好的论述，然本文论述角度完全与之不同。杨文《朱子学刊》1994年第1辑，黄山书社1994年版。

(36)方以智：《通雅》卷二十八《礼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46页。

(37)徐乾学：《读礼通考》卷首载朱彝尊《读礼通考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页。

(38)《礼部志稿》卷二十《庶人纳妇》，第361页。明章潢《图书编》卷一百○九亦载：“凡民间婚娶，并依文公《家礼》。”第333页。

(39)《明史》卷四十七《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4页。“文公”两字当移出书名号外，作人名。

(40)《礼部志稿》卷十六《祭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6页。又见《明会典》卷五十四。

(41)《明集礼》卷二十四《士庶冠礼·总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1页。

(42)贺士谘：《医闾集》卷八《辞职陈言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3页。

(43)明夏言：《南宫奏稿》卷三《一折浮议以慎庙制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7页。

(44)《明史》卷二百八十一《丁积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10页。“文公”两字当移出书名号外，作人名。

(45)《明儒言行录》卷十《刘宗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69页。

(46)《广东通志》卷四十《名宦志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3页。

(47)《广东通志》卷四十七《人物志四》，第269页。

(48)《陕西通志》卷六十三《儒林》引《同州志》，第819页。

(49)《甘肃通志》卷三十四《人物》，第290页。

(50)《河南通志》卷五十六《名宦下》，第317页。

(51)《河南通志》卷六十四《孝义》，第107—108页。

(52)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十一《布衣陈剩夫先生真晟》，第774页。清沈佳《明儒言行录》卷六《陈真晟》引《漳南人物志》称：“莆人虽多读书家，自布衣为学，而儒术始正自布衣，（陈真晟）与莆人李文学诸前辈讲行文公《家礼》而风俗始正。”第795页。此称“李文学”，不同。

(53)《江西通志》卷二十六《风俗》引《弘治兴国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8页。

(54)《江西通志》卷二十六《风俗》引《德化县志》，第846页。

(55)《江南通志》卷十五八《人物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8页。

(56)《广东通志》卷五十一《风俗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0页。

(57)章潢《图书编》卷四十《广西风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9页。

(58)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六《寄邹谦之二（丙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4页。

(59)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八《寄宁化五峰诸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60页。

(60)《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六十四《县丞张敏实先生茂》，第634页。

(61)《明文海》卷一百一十八载陈确《丧礼辩微·为人后者为生母服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9页。

(62)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版，第20页。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所载基本相同。

(63)黃虞稷：《千顷堂书目》，台湾广文书局1967年版，第133—141页。

(64)章鈺：《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1、358页。

(65)刘诜：《桂隐文集》卷四《题浦阳〈郑氏义门家范〉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9页。

(66)《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六《存古约言》，第817—818页。类似者还有，如明人何瑭《柏斋集》卷五《〈上党仇氏家范〉序》称：“国朝《上党仇氏家范》，则又斟酌三书而损益之者也。”三书即宋司马公《家仪》《朱文公家礼》与明人郑氏《旌异编》。

(67)《广西通志》卷八十四《儒林》引《府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10页。

(68)《万姓统谱》卷六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89页。

(69)《湖广通志》卷四十七《乡贤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页。

(70)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四《祭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59页。

(71)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修齐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页。胡渭《大学翼真》卷七载：“（陆道威）名世仪，苏州太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