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

程民生

（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开封，475001）

虎，俗称老虎，大虫，是大型猫科动物。它们对于环境具有高度的适应能力，分布的范围极广，生活于山林及灌木丛、野草稠密的地方。老虎对栖息地的要求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相重叠，从而导致它们与人类利益严重的冲突。其地理分布的变化，就是这一冲突的结果。中国是老虎的故乡，在1000年前后的宋代，它们的生活范围也即地理分布情况如何，既有地理学意义，更有生态学和历史学意义。对此，学术界尚未研究，本文试做探讨。

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老虎相当众多，以至于朝廷屡屡发布诏令，组织围剿。在建国初期的开宝五年（972）四月，宋太祖即“遣使诸州捕虎”⁽¹⁾，说明各地普遍发生虎患。到了熙宁六年（1073），朝廷又诏：“应有虎豹州县，令转运使度山林浅深，招置虎匠，仍无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杀，除官给赏绢外，虎二更支钱五千，豹二千，并以免役剩钱充。”⁽²⁾为了对付老虎，官方专门组织了打虎队伍，拨出了专用经费，并提高了奖金额度，显然反映了虎患的严重。至于其地理分布，我们惊讶地发现，按北宋中期的地方行政一级区划十八路一京计，除了京师开封府以外，其余各路都分布有老虎。下面就分路做具体的考察。

京西路

京西位于京师腹地，但在西部即太行山、伏牛山和南部的大别山区，生存着许多老虎等大型森林动物。宋初乾德年间，右班殿直李继宣，就曾奉命朝廷命令带兵前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捕虎，“杀二十余，生致二虎、一豹以献”⁽³⁾。当地老虎之多，可以想见。即使在九朝古都洛阳的山区，也有虎存在。北宋后期，“芙蓉禅师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于应接，乃入五度山，卓庵于虎穴之南，昼夜苦足冷。时虎方乳，楷取两子以暖其足。虎归不见其子，咆哮跳掷，声振林谷。有顷至庵中，见其子在焉，瞪视楷良久。楷曰：‘吾不害尔子，以暖足尔。’虎乃衔其子，曳尾而去。”⁽⁴⁾受到威胁的老虎不伤人，表明其在当地有着良好的生存环境。顺阳（今河南淅川南）山中有虎。北宋中期，“有虎来至城南”，县令率吏卒驱逐，“虎据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枪偃仆”，甚至叼走位小吏。经过惊险搏斗，终于“逐虎入山十余里，竟射中虎，夺小吏而还”⁽⁵⁾，取得了胜利。位于神农架深山的均州（今湖北十堰东）、房州（今湖北房县）虎患严重，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自卫：“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胶，传破布单，施虎径中，木叶蔽之。虎践履，着足不脱，则恐微，若奋厉，便能固半身，虎怒，顿剉不能去，就擒。”⁽⁶⁾是不费刀枪的安全的捕虎方法。

南宋时期，京西从内地变成了宋金交战的前线，地广人稀的情况更加严重，老虎因而更多。南宋前期的周紫芝言：“闻说京西道，均、房虎更多。”⁽⁷⁾如淳熙十四年（1187），房州民家的一头牛犊“为虎所食，血骨皆尽”⁽⁸⁾。洪迈记载：金州（今陕西安康）、洋州（今陕西洋县）之间，“驿路萧条，但毎十里一置。饶风铺驿卒送文书，已逼暮，值虎从傍来，有攫噬意……明日，回至昨虎处，复相遇虎，竟为所食。”⁽⁹⁾

京东路

宋真宗天禧年间，有武臣前往京东赴任，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北部的路途中碰到了老虎：“时河水渐退，葭菼阻深。武臣以槖驼十数头负槖箧，冒暑宵征。有虎蹲于道右，驼既见，鸣且逐之。虎大怖骇，弃三子而走。役卒获其子而鬻之。”⁽¹⁰⁾齐州北部是平原地带，只是由于黄河泛滥，形成大面积的芦苇荡，遂成为老虎的栖息地。

至于泰山，历来就有老虎盘踞，宋代依然如故。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准备到泰山封禅，派宦官前往探路，回来报告说：“泰山素多虎，自兴功以来，虽屡见，未尝伤人，悉相率入徂徕山，众皆异之。”随诏王钦若“就岳祠祭谢，仍禁其伤捕”⁽¹¹⁾。说虎不伤人可能有失事实，但人们经常能见到老虎，则是事实。

陕西路

至道元年（995）六月，梁泉县（今陕西凤县）有“虎伤人”⁽¹²⁾。庆历初，有虎盘踞于五原（陕西定边）一带，危害极大，以致“东西百里断人迹”，后被勇士射死⁽¹³⁾。庆历年间，石介有诗云：“关中有山生虎狼，虎狼性虣不可当。去岁食人十有一，无辜被此恶物伤。守臣具事奏圣帝，圣帝读之恻上意。乃诏天下捕虎狼，意欲斯民无枉死。”⁽¹⁴⁾可知关中虎患相当严重。嘉祐年间，苏轼在凤翔（今陕西凤翔）做官时，与章惇“小饮山寺，闻报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¹⁵⁾

熙宁中，位于华州（今陕西华县）的少华山发生地震导致滑坡，“压七村之人，不可胜计。先是穴居虎、豹之属尽避去，人独不知，遂罹祸。”⁽¹⁶⁾证明山上多有老虎。绍圣年间，华州村民“有耕山者，日晡疲甚，遂枕犁而卧。乳虎翳林间，怒髭揺尾，张势作威，欲噉而食之。”⁽¹⁷⁾就是一个实例。资料表明，连古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带也以虎多闻名：“长安素号多虎。”⁽¹⁸⁾北宋末期，四川人李新经过陕西汉中至眉县的褒斜道时，曾“遇猎虎者数百人”，配备有武器、钲鼔、旌旗等，“杀声动岩谷”⁽¹⁹⁾。人虎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河东路

位于太行山区的河东路，分布有成群的老虎。北宋后期，曾任职于泽州（今山西晋城）的姚祐回忆道：“郡当太行之喉，官吏有未尝到处，郡将以虎患，遣尉祠之，乃在山巅。姚往宿山下，见居民环屋埋巨木，云以拒虎。稍晩虎出，数十为群，首尾相衔，睥睨庐舍，人畜俱股栗。”⁽²⁰⁾老虎是独居动物，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如此成群结队，是不多见的情况。

北宋后期的何薳记载：忻州（今山西忻县）、代州（今山西代县）之间世代为将的种氏子弟，听说“数夕来，毎有一虎，至麦场软藳间，辗衮取快，移时而去”，便设计用胶洒在麦秸上，将其擒拿：“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系羊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数转之后，胶秆丛身，牢不可脱，至于尾足头目蒙暗无视，体间如被锢束。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之，则立死矣。”⁽²¹⁾这只猛虎大概是被气死的。

河北路

宋代河北尚未发现老虎的记载。但其与西邻河东共有太行山区，河东有虎，河北太行山上也应有虎。例如，金朝时的栾城（今河北栾城西）就有虎：当时金使曾“于栾城道上猎一生虎，令数辈舁至车前相示，意示威猛”⁽²²⁾，可以作为宋代有虎的旁证。

淮南路

早在宋初，泗州（今江苏盱眙）就有一头老虎被活捉，官府用笼子装运到开封，献给宋太祖：“泗州槛生虎来献”，宋太祖“令以全羊臂与之，虎得全肉，决裂而食，气甚猛悍”⁽²³⁾。咸平四年（1001），黄州（今湖北黄冈）境内有两只老虎相斗，“其一死，食之殆半”⁽²⁴⁾。光州（今河南潢川）的浮光山上，有人“居山中，与虎、豹处”，“谷中虎、豹多，往往行自随”⁽²⁵⁾。此处记载虎并不伤人。

南宋时期的淮南仍多虎迹。淳熙十年（1183），滁州（今安徽滁州）“有熊、虎同入樵民舍，夜，自相搏死”⁽²⁶⁾。更有甚者，居然有虎出现于扬州（今江苏扬州）的城内市场上：咸淳九年（1273）十一月的一天黎明，“有虎出于扬州市，毛色微黑”，被地方官率领数十人射死⁽²⁷⁾。

两浙路

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的两浙，是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出乎意外的是，两浙大部分州郡普遍都有老虎，资料因而最丰富，可分州列举。

杭州（今浙江杭州）。宋初的杭州，钱俶曾召一高僧志逢，“赐紫衣，为筑云栖寺居之。云栖坞素多虎，志逢每携大扇乞钱，买肉饲虎。虎遇之辄驯伏，故世称伏虎禅师”⁽²⁸⁾。多有老虎的云栖坞，就在杭州西湖附近。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杭州“浙江侧，昼有虎入税场，廵检俞仁祐挥戈杀之”⁽²⁹⁾。可知老虎活动的范围不仅是山林了。大观年间，西部的昌化（今浙江临安西）县有两虎相斗：“山中居民一夕闻虎斗声，中夜忽大吼数声，遂寂然。及晓视之，见二虎头、八蹄而已。疑其方斗，别有猛兽遇而两食之。”⁽³⁰⁾宋元之际的宝莲山上，“闻近多虎，往往白昼出没不常”⁽³¹⁾。南宋末吴自牧作《梦粱录》，所列举当地野兽中，就包括虎⁽³²⁾。

镇江（今江苏镇江）。宝祐六年（1258）春，有老虎入城：“虎逐一鹿，自甘露寺后入城，突入故将李显忠家，诸孙皆勇悍，攒枪拒之。鹿死，虎复从故道出城遁去。”⁽³³⁾宋元之际的汪元量，在《京口野望》诗中说道：“傍岸人家插酒旗，受降城下客行稀。南徐白昼虎成阵，北固黄昏鸦打围。”⁽³⁴⁾京口、南徐都是镇江的别称，战乱之后，老虎更多。

常州（今江苏常州）。长江南岸的江阴（今江苏江阴）仅有山丘，但也有虎。宋太宗时，江阴孝子陈思道在母亲墓旁结庐守孝，“昼则白兔驯狎，夜则虎、豹环其庐而卧”⁽³⁵⁾。南宋中期的刘宰有诗云：“君不见阳羡周将军，射杀南山白额虎，千古万古声流闻。又不见宜兴赵大夫，南山三十有六虎，令行杀取无复余。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苛政灭人门，猛虎戕人命……既令民免政之虎，又与民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杀虎太伤和，胡不令渠自渡河。我闻此言笑且呵，大夫忧民忧，岂必限吾土。不然邻国以为壑，信也白圭愈于禹。”⁽³⁶⁾常州属县宜兴（今江苏宜兴）当时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打虎行动，猎杀老虎数十只。

苏州（今江苏苏州）。至道二年（996）九月，“苏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³⁷⁾。连吃四人，看来夜袭的不是一只老虎。苏州的虎丘，先秦时就是因有虎出没而得名。宋元之际，虎又重新出现：“近岁平江虎丘有虎十余据之，同里叶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专为食息之地，凡人兽之骨交藉于地，蛇骨亦有之。”⁽³⁸⁾有虎群居，可知战火之后苏州的残破荒凉。

湖州（今浙江湖州）。南部的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有虎。乡人朱泰“家贫，鬻薪养母……一日，鸡初鸣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负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余步，忽稍醒，厉声曰：‘虎为暴食我，所恨母无托尔！’虎忽弃泰于地，走不顾，如人疾驱状……乡里闻其孝感，率金帛遗之，里人目为‘朱虎残’”。⁽³⁹⁾可谓虎口逃生。

睦州（今浙江建德东）。睦州山区，多有虎迹。乾德三年（965）七月，“有虎出于龙山，凡伤数十人，捕之，逾旬而获”⁽⁴⁰⁾。龙山就是位于现在淳安的浙西名胜。景祐三年至四年（1036—1037），著名诗人梅尧臣在建德县（今浙江建德东）任知县，多次有诗提及老虎：“山木暮苍苍，风凄茆叶黄，有虎始离穴，熊罴安敢当”⁽⁴¹⁾；“朝履猛虎迹，暮宿猛虎林，猛虎终夜啸，阴风生远岑”⁽⁴²⁾；“猛虎岂云猛，潜藏伺天昏，行行出丛薄，稍稍入孤邨。”⁽⁴³⁾说明老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北宋末年，分水（今浙江桐庐西北）人王日就，“少以侠气盖里中，尝夜猎，从骑四出，即兽无在者。有畜犬呜呜衔衣，棰之不却，且导且前。公独怪之，亟随以归。明日覆视其处，左右虎迹纵横”⁽⁴⁴⁾。敏感的猎犬发现了潜伏的老虎。到了南宋中期，虎患仍然频频发生。翁卷《送陈郎中知严州》诗：“频年经虎害，人望使君来”⁽⁴⁵⁾，就是证据。严州即睦州，宣和年间改名。

越州（今浙江绍兴）。萧山县（今浙江杭州萧山）经常发生虎患。太平兴国七年（982），“虎入萧山县民赵驯家，害八口”⁽⁴⁶⁾。萧山的老虎制造了灭门之灾。景德初，萧山“县东五里有虎”，景德三年（1006），“虎负子西渡浙江而去。乡人相贺，名其里曰‘去虎里’”⁽⁴⁷⁾。南宋前期的山阴（今浙江绍兴）县西20公里的古博岭，“往多虎、豹栖止”。越州人姚宽因有诗云：“北风猎猎驾寒云，低压平川路欲昬。人马忽惊俱辟易，一声乳虎下前村。”“古博岭”，因此“俗讹为虎博”⁽⁴⁸⁾。嘉定中，有官员上书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⁴⁹⁾南宋中期，据陆游记载：“有三虎出上皋天衣山谷。近者尤为人害，捕之未获。”⁽⁵⁰⁾南宋晚期的嵊县（今浙江嵊州），“自更兵火，积骸满野……山多虎、豹，人家小儿横遭咀，作驱虎行声，其恶而去之。”⁽⁵¹⁾老虎时常下山捕食小儿。

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南宋初，就在府城鄞县的通远乡，民女童八娜与虎搏斗成名：“虎衔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为释其大母，衔女以去”，地方官“以闻于朝，祠祀之”。后入《宋史列女传》⁽⁵²⁾。嘉泰年间，鄞县“近山有虎，樵牧失业者几月。募猎者许以厚赏。猎具入山，虎亦遁去”⁽⁵³⁾。

衢州（今浙江衢州）。南宋中期的朱熹说：“连日行衢、信、建宁之境，又闻猛虎白昼群行，道旁居民多为所食，哭泣相闻，无所赴诉。”⁽⁵⁴⁾衢人常葬身虎口。

婺州（今浙江金华）。南宋末，兰溪（今浙江兰溪）人于石《有虎行》诗云：“有虎有虎山之巅，怒目炯炯当昼眠。百兽畏伏不敢前，凭林一吼秋风寒。昨日邻家妇，哀哀哭其子，叩头叫天天不语。”⁽⁵⁵⁾显然是发生了老虎食人事件。

台州（今浙江临海）。康定元年（1040），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杜谊在其父母的坟墓旁守孝，“暮夜狼、虎之迹交于庐侧，谊独不恐”⁽⁵⁶⁾。南宋初，在台州北部天台山居住的曹勋有诗记述道：“台山穴三兽，樵者不得薪。忽是食人虎，便有射虎人。善恶必对待，祸福常相邻。罙月寝三皮，居山聊一欣（原注：时有三虎出入涧下，一月间猎人尽得之）”⁽⁵⁷⁾。淳熙二年（1175），仙居（今浙江仙居）人郑四客在摘星岭的一空屋中避雨，“积槀下若有物蝡动，视之，乃三乳虎，亟以随身矛刺杀之，而用他木撑闭门户。少焉，闻撞扉声极猛，窥诸隙中，盖两大虎，其一衔物长数尺，顿于地，其一举爪穿阈下，意欲突入。郑以利刃断其三爪，两虎皆舍去。”⁽⁵⁸⁾这里至少有两只大虎和三只幼崽。《赤城志》记载：当地的“兽之属：虎⁽⁵⁹⁾”。在沿海的宁海（今浙江宁海）县西北120里的苏思潭，也是“多虎、豹、蛇、虺之属”⁽⁶⁰⁾。

江东路

江东老虎，以宣城（今安徽宣城）最多。皇祐元年（1049），梅尧臣在宣城记述了当地的虎患：“猛虎畏白日，孤客莫夜行。彼以不暴众，此何独忘生。饥必见人食，不食且无名。”⁽⁶¹⁾北宋末期，宣城有“二樵者，短小癯瘠而甚精悍。自言善搏虎，且曰：‘搏之有道，不可以力胜也。方与虎遇，在安其身，藏其器，静以待焉。虽然必有以发之，而勿亟也。使其跳梁跑踯，气索力惫，不能有为也，然后迫之，得势焉，然后搏之，则无遗虎矣。故予之搏虎二十有余年，所遇者何啻百虎，而未之失也”⁽⁶²⁾。仅其所遇就有上百只，当地老虎之多可以想见。

在建昌县（今江西永修西北）控鹤乡的汝岭，“绝高，从颠至麓且十里”。淳熙六年（1179）冬，岭西居住的民家水牛在“石崖下临虎，虎作势相拒，众惧莫敢逼。民子颇勇壮，奋刃直前，将刺虎，则牛虎皆已立死。时方盛寒，故僵而不仆”⁽⁶³⁾。洪迈记载：南宋中期，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村民程十八，“能射虎，里人称为程大虫。其法为煮草乌头汁以淬箭镞，拖窝机，伺于虎出入道上”，曾与虎搏斗受伤⁽⁶⁴⁾。从其特长和外号可以得知，当地老虎不少。在信州（今江西上饶），据朱熹所言，也是“猛虎白昼群行，道旁居民多为所食，哭泣相闻，无所赴诉”⁽⁶⁵⁾。南宋末，赵南仲在溧阳（今江苏溧阳）私第“常作圏，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⁶⁶⁾。人工喂养的老虎当来自本地的野生虎。

江西路

北宋前期，南丰县（今江西南丰）“一夕虎入县廨，咥所畜羊，弃残而去”⁽⁶⁷⁾。老虎居然攻击了县衙。皇祐五年（1053），抚州宜黄（今江西宜黄）发生一件凶杀案，“胥惮于捕鞫，则为虎伤以闻”⁽⁶⁸⁾。说明老虎伤害人是经常的事情。嘉祐六年（1061），分宁县（今江西修水）民彭泰上山砍柴时被虎咬住，其女儿“持刀斫虎，卒夺父命”。因而受到朝廷的表彰⁽⁶⁹⁾。宋仁宗时，临川金溪（今江西金溪）人裴煜，读书于“疎山佛屋，尝夜闻虎啸于窗外……复三啸而去”⁽⁷⁰⁾。元丰五年（1082），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报告说：“法以役人有定数，而年岁有丰凶，故立宽剩以备岁，与夫捕虎缓急之用，此良法也。”⁽⁷¹⁾当时征收免役宽剩钱的用途之一，就是捕捉在当地为害的老虎，说明老虎问题提到了官方的议事日程。苏辙曾指出：筠州（今江西高安）“居溪山之间，四方舟车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⁷²⁾。

南宋时的情况与北宋相同。乾道六年（1170），在长江江西段“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涛头，山麓时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⁷³⁾。湖口（今江西湖口）则有“二虎为暴，行旅患苦”。地方官“迹虎所在，伏古祠中，迹其至，刺之洞腹”⁽⁷⁴⁾。

江州（今江西九江）吕田原之北的山上，“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趋之”。嘉定六年（1213）四月的一个白天，两个幼儿在一母牛旁玩耍，有老虎出来捕牛，“二儿痴，不识为虎，掷瓦砾，嗾而逐之。虎顾牸，不肯去”⁽⁷⁵⁾。丰城（今江西丰城）人徐经孙，有诗《赠射虎人》云：“冯妇下车须有勇，将军射石亦通神。南山白额新除害，好赏今时射虎人。”⁽⁷⁶⁾则是当地也有老虎为害。

湖北路

湖北“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农作稍惰，多旷土”⁽⁷⁷⁾。林木丰富，人口稀少，老虎自然大量存在，虎灾频频。如开宝八年（975）十月，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白昼虎入市，伤二人”⁽⁷⁸⁾。治平年间，这一惨剧再次在同一地方重演：“一日，虎入市啮数人，郡大骇。”⁽⁷⁹⁾其北邻荆州（今湖北荆门），也是“时虎伤人”。知州曾“就虎穴磨巨崖大刻《戒虎文》”。但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做法，适得其反，不久就有报告说：“磨崖碑下大虫咬杀打碑匠二人。”⁽⁸⁰⁾北宋中期的当地名宦郑獬指出：安陆（今湖北安陆）“故多虎，或跃而入郭，里民设穽以逐之。虎避去入山，民即山复为穽，虎遂穷而远遁，今亡虎矣。天之生物，与人迭为盛衰，天下平治之久，生齿大繁，暴害天物，亡休息。”⁽⁸¹⁾在人虎战争中，老虎失败了，离开了安陆。湖北西北部山区尤为荒凉，北宋中期的范镇记载：“归、峡间多虎。”⁽⁸²⁾在三峡东部的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州，老虎众多。宋神宗元丰年间，鼎州桃源（今湖南桃源）“乡有虎”，县令“祷于社，谕以文，越三日，虎仆于社旁。奏课为天下第一”⁽⁸³⁾，反映了当地有虎的史实。

南宋时期，湖北仍比较荒芜。绍兴初，荆、襄（今湖北襄樊）一带“墟落尤萧条，虎、狼肆暴，虽军行结队伍，亦为所虐”。曾有两位军乐队员在荆、郢（今湖北钟祥）之间的路上，被一只产有两只幼崽的母老虎从数百人的马队中衔去，其中一人被吃掉⁽⁸⁴⁾。如此肆无忌惮，足见其求食之急迫。绍兴九年（1139）的秋冬之间，湖北畜兽发生大瘟疫：“牛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麞鹿、野猪、虎、狼皆死。”⁽⁸⁵⁾面对如此罕见的瘟疫，凶猛的鄂州（今湖北武汉）老虎家族也不能幸免。乾道年间，自鄂州到襄阳的路上，“最荒寂，多猛虎”⁽⁸⁶⁾。乾道六年（1170），陆游乘船沿长江路过复州（今湖北天门）时，舟人云：“自此陂泽深阻，虎狼出没，未明而行，则挽卒多为所害。”⁽⁸⁷⁾只有白天才能行进。经过归州时，夜晚舟人来告戒不要敲击更鼓，因为“庙后山中多虎，闻鼓则出”⁽⁸⁸⁾。与北宋时一样，仍多老虎出没。绍熙四年（1193）冬，有官宦之家路过鄂州，“舍舟趋陆，夜宿驿舍。觉有贼往来门外……久之，稍定，试启户出视，乃两虎相与盘拏也”⁽⁸⁹⁾。同年，正史记载：“鄂州武昌县虎为人患。”⁽⁹⁰⁾可知情况的严重。

宋代湖北路西部的武陵山区，同样有虎存在。南宋前期，辰州（今湖南沅陵）就有老虎与野猪大战的记载：“辰之虎有即田豕者，实牙之豕也，揜形于穴，砺其牙以抗。虎不胜愤，欲以力制之。豕穴土而奋焉，坌地羸五亩，虎伤于，三日与俱毙，两体一无完肤。”⁽⁹¹⁾为争夺地盘，两败俱伤。

湖南路

宋代湖南路的自然状况与湖北相同，但老虎的记载却不多，史料中仅见一例。嘉祐中，益阳（今湖南益阳）“其邑多虎，所在设机穽，日以得虎，而虎暴不息”。地方官认为这是“为政之罪。命尽去机穽。未逾月，负贩山行水宿，不逢虎也”⁽⁹²⁾。虎患得到消解。

福建路

福建山林密布，多有老虎。宋太宗时，邵武军光泽（今福建光泽）人李铎，“挟册徜徉田野，尤乐邑西之徐原。时人稀多虎，一日散步山径，虎自林中奋迅横出”⁽⁹³⁾。熙宁七年（1074），福建路转运司报告说：漳州漳浦县（福建漳浦）的山上有群象为患，“乞依捕虎赏格，许人捕杀，卖牙入官”。从之⁽⁹⁴⁾。可知当地原有专门奖励捕虎的规定，足见虎患严重。如宋仁宗时，漳浦县“民有死于虎者”，县令“于其死处施一穽……明日，穽有虎陷焉”⁽⁹⁵⁾。北宋中期的彭乘记载：“虎毎食一人，则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为暴十余年，后为射者所杀，两耳如锯焉。”⁽⁹⁶⁾其实，汀州（今福建长汀）的这只虎耳上的缺口可能是伤口，“两耳如锯”就是说伤痕累累，是老虎生存竞争的结果⁽⁹⁷⁾。

南宋时期，福建仍多有老虎记载。《淳熙三山志》载：“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忽至城邑。”⁽⁹⁸⁾福州老虎经常出山。宋宁宗时，怀安（今福建福州西）发生“虎暴”，地方官“祷南台神，一夕去。众皆异之”⁽⁹⁹⁾。洪迈记载：福州罗源（今福建罗源）鹳坑村有一岭，“不甚髙，上有平巅，居民称为簥上田家。一妇尝归宁父母，过其处，见一虎蹲踞草中，惧不得免，立而呼之曰：‘斑哥，我今省侍耶娘，与尔无冤雠，且速去。’虎弭耳竦听，遽曳尾趋险而行”⁽¹⁰⁰⁾。绍熙四年（1193）春，在古田县（今福建古田东）的师姑山，“有村妇采筍，为虎搏去……其家人尽起，秉火挟杖，迹妇所之，正落草坡上，身无全肤。舁以归舍。半夜后，虎绕屋哮吼四出，若有所索，凡数夕乃止”⁽¹⁰¹⁾。在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据朱熹说，也有“猛虎白昼群行，道旁居民多为所食，哭泣相闻，无所赴诉”⁽¹⁰²⁾。多有居民被老虎残害。

成都府路

宋初，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多虎。绵（今四川绵阳）、汉（今四川广汉）州之间的白杨林，“虎名裂蹄子，商旅聚徒而行，屡有遭搏噬者”；嘉州（今四川乐山）牛颈山，“有子母虎”；彭（今四川彭县）、蜀（今四川崇庆）州“近山镇县，暴兽成群，农家不敢放牧，及出门采樵，行旅共苦之”。宋朝统一后，据说：“虎豹群盗，悉皆屏迹。”⁽¹⁰³⁾实际上只是虎患减少。太平兴国中，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发生老虎入城事件：“虎暴，失踪误入市。市人千余叫噪逐之，虎为人逼，弭耳瞩目而坐，或一怒，则跳身咆哮，市人皆颠沛。”⁽¹⁰⁴⁾太平兴国三年（978），雅州西山野川路（今四川小金、宝兴、泸定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马令膜等，“以名马、犎牛、虎豹皮、麝脐来贡”⁽¹⁰⁵⁾。说明也是有老虎的。

利州路

宋初，剑（今四川剑阁）、利（今四川广元）之间，“虎暴尤甚。白卫岭石筒磎，虎名披鬃子，地号税人场”⁽¹⁰⁶⁾。太平兴国三年（978），阆（今四川阆中）、蓬（今四川蓬安北）、集（今四川巴中）等州“虎为害”，朝廷派遣殿直张延钧前往“捕之，获百兽”；不久，七盘县（今四川巴中北）“虎伤人，延钧又杀虎七以为献”⁽¹⁰⁷⁾。虎患比较严重。熙宁六年（1073），朝廷诏：“应有虎豹州县，令转运司度山林浅深，招置虎匠，仍无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杀。除官给赏绢外，虎二更支钱五千，豹二千，并以免役剰钱充。”“从利州路提点刑狱范百禄请也。”⁽¹⁰⁸⁾说明利州路的情况最典型。

梓州路

太平兴国三年（978），果州（今四川南充北）等地“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兽”⁽¹⁰⁹⁾。淳化中，渠州流江（今四川渠县）人成象，在其母亲的坟旁守孝，曾有“虎、豹环庐而卧，象无畏色”⁽¹¹⁰⁾。南宋末汪元量有诗云泸州（今四川泸州）有虎：“峡深藏虎豹，谷暗隐樵渔。”⁽¹¹¹⁾

夔州路

夔州路是宋代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北宋中后期的孔平仲记载：施（今湖北恩施北）、黔州（今重庆彭水）“县中板簿有退丁者，非蛇伤，则虎杀之也”⁽¹¹²⁾。虎患成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形式。北宋后期，溱州（今贵州桐梓西北）“有虎穴，凡十里许，修谷茂丛，班斓旁午，南北路口，行者相集而度，否则遇害。”⁽¹¹³⁾四川人苏轼言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州）、云安（今重庆云阳）多虎：“余闻忠、万、云安多虎。有妇人昼日置二小儿沙上而浣衣于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驰来，妇人仓惶沉水避之。二小儿戏沙上自若。虎熟视久之，至以首抵触，庶几其一惧，而儿痴，竟不知怪，虎亦卒去。”⁽¹¹⁴⁾

南宋洪迈记载：“蜀峡山谷深夐，鸷兽成群，行人不敢独来往。万州尤为荒寂，略无市肆。敎授官舍，自处一偏。尝召会同官，至夜，于厅上设灯烛劝酒。一虎忽跃升阶。”⁽¹¹⁵⁾南宋末的汪元量也写道：“槎牙鸟道没人烟，狼虎交横马不前。”⁽¹¹⁶⁾描述了万州路途多虎的事实。

广东路

天圣末期，王益知韶州，属县翁源（今广东翁源西北）“多虎，公教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舆之致州，为颂以献”⁽¹¹⁷⁾。庆历五年（1045），曲江（今广东韶关南）进士李访，在其父母坟旁结庐守孝，“有虎暴伤旁人而不及访”⁽¹¹⁸⁾。苏轼言，惠州（今广东惠州）罗浮山上有虎：“云溪夜逢瘖虎伏（原注：山有哑虎巡山）。”⁽¹¹⁹⁾

南宋初，英州（今广东英德）东乡的道路旁，有人看到“一虎弭耳而过”⁽¹²⁰⁾。南宋后期，惠州罗浮山“夜深月明时，有虎触户”⁽¹²¹⁾。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的南岭石人峰一带，有虎出没。杨万里载：“吾弟廷弼与罗恵卿游石人峰，几为虎所得。”⁽¹²²⁾险些遭遇虎口。

广西路

淳化元年（990）十月，桂州（今广西桂林）有“虎伤人”，并惊动了宋太宗，下诏专门派使者前往捕杀⁽¹²³⁾。同时，浔州（今广西桂平）“人有虎患”，知州胡则“斋戒祷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庙中”⁽¹²⁴⁾。北宋末期，博白（今广西博白）老虎很多，而且不伤人：“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尝过墟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虎，犹犬豕尔。”到了10年后的南宋初期，随着北方流民的增多，老虎开始像内地一样伤人了：“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浸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啗人略不遗毛发。风俗浇厚，乃亦及禽兽耶？”⁽¹²⁵⁾实际上是人虎矛盾加剧的结果。

南宋时，是广西大开发时代，但老虎依然很多：“虎，广中州县多有之，而市有虎，钦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间，时出为人害，村落则昼夜群行，不以为异。”⁽¹²⁶⁾钦州（今广西灵山）的老虎就在城外，乡村更是成群结队，居民习以为常。淳熙年间在广西担任地方官的周去非记载：“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牛豕之秽，升闻于栈罅之间，不可向迩。彼皆习惯莫之闻也。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皆不得。”⁽¹²⁷⁾因多老虎，直接决定着人们的居住模式。他还记载：昭州昭平县（今广西昭平）“在漓江之滨，荆棘丛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县衙”，曾有“一乳虎将数子以行”⁽¹²⁸⁾。而在融州（今广西融水），也常有虎入城侵扰：“城中昨夜亡羊豕，闻得谁家虎入篱”即是实录⁽¹²⁹⁾。

综上所述，宋代老虎遍布绝大多数地区，连平原乃至城市都有老虎活动，在有的地方甚至一改独居的习性而群居。实际上，宋代有虎的地方不止以上各地，其他地方也有。宋诗中有许多涉虎篇章，只是由于不详确切地名而无法引用。再则就是资料问题：有虎而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没有传到现在。宋代两浙资料最丰富，因而其老虎的事例也最多；反之，其他偏远地区资料原本不多，老虎的资料自然也少甚至付之缺如。宋代的情况表明，随着人口的剧增和开发的加快，人虎矛盾日益加剧，总体上老虎的栖息地在减少、缩小，数量也在减少。对此，宋人已敏锐地认识到：“林麓已尽虎不见，迩来流民所蹂践。”⁽¹³⁰⁾老虎在生态系统中位于食物链的顶端，需要大面积的栖息地以满足相当的猎物数量（一只雄虎的生存领地范围，大约是40至50平方公里森林）。正如民间认为老虎是百兽之王一样，其存在意味着当地生存着庞大的野生动物王国，以及它们赖以生活的森林草地等广袤茂盛的自然植被。

【注释】

(1)《宋史》卷三《太祖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二“熙宁六年二月壬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902页。

(3)《宋史》卷三百〇八《李继宣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44页。

(4)朱弁：《曲洧旧闻》卷四《芙蓉禅师取虎子暖足》，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2页。

(5)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4页。

(6)张舜民：《画墁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7册，第157页。

(7)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三十《送冯均州二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1册，第209页。

(8)洪迈：《夷坚志》戊卷四《房州保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83页。

(9)洪迈：《夷坚志》丁卷五《饶风铺兵》，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07页。

(10)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虎畏槖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7—788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壬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45页。

(12)《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1页。

(13)《宋史》卷三百二十三《向宝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68页。

(14)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读诏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页。

(15)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四《章子厚铜沙锣惊虎》，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0页。

(1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4页。

(17)马纯：《陶朱新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68册，第8页。

(18)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页。

(19)李新：《跨鳌集》卷三十《痴虎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4册，第650页。

(20)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8页。

(21)何远：《春渚纪闻》卷四《胶黐取虎》，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页。

(22)周煇：《清波别志》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9册，第122页。

(2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太祖皇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页。

(24)《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王禹偁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99页。

(25)刘敞：《公是集》卷十四《浮光山人》，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901册，第156页。

(26)《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2页。

(27)《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2页。

(28)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十九《吴越·僧志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92页。

(29)《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1页。

(30)马纯：《陶朱新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68册，第22—23页。

(31)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游阅古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5页。

(32)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兽之品》，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www.daowen.com)

(33)佚名：《东南纪闻》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0册，第203页。

(34)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卷二《京口野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页。

(35)《宋史》卷四百五十六《陈思道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396页。

(36)《漫塘集》卷四《杀虎行谢宜兴赵大夫惠虎皮虎腊虎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0册，第339页。

(37)《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1页。

(38)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同里虎》，第222页。

(39)《宋史》卷四百五十六《朱泰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395页。

(40)钱俨：《吴越备史》卷四，四部丛刊续编本，第2册，第18页。

(41)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六《猛虎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42)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六《道傍虎迹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43)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七《夜闻居人喊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44)吕祖谦：《东莱集》卷十一《分水王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0册，第99页。

(45)翁卷：《西岩集·送陈郎中拣知严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1册，第176页。

(46)《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1页。

(47)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三《萧山》，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69页。

(48)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四《山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32页。

(49)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六《擒虎寻龙》，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9页。

(50)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六十一《捕虎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80页。

(51)牟巘：《牟氏陵阳集》卷二十四《野翁禅师塔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8册，第216页。

(52)《宋史》卷四百六十《童八娜》，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91页。

(53)楼钥：《攻愧集》卷一百〇五《朝请大夫史君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21册，第1484页。

(54)朱熹：《朱熹集》卷二十七《与周丞相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4页。

(55)于石：《紫岩诗选》卷二《有虎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9册，第670页。

(56)苏舜钦：《苏舜钦集》卷十三《杜谊孝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57)曹勋：《松隐集》卷二十一《山居杂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9册，第455页。

(58)洪迈：《夷坚志》丙卷五《郑四客》，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19页。

(59)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十六《兽之属》，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68页。

(60)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五《宁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70页。

(61)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九《闻西山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26页。

(62)李弥逊：《筠溪集》卷二十一《宣城水西道中杂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0册，第792页。

(63)洪迈：《夷坚志》丙卷七《汝岭牛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34页。

(64)洪迈：《夷坚志》乙卷七《桂岩鸷兽》，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50页。

(65)朱熹：《朱熹集》卷二十七《与周丞相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4页。

(66)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砲祸》，第15页。

(67)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68)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四《奉议公行状》，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960册，第283页。

(6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八月辛未”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10页。

(70)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虎啸之祥金石台文昌堰之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28页。

(7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四“元丰五年三月乙酉”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98页。

(72)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三《筠州圣寿院法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3页。

(73)陆游：《陆游集·入蜀记》卷四，中华书局1976版，第2437页。

(74)袁燮：《絜斋集》卷十五《武功大夫门宣赞舍人鄂州江陵府驻札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冯公行状》，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30册，第260页。

(75)岳珂：《桯史》卷八《牸牧相卫》，中华书局1981版，第91页。

(76)徐经孙：《矩山存稿》卷四《赠射虎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1册，第40页。

(77)《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01页。

(78)《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0—1451页。

(79)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页。

(80)文莹：《湘山野录》卷上，第11页。

(81)郑獬：《郧溪集》卷十七《虎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7册，第274页。

(82)范镇：《东斋记事》卷五，中华书局1980版，第42页。

(83)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八《姚孶传》中华书局1990版，第5084页。

(84)洪迈：《夷坚志》丙卷一《王宣乐工》，中华书局2006版，第880页。

(85)庄绰：《鸡肋编》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86)洪迈：《夷坚志》丙卷一《阳台虎精》，中华书局2006版，第881—882页。

(87)陆游：《陆游集·入蜀记》卷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45页。

(88)陆游：《陆游集·入蜀记》卷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54页。

(89)洪迈：《夷坚志》丁卷四《武昌客舍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99—1000页。

(90)《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2页。

(91)薛季宣：《浪语集》卷十四《昔柳子厚作三戒亦各言其事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9册，第252页。

(92)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三《曹侯善政颂并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93)李吕：《澹轩集》卷八《录祖先遗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256页。

(9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四“熙宁七年正月庚申”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71页。

(9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虎伏罪媪之子复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08页。

(96)彭乘：《墨客挥犀》卷三《虎耳如锯》，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3页。

(97)曾雄生：《虎耳如锯猜想：基于环境史的解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98)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十二《物产·兽》，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262页。

(99)方万里、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八《刘渭传附刘遵传》，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86页。

(100)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四《鹳坑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4页。

(101)洪迈：《夷坚志》戊卷一《师姑山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4页。

(102)朱熹：《朱熹集》卷二十七《与周丞相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4页。

(103)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虎盗屏迹》，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23册，第2页。

(104)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八《李吹口》，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23册，第52页。

(105)《宋史》卷四百九十六《西南诸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230页。

(106)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虎盗屏迹》，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23册，第2页。

(107)《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1页。

(10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二“熙宁六年二月壬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902页。

(109)《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1页。

(110)《宋史》卷四百五十六《成象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395页。

(111)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卷四《泸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5页。

(112)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三《朱砂膏治百花蛇毒》，丛书集成初编，2861册，第28页。

(113)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8页。

(114)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书孟德传后》，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45页。

(115)洪迈：《夷坚志》丁卷五《蜀梁二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05页。

(116)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卷四《万州》，第152页。

(117)曾巩：《曾巩集》卷四十四《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9页。

(11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五“庆历五年三月戊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57页。

(119)苏轼：《苏轼诗集》卷三十八《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中华书局1982版，第2069页。

(120)洪迈：《夷坚志》乙卷六《英州野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39页。

(121)陈元晋：《渔墅类稿》卷八《罗浮山多有道人各赋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第839页。

(122)杨万里：《诚斋集》卷十四《纪罗杨二子游南岭石人峰》，四部丛刊本，第4册，第18页。

(123)《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1页。

(124)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十三《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125)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第115页。

(126)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九《虎》，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7页。

(127)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四《巢居》，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5页。

(128)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十《古富州》，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3页。

(129)陈藻：《乐轩集》卷二《题融州城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45页。

(130)周文璞：《方泉诗集》卷三《重游栖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5册，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