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吐鲁番文书中的“部田”

也谈吐鲁番文书中的“部田”⁽¹⁾

刘进宝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南京　210097）

在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田土的种类较多，如常田、部田、自田、潢田、石田、无他田、卤田、厚田、薄田等。由于这类田土的“名称不见于《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以及两《唐书》等所载田令中，说明不是法定的正式名称，因此不像‘永业’‘口分’之类容易解释”⁽²⁾。经过中外学者多年的共同努力，对于这些田土的性质、耕作等，学术界大多已有了比较一致的结论⁽³⁾。但对其中的“部田”则争论最多，意见也最为分歧，至今尚无定见。

对于“部田”的土地质量和耕作方式，宫崎市定根据大谷文书中的退田、给田文书指出：“部田”多为易田，它不是土地瘠薄，就是因为土地种植上有某种限制，应是次等地⁽⁴⁾。朱雷先生指出：从麹氏高昌到唐代的租佃契约可知，凡佃“常田”租纳实物者，皆分夏秋两季交纳，表明这类土地一岁可以两造。而凡是佃“部田”租纳实物者，只交一季租，表明一岁只可种一造⁽⁵⁾。孔祥星先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从常田与部田流行的时代、位置分布、耕作制度及亩产关系等方面入手，认为常田、部田的名称来源可能与当地的地域方位有关，常田质量最好，一年两熟，部田一年耕一季，歇茬一季，即部田需要休耕⁽⁶⁾。

马雍先生则从“倍”“部”二字古音相通出发，指出此二字可以假借，认为常田就是常年耕作、不需轮休之田，部田为与常田相对的需要轮休之田⁽⁷⁾。黄永年先生也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进行了论证，认为常、部田标志土地质量或种植作物，常田是质量较好的耕地，即文献中所说的良田、美田，但在呈报官府的籍账上，都不愿写“良田”“美田”，而写寻常之田的“常田”。部田则是质量较差的耕地。至于“簿田”写成“部田”，是因为“簿”“部”通读互用的缘故。部田就是薄田的异写，部字是薄的假借，是抄写时以简代繁，以省笔墨所致。文书上所以要写常、部等标志土地质量的名词，是因为编造籍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计算赀财、以定户等，然后向户主征税，而不是为了受田⁽⁸⁾。杜正乾则认为，部田并不一定是薄田、劣质地，部田在现今西北方言中称作铺田，仅是用来轮作的田地⁽⁹⁾。

杨际平先生认为，部田之部即部内之部，其含义为辖区，部田是属于某州某县或某一机构的田地。吐鲁番文书上的部田与屯田密切，常田指民田。但因屯田时兴时废，“常田”“部田”的归属关系也会经常发生变化。在唐代，“部田”与“常田”只是历史上沿用下来的名称，并不一定反映现实。大部分的“常田”“部田”已经没有性质的差别了⁽¹⁰⁾。赵吕甫先生在杨际平所谓部指部内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部田是乡一级官吏所经管而又分布于各“里”的农田，常田为各“里”里正所管当里的正田⁽¹¹⁾。其后杨际平先生又指出，“部田”与“倍田”无关，部田亦非薄田，常田不一定就是当里之田⁽¹²⁾。

卢向前先生则从水利角度研究常部田，认为新兴谷水系不足以浇灌所有土地，人们遂把土地分为常田和部田两类，对常田，一般保证用水，对部田则按年按片或按年按渠供水。因此就把利于灌溉的土地称为常田，即“常稔之田”；而把不易浇溉的土地称作部田，即“少高卬”之田，并在水源上加以控制，采取分别对待的方式。从而使高昌县的部田数处分授、零星分布⁽¹³⁾。其后，杨际平先生再一次强调了部田渊源于屯田说，而对于卢氏所称“部田”得名于土地“少高卬”之说，则认为难于断定。但他亦指出，“部田”可能和浇水时间、浇水遍数有关⁽¹⁴⁾。

总之，学界对“部田”的探究，或以土质分类，或以耕作制度立论，或从渊源分析，或从管理机构着眼，或从水利角度考察，提出部田是休耕之田；是瘠薄之田；是部内之田等三种意见。真可谓意见纷出，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从吐鲁番的实际考虑，部田可能与水利灌溉的关系最为密切。而“部”“薄”的假借互用，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证据，如阿斯塔那239号墓所出《唐景龙三年（709）十二月至景龙四年正月西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第81—85行有：

81.一段二亩永业（部田），城东五里左部渠（东张陀，西渠，北渠，囗囗）

82.一段一亩永业（部田），城东五里左部渠（东荒，西渠，南渠，北荒）

83.牒，上件地承籍多年，不生苗子，虚挂

84.籍书，望请退入还公，并于好处受地，谨牒

85.景龙三年十二月　日宁昌乡品子张大敏⁽¹⁵⁾

“不生苗子”的“部田”显然是薄田，因此户主张大敏才上牒申请将其“还公，并于好处受地。”

在敦煌，“水是人血脉”；在吐鲁番，水比其在敦煌还金贵。只要有水，许多土地就可长出庄稼，获得丰收；如果缺水，土地就会干涸，好地也会变成坏地、恶地，因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常是“地水”连用，即有水利灌溉的土地才是真正的耕地，没有水的土地是无法耕种的。由此可见，土地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有灌溉用水，并随灌溉用水的有无、多少在变化。如《唐景龙三年（709）十二月至景龙四年正月西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第2—13行有：

2.曲孝逸口分常田一段二亩，城东四十里：东熹，西康熹，南渠，［　　］。

3.一段一亩（常田），城东廿里，东索熹，西左师，南渠，北还公。

4.右依检案内十月三日得柳中县牒［　　　　　　　］

5.［　　　］于此县给得上件地，其地［　　　　　　］

6.恶囗带沙卤，不生苗子，请退并［　　　　　　　］

7.［　　　　］准状，付囗佃人，检得巩敬囗

8.［　　　　　　　　　］件人口分地去城遥

9.远，运［　　　　］渠堰高仰，薄恶有

10.实者。地既不堪佃种，任退，仍牒高昌

11.县准式。牒至准状者。

12.牒件检如前，谨牒。

十二月　日佐　赵信牒。⁽¹⁶⁾

由此可知，麹孝逸位于城东四十里和二十里的两段土地属“常田”，但由于灌溉用水的变化，即可能是由于长期流水，使下游泥沙淤积，耕地抬高，并高于水渠，使水地变成了旱地，好地变成了恶地。使地有了“沙卤，不生苗子”“不堪佃种”，就提出了退田的申请，官府经过查勘，认为“渠堰高仰，薄恶有实”，便同意退地。

吐鲁番和敦煌的气候条件在干旱缺雨这一点上是很相似的。农业生产的用水完全依靠人工灌溉系统。敦煌绿洲主要依靠祁连山的雪水灌溉，吐鲁番绿洲则主要依靠天山的雪水灌溉。“正由于高昌地区农业生产的用水完全依靠灌溉系统，因此，水比土地更为宝贵……这里的田地都有固定的水源，不能随便用水。凡是记载田地的文书，都要标明某段田地属于某渠或其他水源。”⁽¹⁷⁾“吐鲁番盆地雨量稀少，但来自北部天山融化的雪水使地下水源很丰富，这些雪水渗入地下粗沙砾层，又在克孜尔塔格山的山谷间涌出无数清泉，汇成溪流。新兴谷是克孜尔塔格山的一个山谷，谷间的泉水南流，为高昌城一带的灌溉提供了水源。”“新兴谷的涧泉水是高昌城周围灌溉用水的水源。”⁽¹⁸⁾这里所说的“新兴谷”就是现在的胜金口，距高昌城近二十里。据黄文弼先生《吐鲁番考古记》载：高昌城的“东城有河流绕于旁，此水即由胜金口水南流，以灌二堡、三堡之地者。河之东岸为一大平原，有路东至吐峪沟，东南至鲁克沁……东北西北均为戈壁，直至胜金口”⁽¹⁹⁾。从吐鲁番文书及实地考察、考古发掘等可知：在吐鲁番，水渠的分布与农田的分布是一致的，即有水渠灌溉的地方就有农田，否则就没有。这也就为我们探讨部田提供了思路。

据《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载：“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²⁰⁾(www.daowen.com)

这里的“白田”与水田相对，即“白田”是旱田。据前述可知，“部田”之“部”与“薄田”之“薄”相同，即“部田”就是“薄田”。而“白田”之“白”与“薄田”之“薄”也是相同的。从音韵学的角度考察，“薄”“白”二字在上古完全是同韵，在中古是邻韵同摄，即“薄”“白”二字在上古、中古都基本同音⁽²¹⁾。据《古字通假会典》，“薄”与“泊”同；“泊”与“伯”同，而“白”又与“伯”同⁽²²⁾。因此，“白”同“薄”，即“白田”就是“薄田”，也即“部田”。

清代学者秦笃辉在《平书》中说：“俗以陆地为白田，便水者为水田。《晋书·傅元传》：白田收十余斛，水田数十斛，是其语所自来。”⁽²³⁾

清李调元《卍斋璅录》卷六云：“《蜻蛉国志》：其国水田曰田，山田曰畠，火田曰畑。田税曰畽税，三十步为亩，十亩为畽，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一畽税八石，以此递减。石为四俵，俵为六斗。按：畠、畑二字，俱中国古今字书所未有，畽亦不作町畽解。《诗·豳风》：町畽，鹿场隙地也。畽有税亦异。按《蜻蛉国志》，朝鲜人李炯庵所撰，即日本国，以国形似蜻蛉，故有此名。”⁽²⁴⁾

张涌泉先生指出：这里提到的“畠”“畑”等字，则为日本所造的汉字⁽²⁵⁾。日本以“畠”指山田，当是“白田”二字的合文。中土的“白田”当指旱田⁽²⁶⁾。

由以上论述可知，“部田”是旱田，是无法浇灌或不能保证水利灌溉的土地。与其相对的“常田”则是能够保证水利灌溉的土地。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8JJD740059）”的阶段性成果。

(2)黄永年：《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原《文史》第19辑（1983年）。此据黄永年《文史丛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3)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此据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宫崎市定：《论吐鲁番发现田土文书的性质》，《史林》第43卷第3期，1960年。

(5)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10—11页。

(6)孔祥星：《吐鲁番文书中的“常田”与“部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1986年。

(7)马雍：《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文物》1976年第12期。此据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8)黄永年：《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

(9)杜正乾：《吐鲁番文书中的“部田”考释》，《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

(10)杨际平：《试考唐代吐鲁番地区“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第1期。

(11)赵吕甫：《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试疑》，《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2)杨际平：《再谈氏高昌与唐代西州“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卢向前：《唐初西州土地管理方式》，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14)杨际平：《也谈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三），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560页。

(1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三），第554页。

(17)马雍：《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问题》。

(18)孙晓林：《唐西州高昌县的水渠及其使用、管理》，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9)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1954年印行，第4—5页。

(20)《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21—1322页。

(21)此据董志翘教授教示。另外，“在汉语史上将东汉至隋的六百来年称为中古汉语，自晚唐以后称为近代汉语”。（董志翘：《汉语史研究应重视敦煌佛教文献》，《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22)高亨撰撰、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19页、921页、923页。

(23)秦笃辉：《平书》卷三《物宜篇上》，丛书集成初编第231—23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

(24)李调元：《卍斋璅录》卷六。见《丛书集成初编》0353《炳爥偶钞（及其它一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25)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9页。

(26)《汉语俗字研究》，第45页注〇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