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儒学重心的转移与科举
严耀中
儒学在唐代的地位如何？其发展有何特点？韩愈、李翱等发起的道学之背景如何？愚见以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和唐代的儒学重心从经术之学到道理之学之间的转移分不开，亦与科举制度内容和形式的演变有关联，因为科举制对儒学的最大影响在于使其学问重心和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一个运转良好的行政系统是需要正常健全的官吏选拔制度的，这是科举制度得以创立之底蕴。由于“行科举则国库不需负担巨额开支，同时又可收中央集权之实利，选举、学校被科举所排，正专制政体发展最适合之转进”(1)。这种转进不仅在于形式，还对所学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与唐代儒学重心的转换相呼应。现试说如下：
一
虽然唐代的佛学发展特别显眼，但儒学始终为统治者所崇奉，因为儒学所推重的“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2)是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相合。如唐朝建立伊始，高祖李渊就颁布《置学官备释奠礼诏》和《兴学诏》，宣称“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故要“崇尚儒宗”(3)。因为实际上构成唐代儒学主体的，是经学，尤其在唐前期。
无论是从经学著作还是学经人数众多而言，唐代经学确实是很发达的。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自高宗永徽四年（653）颁于天下后，“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而“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还有自汉熹平石经之后五百余年才有的“开成石经”，堪称“一代之盛举”(4)。
其之如此兴盛，因为它有着两个有利条件。其一是随着政治统一它能结合南、北经学的长处。尤其是唐代前期经学的表现，多为注、疏等形式，就更有利于各家长处的发挥。其二是科举的实行，直接推动了经学的发展。进入隋唐，随着门阀式微，铨选官吏之权越来越集中于朝廷。“吏曹在汉代是尚不居重要地位”，至南北朝末，吏部尚书“负责全国官员的选授、勋封、考课，是拥有不小实权的赫赫机关”(5)。故其亦有“大尚书”之称，由此，不仅选拔官吏的标准变得更为清晰，全国统一选官也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到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
至唐代，明经等科目考试在当时已是入仕做官的重要途径，而在这些考试中，试经始终是一个重要内容，甚至是基本内容。因为经学中所蕴涵的礼法规范，既在政治运作中有实用的指导价值，也便于对大规模的考试进行实际操作。所以唐初“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6)。这对当时的士子们习经有很大的驱动力，“四方秀艾，挾策负素，坌集京师”(7)。以致“鼓篋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8)。
但随着当时制度改进和维系人心的需要，更强调道德为本和教化作用。所谓“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是故“弘我王化，在乎儒术”(9)。适应此要求的学问之道不仅是求知，而且重视修身。对国家官吏的任职要求也是品德为先，以身作则。两汉以降发展起来的荐举制，若孝廉、贤良等等都是为此目的而服务的官吏选拔制度。但此等制度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不能满足强化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需要，所以在隋重新统一中国后就有了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制度的一大好处就是通过考试能够有一较为客观的标准，使在时间和空间的大范围内之前后左右能有较为明确的人才比较，以利选拔。
然而，科举是为了朝廷得人，其以何种内容及形式为得当，在科举发展之初，还需摸索。这就是唐代为什么科举名目众多的原因所在。随着政治体制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中一些科目渐渐地被突出，尤其是与儒学密切相关者。
二
在这个过程中，明经科的局限性就渐渐显露出来了，因为唐代后来虽然科举名目繁多，但影响最大的是明经、进士两科。“唐朝初，明经取通两经，先贴文，乃案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郎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高宗时，进士特难其选。”这是因为后来进士考试又加试诗文，“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10)。进士除了要通经之外还要善属文，考试难当然显得考生之有才，但其被重视不仅于此，否则考秀才“方略之科”的难题也不会致使“为秀才者殆绝”了。
同时，“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11)。具体的明经考课，“按《学令》云：诸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试。其试读（者），每千言，内试一帖，帖三言；讲义者，每二千言内问大义一条，总试三条，通二为及第，通一及全不通者，酌量决罚”，而且“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12)。总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归纳：“盖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13)
如上可见，明经科所代表的经学，讲究的是照章对应，故与相关联的律学，书、算学等等都是直接致用之学，称之为经术。“创设《礼经》，尤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14)，或“汉廷用经术以升贵位，傅古义以决刑狱”(15)。故其课考所测试之内容是对经义的熟练掌握，所能测试出来的能力只是如何用经义来规范礼仪及日常行为。这固然对巩固封建秩序是需要的，因为越来越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更多能遵照朝廷意旨符合儒家规范来进行具体操作的一般官吏，所以“天下州县所置学生不减五六万人”(16)。且“景云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17)，每科明经所举之人大约为进士之五倍(18)。如“至（武德）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19)。如此数量对比表明明经科是作为下级官吏的一种广泛来源，也在进士科面前贬低了自己的身价。
如此考试导向，并随着礼仪的复杂化和行政程序的复杂化，必然会导致与其相匹配的经学之烦琐化，走汉代经学僵化的老路。甚至或以“所习《尔雅》，多是鸟兽草木之名，无益理道”；或习试老子《道德经》，非系儒家治国之道；致使“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而“《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却“独学无友”(20)。
然而诸科重致用，则以吏术为要务，至玄宗开元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承平日久，趋竞岁积。谓儒官为冗列，视之若遗；谓吏职为要津，求如不及。”(21)换言之，这种风气就是导致官场上重政绩而轻官德，因为吏术与政绩关系更密切。其结果，在“安史之乱”中充分暴露出来，多少高官能吏做了叛臣！而如果要求臣工以贤德为先，使之“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返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22)。地方上则要求“州牧县宰所守者，宣扬礼乐；典书经籍所教者，返古还朴。上奉君亲，下安乡族。若皆气和浃洽，自然化理清平”(23)。训导以经术为主的明经诸科是难以担当的。另一方面，虽然当时还有教化、孝悌、贤良方正等科，在内容上亦以崇尚德行为先，其中一些科目还肇自汉代，但这些科目考核的一大难处是没有固定而一致的取士标准。
上述明经考课有一大缺陷就是无法涉及人之品性，甚至难以测试人的才气，因为它所考查的是在“师说”名义下所承袭的既有知识，而不是如何通过阐发微言大义以推动义理发展的创造力，也无法更好地体现以道德为治国之本。就如祝总斌先生指出：“在汉代，只能以是否通经学或精律令作为主要标准，来选拔官吏；到魏晋南北朝，由于典籍、文化基本上为门阀士族垄断，于是又不得不以门第高低来区分人才。尽管在上述人才中也存在思想道德品质的差异，从而也会影响统治质量，但从人才选拔、使用的总体上说，这一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而到宋代就不同了。由于就全国言，读书多，文化素质高，具有统治才干的人才比过去大大增加，经过科举等制度筛选所任用的各级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一般说又是其中的高层次人物和佼佼者，在才干相差并不悬殊的条件下，对于封建王朝统治利益来说，他们思想道德品质的好坏，很自然就越来越重要。”(24)祝先生在其中没有提到隋唐时期，而这正是选拔制度前后变化的过渡期，从重明经到重进士的观念转变也是此过渡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
因此，在明经等科难以很好满足封建行政体制演进，尤其是其推行教化为先的治民方针所需要情况下，进士科则显示了它的生命力。隋唐统一以后，南北学术进行了空前的交汇。相互比较的结果，南、北学术的优劣长短都有了充分的显示。唐初史家李延寿在其《北史·儒林传序》中说道：“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其中褒贬显而易见，这应当也是当时人的一种共识，故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所采诸家义疏，均为六朝之学”(25)。上述所谓经术正是属于深芜之类，而诸科中最与六朝之学相近者则为进士。“通”是六朝之学中一个显著的特点(26)，《唐摭言·散序进士》称当时进士“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说明两者存在着相当的联系。
进士科之瞩目首先是因为它是以文情和文理显才的科目，“进士之科，起于隋大业中，始使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时杂以箴铭赋诗，至文宗始专用赋”(27)。贞观八年（634）还“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28)，其精通经史也是为了通古今之变。因此也可以说，进士科目由于考试内容从专用策，通过内容和形式的杂通，再到专用诗赋，与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最后分道扬镳，才使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祝尚书先生把拥护在科举中用诗赋取士的优越性的观点归纳为：“1.从历史上看，以诗赋取士得人为盛；2.诗赋命题面广，知识面宽，而经义则相反，易于揣拟；3.诗赋有创造性，而经术难治，故经义文多出于剽窃；4.诗赋有客观考校标准，而经义则无所统纪，为文没有法度，是非工拙，漫不可知。”(29)或许是因为祝先生主要总结的是宋人议论，所以漏了很关键的一条，即在于唐时对诗文的功能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诗文之重要，不仅在于其能显示才华，比做策论更能显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和创作之功，还是情与理的表达之道，达到“事理通达，而心气平和”(30)的境地，“故人之学，由诗而兴”(31)。
同时，从儒家政治需要的角度视之，才与德应该是联在一起的。王充在《论衡·命禄篇》中说：“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等等。王充在这里把知愚和操行都归结到性与才的关系中去，首先是因为一个人的才能和行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人行为的功效如不计客观因素则取决于他本人的才能，反过来行为的积累也可以影响才干的成长，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行为与才能都可以有形地表现出来。且如果说“才”是指行政才能，其与德是否同合在魏晋之间尚有争论的话，那么当“才”仅指文才时，其与德性为表里则争议不大。所以要知人，除了观其本人的具体行为外，就是他的言与文了。
四
在唐代，文以载道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如梁肃说：“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以至“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32)。诗文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功用？
唐中期开始的儒学复兴是通过对孟子的尊崇来高举道德至上的大旗(33)，认为：“孟之言，合经为多。”(34)其中“韩愈尽力辟佛，极尊孟子”(35)，故宋代石介云：“孔子后，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36)韩愈在受命策试进士时，首先就要求士子阐明孟子是如何对杨、墨诸子之说“辞而辟之”(37)。且作为主张人性中本含道德性的论说基点，韩愈、李翱等关于人性及性与情关系之阐述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影响。李翱《复性书》上篇既说：“情者性之动”，又说：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
而“情有善与不善”，蒙蔽本性善的是妄情。这成了后来儒家一致的观点，如朱熹说：“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恻隐、辞逊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又说：“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便是那情之会凭地者。情与才绝相近。”(38)
然而不管是真情还是妄情，“诗言志，歌咏言”，诗文历来被视为人情流露的一大渠道。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9)把诗乐作为修身养性之道。即才情一致，从诗之情、诗之才，便可见诗人之性，即所谓“文如其人”也。若“大历诗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是抒情机能与写景机能的互相渗透：抒情诗中突出描绘意象，写景诗中强化表情手段。刘长卿的写意方式及程式化倾向，其实是大历诗提高抒情性的极端表现”(40)。所以朝廷在一次策试进士时，就要士子谈谈对这一段话的看法：“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诗歌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荡也。古之人君者，采之以补察其政，经纬其人焉。”(41)
诗在抒情表意的功能上提高更能流露出诗人本性，而程式化倾向又方便彼此间的比较，以定优劣等第。所以对进士的要求就是，“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裨于理”，其中合格者应该“所赋诗词，义理精通，用振儒风”(42)，为录取之标准。同时也作为政治的一个部分，“今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43)。
另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与卷十一：自大历二年取进士科20名起，至大历十四年（779），年年都举进士科，其中大历七年（772）33人，大历八年（773）34人，大历九年（774）32人。大历年间前后共产生进士312人，可算作唐代进士科发展的鼎盛时期，此当与诗的抒情机能和程式化发展不无关系。与此相对照的是同一时期明经科只在大历二年（767）与五年（770）开过二次，姓名可查考者一共只有二人！对比差异十分显著。
诗文出于性情。韩愈在其《原性》中探讨了性与情的关系，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上情者表达是可以通过诗文的，即所谓“诗言志”，“自唐中叶以后，渐渐的多以诗文对举”(44)当与此观念一致。韩愈大力提倡古文运动，也与此不无关系，他说他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45)。实际上已经把古人之文与古人之道合二为一，也证明他认为古文更能表达作者之意情。诗体和文体的形式多样，能文质相兼，为义理人情之表达提供了充分的用武之地，两者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就是说，既然诗文是人情之表现，而人情又反映着人性，诗文也成了认识该人本性如何的一面镜子。由此推理，诗文作为考试内容或连带要求不仅能测试出考生的才华，还能反映出该考生的道德本性。在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及连带着的对诗文的要求正好满足这样的要求。应该说，唐代自开元以后，“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46)，是与上述社会和士大夫群体对诗文如此功能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也连带起进士科的辉煌。于是“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47)。
这也带起了理论上的探求，如李翱在其《复性书》中进一步阐述性情关系，“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但“惑其性者，情也”。情妄则性邪，但无情则无性，故以《中庸》立论，“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于是“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谓之能复其性也”。这种结合礼乐的诗文所弃去的仅是“妄情”，不走极端，既体现中庸之道的高明，也是佛家中道观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所以有人说：“李翔（翱）《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说文之。”(48)韩愈、李翱的这些观念及其所寓之诗文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他们之有代表性，正是迎合着一种需要，一种与以科举选拔官吏制度相呼应的理论需要，因此“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49)。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儒学得到了新的发展。
唐代起开始突出的这种对诗词功能的认识，以后一直左右着对诗词，乃至对诗人的评价。如杜甫之被推崇为“诗圣”，或后来被盛赞为“人民诗人”，显然是因为他在诗中流露着忧国忧民之情性，而不是主要因为其式之对仗格律做得工整贴切所示之才华。也就是说文如其人，诗词之作不仅能显示作者才能，更能说明作者之德性。就这样，既然作诗能体现才性之同合，以试诗赋为特色的进士科在唐代受到分外重视，当与此不无关系。
最后，简单归纳一下本文的思路：策试的内容不同也是唐代科举中进士重于明经的原因之一，其中因诗文能充分表达义理人情，进士科中作为一种包含如此内容之测试，能促使及第者更符合以儒教治国之需要。由此亦和唐代儒学重心的变换互为因果。
【注释】
(1)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9页。
(2)《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传序》。
(3)均《唐大诏令集》卷一百〇五“崇儒”条。
(4)皮锡瑞：《经学历史》之七“经学统一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8、207、212页。
(5)张泽咸：《汉魏六朝时期的吏部运作述略》，《文史》七十八辑（2007年）。
(6)《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传序》。
(7)《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传序》。(www.daowen.com)
(8)《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传序》。
(9)《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传序》；《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四》“开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条。
(10)王谠：《唐语林》卷八，《全宋笔记》第三辑第二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284页。
(11)《唐会要》卷七十五“贡举上·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条。
(12)《唐会要》卷六十六“东都国子监·大和五年十二月裴通奏”条。
(13)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传序》引武德二年（619）诏。
(15)权德舆：《进士策问五道》之一，《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6)裴耀卿：《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七。
(17)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乡贡》，上海古籍出版社《西京杂记》合本1991年版，第700页。
(18)据贞元十八年（802）五月《定明经进士每年所收人数敕》，《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
(19)《唐摭言》卷十五《杂记》，第802页。
(20)《唐会要》卷七十五《贡举上》之“明经”“贴经条例”。
(21)开元十四年六月《求儒学诏》，《唐大诏令集》卷一百〇五，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92页。
(22)《建中元年试制举人策问》，《唐大诏令集》卷一百〇六，第495页。
(23)裴耀卿：《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七。
(24)祝总斌：《“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材不材斋文集》上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25)钱穆：《国学概论》第七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0、171页。
(26)严耀中：《试说玄学对南朝经学之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7)《金史》卷九十五《移刺履传》。
(28)《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条。徐松于《登科记考》卷一该条下注云：“至是加读经史，仍试以策，非帖经也。”
(29)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196页。
(30)朱熹：《论语集注》卷九“不学诗，无以言”条注，《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4、175页。
(31)段昌武：《毛诗集解》卷一“读诗之法”条。
(32)分见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百一十八。
(33)参见严耀中：《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
(34)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论》，《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
(35)钱穆：《朱子学提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与《历史研究法》合本），第133页。
(36)《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尊韩》。
(37)韩愈：《进士策问九道》之一，《文苑英华》卷四百七十四。
(38)《朱子语类》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9、97页。
(39)《论语·阳货·泰伯》。
(40)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一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页。
(41)元和二年（807）《进士策问五道》，《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515页。
(42)昭宗《复试进士敕》，《全唐文》卷九十一。
(43)《文苑英华》卷五百〇二《采诗以补察时政》。
(44)逯钦立：《说文笔》，《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页。
(45)《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六《答李翊书》。
(46)《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4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页。
(48)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49)《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韩愈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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