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洎之死原因新析——兼论唐太宗对李治继位的准备

李爱英　张剑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刘洎是唐太宗贞观后期的著名宰相，喜欢上疏谏言。唐高宗李治立为皇太子时，以“宜尊贤重道”的上书而被太宗授予“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的职责⁽¹⁾。在太宗远征辽东时，还接受太宗的命令，辅佐太子李治定州监国。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在政治上极有作为的宰相，在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征辽返回的途中，却突然被赐死。刘洎被赐死的过程和原因史书记载颇为诡异，所以引起史学界的质疑与讨论。

据《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记载：

（贞观）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痈，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

太宗征辽，皇太子李治在定州监国，太宗让马周、刘洎和高士廉等人辅助。想不到唐太宗仗打罢回来，就出了《旧唐书》记载的这件事。根据这里的记载，主要是刘洎认为根据“圣体患痈”的特殊情况，他们几位皇太子的老师可以“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褚遂良将刘洎的话向唐太宗一说，就促使唐太宗赐死刘洎。刘洎认为自己没有说过这些话，还引马周作证，而褚遂良硬是说他讲过的。后来褚遂良获罪，史臣还为其诬谮刘洎而耿耿于怀道：“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²⁾《新唐书》卷九十九《刘洎传》中史臣亦为刘洎惋惜道：“为忌所乘，卒陷罪诛。呜呼！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为戒，可不慎欤！”刘洎被诬谮致死，这种在官场政治中的相互倾轧历史上并不少见，因此褚遂良的诬陷应该说不会是空穴来风。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也看到了这些史料，所以在正文中他没办法回避这些史实，只能编写了进去。但他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发出了怀疑的声音：“按此事中人所为，（褚）遂良忠直之臣，且素无怨愁，何至如此。”他认为褚遂良的人品是可信的，还不至于做这样见不得人的诬谮之事，“盖许敬宗恶遂良，故修《实录》时以洎死归咎于遂良耳”⁽³⁾。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许敬宗篡改了《太宗实录》的缘故。司马光的这种说法当代一些学者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如王元军先生说：“刘洎被赐死之事发生在贞观十九年，而许敬宗篡改的实录成于贞观十七年……可以肯定，贞观十七年许敬宗呈给太宗的《贞观实录》不可能有把刘洎之死归咎于遂良之事。何况，褚遂良曾奉命为太宗读过此实录，许敬宗再自私也不会大胆妄为如此。”⁽⁴⁾这种说法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很显然，白纸黑字的记载，褚遂良诬陷刘洎致死是肯定存在的事实。不过笔者认为，重新审视一下刘洎被处死的整个经过，其实褚遂良的诬谮仅仅是刘洎悲剧性命运的“导火线”。杀刘洎的最终决定权在唐太宗手里，他决定要杀刘洎，要么是被褚遂良所蒙蔽，要么他明知褚遂良在诬陷刘洎而自己本来就想找机会除掉刘洎，此刻是顺势推舟。前辈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就指出：“褚遂良诬刘洎是事实，而唐太宗杀之自有别故。”⁽⁵⁾按吕思勉的看法，唐太宗是借了褚遂良的诬告来杀刘洎，他真正杀刘洎是别有原因的。照笔者猜测，像唐太宗这样贤明的君子，单凭褚遂良的几句话就决定杀掉一个宰相是不太可能的，这种制造冤假错案的方式也不是唐太宗一贯的做法，因此，唐太宗杀刘洎必定包含有一些更为深层次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一、刘洎的性格缺陷

唐太宗之所以下决心杀刘洎，实际上是他对刘洎忍无可忍的结果，是他对刘洎反感和担忧的结果。笔者认为杀刘洎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刘洎的性格缺陷有直接关系。

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两《唐书·刘洎传》，可以看出刘洎是一个比较有性格特征的人。如两书都记载他“疏峻敢言”，“常直言”。这里的“敢言”“直言”，自然是指他在朝廷的讨论中敢于讲实话和真话。唐太宗平时很喜欢与大臣们讨论问题，“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相互辩论是常有的事情。碰到对一些现实问题的讨论，刘洎常是直截了当指出弊端。他曾认为：“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较然可知矣。”唐太宗是以虚心纳谏作自我标榜的，对刘洎的辩驳就无可奈何了，因此不得不表态为：“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⁶⁾

贞观十八年（644），刘洎迁侍中。太宗对侍臣说：“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群臣包括长孙无忌等在内，专挑好话，皆言上之美，以褒上意，而唯独刘洎不管唐太宗想听不想听，说道：“然顷上书人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之路。”⁽⁷⁾他对唐太宗不再虚心倾听大臣言论，直接提出了批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洎性格中直率的一面。刘洎的直言虽然逆耳，但对政事必然是有所裨益的，因而唐太宗对刘洎的性格评价较高：“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⁸⁾话是这样说，但经常拂帝意，毕竟是不舒服的事情。

刘洎是个性格冲动而又不拘于小节的人。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唐太宗“尝宴三品以上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或乘酒争取于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对于此事，群臣认为大臣是不能登御座的，纷纷责怪刘洎，而唐太宗却独免其罪，并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⁹⁾单单从这一件事情来看，君臣之间，好像相互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但其实唐太宗是并不真心喜欢刘洎这样的，毕竟君臣之间有各自的礼仪名分，大臣无规无矩，君主在内心是不会喜欢的。一旦有某件事作为导火线，这样的不拘礼仪的举动还是会被重新放大后提出来的。

刘洎性格有时近乎苛刻。宇文士及薨后，士及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经常送东西给他们维持生活。然他“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极奢侈”。士及死后，初谥曰“恭”，而身为黄门侍郎的刘洎不同意，认为：“士及居家侈纵，不宜为恭。”他最后提出应该谥曰“纵”⁽¹⁰⁾。先前的谥号，的确可以更改，但一般人死后谥号还是相对宽松的，盖棺论定常常是与人为善，但在宇文士及的问题上刘洎将原来的“恭”改成了“纵”，将原来对他的肯定改成了否定，足显刘洎之锋芒毕露的性格。

唐太宗贞观前期，统治还不太稳固，因而喜欢直谏，重用谏臣，基本上做到从谏如流，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不过随着自己执政时间变长，政权日渐稳固，他渐渐对谏臣开始消极应付，对一些大臣用激烈语言进行直谏不再全盘接受。晚年的唐太宗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喜欢直言，他毁魏征墓碑就反映了他对谏官态度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作为谏官，刘洎并没有看到唐太宗对待谏言的态度在渐渐发生变化，相反他直言的性格并没有作任何改变，并不注意调整上奏时的方式方法，这当然会引起唐太宗的反感。贞观十九年（645），不管刘洎是否真说过要行伊、霍故事，还是他泄漏了唐太宗的伤情使其脸面上过不去，其实对唐太宗来说都已是不可能轻易接受了，他必然会对刘洎的言论作出强烈的反应。

二、晚年唐太宗对大臣的猜忌

古代早已有“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先例⁽¹¹⁾。到了唐代也不会例外，唐太宗对待大臣的方式还是如此。尤其到了晚年，唐太宗对大臣的猜忌更加强烈，对于功名过盛的大臣往往以话语暗示其收敛自己的行为。如果大臣能够洞察皇帝的猜疑而节制自己的举动或许可以保有自己的地位，如果大臣没有意识到而照样我行我素，则大多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唐太宗晚年对帮助自己治理国家的大臣们普遍猜忌，害怕大臣权高满盈，刘洎被杀是他对大臣猜忌的一个重要表现。与其说杀刘洎是褚遂良的诬谮，倒还不如说杀刘洎是唐太宗猜忌大臣的结果之一。即使没有诬谮事件，刘洎实际上早晚也是要被杀的，他“疏峻敢言”的性格特点使其生命轨迹在唐太宗对大臣的猜忌中被早已注定好了，只不过是何时发生的时间问题。

我们还可列举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待其他一些重要大臣的态度来看一下唐太宗日益明显的猜忌。

宰相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最早认识到过分权重的大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太宗贞观二年春正月”条：“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¹²⁾长孙无忌不仅仅是皇位的重要辅助者，而且是皇亲国戚，但他仍因害怕满盈而力求逊位，一方面反映了他本人的谨慎，另一方面更说明了唐太宗的猜忌对大臣的威慑力。史料中尤可注意者乃是唐太宗将有人上无忌权过盛的密表拿给他看，这其实是在告诉无忌功成之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唐太宗对武臣更是猜忌不断，如李靖，为建立唐朝立下汗马功劳，但晚年的唐太宗对他仍是十分警惕。《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太宗贞观八年七月”条云：“右仆射李靖以疾逊位，许之。十一月，辛未，以靖为特进，封爵如故。”⁽¹³⁾同卷“贞观九年八月”条又云：“甑生恨靖，诬告靖谋反，按验无状。八月，庚辰……李靖自是阖门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见也。”难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感叹道：“以李靖事太宗，然犹如此，岂非功名之际难居哉？”⁽¹⁴⁾与长孙无忌一样是有人诬告李靖谋反，是真有人诬告还是唐太宗授意，反正调查的结果是没有谋反的任何行迹，但是李靖仍害怕到不敢妄见亲戚的程度，太宗的猜忌已经引起大臣普遍恐惧。

与唐太宗一起缔造了“贞观之治”的著名宰相房玄龄，由于受到这种政治气氛的影响也害怕到不得不自动申请解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太宗贞观十三年正月”条云：“戊午，加左仆射房玄龄太子少师。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女为韩王妃，深畏满盈，上表请解机务；上不许。玄龄固请不已，诏断表，乃就职。”⁽¹⁵⁾可见太宗的猜忌，无人能够幸免。

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了巨大功劳，帮助唐太宗抢得皇位的尉迟敬德，在贞观后期也是被怀疑对象之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载太宗贞观十三年，“二月庚辰，以光禄大夫尉迟敬德为鄜州都督。上尝谓尉迟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¹⁶⁾尉迟敬德当然明白唐太宗的意思，在老老实实做了几年鄜州都督后，“表乞骸骨”回家休养了⁽¹⁷⁾。唐太宗征高丽，为左一马军总管，“从破高丽于驻跸山，军还，依旧致仕”。尉迟敬德在征高丽立有大功以后，仍然因为担心太宗的猜忌，要致仕归乡，并在其末年，“穿筑池台，崇饰绮罗，常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免得再次受到怀疑。人也变得消极，“笃信神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¹⁸⁾。

宰相岑文本也因太宗的猜忌而忧心。《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八月云：“丁卯，以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行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守中书令。文本既拜，还家，有忧色。母问其故，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宾有来贺者，文本曰：‘今受吊，不受贺也。’”⁽¹⁹⁾岑文本虽然官位上升，但是却面有忧色，其实是对唐太宗的担心更加强烈。

在贞观年间，害怕权高满盈而自动要求解职的大臣还真不少，这说明了唐太宗后期对大臣的猜忌日益明显，所以魏徵后来上书建议太宗：“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²⁰⁾

唐太宗对大臣的猜忌是有来由的。《旧唐书》卷63《萧瑀传》说道，萧瑀曾对唐太宗说：“玄龄以下同中书门下内臣，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他多次上奏说：“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萧瑀说这些话当然是有个人目的的，他认为朝中不少大臣都是朋党比周，并不是真心拥护皇帝。想必唐太宗其实也是有这种想法的，所以他说：“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备，自当舍其短而用其长。”他不过只是利用大臣们各自的长处而已，并不认为他们对国家是真心的，所以“因数为瑀信誓”⁽²¹⁾。因此上面各位大臣被人离间看来是实有其事，唐太宗也的确并不是认为大臣们能“至心奉上”的，君臣之间的戒备由来已久。

事物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起性质的变化，当这些因素累积到一起而超过一定的界限时，事情会起质的变化。刘洎的疏峻敢言、苛刻、不拘小节的性格特点，仅仅是其悲剧性命运的铺垫，而唐太宗晚年对大臣的猜忌、害怕大臣权高满盈的担忧，是刘洎被杀的催化剂，但这个时候唐太宗还没有想杀刘洎，只不过他对刘洎的不满在不断增加。

三、太子李治未来的皇位与刘洎之死

贞观十八年（644），偶然的机会将李治推上了太子的位置。不过，李治羸弱的性格始终是唐太宗的一块心病。加上自己年岁渐大，唐太宗默默地开始考虑李治即位的问题，继而为李治即位后皇位的稳定着想，于是首先开始审视自己周围大臣未来的态度，对影响太子皇位的大臣们十分敏感。

其实，李治性格羸弱，立他为太子确实是太宗无奈之策。太子承乾败亡后，唐太宗接受长孙无忌立晋王李治的建议，原因是：“会召承乾谴勒，承乾曰：‘臣贵为太子，尚何求？但为泰所图，与朝臣谋自安尔。……’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唐太宗之所以立李治为太子，是为了保全魏王泰和太子承乾性命的不得已之举，而这个不得已之举的主因是李治的懦弱，正是这种懦弱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太宗对其稳定皇位能力的担心。这种担心，体现在太宗对长孙无忌的话语中就是：“公劝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奈何？”雉奴，是高宗的小字⁽²²⁾。可见太宗对将皇位托付给李治是十分担心的。

唐太宗一直担忧太子周围大臣的忠心，这种担忧在承乾为太子时就有所体现。《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记录太宗和褚遂良讨论时，太宗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即以长子守器东宫，弟及庶子数将五十，心常忧虑，颇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国家。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岁久，即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²³⁾唐太宗一直担心没有好的大臣辅佐太子，更何况换了新皇帝后能尽忠出力的大臣可能更少。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的这种担忧就愈益强烈了。

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征辽，令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²⁴⁾。之所以让太子在定州监国，有太宗的用意，从其征辽之前叮嘱太子的话语中略见一二。唐太宗对李治曰：“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夫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²⁵⁾也就是说唐太宗主要是想锻炼太子为君之道，更重要的是让天下识太子的风采，树立其威信。辅佐太子定州监国的有刘洎、马周、高士廉三人，三位都是宰相，前两位立皇太子不久之后就“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高士廉之前也是摄太子少师，唐太宗是想用三位较有能力的官员来培养李治处理政事的能力。可见，由于担心羸弱李治的皇位，唐太宗处处做着准备。

汪篯先生曾指出：“所谓‘谋执朝衡，自处伊霍’，只不过是加给刘洎的公开罪状，实际却是褚遂良乘太宗病重的时机，暗中对太宗提出刘洎与李治素不同心，万一太宗死去，刘洎就会成为危险的人物这个问题，这一点正中太宗的顾虑，因而他下定决心，除去了刘洎。”⁽²⁶⁾承乾败后，在重新议立太子时，史书记载“帝阴许立泰，岑文本、刘洎请遂立泰为太子。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²⁷⁾可见在议立太子问题上，当时的大臣是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上，而褚遂良又恰恰站在和刘洎支持的魏王泰这一方的对立面上，他支持的是晋王李治。这可以从高宗显庆二年（657），褚遂良为被诬谮并降为爱州刺史上表自陈的话语中看出：“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²⁸⁾很明显，在立李治为太子这一事件上，褚遂良和刘洎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所以前面褚遂良诬谮刘洎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地，在议立太子这个问题中，大臣之间的分歧也引起了唐太宗的猜测，刘洎拥立的魏王泰没有成为太子，而晋王李治却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日后李治是不会不知道这件事的，所以汪先生的猜测的确是有相当道理的。唐太宗最初可能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太子立时，李洎是主动上书认为要培养太子“尊贤重道”的，所以他让刘洎和马周、岑文本等往东宫为太子讲课。征辽之时，他将在定州辅助太子的重任留给了刘洎等三位。不过，有一件事的发生使太宗对刘洎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唐太宗征辽临别时对刘洎说：“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想不到刘洎回答说：“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唐太宗没预料到刘洎会说出这样的话，本来是想让他辅助李治的，而这些话告诉了唐太宗刘洎是根本没把李治放在眼里，碰到事情他是会自行其是的，所以唐太宗怪其妄发，批评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²⁹⁾这里唐太宗明确说了他是不喜欢刘洎自以为是的性格，他警告刘洎收敛自己的行为，而且他开始考虑刘洎和李治之间“素不同心”的关系，他强硬地用君臣关系来敲打刘洎。毫无疑问，这一次唐太宗和刘洎之间的对话，使太宗对刘洎是否能真正辅助好李治产生了怀疑，刘洎的强势和李治的羸弱，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

刘洎的话对晚年的唐太宗刺激很大，其“大臣有衍失者，臣即谨行诛”的狂言正好揪住了唐太宗的担心。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唐太宗对大臣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王夫之所言：贞观初年，“唐处方兴之势，而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以开国元臣匡扶王室，洎虽狂，无能为也”。而贞观末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唐太宗开始明显感到力不从心，“洎以新进与焉，非固为宗臣，负伊、周之独任也。兵凶战危，太宗春秋已高，安危未决也，太子柔弱，固有威福下移之防”⁽³⁰⁾。唐太宗晚年担心威福下移，不仅仅在内政方面对辅佐大臣进行了安排，还在外事方面也做了种种努力。

如唐太宗病危前，先将李世降职后又升迁，其良苦用心就是为了让李世能够忠心于未来羸弱的皇帝李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四月”条，“上谓太子曰：‘李世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为叠州都督；世受诏，不至家而去。”事隔仅仅一个月，“六月，甲戌朔，高宗即位，赦天下。丁丑，以叠州都督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癸巳，以李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担心李世难以驾驭，所以将其先贬黜，等到高宗即位后再加以重用。让李世对高宗心存感激，进而为其所用，可见太宗对大臣不尽忠的担心，以及为了大臣对高宗李治尽忠而实行的政治策略，可谓是用心良苦。太宗应对太子羸弱的性格而为他储位所做的层层努力由赐死刘洎到安排李由降职到升职的两个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www.daowen.com)

不仅仅在对大臣的安排上，在对外的用兵上，唐太宗也处处为李治以后的皇位着想，如他不顾大臣的劝阻，高龄仍亲自征辽，其实也是措施之一。《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二月”条云：“上（太宗）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以为：‘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将四五万众，仗陛下威灵，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余藩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甚忧也。’上不听。”唐太宗不顾大臣担心自己高龄龙体之危的劝解，毅然亲征高丽，就是要让周边各族看看大唐的威力，不会因为皇权的交接有所削弱。他要让各族在李治接位后继续安守边境，不应有轻举妄动的想法。

偏偏就是在这个唐太宗严重担心未来皇位不稳的节骨眼上，刘洎的“傅少主行伊、霍故事”的狂言怎能不引起唐太宗的猜忌？这一猜忌为刘洎接下来被赐死做了铺垫。在唐太宗征辽返回的路上，褚遂良的添油加醋直接将太宗最初的猜忌推向了高峰，几个方面合并起来一考虑，赐死是最佳的结局了。

显然，刘洎之死是多种因素交汇促成的结果。一方面刘洎性疏敢言、不拘小节、喜欢直言，性格锋芒毕露，另一方面唐太宗晚年对大臣猜忌日益严重，这两个背景特点在性格羸弱的李治成为皇太子之后就凸现了出来。出于对儿子继位的担心，唐太宗对与李治“素不同心”强势大臣的举动十分敏感。前有刘洎不自重的一席话语，后有褚遂良的一番诬谮，于是他顺水推舟将刘洎赐死。我们的推断可以从太宗《赐刘洎自尽诏》中得到印证：“凡百在位，忠孝缠心，每一引见，涕泗交集，洎独容颜自若，密图他志。今行御进状，奏洎乃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霍光之地；窥弄兵甲，擅总伊尹之权，猜忌大臣，拟皆夷戮。”从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对刘洎议政时的举止向来就有怀疑，只是看在眼里没说罢了。诏书又说：“且皇太子治春秋鼎盛，声溢震方，异汉昭之童幼，非周成之襁褓，辄生负图之望，是有无君之心，论其此罪，合从孥戮。”⁽³¹⁾担心幼主难驾驭刘洎，是唐太宗非要杀死刘洎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注释】

(1)刘昫：《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11页。

(2)刘昫：《旧唐书》卷六十《宗室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57页。

(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33页。

(4)王元军：《刘洎之死真相考索》，《人文杂志》1992年第5期。

(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6)刘昫：《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8—2609页。

(7)刘昫：《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11页。

(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八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0页。

(9)刘昫：《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8页。

(10)刘昫：《旧唐书》卷六十三《宇文士及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10—2411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27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太宗贞观二年春正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46页。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太宗贞观八年七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07页。

(1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太宗贞观九年八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16页。

(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太宗贞观十三年正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43页。

(1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太宗贞观十三年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44页。

(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太宗贞观十七年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85页。

(18)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八百九十九《总录部·致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646页。

(1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八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0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太宗贞观十四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61页。

(21)刘昫：《旧唐书》卷六十三《萧瑀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02—2403页。

(22)欧阳修：《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71页。

(23)刘昫：《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0页。

(24)刘昫：《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11页。

(2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8页。

(26)汪篯：《唐太宗》，载唐长孺、吴宗国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27)欧阳修：《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71页。

(2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显庆二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04页。

(29)刘昫：《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11—2612页。

(3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4页。

(31)董诰：《全唐文》卷七唐太宗《赐刘洎自尽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