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六朝的钱币之争

略论六朝的钱币之争⁽¹⁾

陈勇　李学如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上海　200444）

一

总体而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较为浓厚，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不够发达。不过就各个地区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而言，又不尽相同。自黄初二年（221）魏文帝下令罢五铢钱，令民以谷帛交易，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铸太和五铢钱时止，秦汉时期货币经济极为发达的北方黄河流域基本上是“钱货无所周流”，在流通交换流域中金属货币的作用日益削弱，实物货币的作用愈来愈强，乃至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主币，在交换领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与实物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北方地区相比，六朝时期的南方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下游所在的“三吴”地区，货币经济却相对发达⁽²⁾。

六朝南方货币经济的发达首先表现在铸币的频繁和钱币使用的广泛上。东吴孙权铸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二种货币，又设盗铸之科，加强国家对铸币权的管理。东晋时除用东吴孙氏旧钱“比轮”“四文”外，还流行由吴兴人沈充新铸的一种钱身薄小的五铢钱——“沈郎钱”⁽³⁾。南朝时铸币业发达，据学者统计，在南朝统治的160多年间，前后改铸铜钱就多达12次⁽⁴⁾。宋文帝元嘉七年（430），“立钱署，铸四铢钱”⁽⁵⁾。宋孝武帝时铸“孝建四铢”钱，宋前废帝时又铸有“永光”“景和”二铢钱。政府又采纳吴兴人沈庆之“开署放铸”的建议，允许民间自由铸币，一时间“鹅眼钱”“环钱”泛滥市场。宋以后的齐、梁、陈三朝均铸有钱币，其中以梁朝为盛。梁朝五十多年（502—557），不仅铸有五铢、女钱、四铢、二柱等铜钱⁽⁶⁾，还大规模铸造铁钱。《隋书·食货志》载：“至（梁武帝）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钱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六朝时期金属货币在南方始终保持流通而未见废止，特别是在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太湖地区，无论是市场上的商品交易，民间的贸易活动，还是政府的财政收支中，钱币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南朝萧梁初期，使用钱币的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京师、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大体上已包括了当时南朝的大部分领土⁽⁷⁾。可见，在长江流域，特别是在太湖地区，钱币的使用十分普遍，货币经济还是相当发达的⁽⁸⁾。

南朝时期不仅官铸业发达，而且私铸之风也很盛行。宋孝武帝改铸减重的孝建“四铢钱”，“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⁹⁾。刘亮在宋孝武帝大明中任武康令，“时境内多盗铸钱，亮掩讨无不禽，所杀以千数”⁽¹⁰⁾。足见盗铸者人数之多。沈庆之开署放铸的建议得到政府采纳后，民间私铸之风更盛，“鹅眼钱”“环钱”充斥市场，导致良币为劣币所逐，恶钱泛滥。恶钱的泛滥固然扰乱了正常的市场流通，不利于货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恶钱的大量存在与私铸之风的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官方法定货币的不足而导致的通货不足，表明钱币在当时的流通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上对钱币的需求量大增，而政府的法定钱币又严重不足，这样才能使私铸、盗铸乘机以恶钱牟利。

二

六朝时期，特别是南朝刘宋、萧梁时期，由于政府铸币过多，民间私铸盛行，恶钱泛滥，造成物价上涨，“商贾不行”，于是废钱之议遂兴。而每当在通货膨胀之后，政府又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造成钱币短缺，物价下跌。由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发生，使货币流通和货币的价值出现了周期性的波动现象，引发了经济生活的混乱，于是在是否使用钱币、可否自由铸币、钱币铸造的轻重（如“以一大钱当两”）等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比如东晋末年桓玄辅政时的废钱改用谷帛之议与孔琳之用钱不用谷帛的争论；南朝刘宋时期沈庆之的“听民铸钱”、颜竣“开署放铸”与刘义恭反对自由铸币的争论；刘义恭、沈演之等人主张“以一大钱当两”与何尚之等人的争论，以及周郎的钱帛混用论和沈约的废钱专用谷帛论等等，在这些争论中形成了许多重要的货币理论和主张，在中国古代货币理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里仅就其重要的理论观点略述如下。

1.沈庆之的自由铸币论

南朝时期首先提出自由铸币思想的是刘宋时期的沈庆之。

沈庆之（385—465），字弘先，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他首先以汉文帝“使民放铸”为例，论证了自由铸币对国家财政经济的重要作用。他说汉文帝统治时期推行了“普令民铸”政策，结果形成了“朽贯盈府，天下殷富”的繁盛局面。在当时“耕战不用，采铸废久”，天下钱币稀少，国家财政困难之际，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听民铸钱”。为此，沈庆之提出了“使民放铸”的几点具体建议：

其一，“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

其二，“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

其三，“严检盗铸，并禁剪凿”。⁽¹¹⁾

在沈庆之看来，当时国家“仓库未实，公私缺乏，唯钱而已”。只要允许人民自由铸币，就可解决铸钱材料（铜）的缺乏和钱币稀少的难题。过去由于国家“采铸废久”，百姓手中之铜大多镕铸成器，而这些铜器又是铸钱的重要原料，销铜器为币可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解决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所以他说：“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翦华利用，于事为益。”沈庆之认为，只要把民铸置于政府“钱署”的控制之大，加强管理，征收铸造税（“万税三千”），严禁盗铸和“剪凿”古钱，这样一来，“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

但是，沈庆之“开署放铸”的主张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把民铸严格控制在国家设置的钱署之下，“平其准式，去其杂伪”，江夏王刘义恭就反驳到：“百姓不乐与官相关，由来甚久，又多是人士，盖不愿入署。凡盗铸为利，利在伪杂，伪杂既禁，乐入必寡。”⁽¹²⁾再如，销铜器铸钱为币，会使铜器因减少而升值，即便是最初赞同沈庆之“开署放铸”主张的颜竣，也不无忧虑地说：“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¹³⁾再如对民铸收取30%的铸造税（即入署者“万税三千”“万输三千”）太重。照此实施，铸造者如果不能在新铸货币的总价值扣除30%的税款后还有利可图的话，绝不愿请求铸造，这就会阻止人们的自由铸造。如果这样可能的话，则新币的面值必然大大高于其金属内容，会进一步刺激货币贬损，其结果是政府所规定的铜币的大小、重量和成色均无法维持⁽¹⁴⁾。

沈庆之的自由铸币论，与西汉前期推行的任民私铸的绝对放任政策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沈庆之的自由铸造是把铸造者集中在官府所设立的钱署里，按一定的规格，让私人铸造，这已不是完全放任，而有条件的自由铸造⁽¹⁵⁾。著名经济思想史家胡寄窗先生指出，沈庆之所提出的一些关于自由铸造的具体措施是极不合理而难以实现的，特别是征课铸造税30%，就是其中最不合理的规定之一，但他的自由铸币这一基本概念却是很可取的。在沈氏的建议提出后约四十年，北魏开始铸造货币时也采取了自由铸币政策⁽¹⁶⁾，显然是受到了沈庆之自由铸币论的影响。“自由铸币政策，不论在北朝与南朝，均不曾坚持很久，而且也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惟从货币思想角度考察，中国在南朝与北朝均出现了自由铸币思想，并以此制定政策加以推行，这对封建国家垄断货币铸造的传统思想来说，既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世界范围来说，也可谓开理论上的先河了。”⁽¹⁷⁾

2.孔觊的铸钱均货论

沈庆之听民铸币的主张得到了刘宋政府的采纳，民间私铸峰起，市场上恶钱泛滥。这些“恶钱”（如“鹅眼钱”“环钱”），“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十万钱不盈一掬”，终于酿成“斗米一万，商货不行”⁽¹⁸⁾的通货膨胀现象，严重影响了货币价值尺度的正常发挥，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代刘宋而起的萧齐政权，慑于前朝钱币泛滥、通货贬值所造成的恶果，不敢轻易铸钱⁽¹⁹⁾，进而采取通货紧缩政策，造成流通领域内钱币短缺，物价下跌的局面，同样也引起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加重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在这种背景下，便出现了孔觊的“铸钱均货”和“惜铜爱工”的货币思想。

孔觊，生卒年月不详。建元四年（482），他针对商品经济发达的三吴地区货币短缺的现实，向当时的萧齐政权提出了“铸钱均货议”的主张。

首先，孔觊提出了“食货相通，势理自然”的思想，力主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应相适应，并引用李悝“籴贱伤农，籴贵伤民”的名言来加以论证。

其次，他对萧齐政府推行的通货紧缩政策及其对商品流通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吴郡、吴兴、丹阳为首的三吴地区，是南朝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²⁰⁾“三吴内地，国之关辅，百度所资。”⁽²¹⁾“今之吴会，宁过二汉关、河。”⁽²²⁾由于自刘宋王朝后期以来，政府推行通货紧缩政策，天下钱少，物价下跌，严重阻碍了三吴地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孔凯指出：“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²³⁾经济发达的三吴地区连年遭受水灾而粮食价格不高，并不是因为“谷穰贱”，而是因为天下钱少、食货不均造成的。在这里，孔觊对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通货问题产生的原因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他说：“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显然，在孔凯的货币理论中，稳定货币的价值至关重要，经常变更金属货币的含铜量使其面值过轻、过重，实为以前一切货币问题产生的本源。根据胡寄窗先生的解释，孔觊所说的“过重”，在某种程度上即现代意义的所谓“通货紧缩”，而“过轻”则即“通货膨胀”⁽²⁴⁾。

再次，提出了“惜铜爱工”的货币思想。孔觊指出：“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显然，在这里孔觊已充分认识到货币具有它自身的价值，这种价值是由一定量的劳动和铜所形成，是不能随意加以减少的。如果不尊重货币与商品的规律而一味地去追求数量或减轻重量，就不可避免地会产过许多问题。胡寄窗先生指出：“孔凯的货币观点大都是前人已提到过，只有‘惜铜爱工’一点是他自己的创见。”“自孔凯提出这一概念而后，‘惜铜爱工’成为后代学者经常提到的名言，也常被用来作为攻击名目主义观点的武器”⁽²⁵⁾。

复次，孔觊心目中最理想的货币是汉武帝以来流行了五百多年的“五铢钱”。他说：“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并建议萧齐政府铸五铢钱以统一天下币制。为此他主张：“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可达到“府库已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民足”的繁荣局面。

在南朝各种货币理论中，孔觊的主张是最有见地、最有价值、最值得后世重视和加以总结的。胡寄窗先生对孔觊的货币思想做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孔觊“最难得之处是他综合前人的货币观点均能各得其宜，既未相互矛盾也未夹杂一些错误因素。货币问题一向是过去思想家多所接触的问题，然而绝大多数议论均为无稽之谈，只有极少数才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观点。而孔觊的货币议论，单就其明确而无瑕疵一点来说，在整个封建时期也是绝无仅有”⁽²⁶⁾。

3.沈约等人的废钱用谷帛论

谷帛为币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在自然经济色彩较为浓厚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布帛谷粟等实物作为流通手段在当时十分盛行，这种现象在北方黄河流域尤为突出。黄初二年（221），魏文帝曹丕下令“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²⁷⁾，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明令取消金属货币，从此实物货币在交换领域中充当了主币。在三国、东晋时，南方实物货币的使用也有较大市场。所以，在是否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的问题上，即在废钱用谷帛还是用钱不用谷帛的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争论。东晋末年，桓玄执政，提出了“废钱用谷帛”的主张。南朝刘宋时期的经济思想家周郎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若要使民勤于本业，就应“罢金钱，以谷帛为赏罚”，并提出了“听市至千钱以还者用钱，余皆用绢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²⁸⁾的具体主张。这种小额用钱，大额用物的钱帛混用论，与废钱用谷帛者的观点大体接近。桓玄等人的“废钱用谷帛”论，遭到了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孔琳之的坚决反对。孔琳之认为作为流通手段的钱币，乃“交易所资，为用之至要”，不可废除，也废除不了。汉末以来，废除金属货币而代之以谷帛为币，原因并在在于钱币本身出现了什么弊病，而是“兵乱积久”，社会经济破坏加剧，金属货币作用日益萎缩造成的，并旗帜鲜明地提了“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²⁹⁾的主张。东晋、南朝以来，以三吴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商业发达，城市经济繁荣，钱币的流通量大为增加，金属货币在太湖流域等地区已成流通交换的主币。桓玄等人的废钱之议，既不符合当时三吴地区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实际，因而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在这场钱币之争中，“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³⁰⁾但是，赞同、支持桓玄等人以谷帛为币的也大有人在，梁朝的沈约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宋书》的作者。历仕宋、齐、梁三朝，最后官至梁朝尚书令。他的货币主张主要是在《宋书》中，以“史臣曰”的方式，通过评价桓玄和孔琳之关于“废钱”还是“用钱”的货币之争中表现出来的。

沈约是南朝专用谷帛论者的支持者、鼓吹者。他坚持传统的重农轻商政策，认为使用钱币会使百姓“咸以弃本为事”，从而破坏本业的根基。同时，他也看到了自汉末以来，由于战乱日久，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钱币在流通领域逐渐失去作用这一事实，他说“钱虽盈尺，既不疗饥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渴于汤世。”⁽³¹⁾既然钱币饥不可食，渴不可饮，与谷帛等实物货币相比，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当时“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就是因为政府专重钱货造成的。所以他力主“罢钱货，专用谷帛”，认为这样就能使“末伎自禁，游食知返”，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所以他宣称“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³²⁾沈约认为桓玄与孔琳之的货币言论各执一端，“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皆登堂而未入室，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和实质之处，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当时货币问题的灵丹妙方。事实上，沈约专用谷帛的货币主张较之周郎更为偏激。因为周郎主张千钱以下的小额交易用钱，而他却要取消钱币，不允许任何一点商品货币经济的存在，完全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的自然状态中去。诚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但是自然经济并不完全排斥商品经济，因此货币经济和商业资本在封建时代从来就有它自己的一定位置。沈约只看到了作为自然经济异己力量的商品货币经济对本业有消解、侵蚀作用，却没有有到商品货币经济在封建时代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而且也与东晋、南朝以来三吴地区商品货币经济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事实是相悖的。所以，他的专用谷帛论违反了经济规律，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总的来说，六朝时期的南方，货币经济的发展相对北方而言，的确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铸币的频繁，钱币流通范围的扩大，以及货币问题争论的激烈，反映出了货币经济在南方地区的活跃以及时人对货币问题的关注。在汉末以后因社会动乱频繁而引起的货币经济大衰退浪潮中，南方地区的货币经济仍然保持了一个持续向前的发展势头，同时也为今后这一地区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研究六朝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时应当引起重视和注意的一个问题。

【注释】
(www.daowen.com)

(1)＊本文得到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J50106）的资助。

(2)对魏晋南北朝货币经济的看法，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傅筑夫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货币经济的一个极度衰落时期，江南的货币经济是很不发达的。参见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66—571页。又见氏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第九章“两晋南北朝货币经济的衰落”一节，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2—413页。何兹全先生则认为六朝时期江南货币经济是很发达的，他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1945年写成）一文说：“自东汉末到中唐是中国的中古时期，社会经济性质既异于前此的秦汉，亦与后此的宋元不同，交换经济的衰歇，及农村自给经济的优势，亦为此一时期社会经济特质之一，但此点实以北方中原地带为对象而论，若以长江流域而言，则不能不承认其交换经济及钱币使用的发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1949年12月，第22页。此据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我们赞同何先生这一观点，认为在研究魏晋南北朝货币经济时，对南北地区的不同发展情况应做全面的具体的考察和分析。

(3)《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4)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0页。

(5)《宋书》卷五《文帝纪》。

(6)《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梁）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梁书》卷六《敬帝纪》：“（太平二年四月）己卯，铸四柱钱，一准二十。”

(7)《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一些学者把此段材料作为当时货币经济不发达的证据，实是一种误解。何兹全先生对此段材料的解释是：“所谓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实已大体上包括了南朝的大部分领土，此外的州郡，在当时实在仍是人口稀少的荒郡，这些地方差不多都是尚待开化的民族居住着，其能够仅是杂用谷帛交易，而不全以谷帛为货，已是进步的现象。我们以京师、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为南朝经济的代表区，说东晋南朝是使用钱币的时代应是无误的。”见何氏所著《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第26页。我们赞同何先生的这一解释。

(8)何兹全先生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一文中说：“东晋南朝时，用作交易媒介和物价尺度的，主要的是钱货，谷帛仅占次要地位，在边远落后地带方才使用。整个东晋南朝是南方经济的一个开发与发展过程，落后经济的地带圈逐渐在缩小，因之钱币使用的范围与地域却是一天天的扩大，谷帛的使用范围与地域则一天天的缩小。少数使用谷帛为交易媒介及物价标准的例子，并不足以推倒钱为代表性的货币结论。”萧清在《中国古代货币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与货币流通”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货币经济在国内某些地区，主要是晋室东迁后经济已发展起来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是相当发达的”，“在金属货币流通方面，在南方六朝地区，金属货币在流通界仍居主要地位。”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第147页。

(9)《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

(10)《宋书》卷四十五《刘怀慎传》。

(11)沈氏之言，俱见《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以下所引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传。

(12)《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

(13)《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

(14)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15)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

(16)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九年（495）下诏称：“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见《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17)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第347—348页。

(18)《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

(19)萧齐一朝铸币见于记载只有一次。齐武帝永明八年（490），“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见《南齐书》卷三十七《刘悛传》。

(20)《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五月”条。

(21)《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

(22)《宋书》卷六十《范泰传》。

(23)孔凯的货币言论论见《南齐书》卷三十七《刘悛传》，以下所引孔氏议论均见此传，不再另注出处。

(2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第275页。

(25)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第275—276页。

(26)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第276页。

(27)《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28)《宋书》卷八十二《周郎传》。

(29)孔琳之的货币思想详见《晋书·食货志》《宋书·孔琳之传》等。

(30)《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31)《宋书》卷五六《孔琳之传》。

(32)《宋书》卷五六《孔琳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