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的漕运、地域格局与国家权力
张晓东
魏晋南北朝漕运史一直处在相对薄弱的研究状态，而六朝漕运更是缺乏充分的研究，一直都没有专著出版。《中国漕运史》的作者李治亭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看成“漕运的局部发展”，对东晋桓温、刘裕等利用漕运支持北伐的事迹有所论述，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管理漕运的职官名称有所考证(1)。马晓峰撰文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漕运管理制度，对漕渠做功能类型分析，认为漕运的管理形成了皇帝与权臣决策，地方郡守和军事将领负责执行的机制，在管理机构上，形成了以度支尚书为中心的中央管理机构和以专门职官与地方郡守组成的地方管理机构，该时期的漕运事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机的管理体系，由于军事斗争的频繁，使得军事将领对漕运从决策到执行到管理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本文认为，漕运是传统集权政治重要的统治工具，漕运的变化也反映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六朝的国家政治和地域关系发展的历史很是曲折，也影响了漕运的发展，故著文选择六朝漕运系统建构与长江上下游间地域格局间相互关系为切入口，对六朝漕运与国家权力之关系作一研究，以图从此发现六朝漕运的特点，求正于方家。
一、六朝漕运的理论问题与历史形势
专门史研究需要首先确定研究对象的内涵，漕运史研究的大的对象，不仅有漕运活动和漕运制度，还应该有漕运系统作为同等地位的元素，即开展漕运活动的运输和储备设施部分，包括漕运线、漕仓等。漕运系统和漕运体系等词语都在已有的论著中出现过，但分布太散，使用太广，缺乏明确和公认的内涵。笔者学力有限，想要协调认识，提出精确定义存在着困难，故根据个人理解提出认识，以便于论文的展开。论文中使用的“漕运系统”一词是指漕运运输和储备系统，全国（以及分裂时期的政权统辖范围）漕运系统结构下可以按地理区域分不同的“子系统”。每个漕运子系统各有一条运河作交通主干，或沟通不同的地理区域之间的漕运运输，或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漕运交通动脉。不同的漕运（子）系统由漕运线联结成为全国的漕运系统。在古代落后的交通运输技术条件下，古人克服地理条件的限制，对交通运输系统进行合理布局具有相当困难。一方面，漕运比陆运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诱惑着古代当政者，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特别是水文地理的局限性不能完全用古代的生产技术克服。因此，漕运系统尚不能取代全部国家交通体系，汉唐历史时期漕运系统的地域覆盖也经历了逐步充实的发展过程，不仅在漕运系统的内部存在一些短途的陆运线作为水运的辅助线，在漕运系统之外也有很多长途的陆运活动发生，而这些陆运活动与漕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甚至可以视为漕运路线的延伸(3)。漕运系统按照地域可以看成是由不同的子系统组成，按照构成要素可以看成是由漕运线、漕仓仓场、运口、交通枢纽等组成，是一个具备运输和储备两种功能的系统。在帝制时代，从全国来看存在着一个漕运主干线，它是某一个比较重要的漕运系统或是一条沟通各地域漕运系统的大运河线。对漕运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判定因时代条件而定，比如秦西汉漕运主干线就是北方漕运系统，北宋是汴河，南宋的漕运主干线就是长江，元明清则是京杭大运河，又如隋朝的漕运系统是由永济渠系统、通济渠系统、江南运河系统等漕运系统组成，永济渠系统包括了自曹操以来河北地区逐步形成的运河网和水运线路，以永济渠为主干，通济渠系统则包括了保留到隋朝的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运网，以通济渠为主干。“漕运体系”则是包括漕运管理制度、漕运活动和漕运系统的整体。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是漕运系统的建构和漕运活动形式变化究竟是由那些因素决定的？这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到底影响它的因素有哪些？漕运是传统中国集权政治维持统治的重要工具，六朝时期并不例外。六朝是一个经历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的运作透过对漕运的操控，也体现出复杂的变化，我相信选择六朝漕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会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六朝漕运系统的主干线是长江，主要有荆湘漕运系统、三吴漕运系统和江淮间漕运系统，连接其间的重要漕运线除了长江还有岭南北漕运线、江汉漕运线。六朝的地域格局变化对漕运系统的结构构成了很大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六朝疆土内部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的变化后果，也体现在六朝北边军事形势发展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仅集中讨论六朝内部发生的变化，外部因素即六朝与北方政权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影响将主要在其他论著中讨论。
六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已经出现，而六朝立国南方，也只能利用南方的经济资源。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已经出现，但并未完成，因此南方经济发展的限度制约了六朝财政运作，决定了六朝漕运系统的建构不能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尽可能地降低运输成本。六朝对漕运系统的建构主要是以其都城为中心展开的。有限的经济资源不仅要满足军需也要满足国用，这导致了六朝漕运系统运行的内在矛盾。南方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六朝能在南方立国已经是南方经济发展的极限，国用易于满足，太大规模的军需就很难开展。
帝制时代的漕运制度本是为维护大一统服务的，满足大一统体制下的军需与国用，使地方的资源可以为国家所用，如果中央政权不能有效的控制各地域，甚至地域势力对政治一统构成挑战，会影响漕运体系的运作效果。六朝时期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比前代都有新的变动。按照已有的研究观点，六朝时期南方主要存在巴蜀、江汉、三吴三大型经济区，另有次一级的豫章、岭南、闽江三个新兴经济区，其经济发展水平都较前代大为提高(4)。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社会的变化，会有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各个地域社会经济力量的变化必将不仅使漕运钱粮的来源分布发生变化，也影响漕粮物资的输送。六朝政治地理的变化影响了皇权对地域的控制，也影响了漕运的运作。六朝时期皇权有不稳定的因素存在，东晋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门阀士族为主导的政治斗争“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5)，南朝的政治形态是东晋世族政治向隋唐皇权政治的过渡形态，“其中，具有地域色彩的政治、军事力量即地域集团是南朝政权的支撑性力量”，“多个地域集团并存、交织及其活动，在为南朝政治增添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不确定性”(6)。面对着联系全国地域的漕运系统，地域势力和中央政权将会进行怎样的角逐，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具体来看，影响六朝漕运体系建构与变化的地理因素，主要是都城所产生的经济需求，三吴地区的经济优势，荆湘地区政治势力的离心倾向，中下游间潜在的地域竞争，岭南边区的发展及其与统治中心联系的加强，南北间军事斗争所导致的江淮间和江汉间军事经济力量聚合，其中最具影响力者为上下游间地域关系，这也是论文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二、上下游间军事重心的变动对六朝漕运系统的影响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有限，军事重心则不稳定，造成了兼顾“国用军需”的漕运系统结构的不稳定。
都城是漕运活动的重要目的地，因此其选址影响甚至是决定漕运系统的建构，而选择范围大体不出军事政治重心或是漕运便利的经济重心两者，但帝制时代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自西汉以后往往处于分离状态。军事重心和都城一样是漕运活动的重要目的地，西汉以后经济重心则是漕运物资的主要来源，这使得漕运系统的建构存在地理局限性。有的朝代注重军事的优势，建都不惜远离经济重心，长途高成本漕运，元、清都是典型的例子，有的朝代则建都经济发达之地或是接近经济重心，以降低漕运成本，宋代是典型。六朝疆土比较稳定的部分是长江中下游，“江左大镇，莫过荆、扬”(7)。长江提供了一条天然的长途水路运输线，贯通东西，可顺流和溯流运输的成本却大不相同。六朝立国江南，长江中游常为其外部军事威胁重点，而长江下游则为其境内经济发达区。六朝主要选择的是在下游建康建都，接近三吴地区，便于漕运。六朝只在初期（东吴初年与末年）和晚期（梁陈之际）较短时期内定都上游，都是非常情势下的选择。六朝军事防御的重心在上下游间摆动影响都城的位置，漕运系统的整体格局也受到了冲击。
在东吴都城问题上陈金凤和黄惠贤都提出过观点。陈金凤认为决定孙权两次建都和撤都武昌的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军事因素(8)，黄惠贤则认为决定孙权建都和撤都的都是军事因素(9)。赖萍认为建康之所以成为东晋南朝的都城是因为当地地利优势和东吴留下的都城资源、军事条件以及两百年来积淀的正统地位。这些观点都没有考虑漕运成本的因素，而本文认为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尚未完成，下游的扬州江南部分在六朝时期尚不能做到独力支撑中央集权国家的财政，长江中游的荆州也发挥相当的补充作用，甚至后来东晋南朝的江州在国家漕运来源中也占有一定的份额。东吴和萧梁一度改定都上游的江陵、武昌，但因漕运成本太高，吴主孙权和孙皓都曾把都城迁回建康。因此，六朝建构漕运系统的选择比北方政权更窄一些。六朝失上游梁益地区的时候，其最大的军事威胁来自上游，而当益梁地区不存在强敌或为六朝所有的时候，军事上的重心则可能在下游江淮间，是军事活动和后勤漕运的重点。由于国力的局限，漕运活动的规模受限，六朝随军事重心变化而迁都具有难度。
东吴是六朝首创政权，其都城的反复迁移的历史背景最说明六朝漕运系统和军事重心的关系。虽然东吴出台了诸如征发越人、边境屯田等经济政策，使得南方国力可以维持独立政权的存在，但还不足与北方决战，故其国策为“划江以守”。东吴防御重点在长江中游和江淮间变动，但政权依靠的基本经济区却是在下游的三吴。孙权在占有荆州后，立国的条件成熟，选择武昌作为统治中心，这是基于军事考虑，一是因为武昌在江夏郡，与蜀魏边疆都很近，利于组织防守和进攻，特别是要防范刘备前来复夺荆州，故胡三省以为“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10)；二是武昌位处上游，有高屋建瓴之势。但从经济和漕运的角度看，建都武昌的成本要比建业高得多。
“夷陵之战”后，蜀吴讲和，三国鼎立局面稳定下来。孙权乘机称帝，迁都建业，一方面是由于东吴的防御重心已经转移到和曹魏对垒的淮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降低漕运成本的需要，即把首都放在发达的三吴地区周边，补充长江上游的钱粮也可顺流而下。三国之时全国的军事重心在淮南地区。魏吴两国都在江淮之间投入大量兵力，屯田、积谷、兴水利漕运，多次相互攻城。故北魏人袁翻说：“臣闻两汉警于西北，魏晋备在东南。”(11)
东吴国力有限，孙权甚至无力在建业另造宫室，而要挪用武昌宫殿的建材。赤乌十年（247）“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三国志》注引《江表传》：“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12)孙权拆卸武昌宫殿的建筑材料用于建业宫殿的建造，说明孙吴政权很珍惜国力，则其想长期漕运武昌确实会在经济上捉襟见肘，故到曹魏灭蜀以前东吴防御重心和都城都在下游。
孙权集中力量在江东进行漕运建设，在建业周边开凿了连接三吴的运河。建康与吴郡、会稽郡之间有运河相连，“丹徒水道，入通吴会”(13)。赤乌八年（245），孙权为了联结建业与三吴重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14)，这就是破岗渎运河。孙权开凿这段运河，既有发展经济的动机，“通会市”，繁荣沿岸经济，又有为军国服务的措施，“作邸阁”储存粮食。
蜀国灭亡后，东吴西北边关的压力大增，荆州成为军需漕运的重点。吴主孙皓陷入了高度的紧张和焦虑，先把都城迁回武昌，又因为漕运成本高而引发的反对和尖锐社会矛盾而再度迁回来，迁来迁去，反而使社会负担更加加重。“皓时徒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无穷匮。”漕运逆流而上，成本苦高，难以建立充足的粮储，故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陆凯说“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15)道出了吴国国库的空虚，说明东吴所能积聚的漕粮很有限。古代技术条件差，漕运成本高者确实会在途中耗掉很大比例。逆流而上，最苦的还是负粮民众，社会矛盾因此尖锐起来，宝鼎元年（266）“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16)当年十二月孙皓迁都回建业。
西晋杜预任荆州都督后上表请伐吴，清楚地指出东吴军事困境：“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西晋灭吴作战中上游的重镇成为重点攻击的目标。
军事重心转移以后，东吴随军事形势的变化而移动首都于上下游之间，却事与愿违。东吴借助江北的边防区来保卫自己，通过江南支流转运钱粮，通过长江调剂资源，通过北岸支流向防区转运。由于南方经济发展有着自身的限度，使这种支持十分勉强，这可以从东吴军事活动以防御为主体现出来，也可以从漕运供应的吃力状态中观察。在北方政权控制江汉上游后东吴即无力与之对抗，没有足够的兵、粮同时守御长江中游和江淮间地，漕运成本过大，难以同时满足国用和军需。这对于以后的东晋南朝，形势是差不多的。
东晋建都建康，除了一度受前秦全盛时期的军事压迫外上游无强敌，还曾数次出兵夺取梁益地区，故军事重心常在江淮间。三吴漕运北上至京口，向西即是京师，沿江转入运河即可直趋淮域。军事重心、建康、三吴大致呈一条线，都城的位置稍稍偏离，但南北基本成列。定都建康的好处就是漕粮运往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都较便利。东晋南朝漕运以三吴为主要来源，故兵变者攻入京师并不算完全胜利，还要南下控制三吴才可保证在建康立足。东晋经历了几次兵变，常有人建议迁都，但都没有成功。“苏峻之乱”后，“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豫章也是长江中下游之间要冲，水运条件良好，会稽地处三吴，经济条件优越。执政者王导说：“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17)从军事重心和漕运的关系角度看，王导的观点也是有理由的。“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也反映出如果东晋退步迁都，南迁会稽等地，北方政权南下相逼，东晋会因统治中心远在南方而策应不及，则成“敌进我退”之势。常言道“两军对垒勇者胜”，后来的南宋曾因金兵兵锋相逼，妥协退让，从应天府、扬州、镇江一路南退到临安，建都浙南，气势上已是输了。胡马连年临江临淮之际，东晋若是迁都远南之地，非但军事上失了气势，而漕运成本也会加大。如果定都三吴，国用所需之漕运需要向东南，而军需所需之漕运需要向淮域，有所矛盾，有限漕粮在防御重心和都畿的分配上肯定要起矛盾。如果定都豫章，则三吴漕粮为国用者逆江上行，三吴漕粮为军需者入江后要转运河北上淮域，两者平时分流易，遇大战时也不好分配比例。如果东晋都城保留在建康则三吴漕粮北运和上游漕粮东下，都在建康周边集合，然后留下供国用者，将可供军需的份额转入邗沟北运。都城在建康，而军事重心在建康沿运河向北的淮河流域，则都城和军事重心的需求容易得到保证，运输路线殊途同归，避免反复，漕运效率高，漕运系统结构较合理。故东晋南朝迁都问题关键不在于都城本身，而在于迁都会改变漕运系统结构，改变漕运供需平衡。
梁末元帝曾在很短的时间内暂时定都上游江陵，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自有军事重心和漕运方面的原因在。承圣二年（554）八月，梁元帝下诏将还建康，遭受中游籍人士的反对，曾发生激烈的廷议。“东人劝东”，“西人欲西”。最终“上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意亦安之”(18)。对这段史事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阐释。从军事重心和漕运的角度来看梁元帝的考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一个重要理由是“建康凋残”，也包括了三吴的“凋零”。“侯景之乱”对建康和三吴菁华之区的破坏很大，“时江南连年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芡而食之，所在皆尽，死者蔽野”，“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19)。“自晋氏度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20)“是时，唯荆、益所部尚完实”(21)。下游的经济中心地位已经动摇。且西魏夺下益梁地区，深入江汉，六朝军事防御重心自“淝水之战”至此又回到江汉间。梁元帝定都上游，也好集中资源，支持防御。可是西魏攻克江陵，深入荆州，完全取得了中游的战略优势，南陈只能回建康建都。虽然国家安危系于上游，也不可能积极有效的守卫，更毋庸说像东吴那样迁都中游以集中经济资源守卫边关。
三、上下游之争对漕运活动的影响
六朝疆域内部曾长期存在上下游竞争的格局，上游（长江中游）的荆州具有仅次于下游扬州江东地区的经济实力，因此成为三吴地区之外第二个重要的漕粮来源，荆州的漕运物资是三吴物产的重要补充，这使得六朝政权在经济上很难脱离荆州而独立生存。荆州是四战之地，有很多来自北方的移民，军事力量强大，且其地理位置优越，位居上游，有“高屋瓴水”之势，不能控制长江中游会使六朝政权在军事政治上处于危险境地。东吴时荆扬两州相对，“均分”长江流域的局面分明，东晋南朝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分割荆州，以致湘州郢州等州先后出现，而江州在荆州和扬州之间的出现，使长江漕运线沿线格局从东吴荆扬的“一分为二”变成三者排列，这既是历史变迁的后果，也增加了地域关系的变数。江州滨长江郡县的社会经济发展为漕运系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的地域关系也影响了漕运系统的建设。六朝时期，一旦荆湘地域出现了反对朝廷的力量，处于下游的中央政权往往面临崩溃的危险，这不仅仅是由上游的强大军事政治力量决定的，也与荆湘江州漕粮的重要性有关。
东晋建立之始“王与马共天下”，大族代表王敦先为江州刺史兼江、扬、荆、湘、交、广六州都督，后为江州牧，进加荆州牧，权势熏天，甚至发动兵变攻入都城，挟持天子，开创了大族占据上游的先例，从此上游的兵粮很难为朝廷掌握。
晋康帝时荆州刺史庾翼欲率众北伐，上疏主张东西两路进军，西路军以襄阳为基地走汉水、涢水、丹水等道，动摇关中，东路军则自广陵北上，由淮入泗。(22)不待朝廷同意，庾翼自行出兵：“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时欲向襄阳，虑朝迁不许，故以安陆为辞。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车骑参军孙绰亦致书谏。”(23)庾翼时为都督荆江雍司梁益六州军事兼荆州刺史，江州也是庾氏势力范围，则六州人力物力调动权在庾氏之手。
后桓温出任荆梁四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掌控上游大权，永和元年（345）八月又出任都督荆雍司梁益宁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24)。“时李势微弱，温志在立勋于蜀，永和二年，率众西伐。时康献太后临朝，温将发，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险远，而温兵寡少，深入敌场，甚以为忧。”(25)桓温西征，根本不等待朝廷的同意，以船只运送兵粮直接出发，《晋书穆帝纪》说他“拜表辄行”(26)。桓温嫉恨朝廷重用在下游北伐的殷浩，“先上疏求朝廷议水陆之宜，久不报。时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27)。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指的是八个州人力物力，包括漕运的资粮，都被桓温把持，朝廷无法支配。八州除了桓温所都督六州外应包括交广二州，因为桓温自都督六州至此，并未加都一州或加刺一州，可是交广两州资财若要越岭北上，主要交通路线必先经过荆州而后入江州，桓温可以截留。殷浩于淮北屯田积聚军粮，并用降羌姚氏为武力，后遭姚氏阵前倒戈反击而败。屯田与借用异族佣兵，当然是增加实力的策略选择，可是殷浩在桓温阻难下，确有兵粮难筹的苦衷，东晋用殷浩北伐实际上只有长江下游的人力物力可用。
桓温子桓玄在长江中游拥有很大势力，先被封为都督交州广州兼广州刺史，不肯上任，后又加封都督荆州四郡，其兄则出任南蛮校尉，掌控荆州的精兵和很多漕粮。桓玄袭取荆州刺史殷仲堪，迫使朝廷承认自己对荆州江州的霸权，东晋“诏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桓修为江州刺史”(28)。桓玄上书，争取到都督包括江州的八州和杨豫八郡，加江州刺史。“自谓三分有二”。(29)东晋执政司马道子、元显父子谋图桓玄，“于时扬土饥虚，运漕不继，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给粰橡。”桓玄一旦截断上下游间交通，则朝廷失去与三分之二国土的经济联系，来自上中游的漕运断绝，无力与之进行军事对抗。
刘宋以后皇权渐渐强大，东晋极盛的门阀政治走到了尽头，南朝皇帝实行“宗王掌方镇”，以诸王出任地方军政首长，宋武帝刘裕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30)。南朝宗室间为了争夺皇权，不惜骨肉相残，上下游间仍会有激烈斗争。一旦上游出现强大的政治势力，则上游漕运不但又不能被朝廷控制，反而又被作乱者为向下游的进攻提供支持，后南朝坚持在上游分立更多的州，分化上游重镇，也使之对国家漕运活动的危害降低，但上游漕运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如梁武帝萧衍在萧齐为宗室族亲，萧齐建武五年（498）出任“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掌握上游交通要地，控制南下的流民兵力，自以为“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31)“于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永乐二年起兵，有船三千艘，还要“出檀溪竹木装舰”(32)。次年拥立南康王为相国，自己掌兵权，以“小府录事郭俨知转漕”(33)。打到竟陵以后，他围攻鲁山，打通沔汉，称：“郧城、竟陵间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连旗继至。粮食既足，士众稍多，围守两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萧衍明了军事交通大势所在，以为：“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压汉口，连络数州。”
又如，梁陈之际为了平定下游的“侯景之乱”，陈霸先曾率岭南兵力北上荆湘勤王，然后顺流而下，借助长江中游的漕粮作军粮平定下游，利用了洞庭湖滨的巴丘仓转运军粮。故封赏他的诏书称：“王师讨虏，次届沦波，兵乏兼储，士有饥色。公回麾蠡泽，积谷巴丘，亿庾之咏斯豊，壶浆之迎是众，军民转漕，曾无砥柱之难，舻舳相望，如运敖仓之府，犀渠贝胄，顾蔑雷霆，高舰层楼，仰扪霄汉，故使三军勇锐，百战无前，承此兵粮，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34)文中的巴丘仓为长江中游之最重要仓储，其在六朝漕运史上有特殊地位(35)。
四、上下游“夹缝”中的江州漕运
六朝时期，巴蜀和岭南以及长江下游的山区、豫章地区、闽中地区社会经济都有一定的进步，不仅提供了更多的漕粮来源，也影响着原有的地域格局。巴蜀梁益地区距离统治中心较远，六朝不能长期保有，其地域对六朝形势影响远不如其他地区。交广与江州地域对漕运系统影响是值得深入的问题。江州地当军事要冲，“自六朝以来，州常为中流雄镇，得其人守之，未尝越浔阳一步也”(36)。东晋设江州，既顺应了江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又隔离了荆扬两重镇。江州位于荆扬之间，如果把长江漕运线比作常山之蛇，则扬州为头，荆州为尾，江州为中腰，地理位置很敏感。来自荆州、湘州的漕运必要经江州到达扬州，江州本地也产很多漕粮，江州水路还是岭南地区通往统治中心的近便水路。作为长江与赣江汇合处的豫章不仅是新兴产粮区，也成为东晋南朝东、西、南三方向政治势力沿水路争夺的焦点。六朝时期的岭南也呈发展态势，在南朝后期当地社会势力也有“异军突起”的倾向。梁陈之际，来自岭南的军事政治力量曾数次越岭北上，参与六朝全国范围内的权争。“自南昌以南诸郡之水悉合于赣水，而委输于鄱湖。地势南高而北下，上流之重恒在南方，故岭峤发难，赣江上下千里之间皆为战地，振古如兹矣。”(37)为控制江州和岭南，控制长江漕运线，掌握上下游的平衡，江州漕运也受到统治者的关注，其意义不仅限于过境运输漕粮。江州在六朝地理格局中的“棋位”如何和漕运系统发生影响同样也是重要的问题。
史云：“上游蕃镇，江州去京最近。”(38)是上下游间漕运要路，东晋在江州发展的漕运系统设施不但负担了上下游间转输的重任，还成为维持当地军事力量的重要保障。
首先，豫章郡周边粮食生产自三国以来一直有所发展，就地就可在周边聚粮，这也是建立仓储的客观基础。
“汉末战乱，豫章是东吴立足三吴的后院，夺取长江中游的前进基地”，东吴在这里兴修水利，大搞屯田，西晋时经济继续上升，东晋时豫章成为江州治所，“一跃成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新兴经济区”(39)。豫章经济区的粮食也可经由赣江及其支流汇集入长江漕运出江州。
东晋初刘胤任江州刺史，“大殖财货，商贩百万”。“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流民人口多，商业发达，粮产丰富。苏峻之乱以后，“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40)。说明江州漕运的重要性。江州如此重要，地域控制权包括江州漕运控制权自然为上下游所争夺。
其次，江州本地漕粮不仅要转运下游统治中心，也会因为因为军事形势需要而转输上游，成为长江中游的有力支持，也会因此为中游大族势力操控，削弱中央权力，后一点在上一小节已有论述。
东晋控制荆州的大族多借移镇北伐以促进自身实力。六州都督兼荆州刺史庾翼曾想自武昌移都乐乡，王述以为：“又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41)
东晋时期襄阳、夏口等江汉漕运军事要地必为北方政权南下所必夺，南方必借为屏障。前秦苻坚强盛起来后，襄阳不保，东晋大员桓冲把荆州治所南迁，每年漕运三十万斛供军需：
“冲既到江陵，时苻坚强盛，冲欲移阻江南……于是移镇上明，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谘议参军杨亮守江夏。诏以荆州水旱饥荒，又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须年丰乃止。”(42)
苻坚步步进逼，桓冲只得请求朝廷加强夏口的守卫，加强江州，并兼领江州刺史以备沿江上援，原因是单凭上游的兵粮已经难以抵御前秦：
“冲既惮坚众，又以疾疫，还镇上明。表以‘夏口江沔卫要，密迩强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辄版督荆江十郡军事、振武将军、襄城太守。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求自领江州，帝许之。”(43)
第三，史书记载中江州当地有三个漕仓，均设在交通要冲，规模都是全国一流，其选址均含有深刻战略考量，像钓矶仓的设置也有上下游间权力角逐的色彩。
江州的钓矶仓和豫章仓，按《隋书食货志》的记载和京城太仓一样“并是大贮备处”(44)，是本州甚至全国数一数二的重要仓储，其战略价值可以由所处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观察。豫章仓顾名思义设在豫章，晋成帝以前豫章郡是江州州治。秦朝的时候，郡县已经普遍设仓，豫章仓也就是江州州仓。
钓矶仓又名钓圻邸阁，钩圻仓。《水经注》的《赣水注》记载了东晋南朝的度支校尉也以鄱阳湖口的钓圻邸阁为治府(45)：“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46)《水经注》流传年代悠久，文本当然有错讹遗误。史料原文末句的“校尉豫章”一语略有不解之处，似乎校尉的名叫豫章。按豫章本为郡名，抑或度支校尉名字与所治郡名巧合？又或本来记载是讲豫章郡本地的都尉、郡尉或校尉，或言他事，因《水经注》传播年久字迹缺失？难以考证。汉末孙策割据江东，曾在豫章当地分原“豫章都尉”或“豫章西部都尉”左右六县，设一建昌都尉(47)，未知《水经注》文字原本所指是否为此官职，只能暂时存疑。邸阁前以石头筑成长六十丈的可容纳几十艘运粮大船的码头，也反映出仓储规模之大和转运能力之强。此地与荆州巴丘仓一样也是集治所、仓库、港口于一身的漕运中心。为何陶侃要把邸阁移至此处，校尉又为何要大事建设？这要由豫章在南方水运体系中的战略位置来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略需要。
陶侃在东晋时曾统领八州，总揽上游大权，威震南国，但其辖地多在东晋版图的西方，占据上游，虽然曾经参加平乱，但也都是自西向东用兵。他在长江由上游向下游转折的豫章设立度支校尉治所有他的独特用心，是为扼住这一东西南北的军事要冲服务。豫章在东晋南朝特别是梁陈以后是长江中下游的军事交通中心。自秦汉修筑和改造跨南岭南北的灵渠系统之后，自岭南北进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向湘江流域，即今天的湖南进军，另一条路则是越大庾岭向赣江流域，即今天的江西，都可以走水路或是水陆并进。前一条路可以自湘江转入长江，后一条路沿南康、庐陵走到豫章就可以自赣江入长江航行，甚至直接进入江东地区的水上交通系统，后一条路是岭南交广地域和六朝统治中心联系的捷径。因此梁陈时期的岭南叛军直接进入政治中枢的快捷方式是夺取豫章，切断来自上游的援军，直捣建康，而对于建康政权，要对付岭南的叛军则要守住豫章，阻挠叛军北进，或顺流越岭南下平叛，保持好上下游的联系。如东晋末年刘裕就曾与卢循叛军围绕豫章作过一番周旋。刘裕北伐，屯兵下邳，徐道覆劝卢循趁机北上豫章，说：“……若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将军神武，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倾其根本。刘公虽还，无能为也。”卢循越岭北上，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委任奔走，以至朝廷震动。刘裕刚刚平定南燕，闻讯连忙班师。“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于豫章，败绩，无忌被害，内外震骇。”刘裕卷甲兼行而回。(48)另，“侯景之乱”后，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陈霸先越南岭北上勤王，“陈霸先引兵发南康，灨石旧有二十四滩，会水暴涨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霸先进顿西昌”(49)。胡三省考证东江发源于汀州新乐山，会于章水，西江导源于南安大庾县之聂都山，与贡水合，会于赣水。“二水合而为赣”，则陈霸先可以溯水越岭北上，符合当时水文地理的客观情况。陈朝建立后，岭南的萧勃北上争衡，于太平元年（556）走南康北上夺取豫章：“自广州渡岭，顿南康，遣其将欧阳頠、傅泰及其子孜为前军，至于豫章，分屯要险，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平之。”陈霸先与萧勃围绕豫章做了一番军事争夺。理解了豫章的地理重要性，也就可以了解在这里设立大型漕仓的理由，以及此处仓储与港口在漕运系统中的特殊意义。
钓矶仓的漕运腹地至少包括整个赣江流域，据《通鉴》胡注：“钩圻米，南江（即赣江）之运所积也。”(50)直到明清此处仍是漕运要地。(51)
盆口，又作湓口，可算是长江中真正的交通要冲，地属江州治所寻阳郡境，即长江入彭蠡口，彭蠡即鄱阳湖，长江在此段北有雷泽，南贯彭蠡，彭蠡下接赣江，有盆城，又作湓城。江州治所本在豫章，晋成帝改为寻阳郡，庾翼为刺史则又改为豫章，很快又回到寻阳，州治在盆城。盆城仓也是州仓。读史者如果细心检索会发现在东晋南朝的军事史上这个地名出现的频率很高，主是因为这里是一个长江航运的“三岔路口”，向西溯流入荆州，向东顺流入扬州，向南越彭蠡而可入赣江，在这里置漕仓一是因漕运便利，便于积蓄，接近州城，二是为军事活动而预备储粮。本文认为盆口与钩圻如同江州当地漕运网的两个“眼”，活了荆扬之间的一盘棋。湓口仓之战略价值也可通过湓城体现，可试举数例。东晋时，后将军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自领江州。荆州牧陶侃“遣将军宋夏、陈修率兵据湓口，侃以大军继进”(52)。这是以湓口为争夺江州的必须。又如后梁太清二年（548）韦粲讨伐侯景，献计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上游蕃镇，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计，实宜在前；但中流任重，当须应接，不可阙镇。今直且张声势，移镇湓城，遣偏将赐随，于事便足。”萧大心遣中兵柳昕帅兵二千人随之(53)。又如梁元帝遣王僧辩督众军讨侯景，其部驻扎湓城，并依靠陈霸先借巴丘仓和湓城仓转输漕粮供军：
“僧辩军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众军及南川豪帅合三万人将会焉。时西军乏食，高祖（陈霸先）先贮军粮五十万石，至是分三十万以资之，仍顿巴丘。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舟舰二千乘，发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记室参军江元礼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时僧辩已发湓城，会高祖于白茅湾……”(54)
盆城在地缘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在此设仓带有战略预置的作用。以上最后一段史料中巴丘、湓城、豫章三个军事与漕运要地都出现了。自上游转输向下的漕粮进入江州先储盆口仓是必然，胡三省认为：“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55)则盆口仓之水运腹地包括长江中游产粮区。
第四，鉴于江州漕运的重要性，在六朝时期，像钓矶仓这种漕仓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在皇权加强的驱使下。
刘宋时“时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始兴公臧质握疆兵，据冲要，辄散钓矶仓米，心惭不安，乃要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司州刺史鲁秀等说南郡王义宣”，按照史文之意，臧质害怕朝廷追究，竟要拥戴刘义宣谋反(56)。臧质不经朝廷允许而私散其米的漕仓还有盆口仓：“时世祖自揽威柄，而质以少主遇之，是事专行，多所求欲。及至寻阳，刑政庆赏，不复谘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质渐猜惧。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始闻国祸，便有异图。”(57)
结 论
六朝国家权力和地域格局对漕运的影响还有很多问题可以深入，暂不赘述。漕运本是加强大一统国家统治的工具，故漕运的发展与国家中央权力强弱密切相关。六朝皇权比较不稳定，左右地域内与地域间漕运活动，争夺漕运活动所承载的经济资源，成为皇权与异己力量的斗争手段之一。交通运输系统拥有腹地和吸引范围，漕运系统也不例外，六朝地处南国，以舟楫为车马，漕运条件便利，其漕运系统的腹地可以覆盖几乎全部疆土的地理区域，漕运系统不仅成为抽取各地域菁华的“管道”，又可以根据军事需要向各地域运兵运粮。因此漕运系统的功能和国家对地域的控制也紧密联系。这样的战略价值不仅为六朝中央政府所关注，也为其他立足地方的势力所觊觎。在六朝皇权相对软弱的背景下，漕运系统建构的操控权有机可乘，当然成为不同力量积极利用和争夺的对象。历代发展漕运，都有地理局限性，六朝也不例外。南北对峙，上下游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都是影响六朝漕运活动供需地理的因素。一个政权建构漕运系统不是随心所欲，要尊重经济地理因素，才可能最大地降低漕运制度运行成本，提高漕运的效率，甚至要根据地理因素变化来调整。漕运活动的规模、范围与国力的大小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程度毕竟有限，六朝国策因此受到很大限制。漕运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战略工具，其变迁在六朝时期受到了国家权力斗争和地域格局的重大影响。
【注释】
(1)李治亭：《中国漕运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82、92页、94页。(www.daowen.com)
(2)马晓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管理》，《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3)确实也有学者在论述中把古代发生的一些陆运粮食的活动看作漕运活动的内容。传统文献中出现有“水陆漕运”一词，古代也的确存在陆运和漕运混合进行的运输活动，比如秦朝为抗击匈奴而进行的北方边防供粮活动，既从海上运粮，进入黄河流域，又借助北方长城沿线的陆路运粮。
(4)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6—95页。
(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6)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7)《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74页。
(8)陈金凤：《孙吴建都与撤都武昌原因析探》，《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9)黄惠贤：《公元三至十九世纪鄂东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考察（上篇）》，见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10)《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94页。
(11)《魏书》卷五十七《袁翻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9页。
(12)《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45页。
(13)《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
(14)《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46页。
(15)《三国志》，《吴书》卷六十一《陆凯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00—1402页。
(16)《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晋书》卷六十五《王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1页。
(18)《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104页。
(19)《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39页。
(20)《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45页。
(21)《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46页。
(22)《晋书》卷七十三《庾亮列传附庾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3页。
(23)《晋书》卷七十三《庾亮列传附庾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3页。
(24)《晋书》卷八《晋穆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2页。
(25)《晋书》卷九十八《桓温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69页。
(26)《晋书》卷八《晋穆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页。
(27)《晋书》卷九十八《桓温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69页。
(28)《晋书》卷九十八《桓温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69页。
(29)《晋书》卷九十八《桓温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90页。
(30)《宋书》卷六十八《南郡王义宣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8页。
(31)《梁书》卷一《武帝本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页。
(32)《梁书》卷一《武帝本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页。
(33)《梁书》卷一《武帝本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页。
(34)《陈书》卷一《武帝高祖本纪上》。
(35)可参见拙作《〈水经注〉所载漕运史与运河史资料及问题考述》，《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江西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
(3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江西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
(38)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七《韦粲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06页。
(39)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40)《晋书》卷八十一《刘胤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114页。
(41)《晋书》卷七十五《王述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962页。
(42)《晋书》卷九十九《桓玄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89页。
(43)《晋书》卷七十四《桓彝列传附桓冲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1页。
(44)《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74页。
(45)钓矶仓的“矶”和钓圻仓的“圻”同义。下文引用《宋书·臧质传》史料中又有钩圻仓，也是在江州，“钩”字与“钓”字字形相似，字义相通，都与钓钩有关，所以三个漕仓应是一个仓储，史书对仓名记载有误。“矶”按照《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4页）的解释，是水边突出的岩石。矶头则是“保护河岸、堤防和滩地的靠岸短建筑物”，如古代南方称呼江边的景观，采石矶、燕子矶，孟浩然诗《经七里滩》云：“钓矶平可作，苔磴滑难步。”“圻”义为“方千里之地”，又“通‘碕’”，意为“曲岸”。（第527页）谢灵运诗《入彭蠡湖口》云：“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我想无论“钓矶”还是“钓圻”，大概义同“钓鱼台”的意思。
(46)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十九《赣水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22页。
(47)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48)《宋书》卷一《武帝本纪上》“义熙六年”条，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18页。
(49)《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69页。
(50)《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11页。
(5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江西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89页。
(52)《晋书》卷六十六《陶侃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5页。
(53)《梁书》卷三十七《韦粲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06页。
(54)姚思廉：《陈书》卷一《高祖本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页。
(55)《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11页。
(56)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世祖孝武皇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3页。
(57)《宋书》卷七十四《臧质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4—1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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