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向明
（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历史系 临沂 276005）
一
“望”，据《辞源》《辞海》，在本文中应释为“门族”，且只有在士族门阀社会才具有此含义。检索史籍，魏晋始有“旧望”之称，唐以后便无此称呼。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人常常把相对于本朝新出门户而言门第悠久的旧门称之为“旧望”。“旧望”意同“旧门”。(1)太康元年五月辛亥，封孙皓为归命侯……吴之旧望，随才擢叙。
唐太宗曰：“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2)
在史籍中，“旧望”常与“新门”意思相对而出现。
（唐）太宗诏（高）士廉与……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3)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社会对于门第形成的早晚先后十分在意，晚出门户常受到旧门的讥笑甚至是鄙视。如《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东晋时，谢亦、谢安的弟弟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座，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陈郡谢氏东晋时已成为一流高门，但因门第晚出而被魏晋旧门陈留阮氏蔑视为新出门户。
为了方便在行文中比较士族门第形成的早晚，笔者将旧望区分为“汉魏旧门”“魏晋（西晋）旧门”。魏晋南北朝时期，旧望的名声、学问和悠久门第受到维护门阀制度者的推重。
（崔）浩以其（毛修之）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4)
北魏孝文帝对汉族社会门阀制度推崇备至，在同朝为官但出身一为旧门一为新门的大臣之间，更推重门第悠久的旧望。散骑常侍郭祚，出身汉魏旧门太原郭氏，系东汉车骑将军郭淮弟郭亮之后。郭淮祖、父、兄弟、子侄先后仕汉魏西晋。郭淮侄郭奕，西晋尚书，有重名。祚祖逸，北魏时任州别驾，以二女分别妻司徒崔浩及浩弟上党太守崔恬。孝文帝“以郭祚晋魏名门”，谓奉诏“定四海士族”的司徒左长史宋弁曰：“卿固应推郭祚之门”。宋氏于十六国时“位并通显”，“弁自许膏腴”，不肯推祚。孝文帝对起家较晚的宋弁“欲以门户自矜”感到“殊为可怪”，责问宋弁曰：“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5)在婚姻生活中，旧门尤其受到士族社会的追捧。旧门与旧门之间通过互通婚姻，借以维持门第不坠。
“简文宣郑太后……河南荥阳人也。世为冠族。……建武元年，纳为琅邪王夫人。甚有宠。……”（郑氏求司马睿为自己两个未出嫁的妹妹寻找合适的人家）“帝因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隗举其从子佣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6)
纳旧门之女为后妃亦为各族统治者所孜孜以求。
“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7)
在政治领域，旧望更是受到统治者青睐。我们从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在选拔官员时对旧望及子弟常常采取优先录用和擢升的政策。如：
“（元）帝欲以（荀）组为司徒，以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忠勤显著，迁训五品，实允众望。’于是拜组为司徒”。(8)
东晋明帝时，江州刺史应詹上书言历代选官之利弊，指出近世“莅官虽美，当以素论降替；在职实劣，直以旧望登叙”(9)，说明旧望人物在仕途升迁上享有优先待遇在魏晋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
十六国北朝前期，许多留北的旧门人物为少数民族政权所用。如，前秦统治者苻坚接受汉人王猛的建议录用关东旧望为官，“秦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征旷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皆关东士望，王猛所荐也”(10)。北燕贵族冯素弗“好存亡继绝，申拔旧门”(11)。《魏书》卷四上《世祖本纪上》记载，北魏太武帝统治时期，下诏延聘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数百位旧望子弟进入北魏政权。
旧望的门第和特权获得了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可，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为了谋取与北方固有封建统治力量的合作，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大都承认魏晋时期形成的士族特权，魏晋士族旧籍仍被认为判别士庶的主要依据。”(12)
旧望人物何以会受到统治者重视和拔用？孝文帝与群臣论选调的一席话说明了个中主要原因：
（李）冲曰：“然则陛下何为专取门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过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借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故用之。”(13)
孝文帝的言论代表了当时社会以道德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对人才的选拔上注重德行修养。“君子之门”子弟即使无大才能，但是长期受家族儒家道德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许多人通经史，行仁义孝悌，习礼仪，熟悉管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具备了统治者所需要的官吏基本素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官学教育基本陷于停顿，儒学和文化知识的传承主要依赖于士族家族教育；又由于中国士人一贯遵循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准则，家族在这一时期又成为培养国家官吏的主要场所。故而，保有儒学传统的旧门常常成为历代政权选拔官员的重要对象。
此外，旧门中的代表人物以其德行仁义之举在宗族乡党中拥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尤其在天灾、战乱频仍的年代，许多旧望名士凭借其社会领袖的品格和道德魅力，组织宗族乡党开展自卫活动，修建军事防御设施，制订各种规章纪律和道德准则等。如，“八王之乱”时，兵乱祸及阳翟，魏晋旧门颍川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蕃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14)。旧望名士在地方上拥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和号召力，使之极易成为各种政权争夺的社会力量。
由上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下，士族社会形成了崇重旧望的价值观。
二
旧望何以会受到士族社会的崇重？
在门阀社会，士族门第能够给家族子弟带来种种特权和利益：士族子弟凭借高贵的门第，可以“世仕州郡”，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还可以获得经济、文化上的种种世袭特权。于是，门第在士族心目中，成为可以获得高额回报的最具追捧价值的利益体，获得了空前的尊崇。诚然，传统门第能够给旧门子弟带来现世的世袭特权和利益，但新出门户子弟亦可以凭借新门第享有这些特权，所以笔者认为，与尊崇门第观念形成的原因不同，崇重旧望价值观的形成并不取决于上述种种现实功利的因素，而是由旧望世代拥有的家学门风和人物上的传统优势所决定的。旧望之所以拥有这种传统优势，是因为其多由东汉“著姓”和经学世家发展而来，其祖先或在汉魏或在西晋跻身名士行列或位列高官，确立了其家族门户。
东汉“著姓”是构成旧望的基础之一。东汉时期，地方上为世人所仰望的“著姓”开始形成，这于史籍中屡屡可见，试以颍川著姓韩氏、钟氏为例。颍川韩氏属汉魏旧门，其先人在东汉时期有多人位列高官，名士辈出，入晋后仕宦衰落，为中小士族。
韩棱字伯师，颍川舞阳人……世为乡里著姓。父寻，建武中为陇西太守。棱四岁而孤，养母弟以孝友称。及壮，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乡里益高之。初为郡功曹。……由是征辟，五迁为尚书令。(15)
棱官至和帝司空；棱子辅，安帝时至赵相；棱孙演，桓帝时任司徒。颍川舞阳韩氏名士又有韩韶、韩融。韩韶与荀淑、陈寔、钟皓并称为“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为当时士大夫所倾慕。
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为立碑颂焉。
子融，字无长。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献帝初，至太仆。(16)
颍川钟氏亦属汉魏旧门，在汉魏时期有多人入仕，以钟皓、钟繇、钟会最为知名。受钟会谋反一事牵连，入晋后家道中衰，与颍川韩氏一样，为中小士族。但从钟繇到唐中叶大约五百年间，颍川钟氏世系不断，几乎代有官宦，属典型的士族之家(17)。
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皓为郡功曹，会辟司徒府。……时皓及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18)
皓孙钟繇，汉建安中为司隶校尉。魏国初建，繇为太尉，与华歆、王朗并为三公，被文帝誉为“—代之伟人”。明帝时繇为太傅(19)。
繇长子钟毓，有父风，任魏尚书、车骑将军。
繇幼子钟会，从小受到母亲的严格教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雅好书籍，涉历众书，特好《易》《老子》”。“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正始中，以为秘书郎”。以平蜀有功，进位司徒。“会自幼少，衣不过青绀，亲营家事，自知恭俭。然见得思义，临财必让。会前后赐钱帛数百万计，悉送供公家之用，一无所取”(20)。
考稽史籍我们不难发现，东汉时期为史所称的地方著姓大多服膺儒教，产生出一批仁义孝悌、经明行修之士，其重义轻财之举或学行道义之高，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敬重和世人的仰慕，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东汉“尚名节”“重义气”，倡导儒家的理想人格和个人道德修养，对人才的选拔注重士人的德行。东汉取士将德行名节放在首位，其次是经术。在这种价值观和选官制度的引导下，东汉著姓的代表人物凭靠德行高妙或经明行修步入仕途，此后数代为官，奠定了其家族在魏晋时期成为士族的门第基础。
旧望还有一部分源自东汉经学世家。汉代独尊儒学，研习儒经成为汉代学术文化的主流。两汉经学的传授大抵都是父子兄弟间口口相传或抄传，然后传授弟子。东汉提倡通经取仕，把经学考试与做官直接挂钩。士人入仕后为了保持家族地位不衰，也为了适应治理国家的需要，世代重视经学家法的传承，逐步发展为经学世家。相当一部分经学世家秉承着“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于是，经学、仕宦、家族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士族。以颍川荀氏和弘农杨氏为例。
汉魏旧门颍川荀氏，世传经学，其家族成员在汉魏时期数代多人入仕，且多在中央做文职高官，是典型的士大夫官僚世家。
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再迁当涂长。去职还乡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21)
淑有八子，并有才名，人称“荀氏八龙”，其中爽最为知名，官至司空。
（爽）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22)
荀淑的孙子荀彧、荀衍、荀谌、荀悦，荀彧从子荀攸等人，都是汉魏之际的风云人物和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
（淑孙）悦，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23)
荀彧子嗣昌盛，瓜瓞连绵，数代仕晋。魏晋时期，颍川荀氏成为中原最有影响力的高门盛族之一。随晋室南渡后，颍川荀氏逐渐衰微。
汉晋高门弘农杨氏，凭借世传《欧阳尚书》世代为官，连续四世位居三公，成为东汉一流门户。
杨震父亲杨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有“关西孔子”之誉，安帝时历任司徒、太尉。震子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桓帝时任太尉。秉子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灵帝时历任司空、司徒、太尉。赐子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灵帝时历任司空、司徒，献帝时任太尉，录尚书事。弘农杨氏自震及彪凡四世三公(24)，后来因受杨彪之子杨修被曹操诛杀一事牵连，弘农杨氏在曹魏时期族衰。但入晋后，复凭借与晋皇室的联姻挤入一流高门。晋武帝前后所纳两位皇后皆出自弘农杨氏，尤其是后任杨皇后之父杨骏及骏弟珧、济，皆居高位，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惠帝即位，杨骏总揽朝政，遍树亲党，为群臣愤恨。贾后诛杨骏及亲党，夷灭三族。
旧望的形成源自于东汉著姓和经学世家，其特点不仅是官僚世家而且是儒学世家，与新出门户相比，其文化世家的优势更为显著，在践行和传承儒家道德学说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风和家学。如钱穆先生指出的，家风即具孝友之内行，家学即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而优良家风的形成实赖于对两汉儒学的传承：(www.daowen.com)
“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25)
历朝士族门第的高低皆由本朝官爵高低所决定，如唐长孺先生指出的：“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的世系特权，而首先保证的是当代显贵家族的世袭特权。可知列于士族和士族中高低序列基本上不决定于‘冢中枯骨’，而决定于眼前的权势。”(26)魏晋南北朝士族社会崇重旧望，反映了其价值取向是“贵旧门不贵高门”，其实质是崇重旧门的家学门风和人物，而新门哪怕是高门权贵亦被轻视，究其原因是由于其缺乏深厚的儒学根基，不具备良好的家学门风。如前举阮思旷嘲笑谢万在人前索便器之举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在旧门看来，谢万的“无礼”行为，源自其是“新出门户”！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社会形成了崇重旧望的价值观，对士风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士族标榜郡望、以郡望自矜之风盛行。标识郡望最早出现于战国秦汉实行郡县制时期，由于支系的繁衍，或游宦，或为灾荒战乱饥馑瘟疫所迫，发源于同一郡的同姓氏族宗支不断播迁各地，但仍以“郡望”即原籍之郡名自称，如太原、清河等，用来区分和联络宗支，亦明确祖籍之所出。魏晋以降，“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兢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27)。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和崇重旧望价值观的形成，士族竞相标榜郡望。在氏姓前标识郡望便有了喻示其为郡中著姓士族、亦备中正定品参考之用的功用，如太原王氏、清河崔氏等，郡望的内涵由此演变为指称“郡中显贵的士族”。特别是两晋之际，百余家北方士族大规模南渡，虽然迁出原籍，但为表明自己传统的士族门第出身，保护世袭特权，世代以郡望标榜便成为最佳的方式和手段。如琅邪士族王氏自琅邪临沂迁到江南定居，但世代仍以“琅邪王氏”自称。只有士族才标榜郡望，以区别于庶族，此风蔓延士族社会，发展到不唯旧望，就连新出门户亦浸染成俗。正如毛汉光先生所说：“（士族）强调郡望以别于他族，犹如一家百年老商店强调其金字招牌一般。故郡望与士族相始终。”(28)南北朝时期，此风愈加浓烈，“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29)郡望成为门阀社会中士族门第的物化标志，并随着士族世袭特权的确立，具有了区分士庶尊卑贵贱、维护门阀社会等级制度的礼的意义和作用。
（二）旧门与新出门户比争门第高低，新门即使在当朝位列公卿也依然为旧门所轻，反映出旧门在先贤名士和家学门风上所拥有的优越感和自傲心态。如，汉魏旧门颍川荀氏后人荀伯子与琅邪王氏后人王弘在一起谈论天下高门，“伯子常自矜荫藉之美，谓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30)谢宣明乃谢安兄谢据的曾孙，陈郡谢氏虽在东晋时官爵显赫，升为一流高门，但却因起家较晚而为旧门所轻视。
旧望大多代有先贤名士，家学门风优良，品德名望为世人仰望，旧门子弟即使本朝官爵不及新门，但仍以此傲视新门。北齐天统中（565—569），兖州豪强出身的毕义云与同郡衰落的旧门羊烈争门第高低。泰山羊氏是东汉经学世家，魏晋时期演变为高门士族，但北齐时羊烈父子官爵已不贵显。毕义云与之相比，则属靠军功起家的新出门户，史书称其“少粗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节从官”(31)。二人为争夺兖州大中正一职比夸门第：
“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毕轨被诛以还，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场之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太傅，名德学行，百代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32)
羊烈所言代表了士族社会推重旧望的普遍观念和心态。前举北魏主持定姓族的宋弁与晋魏名门出身的郭祚争推高门，门第晚出的宋弁因“自许膏腴”而为孝文帝所怪，亦属此类。
其三，同郡旧门之间比夸门第，争族姓先后。永嘉元年（307），琅邪国王司马睿率北方衣冠大族南渡，其中，琅邪望族人物在江左司马睿政权中最受信重，“于时王氏为将军，而（诸葛）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33)。这些琅邪旧望名士虽同为司马睿重臣，但依然十分在意自己在本郡的门第高低排序，却又不愿为此伤及友情，便以诙谐的方式展开了争夺：
“（王）导尝与（诸葛）恢戏争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马驴，而言驴马，岂驴胜马邪！’”(34)
发生此类同郡旧门之间争族姓先后的事情，说明当时中正定品在确定本郡士族门第高低排序时没有一个可参照的官方颁定的具体标准。虽然唐人柳芳记载历代都有官定或民间认定的一流高门，但是这个划分标准是十分模糊的，“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35)。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士族中的一流高门，或称右姓，郡上姓，郡四姓，甲门，四海通望等，其崇高的门第尤其受到士族社会的推重和追捧。
综上所述，旧望的基础源自东汉时期的著姓和经学世家，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家学传统和为世人称羡的优美门风。与尊崇门第观念形成的原因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崇重旧望的价值观，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旧望拥有文化和人物上的优势所决定的。崇重旧望对士风产生了深刻影响：士族标榜郡望、以郡望自矜之风盛行；旧门子弟即使在当朝仕宦衰落，但仍以旧望傲视新门等等。凡此种种，彰显了旧望在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心理，但也表现出旧门子弟妄自尊大的精神风貌，深刻反映了中古社会的时代特征。
【注释】
(1)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页。
(2)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4页。
(3)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41页。
(4)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60页。
(5)《魏书》，第1414－1421页。
(6)《晋书》，第979页。
(7)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393页。
(8)《晋书》，第1160页。
(9)《晋书》，第1860页。
(10)《资治通鉴》，第3255页。
(11)《晋书》，第3134页。
(1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
(13)《资治通鉴》，第4395—4396页。
(14)《晋书》，第2282－2283页。
(15)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34—1535页。
(16)《后汉书》，第2063页。
(17)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18)《后汉书》，第2064页。
(19)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5页。
(20)《三国志》，第784—786页。
(21)《后汉书》，第2049页。
(22)《后汉书》，第2050—2056页。
(23)《后汉书》，第2058页。
(24)《后汉书》，第1759－1786页。
(25)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09—310页。
(26)《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60页。
(27)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4页。
(28)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2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3页。
(30)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8页。
(31)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57页。
(32)《北齐书》，第576页。
(33)《晋书》，第2042页。
(34)《晋书》，第2041—2042页。
(35)《新唐书》，第5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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