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宗族组织领导核心浅论

朱大渭　梁满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宗族是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是由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组成。《白虎通义·宗族》：“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这个论述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宗族的功能是管理族人和睦族全宗；第二，管理的方法是以长率幼，以嫡率庶。大宗之所以能率小宗，是因为他与祖先有着最近的血缘关系，因而在宗族中能够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在长期的主导和支配过程中，又积累了较雄厚的财力和势力。很显然，班固这里所说，是就古代或一般意义上的宗族而言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力量，除了上述所说外，还有当时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其他因素。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大致可以分成皇室宗族、士族宗族、庶族宗族三种，处于核心地位的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身份：

族长。在皇室宗族中，皇帝可以分封、罢免宗室诸王、训导宗族子弟、主持宗庙祭祀、决定宗亲婚姻，总之决定宗族中的一切事情，是当然的族长。士族宗族和庶族宗族中也有族长。南朝萧齐末期，萧颖胄响应萧衍起兵讨伐东昏侯萧宝卷，在讨伐檄文中说：“萧令君自以亲为族长，任实宗臣，至诚苦言，朝夕献入，馋丑交构，渐见袴疑。”⁽¹⁾萧令君即萧衍，可见他当时不仅在朝中地位重要，在宗族中也处于核心地位。东汉末期，河南中牟人任峻“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投到曹操麾下⁽²⁾。山阳钜野人李典，在“官渡之战”时，“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应曹操军队⁽³⁾。任峻、李典能够支配宗族、指挥族众，可见具有族长身份和地位。

宗师。宗师是皇室宗族里的核心人物。西晋咸宁三年（277），武帝下诏任汝南王司马亮为宗师，诏书说：“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唐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风王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谘之于宗师也。”⁽⁴⁾可见“宗师”是皇室宗族中长辈受人尊崇、堪称师表之人，其功能是协助皇帝训导宗室弟子。东晋司马紘、南朝刘宋刘义恭、北魏陈留王拓跋悦、城阳王元徽、高阳王元雍、彭城王元勰、北齐清河王高岳、北周宇文邕、宇文深都曾任过大宗师或宗师⁽⁵⁾。

族望。顾名思义，族望即宗族中有威望的人。南朝萧梁末期发生“侯景之乱”，临川郡人周续以讨侯景为名起兵。后来周续的部下杀周续而降周迪，周迪素无簿阀，恐失众心，便与族望周敷深自交结⁽⁶⁾，显然是要借助他的威望以笼络众心。北魏占领南朝刘宋清齐地区后，“徙其族望于代”⁽⁷⁾，使青齐地区的豪族失去核心的凝聚力量显然是其目的之一。族望又称首望，也是指宗族具有最高威望的人。西晋末期中原大乱，陈敏欲割据江东，“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⁸⁾，企图利用他们的威望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北魏人阳猛，世为豪族。正光年间，万俟丑奴起义，“朝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为襄威将军”⁽⁹⁾。南安人任果，“世为方隅豪族”，东魏主宇文泰“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节，乃进爵安乐郡公，赐以铁券，听世相传袭”⁽¹⁰⁾。北魏末期，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所害，贺拔岳的部将准备迎接宇文泰，而夏州首望弥姐元进则另有打算。蔡祐受宇文泰密令，诛杀弥姐元进，铲平了宇文泰进入关中的障碍。要取得一些宗族的支持，首先要取得族望或首望们的支持；要想使一些宗族服服帖帖，也要从族望或首望们入手，他们在宗族中的核心地位显而易见。

宗主。宗主的概念在先秦宗法制度中已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主与之有所不同，一般指在特殊形势下形成的宗族集团的首领。北魏赵郡李灵的孙子李显甫，以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¹¹⁾。李显甫所生活的年代，当在孝文帝初期⁽¹²⁾，当时没有实行三长制，而是实行宗主督护制，宗主被北魏朝廷用来管理地方，李显甫的政治生涯应当是从宗主开始的。

行主。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两晋时期，人口迁徙频繁，在一次次迁徙浪潮中，流民们往往是举族而迁。于是在这些宗族中，宗主们又有了新的称呼——行主。西晋末年，由于秦雍一带连年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民户向梁益地区流徙就食。流民中的六郡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都有各自的宗族。李特兄弟不仅是流民领袖，也是本宗族的行主。李特建立流民政权后，以“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费佗等为将帅，任臧、上官惇、杨褒、杨珪、王达、歆等为爪牙，李远、李博、夕斌、严柽、上官琦、李涛、王怀等为僚属，阎式为谋主，何巨、赵肃为腹心”⁽¹³⁾。由此可以推见，任回、任臧、上官晶、上官惇、上官琦、费佗、杨褒、杨珪、阎式、何巨、赵肃等人都是本宗族的行主。祖逖在率领宗族数百家南向淮泗避难的时候，也被推为行主⁽¹⁴⁾。

坞主。在社会战乱频频发生时，一些地方利用乡里或宗族力量，筑起坞堡自卫。在这种情况下，宗族的首领又被称为坞主或堡主。东汉末期董卓之乱，颍川郡人韩荣率领宗亲千余家在密县西山中避乱⁽¹⁵⁾。谯国人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¹⁶⁾。钜野人李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¹⁷⁾。西晋“永嘉之乱”后，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¹⁸⁾。郗鉴“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¹⁹⁾。刘畴、张平、樊雅、李矩、郭默、刘遐、周坚、周默等人都曾任坞主⁽²⁰⁾。北魏末年大乱，赵郡人李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²¹⁾。冀州人“张孟都、张洪建、马潘、崔独怜、张叔绪、崔丑、张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号曰八王”⁽²²⁾。上述韩荣、李典、许褚、庾衮、郗鉴、李元忠等人，都是率领宗族部曲据险自保，显然具有坞主的地位。张孟都等八人所率的“八家”，也不是八个普通的人家，甚至不是八个一般的家族，因为普通人家或一般家族不可能有“屯保林野，不臣王命”的势力，因此可视为具有宗族首领地位的坞主。

族长、宗师、族望、宗主、行主、坞主都是宗族中的核心人物。魏晋南北朝宗族核心人物的产生，与先秦宗法制度下的宗族既有联系又有其特点。宗族核心人物的产生大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沿袭先秦宗法制的遗风，由大宗嫡长子任族长。这在皇室宗族中非常典型。魏晋南北朝各个朝代的皇位继承，大多是由大宗嫡长子来担当。如果大宗无嗣，过继给大宗的旁支宗人也要保证大宗的延续。曹魏明帝没有自己的儿子，抱养宗人后代曹芳和曹询。为了保证皇统大宗不被改变，太和三年（229）特下诏，继大宗的旁支庶子“敢为佞邪导谀君上，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²³⁾。西晋愍帝是武帝司马炎的孙子，吴王司马晏的儿子，后出继给伯父秦王司马柬，袭封秦王，是皇统大宗的疏支。他做了皇帝后，尽管有人建议追尊他的生父司马晏为皇考，但最后只追赠为太保。东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是琅邪王司马伷，父是琅邪王司马觐，离西晋皇统大宗也比较远。司马睿在江东即帝位后，也有臣下进言说琅邪王司马觐宜称皇考。司马睿不但没有追封生父为皇，反而封皇子司马裒为琅邪王，奉恭王司马觐之祀⁽²⁴⁾。司马裒是司马睿最得意的儿子，认为比他哥哥司马绍更有成人之量，曾想立其为太子，只是由于宰相王导以立嫡以长的理由加以反对才作罢。这个举动表示自己既然称帝，绍继司马氏皇室大宗，就无法顾及自己本宗，所以让最得意的儿子继承琅邪王之后。成帝时封自己的弟弟司马岳为琅邪王，后来司马岳即帝位，是为康帝，又不能顾及自己的本宗，便封成帝长子司马丕为琅邪王。后来司马丕继帝位，是为哀帝，也因不能顾及本宗，封自己弟弟司马奕为琅邪王。司马奕作了皇帝，又以司马睿的小儿子司马昱摄行琅邪国祀。司马睿、司马岳、司马丕、司马奕等都因做了皇帝出继司马氏大宗而不能顾及本宗，更不能追封自己的生父为皇而入皇统大宗。

士族宗族和庶族宗族也有这种情况。北魏陆馥想把爵位传给儿子陆琇，当时陆琇年方九岁，陆馥对他说：“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今已年老，属汝幼冲，讵堪为陆氏宗首乎？”陆琇回答：“苟非斗力，何患童幼！”陆馛奇之，遂立其为世子⁽²⁵⁾。范阳人卢渊的长子卢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謇谔，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诸父并敬惮之”。诸父即宗族中的旁支长辈，他们对卢道将的敬惮，不仅仅是因为他“涉猎经史”“颇有文才”因为范阳卢氏家世儒学，涉猎经史颇有文才者大有人在，然而被宗族长辈敬而惮之者仅卢道将一人，这显然与其在宗族中的大宗之长地位有关。嫡长子在宗族中的地位之高，从北朝重嫡嗣轻侧出的风气中得到反证。崔道固为庶子贱出，“嫡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对其“略无兄弟之礼”⁽²⁶⁾。李“母贱，为诸兄所轻”⁽²⁷⁾。崔廓“少孤贫，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²⁸⁾。颜之推记述北方社会习俗说：“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有年少于子者”⁽²⁹⁾。颜之推所记为整个北方风俗，庶族宗族也应包括在内。

第二，由族众推举出来担任宗族首领。按照宗法制度，大宗嫡长子是宗族组织天然的首领，不可能由族众推举。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分裂，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给宗族的生存发展带来极大的威胁。这就需要有德能服众、威能摄敌、有组织才能、有军事才干的人来充当宗族的领袖，以带领全族人渡过难关。宗族中不是所有的嫡长子都具有这种素质，所以，这个时期出现了族人推举宗族领袖的办法。西晋“八王之乱”时，颍川人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被推举为领袖。史载他“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³⁰⁾。庾衮具有行道循礼、尊老爱幼、劳先逸后、言行一致等品德，赢得了宗人的崇敬，这是他被推举为宗族领袖的重要原因。西晋末祖逖在率领宗族乡人迁徙时被推举为行主，他兄弟六人，不是长子。两个哥哥都有才干，而祖逖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常为之担忧，可见在家族中也不是佼佼者。然而他在个人品行素质上有其过人之处。流徙中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人、病人，自己徒步行走，显示其孝悌友爱之心；药物衣食与众人共享，显示其与众人同甘共苦的品质；多权谋策略，说明他具有应付政治军事复杂局面的素质⁽³¹⁾。正因为如此，庾衮被宗人推举为行主。南朝刘宋初年，华山蓝田人康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刘宋政权专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襄阳”。康穆死后，两个儿子康元隆、康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³²⁾。康元隆兄弟继承其父为宗族首领，不是父死子继的自然承袭，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而被族人所推举。再看被推为坞主的几个人：平阳人李矩，“童龀时，与群儿聚戏，便为其率，计划指授”，长大后任梁王司马肜的牙门将，“伐氐齐万年有殊功”，说明他有军事才干。“素为乡人所爱”⁽³³⁾，说明他在族人之间有威信。河内怀人郭默善于“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³⁴⁾。广平易阳人刘遐，性果毅，便弓马，开豁壮勇，冀州人将他比作张飞、关羽⁽³⁵⁾。他们被推举为坞主，显然也是由于他们军事上的才干。

第三，个别的大族豪强本身经济军事实力强大，而成为宗人乡里的首领。河东大族薛氏就是如此。《魏书》卷四十二《薛辩传》记载：

薛辩，字允白。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辩稍骄傲，颇失民心。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司马德宗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太守。

从表面上看，薛陶、薛强、薛辩祖孙三代世领宗族，似乎薛氏宗族的首领是世袭的，但仔细分析又不尽然。薛辩的祖辈弟兄三人为宗族首领，号称“三薛”，而到了父辈，由于薛祖、薛落的“子孙微劣”，变成了薛辩的父亲薛强一人统领。薛强“善绥抚，为民所归”说明他任宗族领袖乃是能力所致，与世袭关系不大。薛强死后，薛辩“袭统其营”，从其“稍骄傲，颇失民心”的记载看，薛辩还是对宗族有功的，否则便没有骄傲的资本。他能够成为薛氏宗族的领袖，也主要是凭其能力。薛辩失民心，应当也包括宗人之心。《宋书》卷八十八《薛安都传》记载：

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也。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高祖定关、河，以为上党太守。

这个薛安都和薛辩是同宗，薛辩的孙子称薛安都为族叔⁽³⁶⁾，则薛安都的父亲薛广与薛辩是同辈人，他成为薛氏宗豪，极有可能是取代了薛辩在宗族中的位置。薛广的儿子薛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有资格继其父为宗豪。盖吴起义发生后，薛安都与宗人薛永宗响应盖吴，失败后投奔南朝刘宋，失去了宗豪的地位。薛辩的孙子初古拔“沉毅有器识”，纠合宗族乡人在河际构筑坞堡，切断了薛永宗与盖吴的联系，有功于北魏，在朝廷的支持下成为新的宗豪。薛辩一族，代出才人，积累了很高的威望；又与朝廷联系紧密，具有较强的政治势力，因而成为河东地区强宗豪族的领袖。

豪强大族们在经济上也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传》记载：“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所谓“宗族富盛”，即指经济富裕。北魏孝明帝时，南朝梁许周、许团兄弟投奔北魏，自称在南朝梁任给侍黄门侍郎。源子恭表示怀疑，说：许氏兄弟如果“履历清华，名位高达，计其家累，应在不轻。今者归化，何其孤迥？设使当时怱遽，不得携将，及其来后，家赀产业应见簿敛，尊卑口累亦当从法。而周兄弟怡然，尝无忧戚。若无种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应是衍故遣，非周投化”⁽³⁷⁾。根据这个事实，吕思勉先生就推断说：“可见当时巨家，多历显宦，有厚产矣。”⁽³⁸⁾

豪强大族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优势，是宗人乡里不得不依附的靠山，这些豪族的族长们也就成为当然的宗族领袖。

宗族领袖在管理宗族、教育宗族、保护宗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以宗族法规管理控制宗族。《陈书》卷二十三《王玚传》记载：“玚兄弟三十余人，居家笃睦，每岁时馈遗，遍及近亲，敦诱诸弟，并禀其规训。”这个记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和宗族都有自己的家规和族规。这些具体规定如何？由于史籍缺载不能详知，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事例知道这些规矩之严。北魏崔挺有六个儿子，崔孝芬是长子，弟弟崔孝等“奉孝芬尽恭顺之礼，坐食进退，孝芬不命则不敢也。鸡鸣而起，旦参颜色”⁽³⁹⁾。弘农杨椿兄弟“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杨椿居长，杨津为弟。杨津总是“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杨椿曾在外面喝酒大醉而归，杨津“扶侍还室，仍假寐前，承候安否”⁽⁴⁰⁾。从这些表现来看，宗族兄弟长幼之间似乎有严格的宗法规范。如果违犯了家法族规，还要受到惩戒。北齐颜之推说：“笞怒废于家，则庶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由国焉。”⁽⁴¹⁾家法族规和国家法规都是不能偏废的。三国曹魏时，江夏太守王经擅离职守回家，他的母亲“以经典兵马而擅去，对送吏杖经五十”⁽⁴²⁾。北魏孝文帝曾回忆说：“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语。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⁴³⁾南朝王僧辩的母亲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僧辩四十多岁已是统兵将军，还有时被魏夫人捶挞⁽⁴⁴⁾。上述事例虽偏重于家法，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与族是紧密联系的，由家法可以推见到族规。至于宗族的惩戒之严恐怕比家法有过之。如北魏末期天下大乱，赵郡人李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⁴⁵⁾。范阳人卢宗道：“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⁴⁶⁾

以特权或特长庇荫保护宗族。以特权庇荫宗族主要发生在士族宗族中。西晋司马氏是士族阶层的政治代表，靠士族的支持取得天下，因此对士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给予特权。政治优待体现在“九品中正制”，经济优待则体现在“荫族荫客制”。《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记载：

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钑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唐长孺先生在解释这条材料时说：

荫是庇荫，法令规定各级官僚有庇荫其宗族及客的特权。受庇荫者得以免除官役，而对庇荫者承担义务。《魏书》卷一一○《食货志》说：“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这虽是后来的记载，晋代也同样适用⁽⁴⁷⁾。

唐先生用《魏书·食货志》对庇荫明确意义的记载说明西晋法令规定中“荫”的意思，毫无疑问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但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则需要加以分析。《魏书》所说指豪强的依附民，相当于《晋书》所说的衣食客和佃客。除了这部分人外，西晋士族所荫者还有自己的宗族。他们和衣食客及佃客应有区别，与庇荫者有一层血缘同宗关系，他们对庇荫者所承担的义务可能不会“倍于公赋”，最多同于政府征税，否则被荫者是不愿意的。三世、九族宗人都愿意接受庇荫者的庇护，这些享有特权的庇荫者在朝中是高官，在宗族中就是领袖。

士族宗族的领袖用特权庇护宗族，庶族宗族的领袖一般不享受朝廷特权，他们保护宗族的手段就是自己的特长。前述宗族迁徙中的行主、据险自保的坞堡主都是如此。

用传统道德教育宗族。北魏孝文帝用彭城王元勰为宗师，并给其修书说：“敎风密微，礼政严严，若不深心日劝，何以敬诸。每欲立一宗师，肃我元族。汝亲则宸极，位乃中监，风标才器，实足师范。”元勰“性仁孝”，“小心谨慎，初无过失，虽闲居宴处，亦无慢色惰容。爱敬儒彦，倾心礼待。清正俭素，门无私谒”。他深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时候，上表“以一岁国秩、职俸、亲恤以裨军国”，以自身的行动教育宗族⁽⁴⁸⁾。士族宗族和庶族宗族也是如此。东汉建安年间，右北平无终人田畴率宗族进入徐无山中，制定法令约束宗族的同时，“又别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⁴⁹⁾。北朝清河东武城人房熊的长子房彦询早卒，其叔父房豹称丧当家之宝，可见为宗族领袖。弟弟房彦谦自幼从兄学习，被宗党所看重。长大后“手不释卷，遂通涉《五经》。解属文，雅有词辩，风概高人”，“宗从取则焉”，当继其兄成为宗族领袖。史称“彦谦居家，每子侄定省，常为讲说督勉之，亹亹不倦”⁽⁵⁰⁾。赵郡李士谦“宗党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会极宴，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宁可违乎！’少长肃然，无敢弛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⁵¹⁾上述史实反映了宗族领袖对族人们所实行的仁孝、谦恭、好学、尊贤、循礼、忧国等方面的教育。

宗族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而宗族领袖就是凝聚这个组织的领导核心。宗族种类的多样性、活动状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宗族领袖身份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其产生途径的多样性。宗族领袖们通过对宗族的管理控制、荫庇保护、道德教化发挥着使宗族凝聚而不涣散的作用。

【注释】

(1)《南齐书》卷三十八《萧赤斧附萧颖胄传》。

(2)《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任峻传》。

(3)《三国志》卷十八《魏书·李典传》。

(4)《晋书》卷三《武帝纪》、卷五十九《汝南王亮传》。

(5)分别见于《晋书》卷三十七《宗室·彭城穆王权附曾孙纮传》《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江夏王刘义恭传》《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列传·陈留王虔附悦传》《魏书》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列传·成阳王长寿附徽传》《魏书》卷二十一中《献文六王列传·高阳王雍传》《魏书》卷二十一下《彭城王勰传》《北齐书》卷十三《清河王岳传》《周书》卷五《武帝纪上》《周书》卷二十七《宇文测附宇文深传》。

(6)《陈书》卷十三《周敷传》。

(7)《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

(8)《晋书》卷一百《陈敏传》。

(9)《周书》卷四十四《阳雄传》。

(10)《周书》卷四十四《任果传》。(www.daowen.com)

(11)《北史》卷三十三《李灵附李显甫传》。

(12)李显甫的父亲李恢死于北魏献文帝时，由此推之，李显甫被推为宗主当在孝文帝初期。

(13)《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

(14)《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15)《后汉书》卷七十《荀彧传》。

(16)《三国志》卷十八《魏书·许褚传》。

(17)《三国志》卷十八《魏书·李典传》。

(18)《晋书》卷八十八《庾衮传》。

(19)《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

(20)见《晋书》卷六十《阎鼎传》、卷六十二《祖逖传》、卷六十三《李矩传》《郭默传》、卷八十一《刘遐传》等。

(21)《北史》卷三十三《李灵附李元忠传》。

(22)《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列传·临淮王拓跋谭附元孚传》。

(23)《晋书》卷十九《礼志上》。

(24)《晋书》卷六十四《元四王·琅邪王裒传》。

(25)《北史》卷二十八《陆俟附陆琇传》。

(26)《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附道固传》。

(27)《魏书》卷四十六《李传》。

(28)《北史》卷八十八《崔廓传》。

(29)《颜氏家训·后娶篇》。

(30)《晋书》卷八十八《庾衮传》。

(31)《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32)《梁书》卷十八《康绚传》。

(33)《晋书》卷六十三《李矩传》。

(34)《晋书》卷六十三《郭默传》。

(35)《晋书》卷八十一《刘遐传》。

(36)《魏书》卷《薛辩附初古拔传》。

(37)《魏书》卷四十一《源贺附源子恭传》。

(38)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923页。

(39)《魏书》卷五十七《崔挺传》。

(40)《魏书》卷五十八《杨播附杨椿传》。

(41)《颜氏家训·治家》。

(42)《三国志》卷九《魏舒·夏侯玄传》裴松之注引《世语》。

(43)《魏书》卷五十八《杨播附杨椿传》。

(44)《颜氏家训·教子》。

(45)《北史》卷三十三《李灵附李元忠传》。

(46)《北齐书》卷二十二《李元忠传》。

(4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48)《魏书》卷二十一下《彭城王勰传》。

(49)《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田畴传》。

(50)《北史》卷三十九《房法寿附房彦谦传》。

(51)《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附李士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