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晋统县政区长官之官名问题

略论两晋统县政区长官之官名问题⁽¹⁾

姚乐　胡阿祥

（南京大学历史系　南京　210093）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两晋时期，除了都城所在郡的长官称“尹”外，地方统县政区的行政首长，其官名主要有三种，即太守、相、内史。这种现象，较之汉魏稍有不同。

汉魏时代，王畿之外，地方统县政区分为郡、国两大类。郡之长吏，西汉初年称为郡守，汉景帝时改称太守，此后除新莽时代曾一度改名“大尹”外，基本未有变化。至于各国政事，则初由诸侯王专制，汉景帝为削夺王权，乃置内史以掌各国行政；汉成帝时，又因大司空何武之奏请而罢除内史，改以原先不实际参与民事的国相作为各国的行政首长；东汉建立以后，虽恢复了内史一职，但仅是作为国相的副贰，而不再是行政长官⁽²⁾。因此，在汉魏时代的任一时间点上，郡国首长的通名只有两种，或为太守与内史，或为太守与相，而无三者并为长吏官名的情形出现。

然而在《晋书》中，太守、相、内史三者之作为郡国长吏，却往往同时并存。晋以太守作为诸郡长官，实系一脉相承于汉魏；但晋朝建立以前，诸国长官皆名为“相”，入晋之后，则同时既有称相者，又有号为内史者。就此问题，前人严耕望先生尝梳理道：

《晋书·职官志》云：“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师所在，则曰尹。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按郡太守、河南尹，皆承汉、魏之制，惟王国内史，与魏制异。《晋书·武帝纪》，太康十年十一月，“改诸王国相为内史”。是其始亦承魏制，后改之也。然《晋书》纪传中称王国行政首长为国相者仍甚多。《晋书·夏侯湛传·斠注》引《晋书校文》三云：“不胜枚举，”是也。而《温峤传》，苏峻反，峤率诸郡二千石上尚书，陈峻罪状。其列衔中有宣城内史桓彝、江夏相周抚。同一疏中，相与内史并见，此尤为异。至于内史、相抑或称为太守者，则通称，不足异矣。⁽³⁾

据上，严氏归纳了凡五点信息：一、晋之统县政区有郡与王国两种；二、郡之长官除国都所在称“尹”外，余称“太守”；三、王国长官起初称“相”，太康十年（289）十一月之后称“内史”；四、太康十年（289）之后，仍有甚多王国的长官继续称“相”；五、其时，“内史”混称“相”主要为积习所致，与“内史”“相”亦常习称“太守”一样，均不足为怪。换言之，在严氏看来，两晋地方郡国长官的通名，从制度上讲一直仅为两种，即太康十年（289）以前为太守与相，以后则为太守与内史；三者名号的一时并存，主要是由晋人的称名习惯引起的。

笔者以为，严氏的上述解释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严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晋朝统县政区的通名，从《晋书·地理志》行文看来，虽然仍为“郡”“国”两种，但“国”不尽为王国，同时还有许多公国存在，而公国的长吏，和王国一样亦称为“相”。关于这一点，清儒方恺在校《晋志》时就已发现⁽⁴⁾，如今更是学界的定论。而由这一定论出发，再反观严氏的论述，则可以有进一步的发现。

二、重审“内史”混称为“相”问题

如前引《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原文，在说明晋代“内史”“相”存在通称现象时，严氏引用了《晋书·温峤传》里的记载作为证据，即当时的一份上疏中，既云“宣城内史”，更列“江夏相”之名。对此事实，严氏颇感惊异。但是，假如该奏疏中“江夏相”对应的江夏国并非王国而是公国的话，那么这件事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此前晋朝仅有改王国之相为内史的诏令，却没有令公国之相也行更名的举措。

笔者在遍检《晋书》及诸种旧《晋书》之后，实未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晋朝曾封有江夏王的记载。封建为国之大事，纪传岂能不书？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应无江夏王。那么，江夏相周抚就极有可能是江夏公国的长官。晋世是否有江夏公呢？答案是肯定的。《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

璪字仲宝，袭瓘爵。后东海王越以兰陵益其国，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户。怀帝即位，为散骑侍郎。永嘉五年，没于刘聪。元帝以瓘玄孙崇嗣。

据此，江夏公国乃封与晋朝开国功臣卫瓘的子孙，始封于西晋后期，至东晋仍传国不绝；周抚任江夏相是在东晋初年，时间上也完全吻合。这样，温峤之上疏，在列举官名时实无问题，毋庸置疑。

除此之外，严氏并未直接列举其他史料说明“《晋书》纪传中称王国行政首长为国相者仍甚多”，只是引用了《晋书斠注》中的一句注语。按该句注语出自清儒丁国钧《晋书校文》卷三，为吴士鉴、刘承干《斠注》注《夏侯湛传》时，在传文“除中书侍郎，出补南阳相”一句后转引，文曰：

太康十年改王国相为内史，此南阳不当复称相，然列传中往往混淆。如《卞敦传》称汝南相、《贺循传》称会稽相之类，不胜枚举。⁽⁵⁾

考诸列传可以发现，“不胜枚举”之虚语外，丁氏实际举了五例说明《晋书》中“相”“内史”官名混淆的问题，分别是南阳相夏侯湛，汝南相卞俊，会稽相张景、程超、贺循。但是细绎史文，除了汝南相卞俊外，其余四例皆不成立。

首先，夏侯湛出任的南阳相，确是南阳王国的长官，据其本传，时间是在晋武帝驾崩之前⁽⁶⁾。但据《武帝纪》，武帝时封南阳王者，仅有皇子司马柬一人，而司马柬太康十年（289）十一月已改封秦王，恰与诸王国相更名内史同时⁽⁷⁾。其后的一位南阳王，则是直到惠帝光熙元年（306）九月才受封的司马模⁽⁸⁾。因此，夏侯湛所出任的南阳国长官，自当称“南阳相”而无由称“南阳内史”，故丁氏对夏侯湛官名的质疑，实系无谓。

其次，《贺循传》云：“及敏破，征东将军周馥上循领会稽相，寻除吴国内史，公车征贤良，皆不就。”⁽⁹⁾则贺循是在平定陈敏之后，被荐为会稽相的，然而实未到任。按《怀帝纪》，永嘉元年（307）三月，周馥斩送陈敏首级⁽¹⁰⁾，其表荐贺循为相，应在此时或之后不久；但当时尚未有被封为会稽王者。最早封为会稽王者，是元帝之子、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昱，事在咸和二年十二月（328年1月）⁽¹¹⁾，即二十余年之后。因此，此会稽相绝非彼会稽王之相。又泰始六年十二月（271年1月），吴国将领孙秀叛降晋朝，旋被晋武帝封为会稽公⁽¹²⁾，其后纪、传未言会稽公在永嘉前曾有除国、徙封或绝嗣之事。那么，贺循之会稽相，应当就是会稽公国之相；至于张景、程超二人担任会稽相，尚在贺循受荐之前，就更无理由号为会稽内史了。

卞俊担任汝南国长官，是在太康十年（289）之后⁽¹³⁾。按汝南为王国，卞俊按制应称“汝南内史”，传文书作“汝南相”实欠严谨。这究竟是晋人习惯的一种反映，还是后世史官的误书，无从判定；不过，通过排比《晋书》中出现过的相名，笔者发现，凡是太康十年（289）以后出现的“某某相”，其中俸禄二千石且为晋朝官员者，同前述江夏相、会稽相一样，基本都能找到对应的“某某公”，只有极个别者确系王国内史的混称。具体情况略如下表所示⁽¹⁴⁾：

晋太康十年以降诸二千石相名目表

①《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第1824页。

②分别见《晋书》卷一百《陈敏传》，第2614页；卷七十一《孙惠传》，第1884页；卷七十《卞壸传》，第1867页；卷六十六《陶瞻传》，第1779页；卷七《成帝纪》，第169页；卷七《成帝纪》，第172页；卷七《成帝纪》，第179页；卷八十三《袁乔传》，第2167页；卷九《孝武帝纪》，第229页（另见卷七十九《谢玄传》，第2081页）；卷七十九《谢玄传》，第2082页（另见卷八十四《刘牢之传》，第2188页）；卷三十七《谯忠王尚之传》，第1107页；卷八十四《刘牢之传》，第2191页及同卷《刘敬宣传》，第2192页。

续表

①分别见《晋书》卷七十《卞敦传》，第1874页；卷八十一《桓宣传》，第2116页；卷八十一《毛宝传》，第2124页；卷六十七《温峤传》，第1791页；卷六十六《陶称传》，第1780页（另见卷七十三《庾亮传》，第1923页）；卷七十三《庾翼传》，第1933页；卷三十七《谯烈王无忌传》，第1107页；卷八十二《习凿齿传》，第2152页（另见卷八十三《袁乔传》，第2168页）；卷八《哀帝纪》，第208、209页（另见卷九十八《桓温传》，第2572页）；卷八《废帝纪》，第210页（另见卷八十一《朱序传》，第2132页）；卷七十四《桓嗣传》，第1953页；卷八十一《朱序传》，第2134页；卷七十四《桓冲传》，第1951页；卷八十一《毛安之传》，第2128页；卷六十七《郗恢传》，第1806页；卷九十九《桓玄传》，第2588页；卷七十四《桓振传》，第1944页；卷九十九《桓玄传》，第2602页。

②分别见《晋书》卷三十七《谯烈王无忌传》，第1107页；卷八十三《袁乔传》，第2168页；卷九十四《龚玄之传》，第2459页；卷九十二《罗含传》，第2403页；卷八十二《孙盛传》，第2149页；卷九十九《桓玄传》，第2593页。

③《晋书》卷七《成帝纪》，第174页。

④沈约：《宋书》卷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3页。

续表

①分别见《晋书》卷六十九《刘波传》，第1838页；卷七十九《谢玄传》，第2080页；卷八十三《江绩传》，第2176页（另见卷八十四《殷仲堪传》，第2198页）；卷八十四《杨佺期传》，第2200页；卷九十九《桓玄传》，第2592页。

②《晋书》卷八《穆帝纪》，第204页。

③《晋书》卷八十五《诸葛长民传》，第2212页；另见卷九十二《郭澄之传》，第2406页。

④《晋书》卷九《孝武帝纪》，第235页。

⑤分别见《晋书》卷六十九《刁逵传》，第1845页；卷十《安帝纪》，第257页；卷十《安帝纪》，第266页。

⑥《晋书》卷六《明帝纪》，第162页。

⑦《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3页。

续表

①分别见《晋书》卷九十一《杜夷传》，第2354页；卷九十九《桓玄传》，第2591页；卷三十七《司马休之传》，第1110页。

②《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2页。

③分别见《晋书》卷五十《庾敳传》，第1395页；卷三十九《荀邃传》，第1158页。

④《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1页。

⑤《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8页。

续表

①《晋书》卷一百《苏峻传》，第2628页。

上表中需要特别考证者有两点。其一，关于孙氏会稽公国绝于何年。《三国志》卷五十一《吴书·宗室传》裴注引傅畅《晋诸公赞》云：“吴平，降（孙秀）为伏波将军，开府如故。永宁中卒，追赠骠骑、开府。子俭，字仲节，给事中。”⁽¹⁵⁾则孙秀于惠帝永宁间去世后，其公爵应由其子孙俭继承。而《晋书·怀帝纪》云永嘉五年（311）六月“刘曜、王弥入京师……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¹⁶⁾。既新立会稽公，则故会稽公自当被废；且此前京师官员死者甚众，孙俭为给事中，系在朝为官者，或即已罹难于斯时。以此，笔者将其国绝之年系于永嘉五年（311）。其二，关于广陵公。晋初有两个“广陵公”，一是宗室司马漼，一是陈准。司马漼封公在太康十年（289），后于永宁元年（301）因讨伐司马伦有功而晋封为淮陵王，事具《晋书》卷三《武帝纪》、卷四《惠帝纪》及卷三十八《淮陵元王漼传》。陈准封公时间，纪、传虽未明言，但亦有线索可以推知。《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收录了孝武帝时尚书祠部郎荀伯子的一封奏表，中有“故太尉广陵公准，党翼贼伦，祸加淮南，因逆为利，窃飨大邦”之语⁽¹⁷⁾，即言陈准是因党附司马伦并助其杀害淮南王司马允而受封广陵公；按《惠帝纪》，司马允举兵遇害在永康元年（300）八月，同月，“光禄大夫陈准为太尉、录尚书事”⁽¹⁸⁾，虽未言及受爵之事，但其受爵无疑即在此时。如是，陈准受封广陵公时，司马漼尚未晋封为王，亦为广陵公，何也？究其缘由，只因广陵有二，一为广陵郡，一为郡下的广陵县，而此二人之公，一为郡公，一为县公，故得以一时并存。但究竟谁是郡公、谁是县公，《晋书》并未明说，笔者之所以断定陈准为郡公，主要是凭以下两点：首先，前引荀伯子表奏谓陈氏“窃飨大邦”，既云“大邦”，谅非仅食一县；其次，司马漼受封的记载，亦即《武帝纪》的原文为“琅邪王觐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漼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¹⁹⁾，据《晋书·地理志》，其时东武、东安仅为县名，广陵、东莞既为郡名亦为县名，而司马澹、繇、漼、卷兄弟四人长幼有序，其中又无人有殊勋在先，故实无澹、繇为县公而漼、卷为郡公之理，是广陵公漼、东莞公卷均应是县公，而司马漼既为县公，则陈准为郡公无疑矣。

然则依据上表，官名应称“内史”而《晋书》记载为“相”者，仅陈留内史与汝南内史两种、共三人而已；其余九种、五十余处相名，除兰陵相外，均可断为郡公之相。因此可以判断，内史混称为相的现象，在《晋书》中十分罕见，远非如《晋书斠注》所说的那样，是“不胜枚举”。而混称之处既极少，又非见于史官所抄录的晋人文牍，则此个别的混称现象，当非晋人习惯的一种体现，实应是史官疏误所致。

三、重审“内史太守互称”问题

前列表格之中，有一处颇令人生疑，即兰陵相苏峻一栏。苏峻任兰陵相是在永昌元年（322）前后，但其时绝无兰陵公，又无兰陵王。那么，兰陵相之名究竟从何而来？这就不由得令人联想到一种可能性，即《晋书》中诸郡太守也有被混称为“相”或“内史”的可能。

严耕望先生云“至于内史、相亦或称为太守者，则通称，不足异矣”，此言存在内史、相被混称为太守的现象；笔者通观《晋书》，这等混称确实所在多有。但是否有太守被混称为内史、相，则严氏并未提及。不过关于这一点，清人钱大昕早有议论在先，其《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内史太守互称”条，云：

汉制，诸侯王国，以相治民事，若郡之有太守也。晋则以内史行太守事，国除为郡，则复称太守。然二名往往混淆，史家亦互称之。如《元帝纪》：太兴元年“改丹阳内史为丹阳尹”。考丹阳未尝为王国。《地理志》：元帝“改丹阳太守为尹”。《薛兼传》：“拜丹阳太守，中兴建，转尹。”则《元帝纪》误矣。王旷亦丹阳太守（见《陈敏传》），而《顾荣传》以为内史，其误与《元帝纪》同。它如陆云称清河内史（本传），亦称太守（陆氏《异林》）；桓彝称宣城内史（《成帝纪》及本传），亦称太守（桓温、苏峻诸传）；苏峻称历阳内史（本传），亦称太守（《成帝纪》）；孙默称琅邪太守（《元帝纪》），亦称内史（《石勒载记》）；周广称豫章内史（《元帝纪》），亦称太守（《华轶传》）；王承称东海太守（《王湛传》），亦称内史（《名士传》）。此类讹混相承，史家不能厘而正之也。⁽²⁰⁾

果如钱氏所言，则《晋书》中太守、内史称号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互相混淆。笔者核诸纪传，钱氏所举各例中，系由内史混称为太守者，有清河内史陆云、琅邪内史孙默、豫章内史周广、东海内史王承，因其时确有清河、琅邪、豫章及东海王故；而彼意为由太守误书成内史者，则有丹阳（丹杨）太守、宣城太守、历阳太守三种，以终晋之世未有以丹杨、宣城、历阳冠名的郡王，故此三郡长官是无由称为内史的。

笔者认为，两晋时代的政区，郡是一般通名，国是特殊通名；政区长官，太守是一般官名，内史、相是特殊官名。特殊官名混称为一般官名，较无足异；而一般官名混称为特殊官名，这类现象更加值得关注，丹杨、宣城、历阳的长官称为内史，就属于此类情形。而对此类情形进行较详细地考察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混称情况的出现，并不像钱大昕认为的那样，是史家疏误所致，而是别有缘由。

按改王国行政长官名称为内史一事，《晋书》中有两条记载，一是《武帝纪》中的太康十年（289）十一月“甲申……改诸王国相为内史”⁽²¹⁾；另条见于《职官志》，文曰：“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景帝讳，故改师为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号。改太守为内史，省相及仆。”⁽²²⁾这两条史料，所言之事虽同，但是表达有异，一曰改国相为内史，一曰改太守为内史。王国长官理应称为国相，但是否《职官志》中的“改太守为内史”一语即是不规范的叙述呢？事实恐怕不是这样。由“改太守”三字，实应联想到晋代封王的一个特点：诸郡王往往并非仅食一郡。《晋书·地理志》虽云“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²³⁾，但这仅是开国时的情况，而后不久便开始出现了食兼数郡的宗室王，且终典午一朝比比皆是。如武帝之子司马晏，初受封即不止一郡，传云：

吴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杨、吴兴并吴三郡。⁽²⁴⁾

言“并吴三郡”者，是以吴郡为其本封，而丹杨、吴兴则系支郡。那么可想而知的是，吴国的国相，应由吴郡太守更名，而丹杨、吴兴的长吏，在郡属吴国后，并不会被冠以国相之号，仍应是以“太守”名官。既然如此，《职官志》中的“改太守为内史”会不会就是针对这种情形而言，即改大国诸支郡太守皆为内史呢？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丹杨郡作为吴国的支郡，其长官在太康十年之后就确实应该称为“丹杨内史”而非“丹杨太守”了。检核《晋书》，与丹杨同为吴国支郡的吴兴郡，其长官也曾被记载为“吴兴内史”⁽²⁵⁾，这恰与笔者的前述假设暗合。又同在《晋书》之中，还有一处史料，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石勒载记》：

石季龙及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闻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清河、巨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国、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封内依旧改为内史。”⁽²⁶⁾

据后来石勒臣下有“汲郡内史”⁽²⁷⁾“上党内史”⁽²⁸⁾可知，此封上疏，系求改赵国封域内全部二十四郡的长官皆为内史，而既云“依旧”，则过去也是这样处理的；而这样的处理方法，应该就是承自晋制。据此，笔者更有理由推断：晋朝“内史”之官名，非但用于一郡之国的行政长官以及数郡之国的首郡长官，且系大国境内一切支郡之长吏所通用的官名。

值得注意的是，《晋书》之外的一条史料，可为笔者的上述推断提供坚实的证据。《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十二《礼仪部二一·拜》中录有东晋张闿的《受侯不拜国太妃表》，表云：

昔为晋陵内史，在东海国封内，时世孙幼小，太妃秉政，前内史迁授除拜日，及当时之官，皆上疏拜，纯执臣之礼闱。自以虽爵有五等，然执珪受瑞，俱为列国，无相臣之体。又晋制拜列侯为相内史，于天朝不曰陪，于蕃国不称臣。臣以从古则惧有行简之讥，随俗又恐失君臣之训。经国垂范，宜有定准，乞出臣表，下八座参详答报。⁽²⁹⁾

按表，其时晋陵为东海国支郡，其长吏系东海王臣并确以内史名官。如此，则前述推论可作定论矣。(www.daowen.com)

再以此推论反观前引钱大昕的笔记，“丹杨内史”之官名实属无误，理由前文已述；“宣城内史”亦是无误，因为核诸纪传，永嘉初年，琅邪王司马睿曾增食宣城郡⁽³⁰⁾，司马睿称帝以后，封琅邪王之司马裒、司马昱等也都食有宣城郡⁽³¹⁾，故东晋宣城之有内史，与西晋丹杨之有内史，其理一也。唯历阳郡隶属何国，史无明书，《地理志》云：“永兴元年……分淮南之乌江、历阳二县置历阳郡。”⁽³²⁾而淮南系王国，大概历阳在置郡之后，仍未脱出淮南国的封域。

进而言之，非但钱氏所列三郡内史问题可以解释，前节表格中的兰陵相问题，就此也可迎刃而解。《晋书》卷六十四《东海哀王冲传》云：

东海哀王冲字道让。元帝以东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继毗后，称东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万户，又改食下邳、兰陵。⁽³³⁾

则兰陵郡在东晋初被割为东海国支郡，苏峻调任兰陵郡正在此时，其官名自应号为“兰陵内史”，至于《晋书》作“兰陵相”者，仅系史官误书“内史”为“相”耳。

当然，除丹杨、宣城、历阳内史外，《晋书》中出现的内史还有很多，如会稽内史、吴郡（吴国）内史、淮南内史等等，略计不下五十种，凡散见于数百处。这些内史，绝大多数都能在《晋书》中直接找到相同专名的郡王。至于少数无法找到同名郡王者，如鄱阳⁽³⁴⁾、安丰⁽³⁵⁾、堂邑⁽³⁶⁾内史等，其所在郡，也各与某个或某些王国的本封（首郡）相邻⁽³⁷⁾，当即其中一国的支郡：而以此为思路，我们在研究两晋王国的封域问题时，无疑便在《晋书》诸帝纪及诸宗室王传关于增封、减封的直接叙事之外，又开发了一类新的史料。

小结及余论

经过前两节的考察，关于《晋书》中出现的“相”与“内史”各自对应的政区种类，两者之间的混称问题，以及两者各自与“太守”的混称问题，已都得到了大致的整理，目前可以得出的结论及推论共有六点：

（一）太康十年（289）十一月以前，晋朝所封王国、公国的长官皆曰“相”；此后，王国长官改称“内史”，公国长官仍旧称“相”。

（二）《晋书》中太康十年（289）以后出现的相名，其为二千石者，基本是公国行政长官的称号，罕有本为王国内史而混称为“相”者，更无本为郡太守而混称为“相”者。

（三）晋朝诸郡王的封国领郡数目有多有寡，其中食兼数郡之国，在太康十年（289）以前，首郡长官称“相”，旁郡长官仍称“太守”。

（四）太康十年（289）以后，不管王国食郡几何，其封域内所有郡的长官均被更名为“内史”。

（五）“内史”作为地方官名，仅限在王国封域之内使用，且诸内史无论是王国首郡的长吏还是王国支郡的首长，他们与所在国的国王，名义上均为君臣关系。

（六）《晋书》中大概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某人实为一般郡（即并非某王国封域内的郡）的太守，但官名却被误书成了“内史”。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觉得还有必要顺带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王、公地位有高下之分，郡公基本仅食一郡，郡王则有兼食数郡者，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一郡之地，既为郡公封国，同时又为王国支郡？假如这种可能性成立的话，那么讨论“相”与“内史”的混称问题时，便要作更进一步的甄别。

所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前文转引的史料中，有言卫璪徙封一事者，盖卫璪本系兰陵郡公，之所以徙封为江夏郡公，就是因为东海王司马越将兰陵郡夺作了自己王国的支郡。假若郡王、郡公之国可以共土，则卫璪何必徙封？因此，郡公之国作为王国支郡的可能性，是可以被否定的。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十一月更改官名的诏令，从名号上将王国、公国、郡这三种政区彻底区别了开来，其目的大概是为了凸显王、公的差别从而使尊卑更加有序吧。无论如何，这一年确立起来的地方官名的新体系，在此后被长期沿用了下来。如《宋书·州郡志》是借长官官名表示政区类别的，其统县政区的长官，除丹阳是首都所在而官名为“尹”外，其余名号只有三种，一曰太守，二曰内史，三曰公相，这无疑是对晋制的直接继承。其后《南齐书》《梁书》《陈书》的纪传中，官为“内史”者依旧所在多有，官为“公相”者较为少见但毕竟存在，可见这种体系历南朝四代而未绝。至于十六国北朝，亦承袭了此种制度，前引《石勒载记》可为一证；又《魏书·官氏志》中，郡虽分为三等，但郡官仍是以“太守”“内史”“相”⁽³⁸⁾为号，这也表明了其对晋制的相沿未改。

然而，比较《隋书·地理志》与《晋书·地理志》，却见存在重大区别，即《晋志》中统县政区通名尚有郡、国的区分，《隋志》则已一例为郡。隋朝诸郡长官，据《隋书》纪、传可知，除京兆、河南为两都所在、长官称“尹”外，余郡长官均已一例号为“太守”，并无一处再以“内史”或“相”为名。这样的重大变化究竟发生于何时？或者说，王、公封国在地方政区体系中的投影是何时消失的？从《通典·职官典》的《秩品三》《秩品四》两卷所列“北齐职品”⁽³⁹⁾与“后周官品”⁽⁴⁰⁾看来，“内史”与“相”作为地方政区长官官名，至北齐、北周已不再使用。那么，这种调整可能是发生在北魏后期，也可能是北齐、北周各自完成的吧。遗憾的是，由于文献恐不足征，此事年份及其缘由俱难一时考定，目前只得存疑。

另外，笔者在本文撰述过程中，尝利用到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图集》的西晋图组是以太康三年（282）为断的，其中，会稽一处被标作了“会稽郡”⁽⁴¹⁾，此系根据《晋书·地理志》原文而来；但若依照本文的考述，则其时的会稽乃是公国，故或应标注为“会稽国”才是。附言于此，以备今后修订《图集》者参考。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政区研究”（BZS018）之阶段成果。

(2)本处汉魏沿革，主要依杜佑《通典·职官典》相关篇目的叙述进行整理。

(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4)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丛书集成初编》第306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12页，“鲁郡”条。

(5)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斠注》下册，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第978页。

(6)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五《夏侯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99页。

(7)《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9页。

(8)《晋书》卷四《惠帝纪》，第107页。

(9)《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第1825页。

(10)《晋书》卷五《怀帝纪》，第116页。

(11)《晋书》卷七《成帝纪》，第171页。

(12)《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0页。

(13)《晋书》卷七十《卞敦传》，第1873页。

(14)《晋书》中以相名官者，在太康十年（289）之后，又有西平、晋兴、西河、辽东、代、北平、上谷、新平、吴兴相等九种，但这些国相或为前凉、前燕、段部鲜卑自署，或为石赵所置，或虽在晋土、但仅系口头应许而未实立之官，诸如此类，均不纳入表中。

(15)陈寿：《三国志》卷五十一《吴书·宗室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14页。

(16)《晋书》卷五《怀帝纪》，第123页。

(17)《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第1024页。

(18)《晋书》卷四《惠帝纪》，第96页。

(19)《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9页。

(2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36页。

(21)《晋书》卷三，第79页。

(22)《晋书》卷四十四，第743页。

(23)《晋书》卷十四，第414页。

(24)《晋书》卷六十四《吴敬王晏传》，第1724页。

(25)如《晋书》卷三《惠帝纪》：太安二年十一月“丙寅，扬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内史王矩、前吴兴内史顾秘起义军以讨石冰”，第101页。

(26)《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30页。

(27)《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第2742页。

(28)《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第2742页。

(29)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四二《礼仪部二一》，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460页。

(30)《晋书》卷六《元帝纪》，第144页。

(31)司马裒食宣城，见《晋书》卷六十四《琅邪孝王裒传》，第1725页；司马昱食宣城，见卷九《简文帝纪》，第219页。

(32)《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第463页。

(33)《晋书》卷六十四《东海哀王冲传》，第1726页。

(34)《晋书》卷八十二《虞溥传》，第2139页。

(35)《晋书》卷七十一《孙惠传》，第1884页。

(36)《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襄载记》，第2963页。

(37)鄱阳邻豫章国，安丰邻汝阴国，堂邑邻淮陵国。

(38)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96—2999页。

(39)杜佑：《通典》卷三十八《职官典·秩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45页。

(40)《通典》卷三十九《职官典·秩品四》，第1064页。

(4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两晋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