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看明代社会——陈玉女著《明代的佛教与社会》读后

常建华

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陈玉女教授，专攻明代佛教社会史，将其论文结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1月推出。笔者感到这是一部明代佛教社会史研究的力作，愿在此写出感想与读者分享。

该书收录12篇论文，作者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文集论文的前后顺序，大致根据内容所涉及之年代或议题之间所触及的某种相关性排列而成，并没有显示出绵密紧凑的议题关系。不过我们仍可以根据论文的议题，大致将文集的内容分成四类。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部分是前五篇论文，讨论京师地区政治势力与佛教关系问题。按照作者的说法，是“讨论佛教如何在政权势力盘根错节的京师地区，取得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社会资源和开拓有效的人际网络。这样的区域虽然拥有促进佛教发展的雄厚资本，但置身其中的佛教，不免在政治派系纠葛中，陷入难以自拔的险境。因此，佛教与政权人士的交往接触，该如何恰到好处地严守自身分际，成为僧界人士必须细加琢磨的课题”(第2页)。具体来说，首篇论文《明太祖征召儒僧与统制僧人的历史意义》，针对以往研究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多侧重于政令内容的剖析，特别从太祖自招聘儒僧、设立善世院到废止，再到僧录司的设置，进而发布《佛教申明榜文》、《周知册》等一系列的佛教措施入手，探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作者认为“实际与其执权性质的蜕变息息相关”，太祖征用僧才及其统制僧人机构设置的理念，明显是以巩固皇权为政策考虑的重心。第二篇论文《郑和施印佛经与兴建佛寺的意义》指出，佛、道二教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中，扮演着精神护航的重要角色。作者分别考察了郑和施印《佛说摩利支天经》的背景与动机，郑和施印《洪武南藏》与《永乐南藏》的动机，郑和下西洋与南京静海寺、大报恩寺的兴建等问题，认为郑和的信仰多元且混合，其施印《摩利支天经》，并不表示以摩利支天菩萨为唯一的信仰主体，主要在于借助摩利支天法所具足的避敌护身之法，以祈航程平安。《大藏经》之施，重在报佛恩;而《天妃经》之刊印，意在企求天妃庇佑海上平安。郑和浩大的施藏之举，所显示的意义，除报佛恩外，一则以显其航海之丰功伟业，二则显示备受恩宠及权高位重的身份。以上两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追寻历史现象背后的意义。从太祖的佛教政策看其施政的本质，从郑和的施印佛经、兴建佛寺解析这些信仰活动背后所隐含的历史问题，将这些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接下来的三篇论文讨论嘉隆万时期的宗教事件。《明嘉靖初期议礼派政权与佛教肃清——以“皇姑寺事件”为考察中心》讨论的“皇姑寺事件”，是发生在位于宛平县香山乡黄村的保明寺(俗称皇姑寺)事件。嘉靖六年(1527)的废佛政策，使保明寺也面临被拆毁的危机，当时的皇伯母昭圣、圣母章圣两皇太后，乃至主张废佛的议礼派也反对拆毁，与嘉靖帝发生冲突。本文深究“皇姑寺事件”的政治社会背景，进而厘清嘉靖初期废佛政策的重要因素。作者提出:“嘉靖初期的佛教肃清不单是宗教政策的问题，还与此时的政界纷争密切相关。亦即近畿地区为数众多的寺庵寺田，与旧派皇亲、勋臣、太监关系甚深，因而近畿地区的庄田整理，隐藏着南方官僚借机打击北方旧派势力的意图。是以，嘉靖时期第一段阶的废佛，在复兴政治的正统理念、社会的儒教思想的同时，还深深牵扯着发生于政权交替时期新旧势力的倾辄问题。”(第95页) 《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兼论佛、道两势力的对峙》认为，万历时期宫廷和京师佛教的快速复兴，慈圣皇太后的奉佛极具关键性。然而鲜有学者将目光投注在这位太后的身上，作者探索慈圣皇太后的崇佛事迹，以廓清明末佛教复兴的关键之一。作者指出，慈圣皇太后之所以能够突破嘉靖以来禁佛的格局，展开个人崇佛的意愿，归因于万历初期张居正政权的统治结构。张居正虽是大权的统揽者，但是慈圣皇太后及冯保是构成其权力的重要支柱。张居正为拥权自重，对太后、对冯保自不能怠慢。因此，慈圣皇太后一再恣意兴佛建寺、耗损庞大国帑，扩大了崇佛的空间。张居正虽至执政晚期敢于坦然劝阻，但已无法挽住慈圣皇太后崇佛的狂热。万历亲政以后，基于深厚的孝养亲情，也处处配合太后崇佛的种种心愿。然而，就在“祈储”与“立储”的问题上，两人发生冲突，遂使长期对峙的佛、道两大势力也因此再起纷争。由于慈圣皇太后的崇佛热，对各地入京的名、高僧宠遇有加，如憨山德清或紫柏达观等晚明振兴佛教的有名高僧都曾先后见重于慈圣皇太后。然而，憨山德清、紫柏达观先后入狱罹难时，慈圣皇太后却未曾伸出援手。宫廷虽因慈圣皇太后而兴起崇佛的热潮，却也没有演变成正德或稍前几位皇帝罔顾祖法，大量引进汉僧和喇嘛入宫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产生。《明华严宗派遍融和尚入狱考——兼论隆、万年间佛教与京师权贵的往来》研究的是为人忽视的遍融和尚，遍融真圆是明中叶以后闻名北京佛教的大长老，为各地入京参禅学佛者所争相访求的佛门耆宿，是隆、万年间振兴佛教的重要先驱。遍融任及国师，深受名宦公卿乃至万历生母慈圣皇太后的推崇，并为其营建大丛林千佛寺。遍融虽是一代高僧，然论其法嗣则未详，并无语录或任何相关著述传世。作者探讨了嘉、隆年间北京佛教正值发展上的重要转变时期，此时入京的遍融何以能够一跃而为当代名僧而备受王公贵人的爱戴，有利于他弘法的时代及人事背景，为何多与权贵往来，又一度被逮入狱。借此进一步廓清隆、万年间正当佛教复兴时期，接连发生多位高僧大德被捕入狱的历史背景。

以上五篇论文，时间上明初的两篇，明中后期的三篇，基本上贯穿明前期，讨论的都是重要的历史现象或疑难问题，作者能够透过历史表象，剖析复杂背景与背后的人事关系，不仅对于佛教史，而且对于政治史都有所突破。

第二部分是京师之外五台山与昆明佛教的两篇论文。《明昆明太华寺供奉沐氏十二世像之历史意义》一文如作者所说:“昆明沐氏政权的建立，可视为中央政权向西南地区的势力延伸。沐氏在巩固自身的云南政权时，佛教信仰成为建构其自我威权的重要凭借。”(第2页) 《明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之取得与运输——以木材、铜、铁等建材为主》一文:探讨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的取得，不仅依仗着中央权贵的财力奥援，建材的采购与运输与其周边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交通网络及社会大众的信仰心理等条件密不可分。

第三部分讨论佛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作者关注“佛教根植于明代社会大众的内心形象，及信众们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接触、认识佛教，以及信众对于佛教的依赖与需求等，均是促使明代佛教从事内在改变以适应外在环境需求的重要推进力”(第2页)，试图构筑出明代佛教特质。《明代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的研究表明，明洪武十五年(1382)确立瑜伽教的成立与瑜伽教僧的社会地位，将传统往来于民间赶经忏作法事之经忏师给予专职化、仪轨整治化，并肯定其善俗的社会功能。太祖的这一措施，的确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创举，瑜伽教僧的经忏活动，经过他的规划及尔后的发展，渐成明清以来中国佛教与社会互动的主要走向，是僧俗往来的重要桥梁。“可以说经忏活动扩大人们社交生活的场域，也增进社会的开放性，但相反的，却也致使社会对僧侣形象的描绘越趋庸俗与丑陋。”(第282页)这一研究对于理解明代佛教的世俗化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佛教，具有重要意义⁽¹⁾。《明代堕胎、产亡、溺婴的社会因应——从四幅佛教堕胎产亡水陆画谈起》独辟蹊径，从佛教的视角探讨明代堕胎、产亡、溺婴问题。水陆画是中国佛道二教启建水陆法会时所悬挂的宗教画像，“而悬挂圣俗画像的意义，一在召请诸佛菩萨诸圣贤莅临，以加持道场众生，二则引渡因横祸惨死的水陆冤魂，借助法会诸佛菩萨诸圣贤之护持，济拔其苦。”(第284页)作者巧妙地使用水陆画这种图像资料，结合丰富的佛教文献、文集、笔记小说等资料，建立起堕胎、产亡、溺婴与僧俗的关系。作者指出:“堕胎产亡水陆画的呈现，既可说明堕胎、产亡、溺婴问题的存在，又可为受害者或加害者，提供一条得以疗伤或慰藉之路”(第321页)。堕胎产亡水陆画的绘制，表露明代妇女及社会大众对于堕胎、溺婴、不举等事后试图弥补的某种心态。《明代妇女信佛的社会禁制与自主空间》的长文，探讨明太祖时妇女奉佛不得入寺烧香、不得与僧尼往来政策何以导致事与愿违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具体论述的问题有:政府有关妇女奉佛及僧俗混杂之相关禁令，僧俗分际的模糊与妇女蒙受的伤害，戒律与法律规范的松弛与错置，妇女大众的朝山礼佛与信佛价值观，妇女学佛的自我实践与佛学思维，妇女大众与瑜伽教女尼的往来。作者认为，因太祖合法化瑜伽教僧尼入俗应付经忏、允许经济自决的游行僧云游四方，及开放纳银取牒，使僧俗男女混杂获得合理的往来途径，而僧尼素质也愈趋下滑，僧团戒律、社会礼教越见废弛。这是太祖及其后的有明一朝，欲意禁戒而愈不能禁的法令疏漏。统治者所不乐见的妇女入寺烧香，或社会禁止妇女不得与僧尼往来的旧有规范，都难以禁锢渐趋开放的妇女信佛需求。统治阶层或士人有意营造僧尼与寺院淫乱邪恶的形象，借由官方刑案文书或公案小说，不断纪录入寺或与僧尼往来之妇屡遭迫害，以警戒妇女，严守分际，勿伤风化，但仍无法禁止。明中叶以后，适值传统价值不足以维系转变中的伦常秩序之际，妇女外出行走、入寺礼佛，或从事消费闲散活动，反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及诸多有利的物质条件。多数的妇女受传统道德的教化，影响着她们信佛的行为。

第四部分讨论佛教医学与民众的关系，进入医疗社会史的领域。作者认为:“明代佛教与社会接触的另一重要途径，即是历来为社会大众所深深依赖的佛门医学，也因此为佛教树立了济世救人的另一种社会形象。而佛教信仰能够内化于中国大众之中，与此当不无关系。”(第3页)这一部分有两篇论文，《明代佛教医学与僧尼疾病》探讨多方面的问题，计有圣山名刹病愈灵验的佛教医疗特色，佛刹立药室、植药草及外围所产药材，寺院与僧医之医疗经验，僧传所见明代僧尼疾病的面对与治疗，医书所见僧尼常患之疾。作者指出:圣、神、灵与信是宗教医学理论及其医疗上普遍可见的基础条件，“佛刹多位在名山大川之中，多珍奇药草、多医僧、多医药常识与多医疗观照，加上佛家大乘‘慈悲喜舍’、助人济世的精神，对大众来说，不失是病老之际，可向其求助且最值得信赖的团体，故而建立起佛教在社会上的正面医疗形象，也是佛教为中国社会大众深信的重要凭借”，而“僧尼面对自身病痛时，高僧传中所显示的那份不以为然、轻忽生命的态度，虽是彰显高僧看破生死的了悟精神，却与爱护众生生命的慈悲本质，显得背离”(第411页)。《明代妇女的疾病治疗与佛教依赖》尝试跳脱儒家父权对女性压制的思维，把医疗上所见的男女对待关系，视为社会长期已然的习惯，各有所属的伦理、空间和职责，互有所犯，则不免遭人诟病。因此，认为“男性再怎么能够主宰男主外的社会空间，他仍然无法在女主内的闺阁空间进出自如，相对这是男性的禁地，女性有其管控权。因此，女性不完全是被男性挞阀、主宰的对象，包括在医疗上，女性应该也有她们的自我主张”(第414页)。作者具体探讨了妇女病因与身份类别，佛教的医疗形象及妇女的佛门就医，因果报应的另类疾病观，信佛女居士(优婆夷)的疾病对治，女尼的疾病医治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实际上探讨佛教与女性的关系也是作者的关怀，第三、四两部分的论文多与此相关，作者在性别研究这一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作者在明代佛教社会史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这些研究建立在对明史、佛教史、社会史的深入理解之上。作者广泛占有各类文献史料，而辨析犀利与考证绵密令人钦佩。不仅如此，作者在研究上的方法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从社会史的视角看问题。作者立足于社会由人际关系网络构成、民众生活是社会的主要内容的立场，对于诸多历史与社会现象给予了剖析。在第一部分的诸文中，从人际关系挖掘事件背后的原因，使得认识更加深刻。其他部分中，如经过作者考察，证明经忏法会广泛流布于皇室、廷臣、官宦乃至士大夫等阶层之间。虽不能说佛教是他们精神的全部依靠，但至少是生活中的部分依赖。其流布下至庶民等底层社会，足见各阶层对其需求与运用之普遍。乡里人士对于斋忏消灾度厄的效力深信不疑，在民间可说是蔚为宗教信仰的普遍意识。瑜伽法事不唯广泛大众所信奉履行，且被视为社会美俗，为庶民日常生活之惯行。在考察明代妇女的疾病治疗问题是，作者指出:“对于医书所述，不宜仅止于就书写者的儒家意识形态进行分析，还需要从社会史更广的角度对女性患者的家族、生活、饮食习惯、劳务及其情绪管理进行理解，才不至于造成历史观察的单一化，使得社会同时并存的各种冲突矛盾的现象无法获得解释。”(第414页)作者还注意作为社会政策一环的宗教政策的实施过程，民众的反应与社会效果;注意分社会层次与性别考察人们对事情的态度，日常生活的空间;回答民众面临的生活问题等。

其次，重视区域社会史的方法。作者求学阶段留学日本九州大学，得到的学术训练，就深受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影响，用此方法研究明代佛教与社会关系，作者曾选取“政治性浓厚的华北直隶，讨论位于此行政区域内各府州县因儒教教育水平、道教势力、经济力及人口数等不同的社会环境差异，而影响佛教各自渗透的不同发展面向，并且透过图标具体呈现各区域佛教与社会发展的实态。”⁽²⁾(第1页)作者的博士论文即为《明代佛教社会的地域研究——以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为中心》。所以文集中的第一部分以位于直隶的京师为讨论对象是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的，而第二部分同样将讨论的问题置于特定地域分析，其中的五台山也位于华北。而且在第三、四部分的论述中，引用的华北资料丰富。由于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念，作者能够将资料置于特定空间理解，从而把握史实。

复次，注重社会经济史的分析。有的史实需要从经济的角度理解，考察事情背后的动机与动力，特别是用定量分析帮助做出判断，经济分析有助于理解社会。如郑和施财印藏十一部，所施次数及所需经费不算少数。名刹多靠赐藏，一般佛寺不易请得藏经，主要还是在于请经耗费过于庞大，至于民间也大都集众人之资予以请购。到底郑和所印施的藏经，一部需耗费多少银两?何以能够一部一部的印造施舍，其经费来源是什么?作者考察了郑和施藏的庞大经费及其可能来源，指出:“总计十一藏，所需耗费的年俸高达三十年左右。所以，仅就郑和的年俸来说，布施十一藏，无疑是天文数字，纵使郑和节衣缩食至极，亦难以达成如此耗资庞大的施藏宏业。”(第51页)显示出官府对于郑和的支持力度。再如作者从万历初期慈圣皇太后兴寺这几年宫廷府库和中央财政的支出状况以及朝臣的反应态度，来推敲其可能导致的财政问题。而明五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之取得与运输的考察，从促进经济的角度，阐明了寺庙的作用与同环境的关系。

作者在前言中表示:“希望藉此论集，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明代佛教史有较多的关注与讨论，同时在研究方法与课题上能够有更多更新的开展，让它在明清社会史的研究上，不再仅是少数人关怀的课题。”(第4页)笔者草成此文，也意在使更多的人了解明代佛教社会史研究的进展，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1)陈玉女教授还著有《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台北:稻香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可以参看。

(2)作者据此完成《近世華北地域における亻厶教の社会的浸透のパタ一ン—明代北直隸を測定のとして一》，原载于川勝守等编《東亞生産與流通的歷史社會的研究》，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93年版，第323—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