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森正夫明清史论集》

评《森正夫明清史论集》⁽¹⁾

［日］岸本美绪/著陈永福/译

前　　言

本论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领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森正夫教授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是一部全三卷、共两千余页的厚重著作。

首先就本论集的内容结构略作介绍。此前森氏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是汇集明代江南官田研究论文而成的《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8年版)。本论集则几乎网罗了该著作之外的所有论文(不过该著作的序章和终章也被收入本论集)，包括面向一般读者的文章和书评。仅科学研究费成果报告书、与人合著的通论，以及近现代方面的著作《李大钊》(人物往来社1967年版)不在收入之例。本论集的篇别构成如下:

第一卷　第一部“税粮制度”:与官田和苏州、松江的“浮粮(重税)”相关的论文

　　　　第二部“土地所有”:地主佃户关系、奴仆、乡绅土地所有等方面的论文

第二卷　第一部“民众动乱”:民众动乱论、奴变·抗租·民变等方面的论评

　　　　第二部“学术交流”:与中国学术交流的纪录、中国学者论文题解翻译等

第三卷　第一部“地域社会”:与地域社会、乡镇志、朱家角镇调查、越南·西双版纳等相关的论文

　　　　第二部“研究方法”:书评、研究动向方面的论文

第一卷附有长篇序言，著者分八个条目整理回顾了自身的研究历程。要了解本论集的全貌，当然需先阅读此序言。另外，所收入的文章，除了对注释位置有误等技术性错误作了补正之外，内容上没有作任何改动。

对如此大著，要作一恰如其分的书评，实为超出笔者能力之事。以下首先仅就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明清史研究方向大转变之际森氏所起的作用——即该时期森氏如何应对当时各种研究潮流——顺着其研究轨迹，予以回顾和再思考(第一节)。其次围绕森氏多彩的研究中所共有的特征，试略述笔者的个人看法(第二节)。这样的介绍方法当然有违常规，还望读者谅解。

一、乡绅论·民众动乱论·社会秩序论

(一)乡绅论

关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明清史研究大转向，尽管评价各异，但转变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虽然这一转变也有中国的政策转变等外部要因，或者世代交替方面的因素存在，但是研究者们面对研究史，刨根究底地思索问题所在，并摸索突破口的人为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而且让这一转变增添了重要的学术分量。至于肩负此学术意义上之转变的研究者，当然首推森氏，这是毋庸置疑的。

1975年历史科学协议大会上报告的《日本明清时代史研究中的乡绅论》(卷一所收)，可看作是森氏以“乡绅论”为对象，意欲穷究当时研究状况之问题点的尝试之一。此文在详尽介绍小山正明和滨岛敦俊的“乡绅土地所有”论、重田德“乡绅支配”论，以及兼容上述两种观点的小山正明乡绅论三者的同时，指出了问题点之所在。从当时森氏的其他文章也可以看到，森氏以“问题关心从普遍到‘特殊’、从发展到‘构造’的转移”，或者“应当如何以有助于我们的历史认识的方式，来把握中国社会这一研究对象的固有性质呢”等表述法，来表达当时明清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虽然该课题基本上是当时研究者们的共识，但是研究者们所设想的中国式“特殊”性，主要是指专制国家问题，“乡绅论”只是在尝试将地主土地所有论与国家论相结合时才受到关注。对于早期就从官田论角度探讨“国家与土地所有”问题的森氏来说，对乡绅论这一相同问题从不同角度予以切实关注，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森氏对小山、重田之议论的批评在此无法详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森氏从上述课题出发对“乡绅论”的尝试予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对乡绅论所强调的乡绅身份性特权——甚或说作为乡绅论重要一面的国家性质的要因——森氏指出，这并非明末清初所特有，而是中国史上的一种跨时代特征，这一问题该如何予以解释呢?这是森氏一再提起的一个问题。

因为乡绅论是当时的热门话题，笔者自身在听完报告之后立即拜读了此文。在从森氏的议论中受益良多的同时，也感到森氏所分析的当时的研究状况似乎陷入了“死胡同”。当然，当时并没能立即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不过后来意识到，对于发展阶段式的阶级构造论框架和专制国家论框架，要在维持该“框架”的同时予以整合，终究是困难的。不如且将“框架”抛开，从人们为何选择服从乡绅这一人的意识和行为方面出发予以解释，或许能够描绘出更加整合的社会像。这一方向的尝试，成为民众动乱研究的一个渊源。

(二)民众动乱

在20世纪70年代森氏所作的几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众动乱研究论文中，笔者最初拜读，并受到巨大冲击的是《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的乌龙会动乱》(1977年，卷二所收)。以森氏原话来说，“从前的明末清初华中华南阶级斗争研究，一直有意无意地坚持着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视为当时主要的生产关系，高度评价生产经营中佃户自立性提高这一以经济史式评价为分析基轴的观点，(中略)但是这一动乱中所体现出的一种该时期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思想、意识层面上的矛盾，是上述观点所无法充分解释的。在这一矛盾的克服上，相信可以发掘出不少与当时被支配民众密切关联的各种课题”(卷二，第272页)。此论文，不但揭示这一动乱比从前所认为的“奴变”具有更加复杂的性质，而且对比当时的研究，可以看到根本视点上所发生的转变。当时笔者曾如下表达了自己所受的冲击:“我认为森氏的崭新视角，在于意欲通过所谓‘风俗’的视点，来整体地解释此动乱在当时社会中所具有的意义。(中略)森氏将伴随王朝交替时的社会不安状况视为动乱的心理背景予以重视，并进行了具体阐述。在动乱过程中，动乱者的“诸无赖”对士大夫阶层表示出的侮蔑和愤怒，体现出了对日常性秩序有意识地予以颠覆的一面。希望恢复秩序的一般乡民的反乌龙会行动，也作为沙溪镇舆论的体现而受到关注。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关注，鲜明地展现出森氏将地域社会中人们围绕此动乱时的意识本身视作历史考察对象的意图。”(《中国—明清》，日本史学会编《史学杂志》第87编第5号，1978年)若以现在的视点予以重新表述的话，关键概念从“阶级”向“秩序”的转换，以及对该分析对象“秩序”，是自觉利用明末清初时期的语言(比如“衣冠”、“无赖”等)来予以分析的，这两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此展示出了一条全新的研究道路，即超越了过去那种从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中提取出发展阶段论，并在其中对号入座地寻找历史位置的作法，而是内在地、综合地探讨地域社会中的秩序和纷争问题。

关于当时人们的秩序意识这一课题，森氏在《明末社会关系中的秩序变动》(1979年，卷三所收)中，揆集明末地方志的风俗纪事，并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予以了探讨。虽然地方志中的风俗记事一直以来被用于民众斗争研究，但是记事中的阶级性乃至意识形态性质的内容，通常被视作混杂之物，而被慎重对待和排斥。而在此论文中，编纂地方志的士大夫们的言说，被直接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为“乌龙会”一文所倾倒的笔者，对此论文也是在刊行不久后就予以拜读，并被其方法的朴素大胆所折服。

当然，森氏重视民众动乱中的“意识”的视点，其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对当时明清史研究主流之经济史视角的一种尝试性挑战，即所谓“来自民众斗争史研究的挑战”。比如小林一美在《抗租·抗粮斗争的彼岸》(1973年)一文中强调，抗租、抗粮等经济斗争演变成政治性、宗教性动乱，其契机仅仅从生产力性质的角度无法解释，在贫乏的边境所发生的宗教动乱中，一种与日常利害关系无关的“幻想共同体”被构筑出来，并成为政治性、宗教性动乱的内部支撑，民众的这一精神世界应该予以重视和探究。当时很多研究者真挚地接受了这一挑战性观点。森氏也在评论以小林为首的民众动乱史方面的各研究时，阐述了这些论文给森氏自身带来的启示(《民众动乱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1978年，卷二所收)。森氏积极接受了小林关于动乱中主观意识之重要性的主张，不过与小林不同的是，小林将抗租、抗粮视为单纯的经济斗争，而与政治性、宗教性动乱严加区别，森氏则注意到，事实上抗租动乱的产生，源于地方社会内部以血缘等为媒介的复杂的政治性对立(《17世纪福建宁化县的黄通抗租反乱(二)》，1974年，卷二，第200页)。他主张，对“民众的精神世界”的探究，不单单在宗教大动乱研究中是重要的，在研究因日常利害状况和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各种抗争时，也同样是重要的。

(三)秩序问题(www.daowen.com)

森氏以“秩序”论形式展开的民众动乱史研究，同时与乡绅论的转向有密切关联。所谓乡绅论的转向，具体言之，即在民众为何服从于乡绅这一问题上，应该从民众意识方面予以解释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民众动乱研究与乡绅论，在森氏的问题关心中逐渐接近，从而形成了以“秩序意识”为核心概念的“地域社会视点”。

以森氏为中心，由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主持召开的1981年中国史研究会“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及其领导者”(相关论文收入卷三)，给明清史研究带来的影响，笔者已经利用各种机会发表了个人的见解，在此恕不赘言。只是笔者对该研究会意义的解释，也可能曲解了森氏为首的会议主持者的本来意图，对此笔者一直耿耿于怀。这里谨对森氏为拙著《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999年)写下的恳切书评(卷三所收)中提及的一个问题予以回答，借此阐述笔者与森氏关于“地域社会像”的不同看法。

森氏所提出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对拙著所论述的地域社会之社会秩序的诸方面，赋予一个“概括性标题”。即森氏所言的:“［宫崎市定论文所用的——引者］ ‘士大夫与民众’一语，能够简洁地概括表达江南社会的社会秩序。那么对该社会秩序，著者是否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新概念以取代之呢?”(卷三，第666页)在这一点上，恐怕笔者的观点与森氏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在论述当时的社会秩序时，其特征并不能以领导者是谁(比如士大夫)这样的方式描述。森氏在该研究会基调报告中，分①家族·同族基轴论;②地主(大土地所有者)领导型地域社会论;③士大夫领导型地域社会论;④国家基轴论这四种类型予以整理，并将③细分为［ A］重视士大夫具有官僚身份，被国家赋予了固有特权这一方面和［ B］重视士大夫的文化资质，即以儒教教养为背景的知识能力及道德实践志向这一方面，森氏将自己所持的观点与谷川道雄、宫崎市定、沟口雄三等一起归入［ B］之中。不过笔者认为，从这些类型中选择一种类型，并非有效的解决方法。在当时变动不拘的流动性舆论中，地方官也好，士大夫也好，庶民也好，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领导者，重要的是当时人们作出选择时所依据的原理。那么，该原理指的又是什么呢?

檀上宽如此归纳了笔者与森氏关于民众与领导之关系的不同见解。森氏认为，“领导者立足于自己内面的‘仁’而对价值(秩序)实践身体力行，民众对这样的领导者产生了伦理性共鸣，并集结其下。集团的凝聚力应该从全体人员的这一精神性价值指向中去寻求”。与此相对，岸本将地方社会比喻成一种“赛场”，“领导者与民众的结合，主要建立在民众之自我盘算和利用性质的目的上，而不是源于对领导者所产生的人格共鸣”(檀上宽:《明清乡绅论》，载谷川道雄编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版，第222页)。诚然檀上的见解也有正确之处。只是，当时的地方政治是建立在以个人伦理为焦点的政治性表述之上，对此观点笔者也并不否认，相反，笔者甚至认为那是当时地方社会秩序的显著特征。即在当时人们眼里，政治离不开立志实现全体社会之善的伦理型领导者。如此一来，利益对立不是被看做社会中必然存在的现象，而是被看做伦理型领导者(也包括服从于之的民众)与“对立的恶者”之间的对立。正因为公正性被以“伦理”的形式表达，与之对立者就不仅仅被看做“利益不同者”或“持不同意见者”，而是被看做“危害伦理之贼”。即使是利己性质的争夺，也是通过这种表达方式贯彻执行的。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与认为当时地方社会的领导者是伦理型士大夫的观点相比，视伦理型领导者为秩序之关键的中国社会秩序形态，乃至其政治性表述法，应该被对象化，并通过比较史的方式予以探讨。在这一点上，森氏所指出的应当究明与西洋不同之处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在此笔者再次感到自己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森氏议论所触发，同时觉察到本论集所收的森氏对寺田浩明《明清法秩序中约的性格》所作的书评中提及的问题，也有不少相关联之处。

二、时代的课题与知识人

(一)现实性课题和研究者

对战后明清史研究诸潮流，森氏将之一一视为自己应予以解决的问题，并且引导后学们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森氏自身对战后明清史研究的概括性整理《〈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总说》(1997年，卷三，第585—657页)，应该说是本论集所收诸论考中最具总结意义的文字。在此文中，森氏在关注20世纪80年代前后研究潮流大转变的同时，对当时的研究大致作了如下总结:(1)二战后明清史研究的出发点，是以“资本主义近代”为基准关注中国明清时代，手工业、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方式成为议论焦点; (2)该视角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在70年代被重视的不再单纯是经济史，而是经济史与政治、社会史之相互关联者(比如乡绅论)，同时与普遍性法则相比，问题焦点发生了“从普遍到特殊，从发展到构造”的转变，即更关注中国社会的特质。但是在此潮流中，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移的问题焦点(1)仍得以继续。加强过程(3)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遇到地球环境破坏等问题，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开辟了生产技术和人口问题等多方面的新研究领域。

上述整理方法自身是很普通正统的方式，显然并非森氏所独创。而森氏的特征，应该说是在扎根于(2)这一具有时代性的问题焦点之同时，对先前(1)及后续(3)的时代动向也都率直地表现出关心和共鸣。对先前研究并不视之为“教条主义”而予以一刀切地抛弃，对后续时代的研究也没有因其“关注现实性问题的弱化”而予以批评，而是潜心予以接纳的处理方式，显示出森氏作为研究者的包容力。但是森氏此处理方式并非缺乏原则，而是由于在他看来，各时期的研究者们都是在直面该时代的课题中前行的。

诚如森氏所言:“之所以需要确认先前研究的问题意识，是因为从二战后的草创期至70年代中叶，日本的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中以经济史研究为中心的诸研究成果，仍然保持着学问的生命力，是80年代以后各研究的共同根基。不管怎么说，曾经生活于该时代的研究者们，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日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拥有紧迫感，该紧迫感乃其问题意识之基础。他们所设定的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课题，都是建立在该问题意识上的特殊课题。”“(在由中坚研究者分担执笔的关于1980年以后明清史研究诸课题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中——引者)，执笔者们只是就自己研究的课题和方法作了叙述，而没有触及自身所设定的课题与上文中粗略提及的现代社会诸课题之关联。(中略)但是从本书执笔者们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不管各研究者明示与否，他们对中国的现实状况都抱有切实的关怀，这一关怀支撑着他们在各自领域对明清中国社会所展开的研究。”(卷三，第590—593页)换言之，森氏对研究史上多样的“问题”都予以广泛关注，其背后的共通之处，是对诚实面对各时代课题之研究者的“人”的形象给予关怀。不管是看似教条主义、具有法则倾向的研究潮流，或者是随着研究细分化而看似远离现实社会的个例实证研究，均可以通过研究者的人物形象的媒介，在给予温暖关怀的同时找到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森氏已点明方向而过于安心，陷入自我满足之中，其实森氏所描绘的研究者形象，到底是实态还是理想形象，也需要予以认真反思。

(二)历史中的“经世济民”型知识分子——李大钊、顾炎武、李世熊

应该说，“认真应对时代课题的知识分子”之人物形象，不仅体现在森氏研究史整理中所注目的研究者们身上，瞩目于历史上的亚细亚知识分子之人物形象，也是森氏领域广阔的历史研究中所隐现的一条主要线索。以官田研究为代表的森氏的实证研究，是以国家的赋役征收制度和土地制度之类的制度史式或构造论式的词汇予以表述的，关心的中心对象并非个别的人物。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文章，当然也有当时学界状况之影响，森氏关心的问题总体上是以看来有些生硬的理论性词汇来表述的。但是，综观森氏五十年以上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到他一贯持续关注的，是一种带有某种相同特质的知识分子，这一关注甚至超越了明清史范围。例如，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李大钊开始，其后则有顾炎武、李世熊(《寇变记》作者)、有名无名的乡镇志作者们，以及越南学者阮恪炎(Nguyen Khac Vien)等。

森氏在研究的初期被李大钊深深吸引，是非常有意义之事。其缘起是当时森氏在他任职的名古屋大学，接受谷川道雄教授邀请，参加了《李大钊选集》读书会，结果他“对这位同时具有传统士大夫特征的知识分子之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卷一，序言，第6页)。1976年森氏出版的著作《李大钊》(人物往来社，中国人物丛书第二期所收)，即是基于此兴趣的成果。本论集没有收入《李大钊》这部著作，但是收入了在其之前所执笔的论文《国民革命时期李大钊的农民问题论》(1964年，卷二所收)。该文中着重介绍的《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李大钊的文章，对自发的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并非基于外在的观点批评其局限性所在，而是意欲内在地理解其革命性力量的源泉。这些文章与森氏希望从中国固有的文化、历史脉络来捕捉中国革命“主体”——当然当时的中国史研究者普遍关心此问题——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这应该是森氏与之发生共鸣的缘故吧。相同的问题关注点，也体现在热情洋溢地论述“虽然是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对儒教也充满好感”(岛田虔次评语)的越南知识分子阮恪炎的文章(《关于阮恪炎的若干资料》，1989年，卷三所收)之中。

关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不但在森氏研究之核心的江南官田研究中有所涉及，而且本论集也收入了两篇与顾炎武直接相关的文章(《从〈官田始末考〉到〈苏松二府田赋之重〉》，1980年; 《顾炎武官田论中的土地所有思想及其背景》，1988年)。从官田研究的脉络对顾炎武的考察，当然与顾炎武有关官田的著作《官田始末考》于1977年在台湾地区出版，使之与之前就被利用的史料《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的比较变得相对容易有关。但是，森氏对顾炎武文章的关心，不在于发现新事实这一点，他的顾炎武论，主要是通过与同时代其他士大夫(比如黄中坚)对比，进而探讨士大夫之实践主义姿态。与主张田主利益的黄中坚等人相比，“［把佃户也视为国家公民，从而对威胁其生存的高比例私租予以批判的顾炎武的——引者］思想，并非以地主佃户制性质的土地所有为经济基础、身负儒教教养的士大夫们所普遍拥有的想法。其目的是为了创造‘人人’能‘乐为农事’的天下，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也就是说，从儒教理念的角度来看，那才是真正的士大夫所拥有的思想”(卷一，第113—114页)。在官田论中所分析的顾炎武的思想形象，也是森氏在《地域社会视点》研究会基调报告中视之为“地域社会”领导者的、“具有以儒教教养为背景的知识能力及道德实践志向”之士大夫的典型形象，可以说，这一士大夫形象是连接官田论与地域社会论的桥梁。

记录福建宁化县黄通动乱的知识分子李世熊，虽然不是李大钊、顾炎武那样出名的人物，但是森氏对他的评价也体现出相同的问题关注点。在20世纪70年代考察黄通动乱的一系列论文(《17世纪福建宁化县的黄通抗租动乱》一、二，1973、1974年)中，森氏充分利用李世熊的记录(康熙《宁化县志》卷七《寇变记》，对李世熊其人有详细论述，卷二，第137—138页)。但是其关注的问题，在于李世熊对动乱的记录在何种程度上忠于史实这一点，即该记录的可信度问题。比如关于李世熊在记录动乱者时所用的“寇”“贼”等词语，森氏这样阐述了他的看法，“我们当然不能全盘接受他对史实的评价方法”，但是他的长期观察，以及按照某种基于自发意识的体系对此观察所作的整理中，其记录中的史实选汰“应该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吧”。

但是，在1991年的《〈寇变记〉的世界——李世熊与明末清初福建宁化县地域社会》一文(卷三所收)中，针对同一事件，森氏的视角转向了李世熊的地域意识和同族意识，以及被该意识所主导的李世熊的行动上。在此文中所鲜明刻画的，是李世熊受“吾乡”“吾族”之安宁和维持社会整合之必要性所驱动、极力应对不断发生的诸动乱的形象。森氏指出，“乡人”与李世熊之间的信赖关系，不是缘于李世熊作为学者的名声，或者入清后不愿出仕的高洁人品，而是因为，李世熊直接关心的是“吾乡”的存亡和“吾族”乃至“吾宗”的存续，为此他竭尽心力，对“寇”“贼”与“乡”“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乡”“族”内部矛盾所引发的一个个具体事态，都极力应对，信赖正是产生于此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卷三，第208页)。地域社会整合和秩序维持，这一单纯根据是非善恶或进步与反动已经不足以评价的繁杂课题，在此被视作了焦点。如果说顾炎武是森氏研究中的官田论与地域社会论之连接点的话，那么李世熊这一人物，可以说是民众动乱研究与地域社会论之间的连接点。而且上述人物形象，与明清时期切实关心乡里社会、有责任感的编写乡镇志的各知识分子，也是相互吻合的(《关于〈锡金识小录〉的性质》，1995年，以及《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1996年，均为卷三所收)。

可以说，对上述人物的关注，是森氏诸研究之根底中所共同潜存的课题，并且从深处支撑着森氏的研究。

小结

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绍森正夫氏的明清史论集，文中所涉及的著者参与的活动及其姿态，已经超出了研究层面，显得有些多余甚至不敬。但是正如上节所述，切实关心现实社会问题、勇于面对并肩负起繁难事务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森氏诸研究所共同隐含的论题。如果此推测性总结侥幸言中的话，那么对森氏在大学行政以及文化行政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理所当然应有所触及。据笔者浅见，当今的大学行政，必须面对接踵而来的诸多难题，是确实需要根据如森氏所言的“一个个具体事态”，一一予以细心留意并努力应对的繁难之事。著者长年肩负大学行政重担，在感叹“没有时间研究”的同时，却不曾在研究伙伴面前流露自己的辛劳，坚持踏实工作，与身边人建立了牢固的信赖关系。能从他的身上看到明清时期“地域社会领导者”形象的，应该不只是笔者一人吧。搁笔之际，谨衷心祝愿森氏永远健康。

作者简介:岸本美绪，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注释】

(1)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第24号，2009年。《森正夫明清史论集》(全三卷)，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