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经济史透视中国封建币制的特点与共同点

［澳］荷尼夫(Niv Horesh)

［摘要］本文粗略探索中国的货币发展历史，从最早战国时代的铸币，直至1935年民国摆脱银本位制，发行法币。强调17世纪西方的货币发展模式的特点，从而探讨中国近三千年的钱币体制的持续性。

［关键词］经济史;币制;全球化

一、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货币(前8—10世纪)

铜币铸造真正意义上是在春秋战国(前722—前221年)后期开始在中国出现。在此之前，铜用来铸造青铜武器和献祭的器皿。这些铜制品在锋利度、耐久性以及光泽度方面远远超过石制品。铜容易被提炼，并且是一种比石头更具可塑性的原料。但是青铜器的加工技术是在公元前26年才由南方流传到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中心⁽¹⁾。

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大部分货币保留了该时代的特色。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布币和刀币随处可见，这些货币的青铜器铸模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交换媒介——石斧加工改良而成的。汉语中繁体字“質”意为“质量”和“价值”，表示用两把石斧交换一件贝壳。贝壳是稀罕物，第一次由南方热带地区作为一件外来装饰品引进到黄河流域。在商(前1600—前1100)末周(前1100—前256)初时期，贝壳变成了一种交换媒介⁽²⁾。商朝后期，黄金被公认为是一种贵金属，也可能因此黄金的形状逐渐变小，最终变成硬币。但由于黄金数量在中国北方极为稀少，因而无法成为中国历代王朝货币体制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

春秋中期，浇铸铁制武器的技术开始传入，这意味着有足够数量的铜可剩下用作交换媒介，从而迫使中国大部分的非金属货币(如贝、丝绸和兽皮)退出了商业活动的舞台。与此同时，早期的铜币继续模仿石器工具的形状设计，这可能是因为铜币与贝壳不同，铜币可重铸成有用的物品，并从中获利。

在战国时期(前403—前221)，出于实际考虑，工具形状的货币(钱币学家称之为“铲形”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易于携带、穿孔形状的货币，如平首布货币。在秦朝(前221年—前206)和西汉时期(前206—8)，这种货币逐渐被圆形方孔货币所取代。与大多数战国铜币相比，后者更受欢迎，并最终成为中国此后两千多年货币的形状⁽³⁾。圆形货币几乎同时出现在亚欧大陆，这种趋同表明希腊巴克特里亚货币形状的影响力与印度的货币形状相比略胜一筹，也表明与希腊货币的早期接触和圆型钱币的出现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这一点很难证实。数位观察家［老普林尼(约43—79)或许是最出名的一位］认为希腊货币是在与中国奢侈品进行交易时自然而然地传入东方，但这仍有待考古验证⁽⁴⁾。

公元前221年，暴君秦始皇统一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从此，中国史一直是由某一种动乱更替朝代秩序断续发展起来的。根据通俗史料记载，每一个朝代的元老将旧社会引导为一种有序的新社会，而每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总是堕落地使普天下陷入一片混乱。以此类推，统一和分裂就像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比喻。秦始皇颁布了一系列统一措施，其中包含普及推广圆形方孔的半两铜币。半两铜钱成为中国大一统的最值得回忆的货币标志之一。在儒家语篇的大部分文章中，它也用来衡量此后的历朝货币政策的基准。这种半两铜币的形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货币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沿用了两千多年。从此，铜矿开采和冶炼垄断伴随半两铜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货币体制中最显著的时代特征⁽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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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些银行和信用货币的前身要追溯到唐代(618—907)的鼎盛时期。柜坊和帐坊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商人只需付小额服务费，便可将流动资金存放在这些地方，以防火灾和盗窃，还可在任何时候将存款用支票方式开给第三方⁽⁶⁾。有人认为，这些早期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为将客户的存款用作短期贷款以增加交易额。但是，10世纪初，柜坊开始和诡计多端的投机商合作，后者将存款贬值以更快获取收益，或将他们的办公场所变成赌博窝点。

飞钱与柜坊同时问世，是唐代货币体制中另一著名创举。柜坊在唐宪宗年间(806—820)出现⁽⁷⁾。飞钱需要国家监管机制，商人可到国库开具纸质凭证，上面记载着流动存款的数目。商人可持该凭证，轻易地在其他省份的税库办理事务或者提款。

在唐代，柜坊和飞钱库遍布首都长安和其他城市中心，是信用经济日益完善的一个标志。当私人账房逐渐衰退时，飞钱的衍生物仍在随后的五代时期(907—960)继续使用，为北宋时期(960—1127)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健全的信用货币制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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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新月沃土和地中海的金属革新比中国来得早。公元前7世纪，中国还在使用贝作为交换媒介时，安纳托利亚的吕底亚王国便开始了古代货币演变史，率先使用天然金银合金货币，后来传入希腊大陆和西西里。天然金银合金是黄金和银的合金，自然沉淀在帕克托拉斯河里，流到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附近⁽⁸⁾。

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成为爱琴海的金融中心，印度第一种硬币设计的灵感来源于此。希腊的硬币币面上神话人物赫拉克勒斯的图像与亚历山大大帝(前336—前323)的肖像合二为一，预示着西方币制中(除伊斯兰地区外)大王肖像体现政权巩固的一种普遍视觉象征手法。而东亚的硬币币面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人物或者寓言动物的图形⁽⁹⁾。

罗马到公元前4世纪末才开始使用硬币，比许多希腊城邦来得迟。铸造第一批青铜币前，罗马一直使用大希腊的硬币。直至第一次皮洛士战争(前280—前275)后，才出现罗马银币迪德拉克玛，与铜币的折算率是1∶120，略高于中国封建王朝晚期的折算率(1∶100)⁽¹⁰⁾。

到公元2世纪，罗马铸造的绝大多数硬币是由青铜制造的。铸造青铜币继续作为一种民铸货币以军饷和战利品的形式发放，而手工打造的青铜则成为银币的辅币⁽¹¹⁾。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许多地名都与金属生产有关。罗马人在公元前197年推翻了马其顿政权，首次在塞浦路斯开采铜矿。“铜”的拉丁名称来源于此地名。同样的，罗马人加工蕴藏铜的地点是布伦迪西姆市，青铜拉丁名称也来源于该市。银矿和金矿主要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高卢和力拓西边继续开采。

由于罗马共和国继续在马其顿开采越来越多的银矿，银迪纳里成为新奥古斯丁帝国货币的支柱。据估计，从公元前85年至公元前50年期间，市面上流通的银迪纳里超过4亿⁽¹²⁾。当时，粗锭和铸造铜币在罗马帝国的西侧几乎不再使用，但硬币种类繁多，由于该帝国至公元3世纪为止涌现出成千上万种的市制硬币和地方银币，致使硬币的数量不断增加。由此推测，罗马帝国晚期并未形成单一流通区域。

在5世纪，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出现的政治真空致使西罗马帝国的大片区域在约两个世纪里没有硬币，包括大不列颠群岛。相比之下，中国西汉王朝瓦解以及随后的政治分裂并没有造成类似局面。更确切地说，货币发展的长期连续性使中国领先欧洲和中东5个世纪，因此当纸币17世纪在欧洲出现时，它在中国已经广为试行过。在大事记中，中国早期货币演变与其他文明世界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古代中国高度依赖铸造铜钱，而使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极为罕见⁽¹³⁾。

在封建时期纸币出现之前，亚欧大陆的不同货币传统，存在哪些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后来的排位发生变化?为了更好解释这些问题，必须从宏观社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早期封建社会和希腊罗马世界。马克·刘易斯(Mark E.Lewis)教授指出，在中国，可耕种的土地较少、天然港口少且分布相隔距离远导致人口密度高的地点。在罗马帝国，由于地中海沿岸的谷物篮子区域由线相连，谷物运输价格比中国便宜⁽¹⁴⁾。但从货币学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区别可能是城邦形态在古希腊罗马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后用刘易斯的话说，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在人们潜意识中，中国城市这个概念都“逐渐淡化”。与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和印度不同，中国皇帝不愿在首都百姓前露面，因此东亚银币并无人物图像。⁽¹⁵⁾

沃尔特·谢德尔(Walter Scheidel)还将平衡因素考虑在内，比如罗马的意识形态与政权之间的联系较不紧密，而中国在秦汉时期的国家政权统治深受儒、法两家观念的影响。或许正因如此，中国武士阶层的权力“几乎受限”。中国出现了大量文职官吏，较少依赖封建奴隶劳动力。谢德尔还整理了一些零散的二手数据，认为在公元400年古罗马帝国雇佣3万名文职官吏，而中国西汉(前206—8)文职官吏的数量大约是它的4倍⁽¹⁶⁾。

但从货币学角度来看，谢德尔的另一发现更具说服力:根据由各种渠道所搜集到的资料，他拟总结道:罗马占有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致使罗马政体与中国相比更具商业化，也可能因此，在后共和国时代，贵金属铸币占优势地位⁽¹⁷⁾。

二、宋代工业以及货币改革和蒙古占领(10—14世纪)

中国信用货币这个概念是从唐代后期首次开始使用纸币时出现的，也就是在唐代垮台以及随后的五代时期(907—960)政治分裂后，区域间贸易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贱货币。在那时几乎所有诸侯欲制止铜外流至周围区域，因此南汉、闽、吴越、南唐、楚、后唐和后蜀这些国家往往用铅、铁，甚至黏土铸造极度廉价的硬币以供境内使用。显然，这些硬币自身几乎没有价值，实际上，这是中国货币史上为摆脱金属货币束缚而迈出的第一步。

随着北宋军队于10世纪末在四川不断巩固势力，后蜀笨重的铁币无法彻底取代新王朝的以铜为标准的货币体制，各个政府公布的外汇兑换率不切实际是其主要原因。最后，为了换取四川地区十六个大家庭发行和监管的契约，大量沉重的铁币堆积在四川⁽¹⁸⁾。关键是，自从宋在西南部稳定自己的政权之后，并无其他官方机构来接管监管任务。这种不经意的转变为世界首个信用交付方式的出现提供了环境。

在10世纪和11世纪，为了在中国重新建立政治统一的局面，一系列信用工具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开始萌芽。比如，“赊”协议是指买家写一张为期一个月的契约给批发商，承诺货物转售后付款。私人发行契约(又称帖子、会子、交子、关子)开始在市面上流通，这种大环境显然不利于四川铁币契约在货币市场上立足⁽¹⁹⁾。

学者们认为该时期信用经济的发展是北宋(960—1127)和南宋时期(1127—1279)“中国中世纪经济革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²⁰⁾。在1126年前，北宋定都开封，在经济改革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这时期的冶金、武器装备、印刷和海上导航都取得巨大的进步。信用货币和金属货币在发行速度和数量方面都发展到必须由银块才能满足高额支付方式。除了铜钱和谷物外，银也开始征收商业税，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²¹⁾。

然而，由于银的使用人群大都局限于商人和高利贷者，因此它主要在城市中心地带流通，在这些地方，也有大量的银块从海外流入。另一方面，纸币在大小生意交易中均很常见。铜币仅用于零售买卖。宋代纸币是以贱金属货币作为计价标准，最初是铁，其后是铜。农民虽然是最大的纳税者，却与这种信用经济并无瓜葛。在南宋，尽管大陆和海洋贸易往来使银块总量增加，但国内银矿的产量却成比例下降⁽²²⁾。

农产业对铜币的巨大需求给国有的采矿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冶铜炉缸的维护成本较高;与铜币相比，政府从贱货币获得的货币铸造税较低。因此往往造成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钱荒”。这种长期供应短缺现象促使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积极研究汇总冶金技术诀窍，最后，封建王朝矿井和铸造厂的产量终于翻了一番。每年提取9000吨铜，生产出的铜钱串多达500万⁽²³⁾。

1127年，由于受到西夏和女真的入侵，宋朝撤退到南方地区，铜币冶炼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当扎营在杭州时，由于军费开支急剧上升，南宋政府出现两派不同观点。主战派官员呼吁恢复失地，而主和派则认为应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维持现状，避免财政损失。1135年，为了平息两派阵营，朝廷试图在战争前线地区引进没有准备的纸币。然而，新纸币不为商人和各地方官员所接受，其结果是到1160年才恢复纸币与货币间的自由兑换⁽²⁴⁾。总而言之，宋朝最早开始实行信用货币(部分是有金属储备准备的)以及法币(没有准备的)。这两种前卫的货币形式在世界货币演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铜币在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很受欢迎。由于这些地区的货币化，13、14世纪期间断断续续发生多次钱荒事件。另外，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且又是东西方国家的主要贸易国，因此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在1279年，蒙古族从宋遗民手中抢占了中国。面对贱金属货币价值减少，元代决定放弃铸造铜币(蒙古人到1259年才铸造银币)，转而依赖可兑换的纸币，以增加财政收入⁽²⁵⁾。

因此，非货币化的白银几乎都从中国净流入欧洲，直到1360年为止，最终导致大量白银存储在亚欧大陆西部。白银确立其牢固的地位后，反过来排斥黄金或贱货币，使之成为19世纪前最重要的货币标准。黑田明伸(Akinobu Kuroda)教授在近期文章中，将这种中世纪白银流入欧洲的现象称之为“第一个白银世纪”。它比广为人知的“第二次”白银世纪来得早。第二次白银世纪是指17世纪西属拉美殖民地白银流入中国，下文将详细描述这一现象⁽²⁶⁾。

不久，由于元代官员无法抵抗发行过量纸币的诱惑，因此引发了多次通货膨胀，逐渐削弱公众对纸币的信任。朝廷青睐于利用发行纸币这种廉价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这种做法已成为封建政策的一个特征，屡次发生。因此，平民百姓只能依赖将进口银块作为唯一可靠的价值储藏手段，迫使统治阶级按照同样的方法对财务进行调整⁽²⁷⁾。14世纪以后，封建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内心深处开始质疑每次封建王朝的纸币发行。

明代嘉靖元年(1522)，铜钱才全面恢复铸造。在那时，中国的商业活动促使日本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但与当时日本德川幕府政府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府直到19世纪末才开采银矿或者铸造银币。

元代的货币体制已被研究地十分透彻，但关于它对中亚地区影响的研究却相对甚少。恣意挥霍的伊朗第五任蒙古君王海合都(Gaykhatu，?—1295)于1294年在大不里土引进纸币，试图挽救已被他荒淫无度而挥霍一空的国库。这些纸币上的阿拉伯字旁标注中文汉字“钞”，意指元代相对稳定的货币。“钞”翻成波斯语时直接用音译“Caw”。因此，虽然现代波斯语较为神秘，但伊斯兰教国家用来表示纸币的第一个字却来源于汉字。纸币上的中文字体是由蒙古人传入中亚地区的。随着中国印刷技术的进口，纸币的引进也成为可能。然而，正当印刷技术向西方流传时，纸币受到伊朗人的一致排斥，甚至在几个月内被禁止流通⁽²⁸⁾。

“Caw”是由桑树的树皮制成的，呈长方形或长椭圆形，还印有“Shahada”字样。在字下方，印有其名字“Irindjin turci”(意为异常昂贵的珍珠)。圆圈内表明纸币的价值，从1第纳尔到10第纳尔不等。除此之外，Caw币印有玉玺的红印章，由大汗和伊利汗国授予发行⁽²⁹⁾。

三、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货币(1368—1911)

明朝时期(1368—1644)，中国对海外白银的依赖与日俱增，这些白银成为商业发展和政府税敛的重要介质。在城市地区，外来银币成为首选货币。虽然国内铸造的铜钱是法定货币，但封建朝廷默认银币的使用。

开国皇帝明太祖(1368—1398)推行的里甲变法以及嘉靖帝(1521—1566)的“一条鞭法”使得赋税由现物税、户丁税向土地税转变，而且土地税以白银为征收媒介。⁽³⁰⁾全球贸易使大量白银流到中国沿海，但明朝廷没有主动适应这一情况，而只是被动接受白银。当为缓解饥荒救济百姓时，部分官吏甚至不愿意将国有白银拨付给百姓⁽³¹⁾。白银的征集和发放由朝廷掌控，但朝廷未采取任何措施来规范这种贵金属的来源、铸造或分配等环节。

16世纪前中国境内的大量白银实际上是来自日本。明朝并没有像日本一样积极扩大国内白银开采和银钱铸造。由于后来在西属拉美殖民地发现了丰富银矿，以及日本禁止白银出口，导致从17世纪开始，菲律宾取代日本成为向中国出口白银的主要国家⁽³²⁾。西属拉美殖民地生产的白银从阿卡普尔科通过水上运输到马尼拉，中国船员再从马尼拉将白银运回中国东南沿海。

太平洋大型帆船的航海路线属西班牙管辖。根据教皇的法令，将管辖区内航海分成两大领域:葡萄牙人控制从好望角到马六甲的航海路线，而菲律宾以东的航海路线则由卡斯蒂利亚人掌控⁽³³⁾。粗略统计，17世纪早期输送到亚洲的西班牙古银币(后称卡罗勒斯银元)达500万块以上，相当于120吨白银⁽³⁴⁾。

自18世纪开始，中国采用复本位制的货币体制，即铜币和银块具有同等价值，均为大众所接受并可相互兑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货币制度不同于西方当时盛行的制度。在西方，金币、汇票以及政府管制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³⁵⁾。

实际上，在当时中国的货币体制下，低面额、国内铸造的铜币广泛在农村腹地和零售业使用，而高面额的货币则以银的形式出现，如银锭(西方人称作Sycee)或国外铸造的银元(意为“圆圆的银钱”)。通常，一吊(即1000个铜钱)等同于一两白银(约37.5克)。而实际上，铜银兑换比率随着铜和银供应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银锭重约50两，但即使是同一个省，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也存在很大差异。英语中“Sycee”这个词源自粤语“真丝”的发音。在中国南方，通常认为一个质量上乘的银锭应具有丝绸般光洁的外表⁽³⁶⁾。

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西属拉美殖民地的银元大量净流入中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广州外贸体制瓦解以及随后爆发的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1856—1860)。同时，太平洋彼岸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1821年墨西哥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阿卡普尔卡出口的银元上图案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赫尔克里斯图案被象征墨西哥主权的蛇吞鹰标志所取代。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往来出现了顺差，这意味着美国商人可将多余的银元在中国换取丝绸、陶瓷和茶叶，并加入到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制中。

19世纪60年代，从孟加拉大量输入的鸦片最终逆转了清朝与西方长期贸易顺差的局面。清朝商人为了从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贸易国购买鸦片而支付白银，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并破坏了银铜兑换率⁽³⁷⁾。1911年清王朝灭亡时，中国已经欠下欧洲许多国家和日本大量债务。但改良派已经在考虑废除复本位制的货币体制。

虽然纸币早在8世纪就开始在中国第一次使用，但那时民众对纸币不信任，其原因是朝代不断更迭影响了纸币与硬货币的可兑换性。在清朝中早期，银元的出现使纸币更无用武之地⁽³⁸⁾。银锭成为大宗买卖、外贸和税负征收最常用的支付媒介，而圆圆的铜钱则继续供百姓日常生活使用。此外，在廉价的铜币和高面额的银元间，清政府更青睐银元，因此银元逐渐演变成清朝最重要的计算单位⁽³⁹⁾。

四、英国暨西方货币发展史

如果说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较为依赖白银的封建王朝，那么英国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文化上正在向纸币和民族国家转型。下文将讨论，英属殖民地对西属拉美殖民地银元的依赖程度与中国不相上下。

纸币的使用从英国向欧洲大陆扩散，紧急信用经济、资本市场和公司所有制正方兴未艾。正如桑德拉·谢尔曼所评论的那样:“股份年金和可转让票据的回报承诺都能兑现，只是约定时间长短问题而已;这种长期信贷是一种暗含了英国文化的新叙事体。”⁽⁴⁰⁾

卡罗勒斯银元不断输送到中国，这种情况与另一种银元玛利亚·特里萨·萨勒银元(简称MTT)输入到小亚细亚部分地区和非洲基本相似。萨勒银元在18世纪只在奥地利使用，后来广泛使用于上述地区。欧洲商人用卡罗勒斯银元在中国购买茶叶，而用萨勒银元在地中海东部购买非洲咖啡。这两种银元因其铸造质量、成色俱佳而受到当地人的欢迎。粗略统计，从1741年至今，欧洲各个国家铸造了3.9亿块萨勒银元供贸易使用⁽⁴¹⁾。

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18世纪后期欧洲以外的其他区域越来越依赖进口白银和欧洲的铸造技术。与此同时，由于纸币和外汇票据的广泛使用，欧洲自身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早在1698年时，汇票总额约达1500万英镑，大约相当于货币总量的56%⁽⁴²⁾。

显然，随着英国境内转向使用纸币，其边远殖民地仍依赖西属拉美殖民地的银元。如上所述，自1497年起，西班牙殖民地政府铸造了大枚银币，通过广泛流通而被称为西班牙银元。18世纪末左右，该币种在西印度群岛、加拿大东部和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得到广泛的流通。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附近的商人到爱德华王子岛省获得西班牙银元后，将其送至哈里法克斯，以换取更好的兑换率。结果导致该岛内货币短缺，这种现象促使当时省长倾己所能筹集所有西班牙银元，并将银元中间穿孔，反面刻上状似太阳光芒四射的图案。中间穿孔的银元为1先令，有花边的银元为5先令。经过整改过的硬币无法在爱德华王子岛外使用，因此成为该省份专用货币⁽⁴³⁾。

美国国会确立了美元与其他外国货币(1793年在美国市面上广泛流通)的关系。只把西班牙银元看作法定货币;虽然所含银成分略有不同，但它仍可与美元互换。西班牙银元之所以能在美国享受这种特殊地位是因为它遍布全美。拉丁美洲非殖民化后，墨西哥银元超过美元，成为美国南部几个州的主要金属货币。早在1849年前，它也是美国西部最受欢迎的货币⁽⁴⁴⁾。

在1788年建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时，同样遇到货币短缺的问题。总督拉克兰·麦考瑞(Lachlan Macquarie，1761—1824)考虑这个问题后，便借鉴加拿大的经验，订购约40000个西班牙银元(当时价值10000英镑)。英国政府将这些银元送到悉尼，希望在那里开创一个稳定的货币体制。运银元的船只经由马德拉斯于1812年11月16日到达。为避免外流，他们立即在银元上打孔以及重新加工，在穿孔的银元边缘加上印花。打孔的银元价值为15便士，花边的为5先令。这种“洞银元”成为澳大利亚首批官方货币，专门在澳大利亚市面上流通。然后，自1822年开始，该种货币被召回，将其融化铸成银块卖到伦敦，换回正规的英国货币来取代之前的旧货币⁽⁴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西班牙银币修整的做法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不同的是，在中国，操作者是个人、当铺甚至外资银行，其目的是试金和检验成分，而并非是中央机构为了增加货币供应量或者普及银币而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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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从金属货币过渡到纸币的总体过程较慢。在卡洛林时代，铸造业的复苏为欧洲大陆贸易的显著增长铺平道路。12世纪佛罗伦萨银行的出现在利息、资本积累方面突破了教皇的众多禁令，贸易联系的扩大也为股份制公司的增加注入了动力⁽⁴⁶⁾。在欧洲，股份制企业与行业协会一并在16世纪出现，其意义非同凡响。许多股份制公司因为获得了皇家特许，故能在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股份所有权转让和共同持有巩固了这些公司的购买力，使他们不受政府限制，可独立运营。从政治上看，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体现在:英国议会取代了皇室成为财政政策的制定者，私有产权在法律上清晰化。

16世纪，造纸、印刷技术和可兑换汇票在欧洲大陆蓬勃发展，但欧洲第一个被政府认可的银行钞票(kreditivsedlar)直到1661年才在瑞典出现⁽⁴⁷⁾。瑞典议会银行(Riksbank)也在1701年开始发行保付支票，纸币与硬币同时在市面上流通。早在1745年，大部分硬币以及普通的铜币已经退出市场舞台，纸币在瑞典成为标准货币。瑞典国债办公室(Riksgaldskontoret)在1789年首次发行大量小面额的附息契约票据，该票据与瑞典议会银行的纸币同期流通达40年。后来，私立Enskilda银行开始发行汇票，并与瑞典议会银行的纸币一起流通了70年。除了这些官方批准发行的纸币外，瑞典的货币供应是由各种各样的机构和个人发行的汇票构成的，但只有小部分支票可兑换银钱⁽⁴⁸⁾。

显然，通过和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股份制公司合作，银行钞票成功地在不列颠群岛发行。此后不久(1694年)，该公司成立了英格兰银行，旨在进一步扩大银行钞票发行以取代其他私人银行钞票。但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直到1844年才正式确立。在19世纪后期，欧洲大陆和苏格兰的私有钞票迅速增长。至今，苏格兰和香港仍印刷私有钞票⁽⁴⁹⁾。

总的说来，印刷技术的提高最终遏制假币的发展，这为纸币在西方的普及提供了动力。19世纪早期，费城发明家雅各布·珀金斯(Jacob Perkins)发明了用钢板刻印钞票和钢凹版雕刻术，从而改变了钞票印刷的方法。19世纪6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钞票印刷已经机械化，也无需手工在钞票上标明日期。印刷公司有英国伦敦巴布域伟坚逊印刷公司(Bradbury，Wilkinson ＆ Co.)、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note Company)和美国大陆钞票公司(Continental Bank Note Company of New York)，这些公司均采用新的技术为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日本)供应钞票本⁽⁵⁰⁾。

在16世纪后期的英国，企业所有权(这里指股权透明和有限责任)是确认财产权的一种手段。皇室之所以承认公司所有权这一概念，是因为股份制贸易公司为获得皇家特许而支付了不菲的费用，同时还为政府缴纳了大量的税收。对公司的创立者而言，股份资本的增加使投资安全和规模经济得以实现，这在近代社会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也正因如此，英格兰银行这家最早的股份制公司之一逐渐得以实现对纸币的垄断。

到19世纪初期，英国议会不仅允许股份制公司的发展，而且还积极参与管理，为其发展制定基本法律框架，这些法律制度为20世纪股份制公司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詹姆斯·泰勒在他的书中指出:虽然英国的股份制企业在20世纪受到广泛的认可，但此前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股份制企业一度被认为过度投机，正因如此，1720年著名的《泡沫法案》(Bubble Act)遏制了股份制企业(包括国家银行)的增长。后来由于英国民众对公司实体的疑虑慢慢减少，再加上自下而上的创业压力逐渐增加，迫使政府允许许多行业成立股份制公司并对它们进行监管。1844年，著名的《皮尔法案》(Peel Act)正式承认小规模的股份制银行，但它仍设法减少私人银行纸币的发行。1855至1856年期间，英国公司法的改革最终允许所有股份制公司，包括获得皇家特许的公司在内，均可申请转为有限责任公司⁽⁵¹⁾。那时，英国银行(苏格兰的除外)逐步放弃发行纸币，开始从事提供信贷服务的专项业务。

总而言之，英国的实践证实，一个稳定的纸币体制离不开一个由规章制度、企业和监管综合构成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国债”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他们愿意借资金给中央政府，同时也享受分红的权利。这些分红来自皇家保护的贸易活动和殖民活动。

结　　语

本文粗略概述了亚欧大陆的不同货币历史发展路线，从标准货币的出现到纸币的萌芽。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分歧归结如下:中国(包括大部分东亚国家)主要铸造铜币，而西方中亚地区却以铸造白银为主⁽⁵²⁾。然而两种铸币均在第二个千年才铸造出完美的圆形。

两种铸币区别相差甚远:除伊斯兰货币外，其他的西方欧洲铸币币面上常刻有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和本国政治人物的图像;东亚硬币上除了刻印一些象形文字以表明其价值、年号以及鲜少出现的地名外，别无他物。希腊的神话图像、灵活的城邦管理体制以及普通百姓唾手可得的贵金属硬币均体现西方国家主权管理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的铜币略显“乏味”，它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强调重农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鼓励商业贸易;而对农民而言，它显然更适用于一年四季庄稼的买卖。

第二个千年见证了信用体制所取得的成就，也见证了从金属币过渡到法币的过程。但最有成就的莫过于中国在1935年摆脱了银元货币标准的束缚。随着中国在20世纪初开始走向现代化，银元、硬辅币和钞票取代复本位制。但随后的30年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无法在分裂省份实施统一的货币体制。1935年出现了转机，国民政府宣布中国不再是银本位制的国家，同时也宣布了现代中国的第一个法定货币，即法币。

世界纸币的萌芽出现在唐朝时期，象征着货币体制的革新。在北宋开始得到推广，在主张废除硬币的元代达到顶峰。然而，中国近代使用纸币的历史却很短暂。虽然明朝和清朝在不同时期试图印刷纸币，但由于那时中国经济完全依赖进口白银作为交换媒介，因此每次纸币推广均只维持一小段时间。尽管铜钱在当时是法定货币，但大宗买卖交易所使用的货币实际上是进口银锭和西班牙银元。令人费解的是，直到英国银行在19世纪中下叶在上海成立时，中国才出现大规模的纸币。

综本文所述，可提出何种假设?首先，宋代的实践表明纸币的普及无需白银或者黄金货币作为先决条件。中国和瑞典的实践说明纸币的出现，与迅速强大的中央政府和贱货币的使用密切相关。总结欧洲的情况不难发现，总体而言纸币与国债信用汇票的长期发展和皇家特许贸易公司的壮大存在某种联系。而这两点却无法在中国得到考证。

其次，纵观本世纪之前的世界贸易体制，拥有西属拉美殖民地白银与经济权力较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在当时，无论西班牙还是前殖民地都还只是不发达、低工业化的国家。正如诺思理论所说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日益完善的制度，而非矿藏拥有的数量;少数殖民地地区自身不具备创造财富的条件，财富可通过将这些“地区”及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农产品、银块、劳动力资源)通过贸易传送到市场而获得。若想永久优先占领世界市场，必须拥有一支杰出的海军队伍，所需的经费只能从近代欧洲国家借大量的外债，国家取得荣耀，同时也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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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荷尼夫(Niv Horesh)，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副教授。

【注释】

(1)见许进雄(1988)，第121—123页。铸造铜币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南亚地区)比中国更早出现。

(2)在古代社会(大洋洲、非洲、中东和远东)，与其他所有金属货币相比，贝壳是最流行的一种交换媒介。在汉语中，一些与货币有关的专业词汇还含有“贝”字，比如“货币”。详见许进雄(1988)，第360—366页; Wang Yü-ch’üan(1951)，第83—89页; Cf.Davies (1994)，第1—35页。

(3)Miyazaki Ichisada (1977)，卷一，第50、126、184、220页;许进雄(1988)，第360—366页。

(4)圆钱于公元前350年前后首次出现在古代中国，Scheidel (2009b，第140页)认为圆钱这个创意的灵感源自中国早期的玉璧形状，与同时期的古希腊硬币无关。实际上，他的观点受到中国钱币学家的普遍认可，详见Chen Longwen’s revisionist overview (2006)。论古希腊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传入古代中国的可能性，详见Harl (1996)，第302—303页; Cf.Lewis (2007)，第115页。

(5)中国货币体制的历史观，详见彭信威的代表作(1958)和《中国历代货币》(1999);汉代早期半两铜钱的鉴定，见Katō Shigeru (1959)，卷一，第147—148页。

(6)Twitchett (1970)，第73—74页。

(7)Katō Shigeru (1959)，卷一，第395—411页; Twitchett (1970)，第72—73页。

(8)Rutter (2009)。

(9)希腊早期硬币上寓言图案的印象，见Price (1988)。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的硬币币面没有拟人图像，但古兰经诗歌所要传达的信息往往比中国封建社会硬币上的多。

(10)Crawford (1985)，第9—17页; Crawford (2009); Cf.Bolin (1958)，第41—46页;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银金兑换率，见彭信威(1958)。

(11)Crawford (1985)，第29—30、41—72、116页。

(12)Crawford (1985)，第143—146、175、256—257页; Cf.Bolin (1958)，第47—50页。

(13)桑弘羊(前80年)提出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试图将银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标准货币，见Miyazaki Ichisada (1977)，第185页; Cf.Davies (1994)，第60—87页; Baskin (1997)，第315—316页。

(14)Lewis (2007)，第6—7页。

(15)Lewis (2007)，第80、100—101页。

(16)Scheidel (2009a)。

(17)Scheidel (2009b)。

(18)Elvin (1973)，第150—161页; Schifferli (1986)，passim;彭信威(1958)，第280—291页。

(19)See Katō Shigeru (1959)，卷二，第1—11、56页。

(20)Elvin(1973)，第164—199页; Cf.Deng Gang (1999)，第301—324页。

(21)唐代前期，用白银作为支付方式在岭南一带很常见，但也仅限于一些礼仪场合。征收土地税时极少使用白银。See Katō Shigeru (1970)，卷一，第47—82页。

(22)Katō Shigeru (1959)，卷二，第86—138页。

(23)Von Glahn (1996)，第48—50页;漆侠(1987)，卷二，第557—565页。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决策者仍为“钱荒”现象所困。关于明朝中期统治阶级对铜币退出货币舞台这一现象的看法，见Dunstan (1996)。

(24)Von Glahn (1996)，第51—56页;漆侠(1987)，卷二，第1188—1194页。

(25)Miyazaki Ichisada (1977)，卷二，第418—422页。

(26)Kuroda (2009)。

(27)明朝在1629年至1644年期间试图恢复纸币发行以防万一，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随后便放弃了纸币发行，直到清朝后期才恢复。见Von Glahn (1996)，第197—206页; Cf.Tullock (1957)以及Chen Chau-nan et al (1995)，第273—279页。

(28)Lauffer (1919)，第560页。

(29)Jahn (2009)。

(30)Huang，Ray (1974)，第36—43、118—122页;关于里甲变法造成影响的详细描述可见Yamane (1984)。

(31)Dunstan (2006)，第233—243页。

(32)Kazui (1991)。

(33)Schurtz (1959)，第1—32页。

(34)Flynn and Giráldez (1994)，第79—83页。在1571—1821年，西班牙人运输4亿银币、穿过太平洋的一种方式可见全汉癉(1972)，第439页。

(35)关于中国和西方货币体系的历史观可见彭信威(1958)、Helleiner (2003)以及Davies (1994)。

(36)关于古代中国金属货币的重量和标准的概述可见Kann (1927)。

(37)关于鸦片对英国贸易公司和英国早期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见Checkland (1953)。

(38)14世纪，明王朝曾试图发行纸币，但困难重重。就连偶尔为新皇帝登基而发行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纸币，都因流通时间不长而归于失败。见彭信威(1958)，第429—433、506—509页; Yang Lien-sheng (1952)，第67—68页。

(39)Wang Yeh-chien (1973)，第59—61页。关于封建社会后期复本位制货币体系的概述，见Kann (1927)。

(40)Sherman (1996)，第5页。

(41)Tschoegl (2001)，第443—448页。

(42)Davies (1994)，第278—282页。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保守估计认为，硬通货仍占英国流通货币的一半，见Cameron (1967)，表2.2，第42—46页。

(43)Faulkner (2004) ．

(44)Irigoin (2009)，第226—229页。

(45)Mira and Noble (1988)，第5—6页; Cf.Teare (1926)。

(46)Baskin (1997)，第34—63页。

(47)Heckscher (1954)，第91—92页。钞票首次出现在中国四川与它首次出现在瑞典存在某些相似之处。那时两国的铸币均以“较廉价”的金属作为计价标准，如瑞典(17世纪)的铜以及四川(17世纪)的铁。

(48)Engdahl andgren (2008)。

(49)Mackenzie (1953)，第24—35页; Schuler (1992)。

(50)Helleiner(2003)。

(51)Taylor (2006); Cameron (1967)，第27—29页。

(52)Scheidel(2008)，第267—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