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

周　健

［摘要］清代中后期，作为催科定章的自封投柜制在征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州县的田赋征收普遍依赖各种代理人或中间机构，其中以书差包征最为普遍。在该模式下，催科的责权在州县——总书、柜书——里书、粮差之间层层外包，各色书差构成了田赋征收的链条。从当日的田赋制度来看，州县由于缺乏可靠的地籍、户籍信息，难以亲自主导征收，而将田赋交由书差包征，不但得以免除奏销考成的压力，尚可分润额定的钱粮盈余。因此，无论从“能力”抑或“动力”来看，书差包征都是州县的“合理”选择。然而，作为一种分权的财政管理方式，经征之权握于几无薪给的书差，势必造成大量的“中饱”。这意味着，书差包征的征收成本相当之高。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正是清代“包征包解”式财政管理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清中后期;田赋;书差包征;财政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田赋⁽¹⁾征收(“催科”)是清代州县政府最重要的政务之一，例应州县官亲自主持，在县设柜，由粮户封银投纳(“自封投柜”)。然而，19世纪初期，御史王嘉栋观察到，当日各地征收钱粮，并非州县亲理，多由粮书包办:

州县为亲民之官，衙门一应事件，均应亲身经理，不得假手吏胥，致滋朦隐侵欺之弊，况钱粮为帑藏所关，尤宜加意慎重，随时察核。乃风闻外省习气，经征钱粮竟有粮书承揽，包征包解……地方官坐得平余、耗羡、陋规，其余悉置不问，甚有历任州县视为常例，概由书吏经手者。⁽²⁾

所谓“包征包解”，即田赋征解一由书差承揽，州县除分得固定数量的规礼外，“其余悉置不问”。咸丰三年(1853)，冯桂芬也注意到，征收漕粮向为江南地方官须“劳心劳力之事”，“今则大概由丁胥包办，即不包办，亦止政由宁氏，祭则寡人”⁽³⁾。“丁胥”指管理漕务的长随(“家丁”)和胥吏(“总书”)，“政由宁氏，祭则寡人”⁽⁴⁾则意味着在催科一事中，州县官的地位近似傀儡。无独有偶，咸丰八年(1858)，湖北巡抚胡林翼亦有极为相似的描述，据称近年鄂省征解钱漕“各州县因循怠玩，任听奸书蠹役等把持舞弊，私收入己”，甚有昏庸州县“形同木偶，征收大权一寄诸总书、册书、里书之手”⁽⁵⁾。可见田赋征收之权操诸各色书差之手。

以上所描述的现象并非一时一地之弊，至少在19世纪初叶以降，州县的田赋征收由各色吏役(“粮书”“总书”“册书”“里书”“蠹役”，本文统称书差)“把持”“承揽”，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常例”。可以说，书差包征作为一种长期存续的结构性“积弊”，正是田赋征收制度的重要组成。在清代田赋征收制度的既有研究中，各研究先进主要关注“定章”的考释⁽⁶⁾，对于类似“惯例”乃至“积弊”的重要现象则尚未有足够认识⁽⁷⁾。比如在现有研究中，书差包征多被视作吏役舞弊的同义词。不过，近年关于里书的一组区域个案考察，已将之视为田赋征收中的重要角色，对其在征收中的作用及其制度成因，均有精当的分析⁽⁸⁾。当然，田赋的书差包征是由何种群体以何种方式完成的，它又何以取代“自封投柜”，成为催科之“常例”，对于这些问题，进一步的思考似仍有必要。故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从州县政府田赋管理的角度，给予书差包征以合理定位，通过厘清参与其中的各书差之角色与职能，重构其主导的田赋征收链条，并尝试从田赋制度、财政管理的角度，解释该现象长期存续的“合理性”。本文将以传统的“举例子”方法，对各地的同类现象作出结构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考虑地域间的差异。为了讨论的方便，考察的时段大致以清代中后期(18、19世纪之交至20世纪初期)为限。

二、自封投柜与包揽

有清一代，田赋征收制度历有因革损益，但“自封投柜”始终是载于典章的催科定制。所谓自封投柜，是指每届钱粮开征，州县于衙署设置银柜，粮户亲身赴县，将其应纳之银包封投柜。这种粮户直接输纳、官民相接的征收制度源自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改革，它替代的是里甲制下里长、粮长等解运税粮的间接征收制度⁽⁹⁾。清初，该制得到延续，顺治十八年(1661)覆准:州县征收钱粮，“不许私室秤兑，各置木柜，排列公衙门首，令纳户眼同投柜”⁽¹⁰⁾。自封投柜在清代的正式推行，则始于康熙五年(1666)松江府娄县的均田均役改革。至18世纪初叶，该制度已普遍推广到各省。雍正十三年(1735)，该制度又经历重要的调整，是年覆准“数在一两以下，住址去县较远”之小户，其钱粮可“交与数多之户附带投纳”，不必亲身赴县⁽¹¹⁾。自是以讫清末，该制度作为催科定章，未再经历变动。

与自封投柜相匹配的催科制度另有“滚单”与“三联串票”。前者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所谓滚单，即州县催征钱粮，各里粮户以五户或十户为一单，每户名下注明田亩、钱粮若干，以及每限应完数额(钱粮分十限完纳)。该单给予甲内首名，令其挨次滚催，听民自封投柜。一限若完，二限接催，如有一户沉单，不完不缴，即查出究处⁽¹²⁾。滚单制下，各粮户须依次按限纳粮，一户不缴，即影响他户完纳。

三联串票的原型为二联截票，“票”为钱粮征纳之依据，其内开列地丁钱粮数目，用印钤盖，粮户完纳后，就印字中截票为二，一给纳户为凭，一留库柜存验。每逢查验完欠，有串票者免催，未截串者追比。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行三联印票，“一存州县，一存差役应比，一付花户执照”。至雍正八年(1730)，漕粮征收亦行三联串票⁽¹³⁾。串票既为花户完粮凭证，亦属州县催征之依据。

自封投柜、滚单与三联串票构成了清代田赋征收定章的基本内容。该制度以粮户直接赴县完纳为核心，并借滚单设定粮户间的连带责任，促其依次按限完纳，又通过三联串票确保州县直接掌握各户完欠信息。这些制度设计背后的理念是:在田赋征纳双方——州县与粮户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减少征收的中间环节，避免胥吏催役介入，扰累闾阎。

然而，当笔者阅读《会典》《则例》《通考》以外的史料时，却相当直观地感受到:自封投柜(包括滚单、三联串票)只是理想的制度设计，由于存在种种“技术缺陷”，它并不能在征收中完全实现。以晚清河南为例，光宣之际，该省清理财政局局员观察到，自封投柜、催征滚单等催科“定例”皆已不行，各属征收皆循相沿之“习惯”，如关于自封投柜:

照例自封投柜，以防书吏作奸，今串票循例仍书自封，其实除一二绅富外，余皆未到县，非包之于大户，即包之于钱行。

对于豫省的多数粮户而言，自封投柜只是串票上的条规，他们实际并不亲身赴县，而是交由大户或钱行代完，“盖为便也”:

一则不论钱项有无，有人包封可免催科之扰，一则小户仅完升斗之粮，必令到县自封，距城稍远之乡，不但旷时废业，加以饮食川资，所费滋多，故愿出利息，惟以不到县门为幸。

况人人到柜自封，其势更多窒碍，集县署，有拥挤喧哗之患，有需待守候之烦，不便一;黠者贿嘱书差，后到先封，胥吏得上下其手以舞弊，不便二;且开征之际，即止填串票，尚须添觅多人，方始事，再加以零星琐碎之银钱，均须经手，势必有所不给，不便三。⁽¹⁴⁾

既有研究已经指出，对粮户(特别是乡居小户)而言，自封投柜的首要缺陷在于完纳成本过高⁽¹⁵⁾。乡居小户为零星钱粮进城投纳，不仅“旷时废业”，且“饮食川资”所费甚多，更不必说还需面对胥吏的刁难讹索。因此，他们情愿多出“利息”，交人代完，“惟以不到县门为幸”。需要补充的是，投柜成本之高不仅不便于小户完粮，也导致州县设柜征收的低效。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北监利知县罗迪楚便以“全用自封投柜”为催科不善之由，称若“徒务投柜美名而全用之”，病民实甚，“往往正供有限”，而完纳所费“多过廿倍”，甚有往返数次不能了结者，“钱粮不完，多由于是”⁽¹⁶⁾。

但各研究先进尚未注意到，如从州县方面来看，花户人人到县完纳(一县通常有数万花户)，实属窒碍难行之事。柜收之时，经征官吏不但需要核对实征簿中的花户信息，填写串票，且钱粮以纹银为单位，花户所纳则多系制钱、银元，此“零星琐碎之银钱”，均须计数、称量、验色、折算。这一过程耗费的人力、时间，官民双方均不堪负担。乾嘉之际，长年游幕江苏的谢鸣篁就指出，苏松州县“花户最少有数万，而钱粮旺收，每忙只在旬日半月之间”，期间赴柜完纳之花户，每日盈千累百，均须“按户登填给票”，需时甚多，拥挤守候，花户并不乐从⁽¹⁷⁾。晚清的许多记载都显示，花户赴县投柜，即使柜书按时给发串票，也常需守候三四日，可见柜收手续之繁⁽¹⁸⁾。

由于自封投柜在技术、效率方面的缺陷，19世纪的州县政府还使用多种征收方式。如各直省中额赋最重的苏州布政使属，“各州县虽设柜大堂，而民间之自封投柜十无一二”，“普通办法，大都责成总书收缴”，州县征纳钱粮，多由总书先掣印串，再交由书差持串下乡，按户收取。也有部分州县考虑到“乡民离城远，来往不便，在各镇分设乡柜收纳钱粮”。此外，常州府武进、阳湖等少数州县实行“义图制”，乡民按图立约，选举图内田多者为“庄首”，每岁由值年庄首集齐该图应完钱粮，赴城投纳⁽¹⁹⁾。山西各地的征收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在县署设柜征收，由乡民自行投纳者，有钱行代收、银炉代收者，有里总、甲总认交者，有归房书差役经收者，并有名为外征外解，由绅士代缴代解者”⁽²⁰⁾。广西各属除官征之外，多行“包收”之法，即由粮书、粮差、团练、“粮现”等包揽钱粮征收⁽²¹⁾。

这都显示出:各地普遍存在田赋的包收、代收机构，自封投柜甚至并非主要的征收方式。如广东各属多不于县署设柜，普遍的征收方式有二:多数州县“设站征收”，即“于四乡繁盛之区设立粮站，派员友、书差驻站征收”;另一种方法是书差包征，瘠缺州县多如是办理⁽²²⁾。浙江州县征收钱粮虽有自封投柜之制，但各地普遍实行书差包征。在光绪六年(1880)钱塘县库书浮收一案中，巡抚谭钟麟严饬浙省各州县一律恢复自封投柜，足证该制名存实亡的状态⁽²³⁾。

以上均系以省而言，其实即一县之内，也并非仅有一种征收方式。如晚清四川各邑征收田赋，例于上下两忙内设柜，至农历十二月上旬撤柜后，尚未完纳之钱粮，则由粮差先行垫付，再下乡向欠户加倍索还⁽²⁴⁾。浙江桐乡仅春征时许民自封投柜，一交夏征，则城中不复设柜，而责成图差、地保征收⁽²⁵⁾。江苏东台、高邮、盐城、阜宁，福建永春等地也存在类似现象⁽²⁶⁾。江苏武进征收多行“义图制”，而该制奉行不善、素称疲玩之乡图，则由粮差催征。至城内及附廓坊厢各花户，除少数自封投归外，也多由粮差截串揽纳⁽²⁷⁾。可见为提高征收效率，州县可在征收的不同期限，针对完欠情况不同的花户，采用不同的催科方法，带有强制色彩的粮差催征几乎是各地通行的做法。

另一方面，由于身份地位、钱粮额数、居住地点等差异，同属一县的花户也适用不同的征收方式。咸丰初年，浙江鄞县征收地丁，绅衿、富户以红纸封银投柜，“书差从而附和之，官亦碍于情面”，征价每两折钱2000文左右，称“红封”;普通小民俱为“白封”，由书差催收，征价每两折钱3000文左右⁽²⁸⁾。可见自封投柜在该县属于绅富的特权，书差包收才是更普遍的征收方式。同样的是，湖北江夏额征钱粮50000余两，内“大户”及“赴柜完纳”的“花户”钱粮仅为4300、14000余两，其余31000余两小户钱粮均由“粮差领券”，则粮差包收之粮占六成以上⁽²⁹⁾。同光年间，江苏常熟、昭文二县征收漕粮，“自业”户(自耕农)不给易知由单，其粮概由里书包揽折收，“租业”户(租佃地主)则能领单，按单输米上仓⁽³⁰⁾。光绪年间，湖北沔阳钱漕、城居及北乡(多乡居士绅)各户系投柜完纳，其余东、西、上南、下南各乡则例由里书、块差截券，下乡征收⁽³¹⁾。

以上描述恐怕仍不能完全展现田赋征收的多样性，但至少可以证明:实际的催科方法远比作为“定章”的自封投柜要复杂，各地普遍形成了适应各自情况的“惯例”，它通常包含多种形式。概而言之，自封投柜的替代或补充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乡征”，二是由代理人包揽。

自封投柜是于县署大堂设柜征收(又称“署征”“县征”“柜征”)，而所谓“乡征”，则是在各乡适中之地，分设“乡柜”或“粮局”，派驻书吏、幕友或长随经征。这一方法类似在县署外设置分征机构，缩短花户纳赋的距离，使其便于完纳。当然，因设柜而增加的费用也由花户负担，故乡柜的征价通常略高于城柜⁽³²⁾。至迟在18世纪中期，此法已见于福建⁽³³⁾。同光以降，设置乡柜成为各省田赋征收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但其在征收中的实际作用，恐怕不能作太高的估计。

尽管乡征仍是设柜或局征收，但不同于县征的是，征收是由书吏、长随等负责的，带有显著的包收色彩。更为常见的征收方法是设置各类代理人，由其包揽征收之事，其中以书差包收最为普遍。行此法之州县，户房书吏事先垫缴全数或部分钱粮，将串票截出，由粮差、里书等持票下乡征收。可以说，任何州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书差包收。以贵州为例，各属丁粮，书差“或尽数包收，或半数包收，或逾下忙未完纳者计数包收，或某乡专为书差包收”⁽³⁴⁾。也就是说，程度最轻的包收，是将撤柜后未完钱粮包与书差征收，此为各地通行之惯例。而程度最重的，则是州县将征收、解运之事悉数外包于书差，所谓“包征包解”“书征书解”是也，此法盛行于江浙、两湖等省。

除书差外，部分地区是在花户中选择代理人(常是田产、额赋较多者)，轮流催征本里图钱粮。他们收齐里中各户钱粮后赴县完纳，或按期交与下乡催征的书差。里中欠户钱粮，由其催征或垫完，下乡催征之书差，亦由其负责支应。代理人在催征过程中的费用，由里中花户共同负担。这是一种协作基础上的集体纳赋制，它的有效运转，要求社区具有较高的内聚性。因此，这一方式的成功案例仅见于少数地区，如江苏武进、阳湖、丹徒以及江西各地的“义(议)图”⁽³⁵⁾、贵州广顺之“粮头”⁽³⁶⁾、广西上思等县之“粮现”⁽³⁷⁾、直隶定县之“催头”⁽³⁸⁾等。而多数地区由于奉行不善，代理人不堪赔累，常致破家失业⁽³⁹⁾。上述代理人催征钱粮，多为官府所认可，或即由官府所设。这不同于绅衿、大户包揽小户钱粮，后者为例所严禁之事⁽⁴⁰⁾。此外，与州县倾熔、解运钱粮等事相关的“银匠”(银号)、钱庄、米店、粮铺也常常变身为田赋包收机构⁽⁴¹⁾。而在广西、湖南的个别州县，还存在团练、保甲包征之事⁽⁴²⁾。

各色包收机构的普遍存在本身就说明:作为定章的自封投柜在征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如同治年间丁日昌所见:“州县虽设柜大堂，而民间之自封投柜者十无一二。”⁽⁴³⁾晚清贵州各州县多设柜征收，然“名为遵例设柜，实则久同具文”，一则柜书以各种手段缩短开柜之期，花户常不能按限投纳，二则即设柜征收，知县也将部分钱粮交由书差包收⁽⁴⁴⁾。以上观察颇能反映当日的征收实态:尽管大堂按例设柜，但多数钱粮却并非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州县银库。这意味着，自封投柜并非主要的征收方式，州县普遍依赖各种代理人或中间机构。这种间接征收的方式，实际上是将催科之事权外包，而书差等代理人则程度不一地承揽了该项业务。

三、书差与田赋征收

在清代地方行政中，催科、听讼二事，本是州县官最重要的公务，例应亲身经理，以免吏役舞弊。广义的催科，包括田赋的征收与解运。清制，多数省份的钱粮在一年中分两忙征收，上忙二月开征，五月(或七月)底停征，钱粮应半完，八月续征下忙，至十二月底全完。所征钱粮应“随征随解”，即除“存留”或“驿站”外，“起运”部分须在十二月底前(实际多延至次年四、五、六月奏销届限)分批解往省城的藩库(“解司”)⁽⁴⁵⁾。相较而言，征收要比解运困难得多。征收的过程应由州县主导，钱粮开征后，印官须当堂查收，逐日清点柜内银两，存入内库。征收届限后，知县须饬差催比欠户，必要时亲自下乡催征。县署内经承征收事务的主要是户房(或库、粮房)书吏，称“柜书”“粮书”。在征收的各个环节中，州县须亲自监察，或派遣佐贰官、幕友、长随等监征，以免吏役舞弊。对于州县而言，田赋征收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一方面，州县须按限将本邑钱粮扫数解司，此为考成所系，关系个人仕途。同时，他们又可依据当地惯例，征收额外的附加税费，由此获得大量盈余(“平余”)，这是州县及衙署内各群体的主要财源。

然而，多数州县是否如此办理，却相当值得怀疑。时人曾称，当日州县“上焉者”不过“照额征收，他不过问”，而“下焉者于开征之始，尽数包给书差，官书视线不注银米正耗，而在平余规费”⁽⁴⁶⁾。这正是御史王嘉栋所见，州县并不亲身经理催科，钱粮由书差“包征包解”，甚至已成州县“常例”⁽⁴⁷⁾。在知县主导的征收(“官征”“内征”)中，书差仅负责经征，按额获取辛工饭食及各类规费。而在包征包解制(“书征”“外征”)下，钱粮完欠，并平余之处理，责权皆归书差。州县除酌分额定之平余外，其余悉置不问⁽⁴⁸⁾。本节笔者试图厘清参与包揽的书差之角色与职能，重建其主导的田赋征收过程。

(一)柜书、总书

清代州县的田赋征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县衙之内的田赋管理，包括文书作业、钱粮经管等等，由柜书主导，另一部分则是县以下的田赋催征，多由里书、粮差等执行。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一部分，对于前一部分则缺乏关注。

开征之前，州县通常在户粮等房书吏中点充数人为柜书，分别立柜，责令经收钱粮。他们的基本工作是处理各种钱粮册串。清中后期州县征收依据之簿册，一般是“实征册”，由里书等填造呈县。这些簿册按所属里图分为数柜，由各柜书管理。经负责征比的幕友审核后，由柜书依据实征册之内容，填制易知由单(有时也包括串票)，其数量通常为数万至十余万张。该单类似纳税通知书，内载应纳银数，例在开征前散发到各户。花户按数赴县缴纳，经柜书检核后截给串票，作为纳税凭证，同时将户名、银数登入“流水簿”内。当然，前文已指出，仅有少数花户是通过以上程序完纳钱粮的。

在书差包征制下，柜书的主要职能并非版籍册串之事，他们实际上充当着钱粮征解的总承包商或一级承包商。所谓“书差包收”，通常是由柜书中的一人或数人总揽其事，他们被称为“粮总”“库总”或“漕总”，统称“总书”。总书者，“户科书吏总理钱漕事务者也，择公务谙练而身家殷实者充之，经收经缴，责在一人”⁽⁴⁹⁾。乾隆中后期，额赋最重的江苏、浙江二省州县即多有漕总、折总名目，钱漕征解由其一手操控⁽⁵⁰⁾。道光年间，州县点充粮总、库总，包办漕粮、钱粮事宜，已成外省积习⁽⁵¹⁾。

总书通常在新官到任时点充，欲充之吏，或于州县未到任前，即赴省城迎谒，向新官预行贿赂，“多则四五千两，少亦二三千两，求派粮总、库总”。或于地丁、漕粮开征前，书吏“以千数百金为雉媒，钻谋点充”。到任或钱漕开征前，正是州县倍感拮据之时，面对书吏的“到任礼”、“房费”，他们很难拒绝⁽⁵²⁾。而一经点充，州县征收之权遂寄诸总书。如同治年间丁日昌所见:

一经准点，若辈有恃无恐，恣意妄为……内则交结门丁，朋比为奸，外则勾串粮差，浮收肥己，地保既任其指挥，小民暗受其削，甚且挟制本官，以致太阿倒持，稍不遂欲，公事每至迟误，为害实非浅鲜。至于包揽代纳，撞骗招摇，犹其事之小焉者也。⁽⁵³⁾时人言及总书之弊多有类似描述，除去道德批判的色彩，其在田赋征收中的核心地位当可概见。“太阿倒持”⁽⁵⁴⁾的真实含义，即州县将经收经缴之责权，拱手交与总书。

这也意味着，奏销届限前将钱粮按额解往省城转由总书来负责。当日的一般情况是，至奏销届限，仍有部分欠户钱粮未完。州县为顾考成，不得不先行垫解民欠。此外，田赋征解本身即多需费，如解司、道库规费，征解员役之纸饭辛工，上司、同寅之规礼(“忙规”“漕规”)等，数皆不赀。在“包征包解”模式下，总书的重要作用，是在征收未完甚至开征之前垫解全部或部分钱粮，提供征解所需之经费。

如咸丰三年(1853)，胡林翼指出:征收钱粮，“官之用费及正杂解款，均因限期催迫，由书垫出”，但柜书亦非富户，所需之款通常“加四加五，贷之于人”⁽⁵⁵⁾。佘文铨也奏称:

未经开征之先，该吏(即总书)等遂将钱漕串票全行索出，向平日包揽钱漕之户及商民有力之户预押银两，半供本官急需，半供该吏挥霍。⁽⁵⁶⁾

可见总书以串票作抵，向大户、富户贷款垫解。在湖北沔阳，开征后由总书保充的“总头”(为衙役充任) 8人裁出串券，交予里书下乡征收，总头须在裁券后一二月内呈缴“店票”，即从钱庄借款垫解⁽⁵⁷⁾。江苏常熟、昭文，知县将漕粮“捆征”于总书，总书又“掣串分给各图经造”，另其承缴，经造再持串向花户征收⁽⁵⁸⁾。由以上记载大致可勾勒出:总书在开征前后贷款垫缴州县钱粮及相关费用，并将串票截出(这意味着花户无法赴县投柜完纳)，再交予里书、粮差下乡催征揽纳，后者成为田赋征收的次级承包商。

(二)里书、粮差

里书又称册书、庄书、图书、社书、经造、粮书等，经理所辖区域推收过割、钱粮造册等事。所谓推收过割即民间交易、析产后田产及钱粮负担的转移。里书因此掌握各户的田产、钱粮信息，故所辖里图之实征册便由其填造。道光年间，林则徐曾描述湖北各县里书为“在各乡分催钱漕，经手推收过户”，且持有“里粮底册”，“假借书吏名色哄惑乡农”，其实“并非在内署科房办事”者⁽⁵⁹⁾。可见里书非为科房书吏，但二者却又存在相当的关联。同治二年(1863)，方宗诚论里书之源起曰:

州县户粮书……初则勤苦自立，版册亲操，致以追索，尚能年清年款。一二传后，骄惰日形，沈溺烟酒，一切征收等事，委之各乡各里各图之黠者为之催纳，坐享其肥，而总吏绝不过问。久之而债累日深，生计日绌，并其传世之底册，展转售卖，而册书、户书、里书、里差之名所由起，权益浸大，房科之籍，仅拥虚名，乡图之册，转成实户。⁽⁶⁰⁾

可知里书催纳钱粮系由总书、柜书转包，即其册籍亦购自后者⁽⁶¹⁾。但当里书的“乡图之册”取代“科房之籍”成为征收的唯一依据时，乡间“黠者”也就变身为职业的田赋包揽人。同光年间，湖南桃源征收钱粮共分8柜，每柜设一“书总”，各乡则有“散书”数百人，分管粮册，又称“粮书”⁽⁶²⁾。可见里书类似于额外书吏，因其多与总书、柜书等相关，却是卯簿无名之人⁽⁶³⁾。由于经手田产、钱粮之事，充里书者不乏“精于书算、熟于道里者”。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记载都显示，里书多父子相传，以底册为世产，属世袭之业。

粮差又称坐图粮差、图差、里差、催差等，较诸里书，其含义更为模糊。按催征钱粮，本系皂快两班之职，但经制差役多不亲自下乡，而是将催征之权卖与他人，故粮差之构成相对复杂。如江苏州县粮差，作为经制差役的“顺差”“图差”并不下乡催征，“有无赖棍徒向其买图，以图之肥瘠，定买价之多寡”，谓之“伴差”。伴差“在官无名”，专事揽纳花户钱粮，索规渔利⁽⁶⁴⁾。福建建阳“开征时，皂班当堂拈阄，拈得某图即谓某里图差，不亲催征，而卖与本里坐图之人”，价洋银十余元，由其包征⁽⁶⁵⁾。湖北监利设有经制催差12名，“照例鸣锣，毫无所济”，不得不派“游差白役”(约1000人)赴乡签拿，该役并无工食，“拼年累月，充当此任”⁽⁶⁶⁾。广西、江西各州县亦有被称为“总头”“总总头”的衙役坐地分肥，由“都差”“图差”“里差”“保差”赴各乡催征⁽⁶⁷⁾。由上可见，真正在乡催征的粮差，多是土著痞棍充当的私差白役。他们是以催征固定里图之钱粮为业者，其业务揽自经制差役。

里书、粮差多非卯簿有名的经制吏役，而是介于额外吏役与里胥徒棍之间的人物。他们几无法定的工食银，甚至征收所需的纸笔饭食亦须自筹⁽⁶⁸⁾。其收入主要来自于征收中的规费与“中饱”。当日县以下的田赋征收正是由这些“吃钱粮饭”的职业包揽人完成的。

晚清州县的田赋征收，以县署之实征册为依据。由于田产转移、推收过割的频繁发生，该册每岁例须重造。各户钱粮额数，应据往年旧册，以及本年过割情况而定。因此，各里图实征册便由职司推收的里书造报。开征前一二月，各里书将本年实征册或串票送县，由柜书、幕友核明用印，以作征收之用⁽⁶⁹⁾。此外，里书多参与钱粮催征乃至经收。每忙开征前后，里书由县领取易知由单，下乡散发，催征花户钱粮。在此过程中，里书多以纸笔饭食为由，向花户索取“单费”“册费”“串钱”⁽⁷⁰⁾。在两湖等地，里书则成为主要的田赋征收机构。在这些州县，开征后总书、柜书将串票全数交与各里书，由其包收各自辖区钱粮。如湖北沔阳“钱漕历归里书裁券，下乡征收”⁽⁷¹⁾。湖南桂阳钱粮亦系“册书赴乡催取汇缴”⁽⁷²⁾。安徽桐城征收丁漕，“向无投柜完纳之事”，俱由里书赴花户家收取⁽⁷³⁾。

而更多的州县则由粮差完成钱粮的催征揽纳。按当日惯例，撤柜后欠户钱粮由知县饬差下乡催征，所签衙役须按限征齐欠粮，或将欠户带县，否则即加杖责(“比责”)。然衙役未必熟悉乡里情形，多将此事转手于坐图之粮差，即其亲自下乡催征，亦须粮差配合。粮差催征，采用“揭征”(又称“揭粮”“抬垫”“扫差”“撕票”)之法，即粮差先措资缴县，代完钱粮，再持串票下乡，取偿于花户。利益的考量决定了粮差的揽纳对象并不限于欠户。当日的地方官便指出，粮差甘于垫款揭征，“正以一县钱粮任其操纵，因是而得厚利焉耳”，“若失其易收之户，而独任其难收之户”(欠户中多疲顽抗户)，粮差无利可图，必不出力催征⁽⁷⁴⁾。故粮差为求格外需索，多不待撤柜，常常是一经开征，便主动垫完花户钱粮，以便掣串领追。⁽⁷⁵⁾对于花户(尤其是贫懦之户)而言，这些持票下乡的催差是他们的噩梦⁽⁷⁶⁾。由于粮差垫解多系借贷，花户于应完钱粮之外，尚须缴纳数成“息钱”。且粮差一旦登门，横索川资、酒饭钱乃至烟钱，亦为惯常之事。更不必说他们另可借锁押比责或罪以抗粮恐吓花户，以便恣意讹索。在此种情况下，花户既被强制代完钱粮，串票又在粮差之手，只能忍气吞声，所耗常倍蓰于应纳粮额⁽⁷⁷⁾。

以上的考察可以说明:县以下的田赋征收，是由里书、粮差相互配合完成的，概而言之，前者主要负责编造征册，而后者则经办催征揽纳。当然，二者的职能也常据实际情况转移，如在某些州县，里书便一身二任⁽⁷⁸⁾。关于一县之内里书、粮差的数量，笔者据所见史料制成下表:

表1　晚清各州县里书、粮差情况一览

资料来源:林则徐:《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道光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28页;李汝昭:《镜山野史》，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第15页;光绪《青浦县志》卷一四《职官下·名宦传》，第13页;胡林翼:《致罗遵殿》，咸丰九年四月初五日，《胡林翼集二·书牍》，第299页;卞宝第:《抚湘公牍》卷一，第46页，卷二，第37页;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三二，第2页;《查革积弊》，《申报》，光绪六年五月廿三日，第1—2页;李车舟:《牧沔纪略》卷下，第45、52页;王源瀚:《贵池清赋刍言》卷上，1914年，第4页;冯锡仁奏，光绪二十五年，录副03/6265/043;罗迪楚:《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407、409页。

由于各州县大小不同，里书、粮差的数量也有较大差异。但即便是数量最少的丹阳，也存在近两百名里书，而在监利，里书、粮差合计竟至四千余人。以每县数万至十余万的花户数量计算，每名里书或粮差负责催征数百至数十户不等。这意味着，在县衙与数以万计的花户之间，田赋征收需要经由成百上千的包揽人之手。

道光末年，湖南耒阳知县徐台英曾描述当日楚南州县之催科:

奏销至矣，民欠奈何，官曰无忧也，有柜书在包解而已矣。包解而银将何出，柜书曰无忧也，有里差在代垫而已矣。代垫而银不能归款将奈何，里差曰无忧也，禀官追给而已矣。⁽⁷⁹⁾

这是一种典型的书差包征包解，在该模式下，催科的责权在知县——柜书——里书、粮差之间逐层外包，这正是本节勾勒的田赋征收过程。当然，这一链条在各地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区别主要在于包征的第一环节，即田赋的管理权是握于州县(官征)，抑或交予总书、柜书(书征)，在这一点上，各地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而县以下的催征环节，各地普遍依赖粮差、里书，并无太大差异⁽⁸⁰⁾。

四、书差包征成立之结构

(一)粮户与田产

绝大多数清代文献给人这样的印象:书差包征是催科第一大弊政，例应禁革。我们常常可以在各地方志中读到，革书差包征，复自封投柜，成为“名宦”们的重要仕绩。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州县官能否亲自主导征收之事，反之，书差包征屡禁不止的结构性成因又何在，这些疑问需要在当日的田赋制度下回答。

州县的田赋税额系根据境内升科地亩的面积与科则而定，其征收对象是拥有一定田产的粮户。因此，州县欲行催科，地籍、户籍为必备之信息。相应的，清代可资州县征收依据的册籍主要有两种:一是地籍册，以田地为纲，载有穈亩字号、四至、户名等信息，并附以图，又称鱼鳞图册;一是户籍钱粮册，以户为纲，开列各户田地、钱粮。州县征收田赋，须先行清丈，查明地籍，再将田地一一归入各户名下(“归户”)，依据不同的科则计算赋额，方可按户编造钱粮册籍，以作征收之据。也就是说，田赋据户籍钱粮册征收，而该册又以地籍为基础。

但有清一代，中央政府从未举行过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清丈，部分省区曾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开展清丈，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而另一些省区则沿用了明代万历年间的地籍册⁽⁸¹⁾。然至清代中期以后，这些册籍多已残缺散佚(南方各省册籍普遍毁于太平天国战争)，即保存者亦不随时更新，无法反映现状⁽⁸²⁾。因此，鱼鳞图册在清中后期已经失去了地籍册的意义，当日征收可据者仅有户籍钱粮册，多称实征册，又称归户册、柳条册、顺庄册、粮册等。

以下据光绪末年江苏金匮县实征册，分析其内容⁽⁸³⁾。该册以图甲为单位编造，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分第五十一图十一甲地丁、漕项实征册内首户“金顺大”名下载:

一户　　金顺大　　共折实平田　　　　　　　　内除

　　抛荒未垦田　　　　光绪二十五年年分新垦田

　　光绪二十六年分新垦田

实征旧熟并光绪二十四年分新垦限满田一分六厘五毫

　　应征地漕正耗银　　一分九厘

上忙正耗银　　一分

下忙正耗银　　九厘

又五十六图十一甲漕粮、白粮实征册内首户“杜俊明”名下所载:

一户　　杜俊明　　共折实平田　　　　　　　　内除

　　抛荒未认等田　　　光绪二十五年分新垦田

　　光绪二十六年分新垦田　　本年新垦田

实该旧熟并光绪二十四年分新垦限满田　　四亩三毫

　　应征漕白正耗米　　二斗四升

可见实征册按户登记田地亩数及每忙应纳粮额⁽⁸⁴⁾，但这却并不能提供征收所需的全部信息。第一，根据时人的观察，册中的户名“金顺大”、“杜俊明”很可能不是粮户的真实姓名，而是祖号或他人(如田产原主)户名。此外，以堂名为户名者也不在少数，如某堂、某记、某书屋等⁽⁸⁵⁾。在光绪二十七年年分五十一图二甲漕白实征册中，笔者就发现了“柳锦春彬记”“柳晓斋彬记”“柳容安堂”“喜雪竹堂”“三官堂”，甚至“隆福庵”“关帝庙”“远尘庵”等多个户名。第二，实征册虽按图甲编造，但户名下并不注明花户住址及田地坐落。⁽⁸⁶⁾考虑到某户名下之田很可能不在本图甚至本县之内，对于征收而言，这也是严重的缺陷。以上两点意味着，州县仅据实征册，根本无法将花户与现实中的粮户一一对应。咸丰至光绪初年历任两湖各府县的方大蔔就指出:

州县征收钱粮，先造实征底册，册内所载名目是户名，不是的名，亦无住址可考，须令各里各甲户书将所管钱粮另造一册，上列户名，某某应完钱粮若干，下注的名，某某住某乡某处，遇有拖欠，便不难指名催追。⁽⁸⁷⁾

可见由于实征册内缺少花户的名的址，州县很难据以“指名催追”。通过簿册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作为州县唯一的征收依据，实征册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按册索粮，尚具大体，若按册而索纳粮之人，则昧无端绪也”⁽⁸⁸⁾。实征册仅能提供境内各图甲的钱粮额数，但钱粮究竟完自何人，州县无从知悉⁽⁸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认为，在官方的户籍钱粮册中，更具实际意义的是田产与钱粮，而非花户本身⁽⁹⁰⁾。

但即便是各花户名下的田产、钱粮信息，州县也难以一一掌握。田地的面积与科则是确定赋额的依据，由于缺乏可靠的地籍，政府只能采用更新实征册内田产信息的方法。这是因为，清代民间典卖分析田产，事属常有，完粮之户亦随之变动，必须随时登记，才可保证稳定的田赋税基。因此，田产登记对于田赋征收可谓至关重要。清制，民间买卖田产，交易后一月内买主应亲赴县署，对册推收，随时过割，即将田产所有权及纳粮责任的转移登注于实征册内。同时，田产交易契约亦应呈县盖印，粘贴契尾，以资凭证。州县则按照田产契价，向买主征收每两3分的契税，称“税契”“投税”。然当日的普遍情况是，民间为躲避契税，买卖田产多不赴县推收。如湖北各地积习，“往往买田数年或数十年，竟不赴县房推收过割，只潜赴里书处开一户名，私相授受。更有田已更易数主，变产已经数世，而粮名未换，仍在旧户下完纳者，而官与粮书皆昏然不知”⁽⁹¹⁾。江苏民间买卖产业，亦“不赴县对册推收”，仅“贿嘱经造、地保人等，私行窜改，或零星洒寄，百弊丛生”⁽⁹²⁾。可见民间办理田产转移，多只经由里书，其中不乏舞弊之举。

由于田产登记制度的有名无实，随着田产频繁的典卖分析，实征册中的各花户与其名下的田产、钱粮之间便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分离，以清末四川为例:

有因避多田之名，每置业一区，即用一名立契，而廒册上之粮名，亦随之不同者;有欲避加捐，暗贿粮书，将一人之粮在廒册上化为数名或十数名，使粮额皆降至极微者;有其人已死，子孙已析产，然仅分执田契管业，未将廒册上粮名改为各继承人之名，以致此一户之粮，须由数家朋纳者。

有将己业割卖一段与他人，买主要求粮从轻拨，始允成交，形成守余田者任其重，买新业者任其轻，以致一方业少粮多，一方业多粮少;又有割卖之际，竟不拨粮与买主，以致买主成为有业无粮者;又有缘上两种情况，田业均经割卖无余，而未拨之粮，尚须承完，成为有粮无业者。

又有两邑毗连，田在甲邑，粮名亦在甲邑廒册上，而粮户则住居乙邑者。⁽⁹³⁾

“廒册”即实征册，“拨粮”即田产交易时钱粮的转移。这一记载大致涵盖了当日“极形糅杂”的各种田粮关系。在第一种情况中，粮户为隐混钱粮，躲避捐输(及徭役)⁽⁹⁴⁾，分立多个户名。或者同族之人析产后不分粮，各户仍在同一户名下完粮。也就是说，一个粮户在实征册中可能拥有多个花名，而一个花户在现实中也可能是同一宗族内的多个粮户⁽⁹⁵⁾。第二种情况更为复杂，即买卖双方并不将钱粮(“粮”)随田产(“业”)完整地转移，这意味着，交易之后，已经失去了田产所有权的卖主，仍然须要为该田产完纳钱粮。甚至根据粮、业分离的程度，可以分为“有粮无业”“有业无粮”“业多粮少”“业少粮多”等多种状态，极其纷繁复杂。第三种情况称“寄庄”，即粮户居甲县，其田产则在乙县。以上这些现象不独四川为然，各省均有类似的记载⁽⁹⁶⁾。在不健全的田产登记制度下，粮户以各种方式欺隐钱粮，可谓当日之常态。实征册所载因此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这导致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州县实际是在作为课税客体的粮户、田产均难稽查的情况下征收田赋的。《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即载:州县仅止“照额征收，他不过问”，“如某户有田若干，应完丁粮是否与田亩符合，问之本官既不得详，查之案册亦无足据，即使账簿填注田赋粮数，叩以确实与否，仍多影响之谈”⁽⁹⁷⁾。王庆云也指出，有司催征，“惟按一州县之赋入，责之都图之吏胥”，“而某户有某田，某田属某户”，州县仅凭册籍无从知悉，“吏遂据都图为奇货”⁽⁹⁸⁾。

所谓吏胥“据都图为奇货”即因“粮户散漫，非粮差不能周知，粮册纷糅，非粮书不能备悉”，州县催科，势不得不假手里书、粮差⁽⁹⁹⁾。里书介入钱粮征收与其办理推收过户的职能直接相关。同治五年(1866)，吴江知县沈锡华禀称:

县中即有存案征册，而民间置买田产，推收过户，册在经造，以致近年县册户亩久已不符，每届造串，非若辈不能承办。⁽¹⁰⁰⁾

该县实征册并不按年重造，故“户亩久已不符”，征收所据为经造承造的串票。因经造包办推收过户，若无其私册，州县便无法征收。同样的，晚清湖北武昌“惟以册书私藏底册为征收蓝本”，实征册等皆出若辈之手。底册所载，除户名、粮额外，另有“过户签注”，即推收过割时户名下粘贴之签条⁽¹⁰¹⁾。而在武进，凡“田地过割，立户分收等事”，均由粮房办理，故其私册成为“征粮之唯一依据”。所谓私册有二:一曰归户册，载明新户及分收转科户名，与原册对照，可知田地所有权之变动;一曰科征底册，记录各户钱粮，为编造实征册之依据⁽¹⁰²⁾。由上可知:第一，推收过割之事多由里书承办，此事虽不合例，却为州县政府默许;第二，里书私册为推收细册，即所辖里图内各户名下田产及钱粮变动的记录，这成为每岁编制实征册、串票的依据。当然，私册的存在，不过是里书垄断田产、钱粮信息这一事实的表现而已⁽¹⁰³⁾。州县既将田产登记事务外包于里书，势必失去对于相关信息的直接掌控，这直接导致里书成为钱粮造册、催征的关键人物。

与里书手握私册相似的是，粮差的优势在于熟谙所辖区域的粮户情况。“民气之强弱，风俗之良悍，山村草泽之程途，甲伍乡井之烟户，惟粮差知之最熟”，故“委之与事，而莫不举”⁽¹⁰⁴⁾。如广西以恃差催征为通例，缘“粮册每无的姓的名，诡寄欺隐，久成(民间)习惯”，州县对此无法究诘，“而粮差大半世袭，独能识其根柢”，故不能不恃以催征⁽¹⁰⁵⁾。而四川各县，“粮册上某名之粮，应向某人催收，非粮差不能悉其底蕴”，“粮书虽有知者，又不如粮差之备悉”，且粮差亦仅负责固定之乡甲，他区粮户情况则非其所知。自清中叶以迄末季，该省“地方官对于催科一事，皆只有拱手受成，惟日责成粮差催收”⁽¹⁰⁶⁾。

当然，更实际的情况是，对于花户及其田产、钱粮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特地方牧令仅凭征册难以跟寻，即图差、户书亦未能尽知底蕴”，难以一一对应，指户催追⁽¹⁰⁷⁾。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有粮无田之户逃亡后，其粮无可催征，州县钱粮因此缺额。这些“滥粮”、“虚粮”通常责成经手的书差赔垫⁽¹⁰⁸⁾。此点最可表现州县催科责权的外包。

(二)考成与平余

显而易见的是，州县官仅凭实征册根本无法征收，而同时他们又面临奏销考成的压力。清制，州县官征收钱粮，按完欠数额分十分考成。奏销届限时，欠额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转，罚俸一年，欠一至四分者分别降职一级至四级，皆令戴罪催征，欠五分以上者革职，是谓钱粮初参。初参之后，再限一年续征，若仍不能全完，则分别给予降级调用、革职等处分。另一方面，州县如能于奏销前全完，则可于照常优叙外量加优叙，根据所属州县额征数量分别予以记录、加级⁽¹⁰⁹⁾。可以说，钱粮的完解情况直接关系地方官的仕途。对于不谙当地政情且调任频繁的州县官而言，按限从治下数以万计的花户手中征得足额的钱粮，本非易事。更不必说他们并不掌握征收必备的粮户、田产信息。在此情况下，将催科交由熟谙其事的书差包办，自然成为许多官员的选择。因为总书、柜书及里书、粮差可以预缴钱粮，或垫解欠款，保证钱粮按限扫数，州县便免去了奏销考成的压力。胡林翼即指出，在书差包征制下，“官之缓急、官之期限”，一切“责成于书吏”⁽¹¹⁰⁾。徐台英也观察到，湖南州县即对催科“一切懵然不知”，“日坐深衙，斗牌饮酒”，亦无需为奏销担忧，因书差包征使其可“安坐以待钱粮之至”⁽¹¹¹⁾。据称该省行包征包解之州县，钱粮“大都年清年款，毫无蒂欠”，而官征州县则“往往民欠甚多”⁽¹¹²⁾。晚清广东各瘠苦之缺，田赋均由书差包征包解⁽¹¹³⁾。这都显示出:较诸官征，书差包征的效率明显更高。

因此，为及时将钱粮扫数，地方官普遍主动选择书差包征，尽管这会损害粮户的利益。许多记载都显示，最为时人诟病的粮差揭征，州县明知扰民甚重，但为不误奏销，常常放任甚至鼓励粮差代垫⁽¹¹⁴⁾。徐台英便评论道:“奏销重件也，奏销误而官于何有”，故其不敢不允粮差揭征⁽¹¹⁵⁾。周询也指出:“地方官对于下忙撤柜之期，最宜斟酌。盖到期如不撤柜自难依限解司，不免应受处分。然若撤柜过早，则被抬垫者多，又徒供粮差之利用，而多贻民累矣。”⁽¹¹⁶⁾这正是州县在催科中的处境:他们必须在奏销与民生之间作一选择。在考成至上的官场，前者自然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可以说，书差包征是一种“便于官而不便于民”的征收方式。

正因其“便于官”，对于考成的顾虑便消解了地方官变革的动力。咸丰七年(1857)，湖北监利官绅拟改包征为自封投柜，然“版籍不在官而在册书”，知县对于征收毫无把握。柜书又倡言:必包征包解，钱粮方可扫清全完，若改设柜征收，将来误漕，咎在绅士。于是官绅“群受其恫喝，无敢身任此事者”⁽¹¹⁷⁾。光绪初年，浙江桐乡知县曾寿麟欲革差保包收，恢复自封投柜。知府与言此事之难，以“听民自纳，不事追呼，设有观望，必误奏销”为最⁽¹¹⁸⁾。时人也有中肯的评论:“欲其改为官征官解，(州县)又群因循而不敢更张，底册全操书手，完欠官无把握，调署频仍，谁肯肩此劳怨。”⁽¹¹⁹⁾19世纪州县官的任期通常仅一年有余⁽¹²⁰⁾，因此很少有人愿意为了任内的一两次催科，冒着钱粮亏额的危险，改革书差包征之制。同光年间曾任广东各地知县二十余年的诸瑛告诫初仕州县者曰:

州县地丁钱粮、税契、税羡等项银两，系书差包征包解，由来已久。向章如此者，自可循旧照办，不可以事权在外，不由官作主，擅行更改。何则，粮册底簿尽在书差手中，倘一更易，追缴断难齐全，一时又不能查明，势必征收亏额，追悔莫及。⁽¹²¹⁾

久浮宦海者的经验是:书差包征虽“事权在外，不由官作主”，但宜“循旧办理”，不可“擅行更改”，否则“追悔莫及”。因粮册底簿握于书差之手，若改官征，册簿难以全数追缴，征收无据，势必钱粮亏额，延误奏销。这与贤宦传中屡屡上演的革除包征之事形成鲜明对照，很可能前者才代表当日的常态。

州县将钱粮交由书差包征，一方面“冀免钱粮考成(之忧)”，而另一方面，又可得“平余、规费”，“坐享余利”⁽¹²²⁾。在双方“订立”的包收合同中，除了按限征解钱粮外，总书、柜书进呈平余则是另一重要条款。州县每岁所获平余，因“缺分之大小，钱粮之多寡”而异，自数百两至数万两不等⁽¹²³⁾。如广西州县每乐书差包征，因“大有利益”也，各县柜书每岁致送州县“茶果银”数百两不等⁽¹²⁴⁾。贵州各州县开征之始，钱粮“尽数包给书差”，官之视线全在平余规费，不论缺之繁简，“均视此为应得之项”⁽¹²⁵⁾。光绪二十五年(1899)，常熟人徐兆玮尝见该县漕粮陋规清单，内开:总书例向县署“报效”钱2万余串，其中知县白米2000石，钱漕稿案4000元，并节随360元，钱谷、账房、征收各席幕友各244元，刑名幕友122元，其余各长随如用印、书禀、差门、执贴，下至管厨、打扫、剃头、茶炉等，多者以百计，少者4元、8元不等，合计亦有2000元。而上下忙征收地丁银，除知县无需报效外，其余与漕粮相同⁽¹²⁶⁾。同样的是，江苏江北各州县书差征漕所获盈余，除缴署中家丁、幕友(尤其是“账房”)规费外，还需与户书、册书、算书、清书等各色书吏分润⁽¹²⁷⁾。这正是清季西人马士(H.B.Morse)观察到的，知县从田赋征收人员处获得固定的份额，再将其中一部分供给各僚属及上司，作为他们的生活费⁽¹²⁸⁾。可见平余不仅进呈知县，即县署内幕友、长随等群体亦有分润⁽¹²⁹⁾。在当日的财政结构中，以钱漕盈余为代表的陋规是州县最主要的公私经费来源⁽¹³⁰⁾。州县及其僚属在书差包征制下可以稳定地获取盈余。

事实上，由于盈余分配在内的田赋管理权操诸总书、柜书之手，他们便具备了影响、操控州县财政的资源与能力。道光末年，御史陈岱霖论总书之弊，缘州县无论初到任时或任中，凡遇经费竭蹶，辄向总书称贷银钱，以应急需。相应的条件是，征收钱漕一任总书包揽，州县不复过问。“州县利于借贷之便私，书吏乐于取偿之加倍，官吏朋比，竟成锢习。”⁽¹³¹⁾如在武进，知县“有需款孔急，无法筹措时，每须商之漕总，漕总若允，千金万金立办”。因此，漕总舞弊之举，州县虽知之而有所顾忌，盖不欲得罪若辈⁽¹³²⁾。不仅如此，州县恃总书为熟手，“或令一人永远承充，或令一家先后接顶”，其“著名凶恶者”，州县甚至“争先罗致”，“取其造孽棘手”也⁽¹³³⁾。同治年间，吴县漕总郭友梅奉饬革退后，该知县仍令其改名接充。巡抚丁日昌在公牍中怒批:“岂无郭友梅，该县即不能办事耶?万一郭友梅竟一病而亡，该县又将何所恃而不恐耶?”⁽¹³⁴⁾该记载最可展现州县对于总书的依赖:无论田赋征收，抑或财政管理，总书代表的书差群体都充当着州县金融机构的角色。这既是州县将钱漕交由书差包征的前提，也是其结果。

五、太阿倒持:书差包征与财政管理

州县官亲征、花户自封投柜作为清代田赋征收之定章，其前提是州县掌握各花户的田产、钱粮信息，花户也主动在忙期赴县完纳。前一点意味着州县必须随时追踪治下数万花户的信息，就地问粮，执人课税，这才能保证州县政府在征收中与任何一名花户直接建立联系。显然，这种集权式的财政管理，其成本在今日亦相当之高，绝非清代的地方政府所能承受。关于后一点，本文无法展开证明，但大量记载显示:粮户显然不像官府设想的那般“踊跃急公”，他们在纳赋过程中的观望、逃避乃至舞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为提高效率，催征也属必不可少之事。此外，对州县官而言，较诸设柜亲征，将催科交由书差包办确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征收方式:田赋额征由总书、柜书包缴，催征亦由无需工食银的里书、粮差完成，并可每岁酌分额定之盈余。因此，无论从“能力”抑或“动力”来看，书差包征都是州县官的“合理”选择。

将催科之事外包于书差，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式管理。若从政府田赋管理的角度来看，其法又多有流弊。光宣之际，湖南清理财政局局员即指出，书差包征“便于官而不便于民”:“官倚书为包纳，书即视花户为产业”，官坐享成功，而书于花户则“厚利加收”，于官则“侵渔含混”，流弊不可胜言。一言以蔽之，致弊之源即在于“太阿倒持”⁽¹³⁵⁾。贵州清理财政局局员则称，书差包征使州县“一方面冀免钱粮考成，一方面先得平余规费，以言催科，未尝不便”，然“国家征收之权遂下移于书差之手”，此法实为“请负管理”。“请负”为日译名词，即包揽、包办之意。他们认为，以请负法管理官有财产，“各国尚以为滋弊而不用，况直接租税乎”?可见其对分权式的“请负管理”颇不认可⁽¹³⁶⁾。

光绪末年，粗识近代财政学的梁启超对此则有更深入的认识，他观察到:“现今之征收课税法，一言以蔽之，曰包征包解而已”:

江浙之漕银漕米，两湖四川等省之钱粮地丁，多有由地方绅士土豪包揽以解州县……即等而上之，亦何莫不然。各州县官包征其州县之钱粮，勒为一定额，以解于藩司。各藩司包征其省之钱粮，勒为一定额，以解于部，此与土豪之包征包解者何异。

田赋多由绅士土豪包揽未必尽然，但任公对于财政管理特质的把握，则确有所见。他注意到，不仅漕粮、地丁，即厘金、盐课以及一切新税，均以包征包解之法征收。且此法不但行于州县、粮户间的征纳，亦贯穿各级政府间的财政管理，实为当日财政制度“一贯之原则”。而此包征包解之法，对各级官员“最为省便”，因其“可以安坐不事事而每岁得一定之额”。但在财政管理上，却为“最拙之伎俩”也，缘各级均“饱其欲壑焉，然后以前所余者贡诸上级”，而各上级“惟于所指定之额取盈而已，彼用何术以盈此额弗过问也”。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民所负担者数倍于正供，而国之财赋不见增多，皆耗于各级官吏之中饱⁽¹³⁷⁾。在包征包解制下，州县将征收之事权拱手交予书差，只求包缴额征、平余，其余概不过问，更要命的是，手握经征之权的书差几无法定工食，甚至纸笔饭食等征收经费亦须“自筹”，这无可避免地导致征收中的婪索加征、侵渔中饱。民之所纳与国之所入之间由此产生巨大的缺口，“中饱”的大量存在，意味着书差包征的征收成本相当之高。时人常用“太阿倒持”一语形容书差包征之弊，即已明言其弊源于分权的管理模式，而这正是清代财政管理的特质。

作者简介:周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及清代社会经济史，目前主要关注19世纪以降的财政与社会。

【注释】

(1)本文所谓田赋，主要是指地丁银。自18、19世纪之交，例征本色的漕粮、米粮，各省多私行折征，特别是咸同以降及迄清末，各省漕粮先后改征漕折银，故其征收过程与地丁银颇多相似之处，亦一并讨论。

(2)王嘉栋奏，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 03/1569/00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利用的未刊档案，均藏该馆，以下不再注明。

(3)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光绪二年刊本，第36页。

(4)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子鲜)以公命与宁喜言，曰:‘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 ’”

(5)胡林翼:《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胡林翼集二·批札》，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975页。

(6)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33页;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0—279页。

(7)为数不多的例外是王业键先生的研究，参见王业键著，高风等译《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62页。在现有清代中后期田赋征收制度的宏观考察中，以该书最值得参考。

(8)岩井茂树:《武進“徵堂簿”と田賦徵機構》，高航:《·太湖の糹圣造》，均载夫马进编:《中国明清地方档案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2000年版，第179—200、201—227页;杨国安:《册书与明清以来两湖基层赋税征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以上研究对于笔者多有启发。

(9)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4卷第1期，1936年5月，第54—57页。

(10)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四三《户部·催科》，第22页。

(11)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52、68—69页。

(12)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四三《户部·催科》，第23页; 《钦定户部则例》卷九《田赋三·征收事例》，同治十三年刻本，第6页。

(13)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四三《户部·催科》，第22—25页。

(14)《河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田赋》，经济学会，1915年，第33—34、69页。

(15)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第53—54页;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第60—61页。(www.daowen.com)

(16)罗迪楚:《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9册，第408页。按设柜征收可获“美名”，可知实际多不如此征收。

(17)谢鸣篁:《钱谷视成》，《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834册，第216—217页。

(18)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光绪二年刊本，第37页;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三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527册，第582页。

(19)《江苏苏属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田赋》，经济学会，1915年，第18—19页;丁日昌:《酌定上忙银价片》，《丁愚生政书》，出版机构不明，1987年，下册，第415页;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1934年，第77—87页。

(20)《田赋案牍汇编·分省八·山西》，1914年，第9页。

(21)《广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各论上·国税部·田赋类》，经济学会，1915年，第93—98页。

(22)《广东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田赋上》，经济学会，1915年，第22—23页。

(23)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4、60页; 《光绪桐乡县志》卷六《食货志上·新政》，第7—11页;谭钟麟:《谭文勤公奏稿》卷七，宣统三年刊本，第14—16页。

(24)周询:《蜀海丛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7—8页。

(25)《光绪桐乡县志》卷六《食货志上·新政》，第8页。

(26)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三五，宣统元年印本，第2页;光绪《再续高邮州志》卷八《禁革志》，第15、17页;阮本焱:《求牧刍言》卷二，光绪十三年刻本，第7—8页; 《福建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田赋类》，第10页。

(27)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第55、57、74页。

(28)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第60页。

(29)《湖北全省征收钱粮漕米清册·江夏县》，抄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30)常熟图书馆整理:《徐兆玮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条，常熟图书馆http://www.cslib.cn/xzw，2010年5月14日。

(31)李车舟:《牧沔纪略》卷下，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第39页。

(32)参见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第50、52页。

(33)德福:《闽政领要》卷上《催科章程》，同治七年刻本，第13—14页。

(34)《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第162页。

(35)丁日昌:《通饬核议版图、顺庄能否并行由》，《丁禹生政书》，上册，第12页;民国《丹徒县志摭余》卷三《食货志·田赋》，第28页;王邦玺:《条陈丁漕利弊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六《户政八·赋役三》，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50—51页。

(36)《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第138—139、163页。

(37)《广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各论上·国税部·田赋类》，第98页。

(38)冯华德、李陵:《河北省定县之田赋》，《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3期，1936年4月，第499页。

(39)《治浙成规》卷二，《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387页;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一一《赋役》，第4—5页;光绪《再续高邮州志》卷八《禁革志》，第12—19页;陈其璋奏，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录副03/7416/010。

(40)比较特殊的例子是四川，该省于咸同以降开征的“津贴”“捐输”等项田赋附加，各州县多设局委绅征解，这是官方认可的“绅收绅解”。《四川全省财政说明书》，经济学会，1915年，第2—6页;周询:《蜀海丛谈》，第6页。

(41)王又槐:《刑钱必览》卷五，《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4辑，第19册，第438—439页;金应麟奏，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录副03/3131/046;同治《衡阳县志》卷三《赋役》，第13页;徐赓陛:《不慊斋漫存》卷三，宣统元年印本，第2—3页; 《广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各论上·国税部·田赋类》，第101页; 《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协各款及田赋类》，经济学会，1915年，第68页;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本，第1页。

(42)《广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各论上·国税部·田赋类》，第97—98、100页;曾国藩:《厘正衡清二县保甲片》，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1—92页。

(43)丁日昌:《酌定上忙银价片》，《丁愚生政书》，下册，第415页。

(44)《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经济学会，1915年，第135—153、157—158、162—163页。

(45)《钦定户部则例》卷九《田赋三·征收事例》，第5—6页。

(46)《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第155页。

(47)王嘉栋奏，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录副03/1569/007。

(48)晏才杰:《田赋刍议》，1915年，第16页; 《湖南全省财政说明书·总说》，经济学会，1915年，第6页。

(49)《江苏苏属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田赋》，第18页。

(50)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二五，嘉庆十年刻本，第20页;福崧奏，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以下简称“朱批”) 04/01/35/0178/025;福崧奏，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朱批04/01/35/0179/038。

(51)佘文铨奏，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录副03/4078/016;无具奏人，道光二年，录副03/4078/019。

(52)佘文铨奏，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录副03/4078/016;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三一，第3页。这是当日地方行政中的结构性现象，类似记载甚多。

(53)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三一，第3页。

(54)典出《汉书·梅福传》，意为将大权交与别人，自己反受其害。

(55)胡林翼:《与友人论黄平事》，咸丰三年，《胡林翼集二·书牍》，第93页。

(56)佘文铨奏，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录副03/4078/016。

(57)李车舟:《牧沔纪略》卷下，第39—40页。

(58)《徐兆玮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条。

(59)林则徐:《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道光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林则徐集·奏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中册，第428页。

(60)方宗诚:《鄂吏约》，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五《吏政·守令中》，第30页。

(61)岩井茂树先生指出，江南地区的里书从官府或里甲中分离，成为私营者的“世业”，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氏著:《武進“徵堂簿”と田賦徵機構》，第191页。高航先生则认为，经造是在康熙以降里甲制名存实亡后形成的，作为其替代的田赋征收机构。氏著:《吴·太湖の糹圣造》，第221页。

(62)冯锡仁奏，光绪二十五年，录副03/6265/043。

(63)李车舟:《牧沔纪略》卷下，第41页; 《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第138页。

(64)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四六，乾隆三十三年刻本，第43页。

(65)陈盛韶:《问俗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66)罗迪楚:《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409页。

(67)《广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各论上·国税部·田赋类》，第99页;王邦玺:《条陈丁漕利弊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六《户政八·赋役三》，第49页。

(68)里书尚可获取推收的手续费，遇年节所辖里图或有“小租”、“抽丰”之献。陶煦:《租核》，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0页;谭钟麟:《谭文勤公奏稿》卷七，宣统三年刊本，第14—15页;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第28、126页。

(69)王又槐:《刑钱必览》，《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19册，第438页;民国《蓝山县图志》卷一八《财赋上》，第12页;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第55、65、126、157页。

(70)程邦宪奏，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录副03/3969/031;陶煦:《租核》，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第400页;丁日昌:《通饬征收钱粮开列斗则大张晓谕由》，《丁禹生政书》，上册，第17页;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二九，第5页。

(71)李车舟:《牧沔纪略》卷下，第39、41页。

(72)卞宝第:《抚湘公牍》卷一，第60页。

(73)《查革积弊》，《申报》，光绪六年五月廿三日，第1—2页。

(74)光绪《耒阳县志》卷八《丛谈》，第9—10页; 《光绪桐乡县志》卷六《食货志上·新政》，第9页。

(75)陈岱霖奏，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录副03/1569/007;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一○《赋役三》，第27页;王邦玺:《条陈丁漕利弊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六《户政八·赋役三》，第50页。

(76)粮差勒索花户，通常“择肥而噬”，受害最深者为贫懦乡户。刁滑之户则与粮差达成某种“协议”，只需完纳欠粮的数成，便可央缓，不必到官听比，而所纳钱粮亦归粮差中饱。此即所谓“包欠”，为当日的普遍现象。

(77)相关记载甚多，兹不一一列举。王业键先生指出:“对纳税人来说，使他们最难受的是逾期强制交税的措施”，“它为胆大妄为的书吏和衙役们提供了剥削和牺牲穷人利益的机会”，诚为的论。氏著:《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第62页。

(78)御史程邦宪奏称，江浙州县征漕，“每都图设有粮差，亦曰经造，专司造办册籍，催征钱粮”。可见在他看来，粮差、里书并无区别，足证二者职能的“兼容”。程邦宪奏，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录副03/3969/031。

(79)光绪《耒阳县志》卷八《丛谈》，第8页。

(80)如晏才杰便指出:“官征非能自征也，必假手于差焉;书征亦非能自征也，必假手于差焉。”氏著:《田赋刍议》，第16页。

(81)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第26—39页;赵冈:《鱼鳞图册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5—16页。

(82)王又槐:《刑钱必览》卷五，《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19册，第440页;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6页;同治《监利县志》卷一一《艺文志·书》，第18页。晚清民国的诸多记载众口一词地提到，太平天国战后，鱼鳞册损毁殆尽，以致田赋征收无据。然据清中期的记载，由于无法更新，这些册籍即使保存完好，亦难据以征收。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浙江，“(鱼鳞册)即州县录存者，亦皆束置高阁，历来并不将现在执业花户逐一载入鳞册。缘执业花户贫富靡常，辗转售卖，亦无一定，数年之间，往往几易其姓，势不能载鳞册之内，故鳞册所载皆非现在执业之人。”《治浙成规》卷一，《官箴书集成》，第6册，第327—330页。

(83)《漕白实征册光绪二十七年、三十年》、《地漕实征册光绪二十七年》，写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笔者在文献复制过程中，得到人文科学研究所岩井茂树教授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84)金匮县所属常州府在太平天国战后多年仍有相当数量的荒地，又荒地垦复限满三年始行升科纳赋，故实征册内花户“抛荒未垦田”及近两年垦复之田免于纳赋，只完光绪二十四年垦复及“旧熟”之田钱漕。

(85)陶澍奏，道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录副03/2562/050;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2、266页;丁日昌:《丁禹生政书》，上册，第132页; 《田赋案牍汇编·分省十二·浙江》，第19页;李之屏:《湖南田赋之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总第5588页。

(86)岩井茂树先生已据清末民初阳湖、武进的两种实征册指出，册内并不记载作为课税依据的所有田土的细目及面积，州县无法查核各户的赋额，因此实征册无法实现其作用。氏著:《武進“實徵堂簿”と田賦徵收機構》，第184、186页。此为的论，但若就催征而论，如时人所言，册内不载花户地址及田地坐落，是更为严重的缺陷。

(87)方大蔔:《平平言》卷四，《官箴书集成》，第7册，第713页。

(88)李奋:《福建省田赋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总第3070页。

(89)岩井茂树先生指出:“在县署(根据实征册)所掌握的田赋情报中，即便全县的额征数与实征数是正确的，其余的也皆属虚构的情报。”他还认为，并无实际作用的实征册年复一年地被编造、呈县，这一行为仅有以下的意义:“实际上行使征税权的(里书等)包揽机构和形式上保有征税权的国家—官府之间达成的政治协约。”也就是说，对于维持征税属于公权力行为的制度的形象，实征册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氏著:《武進“實徵堂簿”と田賦徵收機構》，第186、194页。

(90)刘志伟先生关于明清户籍赋役制度的研究指出:清代珠三角地区图甲制下“户籍”的意义，已经由人口登记转变为赋税负担。也就是说，无论官还是民，所关心的只是每“户”要承担多少纳税责任，而不是该户下的人口与家庭状况。氏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204页。这一结论对于清代中后期的户籍与田赋征收，颇具启发意义。

(91)胡林翼:《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胡林翼集二·批札》，第976—977页。

(92)丁日昌:《丁禹生政书》，下册，第132页。

(93)周询:《蜀海丛谈》，第6—7页。

(94)“避免加捐”，指咸同以降，四川摊征田赋附加，曰“津贴”、“捐输”，捐输自应纳钱粮八分以上者始行摊征，故多立户名，“使粮额皆降至极微”，便可免征。《四川全省财政说明书》，第4—6页。

(95)在广东、徽州等宗族组织发达的地区，同族各粮户(“子户”)在同一个户名(“总户”)下完纳钱粮，成为一种惯例。在此种情况下，户名仅是官民之间征纳赋役的一个代号而已。参见片山刚《清代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税粮、户籍、同族》，《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561页;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第204—215页;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17—145页。

(96)嘉庆《凤台县志》卷二《食货》，第17页;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一》，考7507;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五，光绪二年刊本，第49页;林则徐:《江苏各属垫完欠赋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263页;胡林翼:《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胡林翼集二·批札》，第977页;缪嘉誉:《崇阳客问》，沈衍庆:《覆吉安文太守询泰和地方情形书》，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六《吏政九·守令下》，第31、54页;陈盛韶:《问俗录》，第63、92页;卞宝第:《卞制军政书》卷四，第12页;光绪《孝感县志》卷三《赋役议》，第20页;徐赓陛:《不慊斋漫存》卷三，第20页，卷五，第7页;戴杰:《敬简堂学治杂录》卷一，《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37—38页; 《福建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田赋类》，第8页; 《广东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田赋上》，第24页; 《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第155页; 《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协各款及田赋类》，第68页; 《田赋案牍汇编·分省十八·四川》，第6页;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第131页。

(97)《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第155页。

(98)王庆云:《石渠余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99)《广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各论上·国税部·田赋类》，第107页。

(100)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一一《赋役四》，第4页。

(101)缪启愉:《武昌田赋之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总第12032页。

(102)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第27页。

(103)民国时期的许多调查都显示出，里书视为“枕中秘宝”的私册，其内容亦未必较实征册更详，且内中多含“暗语”、“密码”，他人无法卒读。因此，里书的资源与其说是私册，不如说是其独占相关信息。由此也可以理解，清代地方官多以收缴私册来革除书差包征，当为治标不治本之举，难获成效。

(104)晏才杰:《田赋刍议》，第17页。

(105)《广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各论上·国税部·田赋类》，第99页。

(106)周询:《蜀海丛谈》，第7页。

(107)谭钟麟:《谭文勤公奏稿》卷一七，第16页。

(108)《徐兆玮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条;周询:《蜀海丛谈》，第7—8页;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595—596、599—604页。

(109)钱粮以外，经征漕白粮、米粮、漕项等亦有类似的则例。《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二五，光绪十八年印本，第2—3、5、9页; 《钦定吏部则例》卷二五，光绪十二年刻本，第3、6、8、13、23—24页。

(110)胡林翼:《与友人论黄平事》，咸丰三年，《胡林翼集二·书牍》，第93页。

(111)光绪《耒阳县志》卷八《从谈》，第7—8页。

(112)《湖南全省财政说明书·总说》，第6页。

(113)《广东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田赋上》，第23页。

(114)王邦玺:《条陈丁漕利弊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六《户政八·赋役三》，第50页;光绪《湘潭县志》卷六《赋役》，第4页;邹钟:《志远堂文集》卷二，光绪十二年刻本，第12页。

(115)光绪《耒阳县志》卷八《丛谈》，第8页。

(116)周询:《蜀海丛谈》，第8页。

(117)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三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527册，第582页。

(118)《光绪桐乡县志》卷六《食货志上·新政》，第8—9页。

(119)《湖南全省财政说明书·总说》，第6页。

(120)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1页。

(121)诸瑛:《州县初仕小补》卷上，《官箴书集成》，第8册，第757页。

(122)《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第155页。

(123)王嘉栋奏，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录副03/1569/007;佘文铨奏，道光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录副03/4078/016。

(124)《广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各论上·国税部·田赋类》，第96—97页。

(125)《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第155页。

(126)《徐兆玮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条。

(127)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二二，第1页。

(128)H.B.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1908，p112．

(129)这正可以解释，本应在征收中监督书差的幕友、长随，却常常与之交结，朋比为奸。

(130)参见拙文《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第274—275页; 《陋规与清嘉道之际的地方财政》，《“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待刊。

(131)陈岱霖奏，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录副03/3142/029。

(132)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第66页。

(133)金应麟奏，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录副03/3131/046;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均赋议》，第4页。

(134)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三五，第7页。

(135)《湖南全省财政说明书·总说》，第6页。

(136)《贵州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丁粮》，第155页。

(137)梁启超:《中国改革财政私案》，《饮冰室合集·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册，第49—50页。岩井茂树先生以梁氏此文为中心，对晚清民国财政中的包揽制作了精当的分析。参见氏著《中華帝国財政の近代化》，饭岛涉等编《シリ一ズ20世紀中国史1·中華帝国と近代》，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第12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