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与近代社会——试析鲁迅的反中医情结

［中国台湾］皮国立

［摘要］鲁迅是一位影响近代中国思想甚巨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关于这位学人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不过，在这些研究当中，可以看到学者大多着重于描绘鲁迅在文学、政论或传递新思潮内的角色扮演，而对于鲁迅曾经“学医”与“为医所害”的亲身经历，仅仅带过而已，未曾做深入分析。本文从他早年“弃医从文”的经历谈起，探索这位学人反中医的源头思想是如何呈现的。文中主要以鲁迅的言论、谈话以及文学作品为主，希望能分析出“五四”时期学人反中医的各种想法，其中包括信任偏方的愚昧、科学与国粹之问题、中医辨病与诊断等各方面的指陈;甚至，我们也可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嗅出许多有趣的文学讽喻和当时社会上中西医运作的概况。本文希望呈现的并不是一种文学、哲学思想式的讨论，而是着重于描绘鲁迅在医疗与疾病领域的一些经历，并剖析他何以如此痛恨中医，而中医又在他的心中，乃至于中国文化发展之过去与未来，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期望读者在读过本文后，对民初反中医思潮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并能领悟、反思中医在近代中国尴尬的角色与发展困境。

［关键词］鲁迅;中医;西医;现代文学;社会史;疾病;知识分子

前　　言

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厦门大学。在空闲之余，我缓步流连于厦大的校园，不经意看到了静默地、脸上刻画着坚毅表情，立于校园内的鲁迅(1881—1936)塑像。1926年至1927年间，他曾在厦门大学担任国文教授与国学研究院教授⁽¹⁾，向当地学生打听后才知，厦大还在鲁迅故居的原址上，为之立了一间鲁迅纪念馆，于是我欣然前往。夏日的太阳炙热高挂于天空，却无损于我寻觅他足迹的兴头……

近代知识分子处在中西文化交会的争论与抉择中，忽而眺望新潮的西方，忽而回眸传统的中国，立场摇摆，已是不争的事实，也属变动时代中情有可原的现象。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思想往往呈现一种多元的互相渗透，就像“定义”鲁迅那样，实在是相当困难:文学家、翻译家、革命家、思想家、编辑等等，每一个脸谱，鲁迅都可以在世人的心目中，扮演一个无懈可击的角色，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许多有关他的传记、介绍、评论等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卷帙浩繁⁽²⁾，在此就不一一赘叙了。

鲁迅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跃上文化舞台，但在五四学人那一代，却很少有人像鲁迅那样，总是给人一种坚毅、深刻不移的印象。针对五四学人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不同角度的观察⁽³⁾，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初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摇摆与“两歧性”⁽⁴⁾。例如周明之指出胡适(1891—1962)在许多方面的摇摆是因为他面对西方价值时的自卑或担忧，促使他回到传统中，去找寻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周给这样的心态取了一个名字:“旧与新的内在同化”——他们无法完全抛弃传统而远眺西方⁽⁵⁾。所以，他们多在矛盾挣扎中，不断在各个层面内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不过，在这些研究当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大多着重于描绘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学等领域内的角色扮演，而较少扣紧一般知识分子针对科学发展⁽⁶⁾，甚至是医学、化学、物理学等方面的认识与抉择态度之分析⁽⁷⁾。雷祥麟有关民初医生与病人“择医”问题的文章，给了本文很大的启发⁽⁸⁾，而冯尔康也曾针对吴汝纶(1840—1903)的西医观进行解读，为本文提供一个先行的范例⁽⁹⁾。促使我开始思索:作为民初新文化运动舵手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一种很特别的、值得分析的择医理念，其着重的“择医”标准为何?若就鲁迅的人生经历与其所持的“择医”观点来分析，他是否也具有“两歧性”呢?

本文必须一开始就指出，鲁迅在某些地方的独特性。李泽厚指出:鲁迅和陈独秀(1879—1942)一样，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胡适一样，从事过专门的科学研究，但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¹⁰⁾。虽然鲁迅和政治的关系也很密切，但他总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质问社会⁽¹¹⁾，故有时分析他文章背后的社会文化用意，往往比观察他与政治的关系更有意义。诸多关于鲁迅与医疗史的线索，一开始都围绕着对于鲁迅曾经“学医”与“为医所害”的经历，大多仅仅带过而已，未做深入分析⁽¹²⁾。本文着重于探讨鲁迅在医疗与疾病领域的一些经历，并剖析他何以如此痛恨中医;而中医又在他的心中，乃至于中国文化发展之过去与未来，应扮演什么角色?中国人应该怎么选择，或重塑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医疗卫生的国民性⁽¹³⁾?他又是如何论证并确立他最终的抉择。本文的工作与贡献，不单只进行国民性之探讨，因为相关研究已非常丰富⁽¹⁴⁾。本文尚希望从鲁迅主观的视角出发，地毯式地汲取他著作中的养分，来分析近代社会中的中西医药状况;希望指出:在经历过一些事件后的鲁迅，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中，有哪些方面的医药卫生状况，是需要被改变的、针砭的，也借此来讨论近代中西医论争与医药发展的一些实际情况。由于鲁迅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家，有着异常犀利的文笔，故文中许多地方以“第一人称”式的叙事手法来诉说鲁迅的种种见解，希望对近代医疗卫生史有所贡献⁽¹⁵⁾。

当笔者走进俭朴、摆设古色古香的鲁迅故居与书房后，鲁迅仿佛还坐在那儿读书、写作似的。隔壁房间陈列了一些鲁迅的遗物，其中最令我感到好奇的就是那些他早年远渡重洋，去日本学习西医时所留下的生理学笔记，那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迹与零星几幅生理的解剖图，都是他亲笔所载。如此认真抄录、脑中充满对西医与中医看法的鲁迅，到底在思考什么样的中国医疗文化之未来⁽¹⁶⁾?也许，这就是一个起点，本文就从追寻他的思想线索展开。

一、缘起:反中医幼苗诞生

鲁迅原名周树人，但周这个名字可不及“鲁迅”来的响亮。1918年，周树人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经典名篇《狂人日记》，文中极尽讽刺之能事，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若剖析其所论，中医也是吃人礼教的帮凶!那么，这一切要从何说起呢?

1881年，鲁迅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曾以自修达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鲁迅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鲁迅的父亲死前，已经卖完了。这时，鲁迅大约才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几年中国书⁽¹⁷⁾，当然也包括许多中国的医书。一开始，他对中医并无抱持着轻蔑之心，因为正值年轻有为的他，却还要为父亲的病终日奔波劳苦，乞求中医、中药的帮助。在1896年之前，约有4年多的时间，鲁迅总是穿梭于气味浓郁的中药铺子里，就为寻找能够挽救他父亲的病于万一的那味药方。

他陈述自己依据了一位名声如雷贯耳的知名中医所开的药方，按图索骥来配药;后来这位医生对父亲的病束手了，就说转介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中医——何廉臣(1861—1929)来接手⁽¹⁸⁾，这让鲁迅觉得原来那位中医很不负责任⁽¹⁹⁾，后来他对那位中医的感想是:“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²⁰⁾当然，这位赫赫有名的何中医也不好应付，因为他用的药引奇特异常，鲁迅当时并不觉得奇怪，之前中医指定的药物:“冬天的芦根”与“经霜三年的甘蔗”业已不用了，这次蟋蟀可要原对的，还要结子的平地木⁽²¹⁾，他回忆说:那都是很不容易找到的药物。虽然鲁迅当下说不上为什么要用这些性质的药物，但他总是往好处想:“医者，意也。”⁽²²⁾好比古代名医叶天士那样，在普通药方中仅加了一味药，就成了神方⁽²³⁾，这可是中医展现高明医术的舞台，为了给父亲治病，辛苦一点又何妨?所以，他还是继续搜罗，只是难免有些抱怨:“(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 ’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²⁴⁾中药素有“药引”、“君、陈、佐、使”等用药的准则，在鲁迅的眼中全是瞎说，他回忆到:

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²⁵⁾

“一物克一物”这种在本草学中屡见不鲜的例子，对他来说，就等同于清末昏官的举措:自欺欺人，完全经不起考验。但总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当时他仍尽力去满足何中医所开药方内的每味药，而这些努力也让鲁迅家由小康转向破落了。最可惜的是，父亲的病也不见转好，后来何中医竟推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乍听这话，鲁迅的父亲彻底对自己的病绝望了，而这也深深打醒了鲁迅。他事后批判说:“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²⁶⁾病治不好，就归于鬼神作祟，这是鲁迅最痛恨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之一，中医正是这种文化的“共犯”。最后，父亲的病终于每况愈下，一命呜呼了⁽²⁷⁾。这样的经历，促使鲁迅写成一篇悲愤的文章——《父亲的病》来沉痛诉说中医在这位少年心中烙下的胡搞印象。

悲伤可以释怀，但恨意却难以抹去。1898年，鲁迅前往南京就读新式的学堂⁽²⁸⁾，母亲相当难过的忍痛支持他，因为当时学习“洋务”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举动，但在这里，鲁迅接触到由西人所翻译的医学与科学书籍——《全体新论》与《化学卫生论》，也读了严复的《天演论》，开启了他对中国整体文化“维新”的视野。这时，他才突然醒悟:“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²⁹⁾自此而后，鲁迅正式成为一位“反中医者”，但是，为何而反?可能他还不能说出个道理，多半还是基于父亲服药无效枉死的往事和一些粗浅的西方科学知识，让他对中医产生了鄙视的心。反中医情结在他的心中已然扎根。

1904年，鲁迅正式进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这个冬天将会为大雪冰封的小城镇，当时还没有中国学生⁽³⁰⁾，鲁迅咬着牙学习，就是希望将来能做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新西医，拯救更多被中医所误的病人，可见年少时的记忆在他心中凿下了多么深刻的伤痕。在医学校内，他感受到了日本迅速采用西方医学的好处，而且他受到不修边幅，常常忘了打领结的藤野先生很好的教导⁽³¹⁾。他回忆说: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藤野)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³²⁾

藤野非常关心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怕他日文跟不上，也怕他学习上会有问题，所以极尽悉心照料之能事，让鲁迅铭感五内。除此之外，包括解剖学的正确知识:求真，要能画出不偏不倚、精确无比的解剖图训练⁽³³⁾，以及许多在中国不被重视的西洋翻译解剖学书籍，都可以在这里一饱眼福。

但是，鲁迅终究放弃了成为一位西医的初衷。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重大事件有两个:第一，他在医学校内被日本同学误解，指控他那“中等成绩”是老师泄题的“恩赐”，鲁迅事后回忆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指日本同学)疑惑。”⁽³⁴⁾换句话说，就算成为医生，但只要是中国人，就会被看不起，医术与别人看你眼光的高低，完全是两码子事。其次，有一次播放日俄战争的画片时，他看到了中国人被砍头示众的情景，日本同学当时高呼“万岁”!听在鲁迅耳中可是万分刺耳的。于是他领悟了:“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³⁵⁾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鲁迅那时做了如此重大的决定，还特别和藤野解释:他将放弃医业了。为了这件事，藤野还难过了好久⁽³⁶⁾，可见这位日本老师对鲁迅的重视程度有多高了。

弃医从文是鲁迅之所以能成为一位文学大师的主因。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开始，因为鲁迅从未忘记，与西医对照下中医的胡言乱语，他每次追忆藤野老师的风范，就会想到:“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³⁷⁾于是乎，鲁迅每每在文章中显现他抨击中医、追随西医的言论，而中医的一切，又都和中国人无知、愚弱的陈旧国民性连在一块了⁽³⁸⁾。这个时候，“反中医”已不再是为了“旧恨”而已，而添上了“维新”和“改革”的意义。

1909年，鲁迅回国以后，开始担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他在此时编写的西方生理学讲义——《人生象学攵》，已经可说是一本完整的专业著作，完整地呈现了他学习西医知识的成果与传播西方生理学的认真态度。当时没有修习课程的学员，也纷纷向他索取讲义，这份在当时少见，完全由中国人编著的西方生理学教科书，引起了校园一阵轰动⁽³⁹⁾。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他暂别读小说的乐趣，后来才又开始了创作生涯。他说:“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⁴⁰⁾由此可以知道，写作是需要素材的，而鲁迅当时所能仰仗的就是他先前广泛阅读所打下的基础;还有，就是他的医学知识，当然也包括了那些好与不好的回忆在内。

二、至死不渝的迷信——偏方与秘方

鲁迅厌恶中医的理由，可以归纳出好些个条陈。最深刻的，就是中医是中国文化固陋的一环。如果要改变国民性，就要把中医从中国医疗市场内连根拔除。当时抱持这种想法的，并非一时或鲁迅一人的见解，因为直到80年代初，大陆还有一些人将中医废存问题与鸦片、娼妓的废除相提并论，视为近代中国社会三大问题⁽⁴¹⁾。故民初为什么有一批人这么想废除中医，其心态与认知为何，实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⁴²⁾。

就鲁迅个人的思想与观察而言，首先要针砭的就是旧社会的迷信，它是中国人“坚强”的国民性之一，鲁迅说:“中国人谁没有迷信，只是那迷信迷得没出息了，所以别人倒不注意。譬如罢，对面有了老虎招牌，大抵的店家，是总要不舒服的。”⁽⁴³⁾这种种根深蒂固的迷信，中医也占了不少。光以《狂人日记》来看，中医的罪状就不少:“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⁴⁴⁾这就是基于“人肉”可以治病的迷信⁽⁴⁵⁾。但说这条知识是迷信，又不完全是，鲁迅在文章中写到:“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⁴⁶⁾人肉可以疗病可是“有凭有据”的⁽⁴⁷⁾，那么便证实了:中国医书是标准的迷信制造中心。

街坊邻居的鸡婆，新讯息互相报给左邻右舍知道，也是助长迷信气焰的共犯，这就不得不谈到流传在民间、街谈巷议的各种偏方与秘方了。1919年，鲁迅发表了一篇名为《药》的短篇小说。故事里的苦主小栓患了“痨病”(肺结核)，每日咳嗽不止，苦不堪言。父亲老栓和母亲华大妈并不是有钱人，可以说他们两人正是中国下层社会的写照，努力凑得几个钱，就为了寻找偏方来给小栓治病。结果找着的这些卖秘方的人，竟是些有着江洋大盗面孔的诈骗集团: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地往下滴……

老栓抱着那红透了的血馒头快马加鞭赶回家，“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这对救子心切的父母始终乐观地相信:“吃下去罢——病便好了。”然而，吃下血馒头的小栓，却还是咳个不停，这时一位满脸横肉的华大叔对老栓嚷道:“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鲁迅不只一次地用了这种譬喻描写法:“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人肉、人血皆属于治病的良方，人血特别可治“肺结核”⁽⁴⁸⁾，好像是每位中国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一般常识。

终于，这则故事的最后，也并不让人意外:小栓死了，成了一簸黄土，孤独地躺在坟墓中。整则故事，凸显了鲁迅对中国愚昧无知者的怜悯，与至死不渝相信偏方的愚蠢行为之深刻讽刺。在鲁迅心中，偏方和骗子可以画上等号，而无知的人，包括小栓的父母和华大叔，都是旧中国文化败落的最佳代言人，后者更代表中国人“听信”、“迷信”秘方的偏执化身，通过街谈巷议，错误的药方通过口传的方式辗转流传，戕害无数中国人。给人当头棒喝的警示是:人人有对追求健康与治愈疾病的愿望，但方法不对，则将害人害己、家破人亡。这个娓娓道来的故事，正是中国人寻求偏方治疗肺结核的最佳短片，播放着至死不渝的迷信⁽⁴⁹⁾。

然而，这类谣言流传又像是止不住的传染病，四处流散。鲁迅就曾抨击中国是“谣言世家”，他说:“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⁵⁰⁾不懂的或听来的“可能”知识，不求证，也不会被质疑或淘汰，让鲁迅感到十分痛恶。许多经由辗转流传之日常“关心”而附身，进而还魂的迷信，往往摇身一变成为正统医书中的知识，鲁迅说:“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⁵¹⁾没经过科学验证的旧医疗知识，在鲁迅心中，咸属谣言与迷信之流。更让鲁迅深恶痛绝的是，有知识的读书人，往往是这类迷信的忠实支持者:

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旨备于我”的事，其实是全国，至少是S城的“目不识丁”的人们都知道，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然而这并非本论的范围，现在姑且不说。况且S城人极重体面，有许多事不许说;否则，就要用阴谋来惩治的。⁽⁵²⁾

鲁迅的话，深刻反映出在传统社会中，若一旦有所谓破除“迷信”的举动，反而不见容于社会了，所以许多错误的医疗观念，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三、骗人的把戏——中医辨病与诊断

如果如同上述，中国文化与中国医疗充斥着这么多迷信与谣言，那么，撇开偏方、秘方不谈，中国医学也有所谓“正典医学”所建立的知识，是有历史的延续与指导原则的理论⁽⁵³⁾，不是基于口传或街谈巷议形式的迷信，又该如何解释其价值?首先，认识身体，是每一种医学理论发展中最要紧的事。中医也有，但那从上古以来所确立的解剖学知识，在学习过西医解剖学的鲁迅眼中看来，已难登大雅之堂⁽⁵⁴⁾。鲁迅也知道“中医解剖”这回事，但他用一种更为嘲弄、戏谑的语气来评论其历史。1935年，他在病中写下了他的随想: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⁵⁵⁾

他讥笑中国解剖学的贡献在于弄清楚怎么去虐待、处罚身体，却对基础的生理知识一知半解，连基本的生理脏腑图像都绘制成“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⁵⁶⁾。而本此知识给人看病的中医，更是一群骗子，说着一些病人听不懂的话，来欺骗众多底层民众。

鲁迅的文章背景，很多都是以“鲁镇”为主，可能与他曾经历过的农村经验有关。而出场人物多是中国农村底层的一般民众，苏雪林(1897—1999)曾盛赞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将地方小人物刻画得“神妙欲到秋毫颠”⁽⁵⁷⁾。在鲁迅的印象中，农村内有许多人会“变戏法”，好像“纸人出血”那样，然而，那全都是骗人的把戏⁽⁵⁸⁾，充满了无知与愚昧;而“被欺”的这些人，也正是可怜的受害者。《明天》一文中的女主角——单四嫂子，在鲁迅笔下就是一个“粗笨女人”。她的孩子患了疾病，于是她“神签也求过了，愿心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⁵⁹⁾。这些举措都是当时民众对付疾病的老方法，此为鲁迅撰文时一个常用的巧妙文笔安排——先将主人翁“错误”的行为指出，再描述他们自食恶果的情况。故事的高潮是小孩的疾病并没有痊愈的迹象，这时，单四嫂子就去求一位叫“何小仙”的中医帮忙，鲁迅叙述到:

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单四嫂子暗地纳罕，心里计算:宝儿该有活命了。但总免不了着急，忍不住要问，便局局促促地说:“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么?他……”

“先去吃两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

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此时已经开好一张药方，指着纸角上的几个字说道:“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⁶⁰⁾

细细品读此文，就可以发现鲁迅抨击中医之处在于其荒谬的理论，像是“火克金”、“中焦塞着”⁽⁶¹⁾，全是中医解释病理时的依据，不清不楚，根本谈不上“辨别疾病”的能力。再者，就是“保婴活命丸”竟然只有“贾家济世老店”才有，别处还找不着，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怀疑江湖郎中与药店的挂钩，秘方、秘传这种“只有我知道哪有”的胡说理论，也是鲁迅讽刺的现象之一，都在这篇故事中揭露出来了。

还可以看到当时医病关系中可能的、生动的互动关系。试想，病人不会针对病情发问吗，那中医又该如何解释呢?不妨看看《祝福》中的祥林嫂，一直是中国女人悲情的缩影⁽⁶²⁾。不但一生辛苦，也充满着无知，仿佛跌进深渊中无法解救似的，无可救药。一次，她遇着了鲁迅，就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下可把鲁迅问倒了，只好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地说出:“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事后鲁迅回忆说:“‘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⁶³⁾文中还衬托鲁迅的四叔，是位老监生，中国古文化的代言人⁽⁶⁴⁾，他倒是说出“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理论⁽⁶⁵⁾。祥林嫂的疑问，其实通过传统知识分子——鲁迅四叔的口中即可获得解答，但却是胡诌。魂与魄也为中医所采用，一个是归“肝”所管，后者则归“肺”所辖⁽⁶⁶⁾;而不论理论多么深奥、多么难解，鲁迅认为，只要以“说不清”就可以安全过关，而一切医学知识，遂留在“说不清”的玄想阶段。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判断疾病。民初西医势力日渐兴盛，判断疾病的主导权渐渐转向西医这一方⁽⁶⁷⁾;传统中医的诊断和判断疾病的方法，皆属陈旧技艺，渐渐不合时宜。在鲁迅眼中，中医是完全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应该被淘汰。1926年，鲁迅写了《弟兄》，文章中针砭中医不识新疾病，还随意比附对照，诊断也完全错误。故事的一开始是一群人正在讨论“热病”，反映出一般民众只知道会发热的疾病都叫“热病”，感冒、伤风如是，传染病亦若是⁽⁶⁸⁾。然而，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说是时症“猩红热”流行起来了。主人翁张沛君的弟弟也正在发热，虽然张不信中医，但西医普氏迟迟未来，当下着急了，索性就请了一位中医来诊治他的弟弟。他抱着一丝希望，喃喃自语到:“也许并不是猩红热。然而普大夫没有找到……同寓的白问山虽然是中医，或者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结果，经中医白问山诊断后，断定为:“他们西医叫猩红热，我们中医叫红斑痧。”⁽⁶⁹⁾也就是说，经过中医诊断，张的弟弟确实得了当时极难治疗的急性传染病。这下可把张吓得冒出一身冷汗;白问山还丢出一句:此病中医是可治的，只是“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这类玄学语言⁽⁷⁰⁾。随后，普大夫来了，诊断后说:这只是一般疹子，不是猩红热，不碍事，吃吃药、注意饮食即可⁽⁷¹⁾，才结束了这一场虚惊——由中医从头到尾的乱说而闹出的乌龙诊疗⁽⁷²⁾。相类似的还有前述《祝福》中的一段文字:“……这实在是叫做‘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轻轻，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⁷³⁾吃了一碗冷饭和“伤寒”复发有什么关系呢?伤寒是中医的、还是西医的病名呢?鲁迅没有在文章中交代，只知道村叟乡姑般的“自己当医生”的行为，已属不智，偏偏还要加上“天有不测风云”的鬼话，这正反映了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不智与悲哀。

鲁迅自己亲身的经历也不遑多让。他自剖说自己的牙齿不好，有一次出血了，不得不看医生，但当时还没有所谓的“西法治病”，只好依赖家家户户都备上一本的，清代鲍相趝所编之《验方新编》来按图索“药”，结果“试尽‘验方’都不验”，只有“细辛”一味药勉强合用，但自言不过“麻痹”一时而已，根本不对症;至于他认为方书内记载拔牙用的“离骨散”，也不过是“理想之谈”，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药⁽⁷⁴⁾。之后，鲁迅又蒙一位“善心人士”告诉他“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当然，这又是一个道听途说的秘方，鲁迅自我调侃说:“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最后的结果，真令人意外，因为西医治他的牙病竟易如反掌:

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綩”，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⁷⁵⁾

中医、秘方、验方无法解决的牙病，西医花了不到一小时，就治好了鲁迅多年来的唇齿大疾，这样的对比有些夸张，但的确拉远了中西医在他心中水平高低的分量。后来鲁迅也翻阅了中国医书，他更惊讶地发现，原来牙痛与上文“不自爱”的内在联结关系，是因为鲁迅做了太多“缺德事”了，他说: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⁷⁶⁾

其实，中医所谓的“阴亏”应该是指“阴阳调和”中的“阳盛而阴亏”，并不是“损阴德”的意思。不知鲁迅是真的不清楚而做如是联想，还是故意吊读者胃口，只为了想要证明那位长辈和中医的无知与荒诞不经所玩的文字把戏?我们无法断定，但是，鲁迅再次强调他对中医的无比痛恨与不信任，这和早年经历与切肤之痛，有一定的关系。

四、科学与国粹

对民初思想界的描述，胡适有一段极为深刻的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⁷⁷⁾相对于胡适的端庄隆重，鲁迅就显得戏谑许多，他在作品中诚挚呼吁:“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⁷⁸⁾对于提倡科学的急迫性，鲁迅说的更直接，也更贴近一般民众的生活实况。

在“科学”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民初中医也同时高举“中西医融合”、“科学化”的大旗，试图来扭转世人对他们陈旧与落后的印象⁽⁷⁹⁾。但鲁迅是完全不吃这一套的，因为无论如何改革，中医仍要本于古典医学所留下的一些知识，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因此，在这个时代，中医背上了食古不化的原罪。鲁迅说:

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⁸⁰⁾。宋的《洗冤录》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⁸¹⁾

所以，中医若不与古代知识做一切割，就难以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如果采用新科学来包装旧知识呢⁽⁸²⁾?那也是不行的，而且更糟糕，在鲁迅的想法中，民初很多老东西都希望借“科学”之名借尸还魂，继续留在中国社会中，包括中医中药也存有相同的诡计，所以他举例说: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⁸³⁾

由鲁迅的讲法来思考，那些推行中西医融合或中医科学化的人，可真的都是“鬼混”“讲鬼话”的人了。所以，即使所言不虚，有凭有据，但只要是出自中医文献，则都是胡说，不足相信。故言:“据《本草纲目》所引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⁸⁴⁾若深入论述，则鲁迅更激烈地认定，科学掉入了中国这个大染缸中，一切全变了样，他说: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⁸⁵⁾

鲁迅所谈的现象，不外清末“西学源出中国说”或“中体西用”思想的后遗症⁽⁸⁶⁾。也就是无论什么学问，只要中国所旧有的，都合于西人所谓之“科学”，这其中每一种思想，又都可以看出西学是“抄袭”中国学问而来的。这些想法无疑是在当时之时代背景下，中国士人的一种夸大、比附之词，也有“减缓旧派反改革势力”的深长意味⁽⁸⁷⁾。但这种种现象，鲁迅都视为是污辱“科学”的举措，加以沉痛抨击:“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⁸⁸⁾延续前述，科学传入中国了，中国人真的学到了什么吗?再谈到鲁迅的牙痛病，他说:

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⁸⁹⁾

也就是，即使西方科学传入了，也不见得真能发挥效用，因为中国人学艺不精的缘故，所以也是白搭。而且鲁迅笑说: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炼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结论就是:“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⁹⁰⁾只知科学皮毛而不知科学细部的研究方法与精神，是永远无法了解真科学的，这是他对中国“假科学”现象的观察。

以隐喻、落后的主体来反讽现实一切不平，而这落后的主体，就是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综合体，中医则寄生于内。鲁迅说:“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⁹¹⁾偏偏民初的思想界就是这么丰富多元，有人举科学的旗，就有人抬传统文化的轿，在思想界称为“国粹”，在中医界则有“国医运动”的产生⁽⁹²⁾。张灏以民初知识分子章太炎(1869—1935)的例子来做为分析，做出简单而明确的概括:“国粹运动”是面对西方冲击时在中国引起的回响，面对传统文化，知识分子产生一种对文化认同之焦虑，明知自身文化的缺失，却不得不对自己固有之文化感到骄傲的一种对立、纠缠之情感⁽⁹³⁾。不过，很显然地，鲁迅完全没有这种现象。关于鲁迅对国粹的态度，他以虚拟人物“础翁”为揶揄对象，打趣地说:

啊呀!础翁的大作，是的，那个……是的，那——《中国国粹义务论》，真真要言不烦，百读不厌!实在是少年人们的座右铭，座右铭座右铭!……我们的盛德乩坛天天请仙，兄弟也常常去唱和。础翁也可以光降光降罢。那乩仙，就是蕊珠仙子，从她的语气上看来，似乎是一位谪降红尘的花神。她最爱和名人唱和，也很赞成新党，像础翁这样的学者，她一定大加青眼的。哈哈哈哈!⁽⁹⁴⁾

乍读这段文字时，感觉非常有趣。因为鲁迅不拐弯抹角，像一把刀锋似的刺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心脏，很明确地告诉读者:他实在恨透了“国粹”。他又说:“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⁹⁵⁾“国粹”在鲁迅的心中，不过是一堆已死去的僵化知识，它既没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也不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对于知识分子提倡国粹的举动，鲁迅有如下之批判: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⁹⁶⁾

他无情地批判中国文化的一切，在其眼中，中国固有文化应该完全抛弃才是，如今存活下来，算是侥幸。连带有民族主义的“国货运动”，他也抨击说是“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⁹⁷⁾，于是大加批判了一番。当时“国货运动”闹得沸沸扬扬时，中药品也挂上国货的名称，与外国药品相抗衡⁽⁹⁸⁾。鲁迅曾撰文讥讽一些日用品与药品的浮滥，他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⁹⁹⁾所以国货之不可信任，根节还是在于中国人马虎投机之缘故。

若要说旧东西、旧文化在新时代中也有新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高调是说服不了鲁迅的。就像拿鸦片当药材那样:“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不能犯了“拿来主义”的危机，让旧文化思想有空间生存，进而遗祸后世⁽¹⁰⁰⁾。鲁迅借“疾病”为主题，希望将来能有药来治疗中国的昏乱病，他说:

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按:梅毒患者的症状)，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¹⁰¹⁾

既然所有的传统精神、文化都是不好的，所以鲁迅遂大声呐喊:“‘古道’怎么能再行于今之世呢?”⁽¹⁰²⁾换到反面来看，抛弃了一切传统，所剩几何，要拿什么价值来填补文化价值的空缺呢?故他主张大规模、完全地学习西方精神与科学，所以倡言:“洋气”是好的;他还抨击害怕“洋气”的人，就跟那群满口国粹的守旧人士一样，存着鸵鸟心态:

(中国)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¹⁰³⁾

以医疗文化的角度来看，“洋气”之“卫生”对应“固有文化”之“生病”，高下立现，鲁迅已做出最终抉择。中国要真正摆脱疾病与迷信，就必须完全做科学与西方医学的忠实信徒，在鲁迅的字典中，这是不言而喻的真迹。

五、中国西医的问题?——压力源来自中医的另一种视角

从鲁迅的反中医种种言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什么?前面也有提到，他之所以反中医，主要是中医给他的印象往往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各种落后医疗社会、文化现象绑在一起之缘故。但是西医呢，是否就完全没有问题?其实，只要和中国文化或旧俗沾上边的，恐怕都要遭到鲁迅嫌弃一番，包括“中国的”西医在内。首先，透过鲁迅的话可以多少明了一些:“我的胃的八字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躇。”⁽¹⁰⁴⁾中医固然不可信，多数西医诊断也相当潦草，不值得信任。民初，有许多故事都在叙述病人看西医没疗效或不满意，反而转向中医治疗的故事，好比孙中山就是一个显例。而当“由西医转向中医”的故事再度发生于梁启超的身上时，鲁迅做了如下的评论: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¹⁰⁵⁾;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¹⁰⁶⁾

鲁迅是百分之百支持西医的，从这段引文的后半来看，基于当时西医学不如今天发达，医死人乃常有之事⁽¹⁰⁷⁾。鲁迅好心的劝说，是为“推行新(西)医学”所计，他不希望一两位名人被中医治好，而助长了当时中医的气焰，于是他又夸耀孙中山临死前的举动一番:“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¹⁰⁸⁾这样坚定自己信念而不服中药的孙中山，可真是一位永远坚持“医学革命”的伟人。但是，鲁迅却没说出，孙中山确实请了中医来看诊，并服了中药。而中西医互相使用，特别是面对棘手疾病时，才是一般民众普遍的选择⁽¹⁰⁹⁾，这可能正是鲁迅厌恶的“中西医并存”状态。

坚定地选择西医既然象征一种革命式的创新，那么，何以他仍要担心西医的气焰被中医压过呢?从中国的社会问题来看，我们可以找到解答。先不论中医与西医在民初谁的医术最进步，从鲁迅这位“拥西医、反中医”大将的言论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发现:当时许多西医皆被中国人传染了马虎病、偷鸡症，鲁迅说:

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糊糊，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¹¹⁰⁾。

所以，迅速腐败的西医其实和中医是同一个娘——中国文化所孕育的，结果是半斤八两。1926年，鲁迅更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发表文章，痛陈当时西医院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内中包括:对病人冷漠、将病人视为“研究品”，而所谓的私人诊所，诊金又相当贵，一般人是看不起病的⁽¹¹¹⁾。

更有甚者，鲁迅还以他作为病人身份的亲身体验，来诉说当时中国西医的问题。在民初，找熟人开方比去西医院诊疗要省钱多了，但马上就会遇到西药房讹诈的情形。鲁迅有一次胃病发作，请了一位认识的西医开方，并托他的妻子许广平去离一般家庭都很远的药房去买药，据鲁迅说:“这样一办，加上车钱，也还要比医院的药价便宜到四分之三。”⁽¹¹²⁾但奇怪的事马上就发生了:

胃酸得了外来的生力军，强盛起来，一瓶药还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决定多喝它几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药房，同一的药方，药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去买第三瓶时，却附带了严重的质问;那回答是:也许糖分少了一点罢。这意思就是说紧要的药品没有错。中国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点，不但不甜，连酸也不酸了，的确是“特别国情”。⁽¹¹³⁾

同样是一种药，怎么就味道不一样了呢?后来鲁迅讽刺说，原来中国人都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妨糊涂点”;至于为什么药味会前后差这么多呢?鲁迅后来终于调查个水落石出，结论竟是:“只有一日分的药，却加了两日分的水的，所以药味比正当的要薄一半。”⁽¹¹⁴⁾如此马马虎虎、欺瞒病人的西药，反倒更让鲁迅气结，原来，西医到了中国，碍着“人”的因素了，也是一样丑态百出。

另外，就是药价的“偷鸡”问题。民初西药房兜售药品时，有些是允许病患带旧药瓶子去“折价”的。但有一次鲁迅去买药，结果“药瓶”加“药水”要八毛五分，鲁迅当下生气地喊道:“喂!药价八毛，瓶子钱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现在自己带了瓶子，怎么还要付五分钱呢?”鲁迅还展现锐利的幽默，告诉读者说:“这一个‘喂’字的功用就和国骂的‘他妈的’相同，其中含有这么多的意义。”⁽¹¹⁵⁾故事还没完，中国人的性格中还有“差不多”的马虎心态，还记得胡适那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差不多先生传》中所描述的:“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¹¹⁶⁾足见“差不多”是中国人性格中相当受到知识分子唾弃的一项。这次，鲁迅经过上次的上当，决定“亲尝汤药”一番，用他的医学专业来评鉴药水的味道是否合乎标准，一口入喉，果然事有蹊跷:这次又太酸了。归根究底，原来这位药店的服务员在稀释药水时连“量杯”都懒得用，仅凭意会而已，真是不可思议;鲁迅后来说:“然而这于我倒毫无妨碍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对上水，多喝它几回。”但是，仍不忘连续对服务员说了两声“喂”“喂”，等同双份国骂⁽¹¹⁷⁾。

既然中国的西医有如此多的缺点，那么累积了数千年经验的中国中医药，就没有任何优点吗?问问鲁迅，答案是有的。鲁迅就曾恭维《本草纲目》，说是“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这可是肯定了中医本于经验的可贵⁽¹¹⁸⁾;然而，这里边有语病，因为鲁迅仍说:“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生命，那当然是别人的生命，倘是自己，就得不着这经验了。所以一切经验，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¹¹⁹⁾换句话说，中医唯一可贵的经验，是建立在人命殒落的前提上，可一样都带有“吃人”文化的影子⁽¹²⁰⁾。

结　　论

一个人的思想，于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这是探索学人思想历程中最容易发现的事;抑或是受到经历、情感等因素的影响，而对原来坚持的信念左右摇摆，更是近代知识分子常见的心理状态。好比胡适，他既然不赞同中医，却又找中医治病⁽¹²¹⁾;他既不认同中国的科学，却又认为中国科学思想带给国人“安然自在”⁽¹²²⁾，这都是文初所揭示近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两歧性。但是，仅有少数人对于特定一个信念:反中医，这么绝对与坚定不移，他就是鲁迅。透过正文的论述，我们发现了许多中国社会中的医药问题，它不仅只有中医的，还有西医的问题，更牵涉到宗教医疗之迷信与医药卫生现代性的问题，尽管许多文章在鲁迅的著作中是一种“隐喻”，但却又完全是鲁迅主观的、对医药事务特有的敏锐观察所透露给我们的一种多元的医疗社会史视角。

显然地，鲁迅针对选择西医而完全抛去中医的想法，是绝对没有商榷的余地。本文分析之原意，就如汪荣祖所指出的:

传统思想具有绵延性、权威性与坚韧性。“突破”有赖于新观念或新典范的产生，而后能“冲决”传统的“罗网”。大凡冲决罗网者，多半是传统思想中的一分子。惟受传统哺养生长的人，非有特殊“意愿”，大致不会轻易向其本身的思想传统挑战。⁽¹²³⁾

若重新审视中西医论争的研究，也许在要求“科学”、“西化”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知识分子如何寻求突破的角度，来检视传统中国医学及其文化是如何地被需要被改造。从鲁迅这样一个社会观察家、文艺创作者的角度切入，可以轻易发现，反中医的各种理由，不外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和社会文化相关，透过鲁迅的笔，似乎“陈旧、落后的国民性”与“中国传统医疗”在许多地方被画上了等号，而前者的文化更孕育了后者的无知和愚昧。当然，不可忽略的是鲁迅具有民初知识分子与病人的双重社会角色，而后者的经历实淬炼了前者的坚定与救国救民之时代性格;针对救国与改正国民性的要求，中医显然并无任何存在价值，更是全盘接受西医的绊脚石，显见民初中医面临一个极大的角色定位问题⁽¹²⁴⁾。

在此处于新旧文化交替之际，鲁迅大喊:“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¹²⁵⁾旧的都该抛弃，中医的过往种种，必须被淘汰。而丢弃中医，还要丢的干净，因为鲁迅认为中国人太喜欢“调和”，若没有更激烈的主张，改革就无法进行⁽¹²⁶⁾，显见“突破”要破得彻底，不容慢火细炖的徐步改革。鲁迅甚至认为，“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你不觉得消灭它有什么必要性，就像鸡肋，弃之可惜，更何况中医不是鸡肋，还有人靠它治病强身呢?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改变的事无法接受，其缘故在“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¹²⁷⁾。所以鲁迅觉得:“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刀割下，改革要彻底、激烈、毫不手软⁽¹²⁸⁾，绝不容许有多数知识分子“两歧性”的空间。所以，民初所谓中西医汇通、融合、中医科学化、新中医等等口号，对鲁迅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白说。他讽刺说: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亦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¹²⁹⁾

中医作为民初众多应该改革的项目，在鲁迅眼中，是没有任何空间能与西医并存的，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反中医不单只是对中医的痛恨，事实上，前文中也说明:任何跟中国国民劣根性纠缠在一起的枝叶，不管是中医还是中国西医，甚至是被医治、相信中医的病人，也都是可鄙、愚笨的。

回过头来看，以上毕竟是鲁迅自己的想法。鲁迅之思想较为人诟病的地方⁽¹³⁰⁾，也正在此。好比王平陵(1898—1964)于1933年回应鲁迅时说的:“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胡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¹³¹⁾毕竟，民初多数中国人仍是依靠中医药来治病，特别是乡村或偏远地区，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¹³²⁾。鲁迅忽略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故虽点出了中医、中国文化的缺失，却看不到好的一面;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却没有思考改进的方法，一律视传统为草芥残渣，许多民初知识分子有引中国旧学入新知识体系的想法与尝试⁽¹³³⁾，或是像清末以来的“中西医汇通”想法，在鲁迅的脑中完全不存在。也幸好，中医与中国文化目前都还健在，至于未来如何发展，已不是鲁迅或本文所能预料的了。但中医至今仍要面对的“废医”声浪，或许可从鲁迅的论述中洞见观瞻。中西新旧文化结构之缠结，尚需要更多的时间与多元思维的磨合，才能解开吧。

行文至此，吾人最终仍必须引用苏雪林说的话，来为鲁迅内心的反中医信念下个脚注:“有人说鲁迅是曾经学过医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将这技术应用到文学上来。不过他解剖的对象不是人类的肉体，而是人类的心灵。”⁽¹³⁴⁾是的，永不停歇手上的那支笔，这位“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的民国巨星⁽¹³⁵⁾，的确始终如一，即使在殒落前的那一刻，病魔缠身，也不曾请教过任何中医⁽¹³⁶⁾;终其一生，即使面对“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的批评与悲凉⁽¹³⁷⁾，他也仍继续勇往直前，横眉冷对千夫指，为所当为，写所当写⁽¹³⁸⁾。

作者简介: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人文社会科兼任讲师、历史所博士候选人。

【注释】

(1)鲁迅于1926年9月2日从上海起程前往厦门。9月20日厦门大学开学，鲁迅即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可惜鲁迅在此生活得并不愉快，来年1月就离开了。参考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编写组《鲁迅年谱》上册，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312页。

(2)关于鲁迅在新文学的表现，不光是历史学者，更是文学家探讨的重心。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有许多关于他的著作，可参看代表作《魯迅“故鄉”の讀書史:近代中國の文學空間》，東京:创文社1997年版。其他相关传记与生平事业介绍，至少有百本以上，此处不一一列举。

(3)这方面的著作甚多，可参考周纵策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舒衡哲著，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余英时等著:《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此书收录了数篇论文，打破五四线性史观的认知，而以变动、多元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段历史。余英时个人也有不少著作涉及对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思想转型，不一一赘举，可径自参看。

(4)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36—137页。

(5)例如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另外，针对知识分子面对复杂人际网络与人民、政治之间利益与理想的纠葛与多变性，可参考肖邦奇著，周武彪译《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又如康绿岛早期曾以心理分析的手法，来推测“前后矛盾”的梁启超可能患了“循环燥郁症”，其实，“矛盾”是民初知识分子的通病，倒不见得真是什么燥郁症。参见氏著《矛盾的梁启超:一个心理学的解释》，《汉学研究》1985年第3卷第1期，第185—198页。黄克武曾指出正反相冲突的力量带给中国知识与思想界的遗产:“‘五四’与‘反五四’两方的辩论，让思想界所产生创造性的对话场域与自觉反省的精神，才是现代中国的启蒙。”出自氏著《魂归何处?梁启超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再思考》，收入郑大华、邹小站主编《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1—114页。

(6)这里所指“一般知识分子”应该要加以定义。粗略地说，它是针对“专业知识分子”而言。如果我们探索专业知识分子，例如化学家、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思想与言论，他们当然是针对其所知的领域来加以发挥。这里所谈的“一般”，是指知识分子对各种领域之文化走向的广泛认识，而非单一的、专门的讨论。特别的是，鲁迅曾学过西医，既有“专业”的认知，又具有“一般”知识分子对文化走向的丰富见解，所以他是两者兼具的知识分子。

(7)这方面著作，举例来说，专谈科学家志业的有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著，丁子霖、蒋毅坚、杨昭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谈知识分子对民初“科学”所抱持的各种态度，则可参考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像Croizier在他的书中就有谈到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医学的态度，约略举了胡适、鲁迅、傅斯年等人，但流于通论，无法凸显特殊个案对整体中国文化与传统医学之间的矛盾与厌恶情感。可参考Ralph C.Croizier: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science，nationalism，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16-120．

(8)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新史学》2003年第14卷第1期，第45-96页。

(9)冯尔康:《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兼论文化反思的方法论》，《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21—129页。

(10)参考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89—126页。李泽厚评论鲁迅个人的特质造就了“提倡启蒙，超越启蒙”的形象，李用不算长的篇幅来描写鲁迅的性格与思想，但却深刻而精彩。

(11)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ter 1．关于民初政治唤醒与被唤醒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之关系，可继续参看此书。

(12)目前看到以分析鲁迅“学医”与“为医所害”为出发点的文章，至少有:藤井省三《鲁迅〈父亲的病〉再考:作为新起点的中国传统医学批判》，收入刘柏林、胡令远编《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中岛敏夫教授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3-676页。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复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第18-26页。至于鲁迅学医的历程与在日本的经历，可参考大村泉编著，解泽春译《鲁迅与仙台:鲁迅留学日本东北大学一百周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谈及鲁迅著作与身体比喻特色之研究，可参考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97页。目前大陆出版了一些谈论中西医论争或废除中医言论的介绍，里面牵涉到不少知识分子的言论，可供初步参考，例如海天、易肖炜著《中医劫——百年中医存废之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18—120页，就简短地谈到鲁迅的例子。另外，方舟子《批评中医》，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收录不少反中医文献与言论。

(13)有关现代性与医疗卫生的概念、意义与转变，论者已多，可先参考: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特别是一、五、八章涉及的转变;以及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8卷，第1-18页。关于“卫生”一词在民国的转变与另类解读，则可参考雷祥麟《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年第54期，第17-59页。特别要定义的是，“国民性”较偏重国民中每个人个性与意志的抉择，更涉及了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综合层面，依此所展现的总体，即为国民性。本文以“医疗”的国民性为探讨重心，着重点也正在于中国人对之的抉择与想法。其他对于近代国民性的探索，以日本学者居多，不一一赘举。倒是有关鲁迅与国民性的讨论，可参考鲍晶主编《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附录部分有1950-1981年有关鲁迅对国民性各方面讨论文章的研究回顾与索引可供参考，第415-444页。辛晓征著《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通盘的研究介绍，可参考潘光哲《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的讨论》，《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第30-37页。关于民初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改革必须“从人的改造做起”之相关转变，可参考杨瑞松《想象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5年第23期，特别是第19-31页。西文著作则可参考Lung-kee Sun: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London:M.E.Sharpe，2002．

(14)目前，关于鲁迅的思想和生活经验中，有关医病关系议题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重要著作。像Leo Ou-fan Lee(李欧梵)的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主要论述父亲的病对他的影响，还运用心理史学的解释方法。高旭东也有一篇《鲁迅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收入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篇“文学与治疗:个案研究”部分。尚有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主要谈论到鲁迅本身的生病经验，也有与国民性相关的讨论。周淑媚《文化诊断中的病痛隐喻——以鲁迅和郁达夫的病痛与文学创作为例》，《通识教育学报》2010年第15期，第1—23页。此外，还可参考较有论点的著作，如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rord:Stanr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内有专章讨论鲁迅和国民性的课题，而Larissa N .Heinrich:The 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也讨论到医病课题对鲁迅的影响。但本文不愿意再炒冷饭，本文的主角只有鲁迅一人，不是医病关系，而完全从他的主观视角出发，一偏之中有时也有一得。过去很多研究只着重他的“早年经历”给他的影响，或仅着眼几篇文章之分析，但本文却是全面地针对所有鲁迅著作之文字，挑出具有意义的部分来加以论述，希望能补充鲁迅研究的某些空白处，也借此观察近代社会中的中西医药状况。

(15)近年来，两岸历史学界对于卫生史的研究，皆激荡出灿烂的火花。比较新的成果有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Health and Hygiene in Modern Chinese East Asia: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以及余新忠主编《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9—215页。余新忠近年更是致力于卫生史的研究，例如余新忠《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6—20页。他慢慢将研究触角延伸至日常生活史的“清洁”问题上，参看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收入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7—99页。比较新的方法论与回顾反思，可参考余新忠《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2—141页，该文对近百年中国卫生史研究做一鸟瞰式的回顾，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可能的研究具体路径与方向。台湾地区，比较新的研究回顾是陈秀芬《医疗史研究在台湾(1990—2010)──兼论其与“新史学”的关系》，《汉学研究通讯》2010年第29卷第3期，第19—28页。其他学者关切卫生史的文章仍相当多，此处就不一一赘叙。

(16)关于鲁迅痛恨中医的缘由，很多人都归咎于中医没治好他父亲的病所致。也就是在厦门大学教书的期间，他写下了对“巫医不分”之中国医学控诉的代表作《父亲的病》，详后文。出自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编写组编《鲁迅年谱》上册，第313页。

(17)鲁迅:《自传》，《集外集拾遗补编》，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18)何廉臣为民初著名中医，名炳元，号印岩，浙江绍兴人，家世业医，其祖父何秀山为绍派伤寒名家，可谓家学渊源，他也是绍派伤寒的代表人物。曾经广购西医学著作译本加以研读，并与上海名医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等交往甚密，积极参与清末民初一些中医团体的创立。1905年，周雷樵创办《医学报》，并发起组织中国医学会，何即担任医学会副会长。后又组织绍兴医学会，创办《绍兴医药学报》等，他也是民初几次“医药救亡请愿”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出版与校刊医籍甚多，重要的有《湿温时疫治疗法》《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感症宝笺》《重订广温热论》《增订伤寒广要》等，大抵他是一位活跃于民国中医界的人物，著述甚丰。对于他的介绍，还可参考何廉臣重订、王致谱主编《何廉臣生平业绩及其学术思想》，《感症宝筏》，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柴中原等《何廉臣生平及其对祖国医学之贡献》，《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14卷2期，第87—89页。

(19)古代中医与民国之后的中西医，对于“责任”的定义与认知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可参考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同前引文。

(20)鲁迅:《父亲的病》，《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286页。

(21)平地木即紫金牛，常绿小灌木，根皮可入药。鲁迅:《自序》，收入《呐喊》，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8页注释2。(www.daowen.com)

(22)“医者，意也。”语出《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又宋代祝穆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唐许胤宗善医。或劝其著书，答曰:‘医言意也。思虑精则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 ’”引自鲁迅:《父亲的病》，《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289页注释5。对此句话的解读，可参考李建民主编，廖育群著《医者意也: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版，第39—67页。

(23)鲁迅:《父亲的病》，《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285页。

(24)鲁迅:《父亲的病》，《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286页。

(25)鲁迅:《父亲的病》，《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286—287页。

(26)鲁迅:《父亲的病》，《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287页。

(27)鲁迅:《自序》，收入《呐喊》，第1—2页。

(28)鲁迅于1898年至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初毕业后，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鲁迅:《自序》，收入《呐喊》，第8页注释3。

(29)鲁迅:《自序》，收入《呐喊》，第2页。

(30)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302页。

(31)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是影响鲁迅很深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地道的西医。1896年在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即在该校任教; 1901年转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讲师，1904年升任教授; 1915年回乡自设诊所，受到当地群众的尊敬。鲁迅逝世后他曾作《谨忆周树人君》一文(载日本《文学指南》1937年3月号)。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308页注释9。

(32)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304页。

(33)中医与西医的身体图像相当不同，基本上，西医的身体解剖图像是在确实展现生理构造，而中医的“内景”与“外景”图，则在展示传统医学经典内的知识，仅是提供一种“视觉”证据而已。可参考皮国立《图像、形质与脏腑知识——唐宗海三焦论的启示》，《古今论衡》2006年第15期，第71—98页。从鲁迅和藤野先生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来:“可惜我(鲁迅)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到:‘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黑板上那样的画。 ’”这段对话所展示的，正是日本医学受西方医学影响下而重视解剖图像之真确性的代表。出自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304—305页。

(34)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306页。

(35)鲁迅:《自序》，收入《呐喊》，第3页。

(36)这段情谊，鲁迅一直放在心里:“只有他(藤野)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可参考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特别是第306—308页。

(37)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第307页。

(38)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后，并没有马上回到国内，而是留在日本。1906年，他办了退学手续，前往东京，展开他的文学活动了。这段时期的鲁迅，参考朱正《鲁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页;郑学稼《鲁迅正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4—26页;以及唐■《鲁迅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版，第47—49页。

(39)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编写组编:《鲁迅年谱》上册，第81—82页。这本《人生象学攵》篇幅不少，且附上许多西医的解剖生理图，有兴趣者可参考刘云峰编《鲁迅佚文全集》上册，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258页。

(40)会馆是指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鲁迅曾在此寄住。收入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512页以及第514—515页注释4。

(41)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编写说明”，第1页。

(42)有许多好的研究视角，至少可参阅Sean Hsiang-lin Le:i“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1910-1949”，PhD.University of Chicago，1999，especially chapter 3.Bridie Andrews:“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1895-1937”，PhD.Dissertation，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University of Cambridge，London，1996，pp.167—176．

(43)鲁迅:《〈如此广州〉读后感》，《花边文学》，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第438页。

(44)鲁迅:《狂人日记》，《呐喊》，第14页。

(45)从身体观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作品，可参考邱仲麟《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新史学》1995年第6卷第1期，第49—94页;以及氏著《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现象中的医疗观念》，《新史学》1999年第10卷第4期，第67—116页。

(46)见(明)李时珍《人部·人肉》，《本草纲目》第52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8页。

(47)鲁迅:《狂人日记》，《呐喊》，第6—7页。

(48)鲁迅:《狂人日记》，《呐喊》，第11页。

(49)鲁迅:《药》，《阿Q正传》，台北:国际少年村2000年版，第78—90页。

(50)鲁迅:《谣言世家》，《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595页。

(51)鲁迅:《读书忌》，《花边文学》，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第588页。

(52)关于月经精液、毛发爪甲等入药的说法，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第52卷《人部》中皆曾有记载，请径自参考。鲁迅:《论照相之类》，《坟》，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53)参考李建民《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收入《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3—20页。

(54)近代中西解剖学的对照与言论，可参考拙著《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特别是第2章。

(55)鲁迅:《病后杂谈》，《且介亭杂文》，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弟166页。

(56)中医的身体图像，着重的不在“真”，已如前述。可参考拙文《图像、形质与脏腑知识——唐宗海三焦论的启示》，同前引文。

(57)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阿Q正传》，第172—173页。

(58)鲁迅:《朋友》，《花边文学》，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第457页。

(59)鲁迅:《明天》，《呐喊》，第42页。

(60)鲁迅:《明天》，《呐喊》，第43—44页。

(61)有关中医传统理论(如:五行生克、三焦等)与西医身体观的对比，可参考拙著《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特别是第2、4章。

(62)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63)以上两段引文，见鲁迅《祝福》，《彷徨》，第4—5页。

(64)鲁迅:《祝福》，《彷徨》，第1页。

(65)鲁迅:《祝福》，《彷徨》，第7页。“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语见宋代张载的《张子全书·正蒙》，也见于《近思录》。意思是:鬼神是阴阳二气自然变化而成的(上书第22页注释11)。

(66)可参考拙著《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特别是第8章的讨论。

(67)可参考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同前引文。Bridie Andrews:“Tuberculosis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Germ Theory in China”，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2，1997，pp.114-155，and“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1895-1937，”especially chapter 6 and 7．

(68)鲁迅:《弟兄》，《彷徨》，第160—161页。

(69)鲁迅:《弟兄》，《彷徨》，第162页。

(70)鲁迅:《弟兄》，《彷徨》，第163页。

(71)鲁迅:《弟兄》，《彷徨》，第166—167页。

(72)其实，中医诊断学自有体系，只是，面对西医传入后，中医应该如何定义与解释自己的疾病观与疾病名称，使之合于西医的定义，这是民初中医的一大难题，笔者将于博士论文中处理之。有兴趣者可先参考拙著:《论争前的和谐——近代中西医知识中的“热病”论述初探》，收入余新忠主编《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第189—215页。以及笔者已完成初稿的博士论文:《“气”与“细菌”的中国医疗史——民国中医外感热病学析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博士论文，预计2012年修订完成。

(73)鲁迅:《祝福》，《彷徨》，第13页。

(74)出自鲁迅《忽然想到》，《华盖集》，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14页。

(75)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坟》，第265页。

(76)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坟》，第265—266页。

(77)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胡适文存》第2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121页。

(78)鲁迅:《运命》，《且介亭杂文》，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第131—132页。

(79)有关民初中医科学化的讨论与施行结果、成效，初步可参考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第74—101页;以及Sean Hsiang-lin Le i:“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1910-1949”，pp.173—208。

(80)《内经》即《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医学文献。约为战国秦汉时医家汇集古代及当时医学资料纂述而成。全书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正文中“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的说法，见《灵枢·经筋第十三》。鲁迅:《忽然想到》，《华盖集》，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19页注释2。

(81)鲁迅:《忽然想到》，《华盖集》，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14页。

(82)科学要怎么包装旧的知识呢?中药科学化、技术专业化，并融入当代社会科技脉络的例子，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思考民国医史的新角度，可参考Sean Hsiang-lin Le:i“From Changshan to a New Anti-malarial Drug:Re-networking Chinese Drugs and Excluding Traditional Doctor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9.3，1999，pp.323—358。

(83)引自鲁迅:《三十三》，《热风》，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84)鲁迅的原文是:“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这是什么缘故呢?陈正敏《遁斋闲览》有一段故事(未见原书，据《本草纲目》所引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现在只当他比喻用)说得好——‘杨面力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 ’《遁斋闲览》乃宋代陈正敏撰，原本14卷，今佚。《说郛》第32卷中，收入40余条。《应声虫》条中说:‘淮西士人杨面力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之，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 ’面力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全文引自鲁迅:《三十三》，《热风》，第11页。

(85)鲁迅:《偶感》，《花边文学》，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第479—480页。

(86)可参考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商务印书馆(台湾) 1995年版，第31—100页。

(87)对于“缓和保守派势力”这种说法，也有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如钱穆认为清廷以专制权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详见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94页。萧公权则痛批当时士大夫之根深固陋的观念，衍生错误保守之倾向，详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下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726页。又如殷海光所言:“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是以政教礼俗为天下最美，而且在经济上什么都无带外求。中国人是长期被封锁在这个自足的‘价值之幕’里，即‘文化价值’与‘不尚变’的观念。”又郭廷以认为，中国的成见乃基于“自信”与“自卫”。详见氏著:《近代中国的变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94—97页。

(88)引自鲁迅《三十三》，《热风》，第10页。

(89)出自鲁迅《忽然想到》，《华盖集》，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14页。

(90)鲁迅:《“这也是生活”……》，《且介亭杂文末编》，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第601页。

(91)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三闲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133页。

(92)可参考魏嘉弘《国民政府与中医国医化》，中央大学历史所1998年硕士论文。国医与国粹的联结，可参考Bridie Andrews:“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1895-1937”，p.247．

(93)张灏著，高力克等译:《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关于此时新旧思想的多元并立与对抗，可参考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89—340页。

(94)鲁迅:《高老夫子》，《彷徨》，第96页。

(95)鲁迅:《三十五》，《热风》，第12—13页。

(96)菲希德(J.G.Fichte，1762—1814)一般译为费希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他主张用科技强化德意志民族，强调民族至上。引自鲁迅《真假堂吉诃德》，《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2页注释14;引文引自鲁迅《三十五》，《热风》，第520页。

(97)“国货运动”指1933年上海工商界发起将该年定为“国货年”，在元旦举行游行大会，并成立“国货商场”和“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出版《国货周刊》，宣扬“国货救国”。鲁迅:《真假堂吉诃德》，《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2页注释10;引文引自鲁迅:《三十五》，《热风》，第520页。关于国货运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可参考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Cambridge;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一般的可参考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1998年版。

(98)张锡纯(1860—1933)于其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讨论到“宝丹”，全名称作“防疫卫生宝丹”，可以治疗霍乱。张陈述当时东北流行霍乱，他自己拟出“防疫卫生宝丹”，在发汗与解毒基础上，再加入辛香温通之药，让霍乱病原可以被迅速消灭，并自己夸下海口:“药性凉热适均，日服数十粒可暗消病根于无形。若含数粒，可省视病患不受传染。”可以预防兼治疗，和日本当时所贩卖之“仁丹”“宝丹”的治疗效果可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自己还谈了自身施药的经验:有一人叫刘耀华，看见某病人突发“吐泻转筋，病势垂危”，倒卧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正巧刘带有“卫生防疫宝丹”，就赶紧拿出来让患者服了十数粒，结果一药而愈;另外有一位煤矿场的经理，害怕他的工人爆发霍乱疫情，于是来到中医院一次购买了二百多包的防疫卫生宝丹。结果，未雨绸缪果然有用，储药千日就用在这一时，这些煤矿工人群中果然爆发了霍乱疫情，结果这位经理让他的工人“或服八十粒，或服一百二十粒，皆完全救愈”，“且每日服之，尤能预防一切杂症，不受传染”。这场充满传奇的治愈戏剧，也许就是当时“国货”奇效之一面吧。引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册，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425页。有关日本宝丹的历史，初步可参考山崎光夫著，蔡盤霖译《日本名药导游》，台北:旺文社2005年版，第30—37页。町田忍《懷かしの家庭藥大全》，东京:角川书店2003年版，第52—58页。

(99)鲁迅:《关于翻译》，《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552页。

(100)鲁迅认为:过去中国都是“闭关主义”，现在要奉行“拿来主义”，但是，不能“拿来”旧的东西来借壳投胎，老东西就要彻底丢弃。本段就在讽刺许多旧事物、旧文化的苟延残喘。引自鲁迅《拿来主义》，《且介亭杂文》，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第39—40页。

(101)鲁迅:《三十八》，《热风》，第21—22页。

(102)鲁迅:《查旧帐》，《准风月谈》，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第233页。

(103)引自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且介亭杂文》，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第82页。

(104)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0页。

(105)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指陈西滢(1896—1970)、徐志摩(1897—1931)等人。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症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由西医割去右肾后，不但血未全清，连病源也没查出。当时陈西滢为此写了两篇《闲话》(刊于5月15日、22日《现代评论》第3卷第75、76期)，徐志摩也写过一篇《我们病了怎么办?》(刊于5月29日《晨报副刊》)，一起对开刀的医生加以指责和嘲弄。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76期的《闲话》中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鲁迅在这所谓的“中医了不得论”，即指此类言论。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8—319页注释7。有关民国医讼中对梁启超一案的讨论，可参考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201页;以及讴歌编著《协和医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7—236页。

(106)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0—311页。

(107)有关西医在民初中国社会的生存之道，可参考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同前引文。

(108)引自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集外集拾遗》，收入《鲁迅全集》第7卷，第293—294页。

(109)可参考拙著《民初医疗、医生与病人之一隅——孙中山之死与中西医论争》，收入胡春惠、唐启华主编《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研讨会论文集(2006)》，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7年版，第215—242页，有中西医论述肝癌病因与治疗的相关论争。

(110)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1页。

(111)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2页。

(112)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1页。

(113)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1—312页。

(114)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2页。

(115)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5页。

(116)关于“差不多”择医行为所造成的恶果，胡适有段经典的描述:“有一天，他(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先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的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 ’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如何择医的准则，或许对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大问题。胡适:《差不多先生传》，《胡适作品精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319页。

(117)以上经历出自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第316页。

(118)鲁迅:《经验》，《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539页。

(119)鲁迅:《经验》，《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540页。

(120)关于民国后中医“经验”一词概念的转变，可参考Sean Hsiang-lin Le i:“How Did Chinese Medicine Become Experiential? The Political Epistemology of Jingyan，”Positions:East Asian Cultures Critique，10.2，2002，pp.333—364．

(121)关于胡适择医的矛盾心态，可参考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22卷第1期，第11—25页。

(122)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06—207页。

(123)汪荣祖:《康章合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1页。

(124)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再加以梳理，中西医不是只有强烈对立的“争”之面，还有各自对疾病定义与诊断话语的另外一面、受汇通而产生的可能转变，可从中西医各自认同的“价值”来出发，研究各自的语言与如何操作新定义的成立。也许，可以先初步参考邓文初《“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第113-120页;以及文庠《试从中西医论争看近代知识界的价值取向》，《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卷第3期，第147-151页。

(125)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集外集拾遗》，收入《鲁迅全集》第7卷，第307页。

(126)陈漱渝主编:《无声的中国——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鲁迅论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127)鲁迅:《习惯与改革》，《二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223—224页。

(128)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集外集拾遗》，收入《鲁迅全集》第7卷，第311页。

(129)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坟》，第294—295页。

(130)关于鲁迅的批判也相当多，可先参考李长之的经典小书《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62页。

(131)王平陵:《“最通的”文艺》，收入鲁迅:《伪自由书》，《鲁迅全集》第5卷，第21—22页。

(132)大约在1951年，全国中医估计有十几万人，据载“这十几万人散居各地，深入农村，替广大民众服务，至于西医，除了通都大邑及台湾全省以外，内地很多地方，一县里找不到一个西医。还有中国农人和一般贫民服用廉价的中药，尚且经济上感觉困难，要他们买高价的西药，就无法负担。”引自陈果夫《老病人谈中医西医》，收入陈果夫先生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编《陈果夫先生医药卫生思想遗著选辑》，台北:陈果夫先生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1973年版，第3页。

(133)左玉河:《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识体系之尝试》，收入郑大华、邹小站主编《思想家与近代中国思想》，第214—252页。

(134)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阿Q正传》，第160页。

(135)林语堂(1895—1976)语。见氏著《鲁迅之死》，《林语堂经典名著17》，台北:德华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6页。

(136)郑学稼:《鲁迅正传》，第503—519页。

(137)鲁迅:《题〈呐喊〉》，《集外集拾遗》，收入《鲁迅全集》第7卷，第442页。

(138)鲁迅对于中国医疗与身体、疾病文化的历史观察细微，并善用文学的手法来加以寓言故事化。关于这些内涵，本文仅能针对医疗社会与国民性的几个重要方面来挑选以进行探讨。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笔者粗略浏览并整理了相关原始资料，关于他的文学、杂记等零零总总超过五万字，笔者希冀整理成《鲁迅医疗、疾病与身体文化史料征存》一文，待完成后再请学界方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