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嬗变与民族融合——从耶律倍到耶律希亮的个案家族考察

家族嬗变与民族融合——从耶律倍到耶律希亮的个案家族考察⁽¹⁾

王善军

［摘要］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甚为明显。蒙古国名相耶律楚材的家族，从辽初耶律倍传承至元代的耶律希亮等人，明显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兼容性，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在北方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的过程中，耶律氏家族整体有南迁的趋势，并逐渐在中原地区定居生活。随着家族的迁徙，其婚姻关系呈现出族际广泛通婚的趋势。如果单从血缘关系来看，元朝时期的耶律氏家族成员，其契丹族血统已在不断稀释中淡化，多民族融合的成分已占主流地位。在社会交往方面，也较多地表现出与他民族成员间的交际。其宗教信仰，则明显具有杂糅多种信仰的特点，并且具有渐趋以儒教为主的倾向，家族的政治观念也因此向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发展。历数百年之嬗变，耶律氏家族的社会生活已在不断的民族交往中发生着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兼容性特征;其族群认同意识的发展，也反映出元代契丹族的族群意识已逐渐淡化。

［关键词］耶律倍;耶律楚材;耶律氏家族;民族融合

辽宋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相互交往、相互融合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北方地区，民族融合尤为明显。许多在历史舞台上的活跃民族，如契丹、渤海、奚、党项、女真、汉人(特别是辽、西夏、金统治区内的汉人)等，经过此时期的民族交往和融合，族群认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些新的民族群体，而原有族称甚至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蒙古国名相耶律楚材的家族，从辽初耶律倍传承至元代的耶律希亮等人，作为演变较为清晰的个案家族，特别是该家族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兼容性，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值得深入剖析。因此，尽管学术界对这一家族的重要人物以及家族的某些侧面多有研究⁽²⁾，但从其家族嬗变过程来探讨族际互动的基本状况，以说明此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的路径和过程，仍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侧重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该问题作一较为具体的剖析，不妥之处，恳望方家教正。

一、耶律氏家族的传承与迁徙

辽代的耶律氏皇族，枝繁叶茂，子孙昌盛，衍及金元，亦不乏人。本文仅探讨从辽代耶律倍至金代耶律履再到元代耶律希亮等人的一系。由于史料记载较为丰富，这一支系的世系传承较为清晰，家族迁徙情况也基本有迹可寻，以下略作述说。

(一)族系传承

耶律倍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小字图欲(突欲)。史载其“幼聪敏好学”，尝“经略燕地”。他是最早接触中原文明的契丹上层人物之一。天显元年(926)，耶律倍随父出征，攻灭曾号称“海东盛国”⁽³⁾的渤海王国，改其国名为东丹。耶律倍称人皇王，依天子冠服，节制东丹，年号甘露，“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耶律阿保机死后，作为嫡长子的耶律倍与乃弟德光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发生龃龉，因其母述律太后偏向德光而最终败北。德光称帝后，他遭到猜忌。德光不但“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而且还派了许多卫士“阴伺动静”。耶律倍有感于“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⁴⁾的状况，遂浮海投奔后唐。

耶律倍有子五人，其中长子阮于辽太宗死后继位，是为辽世宗。阮子贤于穆宗死后继位，是为辽景宗。此后的辽代皇帝，均出自此一支系。耶律楚材的先祖娄国，为倍之次子。他于天禄五年(951)遥授武定军节度使。后值耶律察割叛乱，世宗遇害，娄国随耶律瞡平定叛乱，亲手杀了察割。耶律瞡即位后，娄国被任命为南京留守、政事令。后因“穆宗沉湎，不恤政事”，娄国遂“有觊觎之心”。而在平定察割叛乱中立功的耶律敌猎等人，因不受重用而与其党谋立娄国。谋反事件失败后，辽穆宗将娄国“缢于可汗州西谷，诏有司择绝后之地而葬”⁽⁵⁾。尽管辽穆宗希望叛乱者“绝后”，但辽代早期对皇族谋乱者多不株连子孙。因而，娄国的子孙得以世代繁衍。

耶律娄国之后人，尽管在辽代史书中难见记载，但后世碑铭资料却有相关支系的清晰记载:

娄国生将军国隐，将军生太师合鲁，合鲁生太师胡笃，胡笃生定远大将军内剌，内剌生银青荣禄大夫、兴平军节度使德元。⁽⁶⁾

这一世系记载，与有关耶律楚材身世的记载完全吻合。宋子贞撰写耶律楚材神道碑云:“公讳楚材，字晋卿，姓耶律氏，辽东丹王突欲之八世孙。”⁽⁷⁾耶律楚材也在诗中称:“自怜西域十年客，谁识东丹八叶孙。”⁽⁸⁾娄国之后的国隐、合鲁、胡笃、内剌四代，虽然有耶律楚材诗中所称“四世皆太师，名德超今昔”⁽⁹⁾的家族荣耀，但由于史载有阙，事迹难考，“太师”一职或有封赠而得者⁽¹⁰⁾。不过，作为皇族显贵中的一支，他们在辽朝具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仕宦条件。

自耶律德元时期起，随着辽王朝的灭亡，该家族成员由皇族而沦为金朝臣民，姓氏亦改称“移剌”(金亡后又改回耶律，本文为叙述方便，一律称耶律)。耶律楚材称“我祖建四节，功勋冠黄”⁽¹¹⁾，说明德元改仕金朝后尚属荣达。德元之弟聿鲁生子履⁽¹²⁾，德元“鞠以为子，遂为之后”。后德元又有亲子震。耶律履仕金而显，成为家族此时期的关键人物。金朝统治者对契丹族采取既拉拢又防范的政策。金朝初期，许多降金的契丹人参加了对宋战争，成为女真人坚定的同盟者。金世宗有“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¹³⁾之语。然而，随着正隆、大定间的契丹大起义，“契丹部族大抵皆叛”⁽¹⁴⁾，女真与契丹的关系恶化，金世宗又有“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¹⁵⁾的感叹。而耶律履在金朝中期官拜尚书右丞，是为数不多的跻身金朝权力中心的契丹人之一。

耶律履有子三人，分别为辨才、善才、楚材。三人均在金朝入仕为官。辨才“以门资试护卫”，历仕冀州录事判官、顺天军节度副使、京兆府兵马使、中京兵马副都指挥使等职。金元之交，改仕蒙古的耶律楚材“奉命理索”“昆季北归”后，辨才“留寓真定”而终⁽¹⁶⁾。善才“弱冠以宰相子引见，补东上门祗候”，仕至中京副留守、同知归德府事，于耶律楚材理索兄弟北归之时，“乞留死汴梁”，最后竟“自投于内东城濠中水而殁”⁽¹⁷⁾。兄弟之中，楚材年龄与两位兄长相差较大(近20岁)，入仕金朝数年后即因中都陷落而沦入蒙古占领区，改仕蒙古国后其政治才能逐渐得到发挥。他虽然以学行有闻于成吉思汗，但真正使之在蒙古军中立足的，还是因其通术数医卜之说。他曾说自己“待罪清台”，“徒旷蓍龟之任”，并在诗中写到:“生遇干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¹⁸⁾这说明他对此时的政治境遇并不满意。窝阔台即汗位后，大军南下中原，楚材为中书令，主持汉地事务。此时期他得以施展政治抱负——定制度、兴儒术、籍户口、统课税，“膏泽浃于天下”⁽¹⁹⁾，为经济的恢复和民族的融合作出了突出贡献。晚年的耶律楚材在与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的政治斗争中颇为失意，“愤悒以死”⁽²⁰⁾。

耶律楚材之后辈成员，借其余荫，仕宦者众多。在元代政治舞台上，该家族仍为颇有影响的世家大族。辨才“子男一人，曰镛;男孙二人，曰志公奴、谢家奴”⁽²¹⁾，仕宦情况不详。善才之子钧，曾“仕为尚书省译史”⁽²²⁾，后“制授东平工匠长官”⁽²³⁾。钧有子三人，即宁寿、昌寿、德寿。宁寿即有尚，字伯强，仕至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²⁴⁾。其“子男五人，长奉训大夫、邓州知州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楷，次太常礼仪院奉礼郎朴，次朝散大夫、佥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事权……次陕西行中书省宣使栝，次将仕佐郎、广源库知事检”⁽²⁵⁾。楚材之子为铉与铸。铉“监开平仓”⁽²⁶⁾。铸在楚材死后“嗣领中书省事”⁽²⁷⁾，应为“亦用蒙古重少子之俗”⁽²⁸⁾，仕至中书左丞相、平章军国重事。铸之子共有12人，即希徵、希勃、道道、希亮、希宽、希素、希周、希光、希逸、希援、希崇、希晟⁽²⁹⁾。他们“布列台阁寺监，皆有能官声”⁽³⁰⁾。其中希亮官至知制诰监修国史。希亮“子男四人”，长子普化曾“为承直郎、生料库使”⁽³¹⁾。

耶律氏家族历辽金元三代，不断产生精英人物，虽经两次改朝换代，而家族得以延续发展，未见明显衰败。这在此时期北方地区的世家大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家族迁徙

耶律铸在《双溪醉隐集》诗注中曾云:“予家本辽上，后家医无(巫)闾。”⁽³²⁾所谓“辽上”，应指“辽水之上”，即契丹族的发祥地潢河流域⁽³³⁾。所谓“医无闾”，则是指医巫闾山地区。据考证，医巫闾地区曾经为耶律倍家族的领地⁽³⁴⁾。史载耶律倍曾“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³⁵⁾。耶律倍死于中原，太宗派其子阮(即世宗)将其改葬于医巫闾山，“以人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³⁶⁾。此后耶律倍之长子世宗、四子隆先、世宗之子景宗及耶律倍支系多人皆葬于医巫闾。《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头下军州》载:“闾州，罗古王牧地，近医巫闾山。”罗古即娄国。至金元时期，至少可知耶律履及其子辨才、善才，皆“葬于义州宏政县东南乡先茔之侧”⁽³⁷⁾。耶律楚材的诗作也多次提到医巫闾——“闾山旧隐天涯远，梦里思归梦亦难”⁽³⁸⁾;“他年归去无相弃，同到闾山旧隐居”⁽³⁹⁾;“湛然有幽居，祗在闾山阴”⁽⁴⁰⁾，等等。诗句中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强烈的家园归属感。

金宣宗南迁，辨才、善才皆扈驾。楚材母杨太夫人和妻梁夫人随后亦南行，初居东平，后寓嵩山。耶律楚材在《思亲》诗中云:“故园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六十余。何日挂冠辞富贵，少林佳处卜新居。”⁽⁴¹⁾这是指寓居嵩山的情况。东平之所以成为楚材母、妻南迁的中继站，大概是因为该处早已成为耶律氏家族的重要迁徙地。据《元史》卷一七四《耶律有尚传》记载，有尚“祖父在金世尝官于东平，因家焉”，可知善才时已家于东平。耶律楚材诗中曾说:“吾兄继世禄，袭封食东平。”⁽⁴²⁾“老母琴书老自娱，吾山侧近结蘧庐。”⁽⁴³⁾吾山即鱼山，在东平之北。耶律善才之子耶律钧先是“留居河朔”，后“东平严侯重其世望，请徙家焉”。耶律钧除短暂随耶律有尚就养于京师，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东平。去世后，有尚“护柩还东平”，可见耶律钧死后葬于东平。而耶律有尚归老后亦居东平，“自号汶南野老”，死后“葬须城县登贤乡执政里之原”⁽⁴⁴⁾。

耶律氏家族的再一个重要聚居地是燕京。耶律履、楚材、铸、有尚、希亮等多人在京为官，虽有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和铸随宪宗征蜀等情况，但大部分时间仍生活在燕京。耶律楚材死后，“葬于玉泉东壅(瓮)山之阳”⁽⁴⁵⁾。耶律铸死后亦“葬于瓮山之阳，中书令(指楚材——引者)之兆次”⁽⁴⁶⁾。1998年，北京市颐和园发现耶律铸夫妇合葬墓。该墓西北紧邻颐和园内的耶律楚材祠，可知此处即为时称“瓮山之阳”的耶律氏家族墓地⁽⁴⁷⁾。耶律铸之子希亮，“薨于京师私第”，亦“葬昌平县玉泉之东瓮山之阳”⁽⁴⁸⁾。下面将耶律氏家族墓葬情况制为下表，以作总结。

表1　耶律氏家族墓葬情况表

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而中原人民也大批被掠北上，民族迁徙频繁，人口流动性大，各民族相互交往，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李锡厚先生指出，迁徙南下是辽宋金时期北方民族和中原汉族融合的最为重要的途径⁽⁴⁹⁾。耶律氏家族作为辽代皇族，远离了传统的领地，整体有南迁的趋势，在中原地区定居生活，并逐渐安葬于此。

二、耶律氏家族的婚姻与族际血缘关系的演变

婚姻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对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影响。不同民族间通婚，可以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缩小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是民族融合最直接的途径。

有辽一代，“王族惟与后族通婚”⁽⁵⁰⁾。皇族和后族较为固定的婚姻关系，构成了契丹贵族联合专政的基石，也是家族利益得以长期维护的基础。耶律倍先后有两位萧氏正妻，后谥为端顺和柔贞;又有二妃大氏、高氏，大氏出自渤海王族，高氏似应出自渤海右姓。浮海南渡后，后唐明宗又“以庄宗后宫夏氏赐之”⁽⁵¹⁾。以汉人夏氏为妻，这在契丹皇族的婚姻史上属于为数不多的特例。

随着辽朝的灭亡，其家族的皇族身份迅即消失，耶律氏与萧氏较为固定的通婚格局被打破。在辽以后的家族成员中，除耶律履始娶“辽贵族”萧氏外，尚未见其他成员娶萧氏的记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家族的迁徙，耶律氏家族的婚姻呈现出广泛与汉族通婚的趋势。耶律履“再娶郭氏，鳥山世胄之孙;三娶杨氏，名士昙之女”⁽⁵²⁾。辨才娶靖氏，善才娶郭氏，楚材娶梁氏、苏氏，钧娶谢氏、李氏，所娶成员多出自于汉族之世家大族。她们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涵养，其中以楚材母杨氏和楚材妻苏氏为代表。楚材三岁而孤，母夫人杨氏“诲育备至”⁽⁵³⁾，楚材《思亲》诗中有“老母琴书老自娱，吾山侧近结蘧庐。鬓边尚结辟兵发，内犹存教子书”之语。又言太夫人昔有诗云:“挑灯教子哦新句，冷淡生涯乐有余。”⁽⁵⁴⁾杨氏也凭借其较高的才学，曾在泰和末“教授禁中”⁽⁵⁵⁾。苏氏为耶律铸生母，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四世孙威州刺史公弼之女。元好问为耶律铸所作祭文曾云:“维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嫔于我家，妇德有光，母仪克备。”⁽⁵⁶⁾关于耶律氏家族与苏轼家族的关系，孟广耀先生曾撰专文论证，可资参看⁽⁵⁷⁾。

金末元初，耶律楚材北上投靠成吉思汗，得其礼遇，得以在蒙古贵族圈立足，而耶律铸则早年生长于蒙古王庭。故而耶律楚材、耶律铸一系与蒙古族联姻具有便利条件。同时，与蒙古贵族联姻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耶律铸有七位夫人:粘合氏、也里可温真氏、赤帖吉真氏、雪尼真氏、奇渥温真氏(二人)、瓮吉剌真氏。粘合氏出身于“金源之巨族”⁽⁵⁸⁾，为中书左丞相粘合重山之女。楚材与粘合重山是关系密切的同僚，政事上“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⁵⁹⁾，交谊上多有诗歌唱颂。也里可温真氏应是色目人，因为也里可温一词是指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或其他教派的教徒和教士。后五人则均为蒙古人。另据《元史》记载，耶律希亮被叛军哈剌不花所捉，“哈剌不花与铸有婚姻之好”，因释希亮缚⁽⁶⁰⁾。希亮娶扎喇真氏，郡王带孙之女。希逸娶贾氏，显贵贾希剌后人。希图娶畏兀人安藏女⁽⁶¹⁾。希援“娶瓮吉剌氏”，为蒙古族。希崇“娶安氏”，似应亦为畏兀人⁽⁶²⁾。耶律钧妻谢氏、继室李氏，均应为汉族。耶律有尚妻杨氏为汉族，继室伯德氏，从姓氏看应为奚族⁽⁶³⁾。耶律楷妻为汉族名臣、翰林学士王恽之女孙⁽⁶⁴⁾。耶律楚材还有一个四代孙名养正，妻韩氏，“四川行省左丞涣之女也”⁽⁶⁵⁾。为有助观察，今将耶律氏家族娶妻情况，制为下表:

表2　耶律氏家族娶妻情况表

耶律氏家族的嫁女情况，也同样表现了多民族相互通婚的特点。史称耶律履“女三人，嫁士族”⁽⁶⁶⁾，耶律思忠(即善才)“女二人，嫁士族”⁽⁶⁷⁾，耶律楚材“女孙五人，适贵族”⁽⁶⁸⁾。虽均未称所嫁婿之民族成分，但明确透露出耶律氏家族嫁女的对象较重视其社会阶层地位，而并不在意其民族成分。耶律铸女昼锦嫁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左丞汪惟正，亦为名门之后，系出旺古族⁽⁶⁹⁾。耶律有尚“女一人，适奉训大夫、川州知州李孝恭”⁽⁷⁰⁾，应为汉人。耶律希亮“女四人:长适粘合□师奴，次适佥河东山西肃政廉访司事乞奴，次适利用监卿梁完者笃，幼适东昌路同知总管府事僧家奴”⁽⁷¹⁾。粘合□师奴为女真人，其他三人民族成分不详。另外，汉人张天皊之妻耶律氏，为耶律希亮之从祖妹，应即耶律钧之女⁽⁷²⁾。汉人宋义，所娶妻耶律氏，“元丞相楚材裔孙也”⁽⁷³⁾，世代则不详。今亦将耶律氏家族嫁女情况制为一表，以助观察。

表3　耶律氏家族嫁女情况表

从辽朝到金朝，民族间通婚范围不断扩大，通婚率也日益提高。在元朝统一以后，民族间社会交往进一步加强，族际婚盛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耶律氏家族的婚姻关系中，也得到了充分印证。如果单从血缘关系来看，元朝时期的耶律氏家族成员，其契丹族血统已在不断稀释中淡化，体质特征应已不甚明显，多民族融合的成分已占主流地位。

三、耶律氏家族生活习俗的演变

在辽金元时期的多民族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间的生活习俗影响甚为明显。耶律氏家族在生活习俗方面的表现，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

首先看物质生活方面。契丹族作为游牧民族，在建立辽政权之前，物质生活习俗有其鲜明的特点。在辽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契丹人特别是贵族阶层接受外族物质文明越来越多。饮食、衣饰品种日益丰富，工艺则日趋多样化，饮食器具更是显现出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这些在辽墓壁画及出土文物中均有充分的反映。耶律氏家族能够长期在东丹国及中原地区生活，应该在衣食方面较多受到农耕民族的影响。耶律楚材在中都曾“执菜根蘸油盐，饭脱粟”⁽⁷⁴⁾，这是极为俭朴的农耕民族的饮食内容。耶律伯明被人描述为“翩然来自旧京华，历数山河不谓遐。往事已空惟重黍，元(玄)谈未了更浇茶”⁽⁷⁵⁾。耶律铸曾赋其“别业”云:“双溪别墅，实曰方湖。……我灌我园，我溉我蔬。蔬食为肉，安步为舆。”⁽⁷⁶⁾食黍饮茶，以“蔬食为肉”，明显地说明耶律氏家族饮食习惯的转变。

耶律氏家族在居住和交通方面，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由游牧向城居的过渡。娄国牧地在闾州，已非草原腹地，当时该地区普遍有建城居住的倾向。金元时期，其后人则完全接受定居。耶律楚材自注其诗“三十年前旅永安，凤箫楼上倚阑干”云“先叔故居之楼名”⁽⁷⁷⁾。耶律有尚“既归老，屏居别墅……表所居曰寓斋”⁽⁷⁸⁾。当然，耶律氏家族成员的骑射习俗也没有完全消失。耶律辨才曾与“皆天下之选”的七百余人比试射艺，结果“中第三”⁽⁷⁹⁾。耶律铸也是“尤工骑射”⁽⁸⁰⁾。因此，当他们在北方草原地区生活时，仍能适应游牧民族习俗。耶律楚材曾称“癸巳扈从冬狩，独予诵书于穹庐中”⁽⁸¹⁾。耶律希亮“藏祖考画像，四时穹庐中陈列致奠”。他“有二马，白黑异色，黑者尤骁健”⁽⁸²⁾。不过，家族总的迁徙趋势是由北向南，特别是迁居长城以南之后，已与中原汉人的生活方式十分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耶律氏家族在物质生活方面逐渐表现出家族互助的特点。耶律履为德元养子，后德元又生亲子震。及德元死，耶律履“悉推家资予之。及震卒，妻子贫，无以为资，复收养之”。“族人有负债而宦游不返者”，耶律履“代为输息十年，既又无以偿，遂代偿之”。他还曾“奉使江左，得金直千万，皆散之亲旧，旬月而尽”⁽⁸³⁾。耶律楚材“当国日久，得禄分其亲族，未尝私以官”⁽⁸⁴⁾，自己临终“唯名琴数张，金石遗文数百卷而已”⁽⁸⁵⁾。耶律履父子的这些做法，与长期为人称道的中原汉族贤士大夫无异。

其次看精神生活方面。这方面包括的内容甚广，宗教信仰的问题将在下节进行专门探讨，故此处不予涉及。

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而民族的融合往往表现为对其他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掌握和运用，同时民族的消亡也往往伴随着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消失。辽朝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善汉语”⁽⁸⁶⁾，而耶律倍“工辽、汉文章”⁽⁸⁷⁾，对汉语和汉字已有很深的了解。耶律履、耶律楚材、耶律铸、耶律希亮、耶律希逸等人，“四世皆有文集”⁽⁸⁸⁾。清人周春说:“耶律氏、萧氏及渤海大氏，其后嗣繁衍入金元登显仕者，指不胜屈。就其政事、文学著称，莫如东丹房。”⁽⁸⁹⁾耶律氏家族的汉语言文学创作，成就非凡，突出“反映了异质文化交融带给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机”⁽⁹⁰⁾。耶律楚材等人常年跟随蒙古军队征战，通蒙古语。耶律铸“能通诸国语，精敏绝伦”⁽⁹¹⁾。

有趣的是，契丹文字的消失在耶律氏家族史上有着明确的线索。辽朝虽然灭亡，但契丹文字在金朝前期尚得以与女真、汉字并行。承袭人曾学女真、契丹、汉字其一者，即许承袭。金朝中叶，女真与契丹的民族矛盾激化，金章宗废止契丹字，契丹文字逐渐消亡。耶律履“素善契丹大小字，译经润文，旨辞达而理得”。世宗曾“诏以小字译《唐史》，成，则别以女真字传之”，他不但“在选中”，而且“独主其事”⁽⁹²⁾。可见，他应精通契丹文、女真文和汉文。耶律楚材在《醉义歌序》中云:

辽朝寺公大师者……有《醉义歌》……昔先人文献公尝译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见。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不揆狂斐，乃译是歌。⁽⁹³⁾

由此可知，在中原地区，契丹文字已无人传习，耶律楚材不得不习之于西域。王国维说他“殆可谓通契丹文字最后之一人也”⁽⁹⁴⁾，当可成立。

姓名是家族和个人最为明显的文化符号。耶律倍浮海奔唐后，先是被赐姓东丹，名之慕华，而后被改赐姓李，名之赞华。同时，他“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以拟白居易字乐天也”⁽⁹⁵⁾。这明显是倾慕汉名的意思。自耶律履以后，耶律氏家族命名的汉化倾向更为明显。如耶律楚材，字晋卿，取《左传》“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之语。楚材下一辈——钧、镛、铉、铸等，取名均从“金”字;耶律铸之子希徵、希勃、希亮、希宽、希素、希周、希光、希逸、希援、希崇、希晟，从“希”字;耶律有尚之子楷、朴、权、栝、检，从“木”字。这一命名方法，乃是典型的汉族字辈命名法。《嘉靖开州志》曾提到“元刘德裕，本辽东丹阳王耶律之胄，尝历州郡，多异政。至元中为州尹，廉平公正，化行俗美，百姓为之立碑”⁽⁹⁶⁾。刘德裕之姓名，甚至已与汉人无别。当然，家族成员的命名还同时存在“双轨”现象，其小字多有继承本民族传统命名法者，如志公奴、谢家奴等。值得一提的是，耶律楚材、耶律希亮还被赐以蒙古名——吾图撒合里、秃忽思，这也是多民族融合的有力见证。

耶律氏家族在人生礼仪、节日习俗、人伦关系等方面，也逐渐吸收契丹族以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做法。耶律钧与其兄弟曾作《传家誓训》，其主要意图是:“自东丹王以来，生长中国，素习华风。父子夫妇纲常严正，累世弗变。不当效近世习俗，渎乱彝伦。”⁽⁹⁷⁾耶律铸之女昼锦嫁入旺古族汪氏之后，“淑德宜家，义方教子，阃政为乡党仪范”⁽⁹⁸⁾。耶律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赀散亡已尽，仅藏祖考画像，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尽诚尽敬。朔漠之人，咸相聚来观，叹曰:‘此中土之礼也。 ’”⁽⁹⁹⁾耶律钧去世后，其子有尚“护柩还东平，丧葬合礼，闾里范之”⁽¹⁰⁰⁾。有尚所遵行的丧葬礼仪，不但已完全是汉式的，而且即使在中原地区，也被人们奉为模范。耶律铸也曾说:“祖宗以来，皆以礼薄葬。”⁽¹⁰¹⁾可见，耶律氏家族在丧葬方面注重的是儒家一再强调的礼。耶律铸之妻奇渥温氏，亦能“治家处身之道，一用汉人之法”⁽¹⁰²⁾。耶律希亮侍从定宗幼子大名王火忽时，火忽“遗以耳环，其二珠大如榛，实价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带之”，希亮辞以“不敢因是以伤父母之遗体也”⁽¹⁰³⁾。这显然是因接受了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¹⁰⁴⁾观念的影响而改变生活习俗使之然也。

四、耶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与政治观念的演变

宗教信仰不但对家族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而且从世界观、人生观等深层次上影响着民族群体的认同和人们的政治观念。耶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明显具有杂糅多种信仰的特点，并且具有渐趋以儒教为主的倾向，家族的政治观念也因此向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发展。

(一)儒教

陈垣先生曾指出:“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¹⁰⁵⁾耶律氏家族是最早接触儒学的契丹家族之一。辽太祖曾就祭祀“有大功德者”问题征求侍臣意见，结果“皆以佛对”。唯耶律倍言:“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自此“建孔子庙”⁽¹⁰⁶⁾。同时，尊孔崇儒亦成为家族信仰上的一大特色。耶律履“通六经、百家之书，尤邃于《易》《太玄》”。金章宗称其为“儒”，元好问称其为“通儒”⁽¹⁰⁷⁾。即便是笃信佛教的耶律楚材，也被认为“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¹⁰⁸⁾，他对“六经诸子之书，百家众流之学，莫不该贯”⁽¹⁰⁹⁾。自小在漠北生活的耶律铸，曾言“臣先世皆读儒书”⁽¹¹⁰⁾。至耶律有尚，“其学邃于性理，而尤以诚为本”⁽¹¹¹⁾。其子耶律权则能“光嗣家学”⁽¹¹²⁾。由此可见，家族之“世事华学”⁽¹¹³⁾，诚非虚言。

耶律氏家族尊崇儒教，对儒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王明荪先生《论辽代帝后之汉学》一文曾论及辽代的情况⁽¹¹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蒙元时代，儒士相对受到轻视，民间后来甚至产生了“九儒十丐”之谣。在这种情况下，耶律氏家族仍不遗余力地推动儒教的传播和发展。早在1233年，耶律楚材即“致书于诸道士大夫之居官守者，各使营葺宣父之故宫”⁽¹¹⁵⁾。他还曾向窝阔台提议“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他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儒生，另一方面使儒者为国家所用，并通过科举的形式传播儒学、选拔人才。然而，在对儒生选拔与任用的过程中，也同样暴露出一些贪赃问题。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即为害群之马，二人双双以赃抵罪。窝阔台因此责问耶律楚材说:“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楚材回答:“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¹¹⁶⁾正是他的这份执著与坚定，有力地推动了儒教的传播与发展。

(二)佛教

辽代的佛教非常盛行，不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均崇佛成风，故有“辽以释废”⁽¹¹⁷⁾之说。耶律倍虽崇尚儒学，但其生活在辽朝境内的后人，对佛教崇奉自不待言。辽朝灭亡亦未能改变家族对佛教的信奉。耶律履自号忌言居士⁽¹¹⁸⁾，与僧人多有交往，曾撰有《天竺三藏礧哈悉利幢记》一文⁽¹¹⁹⁾，即说明耶律氏家族的崇佛传统是得以延续的。耶律楚材有一位年长于他的侄女，名舜婉，“禅理颇究”，“不食荤于笄年，欲为尼于高嵩”⁽¹²⁰⁾。他还有一位法号为了真的侄女，“孀居二十年，礼佛读《传灯》”⁽¹²¹⁾。可见她们均是虔诚的佛教徒。

耶律楚材本人自幼喜爱佛学，曾自言:“予幼而喜佛，盖天性也。壮而涉猎佛书，稍有所得，颇自矜大。”⁽¹²²⁾后笃信禅宗，初拜澄公和尚为师，澄公以“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而推荐著名禅师万松行秀:“有万松老人者，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才无碍，君可见之。”⁽¹²³⁾自此耶律楚材跟随万松参禅，号湛然居士。于是“大会其心，精究入神，尽弃宿学，冒寒暑、无昼夜者三年，尽得其道”⁽¹²⁴⁾。耶律楚材的直系后人，笃信佛教者亦不乏其人。现存于北京市香山的碧云寺，即“自元耶律楚材之裔名阿利吉者，舍宅开山，净业始构”⁽¹²⁵⁾。

(三)道教

辽王朝甫建，耶律阿保机即“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¹²⁶⁾。因此，辽代契丹贵族崇奉道教亦甚为普遍。皇族成员耶律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¹²⁷⁾。辽金时期，耶律氏家族信仰道教当有传统。至耶律楚材，虽仍尊尚道家，但却排斥当时的道教，认为“全真、大道、混元、太乙、三张左道之术，老氏之邪也”⁽¹²⁸⁾。在红极一时的道教教主丘处机去世不久，他就列举了丘处机十大罪状⁽¹²⁹⁾，公开向全真教发难，开蒙元佛道之争的先河。不过，其子耶律铸则偏爱道教，诗文中多仙风道骨。陈垣先生在《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一文中，曾指出耶律铸对道教的偏爱及其与耶律楚材在宗教旨趣方面的差异。在耶律铸看来，佛道之间并没有冲突。他在《独醉园赋》中“自谓莲社上流，又为独醉痴仙”，又作诗云:“是佛尽居安乐国，无仙不住没愁乡。听教共献天花供，更管清明分外香。”⁽¹³⁰⁾在1255年和林举行的佛道辩论中，他还曾周旋其中，试图调和。在其创作的诗文中，时而以道者自居，时而以居士自命，出入于释道之间。

(四)其他宗教

北方游牧民族多信仰萨满教，相信天地、日月、雷电、山川等万物皆有神灵，萨满(巫觋)与神相通。同时，在契丹民族发展过程中，又受各种外来宗教的影响，信仰日益庞杂⁽¹³¹⁾。在耶律氏家族的信仰中，也同样以各种形式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辽朝时曾有名耶律纯者，撰有《星命总括》一书，流传至今，惜其出身无从稽考。史称耶律履“至于阴阳、方技之说，历象、推步之术，无不洞究”⁽¹³²⁾。耶律楚材“凡星历、医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¹³³⁾。成吉思汗西征，“每征讨，必命楚材卜”⁽¹³⁴⁾。他还著有《五皇秘语》、《先知大数》等书。这些情况，都说明耶律氏家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既能坚持信奉，又能很好地加以改造和利用。

(五)宗教信仰趋向

耶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虽然庞杂，但明显的趋向是向多教合一、以儒教为核心方面发展。以耶律楚材为例，他虽苦心参禅，但其宗教思想实为三教合一。他认为“三圣人教，皆有益于世者”。具体来讲，就是三教皆有助于民化:“以能仁，不杀、不欺、不盗、不淫，因果之诫化其心，以老氏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圣人之道若权衡然行之于世，则民之归化，将若草之靡风，水之走下矣。”⁽¹³⁵⁾相比而言，楚材尤重儒、释二教。他认为“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孔教”⁽¹³⁶⁾。因而当万松行秀告诉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时，他“亟称之”⁽¹³⁷⁾。此后，更“常谓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¹³⁸⁾。然而观其一生，他时时以天下为己任，无论是言论上还是行动上，体现最多的还是儒家思想。王国维曾对他评论说:

其于禅学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术也。公对儒者，则唱“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说。而《寄万松老人书》则又自谓此语为行权。然予谓致万松一书，亦未始非公之行权也。公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绝未见有此种气象。古所谓“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谓欤!⁽¹³⁹⁾

可以说，耶律楚材思想的本质不是崇佛而是宗儒。对此，后人曾有过精彩的评论:“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¹⁴⁰⁾

(六)政治观念

契丹族建国初期，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军事民主制的影响，特别是由此形成的家族世选制度，使皇族成员多具有家族共天下的政治观念。耶律倍虽受儒家观念影响，但却不能改变当时的主流观念。其以嫡长子身份而“让国”，虽出于被迫，但世选观念亦起了重要作用。耶律娄国谋反，觊觎皇位，也同样是因为他自认为具有世选可汗的资格。这种观念至辽朝中后期已明显弱化。辽金易代之后，耶律氏家族在失去皇族身份的情况下，政治观念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日益明显。尽管金代契丹人反叛事件不断发生，但耶律氏家族成员却都能“委质”事金。耶律履及其他家族成员不仅为政有声，更能表现出对金朝的忠贞。及蒙古军南下，楚材奉旨索理家眷，辨才“涕泣请留死汴京”⁽¹⁴¹⁾，而善才则“自投于内东城濠中水而没”⁽¹⁴²⁾。即便楚材在成吉思汗说“辽与金为世雠，吾与汝已报之矣”时，回答也是:“臣父祖已(衍文)以来皆尝北面事之，既为臣子，岂敢复怀贰心，雠君父耶!”⁽¹⁴³⁾其家族的忠君思想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耶律氏家族的忠君思想，是与其孝亲思想相结合的。耶律钧“奉先惟孝”⁽¹⁴⁴⁾，时人称为“孝继忠传自一家”⁽¹⁴⁵⁾。

从耶律倍“让国”，到娄国谋反，再到善才死国，说明耶律氏家族的政治观念已从早期的军事民主制下家族世选的观念向君主专制制度下无条件忠君观念的转变。可见，忠君孝亲的政治伦理观，已逐渐在耶律氏家族中扎根。

五、耶律氏家族的社会交际与族群观念的演变

人的社会属性来自于他同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互动。族际间的社会交往必然会对交往者的情感归属、行为规范、价值体系甚至民族观念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耶律氏家族成员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实践活动，对家族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比较明显的。

耶律氏家族的社会交际，除与本民族成员的交际外，较多地表现出与他民族成员间的交际。这种交际，首先表现在与姻亲之间的交际。姻亲作为与家族具有姻缘关系的社会群体，自古就是人们交往最为密切的群体之一。耶律氏家族的姻亲，包含了多种民族成分的人们，如渤海、女真、蒙古、畏兀，特别是汉人。具体情况前文已述，此不再赘。

耶律氏家族成员与同僚之间的交际，更具有多民族间交往的特征。耶律倍在浮海适后唐前，交往同僚即有奚人、汉人、渤海人等。适后唐后，主要同中原汉人进行交往。辽朝作为多民族统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耶律倍的后人逐渐与辽统治区内各主要民族的臣僚广泛交往。进入金朝，耶律氏家族成员与女真人既有君臣关系，又有广泛的同僚关系。而女真统治下民族融合的加深，更使他们与各民族同僚间交往频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耶律氏家族与元好问的交往。元好问“系出拓跋魏”⁽¹⁴⁶⁾，但已与中原汉人无异。他自称与耶律思忠(善才)“有一日之雅”⁽¹⁴⁷⁾，耶律镛“尝从予学”⁽¹⁴⁸⁾，并曾为耶律履、耶律辨才、耶律善才等人撰写神道碑或墓志铭。他还曾上书向耶律楚材推荐儒士，寄希望于借楚材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以便他日“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¹⁴⁹⁾。元好问与楚材之子铸更为友善，二人多有诗文交往。

耶律氏家族成员与师生、同门及友人之间的交际，同样具有多民族间交往的特征。耶律氏家族重视教育，多择名儒为师。同时，家族成员中产生了不少名师，培养了大批门生。耶律楚材“乐得贤才而教育之”⁽¹⁵⁰⁾。耶律铸“既成童，从学于九山李先生子微”⁽¹⁵¹⁾，后又师从“自为燕蓟一派”⁽¹⁵²⁾的赵著、吕鲲。耶律希亮曾师从前金进士赵衍，他后来“闲居京师，四方之士多从之游”⁽¹⁵³⁾。耶律有尚曾师从汉族名儒许衡，在许氏弟子中，“卓居辈行之先”⁽¹⁵⁴⁾，因而最得赏识。后来他出任国子助教，“而诸生多昔时同门者，皆帖帖敬服”⁽¹⁵⁵⁾。这些“诸生”，多为所谓“胄子”，主要是蒙古等民族贵族的子弟。

族际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对族群认同观念产生的影响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特征。这在辽金元时期的契丹族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契丹族因与奚族“异种同类”⁽¹⁵⁶⁾，特别是奚族最早为其征服，两者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两者最早具有一定认同倾向。金朝统治时期，契丹、奚及原辽统治区的汉人等则具有一定的认同倾向。元朝统治时期，契丹则与原金朝统治区内的主要民族具有一定的认同倾向。清代史家赵翼曾总结说:“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¹⁵⁷⁾“汉人”范围的不断扩大，虽有一定的政治原因，但显然是以族群认同观念为基础的。

辽朝后期，经过民族间的互动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融合，即已产生了契丹等民族与汉族之间在一定程度的认同意识。辽道宗在汉人侍臣避讲“夷狄之有君”时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¹⁵⁸⁾至辽末更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¹⁵⁹⁾的说法。耶律铸曾对宪宗蒙哥说:“臣先世皆读儒书，儒生俱在中土，愿携诸子，至燕受业。”⁽¹⁶⁰⁾而耶律钧更是“尝同昆季作《传家誓训》，以教子孙。大概以谓:自东丹王以来，生长中国，素习华风，父子夫妇纲常严正，累世勿变。不当效近世习俗，渎乱彝伦”⁽¹⁶¹⁾。从耶律氏家族成员的言行可以看出，生活在民族杂居地区的契丹族成员，已逐渐具有与不断吸收新鲜血液的汉族相互认同的趋势。

耶律氏家族长期与各民族的交往，使其成员多具有开阔的民族胸怀，而甚少民族偏见。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当即反驳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针对窝阔台汗“令于西京宣德徙万余户”充劳役之事，他上奏说:“先帝遗诏，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¹⁶²⁾他还曾上奏窝阔台说:“诸路民户今已疫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鹘、河西人等与所在居民一体应输赋役。”⁽¹⁶³⁾这些言论，均表明耶律楚材甚少民族偏见。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胸怀下，耶律楚材才能在易代鼎革之际“摆脱华夷困惑和进行新的调适中”，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¹⁶⁴⁾，并提出了“华夷混一非多日”⁽¹⁶⁵⁾的理想社会蓝图。

结　　语

耶律氏家族在辽金元时期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交往、互动及融合是一个历史渐进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政治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民族间社会生活的融合，也是促进民族融合不可或缺的因素。历数百年之嬗变，耶律氏家族成员身体中已流淌着多民族的混合血液，社会生活已在不断的民族交往中发生着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兼容性特征。仍然能够表明其契丹族身份的，仅有姓氏符号等个别因素而已。

耶律氏家族作为契丹族家族个案，其族群认同意识的发展，也反映元代契丹族的本民族意识已逐渐淡化。如所周知，元代的“汉人”称谓，不仅仅指北方汉族，也包括契丹、女真等族，而明代规定“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¹⁶⁶⁾以后，契丹族作为一个族称，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北方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得以不断壮大的一些族称，无论是汉，还是蒙古等，其成分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正如南宋人蔡戡在论及金代女真族的变化时所说:“遗种所存，盖亦无几。后来生于中原者，父虽虏种，母实华人……骄纵懦弱，习与性成，非复昔日女真也。”⁽¹⁶⁷⁾可见，新的民族群体，或形成新的族称，或仍延续原有族称，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变化，却是十分明显的。

作者简介:王善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1BZS022。

(2)学术界对耶律楚材家族有所涉及的研究成果，数量颇多。关于耶律氏家族人物的成果主要有:舒焚《东丹王耶律倍》(《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附余录)》(《王国维集》第4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罗贤佑《儒释思想影响与耶律楚材的心路历程》(《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刘晓《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耶律希逸生平杂考》(《暨大史学》第2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关于耶律氏家族世系的成果主要有:赵振绩《耶律楚材族系考》(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台北文献》第40期，1978年)、刘晓《耶律铸夫妇墓志札记》(《暨南史学》第3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澳］Igor de Rachewiltz(罗依果)，A NOTE ON YELü ZHU(耶律铸) AND HIS FAMILY(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关于耶律氏家族具体侧面的成果主要有:向南《辽代医巫闾地区与契丹耶律倍家族的崛起》(《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缪钺《耶律楚材父子与元遗山》(《重庆益世报》文史副刊第34期，1943年6月3日)、陈垣《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孟广耀《苏东坡与耶律楚材家族的关系》(《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刘晓《赵衍父子与耶律家族——兼论元代的卢龙赵氏》(《欧亚学刊》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本文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宋德金先生、四川大学教授粟品孝先生、中山大学博士生高晶晶先生等提供资料，高晶晶还提供了部分初稿，特致谢忱。

(3)《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渤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82页。

(4)《辽史》卷七二《宗室·义宗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10页。

(5)《辽史》卷一一二《逆臣·耶律娄国传》，第1501页。

(6)《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651页。

(7)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3页。

(8)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三《过云中和张伯坚韵》，第60页。

(9)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二《为子铸作诗三十韵》，第270页。

(10)《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云:“曾祖讳内剌，赠定远大将军。”

(11)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二《为子铸作诗三十韵》，第270页。

(12)关于聿鲁与德元的关系，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323页)记为“其弟”，《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记为“德元弟聿鲁”，然元好问《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及《金史》卷九五《移剌履传》均记为“族弟”。按，德元为内剌之子，史无异载。元好问虽云聿鲁为德元族弟，然所撰辨才、思忠(善才)墓志铭，又均以聿鲁为内剌之子。既然德元、聿鲁均为内剌之子，则二人为兄弟关系无疑。

(13)《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65页。

(14)《金史》卷九一《蒲察世传》，第2021页。

(15)《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第1965页。

(16)《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48页。

(17)《元好问全集》卷二六《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30页。

(18)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进征西庚午元历表》，第185页;卷三《和移剌子春见寄五首》其二，第47页。

(19)《河南通志》卷四八《祠祀·卫辉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37册，第23页。

(20)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4页。

(21)《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48页。

(22)《元好问全集》卷二六《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30页。

(2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2页。

(24)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4页。

(25)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5页。

(26)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333页。

(27)《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附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64页。

(28)王国维:《耶律文正年谱》，《王国维集》第4册，第353页。

(29)《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附铸传》，第3464页; 《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199页。

(30)《河南通志》卷四八《祠祀·卫辉府》，第537册，第24页。

(31)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二《耶律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册，第508页。

(32)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四《寓历亭》诗注，《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3册，第1918页。

(33)据宋人范镇《东斋记事》卷五记载:“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

(34)向南:《辽代医巫闾地区与契丹耶律倍家族的崛起》，《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

(35)《辽史》卷七二《宗室·义宗倍传》，第1211页。

(36)《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第463页。

(37)《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654页。

(38)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和薛伯通韵》，第6页。

(39)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三《和移剌子春见寄五首》其五，第48页。

(40)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鼓琴》，第220页。

(41)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六《思亲二首》其二，第132—133页。

(42)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送侄了真行》，第232页。

(43)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六《思亲二首》，第132页。

(44)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5、106页;毕沅辑:《山左金石志》卷二二《耶律文正公茔碑》，《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辑，第19册，第14752页。

(45)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333页。

(46)《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199页。(www.daowen.com)

(47)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

(48)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二《耶律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第505页。

(49)李锡厚:《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

(50)《契丹国志》卷二三《族姓原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51)《契丹国志》卷一四《东丹王传》，第151页。

(52)《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654页。

(53)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324页。

(54)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六《思亲用旧韵二首》其二，第133页。

(55)《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656页。

(56)《元好问全集》卷四○《中书令耶律公祭先妣国夫人文》，下册第103页。

(57)孟广耀:《苏东坡与耶律楚材家族的关系》，《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

(58)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四《丞相耶律铸妻粘合氏封懿宁王夫人制》，第394页。

(59)《元史》卷一四六《粘合重山传》，第3466页。

(60)《元史》卷一八○《耶律希亮传》，第4160页。

(61)程锯夫:《雪楼集》卷九《秦国文静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2册，第105页。

(62)《耶律铸夫人奇渥温氏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200页。

(6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5页。

(64)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附录《王公神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4册，第15页。

(65)宋濂:《文宪集》卷一一《韩节妇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3册，第584页。参见刘晓《耶律铸夫妇墓志札记》，《暨南史学》第3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6)《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654页。

(67)《元好问全集》卷二六《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30页。

(68)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333页。

(69)《元史》卷一五五《汪惟正传》，第3655页。也有学者认为“巩昌汪氏不是汪古族的分支，而是汉化的吐蕃酋豪，从元代的习惯可以说是汉人”(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70)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5页。

(71)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二《耶律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第508页。

(72)姚燧:《牧庵集》卷二○《资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张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册，第3页。据刘晓考证，张天皊之妻耶律氏应出自辨才或善才，但出自善才的可能性更大(《耶律楚材评传》，第30页)。善才惟一子钧，故可能为钧之女。

(73)岳正:《类博稿》卷九《关西宋处士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6册，第433页。

(74)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行秀《序一》，第1页。

(75)牟山献:《牟氏陵阳集》卷五《和汴教耶律伯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8册，第40页。伯明，似应为耶律镛之字。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为耶律伯明醵金疏》曾云:“伯明秀造，漆水东丹之后，右丞文献之孙。”(第18册，第3页)刘晓推测为耶律钧(《耶律楚材评传》，第29页)。但从其与牟山献交往的情况看，年龄稍轻的耶律镛可能性更大。

(76)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一《方湖别业赋》，《辽海丛书》，第3册，第1887页。

(77)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寄妹夫人》，第231页。

(78)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5页。

(79)《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48页。

(80)《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附铸传》，第3464页。

(81)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扈从东狩》，第214页。

(82)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二《耶律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第507、508页。

(83)《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655页。

(84)《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63页。

(85)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334页。

(86)《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31页。

(87)《辽史》卷七二《宗室·义宗倍传》，第1211页。

(88)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知不足斋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册，第426页。

(89)周春:《增订辽诗话》卷下《耶律履》，《全辽诗话》，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74页。

(90)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91)《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199页。

(92)《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651页。

(93)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醉义歌》，第171页。

(94)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王国维集》第4册，第356页。

(95)厉鹗:《辽史拾遗》卷一九引《尧山堂外纪》，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3页。

(96)孙巨鲸修、王崇庆篡:《嘉靖开州志》卷五《官师志》，《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版，第16页。

(97)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4—105页。

(98)《大元中书左丞谥贞肃汪公贞善夫人耶律氏之墓志》。见赵一兵《元代巩昌汪世显家族墓葬出土墓志校释五则》，《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99)《元史》卷一八○《耶律希亮传》，第4162页。

(100)苏天爵:《滋溪文稿》卷7 《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4页。

(101)《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199页。

(102)《耶律铸夫人奇渥温氏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200页。

(103)《元史》卷一八○《耶律希亮传》，第4160页。

(104)《孝经·开宗明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45页。

(105)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06)《辽史》卷七二《宗室·义宗倍传》，第1209页。

(107)《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650—652页。

(108)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芳郭无名人《后序》，第14页。

(109)《河南通志》卷四八《祠祀·卫辉府》，第537册，第23页。

(110)《元史》卷一八《耶律希亮传》，第4159页。

(111)《元史》卷一七四《耶律有尚传》，第4064页。

(112)陶安:《陶学士文集》卷一二《伊洛渊源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5册，第724页。

(11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2页。

(114)王明荪:《论辽代帝后之汉学》，《辽金史论集》第1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5)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第199页。

(116)《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62页。

(117)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宣慰张公》，第206页。

(118)《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655页。《中州集》卷九《右相文献公耶律履》作“忘言居士”。

(119)张金吾:《金文最》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87页。

(120)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三《祭侄女淑卿文》，第295—296页。

(121)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送侄了真行》，第232页。

(122)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二《琴道喻五十韵以勉忘忧进士并序》，第256页。

(123)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第191页。

(124)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行秀《序一》，第1页。

(125)《碧云寺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0册，第117页。明人徐善《冷然志》曰:“香山寺址，辽中丞阿里吉所舍。”(《辽史拾遗》卷一四引，第280页)阿利吉即阿里吉，言其为辽人，显然时代有误。他应为元朝人，约为楚材曾孙辈。

(126)《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13页。

(127)《契丹国志》卷一四《诸王·齐国王隆裕传》，第153页。

(128)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西游录序》，第187页。

(129)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下，向达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6页。

(130)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六《答客问》，《辽海丛书》，第3册，第1942页。

(131)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认为，摩尼教在契丹人思想观念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132)《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651页。

(133)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334页。

(134)《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56页。

(135)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下，第13、19页。

(136)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六《寄用之侍郎》，第130页。

(137)郭元钅于:《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六一《万松老人》引《绿水亭杂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45册，第786页。

(138)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下，第13页。

(139)王国维:《耶律文正年谱余记》，《王国维集》第4册，第356页。

(140)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芳郭无名人《后序》，第14页。

(141)《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48页。

(142)《元好问全集》卷二六《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30页。

(143)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324页。

(144)姚燧:《牧庵集》卷二《耶律祭酒考赠涞(漆)水郡庄慎公制》，第1册，第4页。

(145)〇11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庆耶律秘监九秩之寿》，第7册，第14页。耶律秘监，刘晓认为可能为耶律钧(《耶律楚材评传》，第30页)。

(146)《金史》卷一二六《文艺·元德明传》，第2742页。

(147)《元好问全集》卷二六《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30页。

(148)《元好问全集》卷二七《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649页。

(149)《元好问全集》卷三九《寄中书耶律公书》，下册第77页。

(150)《元好问全集》卷三九《寄中书耶律公书》，下册第77页。

(151)《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199页。

(15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西岩赵君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2册，第11页。

(153)《元史》卷一八○《耶律希亮传》，第4162页。

(154)黄氵晋:《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九《代浙东宪使请立耶律文正公书院公牒》，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册，第16页。

(155)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3页。

(156)《魏书》卷一○○《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3页。

(15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八《金元俱有南人汉人之名》，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30页。

(158)洪皓:《松漠记闻》卷上，《辽海丛书》，第1册，第205页。

(159)《金史》卷七五《卢彦伦传》，第1715页。

(160)《元史》卷一八○《耶律希亮传》，第4159页。

(161)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104—105页。

(162)《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58页。

(163)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327页。

(164)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165)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五《过闾居河四首》，第103页。

(166)《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525页。

(167)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四蔡戡《论和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30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