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宦游士人的生活世界——兼论谢肇膌《五杂组》的生活史研究价值

范莉莉

［摘要］本文以笔记《五杂组》为主要依据探讨谢肇膌的日常生活状况，是从微观层面检视晚明宦游士人生活的一次尝试。谢肇膌以闽人生于钱塘，少居湖广，返里读书不数年而出仕，在浙江、山东、南直隶、京师、云南、广西宦游二十多年，这使他的生活世界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内涵。《五杂组》是他晚年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活泼，保存了展现其生活细节的诸多材料，使我们得以窥见谢肇膌生命历程的日常运转:身为官员，他有着官方的基本立场，但对时局不无独立的思考;身为闽人，他喜爱自己的家乡，笔端常带着浓厚的乡梓之情;宦游各地，亲身体悟着南北生活环境的诸多差别。笔记形式与内容不拘一式，作者的生活细节与感悟皆寓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活史研究资料价值。

［关键词］谢肇膌;《五杂组》;晚明;士人;日常生活史

引　　言

笔记一体，自古有之，内容杂驳而形式散随，有着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而具体到笔记的生活史资料效用，专门的探讨并未充分展开⁽¹⁾。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生活史研究需要也能够借助笔记来深入对象的生活世界。笔者在阅读晚明谢肇膌笔记《五杂组》⁽²⁾时，发现诸多反映作者生活细节的资料，颇具生活史资料价值，本文愿以之为主要依据，并辅之以文集等其他类型史料⁽³⁾，探讨晚明宦游士人谢肇膌的政治观念与生活见闻，并兼及笔记的生活史资料价值。

同时，管见所及，对谢肇膌的已有研究经历着一个逐步深入和细化的过程，在考订生平、梳理著述的基础上渐次开展文献学与文学理论、地域文化层面上的探讨⁽⁴⁾，这些研究成绩呈现出谢肇膌在文学理论和创作方面的贡献和才能，活化了他在晚明福建文坛中的重要角色。对《五杂组》的专门研究亦时有新作，而文献源流和版本考订仍是主要的着力之处⁽⁵⁾。谢肇膌固然是晚明时期拥有“闽中白眉”⁽⁶⁾美誉的才学大家，但若拨开这些经年累代层层积聚而成的声名标识，则其终究是以一个宦游士人的身份度过大部分生命历程的。因此有必要将研究视角转向谢肇膌的日常生活，庶几既可提供检视晚明士人生活史的一份样例，亦有稗于提升著述本位研究的深度与贴合度。

谢肇膌字在杭，号武林，隆庆元年(1567)生于浙江，幼时随父宦居湖广等地，年二十六考中进士出仕，先后于浙江、山东、南直、京师以及云南、广西等地居官三十余年，天启四年(1624)五十八卒于官。长期的宦游生活⁽⁷⁾给予谢肇膌体悟南北各地风物人情的机会，这使他的个人生活世界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内涵，且其勤于笔耕，目见之景、耳闻之事、心悟之得常记于笔端，为后人提供了窥视晚明社会某些剖面的材料与基础。同时，存史者本人即是亲历历史之人，他对历史与时局的看法、他在宦游途中对各地生活异同的体悟、他在生活中的主张与倾向，带有鲜明的时代和个人印记，或明或暗、或深或浅于字里行间有所显现。下文将从政事观点、宦游历闻、乡梓存忆、居常态度四个方面对谢肇膌的生活世界进行一番粗描。

一、政事观点

《五杂组》的成书不晚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其时谢肇膌已经在中央和地方拥有丰富的仕宦经历，且所历隆、万两朝正为历史进程中风起云涌、异彩纷呈的晚明时期，置身内忧外患的时局中，他对朝廷政事得失进行着积极的思考。

首先，作为久历宦事的中级官员，谢肇膌对明廷治政之弊、官场风气之下、边境危机之伏的形势深以为忧。如他分析朝廷海禁政策施行不畅，将皇室的搜求逾度列为潜因所在:

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而榷采之中使利其往来税课，以便渔猎，纵令有司给符与之，初未始不以属夷为名。及至出洋，乘风挂帆，飘然长往矣。近时当事者虽为之厉禁，诛首恶一二人，然中使尚在，祸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上既责以税课方物，而又禁其贩海，其可得乎?⁽⁸⁾

诘问之间，尽可见其对朝廷治政之弊的披露与批评。万历中期以来各地频频骤发之“民变”、“兵变”，实与万历皇帝长期纵容内官在地方上夺民之利直接相关，而与民生维艰形成对照的则是皇室的穷奢极欲。万历爱子福王婚礼费用三倍于乃父，开府建藩之费则超过叔父潞王一半，之国用舟数量之多更是前所未有，谢肇膌时以工部都水司郎中驻镇桃丘，亲身参与护送行列，“操小艇溯济、漯、汶、卫诸流，谛视形势”⁽⁹⁾，了解沿途供亿繁巨、百姓疲于供命的实情，感叹道:“福藩比例四万顷，而每亩征租三分，则十二万矣。夫民之穷日甚一日，而用之费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¹⁰⁾

万历初权倾朝野的张居正显然并不为肇膌所敬，在《五杂组》中对其时有讽嘲之评。如认为其性格一如北宋王安石，“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为是，而人莫敢矫其非，故王终误国而张竟覆宗，所系非细故也”⁽¹¹⁾。并将其与嘉靖时权臣严嵩相与并提，因之“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¹²⁾。甚至将幼年所见的冰冻枝叶现象归因于“时江陵不奔丧，斥逐言官，天下多故，是其应也”⁽¹³⁾。谢肇膌有此贬论，与其父天池先生之谪任吉府、挂冠归里皆因见嫌于张居正所致，故尽管承认张居正“之才智十倍分宜”，秉政十年间“海内安，比隆成、昭”，但照斥其人“器小而易盈……功罪自当不相掩也”⁽¹⁴⁾。

自唐宋以降以至晚明，南北方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外放官员中普遍存在着羡择富地的观念，虽然谢肇膌身为闽人，且长期在东部地区任职，他对择地为官的风气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在贫地和富地为官各有利弊，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衡量居官之地的唯一考量:

仕宦谚云:“命运低，得三西。”谓山西、江西、陕西也。此皆论地之肥硗，为饱囊橐计耳。江右虽贫瘠而多义气，其勇可鼓也。山、陕一二近边苦寒之地，诚不可耐，然居官岂便冻饿得死?勤课农桑，招抚流移，即不毛之地，课更以最，要在端其本而已。不然，江南繁华富庶，未尝乏地也，而奸胥大驵舞智于下，巨室豪家掣肘于上，一日不得展胸臆，安在其为善地哉?

仕小邑，驭疲民，居官者每郁郁不乐，此政不必尔。小邑易于见才，疲民易于见德，且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尝见江南大地，败官者十常八九，择地者固无益也。⁽¹⁵⁾

各地民风各有长短，居官者需要加意的是因地制宜而非择地挑民。晚明时期官场风气日下是不争的事实，谢肇膌由湖州推官任上平调东昌府，即与其不从上官之言、拂逆郡守之意有直接关系。想见治下升斗小民的艰辛，着实令人动容。朝廷失却爱民之义，其时边民背离故国现象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网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顾，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王荆公所谓“汉恩自浅胡自深”者，此类是也。⁽¹⁶⁾

“胡恩自深”的境内外异族，在明王朝的重重内忧之外潜伏着越来越紧迫的外患之险。谢肇膌对明廷在辽东地区安于羁縻、懈于防备的现状之下所潜伏的危险深以为忧:

九边惟延、绥兵最精，习于战也。延、绥兵虽十余人，遇虏数千亦必立而与战，宁战死不走死也，故虏亦不敢轻战，虑其所得不偿失耳。辽左兵极脆弱，建酋时时有轻中国之心，所赖互市羁縻之耳。然互市盟好，边境虽偷目前之安，而武备废，士卒惰窳，久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战矣。夫初立互市，本欲偷闲以缮治守御，生聚教训也，今反因之而废战具，不亦惑之甚耶。⁽¹⁷⁾

尤其是“志未可量”的建州女真，他建议朝廷利用各部族间的矛盾削弱其有生力量，防患于炽势未起之际:

女真兵满万则不可敌，今建酋是也，其众以万计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窥辽左者，西戎、北鞑为腹背之患，彼尚有内顾之忧也。防边诸将诚能以夷攻夷，离间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而何暇内向哉?不然，使彼合而为一，其志尚未可量也。⁽¹⁸⁾

在谢肇膌身后仅仅二十年，他的预言不幸言中，正是让他忧心忡忡的建州女真定鼎中原而为天下新主。

其次，谢肇膌对本朝前代政事也有着独立的思考。如就嘉靖初使得君臣对立一时的“大礼议”事件，他并不同情以官运乃至生命与皇帝抗争嗣统的“腐儒”官员，而是嘉靖皇帝的坚定支持者:

礼有出于圣人而实似无谓者，如祀郊以配天，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与上帝果有二耶?无二而分之，是矫诬也，圣人不为也。又有世之所非而实是者，欧阳濮议是也。礼，为人后者不得顾其本生父母，特不为之服耳，未尝并父母之名没之也。礼有三父八母，养者、继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为叔伯，于心安乎，于理顺乎?此拘儒之见，必不可行者也。肃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吕诲之议者，则愈非矣。肃皇于谅暗之后，从邸入继，与英宗之久养宫中者又不同也。弟承兄统而以兄为父、以父为伯，岂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夫子所以有正名之叹也。今不父其父而祢其兄，于正名何居焉?甚矣!腐儒之误国家事也。且亡者犹可耳，太后在也，以嫂为母而伯母其母，置太后于何地?古人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也，况不孝乎?幸而圣心独断，天伦无亏，其神武明决，过宋英宗万万矣。诸臣之杖谴，虽永嘉不善处，而亦有以自取之也。⁽¹⁹⁾

弘、正遗臣因“正统”大义以及对先帝之“忠”而进行的抗争，在谢肇膌看来无可理喻，他所注重的乃是嘉靖皇帝与本生父母的天性亲情，不可因嗣位而废改，即使是皇家，“天伦”也要高于“正名”。可见在大礼议结束数十年后，时人已经能够以平实的心态来看待当年的论争。晚明的士人心态，已经不复明中期时的固执，在“正统”和“大义”面前能够呈现出更多的自信、平和与融通。嘉靖皇帝久以暴戾寡恩的形象见载史册，尤其是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所执所作，大礼未成而大狱已起，但谢肇膌却在嘉靖帝身后发出对其近谀般的赞赏之语，其中缘由值得细细推敲。

谢肇膌为闽东长乐人，对明中期以来蔓延东部沿海的倭乱自不陌生。他分析倭乱的成因，指出沿海冒禁私贩活动实为倭寇焰炽的原推力，他赞成朝廷所推行的贩海禁令，但对实际效果并不乐观:

倭之寇中国也，非中国之人诱之以货利，未必至也;其至中国也，非中国之人为之乡导，告以虚实，未必胜也。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驵狯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我既明往，彼亦潜来。尚有一二不逞，幸灾乐祸，勾引之至内地者，败则倭受其，胜则彼分其利，往往然矣。嘉靖之季，倭之掠闽甚惨，而及官军破贼之日，倭何尝得一人只马生归其国耶?其所虏掠者，半归此辈之囊橐耳。故近来贩海之禁甚善，但恐未能尽禁也，盖巨室之因以为利者多也。⁽²⁰⁾

身为朝廷命官，谢肇膌注重的是治境有力，民安其业，囿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识见程度，虽身为闽人而习见乡民贩海，他无法认识到晚明时期贩海贸易在历史进程中的时代角色。

再次，谢肇膌在奴婢和妇女问题上明确以通达的态度提出进步的主张，体现其时部分思想开明的士大夫在阶级鸿沟和性别权力方面的通融态度。如他对奴婢的遭遇予以深切的同情，“奴婢亦人子也，彼岂生而下贱哉?亦不幸耳”。且举出历史上出于奴身而具有突出才干和贡献的诸多例子，以力辩“天固不以族类限人矣，而人顾苛责此辈，至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²¹⁾?谢肇膌具有这样的主张，或与其自身生活经历有关，他时有诗作寄予几位深得信赖的家内侍儿⁽²²⁾，字里行间透出的真情诚非虚文可具。此外，他主张“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亦择夫矣”⁽²³⁾，即认可妇女具有再嫁的权利，尽管将夫妇结合比之于“委禽从人”则再明显不过地表露出夫主妇从的传统观念在谢肇膌心中未有动摇。但毕竟他已经认识到妇女的辞章才能，并主张给予公开的肯定，表现在反对“史乘所载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临难捐躯者，其他一切不录”的传统认可模式，因之实为“薄责缙绅而厚望荆布”，故赞同于“节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文章，稍足脍炙人口者咸著于编，即鱼玄机、薛涛之徒亦可传也，而况文姬乎”⁽²⁴⁾?他在诗作中有所褒扬的侍儿桃叶即能书能弈，料想在主仆相伴的三十年中，桃叶之才情必予谢肇膌深刻印象。

二、宦游历闻

谢肇膌在浙江、山东、南直隶与京师都有过任官经历，他对这些地方的风物人情感同身受，付诸笔端而记载生动，是弥足珍贵的晚明世人异地生活见闻实录。如他目见耳闻的南北方生活细节方面的差异，在建筑方面:

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南人有无墙之室，北人不能为也;北人有无柱之室，南人不能为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楼，行于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万斛之窖，藏于地中。⁽²⁵⁾

在饮食爱好方面:

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鸡、虾蟆，其实一类。闽有龙虱者，飞水田中，与灶虫分毫无别。又有泥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燕齐之人，食蝎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门人家取草虫有子者，黄色入馔。余诧之，归语从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缙绅中尤雅嗜之。”然余终不敢食也。则蛮方有食毛虫、蜜唧者，又何足怪?⁽²⁶⁾

还有在墓祭方式上，南北的差别都是非常明显的: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当时使有善歌者，歌白乐天《寒食行》，作变征之声，坐客未有不堕泪者。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暮，睩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夫墓祭已非古，而况以蒿凄怆之地为谑浪酩酊之资乎?⁽²⁷⁾

早期任职的山东东昌府，其地饮水之劣与民生之艰给谢肇膌留下了深刻印象:

轻水之人多秃与瘿，重水之人多肿与頢，甘水之人多好与美，辛水之人多疽与瘞，苦水之人多与偻。余行天下，见溪水之人多清，卤水之人多戆，险水之人多瘿，苦水之人多痞，甘水之人多寿。滕峄、南阳、易州之人，饮山水者无不患瘿，惟自凿井饮则无患。山东东、兖沿海诸州县，井泉皆苦，其地多硷，饮之久则患痞，惟不食面及饮河水则无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东郡久。东郡近郭诸泉皆苦，衙斋中至无一草一木，即折杨柳种之亦皆不活，所谓不毛之地也。每雨过日晒，土花矗起如白盐者无数，市上面饼皆苦水所发，食之，即饮井泉，无不生痞矣。彼中婴儿殇于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尤不惯此，动罹其祸，不可救药也。⁽²⁸⁾

南都的山水风光显然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美好印象，他对这段时间的愉快生活经历难以忘怀:

余承乏留都比部，留都三法司省寺独在太平门外，左钟山而右玄武湖，出门，太平堤逶迤二里许，春花、夏鸟、秋月、冬雪，四时景光皆足娱人，缓辔徐行，晨入酉出，啸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职，方徙北水部，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追思曩者，闲心乐地讵可复得?故今宦者谓留都为仙吏，而留都诸曹中，司寇之属尤为神仙也，然不可为巧宦者道也。⁽²⁹⁾

虽然身处金陵秦淮歌舞之地，士人常有江山兴亡变换之感思，但谢肇膌对此历史思绪极为豁达，足证南都景色之秀美与都市之繁华，使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于游人、歌妓哉?六朝以盘乐亡，而东汉以节义、宋人以理学，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足妆点太平，良胜悲苦呻吟之声也。⁽³⁰⁾

当然，他也注意到，在晚明时期金陵城市规模扩展的同时，官府在规置城市街道用地方面所面临的难题:

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此亦必然之势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后，余地自多，弈世承平，户口数倍，岂能于屋上架屋，必蚕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爱此无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攘攘也?近来一二为政者苦欲复当时只故基，民居、官署概欲拆毁，使流离载道，瓦砾极目，不祥之兆莫大焉。⁽³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以经济发达、城市繁华著称全国的苏州，并不为谢肇膌所喜。他对晚明苏州风气与人文的批评是相当露白的。如他讽刺苏州人祭灶神这一传统的动机过于功利: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谓灶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恶奏于天也。至是日，妇人女子多持斋。余于戊子岁，以二十五日至姑苏，苏人家家烧楮陌茹素，无论男妇皆然，问其故，曰:“昨夜灶神所奏善恶，今日天曹遣所由复核耳。”余笑谓:“古人媚灶之意不过如此。然不修行于平日而持素于一旦，灶可欺乎?天可欺乎?”⁽³²⁾

虽然他认识到苏州百姓趋利之风有其现实因素的驱使，即有明以来的重赋压力使得本地百姓必须设法谋利以自适: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其人亦生而辩晰，即穷巷下亻庸，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³³⁾

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对苏州尚利之风所持的否定态度:

姑苏虽霸国之余习，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儇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为拙也。⁽³⁴⁾

这样严厉批评的动机不得而知，但谢肇膌笔下的吴民不脱博利愚诈形象的程式，如他描述吴民斗蟋蟀的场面:

三吴有斗促织之戏，然极无谓。斗之有场，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两家审视数四，然后登场决赌，左右袒者各从其耦。其赌在高架之上，只为首二人得见胜负，其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输直至于千百不悔，甚可笑也。⁽³⁵⁾

在京师宦居期间，谢肇膌对景观人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南人北居，首先给予他异觉的是气候和物候的差别:

暑视寒为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也，但多时耳。余在京师数年，每至五六月其暑甚于南中，然一交秋即有凉色。闽、广从五月至八月凡百余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凉风，非如燕京六月彻夜烦热也。⁽³⁶⁾

南北方人初至异地的不适，他深有感触:

边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即为冰者;五岭炎暑之地，有衣物经冬不晒晾即霉湿者，天地气候不齐乃尔。然南人尚有至北，北人入南非虐即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而患尘，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湿。尘之污物，素衣为缁;湿之中人，强体成眜。然湿犹可避，而风尘一至，天地无所容其身，故释氏以世界为尘，讵知江南有不尘之国乎。⁽³⁷⁾

京师自是繁华，如街市中所有的幻戏表演，很是开阔了他的眼界:

幻戏虽小术，亦自可喜。余所见，有开顷刻花者，以莲子投温汤中，食顷即生芽舒叶，又食顷，生莲花如酒盏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鱼其中，拨刺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儿腹种瓜，顷刻结小瓜，剖之皆可食。又有以利刃二尺许，插入口，复抽出。又有仰卧，以足承梯，倚空而不仆，一小儿穿梯以升，直至其巅，观者毛发洒沥，至于舞竿走绳，特其平平者耳。长安丐者，有犬戏、猴戏，近有鼠戏，鼠至顽，非可教者，不知何以习之至是?余庚戌在京师，见戏者笼一小雀，中置小骨牌，仅寸许，击小锣一声，雀以口啄其机门，便自开，令取天牌则衔六六出，取地牌则衔么么出，其应如响，观毕，复击锣一声，雀入而门自闭。《辍耕录》载弄虾蟆者亦然。噫!亦异矣。⁽³⁸⁾

但在京师供职刑、工二部期间，谢肇膌对京师居住环境之差深为不满:

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³⁹⁾

尤其是京师的溷所，处理不妥，极易引发传染和病变:

但江南作厕，皆以与农夫交易。江北无水田，故粪无所用，俟其地上干，然后和土以溉田。京师则停沟中，俟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又何如奏厕之便乎?⁽⁴⁰⁾

京师民风以及人口结构方面的鲜明特色，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是谢肇膌深自感慨的事项之一: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变，良不虚也。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坚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⁴¹⁾

其中所提的京师乞丐众多，显而易见已是不可忽视的社会乱象，谢肇膌对此描述十分生动:

京师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裤，不数掷，倮呼道侧矣。荒年饥岁，则自北而南，至于景州，数百里间连臂相枕，盖无恒产之所致也。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秸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之极者，至窖乾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计一年冻死、毒死不下数千，而丐之多如故也。⁽⁴²⁾

当然，谢肇膌在京师生活中并非只对下层社会群体进行观察，他身为供职六部的中级官员，能够有机会体察京官群体生活方式的变迁。如晚明时期京官及进士的出行方式，相较明开国初期就有了明显的不同: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马，宰相亦然。政和间亦雨雪泥滑，特许暂乘轿，自渡江后俱乘轿矣，盖江南轿多马少故也。国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骑也，其后因马不便，以小肩舆代之，至近日遂无复乘马者矣。晋江李公为宗伯时严禁之，然终以不便，未久即复故。盖乘马不惟雇马，且雇控马持杌者，反费于肩舆，不但劳逸之殊已也。

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正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余以万历壬辰登第，其时郎署及诸进士皆骑也，遇大风雨时，间有乘舆者，迄今仅二十年，而乘马者虽绝迹矣，亦人情之所趋。且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⁴³⁾

由马而轿的改变，反映出晚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并不以官府程令为依据，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晚明乘轿之风，并非奢华一词即可定性，简繁自现且衣食系之者在在有众，出行方式之变迁自有其适于民生的合理性，生活之变实为时代之变、社会之变。

三、乡梓存忆

谢肇膌虽然出生于钱塘，但他对乡梓之地福建的感情是无可替代的。司理吴兴时，曾与邓汝高合作为闽省前辈郑继之校订付梓诗集，并为之作序⁽⁴⁴⁾，体现其对乡邦先贤的一片心意。在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条件进行比较后，他将闽中置于乐土之列:

燕、齐萧条，秦、晋近边，吴、越狡狯，百粤瘴疠，江右蠲瘠，荆、楚訰悍，惟有金陵、东瓯及吾闽中尚称乐土，不但人情风俗，文质适宜，亦且山川丘壑足以娱老，菟裘之计，非蒋山之麓则天台之侧，非武夷之亭则会稽之穴矣。⁽⁴⁵⁾

同时对闽省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在书中动辄便于记载，如关于闽中偶尔一至的大雪，他的印象极为深刻:

闽中无雪，然间十余年亦一有之，则稚子里儿奔走狂喜，以为未始见也。余忆万历乙酉二月初旬，天气陡寒，家中集诸弟妹，构火炙蛎房豼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数刻，地下深几六七寸，童儿争聚为鸟兽，置盆中戏乐，故老云:“数十年未之见也。”至岭南则绝无矣。⁽⁴⁶⁾

又如闽中过新年时的种种习俗:

元旦……闽中俗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宝”，则古人唤“如愿”之意也。⁽⁴⁷⁾

他喜爱在上元节时观赏故乡的灯市，对官府出于防火的考虑所下的禁令极为惋惜:

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谓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灯者，至十三则家家灯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儿童即连臂喧呼，谓“求饶灯”，大约至二十二夜始息。盖天下有五夜，而闽有十夜也。大家妇女肩舆出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贫者步行而已。余总角时，所见犹极华丽，至万历乙酉春，不戒于火，延烧千余家，于是有司禁之，彩棚、鳌山渐渐减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灾自有天数，而士女游观亦足占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⁴⁸⁾

当然，对闽省中的一些陋习，如“尽价”之叠讼、邪神治瘟等现象，他也予以披露:

俗卖产业与人，数年之后辄求足其直，谓之“尽价”，至再至三，形之词讼，此最薄恶之风，而闽中尤甚。官府不知，动以为卖者贫而买者富，每讼辄为断给。不知争讼之家，贫富不甚相远，若富室有势力者，岂能讼之乎?吾尝见百金之产，后来所足之价，反逾其原直者。余一族兄，于余未生之时，鬻田于先大夫，至余当户犹索尽不休，此真可笑事也。⁽⁴⁹⁾

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灵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余在乡间夜行，遇之辄径行不顾。友人醉者至，随而歌舞之，然亦卒无恙也。⁽⁵⁰⁾

此外，福建某些地方存在一些异于常理之事，如僧道蓄发并育家人之情形:

天下僧惟凤阳一郡饮酒、食肉、娶妻，无别于凡民而无差役之累。相传太祖汤沐地，以此优恤之也。至吾闽之邵武、汀州，僧道则皆公然蓄发、长育妻子矣。寺僧数百，惟当户者一人削发，以便于入宫门，其它杂处四民之中，莫能辨也。⁽⁵¹⁾

亦予以记载，因为当地人述当地事，较为可信，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合理想象晚明福建日常生活世界的框架。

四、居常生活

谢肇膌半生游宦居外，格外珍视与家人的感情联系。他出生于钱塘，自幼随父宦居湖广，“九岁无母，以父为母;十二无傅，以父为傅”。年十四随父返里继续读书，此后直至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出仕，除去进京赴考的时日，绝大部分时间是伴随父亲度过的。湖州司理任中，谢肇膌曾将父亲“迎养于官舍，日出坐堂皇，有所鞫讯，夜必告之严君”⁽⁵²⁾，但总体而言父子聚少离多。谢肇膌年届四十时，慈父见背，他感叹:“哀哀吾父，生儿成儿，及儿有成，胡中道而弃之?”⁽⁵³⁾悲痛之余，庆幸自己及时赶回家中陪送父亲走完最后的生命历程，“使不孝肇膌迟两阅月归，或归少蚤而复以之官行，则生死两地，不获一诀，终天之恨，可忍言哉?以十数载之离而忽聚，聚四十有五日而遽失之”⁽⁵⁴⁾。谢肇膌对早卒的嫡母高氏、生母赵氏常怀想念，每“遇讳辰，则絮泣孺慕，而恤其舅氏，至老不衰”。而待继嫡母徐氏则“自龆龀以至腰犀，无一日不色养”⁽⁵⁵⁾，自己身将殁于萍乡官舍时，“惟以不获与徐太淑人执手永诀为恨”⁽⁵⁶⁾。谢肇膌有二弟三妹，当父丧之日，次弟年甫十六，季弟仅只十龄，而幼妹尚在襁褓之中，他“抚二庶弟肇湘、肇澍，无离里之隔，延师训迪，不遗余力”。并将亲亲之义推及于早失父怙的两位堂妹，“皆为治奁嫁名族，通其有无，不异同生二女弟也者”⁽⁵⁷⁾。谢肇膌十九岁时娶妻郑氏，与其生有二子，均不育，这是其生前一再遭受丧子失女伤痛的开始⁽⁵⁸⁾，结缡五年后与其天人永隔，续娶黄氏，与之育有一女，其余长大成人的五子二女出自林、陈、高姓三位侧室，谢肇膌曾以不小的篇幅臧否历朝妒妇⁽⁵⁹⁾，想来以其阅历之广，闻于耳而睹之目，触感而发。他重视教育，当意识到粤西之地文化风俗环境不利于子女的成长时，在广西按察使任上送二子回乡，此时距其身殁不到两年时间了⁽⁶⁰⁾。

万历十三年(1585)，王世懋督学闽省，赞赏肇膌文采，将其拔置首名，两年后顾大典提学福建试士，再将肇膌列为第一。所以尽管他不认可晚明时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师道凌替现象:

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至于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无造就之素也，当道之荐扬，甄别之故事耳，无陶铸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举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时受业之师，富贵之日非但忘其恩，并且忘其人矣。⁽⁶¹⁾

但他对这两位不吝拔擢自己的座师始终心怀感念⁽⁶²⁾。

谢肇膌重视友朋，“夫士君子处世，而无一二知己之人可托死生急难者，则又安用此生为矣”⁽⁶³⁾?他分析世道不古，“至今日而死友无论，即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绝响矣”的原因，认为“今友谊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择也”⁽⁶⁴⁾。谈到择友之要，则应“于同塾、同游等辈之中，观其行事、心术灼然无疑者，而后以心许之，勿为形迹所拘，勿为谗毁所，勿为富贵贫贱所移，则庶乎古人之所谓友矣”⁽⁶⁵⁾。肇膌与继嫡母徐氏二弟徐(趀)、徐(火勃)相识有年，交情甚好，与长女翁父曹学亦为至交，此三位闽中同乡堪称其古友，此外与姑苏名士王登⁽⁶⁶⁾、同年钟惺亦时有唱和。谢肇膌性不孤僻，乐与文友同仁结社切磋，在首上春官不第返里读书期间即与友人结社赋诗，曾参加公安派在京城倡立的葡萄诗社⁽⁶⁷⁾，当然与闽中诗坛同仁的结社最多，如在其诗文集中留有记载的有红云社、泊台社、春社⁽⁶⁸⁾，此外他与被视为晚明闽中诗派中坚的一干好友亦有较多的非固定集会。

谢肇膌主张简适、清朴的日常生活。他在《五杂组》中对饮酒之人极尽揶揄:

人不饮酒，便有数分地位。志虑之昏，一也;不废时失事，二也;不失言败度，三也。余尝见醇谨之士，酒后变为狂妄，勤渠力作因醉失其职业者，众矣，况于丑态备极，为妻孥所姗笑，亲识所畏恶者哉?⁽⁶⁹⁾

且十分反感社会上盛行的精食豪宴之风，认为偶一为之尚可，若是习以为常，则无益于示范子孙，且折己之福:

……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此以明得意、示豪举则可矣，习以为常，不惟开子孙骄溢之门，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孟子所谓“饮食之人则人贱之”者，此之谓也。⁽⁷⁰⁾

在晚明社会中，富民豪绅为追求口腹之欲而无所不用其极，有些非时应做的举动是谢肇膌无法认同的:

京师隆冬有黄芽菜、韭黄，盖富室地窖火炕中所成，贫民不能办也。今大内进御每以非时之物为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谓二月中旬进瓜，不足道也。其他花果，无时无之，盖置炕中，温火逼之使然。然经年，树即枯死，盖其气为火所伤故也。至于宰杀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夫以供至尊犹之可也，而巨王当富戚转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为意，不知此辈何福消受?死后当即堕畜生道中，受此业报耳。⁽⁷¹⁾

他具有明显的等次观念，并不反对皇家在饮食上的超规格享受，但对内官和富戚的效尤行径深恶痛绝，乃至不惜以果报之说痛斥而后快。当时人们崇尚的补物人参，在他看来是言过其实:

参在本地，价甚不高，中国人转市之，度山海诸关纳税，而上之人求索无穷，近加以内监高淮，每一檄取，动以数百斤计，故数年以来，佳者绝不至京师，其中上者亦几于白镪同价矣。王荆公有言:“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今深山荒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药物为何事，而强壮寿考，不闻疾病，惟富贵膏粱之家子弟、妇人，起居无节，食息不调，而辄恃参、术之功，远求贵售，若不可须臾离者，卒之病殇夭札相继不绝，亦何益之有哉?⁽⁷²⁾

并对富家动息无节却恃参壮体的行为进行了直接的批评。同时，对当时所流行的一些非主流饮食取向，比如食胞衣，表示了公开的质疑和讽刺:

桂州妇人生子，辄取其衣胞洗净细切，五味调和，烹之以享亲友。此夷俗也，然余习见富贵之家取紫河车为丸，千钱一具，皆密令稳婆盗出，血肉腥秽，以为至宝，不亦可怪之甚耶?

紫河车，欲得首胎生男者为佳。相传胞衣为人取去，儿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妪如防盗，然而妪贪厚利，百计潜易以出，其功不过壮阳道、滋气血而已，而忍于贼人之子。噫!媪不足责也，富贵之人亦独何心哉?⁽⁷³⁾

秉执“人生饭粗粝，衣毡毳皆可耐，惟无水烹茶殊不可耐”⁽⁷⁴⁾之义的谢肇膌，对于饮茶之水的优劣颇有心得:

《茶经》云:“水品，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此自是定论。然山水须乳泉缓流者，又须近人村落者，若深山穷谷之中，恐有瘴雾、毒蛇，不利于人，即无毒者亦能令人发虐，盖其气味与五脏不相习也，奔湍急濑，久饮能令人瘿。井水亦有绝佳者，不亚山泉。大约江水以甘胜，井水以冽胜，山水则兼甘与冽而有之者也。⁽⁷⁵⁾

他在书中对雨水、雪水、江河湖海水泡茶之利弊进行专门分析，并对全国数处泉水的优劣进行了评点。

登山是谢肇膌生平极喜爱的乐事，常行不辍⁽⁷⁶⁾，其中以万历三十九年(1611)八月底九月初所登闽省之方广岩为最险，具体行程载于自撰游记⁽⁷⁷⁾，事后亦不免后怕:

平生游山，所历当以方广岩、灵羊谷为第一险。仰倚绝壁，下临无际，既无藤葛可攀，途仅尺许，而又外倾，且为水簾所喷，崎岖苔滑，就其傍睨之，胆已落矣。余与诸友奴仆六七人，仅一小奴过之，然几不能返，面无人色矣。武夷折笋，余少时登之，殊不为意，盖梯干甚伟，险处又有铁可攀，自不至失足耳。但既过险，龙脊上甚难行，亦强弩之末也。⁽⁷⁸⁾

当然非险之山亦非平地，意料之外的失足也是有的，这经历给予谢肇膌深刻的祸福体悟:

余游四方名山，无险不届，并未失足。壬子秋过吕亭驿一板桥，去地二丈余，中道而折，四舆人及余皆殒地，其不为騡粉者，以下皆积沙也。始知人不阝贵于山而阝贵于垤，祸每生于所忽也。⁽⁷⁹⁾

他从数次登山的切身经历中总结出一些颇为实在的注意事项:

游山不藉仕宦，则厨传舆之费无所出，而仕宦游山又极不便。侍从既多，不得自如，一也;供亿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声既杀风景，冠裳之体复难袒跣，三也。舆人从者，惮于远涉;羽士僧众，但欲速了。山佥鞻之道，恐舁夫之谇语;奇绝之景，惧后来之开端。相率导引于常所经行而止，至于妙踪胜赏，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游山者须藉同调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适。一境在旁，勿便错过;一步未了，莫惮向前。宁缓毋速，宁困毋逸，宁到头而无所得，毋中道而生厌怠。携友勿太多，多则意趣不同;资粮勿太悭，悭则意兴中败。勤干见解之奴，常鼓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时借其力。勿偕酒人，勿携孱伴。每到境界，切须领略;时置笔砚，以备遗忘。此游山之大都也。⁽⁸⁰⁾

乐于登山，频有心得，说明谢肇膌不是只晓诗书而不勤练体的羸弱士人，加之不尚豪饮的生活取向，他的盛年而逝显然并不似同时期诸多士人般逾度纵乐所致。

晚明时期，造园之风在宦绅间十分流行，谢肇膌对此并不积极，他也治有家圃，但多为随性所至而随宜就便，究其原因，一是物力所限，二则看淡在日享受:

……余谓富贵之家，修饰园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树怪石，穷极志愿而后已，其得之也既难，则其临终之时，必然留连眷恋而惧子孙之不能守也。岂知子孙之贤不肖，志趣迥别，即千言万语，安能禁其不与人哉?况富贵权力一旦属之他人，有欲不与人而不可得者，其为惑滋甚矣。余治小圃，不费难得之物，每每山行，遇道旁石有姿态者，即觅人舁归，错置卉竹间，久而杂沓，亦觉有郊穅间趣。盖不惟无财可办，亦使他日易于敕断，不作爱想也。⁽⁸¹⁾

虽是如此，但无疑他是喜欢花草竹木的，如种竹，他从种竹过程中认识到栽竹忌密的道理，后从《避暑录》中看到相同的记载，以后“凡遇其开花，急尽伐去，但留其根，至明春则复发矣”⁽⁸²⁾。赏花也是他乐而为之的活动，历数生平赏花经历，其中有两次回忆令谢肇膌最为难忘:

人生看花，情景和畅，穷极耳目，百年之中能有几时?余忆司理东郡时，在曹南一诸生家观牡丹，园可五十余亩，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色夺目，主人雅歌投壶，任客所适，不复以宾主俗礼相訬，夜复皓月，照耀如同白昼，欢呼谑浪，达旦始归，衣上余香经数日犹不散也。又十余年，在长安一勋戚家看菊，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间色成列，凡数百本，末皆齐正如一，无复高下参差，左右顾盼，若一幅霞笺然，既而移觞中堂，以及曲房夹室、回廊耳舍无不若是者，娈童歌舞委蛇其中，兼以名画古器、琴瑟图书纵横错陈，不行觞政，不谈俗事，虽在画栏朱拱之内，萧然有东篱南山之致。盖生平看花极乐境界，不过此二度耳。居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梦寐中也。⁽⁸³⁾

这样畅快的赏花经历之所以少，他认为是各种促成因素很难凑齐所致:

得胜花者未必有胜地，得胜地者未必有胜时，得胜时者未必有胜情，得胜情者未必有胜友。雕栏画栋，委巷村廛，非地也;凄风苦雨，炎昼晦夜，非时也;宦情生计，愁怀病体，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后择花友，偕花友然后谋花地，定花地然后候花时，庶几岁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⁸⁴⁾

胜地难再而胜时难逢，至于胜人和胜情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因之谢肇膌对两次酣快的赏花经历常忆脑海而经久不忘。

谢肇膌在生活中的消费唯重实用。如置办砚台时，并不求其尚时，这与当时诸多择砚者的尚时非实态度形成反差:

今之端砚，池皆如线，无受水处，亦无蓄墨渖处，其傍必置笔池，若大书必置碗盛墨，亦颇不便。间有斗槽者，便为减价。此但论工拙耳，非择砚者也。余蓄砚多，择有池者，吾取其适用耳，岂以卖砚为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砚，必取玉斗样，每曰:“砚石无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与余同好者。⁽⁸⁵⁾

他的实用主张表现在读书生活中，则是反对夜间过于勤读不息:

夜读书不可过子时，盖人当是时诸血归心，一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余尝见人勤读，有彻夜至呕血者，余尝笑之。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⁸⁶⁾

谢肇膌年二十六便登进士，功名之至实非刻难，这使他能够以相对平和的心态来客观看待读书功名之事。他并不崇奉传统小农式“吃大苦”、“耐大劳”的思维和行为，这不是一般落拓士人所能够拥有的成熟心态，字里行间隐隐显露出对自身才学禀赋的自信与自得。谢肇膌本人认识到逾度思虑对文人身体健康的伤害:(www.daowen.com)

思虑之害人，甚于酒色。富贵之家多以酒色伤生，贤智之士多以思虑损寿。思虑多则心火上炎，火炎则肾水下涸，心肾不交，人理绝矣。故文人多无子，亦多不寿，职是故也。然而不能自克，何也?彼其所重有甚于子与寿也。⁽⁸⁷⁾

同时也看到高寿之人以“其心澹然，无所营求，故能培寿命之源”，但并没有就此专事静息而无所动营，“读书穷理，老当不倦，若徒贸贸玩盚，寿若彭、聃，何益之有”⁽⁸⁸⁾?谢肇膌才锋敏锐，禀赋天成，但若非筞筞经年，有初克终，不可能以五十八之寿完成二十余种之多的著述。他的阅读量之大，以《五杂组》一书的征引文献数量可窥一斑⁽⁸⁹⁾，且性好藏书，不拘一类，“自六经子史，以至象胥、稗虞、方言、地志、农圃、医卜之书，无所不蓄”⁽⁹⁰⁾。由此，他总结出热衷藏书之人本末倒置的三种表现:

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苩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腳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筞筞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⁹¹⁾

这些心得，抑或是谢肇膌对自身“锐意搜罗、不施批点”⁽⁹²⁾的察觉和警诫，可见其自我期许之高和约束之严格。

谢肇膌的宗教态度并不明显，但他对晚明时期流行于士绅间的佛教显然并无好感，如他并不认同佛家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之说: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惧?即死而有报应，不过善恶两途。善自可为，恶自不可为，何必计较报应?譬如奸盗诈伪，即律所不禁，良民不为也。惧死而修生，惑矣;惧来生而修今生，益惑矣。⁽⁹³⁾

释氏轮回之说所以劝世之为善也，而有不足取信者，何也?不论修行与否，但欲崇奉其教，则世岂无诋佛之君子而持经茹素之穷凶极恶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后之忏悔太易，当其生则一物一命锱铢报应，而及其死则弥天大罪一忏即消。愚民且自以为无所逃于生前，而妄冀不必然于身后，何惮而不为恶?二也。大君子之为善，原不为身后计也，至于小人，虽宪典火烈，杀人奸盗犹不绝踵，而况地狱之眇茫乎?至于回头即岸之说，大盗巨驵以此自文者多矣。惟圣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噫!何其简而易行也。⁽⁹⁴⁾

使今世之富贵贫贱皆由前生之修否乎，则富贵而骄侈淫虐、怙权乱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修，何遽堕落至是也?贫贱之士修身立名，不朽于后世者多矣，其所得与一时富贵孰多?前生不修，能致是乎?夫士贵自立，即今生之富贵贫贱不必论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来世之富贵，其志识卑陋亦可哀矣。⁽⁹⁵⁾

同时对禄命与堪舆之术也毫不相信:

世间最不足信者，禄命与堪舆二家耳，盖其取验皆在十数年之后，任意褒贬，以自神其术，而世人喜谀觊福，往往堕其术中而深信之。余尝见此二家，有名倾华夏而术百无一中者，大率因人贵后而追论起禄命，因家盛后而推求其先茔，意之不得则强为之解，以求合其富贵之故。甚矣!人之惑也。⁽⁹⁶⁾

非惟如此，他还以亲身经历力证命理术数之说的荒诞不足信:

余尝以破日娶妾矣，不逾年而得雄;尝以月忌上官矣，不数载而迁;尝以天贼日解水衡钱万缗矣，而卒无恙;尝以空亡日出行莅任矣，而诸事尽遂，其余小事不可胜纪，故谓阴阳历日可尽废也。⁽⁹⁷⁾

西僧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今占候家时多不正，至于选择吉时，作事临期，但以臆断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测，阴夜之时所凭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于山村中无漏可考哉?故知兴作及推禄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于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风雪中，禁漏无声，行人断绝，安能定其为何时?余固不信禄命者，付之而已。⁽⁹⁸⁾

木工于竖造之日，以木签作厌胜之术，祸福如响，江南人最信之，其于工师不敢忤。历见诸家败亡之后拆屋，梁上必有所见，如说听所载，则三吴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不如木工之神也。然余从来不信，亦无祸福。家有一老木工，当造屋时，戏自诩其能，余诘之曰:“汝既能作凶，亦当能作吉。屋成能令永无鼠患，当倍以十金奉酬。”工谢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则邪无从生。⁽⁹⁹⁾

一个事例或许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对道僧亦颇不以为然:

……万历辛亥九月，在家，侍儿忽病气逆，不可卧，一僧善方者曰:“此气不归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投之久而如故，且吐出原药，僧怖曰:“胃有寒痰，不受药矣，非附子不能下也。”余信且疑。时有良医薛子勉者，家芋江，距城二十里，病且亟，乃飞骑迎之至，诊视，笑曰:“易与耳。”投以苏子、萝卜子、栀子、香附等少许，饮之贴然，且告之故，薛大惊曰:“凡气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死无疑。”僧亦愧服。⁽¹⁰⁰⁾

他对宗教所描绘的身前与身后世界并不向往，所重视的乃是现世的人间:

男子之钱财，不用之济贫乏而用之奉权贵者多矣;妇女之钱财，不用之结亲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难困，权贵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也，则亦何益之有哉?⁽¹⁰¹⁾

……大凡有利于人及理所当为者，孳孳为之，皆德也，不必计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后之有报否也。⁽¹⁰²⁾

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朴素的现实主义关怀，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思想的庚续，考虑到晚明时期整体社会环境中所盛行的顺遂物欲与追求享乐之风气，厕身官宦的他具有这样的思想十分难得。

余论:《五杂组》的生活史资料价值

上文从政事观点、宦游历闻、乡梓存忆、居常生活四个方面简要述及谢肇膌在其著述《五杂组》一书中所反映出的个人生活世界。经由此粗描，一个立体而非平面、丰满而非枯瘦的晚明宦游士人的形象与生活跃然纸端。文以载道，《五杂组》所载并非是官样文章之道，而是作者本人生活中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之道。传世史料中甚少有如笔记这样的体裁，能够有可能向后人提供反映先民真实生活世界的信息。在晚明这样一个风起云涌、动荡激扬的历史时期，作为宦游士人群体中的一员，谢肇膌通过《五杂组》一书留下了个人生活史的几个片段，使得后人得以据此对晚明时期宦游士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合理的想象，甚至是重构一段史实的可能。

谢肇膌《五杂组》行文自然，题材广杂，直抒个人内心胸臆，近乎于实录其思其闻。他将自己的个人生活细节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后人和盘托出，身为官员，他有着官方的基本立场，但对时局不无独立的思考;身为闽人，他喜爱自己的家乡，笔端常带着浓厚的乡梓之情。他在科举中的及时成功，使得他有机会长期在各地宦游，这使得他的生活世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地域内涵。沿着他在《五杂组》一书中所留存下的记录，后人能有机会消融程式化思维固化于脑海的顽强印记，看到遗世独立于晚明欲望时代里的一个或是一群朴茂士人的生活态度。

《五杂组》的另一生活史价值，在于撰主特殊的跨地域生活经历，且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其变化的敏感，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晚明时期社会生活的可观信息。贩夫走卒、普罗大众虽被溢美为历史的创造者，但仅仅是作为一个庞大的数量无声地存在于历史中，他们承担着甚少差别的命运，彼此相似的日常生活在时间的洪流中都毫无例外地被遗忘了。经由士人的笔端，他们的生活终究得以被拥有类似境遇的后辈所管窥与想象、同感与共叹。

作者简介:范莉莉，女，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注释】

(1)冯尔康在概分清人笔记内容时，以《清嘉录》、《乡言解颐》为例，指出二书提供清代苏州、北方生活的历史资料，明确点出笔记的生活史资料价值(见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22页)。这一主旨在常建华《盛清吴中士人生活的写照——清人笔记龚炜〈巢林笔谈〉的生活史资料价值》(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一文中得到充分展现，作者依据笔记研究盛清吴中社会与龚炜的个人生活史，谈出关于笔记资料价值的新认识。

(2)是书分天、地、人、物、事五部，按类考录历代典则故实，所涉内容领富域广，所记之条如新安商与山右商消费之异、闽省地主置田夺地之状、农业新作物番薯入华之径，乃至福建秘密结社活动之述，均业已被广为引征，是研究明后期社会经济状况的上佳史料。谢国祯以此书记载“比较谨慎，且有识见独到之处”(载谢国祯《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推为有关明代风俗书籍中的优者。《五杂组》明代二刻，一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前序后跋;二为有序无跋之别本，后者时间上晚于前者而审校精细不及，东传后，清初有和刻本。因内容有涉晚明辽东边事，有清未见续梓。此后重印，概沿明刻，有如韦馆本、明刻别本两大序列，如韦馆刻本序列有1935年上海中央书店《国学珍本文库》排印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1977年台北伟文出版社排印本、2001年上海书店印晓峰点校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明刻别本序列则有1981年台湾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影印本、2000年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排印本。本文选择2001年上海书店印晓峰点校本，以其内容严格依照初刻本排印。四百余年的刻传过程中，《五杂组》一书题名时有写作《五杂俎》，《千倾堂书目》、《榕城诗话》、《辞海》皆如是，盖以杂俎、杂组二字冠于书名皆有成例，均取种类驳杂之义，表现力相差甚微，最终取决于作者的选择。就本书而言，应写作《五杂组》而不作《五杂俎》，主要依据是卷首李维桢所撰之序，详明阐释书名由来，以“多文而富，故杂而系之组”见之，孰是孰非，自现无疑。此点业经印晓峰于出版说明内指出。

(3)《五杂组》之外，本文亦多所凭借谢肇膌文集《小草斋集》(江中柱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该集融《小草斋文集》28卷(江西省图书馆藏天启刻本28卷，即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5、176册所收《小草斋集》，原为30卷，今阙)、《小草斋诗集》30卷《续集》3卷(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配抄本合成，即为《续修四库全书》第1366、1367册所收福建省图书馆藏万历刻本《小草斋集》30卷、明末刻本《小草斋集续集》3卷)于一书。

(4)目前在谢肇膌研究方面成果称丰的当推陈庆元，他的研究思路体现出鲜明的文献学本位特色，并注重将自己的研究置于福建地域文化的脉络之中。如编有《谢肇膌年表》(《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另有《晚明诗家谢肇膌——兼论〈小草斋集〉的藏传》［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谢肇膌及其著述》(《闽都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谢肇膌著述考》［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同领域的相关研究亦多着力于文学层面的探讨，或从整体论之，如黄玉珊《明代闽中文人谢肇膌及其文学研究》(东海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玉宝《谢肇膌与晚明福建文学》(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或专攻一面，如［美］白亚仁《谢肇膌〈虞初志序〉及其小说集〈麈馀〉》(《文献》1995年第3期)、周艳娟《谢肇膌〈小草斋诗话〉之诗学理论研究》(辅仁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枝忠《谢肇膌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吴依珊《谢肇膌及其〈麈馀〉研究》(成功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海燕《谢肇膌笔记三种考论》［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杨欢欣《谢肇膌的〈小草斋诗话〉研究》(厦门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此外，已有林姿华《谢肇膌方志学研究——以〈滇略〉、〈万历永福县志〉为范围》(高雄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尝试对谢肇膌文学以外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专门研究。

(5)将《五杂组》单列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以蔡景康《〈五杂俎〉研究》［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1996年第2期］为先，文中就《五杂俎》的思想价值进行了初步评估，重点关注有关小说的阐述及所反映的文学观。就版本源流的研究而言，以廖虹虹《谢肇膌〈五杂组〉版本述略》［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最为详备，对历代刊刻的9个版本的源流关系及其变动情况进行梳理。而目前最为全面的研究则为徐青《谢肇膌〈五杂组〉研究》(河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从征引文献入手检视全书取材的内容和方法，是此项研究的突出特色，此外亦用较大篇幅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分述全书内容及其价值。李玉宝《从〈五杂俎〉看晚明士人的心态》(《兰州学刊》2010年第4期)将全书视作分析晚明社会士人心态的材料。

(6)屠隆:《谢在杭诗序》，载谢肇膌《小草斋集·附录一》，江中柱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8页。

(7)据印晓峰点校本所引江西省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小草斋文集》附录所收徐撰《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谢肇膌自万历二十年(1592)成进士，初授湖州府推官任职六年，平调东昌府推官又六年后擢任南京刑部、兵部主事，未几丁父忧归乡家居。服阕后奉调入京，此后十年中先后任职工部屯田司、都水司，职位由主事、员外郎而进郎中，职事之需驻镇张秋、桃丘有年。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河臣秩满擢任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兼佥事，仕宦始显，天启初由滇入桂，四年后卒官于左布政使位。

(8)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印晓峰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70页。

(9)谢肇膌:《护送福藩行记》，载谢肇膌《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卷九，江中柱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10)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五《事部三》，第302页。

(11)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四《事部二》，第284页。

(12)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四《事部二》，第282页。

(13)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天部一》，第16页。

(14)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五《事部三》，第300页。

(15)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74页。

(16)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80页。

(17)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75—76页。

(18)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76页。

(19)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四《事部二》，第294—295页。

(20)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80页。

(21)谢肇膌:《五杂组》卷八《人部四》，第156页。

(22)谢肇膌尝有诗作寄予的侍儿，有桃叶、柳枝、莫愁三人。如寄予桃叶的有《乞巧词寄桃叶侍儿》(载谢肇膌《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卷八，第782页)、《中秋雨寄桃叶侍儿二首》(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卷二七，第1263页)、《六忆诗寄桃叶侍儿》(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卷二七，第1264—1265页)、《武陵送桃叶侍儿南归》(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续集》卷一，第1383页);寄予莫愁的有《怀莫愁侍儿》(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续集》卷一，第1378页)、《癸亥元日示莫愁侍儿》(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续集》卷三，第1436页);寄予柳枝的有《分水送柳枝侍儿南还》(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卷二四，第1208页)。

(23)谢肇膌:《五杂组》卷八《人部四》，第147页。

(24)谢肇膌:《五杂组》卷八《人部四》，第153页。

(25)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71页。

(26)谢肇膌:《五杂组》卷九《物部一》，第184—185页。

(27)谢肇膌:《五杂组》卷二《天部二》，第23页。

(28)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三》，第52页。

(29)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三》，第48页。

(30)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三》，第49页。

(31)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三》，第49页。

(32)谢肇膌:《五杂组》卷二《地部二》，第30页。

(33)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三》，第50页。

(34)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三》，第50页。

(35)谢肇膌:《五杂组》卷九物部一》，第189页。

(36)谢肇膌:《五杂组》卷二天部二》，第26页。

(37)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74—75页。

(38)谢肇膌:《五杂组》卷六《人部二》，第110页。

(39)谢肇膌:《五杂组》卷二《天部二》，第26页。

(40)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一》，第59页。

(41)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一》，第42—43页。

(42)谢肇膌:《五杂组》卷五《人部一》，第95页。

(43)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四《事部二》，第286页。

(44)谢肇膌:《郑继之诗序》，载《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卷四，第70—71页。

(45)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73页。

(46)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天部一》，第15页。

(47)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天部一》，第20页。

(48)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天部一》，第20页。

(49)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79页。

(50)谢肇膌:《五杂组》卷六《人部二》，第122—123页。

(51)谢肇膌:《五杂组》卷八《人部二》，第162页。

(52)徐(火勃):《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载《五杂组》卷末，第350页。

(53)谢肇膌:《祭父文》，载《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卷二六，第525页。

(54)谢肇膌:《先考奉政大夫吉府左长史天池府君行状》，载《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卷一七，第355页。

(55)徐(火勃):《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载《五杂组》卷末，第350页。

(56)曹学亻全:《明通奉大夫广西左方伯武林谢公墓志铭》，载《五杂组》卷末，第345页。

(57)徐(火勃):《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载《五杂组》卷末，第350页。

(58)万历二十三年(1595)，谢肇膌作《哭子》、《哭女八首》(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卷一三，第912—913页)，此子出生十月即殇，此女三龄而没。万历二十七年(1599)，作《得儿女道亡耗二首》(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卷一四，第939页)。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龄女調姐殇，作《殇女志铭》(载《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卷一八，第400—401页)。

(59)谢肇膌:《五杂组》卷8 《人部四》，第147—150页。

(60)谢肇膌本年有诗《壬戌初度病作》(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续集》卷三，第1435页)，诗中有云:“人土两不习，二竖时见殃。况逢羽书急，簿牒堆匡床。”

(61)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四《事部二》，第289页。

(62)谢肇膌对王世懋和顾大典的感念可见其《怀师篇二首》(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卷六，第700—701页)。万历十七年(1589)首上春官不第，返乡途经娄江时往谒王世懋墓。万历二十四年(1596)，谢肇膌在钱塘闻知顾的死讯，作《哭顾道行先生三首》(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卷一九，第1074页)以寄哀思。

(63)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四《事部二》，第290页。

(64)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四《事部二》，第289页。

(65)谢肇膌:《五杂组》卷一四《事部二》，第290页。

(66)万历十六年(1588)十一月，谢肇膌首次赴京赶考途经姑苏，初访王登，此后二十余年未断音信，有诗《题王百尺牍跋》(载《小草斋集·小草斋诗集》卷二四，第494页)为证。

(67)谢肇膌参与葡萄社活动，有袁宏道《崇国寺葡萄园集黄平倩、钟君威、谢在杭、方子公、伯修、小修剧饮》(载袁宏道《瓶花斋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2页)诗为证，事当万历二十七年(1599)肇膌赴京候新职期间。八年后袁宏道有诗《与谢在杭》(载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五，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6—1597页)再忆此事。

(68)万历三十六年(1608)，谢肇膌丁父忧居家，与友徐兴公、马等结成红云社，社中诸子倡为餐荔会，肇膌作《餐荔约》(载《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卷二七，第544—545页)记之。万历三十九年(1611)，结有泊台社，撰《泊台社集记》(载《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卷一○，第229页)。万历四十四年(1616)，与侨寓三山的姑苏俞羡长诸君结春社长日游集，有《春社篇序》(载《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卷五，第100页)记之。

(69)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一《物部三》，第214页。

(70)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一《物部三》，第217页。

(71)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一《物部三》，第223页。

(72)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一《物部三》，第230页。

(73)谢肇膌:《五杂组》卷五《人部一》，第91—92页。

(74)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一》，第53页。

(75)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一》，第53页。

(76)谢肇膌登游之山，大略有鼓山、乌石山、九仙山、道场山、岘山、牛首山、黄山、泰山、峄山、太姥山、霍童山、武夷山、叠彩山等等。其登览桂林北畔的叠彩山时年届五十六。

(77)谢肇膌:《游方广岩记》，载《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卷9，第190—191页。

(78)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62页。

(79)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63页。

(80)谢肇膌:《五杂组》卷四《地部二》，第67页。

(81)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一》，第51页。

(82)谢肇膌:《五杂组》卷一○《物部二》，第198页。

(83)谢肇膌:《五杂组》卷一○《物部二》，第206页。

(84)谢肇膌:《五杂组》卷一○《物部二》，第206—207页。

(85)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二《物部四》，第236页。

(86)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三《事部一》，第260页。

(87)谢肇膌:《五杂组》卷五《人部一》，第93页。

(88)谢肇膌:《五杂组》卷五《人部一》，第93页。

(89)据徐青统计，谢肇膌在《五杂组》中征引经史子集各部文献多达325种，以子部文献占到全部征引文献的六成，其中明确标明卷数的文献，其总数达9373卷、959篇、340回。具体数据参照其《谢肇膌〈五杂组〉研究》一文第二章《〈五杂组〉的取材来源及其征引原则》。

(90)徐(火勃):《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载《五杂组》卷末，第350页。

(91)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三《事部一》，第263页。

(92)徐(火勃):《徐氏笔精》卷六“藏书”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6册，子部第162册杂家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51页。

(93)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五《事部三》，第307页。

(94)谢肇膌:《五杂组》卷八《人部四》，第158页。

(95)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五《事部三》，第307页。

(96)谢肇膌:《五杂组》卷六《人部二》，第108页。

(97)谢肇膌:《五杂组》卷二《天部二》，第34—35页。

(98)谢肇膌:《五杂组》卷二《天部二》，第38页。

(99)谢肇膌:《五杂组》卷六《人部二》，第112页。

(100)谢肇膌:《五杂组》卷五《人部一》，第104页。

(101)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五《事部三》，第305页。

(102)谢肇膌:《五杂组》卷一五《事部三》，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