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在上海的遗老生活(1911—1931)——以《郑孝胥日记》为中心

郑孝胥在上海的遗老生活(1911—1931)——以《郑孝胥日记》为中心⁽¹⁾

张笑川

［摘要］郑孝胥(1860—1938)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前的主张维新的政治活动家时期、辛亥以后至1931年的上海遗老时期和1932年至1938年任职伪满洲国时期。本文以《郑孝胥日记》为中心，梳理郑孝胥辛亥以后至1931年在上海的20年遗老生活。从《日记》可见，辛亥后郑孝胥在经历8个月的蛰伏生活后，广泛参与了上海遗老圈的众多活动。他一方面通过任职商务印书馆，卖字，投资实业、地产、股票、国债等经营活动，获得优越的经济基础。一方面通过组织读经会，参与一元会、消寒会等遗老组织，成为上海遗老圈中的重要人物。郑孝胥在上海的遗老生活，既体现了上海遗老圈的共同特征，也展现了郑孝胥的个性。海上遗老时期的所思所想，为我们理解其1932年后的道路选择提供了线索。

［关键词］郑孝胥;上海;遗老圈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之际，往往会出现大量敌视新朝、依然奉前朝正朔的“遗民”群体。辛亥鼎革以后，民国社会上也曾存在大量的“清遗民”。熊月之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是寻常事，遗老遗少也多得很，但清末民初租界遗老，人数之多，影响之大，现象之奇特，则是绝无仅有的，这在文化史、社会史上，都有深入研究的价值。”⁽²⁾可见，与此前历代遗民相比，清遗民研究蕴涵更丰富的内涵。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群体却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忽视。

进入21世纪以后，清遗民研究的相关论著逐渐增多起来，这既体现了学术思潮的转换和学术视野的拓宽，也预示着“清遗民”研究将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³⁾。其中，2009年出版的林志宏和周明之的两部专著，分别从政治文化转型和文化危机的视角对清遗民进行研究，代表了目前从文化史、社会史角度开展清遗民研究的最新成果⁽⁴⁾。这两部著作虽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都将全面概括清遗民的群体特征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清遗老的日常生活世界并非二者的关注重点。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时期著名遗老——郑孝胥——在上海的遗老生活的细致描述，从个案的角度，展现清遗老日常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探索清遗老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⁵⁾。

郑孝胥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前为第一阶段，此期郑孝胥的主要角色是诗人和主张维新的政治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的20年为第二阶段，此期的郑孝胥是一名前清遗老，虽然后期开始北上京津追随溥仪小朝廷，但活动一直以上海的海藏楼为中心; 1932年至1938年的7年为第三阶段，此期郑孝胥为伪满洲国大臣，公开走向了“汉奸”“国贼”的道路⁽⁶⁾。相对来说，对于郑孝胥人生第一阶段的研究起步较早，较为深入，第二、三阶段的研究则起步较晚，研究相对薄弱⁽⁷⁾。本文聚焦于郑孝胥人生的第二阶段，目的在于通过对郑孝胥上海20年遗老生活的梳理，一方面为全面理解郑孝胥的人生轨迹提供基础，一方面亦想以郑孝胥为个案，展现民国时期上海清遗民的日常生活。

郑孝胥人生的第二阶段，即1911年至1931年这20年，前后生活轨迹略有变化。前期，即自1911年辛亥革命起至1924年，共12年，郑孝胥一直在上海的海藏楼作寓公，过着平静的遗老生活时期。后期，自1924年1月逊帝宣统接见郑孝胥开始，郑孝胥开始追随溥仪小朝廷，介入复辟政治活动⁽⁸⁾。虽然这一时期，郑孝胥或在北京或在天津，但每年都有一个月左右时间请假返沪度假或处理家事，因此与上海的联系不断。直到1931年4月郑孝胥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将海藏楼卖掉⁽⁹⁾，5月6日离沪赴津，此后陪伴溥仪奔赴东北，再也没有返回上海，正式开始了其人生的第三个阶段。郑孝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与第三个阶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若想深入理解郑孝胥人生的第三阶段，需要从第二个阶段着手。总之，以上海为中心的20年遗老生活，在郑孝胥一生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把握其全部人生轨迹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蛰伏海藏楼

1897年10月16日，郑孝胥将全家搬到上海，租寓虹口寿椿里宅，这是郑孝胥居住上海的开始⁽¹⁰⁾。至晚在1909年，郑孝胥已经在上海自建楼宇，并命名为“海藏楼”⁽¹¹⁾。

辛亥革命爆发时，郑孝胥正在北京。10月11日湖北兵变报闻，10月20日清廷命湖南布政使郑孝胥“迅速回任”。10月25日，郑氏出京，“急驰回任，途次上海，长沙已失，道梗不行，遂留于沪，隐居海藏楼”。舟中，郑孝胥闻长沙已失，决计“使革党得志，推翻满洲……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¹²⁾1911年10月29日，郑孝胥至上海，归海藏楼，隐居不出，长达八阅月，至1912年7月2日始走出海藏楼，从事社会活动⁽¹³⁾。期间，郑孝胥仅于1911年11月24日“诣徐家汇”，1912年5月22日“与伯平同步静安寺路，至其寓，方午饭，即携小虎返”，此外未出海藏楼半步。

此八个月间，郑孝胥在海藏楼中接待访客，阅读报纸，观察事态，思索前程，遗老立场日趋坚定。1911年11月14日，郑孝胥对将奔赴苏州新政府的孟森说:“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¹⁴⁾公开表明了自己的遗老立场。但是，郑孝胥与陈三立等超然隐逸、不问世事的遗老有很大不同。郑氏自云:“然余居楼中，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运思操劳，绝非庸庸厚富之比;使余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又云:“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¹⁵⁾足见郑孝胥用世之志不熄。他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经常将报纸中重要消息抄录在日记中，并不时加以评论。1911年12月9日清政府降旨准自由剪发，郑孝胥即于是日剪发⁽¹⁶⁾。

蛰伏海藏楼的初期岁月并不宁静，1911年11月25日《日记》记载，有自称“民国团”者投书毒詈，午后，又得一函，言已决计暗杀。12月3日夜，复有自称“革命团”者投书恫吓。巡捕房除加强巡逻外，提出宅内宜使人看夜，以防放火。郑孝胥遂派仆人四人自十点后至六点止各看两点钟。并每夜三点左右，自起查看，除非身体不适，一直坚持到12月底。

闲暇时，郑孝胥栽花弄草，布置海藏楼⁽¹⁷⁾。据郑逸梅回忆:“郑苏勘之海藏楼，在沪西南阳路，地约三亩左右，门前有大柳数株，楼为三层，环莳花木，楼前为广场，春樱秋菊发荣时，主客常游赏期间。后与(于)场南筑盟鸥榭，为饮酒论诗之处。场西又有一小亭，署名思鹤，其弟子朱莲篘拟购双鹤贻之，以郑北上而罢。”⁽¹⁸⁾经过郑孝胥的精心经营，此后的海藏楼，成为上海文人雅士和胜清遗老们一处游玩观赏、诗酒流连的胜地。

傅道彬、王秀臣认为，郑孝胥“对于民国从骨子里是极端仇恨的，因为在他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葬送了满清王朝也葬送了他个人的政治前途”⁽¹⁹⁾。此言似乎颇可商榷。其实，辛亥以后，郑孝胥若想谋取政治前途并不甚难，机会颇多，《日记》中历历可见。

二、任职商务印书馆

郑孝胥从蛰伏状态走出所从事的第一件社会活动是担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在辛亥前，郑孝胥已是商务印书馆的股东。1912年6月，在夏瑞芳、张元济等人的邀请下，同意担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²⁰⁾。1912年7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来函，约请郑孝胥到公司办事，每日三小时，月送舆马费百两⁽²¹⁾。1912年7月2日郑孝胥正式到商务印书馆上班，据郑氏自言“自到上海以来，今日入市为第一次”。

郑孝胥自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后，似即被选为董事会主席⁽²²⁾。1918年4月、1919年5月、1920年5月、1922年5月、1923年5月，郑孝胥连续当选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长⁽²³⁾。期间郑孝胥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任上亦小有风波。1917年2月5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为教科书事致电北京政府，将郑孝胥列名，事先未通知郑氏。此事显然触动了坚持“清遗老”身份的郑孝胥的神经，违背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郑氏得知，遂于2月7日托李宣龚致书董事会辞职。2月8日李宣龚、高凤池来劝，“言以后决不以列名发电，求收回辞职书”，郑孝胥许之⁽²⁴⁾。延至1917年6月5日商务印书馆开新董事开会，郑孝胥以书辞不往，6月9日，张元济登门劝阻⁽²⁵⁾。此次风波得以化解。但是总体而言，自1912年7月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开始，至1932年赴东北为止，郑孝胥一直处于商务印书馆高层，参与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即使是1924年到溥仪小朝廷任职以后，也一直保持与商务印书馆的联系。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等人的贡献颇为关注，对于其他董事则关注较少。据《日记》记载可见，郑孝胥在商务的董事工作颇为尽心，其在商务的活动，可述者至少有以下几处:

一是刊印《四部举要》事宜。《四部举要》是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古籍上的重要举措，正式出版时定名为《四部丛刊》。据《日记》可知，郑孝胥在丛书书目的选择上颇有贡献。1915年5月17日《日记》载:“至印书馆，晤拔可(按:李宣龚)，谈《四部举要》，余曰:‘有总集，无别集，殊不可解。宜择别集数十种列入第一集。 ’”1915年7月1日《日记》载:“杨寿彤谈《四部举要》中全史几居其半，若仍用武英殿本，则与各家所印无异，不若自《宋史》以上别觅佳本，四史可用宋本，《三国志》有明本，注用大字、低一格，似亦可用。余深然之;至印书馆以告拔可，使转语菊生。”从这段记载可见，《四部举要》最初拟收入正史，杨、郑等人主张不用殿本，而用善本。最后《四部丛刊》未收正史，而另出《百衲本二十四史》，其缘起似可从这里找到蛛丝马迹。

1915年后，《四部举要》事似一度中断，至1919年全面启动。郑孝胥在书目选择上仍颇为尽力。1919年1月6日《日记》云:“夜，慎侯、梦旦、伯训来，谈商务馆议印《四库举要》事，余语梦旦，请小缓，余当于书目有所酌定以告。”1919年1月7日《日记》云:“诣唐元素，商定《四部举要》书目。……遂至印书馆董事会。与梦旦、菊生商《举要》书目。”1919年1月31日《日记》云:“拔可来，以《四部举要》拟添书目稿与之。”

二是1920年商务印书馆因大马路购地事导致张元济辞职风波，郑孝胥作为董事会主席，颇有居间调停之功。据1920年3月1日《日记》记载，是日商务馆董事会将公司购地事托张元济(菊生)担任。1920年3月26日《日记》记载:“菊生、拔可来，同至大马路观所拟购之地。高翰卿(凤池)来，自言反对购地之故，乃因彼尝议在大马路购地而菊生沮之，又所议浦东纸厂各节董事会皆不助己，故亦沮此次购地以报复。……商务馆开特别董事会，与伯平冒雨同往。高翰卿、张菊生各诉不协之状，各董事谓不必购地以免高、张之争，余谓宜购地、造纸并行不悖，乃可息争。众投票决，不购地。菊生辞职，余亦辞董事。”1920年4月2日《日记》记载:“高翰卿来。赴商务馆特别董事会。众议挽留余及菊生。余提议二端:一、改定董事会章程，设办事董事而增其监督总务之权;一、将购地于南京路及办纸厂二案仍筹举办。此二端决行，则可复留。菊生固辞，乃由会作函致之。”1920年4月9日《日记》记载:“梦旦来，谈公司事:菊生、翰卿皆退为监理，以鲍咸昌为总经理，拔可为经理。”

三是影印《四库全书》事。1924年初商务印书馆拟缩印《四库全书》，此时郑孝胥刚刚北上。1924年1月10日高梦旦致书郑孝胥，托其与清廷商议缩印《四库全书》事，郑以书示陈宝琛(庵)，且言:“此举宜由皇室发起。”1月11日，郑孝胥被溥仪召见，即奏请发印《四库全书》事⁽²⁶⁾。此后，郑孝胥一直关注和参与此事，直至被北洋政府所阻⁽²⁷⁾。1925年影印《四库全书》事再次启动，此时郑孝胥已在天津，仍然参与其事⁽²⁸⁾。1927年4月郑孝胥返沪休假，21日访张元济，与之谈商务印书馆事:

余曰:“能印《四库全书》，则商务书馆诸君皆不朽矣。”菊生曰:“一息尚存，必达此愿!梦旦、拔可，皆有此志。”⁽²⁹⁾

最后，历经波折，商务印书馆终于能印成《四库全书珍本丛刊》。包括郑孝胥在内的商务董事会的一致努力，坚持不懈，是其重要原因。

此外，《日记》中还留下了郑孝胥为商务发展献言献策的相关记载。1917年10月2日《日记》云:“赴印书馆董事会，章行严自日本归，谈日本转译西书极多，有新著梗概，若提要之本，中国宜设法继之。余谓，可劝报纸特作一栏，译登新著梗概，《东方杂志》可将原书每期择译一段，以引学者求观新书之兴，数年以后，必大行矣。”1925年4月14日《日记》云:“高翰卿、梦旦来，谈商务印书馆事，将行二策:在租界内建第二印刷厂及教科书减价。余语之曰:‘吾有大计画将献之，即教科书不取利，宣言为全国尽义务。如此，则中华、世界诸局皆不能与我竞争;而以全力整顿印刷，必霸中国矣。 ’”此外，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总馆工人罢工，远在天津的郑孝胥特意致书董事会商议对策⁽³⁰⁾。

三、寂寞中的经营

清遗老因断绝仕途，很多人生计颇坚。在民初诸遗老中，郑孝胥应是最为优容宽裕的一个，这源于他颇有经营之道。《日记》记载，张謇曾品评上海的三位著名遗老，曰:“爱苍(按:沈瑜庆)不耐寂寞，又不会经营。子培(按:沈曾植)颇耐寂寞，亦不会经营。苏戡(按:郑孝胥)既耐寂寞，又会经营。”⁽³¹⁾

郑孝胥为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最为人所知者是其卖字收入。如《新语林》在介绍郑氏之时，即云:“国变后，鬻书海上，岁入数千金。”⁽³²⁾郑孝胥正式开始卖字，应始于1914年5月。从《日记》可知，5月10日郑孝胥拟定卖字笔单，次日送商务印书馆付印。5月19日，商务印书馆送来所印笔单，郑氏自携卖字笔单分别寄存九华堂、戏鸿堂、朵云轩、吉羊楼、锦润堂、大吉庐、锦云堂等诸纸店;又至《时事新报》报馆，托登广告⁽³³⁾。

1917年初，郑孝胥结算1916年(丙辰)年卖字所得，凡二千七百四十五元七角，又银二百两⁽³⁴⁾。1926年8月6日(阴历六月二十八日) 《日记》记载:“计此月售字已收者千九百余元，未收者犹七百余元，共二千六百余元。”⁽³⁵⁾

除卖字之外，郑孝胥还有很多投资。现据《日记》所见，略举如下:1．担任通州垦牧公司董事。郑孝胥本为通州垦牧公司股东，1914年4月应张謇之邀赴南通，于4月26日股东会上被举为董事。1918年5月6日，又买大丰盐垦股票四股，并代弟郑孝柽(稚辛)买二股、女婿金邦平(伯平)买一股。2．投资实业、国债、股票等。包括:投资苏路、浙路⁽³⁶⁾，投资华成保险公司⁽³⁷⁾，投资成范养鸡场⁽³⁸⁾，投资绥芬河金矿⁽³⁹⁾，投资东瓯矾业公司⁽⁴⁰⁾，投资道胜银行俄国国债票(银七千六百九十九两)⁽⁴¹⁾，投资北京自来水公司⁽⁴²⁾，投资公债⁽⁴³⁾。3．买卖土地。《日记》记载，1915年5月24日“收买篱外吴辉坤地九分四厘，价一千七百两”，1921年5月8日“西邻空地出售，索价一万七千六百元，余欲得之，托伯平向上海银行借万元，拟以公债票一万四千元作押;伯平商之银行，仅允抵借八千元”，1924年1月4日“购哈同路西角地一亩二分，是日成议”。此外，《日记》中还可见，郑孝胥在苏州有土地出卖，在汉口有地出租⁽⁴⁴⁾。

四、“病起读经会”

《海藏楼诗》卷八有《病起读经会》一首，诗云:“风雨敲窗病骨苏，执经吾道岂愁孤。啸歌不废声金石，物论难窥叟智愚。危行终哀世澌灭，胜天聊缓死须臾。孱躯便是兴亡史，可信诗人有董狐。”⁽⁴⁵⁾诗中所云“读经会”，是郑孝胥从隐居状态出来，开始“入市”后，所组织和参与的一个重要组织。它在郑孝胥的遗老生活中，甚至在整个遗老群体中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历来有关清遗老的研究虽多有提及，但均语焉不详。故此处稍费笔墨，勾勒“读经会”的细节，以展现其意义。

读经会，又称“读经社”，它开始于1912年7月15日(阴历六月初二日)⁽⁴⁶⁾，最后一次活动是在1913年7月13日，共坚持了一年时间，约每周一次。在《郑孝胥日记》中共记载读经会活动49次。但1912年8月14日至9月4日，郑孝胥曾离沪赴天津，前后有22天，按照一周一次的频率，期间应有4次读经会举行。若加上这4次，应在一年时间中举行了53次。读经会停办，应与郑孝胥家庭变故和当时上海局势不稳有关。从《日记》可知，1913年7月19日郑孝胥侄子小名“十二”者病故，是日郑孝胥“使人告介庵、旭庄、葆良，明日停读经会”。另，当时二次革命正烈，袁军正与革命军争夺上海，战氛笼罩上海，应是读经会停顿的另一原因。

读经会的发起人为郑孝胥、刘宣甫、王仁东、林开。从第4次(1912年8月4日)开始，陆续有人加入。第4次，吴学廉(鉴泉)加入，高而谦(子益)携其女君珈来旁听⁽⁴⁷⁾。从1912年9月15日《日记》可知，杨小宋亦为成员之一。1912年9月29日，陈树屏(介庵)加入。1912年10月6日，吴博泉加入。1912年11月10日，陈树屏携其子来。1913年1月19日，寿荫、刘宣甫子刘天民，亦来赴读经会。1913年2月2日，郑孝胥女婿金邦平(伯平)亦来参加读经会。1913年3月2日，陈立村亦来。1913年3月30日，王仁东携其子王孝纾、孙王世富来。1913年4月13日，刘葆良加入。1913年5月4日，刘葆良携其孙，王仁东携一子一孙，刘宣甫、陈树屏各携其子来参加读经会。1913年6月9日，陈树屏、刘葆良、王仁东各携其子若孙来赴读经会。1913年7月13日，王仁东携其子、侄、孙来赴读经会。

读经会的第一次活动地点应在沈瑜庆家中，郑孝胥没有参加。参加者为王仁东、林开和刘宣甫。此后数次亦在沈瑜庆寓所。郑孝胥天津一游回沪后，读经会改在郑的寓所进行，一直到结束。可见，郑孝胥是读经会的主持人和灵魂人物。其他成员情况如下:

沈瑜庆(1858—1918)，字志雨，号爱苍、涛园，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沈葆桢子。曾任云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贵州巡抚。辛亥革命爆发后，引疾去官，到上海当寓公，与清朝遗老瞿鸿机、樊增祥、沈曾植等结诗社名“超社”，日以饮酒吟诗为乐。沈瑜庆为读经会的倡始者，但是此后参与甚少。

王仁东(1854—1918)，字刚侯，号旭庄，闽县人。光绪丙子举人，历官江苏候补道，有《完巢剩稿》。据徐世昌《晚晴鋎诗汇》称:“旭庄初官内翰，与兄可庄先生同在京朝，时称二俊。兄殁于苏州。旭庄以郡守待缺江南，寻进观察。辛亥后，移家沪渎，郁郁不自得，遂有心疾，居数年乃下世。其女荇芬为搜集遗稿。”⁽⁴⁸⁾

林开(1862—1937)，字贻书，号放庵，福建长乐人。1895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甘肃副考官、河南学政、江西提学使。辛亥后，辞官不出，先移家沪上，后长居北京。善诗，工书。

陈树屏(1862—1923)，字建侯，号介庵，安徽望江县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广西融县知县、湖北罗田县知县、随州知州、江夏知县、武昌知府等职。后半生从事教育，创修存古学堂并任存古学堂总办，任湖北提学司总务科长，晚年在上海襄办慈善事业，1923年卒于上海寓所。

刘树屏(1857—1917)，字葆良，江苏常州人。曾任南洋公学总理、津浦铁路南段总办。1912年后，隐居不出。

金邦平(1881—?)安徽黟县人，字伯平，郑孝胥女婿。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秘书、练兵处参议、宪政编查馆谘议官、资政院秘书长等职。民国成立，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1914年充政事堂参议。次年改任农商部次长，旋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农商部总长。1931年为上海启新洋灰公司经理。

刘宣甫、杨小宋、寿荫、陈立村等人事迹不详，待考。

可以看出，读经会的参与者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圈子，其中心人物是郑孝胥，参加者多为遗老及其家人。很多人彼此之间还有亲戚关系，如吴鉴泉、吴博泉是郑孝胥的内兄和内弟，金邦平为郑孝胥的女婿。林开是郑孝胥的表弟、王仁东妻兄。

关于读经会的内容，《郑孝胥日记》中只有三条简短记载。1912年7月21日《日记》云:“余读《孟子·尽心》上、下章，《礼记》自《冠义》至《丧服》四制。作字数十纸。”1912年7月28日《日记》云:“仍读《礼记》《孟子》，作字数十纸。”1912年8月4日《日记》云:“读《孟子·万章》篇、《礼记·玉藻》至《乐记》。”大约读经会是从温习《孟子》和《礼记》两部经书开始的。

读经会虽仅维持一年，但此后还有余响。1914年5月28日《日记》云:“道逢刘葆良、李兰洲，葆良云，已约戒安(按:陈树屏)，礼拜日在豫园楼上仍作读经会。”但此后《日记》中未有记载，可能刘、陈等人仍在坚持，郑孝胥未参加。也可能此计划最终未实行。十余年后，1925年3月郑孝胥自津返沪休假，5月28日许汝盞(鲁山)、罗振常(子经)来与郑孝胥商议恢复读经会，并拟约请王乃徵(病山)、陈容民⁽⁴⁹⁾。1925年5月31日聚会正式开始，正式定名为“温经会”，以星期日聚会，“至者王病山、吴鉴泉、陈容民、许鲁山、罗子经(振常)、稚辛(郑孝柽)、葱奇、大七(郑垂)”。1925年6月21日，“容民、鲁山、子经、鉴泉皆来集温经会”。1925年6月28日，“温经会，至者容民、鉴泉、鲁山、病山、子经、(黄)公渚”。从聚会的时间来看，应是每两周一次。7月5日，郑孝胥与子郑垂离沪赴津，此后《日记》中未见关于“温经会”的记载。

读经会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1912年10月20日《日记》载:“日僧水野梅晓来谈，闻读经会，肃然起敬。”读经会的成员们也对这个组织及其体现的理念很在意。如1915年12月13日《日记》记载:“介庵来……谈及北京劝进之‘硕学通儒’中有刘树屏，乃读经会之耻也。”显然，读经会是郑孝胥等人作为遗老坚定自己政治理想、文化理念的重要举措，也是他们寻求同志的重要组织。

五、诗酒之交——上海遗老圈的形成

“读经会”“温经会”一类的组织范围较小，更多学理的义涵，显得很沉重，“一元会”“消寒会”等组织与活动则带有更多休闲娱乐的性质，成为上海遗老们日常交往中更具广泛性的组织。在《郑孝胥日记》中记载最多的组织是“一元会”，郑孝胥只要在上海，几乎每次必到，很少缺席，而且在《日记》中对活动地点和参加人员有详细记载，可见其在郑孝胥遗老生涯中的重要地位。

一元会最初为壬午同年会，起于1915年2月2日。所谓壬午同年，指的是壬午乡试同年。倡始者除郑孝胥外，包括冯梦华(冯煦)、朱古微(朱祖谋)、王聘三(王乃徵)、陈伯严(陈三立)、李鞠农、震在庭(唐晏)、杨子勤(杨钟羲)。后来人数逐渐增多，1915年3月14日，增李孟符。《日记》云，“孟符在清史馆，月得二百余元，即将入京”。1915年4月1日，添吕幼艶。1915年10月31日，第五次聚会，又添章一山(章)、郑绩臣、郑尧臣(永康)，此时改称一元会，应不再限于壬午同年。1916年2月26日雅叙园一元会，来者聘三、古微、梅庵、元素、一山、子勤、绩臣、尧臣及郑孝胥，凡九人，其中李瑞清(梅庵)是新来者。1917年4月24日古渝轩一元会，宋澄之(文蔚)及俞志韶加入。1917年5月17日会宾楼一元会，李审言(详)、王叔用(式)皆来入会，另有何擎一。1918年3月9日会宾楼一元会，至者10人，新入会者刘洙源(复礼)。1918年10月20日会宾楼一元会，新加入邹紫东(嘉来)、张诜侪(兆桢)、余尧衢(肇康)。1919年6月17日，吴宽仲(庆焘，又字炯然)首次参加壬午同年一元会，此后逐渐成为一元会的主要成员。1920年2月26日，陈容民出现于壬午同年消寒会，此后成为一元会常客。1921年10月8日王秉恩(雪澄)加入，此后为常客⁽⁵⁰⁾。一元会最多时，一次有14人之多，少时，亦有五六人。

偶尔参与，不常到者有沈曾植(子培)⁽⁵¹⁾、刘翰怡(承干)、叶柏皋(尔恺)⁽⁵²⁾、林开(贻书)⁽⁵³⁾等人。

从参加成员可以看出，一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上海遗老的社交休闲组织，长期居住上海或不定期居住上海的声名显赫的遗老多数被囊括在内。因此，郑孝胥显然很重视这个组织，日记中对每一次参加者都有详细的记录。即使是1924年郑孝胥北上以后，只要回沪，必参加一元会。《日记》中可见，此活动一直坚持，还不断有人加入。1925年1月2日《日记》载:“访容民，坐间遇其友李谷宜，年七十六，今亦入一元会。”1925年1月17日《日记》载:“午刻，步至同兴楼一元会，见胡琴初之兄宗武。”1925年1月31日《日记》载:“步至同兴楼一元会，新入会者李谷宜、胡宗武。”1925年7月5日同兴楼一元会，至者还出现庄仲咸(清华)。1931年4月13日郑孝胥最后一次参加一元会，《日记》记载:“与容民同至会宾楼一元会，晤古微、志韶、(黄)公渚、叔用及辜鸿铭之侄。”

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15年2月2日首次壬午同年一元会开始，至1931年4月13日郑孝胥最后一次参加一元会，《日记》中共记载一元会活动105次。或一月一次，或十日一次，有时活动频繁，有时间隔达几个月之久。考虑到1924年2月郑孝胥开始长期居住京、津，多数时间不在上海，一元会在日记中的记载必有缺略。可以肯定，一元会活动的次数应该更多一些。虽然天津、青岛、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遗老组织，但维持时间之长、成员之众、活动之频，似都比不上上海的一元会⁽⁵⁴⁾。直到晚年，远处东北的郑孝胥对当年上海一元会的成员还非常惦念⁽⁵⁵⁾。

与一元会相平行，壬午同年一元会亦不定期举行，如1919年6月17日《日记》记载:“至古渝轩，为壬午同年一元会，集者古微、聘三、梦华、幼艶、叔伊、宽仲、尧衢、紫东及何书农、何乃年兄弟也。”

一元会之外，自乙未(1919)冬开始，郑孝胥还参加了另外一个遗老团体——消寒会，它举行于岁末年初。1919年12月23日《日记》记载:“邹紫东约至消闲别墅为壬午同年消寒会，适得九人，为梦华、紫东、古微、尧衢、聘三、宽仲、元素、幼龄及余也，是日，唯古微未到。”1920年1月1日元旦，壬午同年第二次消寒会举行，“余尧衢为主，在都益处，到者仅元素、聘三、紫东及余耳”。1920年1月10日第三次消寒会，“元素约至同兴楼”。1920年1月19日消寒会第四集，“在招商局同事俱乐部，吕幼龄为主”。1920年2月13日都益处消寒会第五集，“雨甚大，来者十人，唯宋澄之未到”。1920年3月7日，“朱古微邀至都益处，补第六次消寒会”。1920年3月10日，王叔用为主在都益处作第七次消寒会。从以上七次壬午同年消寒会的参加者看出，他们同时是一元会的成员。

庚申(1920)冬，上海重要遗老组织逸社的成员陈夔龙等人组织逸社消寒会，而壬午同年消寒会未举行。辛酉冬(1921年12月22日)开始，两个消寒会和在一起举行，成员不再限于壬午同年，增加了陈夔麟(少石)、陈夔龙(小石)、朱荣(筱岚)等人⁽⁵⁶⁾。此冬消寒会共举行9集，郑孝胥全部参加。壬戌(1922)年消寒会共举行9次，郑孝胥参加5次。癸亥(1923)年消寒会共10集，因多数时间在北京，郑孝胥仅参加4集。此后，乙丑(1925)、丙寅(1926)、丁卯(1928)、庚午(1930)年，消寒会一直坚持，但郑孝胥皆未参与。

郑孝胥此前一直与上海重要遗老社团——超社、逸社——保持距离，但因自辛酉冬开始参加消寒会活动，朱兴和据此认为郑孝胥为超社逸社诗人群体之一。朱兴和认为“消寒社并非另起的新社，而是以消寒为目的的社集”⁽⁵⁷⁾，即认为辛酉冬开始的消寒会是重开以后逸社的一种活动形式。其理由，应是因为消寒会的大部分成员多为此前逸社的成员，其主要组织者陈夔龙则是逸社重开以后的主要领袖。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消寒会的性质前后有所变化，也没有注意到同时还有壬午同年消寒会的存在。

陈夔龙等人组织消寒会始于庚申(1920)冬，此时消寒会确可称为逸社的一种活动形式，至少其中的前三次，有成员明确将其作为逸社第七、八、九集。但此后此提法就不再出现。而郑孝胥辛酉(1921)冬参加消寒会活动时，成员并未将其明确称之为逸社活动。更为重要的是，郑孝胥在日记中只称自己参加了消寒会，而从未称自己参加的是逸社消寒会。因此，可以说，逸社至辛酉冬(1921)之时，应已消亡，此时的消寒会是壬午同年消寒会与原逸社消寒会的合并⁽⁵⁸⁾。要之，此时的消寒会不可简单地看做是逸社的延续，郑孝胥虽与逸社成员一直有密切交往，但并不是逸社成员。杨萌芽认为郑孝胥并非超社、逸社成员的看法是对的⁽⁵⁹⁾。

至于郑孝胥为何不参加超社、逸社，是一个颇为费解的问题。杨萌芽认为，是由于郑孝胥反对大张旗鼓的标榜气节。窃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郑孝胥的人生理想与这两个社团所标榜的宗旨是有一定距离的，所谓“超”“逸”大概都不是郑孝胥所追求的，他坚持的是“遗”。与超社、逸社遗老标榜“超然”“隐逸”不同，他所坚持的“遗”绝不是“超”“逸”之“遗”，而是“余与民国乃敌国也”之“遗”。郑孝胥虽然与海上遗老广通声气，但与某些遗老的交往却很淡薄。例如，壬子十二月十七日(1913年1月23日)著名遗老王运抵达上海，癸丑正月二十一离沪，居留一个多月。众多遗老与之诗酒唱和，而郑孝胥不与焉。虽然1923年1月27日《日记》记载:“子培言，王壬秋居豫园;欲往访之，使往视，实不居此。”从中可以看出，郑孝胥并非完全有意躲避，但对于王运到来，态度似乎并不积极。

六、“余与民国乃敌国也”——遗老圈的事业与争论

从郑孝胥的交游可以看出，上海的遗老，互相之间交往频繁，过往甚密，确实成其为“圈”。此章则意图展示遗老圈中的一些特殊活动及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也显示出郑孝胥的特立独行的个性⁽⁶⁰⁾。

遗老们互相惺惺相惜，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互相周济。这里举一个例子，即上海遗老对于升允的周济。升允是清朝宗室，辛亥以后曾起兵复辟，失败后一度逃亡日本，生活陷入困难。《郑孝胥日记》1914年8月17日记载:“赴姚赋秋之约，晤增田、宗方、子培、王叔容。闻升吉甫贫困，在东京卖烧鸭，短衣犊衤军，自比相如，致书告急于其友恩厚;余与沈、姚拟各以百元助之，托宗方代寄。”升允回国后，依然贫困，上海遗老仍旧慷慨解囊。《日记》1922年6月22日记载:“章一山来，为升吉甫集移居天津之资，刘贗如三百元，沈子培一百元，陈小石一百元，余亦送二百元。”

上海的遗老们还有一些文化活动，如创办亚洲学术研究会、东方学会、八旗生计维持会，郑孝胥皆参与其事。

据罗惠缙研究，“亚洲学术研究会”是流寓上海的一群遗民成立于1921年秋的一个讲学研究组织。在讲学的基础上，研究会出版了刊物《亚洲学术杂志》。据“亚洲学术研究会”“记事”所载，该会以“亚洲学术与世道人心有极大关系，须加以研究，故名曰亚洲(原文为‘名亚曰洲’)学术研究会”，研究会在上海租屋一间(即上海横滨桥克明路顺大里71号)，为会友讲习之地，计划每月讲书3次或2次，月出杂志1册(后因故月刊变成季刊，8月出版第1期，11月出版第2期，1922年3月、8月出版3、4期，实际仅刊发4期)，以发表学术上研究之所得，会友资格必须在30岁以上且与本会宗旨学派不相悖谬。孙德谦为编辑人，汪钟霖、邓彦远为理事人，任稿会员有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等。杂志在上海和日本大阪市设有销售处。杂志鼓吹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中国文化精神，批判西方文化、称颂东方文化，反对机会主义新思潮、批判新文化运动，呈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⁶¹⁾。

《亚洲学术杂志》没有列郑孝胥之名，但从《郑孝胥日记》中可以看到郑孝胥曾为筹备者之一。《郑孝胥日记》中关于亚洲学术研究会的记载共三处，1921年3月2日记载:“汪甘卿来，示亚洲学术研究会简章，发起者为南洋华侨，而永安公司董事曰梁创、先施公司董事曰林耀兴者为上海经理，已延吴宽仲为文牍。”1921年3月14日记载:“朱稷臣来谈研究会杂志事。”1921年3月30日记载:“汪甘卿为亚洲学术研究会约至都益处午饭，坐有子勤、孙隘庵、吴宽仲、邓白村、朱稷臣、梁克刚等。梁乃永安公司之执事人。”从以上三处记载，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1．虽然《亚洲学术杂志》8月才出版第1期，亚洲学术研究会则从3月即开始筹办; 2．亚洲学术研究会的成员虽然主要是遗老，但是发起者和资助人则是南洋华侨，主要是永安公司董事梁创和先施公司董事林耀兴; 3．除杂志所标出的成员外，参与者还包括吴宽仲、朱稷臣、杨钟羲等人。

东方学会也是一个以遗老为主体的学术组织，郑孝胥为发起人之一。1923年8月9日《日记》记载:“罗子经(振常)送来《东方学会简章》。”1923年8月10日记载:“东方学会发起者二十人，曰:王秉恩、柯劭、陈三立、辜汤生、叶尔愷、郑孝胥、朱祖谋、陶葆廉、李孺、章钰、宝熙、王季烈、张美翊、徐乃昌、陈曾矩、陈毅、金梁、刘承干、王国维、罗振玉。必西京之狩野、内藤以大七游日事告知罗叔蕴，故有此响应之举。其所拟简章凡十条。”

从《郑孝胥日记》还可知，清遗老们曾组织“八旗生计维持会”，郑孝胥是成员之一。1921年5月23日《日记》记载:“朱古微来，携八旗生计维持会拟致徐世昌、靳云鹏之公函，列名者陈夔龙、邹嘉来、陈邦瑞、朱祖谋、沈曾植、王乃徵、胡嗣瑗、余肇康、徐乃昌、冯煦，欲余列名其次。”1921年5月24日记载:“访朱古微，在王雪澄斋中遇胡瘦唐，谈久之。朱、王闻余论旗产宜致函于张景惠，咸以为然，请余拟函稿。”1921年5月27日记载:“以致张景惠公函草稿交聘三。”

此外，唐晏与宋文蔚合作，创办丽泽文社，教授生徒，并请郑孝胥、沈曾植、冯煦等为文社课师⁽⁶²⁾。丽泽文社创办于1917年9月，至1920年6月唐晏逝世，近3年时间。《郑孝胥日记》中留下很多批改丽泽文社文课的记载，郑孝胥与丽泽文社学生有很密切的交往。关于此点，陈万华《丽泽文社与张志沂》一文有详细叙述，此处不赘⁽⁶³⁾。

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是，郑孝胥从1922年3月至6月，曾费100日的时间抄焦循的《三礼便蒙》一书。1922年2月28日《日记》记载:“周梅泉来谈，云新得焦理堂《三礼便蒙》钞本，示张菊生，欲商务馆用仿宋体排印，张辞之;余欲借钞一过。”3月3日《日记》云:“以武彝茶遗梅泉，借焦理堂《三礼便蒙》稿本。”3月7日，郑孝胥始抄《三礼便蒙》。1922年6月14日《日记》云:“钞《三礼便蒙》，自二月初九日起，至今日毕，恰满一百日。”郑孝胥手抄的《三礼便蒙》目前是书法市场上的一件藏品，这是因为后来郑孝胥将其石印行世。但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郑孝胥手抄《三礼便蒙》并非为了刊刻牟利，而是为了温习儒家经典。

从读经会和手抄《三礼便蒙》可以看出，身为遗老的郑孝胥很重视对儒家经典的温习。此外，《日记》中还有一些例证。如:1919年10月20日《日记》载:“先圣生日，各学堂均放假一日。设先圣像，率长幼以次拜讫，各说《论语》一则。”1923年4月12日《日记》记载:“观《戴东原集》第八卷《原善》《论性》《答彭进士允初书》诸篇。戴于《孟子》之旨颇有发明。”1923年5月10日《日记》记载:“王聘三、宋澄之共论‘性善’，余语之曰:《孟子》言性善，兼言好善。好善者必性善，而好善则优于天下。性恶者必好恶，而好恶者不行于妻子。此性善之全体，古人所未言者也。”1923年5月11日《日记》记载:“昨又语坐人曰:《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验人之所养，莫切于此。平日虽深情厚貌，及有所争，则真状毕露。往日，见杨文会修净土，年七十余，操行甚笃;及其与僧徒争佛教小学堂，忿燥攻讦，尽失常度;余在端忠敏幕中，彼遂求余言于端公，欲以官力覆之。因思宋儒讲学，争论几于欧詈;欧人平日盛言哲学，及兵争既剧，则盗贼禽兽之狠毒，彼皆为之;观于所争，可以知其人矣。”

郑孝胥赴天津之后，依然保持对《语》《孟》等儒家经典的兴趣。《日记》中有此一时间与人谈论儒家经典的记载两条。1925年10月21日《日记》云:“与丁伯厚谈读经。伯厚于《尔雅》《礼记》皆甚熟。论《孟子·尽心》章，余谓，此章乃言‘先天而天不违’及‘人定胜天’之道，伯厚以为然。”1927年10月13日《日记》记载:“与陈怡仲谈《语》《孟》。”

1928年郑孝胥访日，依然与日本学者畅谈儒家经典。在大阪时，《日记》1928年9月26日记载:“坐中有田中良雄、津田秀荣最询孔、孟及阳明学，余语之曰:心学以诚为本，以自反为下手处。孔子无所不包，孟子利于乱世，阳明便于文敝。又谓:《礼记》所记孔氏语，非止《大学》《中庸》，如《缁衣》《坊记》《表记》皆有至博之义;宋儒忽之，非也。”在东京时，1928年10月12日《日记》记载:“二松学舍邀往参观……学舍为三岛毅所立，专治汉文。校长山田准延入讲堂，诸生约百余人，请登坐说法。乃曰:‘孔、孟之教，重道德，轻文辞。然道德亦以实践为重，非空谈也。观道德者，乃得志观其施为，于不得志观其操守。余为中国不得志者。诸生他日得志，幸勿忘不得志时之操守则善矣。 ’”

此外，清遗老表示自己政治态度的一个举措是拒绝民国纪年，并且拒绝一切与“民国”有关的活动。在这一点上，郑孝胥的表现尤为旗帜鲜明。1915年7月2日《日记》记载:“沈次裳使林叔平送寿屏来求书，乃海军员弁送陈听涛之母八十生日者;余辞不书。次裳又来言之，余曰，海军员弁皆民国衔，吾安能书?彼或别具寿联，尚可书耳。”另据1918年1月18日《日记》记载，南洋公学建图书馆，欲由东南各省绅士联名呈请内务部发《四库全书》一部庋藏图书馆中。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已允发，唯联名之数未足，欲求郑列名呈中。郑曰:“仆不认有所谓‘民国’者，故不能列名。此事甚好，当试询沈爱苍、林贻书诸人;如彼允列名，明日可以电话奉复。”夜，林植斋来示其友书，亦以请发《四库全书》事托林来求列名。郑语之曰:“余与民国乃敌国也:吾弟尝为安徽政府厅长，以彼列名则可。”此外，据1921年9月8日《日记》记载，中南银行曾托郑孝胥书其股票，郑亦因中南股票中有“中华民国”字，置不书。

虽然对于不用民国纪年，不参与与民国政府有关的活动，遗老们基本上有一致的意见。但同时，遗老圈内对于个别遗老的举措也存在着很多争论。比如梁鼎芬、林纾值崇陵祭祀，经常前往拜谒。郑孝胥对此颇不以为然。1914年7月3日《日记》记载了郑孝胥的《复琴南(林纾)书》，曰:

《谒陵图记》拜读，悲怆不已，辄题一诗奉呈。古者，忠臣孝子常耻于自言，不忍以性情不幸之事稍涉于近名故也。兄虽忠烈，亦宜试味此言。人生大节，且待他人论之可矣。胥甚恶国人之不义，又叹士大夫名节扫地，不能使流俗有所忌惮。生于今日，洁身没世已恐不易，何暇与时人辨是非乎?兄如以我为偏，幸有以正之。

1921年7月22日郑孝胥又有《与琴南书》，略云:

足下素慕星海(梁鼎芬)，欲立名节，是也。然星海所为，实近于好名。其为师傅，乃出黎元洪之荐，仆尤耻之。逢天不辰，乃复乘此不幸而为欺世之举乎!足下语意似贤裕隆及从乱旧臣，又谓‘太保尽言，可免史氏之责’，仆读之，胸中颇作恶。凡忠义者自尽之事，岂可借口塞责或自暴以为名高耶!虽顾亭林所为，不必学也，学之则非亭林矣。如所见非是，幸明教之。

1919年9月3日《日记》记载:

许鲁山曰:“友朋中立名节、不从世乱者，往往所遇极困，贫病死亡相继，岂天之佑淫人而君子之道消耶?”余曰:“否!不从世乱者必有甘困穷、乐贫贱之志，则胸中浩然，无抑郁忧伤之患。盖志气安乐者必逢佳运，牢骚偃蹇者必致厄运，此则由其自取，虽天亦无如之何也。丁衡甫愤世嫉俗，而遭惨祸，亦其人内热负气、崎岖不平有强死之道，而不幸之事亦从之。故曰，人定胜天，在于自克而已。”

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郑孝胥强调遗老们要耐住寂寞，不主张张皇名节，高自标榜，获取虚誉，并且颇以安贫乐道、洁身没世自励。但从《日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郑孝胥一直难掩其热衷政治、跃跃欲试之情。1917年丁巳张勋复辟，郑孝胥被排除局外，郑孝胥颇为愤恨。1917年7月29日《日记》记载:“仁先(陈曾寿)今日由津浦到沪，略谈北方情形，毫无计画，妄举大事，使人愤恨。此事由青岛与上海诸君合谋之，而独避我，知其必败矣。”

郑孝胥以后在伪满洲国的所作所为，从上海20年遗老生活的所思所想中可以亦看出一些端倪。首先是其对于日本的看法。1916年3月15日《日记》记载:

罗叔蕴来，谈日本用袁及排袁诸状……谓余可说日人毋始于义而终于利。余曰:“日人以复辟为己任，其论甚正，华人必有能受其任者。外和列国，内平中国，然后执正以待日人，彼亦国也，安能为盗贼之行!若无此能当责任之人，则国内必乱，列国不安，将援日以自固，安能以义举责之乎?”叔蕴曰然。

显然，郑孝胥将自己看做是“必能受其任者”，他认为若“执正以待日人，彼亦国也，安能为盗贼之行”。日后成立的伪满洲国明显是日本人的傀儡，他却毅然决然从事其事，应与这样的判断不无关系。

1918年3月28日《日记》记载:

章行严来，言:“顷过康长素，闻复辟之论，似亦有理。”余为言国内已乱，唯尚兵力，法律、公论，皆无可言。非得贤能专制之政府，不足靖乱、息争。如君主立宪整体，则廿年可成;必欲为共和政体，数十年未必能成，且与专制抵触太甚，恐求治者反为天下所不许矣。章问，如何能成事实?余曰:“苟无取天下之力，则唯有负重望者立于局外，先布治法，使天下皆知，以俟厌乱之日，或为中外所推举耳。”(www.daowen.com)

显然，郑孝胥对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判断是，中国的安定与统一只能寄希望于专制政体，而所谓“负重望者立于局外”者，显然指的是溥仪。

1919年6月23日《日记》云:

近日举国乱事潜伏，乱党将阴结日本乱党推倒政府及军阀;然此辈惟知作乱，无立国之略，其终必成专制政府。余语邹紫东、王聘三:“使我执政，先行三事:禁结党，封报馆，停学堂，皆以丘山之力行之，使莫敢犯，不过一年，天下朝觐，讴歌皆集于我矣。”聘三曰:“夫言有大而非夸，此之谓矣。”

郑孝胥跃跃欲试之情已经溢于言表，而且施政纲领似乎已经确定了。

1925年郑孝胥怂恿溥仪投靠日本之后，想法越来越清晰，11月16日《日记》记载:

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及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创改之识，则凿枘而不合矣。昨戏语人:“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此图谶也。”

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郑孝胥的政治理念一以贯之，历历可见，似非简单地以贪图权力、政治投机可以简单概括其1932年后的所作所为。

结　　语

《郑孝胥日记》记载连贯，内容丰富，不仅是郑孝胥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本文根据《郑孝胥日记》，初步复原了郑孝胥在上海20年遗老生活的主要事迹和思想言论，从中既可以看到上海遗老们的共性也可以看到郑孝胥的个性。现试做初步的讨论:

(一)从郑孝胥的日常交往活动可见，上海的遗老们通过醵饮、诗社等形式，紧密联系，由此形成了一个遗老圈。这个圈子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有着不同于外界的象征性仪式和关注，确实可以称之为是民国社会中的“异度空间”⁽⁶⁴⁾。其中，郑孝胥是这个“异度空间”中活跃的一员，海藏楼是这个“异度空间”展演的重要舞台。

民国时期，天津、青岛、上海是清遗老最为集中之地。因三地地理条件、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不同，导致三地清遗老的生活风貌各有不同。这一点，在陈赣一《新语林》中有生动地描述:

国体初易，胜朝士大夫多侨寓津、沪、青岛，一时有居天津者第一、居青岛者第二、居上海者第三之谑，梁节庵(按:梁鼎芬)曰:“青岛上上，天津上中，上海中上。”吴蔚若(按:吴郁生)闻之不悦，曰:“果何所见而云然。”⁽⁶⁵⁾

为何三地遗老会呈现不同生活风貌?通过对郑孝胥等上海著名遗老日常生活的描述，或许可以部分解答以上的问题。大致来说，上海遗老圈之所以得到梁鼎芬“中上”的评价，应与其诗酒风流之习气有关。这与上海租界的生活环境以及遗老的构成有关。相比来说，上海的遗老以文人居多，遗老的活动中文化取向亦明显多于政治取向，同时，上海租界社会和文化氛围更促进了这种趋向。

(二)从郑孝胥的日常活动可以看出，清遗老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但是并非与现代生活绝缘，而且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到现代社会的构建之中。例如，郑孝胥就是清遗老中颇为善于“经营”的一位。他通过任职商务印书馆，获得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同时，通过卖字，经营实业，投资股票、国债、地产，收入相当可观。这既为其维持遗老生活，优容诗画生涯，奠定了基础，也表明他对于现代生活介入之深。

更为值得重视的是，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文化建构的重要推手，而其管理成员包括了郑孝胥、李宣龚等遗老，他们在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中多所擘画。同时，遗老们所组织的亚洲学术研究会、东方学会等学术组织也传达着五四精神之外的另一种声音。由此可以看到，在民国的文化舞台上，清遗老实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从郑孝胥的日常思想和观念活动中，我们可以窥测出儒家思想对于清遗老群体的深刻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郑孝胥遗老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不断重温儒家经典。他组织“读经会”，与友朋讨论《论语》《孟子》等书，手抄《三礼便蒙》，这些举动都表明郑孝胥一直在反刍和温习儒家经典，以获得人生的方向。

郑孝胥一直与上海遗老组织超社、逸社保持距离这一举动，既显示了清遗老群体内部所存在的张力，也彰显了郑孝胥在遗老圈内的特立独行之处。这种特立独行之举的最主要思想基础，是其对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独特理解以及其对于政治行动的热衷。傅道彬、王秀臣认为:“回首平生，他(郑孝胥)只以个人的快乐而得意，丝毫没有对国家与民族负责的态度。在郑孝胥的历史中个人的所谓穷通一直占着主要地位，他的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从个人的遭际出发的，他主张变革也好复辟满清也好投身敌伪也好，很少看到对国家对民族的考虑，而只是一己之私作祟，精神上的狂妄，更是助长了私欲的膨胀，当他感到现实政治阻碍了个人野心的时候不惜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来做筹码，以成就个人的所谓千秋名山事业。”⁽⁶⁶⁾这样的评论，窃以为还有些偏颇。郑孝胥确实个性颇为狂妄，热衷政治，但其后半生的所作所为却似乎并非仅从个人私欲、个人穷通、个人遭际的角度所可以完全理解。郑孝胥20年遗老生活中所得出的对于中国政治形势的独特理解，应是其日后参与伪满洲国的重要思想基础。

作者简介:张笑川，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1)本文写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民国时期“清遗民”文化活动研究，项目编号:09YJC770056。

(2)该文原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后收入熊月之《万川集》，第210页。

(3)参见张笑川《民初“清遗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待刊。

(4)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版; ［美］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关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关系，参见衣俊卿《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6)参见周一良《关于郑孝胥日记》，《读书》1995年第9期。

(7)关于郑孝胥人生第一阶段的研究，有徐临江《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北京: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近年来郑孝胥人生后两个阶段的研究渐有起色。其中，杨晓波《郑孝胥诗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贯通郑孝胥的前后半生，较为系统，但局限于探讨郑孝胥的诗歌艺术。杨照远(《郑孝胥与伪满洲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和林志宏(《王道乐土——清遗民的情感抵制和参与“满洲国”》，台北《新史学》2007年第9期)对郑孝胥参与伪满洲国的事迹进行梳理和分析。傅道彬、王秀臣以海藏楼时期郑孝胥的诗歌为中心，探讨了郑孝胥的文化遗民情结(《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 《海藏楼内外的郑孝胥》《北方论丛》2005年第1期)。

(8)1924年2月16日，郑孝胥被授予内务府总理大臣的职务，1925年2月24日，在日本人策划下宣统逃到了天津张园，郑孝胥亦随之至天津。

(9)叶参等编:《郑孝胥年谱》，收入叶参等《郑孝胥传》，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版。

(10)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8、619、624页。

(11)关于郑孝胥建筑海藏楼的时间，劳祖德认为是1905年，《郑孝胥传》以为是1907年，刘纳认为是1909年。(参见《郑孝胥日记》整理说明，第2页;叶参等:《郑孝胥传》;刘纳:《陈三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傅道彬、王秀臣则认为海藏楼至少应建于1898年之前，其理由是:1898年1月22日(农历戊戌年正月初一)，郑孝胥在日记中曾写到:“竟日不出，作《海藏楼诗》。”(《海藏楼内外的郑孝胥》)然笔者翻阅1897年10月至1898年1月初的《郑孝胥日记》，未发现郑孝胥另有买地建楼的行为，其《海藏楼试笔》诗应即作于虹口寿椿里寓宅。《日记》云，该宅“三楼三底，有自来水，巷极修净，去河才十余步”(《郑孝胥日记》，第618页)。如此，该宅亦是一楼，大约郑孝胥当时即以“海藏楼”命名此宅，以后买地自建楼宇之后，亦移用此名。

(12)《郑孝胥日记》，第1353页。

(13)1912年7月2日《日记》记载:“沈爱苍来，坐马车同出，遂至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爱苍约至六和春共饭，座中惟郑绛生。自到上海以来，今日入市为第一次，凡八阅月。”《郑孝胥日记》，第1422页。

(14)《郑孝胥日记》，第1356页。

(15)《郑孝胥日记》，第1358页。

(16)《郑孝胥日记》，第1368页。

(17)比如，《郑孝胥日记》记载，1912年1月4日，“移置樱花、垂柳”。1月7日，“添植桂树三株、梨树二株于楼阴”。

(18)转引自《海藏楼内外的郑孝胥》，第46页。

(19)《海藏楼内外的郑孝胥》，第44页。

(20)1912年6月8日《日记》记载，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郑垂代往参加。6月14日《日记》云:“夏瑞芳言，商务印书馆董事请余勿辞。”6月16日《日记》云:“张菊生来谈商务印书馆事，谓余即举董事，曷以暇日研究进行之策。”

(21)《郑孝胥日记》，第1422页。

(22)1913年4月19日《日记》记载:“与伯平同赴印书馆股东会，余以董事会主席报告壬子营业之况，提议扩充案，改举董事、查账员。”1914年5月11日《日记》载:“赴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新举董事七人:伍、郑、印、张、鲍、周金箴、高梦旦，监察员三人:张国杰、丁榕、叶景葵也。”

(23)《郑孝胥日记》，第1723、1780、1781、1825、1826、1906、1947、1948页。

(24)《郑孝胥日记》，第1645、1646页。

(25)《郑孝胥日记》，第1666、1667页。

(26)《郑孝胥日记》，第1978页。

(27)《郑孝胥日记》，第1798、1985、1988、1991、1993、1995页。

(28)《郑孝胥日记》，第2063、2067、2069页。

(29)《郑孝胥日记》，第2141页。

(30)《郑孝胥日记》，第2062页。

(31)《郑孝胥日记》，第1730页。

(32)陈赣一:《新语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33)《郑孝胥日记》，第1515、1516页。

(34)《郑孝胥日记》，第1645页。

(35)《郑孝胥日记》，第2110页。

(36)《郑孝胥日记》，第1517、1518页。

(37)《郑孝胥日记》，第1424页。

(38)《郑孝胥日记》，第1554页。

(39)《郑孝胥日记》，第1533、1552页。

(40)《郑孝胥日记》，第1559、1597页。

(41)《郑孝胥日记》，第1608页。

(42)《郑孝胥日记》，第1730页。

(43)《郑孝胥日记》，第1755页。

(44)《郑孝胥日记》，第1644页。

(45)郑孝胥:《海藏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46)《日记》记载，是日“爱苍、宣甫、拔可来视余，爱苍言:‘今日读经社已开，到者旭庄、贻书、宣甫。 ’”《郑孝胥日记》，第1424页。

(47)《郑孝胥日记》，第1427页。

(48)徐世昌:《晚晴鋎诗汇》，退耕堂刊本，1929年。

(49)《郑孝胥日记》，第2051页。

(50)1921年10月8日《日记》云:“赴都益处一元会，到者冯梦华、王雪澄、邹紫东、朱古微、余尧衢、陈容民、王聘三、张莘侪、章一山、杨子勤、宋澄之、吴宽仲、王叔用及余，为十四人。”

(51)1920年10月20日(重阳) 《日记》载:“至三兴园一元会，来者十三人。与聘三、宽仲、子培、尧衢同至新世界，子培盛气登其顶，旋由地道出其北部。六人同摄影纪此游。子培、尧衢、紫东先去，宽仲、聘三同听黑姑娘唱《华容道》乃散。”1921年1月22日《日记》载:“于子培宅中作一元会，凡十四人，并补祝章一山六十岁。”

(52)1922年8月16日《日记》云:“刘翰怡、叶柏皋、章一山约至翰怡宅中作一元会，观答复公启各信。”

(53)1921年6月13日《日记》载:“至都益处一元会，来者十三人:紫东、梦华、古微、尧衢、聘三、宽仲、子勤、莘侪、贻书、容民、叔用及余也”。

(54)北京亦有类似组织，如1926年6月29日《日记》记载:“于(北京)宣南春作二元会，高味荃、刘宣甫、贻书、笠士、述勤、彦强皆在坐。”

(55)1937年1月27日《日记》载:“罗叔蕴、子经同来，子经言其书店不能支持、上海市荒败不振之状。陈容民八十四岁，足疾犹不能举步，坐卧一榻;己居楼下，有寡媳居楼上，一女日来看之，李季皋每月与一百元，借以为活。宋澄之已卒，八十五岁。叶柏皋贫困，于右任其门生也，时周济之。俞志韶最健，亦过八十。刘翰怡居苏州，其余产不足抵债，坐以待毙而已。”

(56)1921年12月22日《日记》记载:“至都益处，陈小石约作消寒会，到者雪澄、尧衢、古微、子勤、一山及其兄少石，唯王聘三未到。”

(57)一元会和壬午消寒会遗老圈与超社、逸社遗老圈在人员上多有重合，这为后期两者的合并活动提供了基础。据朱兴和考证，王秉恩、邹嘉来、余肇康、章、胡嗣瑗、陈曾寿、陈夔麟为逸社重开后之新成员(朱兴和:《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0页)。其中，王秉恩、邹嘉来、余肇康、章皆与郑孝胥为壬午同年，并是一元会和壬午消寒会成员;胡嗣瑗、陈曾寿虽然未参加一元会，但平时与郑孝胥有较多接触，只有陈夔麟、陈夔龙兄弟平时接触较少。

(58)《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第68页。

(59)杨萌芽:《海上结社:超社、逸社与宋诗派在上海的文学活动》，《云梦学刊》第31卷第5期，2010年9月。

(60)遗老们最重要的政治性活动无疑是复辟，因关于这一点已经有较多研究，此处省略。此外，林志宏曾指出，清遗老圈子里流行一些象征性的仪式以维持他们彼此的认同。上海遗老们经常举行的政治仪式，例如皇帝大婚、皇帝生日等庆祝仪式，郑孝胥都积极参加。如，1922年11月6日《日记》载:“以一千元为大婚报效。”1922年12月1日《日记》载:“皇上大婚吉日。”1922年12月3日《日记》载:“午后，王聘三、陈荣民、宋澄之、章一山、王雪澄、杨子勤、余尧衢、吴宽仲来，行大婚庆贺礼，静海诸生王俊卿、陈楷亦来，随同行礼。公宴，抵暮乃散。”此处将篇幅留给那些较少受到关注的、更具日常性的活动。

(61)罗惠缙:《从〈亚洲学术杂志〉看民初遗民的文化倾向》，《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1卷第2期，2008年3月。

(62)叶参、陈邦直等编《郑孝胥传》云:“民国六年丁巳……唐元素先生创丽泽文社，召青年学子多人讲学，每半月课文一篇。请先生及冯篙叟(名煦字梦华)、沈昧叟(名曾植字子培)诸耆旧阅卷，并主讲。”

(63)陈万华:《丽泽文社与张志沂》，《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6期。

(64)陈晶华:《民国社会的异度空间——谈晚清遗民》，吉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65)《新语林》，第128页。

(66)《海藏楼内外的郑孝胥》，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