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白眉在京津地区的生活与思想面貌(1914—1929)

［中国香港］林恺欣

［摘要］清末民初之际中国社会与政制等多方面的变革，给时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清末教育改革为例，无论是新式学堂的建立，以至1905年废除科举的决定，皆彻底改变了传统士人的出路与社会空间。此期间在学之士既曾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与文化熏陶，又有机会接触西方新知，当中不少更曾出洋留学，汇通中西;他们在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近代著名的银行家——卞白眉(1884—1968)便是其中一例。本文将利用《卞白眉日记》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剖析卞氏在京津两地的生活情况，并探讨其思想世界与生活内涵，尝试以此作为案例解构民国初期处身于大城市的中上阶层人士的生活面貌。

［关键词］卞白眉;银行家;京津地区;大城市;思想面貌

前　　言

清政府在19世纪末推行的洋务运动，以至20世纪初施行之新政，无论在军事、教育和经济等方面均讲求革新，提倡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以图改革求存，抗衡西方列强的侵占与攻击。西学东渐对于传统文人带来了莫大的冲击，而教育改革之新猷，包括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以至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决定，更进一步改变了士人固有的晋升梯阶。面对国家与社会的急剧转变，欲求晋身仕途之士，以至不同背景的士绅阶层，皆需为前途重新思量。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出国留学遂成为一股新潮流。不少年青的学人在升学路途上作出不一样的抉择，他们放弃追随传统的治学途径，选择到海外攻读一些新式的专业，新一代亦中亦西的知识分子群体随之形成。20世纪初期的留学潮，初以往日本留学者居多，直至1909年美国将退还之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后，留美学生人数才逐渐增加。这批留学生或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或受民主与革命思想的影响，对中国社会改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学界对于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传统士绅阶层在封建帝制瓦解后所面临的转变，以至新一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形成一直予以关注。除了对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思想家、政治及军事人物等进行研究外，近年亦有不少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行业入手，细探当时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与社会面貌。过去对曾接受新式教育，并留学海外的银行家之研究，视点多侧重于银行界业务与政金界关系方面，少有探讨他们的思想世界，以及这些新一代商绅阶层的生活面貌。2008年出版的《卞白眉日记》涵盖年份广阔，自1914年起至1968年止共跨越半世纪⁽¹⁾，为研究清末民初的时人生活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本文将以民国时期京津地区的银行家──卞白眉(1884—1968)作为中心，利用日记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分析卞氏自留学回国后加入银行界起，直至1929年(即卞白眉30岁至45岁)期间的生活情况与思想取向，借以进一步了解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文化与精神世界的面貌。

一、卞白眉的生平简析

卞白眉，原名寿孙，字白眉，后以字行。卞氏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工作，1918年起出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旋升任经理，统管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察哈儿、绥远六省二市的中行业务，又任天津银行公会会长，中孚、大生银行董事等职，乃民初时期京津地区银行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卞白眉在京津地区银行业界的成就，并非凭借天津显族之一──卞氏家族的优势，他与天津的卞族只有远亲之谊而已⁽²⁾。从《卞白眉日记》可见，其事业较多是建基于他自己家系的社会网络。

卞白眉祖籍江苏，为扬州卞族后人，1884年生于湖北武昌两湖总督衙门，官宦世家。卞白眉的祖父卞宝第(1824—1893)，咸丰元年举人，官至福建巡抚、湖广总督、闽浙总督，曾参与兴办洋务;父亲卞绪昌(1863—?)为卞宝第长子，拔贡出身，官至安征按察使;叔父卞昌(1872—1946)为张之洞女婿，曾任横滨、长崎领事。卞白眉祖上与晚清洋务的发展多有关系，故对于家中子弟的教育，既重视传统中式教育，亦注重在西学新知方面的培养，可谓中西兼备。卞白眉自小接受中式教育，中国传统学问根基深厚。他15岁时考中秀才，随后于卞府的洋书房，从曹锡庚(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及小林健吉学习语文及科学等知识，后就读于震旦学院。16岁之年卞氏与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锦结婚。18岁捐太常寺博士，移居北京。然而，卞氏并没有满足于该官职，1906年他弃官偕夫人到美国白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留学，主修政治经济学，及至1912年毕业回国。

回国后，卞氏在事业上未得起端，幸得夫人的支持，利用所持的启新洋灰公司和阜丰面粉公司的股息渡过经济难关⁽³⁾。李国锦无论在经济或家族人脉关系上，均给予卞白眉莫大的支持。通过李国锦的姻亲中国银行总裁孙多森(1867—1919)介绍，卞白眉得以进入银行界，参与大清银行清理善后与筹建中国银行工作。1913年中国银行成立，卞白眉初任发行局佐理，后升任总稽核。1916年北洋政府下令停止中国和交通两银行钞券兑现，卞氏坚决反对，辞职移居天津，于天津协助孙多森筹办中孚银行，曾任天津中孚银行总督理处主任秘书兼总稽核。1918年，中行总裁易人，卞氏应中国银行冯耿光(1882—1966)、张公权(1889—1979)之邀，重返中国银行，担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经理。此外，亦担任天津银行公会会长、天津市商会执委及常委、天津英租界华人董事、中孚及大生银行董事，还兼任该行所投资的中棉公司、中国保险公司、新华银行等企业之董事、监事等职⁽⁴⁾。1938年七七事变后，卞氏离津赴港，在港成立天津中国银行驻香港办事处，遥领天津分行工作。1943年任中国银行副经理。1948年中行总行迁至香港后解散，同年卞氏退休，1951年赴美度晚年，1968年逝世于美国⁽⁵⁾。

对于20世纪初期天津银行家的本质，史翰波(Brett Sheehan)认为他们主要是一班大城市的精英，一群专业人士，其社会网络是跨地域性的，并没有强烈的地域性的乡帮色彩:

I argue that Tianjin’s twentieth century bankers，although urban，exhibited little or no local identity.They were a group of cosmopolitan elites with close ties to supralocal networks and a strong sense of professionalism，both of which militated against any purely local identity……bankers did not organize along single native-place lines.Instead，bloc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ve places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in historic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produced cosmopolitan patterns．⁽⁶⁾

诚然，卞白眉在天津的发展主要建基于个人的专业知识，其家庭背景与姻亲关系虽能为他的事业给予帮助和支持，但是实际的发展较大程度仍是由他自己通过专业知识和个人社会网络而建立起来，他并未在天津银行界建立起家族势力。卞白眉的家庭与教育背景为研究其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亦为分析其思想与文化取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卞白眉的生活模式

《卞白眉日记》始于1914年，为卞白眉三十而立之年，正是他学成归国，且事业上开始稳步发展之时。卞氏对于撰写日记可谓持之而恒，几乎从没间断。日记初期的记述甚为简短，时只录数语，只略述每天重要事宜，内容较为零散。20世纪20年代起日记篇幅渐长，无论叙事与抒怀，内容均较前翔实，有助读者了解卞氏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卞白眉日记》所涉内容除了包括民国时期京津地区银行业界运作的情况，还有大量有关卞氏的家庭与其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数据。下文将以系统的方式整理日记的内容，试从所得的数据宏观分析卞氏在1914至1929年间的生活习惯、兴趣与消遣、饮食爱好及家庭生活等，从而窥探卞氏的精神世界与思想面貌。

(一)阅读与藏书

卞白眉不单是一位银行家，亦是一位饶富文化涵养的有学之士。卞氏热爱知识与文化，在日常工作与应酬外，卞氏大部分的余暇都用于家庭与阅读之中。他在日记中常有载述自己所阅读与购藏的书刊资料，亦时会撰述读后感。阅读与购书可谓卞氏最重要的生活习惯之一，1914年1月2日日记开首即记述了他整理书室与藏书的情况，可见他对其藏书的重视:

早膳后，令唐三将书室内炉火升起，并督率彼及小肖将书架及桌椅等挪移，另行安置。夏间由唐三从扬州带来各书，全行提出。午后至晚餐时，将所有中国书清理妥帖。⁽⁷⁾

阅读与个人的思想面貌息息相关，为了全面及系统分析卞白眉的文化与精神世界，笔者初步搜查和整理了1914至1923年间，日记所记载卞氏曾阅读和购藏的书刊资料，从而分析卞氏的读书志趣与习惯︰:

表1　1914至1923年间卞白眉阅览书刊资料简表

综合上表的资料，卞白眉在1914至1923年间所购阅的书刊，概可分为中国传统经典及西方新知文献两大类，而两者所占比例相若。细考卞氏阅读习惯的变化，早年还是以中国传统书刊为主，其后阅读西方的文献和书刊则陆续增多，这可能与民国建立以后京津地区的出版社和西文书店数量陆续增加相关⁽⁸⁾。卞氏几乎每天都读书，其阅读兴趣相当广泛，中学方面无论传统的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以至晚清维新知识分子的论著和报刊等皆有涉猎;西学方面则包括西学新知及哲学思想、西文戏剧与小说、新闻杂志、银行和经济学的专书等。

从表1所列的书目可见，卞氏学养深醇，且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这与其幼年接受中式传统教育，打下巩固的国学基础不无关系。即便他日后留学美国，亦无改他对传统文化和知识的热爱。日记记载有关其阅读和购书方面的内容，所占比重甚多，这反映他早已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阅读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阅读与购藏是相辅相成的，卞白眉不单爱书，并注重旧书的版本，他在日记中曾以“书痴”自称⁽⁹⁾，差不多每有闲暇便往各大书庄或书店搜罗与其兴趣或专业相关的书刊。有关卞白眉购书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2所录卞氏在1914至1923年间之购藏书刊纪录:

表2　1914至1923年间卞白眉购藏书刊及碑帖简表

从上表可见，在阅读以外卞白眉亦常购买碑帖，他喜欢临摹碑帖及择抄书刊内容，每天常习字一二页，他认为习字能“聊以养心”⁽¹⁰⁾，可见他注重心性的修养，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卞白眉是一位纳藏于用的藏书家，凡购得新书刊每即回家阅读。卞白眉阅读的速度甚快，时一天看书数种，又常能以两至三天完成一书。对于中国传统的经典，他则会长期反复阅读和琢磨。以《左传》为例，他曾于1914至1916年间阅读，20世纪20年代又以《左传》教授女儿卞菊年，可见他对国学经典的重视。卞白眉读书态度认真，遇上富启发性的内容，便会撮录下来，并在日记中加以评论。从其所选读的书籍及所作之书评，不难看出卞氏阅读的目的不只为兴趣，实亦为了追求知识和探寻人生智能和道理。例如卞氏在读《荀子》第十二篇后，曾在日记中载道:

其论士仕者及处士一节颇中世病，若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及以不俗为二语，尤足为今之所谓名士者当头棒喝。若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数语，直可为座加铭矣。⁽¹¹⁾

卞氏研读古史和国学经典，常会以鉴古知今的角度审视当代世情。他阅读《资治通鉴》后便有“见陆宣公所论备边六失，唐之遵养骄兵悍将，正如为今日写照，几何其不至藩镇割剧之弊哉”之句⁽¹²⁾。

卞白眉在阅读方面亦紧贴西方的文化潮流。他非常留意外地新出版的各类书刊，新书出版不久往往即邮购阅读。1922年施铎达的《反文化》(Lothrop Stoddard’s The Revolt against Civilization:the manace of the under man)在伦敦出版，同年9月卞氏已购阅且在日记中发表见解，认为施铎达偏重优生学，并加以分析其弊处:

当中过激派之利害言之颇详，大半为中人说法。其结果注重优生学，以繁殖优秀，淘汰卑劣为归，重视遗传，略视环境;其议论因以最近生物学为本，然不免偏执之处。吾意环境佳，劣者虽未必进化，环境不佳，则优秀者亦无从显其本能。优秀者若仅偏重脑力，而薄视体力，则久之或终不免为劳力者所制，劳心者要亦有劳力之能力，方可永存也。⁽¹³⁾

对于西方政经方面的新书刊，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论著，卞白眉更是份外关注。卞氏虽然留学美国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管理系统，但他并未有被西方文化完全同化。他留意掌握西方新知与思潮之余，亦坚持国家与个人的民族和文化立场。1923年卞白眉阅罢韦葛尔的《中国币制银行论》(S.R.Wugel，The Chinese Currency ＆ Banking)一书后，在日记中便撰有以下评语:“其主张设立贸易区银行，以代国家银行，于中国情形未尽嘹亮，而立论自信大过，且处处意在保外商及外国银行权利也。”⁽¹⁴⁾由此可见，他持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且对银行专业领域非常熟识，遇事能以专业的角度予以分析，表现出专业的识见与精神。

(二)电影及其他消遣

天津自1860年《北京条约》后成为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的租界地，市内无论城市建设，以至各项商贸、饮食、文娱及康乐设施，都在西方文化带动和影响下蓬勃发展起来，为晚清华北地区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卞白眉在1918年出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一职，翌年跃升为经理; 1920年又成为天津银行公会会长，另又出任中孚及大生银行董事等职，在华北地区的工商界声望显著。此外，卞氏又先后担任天津英租界华人董事、南开大学商学院董事⁽¹⁵⁾，以及新学书院、耀华中学、中西女中、汇文中学的董事等多项公职⁽¹⁶⁾。凡此皆说明卞白眉的社会地位显赫，在20世纪20年代已晋身天津的上流社会。《卞白眉日记》既载录了卞氏在京津期间事业发展的情况，同时亦记述了其家庭生活和余暇的消遣活动，这些资料不单是研究卞白眉的一手资料，亦为了解民国初期京津地区的社会建设，以及中产阶层人士的生活模式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卞白眉工作有序，且注重生活的平衡。工余时除了阅读和购书外，还有其他的消遣，例如打球(打网球及台球)、看电影和下棋等，其中卞氏最热衷的莫过于看电影。天津的电影业始于清末之际，自1896年法国百代公司首次播放电影，1906年由天津人创办的影院──权仙电戏院于法租界开业，其后大大小小的电影院相继开办⁽¹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已是影院林立，成为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电影中心。

根据《卞白眉日记》的记载，卞氏平均每周看一至两次电影，有时更多达三次;最常光顾的影院为平安电影院、天津电影院和光明戏院，20世纪20年代后期则较多到皇宫和天升两戏院观看电影。以1920年为例，日记记录了该年卞氏观看电影多达40次，所看电影的题材广泛，中、西剧片种包罗万有，其观剧的模式主要是以消闲为主，同时亦以此作为了解世界时事与文化潮流的途径。卞白眉的时事触角敏锐，每遇上相关题材的电影，多会于日记撰写剧评，表述他对时局政事等问题的见解。1923年他与家人观看影剧《四煞》后，因有感题材与当时政局甚为相似，所撰之观后感便是一例:

所谓四煞者战争、兵争、灾荒、死亡是也。虚荣权利心重，则好胜人，好胜人则争端起，战争之余，则灾荒死亡继之矣。此亦示兵凶战危之意，以期世界大同也。此剧宜今之军阀观之。⁽¹⁸⁾

卞白眉亦热衷于观赏其他的西方文化节目，包括上述的影院所举办之音乐演奏会及西洋话剧等，此外，偶尔也会观赏京剧或昆剧等传统中国戏剧。卞白眉重视家庭生活，闲暇时常携同母亲和妻儿同往观剧消遣，故其戏伴多为家人及亲友。每逢周日例必安排家庭活动，或与儿女到法国公园和中央公园等处散步，或带同母亲及妻儿往当时天津著名的西式食肆品赏糕点，又或带同家人往照相馆拍照、游览博物馆等。

基于工作的关系，卞白眉常会与同事或合作伙伴到交际社吃饭，又会到租界的俱乐部打球和玩纸牌等。当时该类型的西式消遣活动在天津盛极一时，大型的饭店多附设有台球房和地球房，属于上流社会消遣的文化潮流⁽¹⁹⁾。然而，卞氏并未有长期投入此类型的交际活动，根据1930年以前的日记内容，他只于20年代初期活跃于俱乐部的活动，相信这与他在1920年间刚出任天津银行公会会长等职务有关，此后甚少再在日记着墨。这些活动反映了民国初期天津中上阶层人士的生活模式普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西方引入的新事物往往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时尚，在社会中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化潮流。

(三)信仰生活

《卞白眉日记》中没有清楚交代卞氏是否基督教徒，亦鲜有记载他讨论教理和信仰问题的内容，但从日记内容的点滴仍能窥见其宗教信仰的端倪。1923年10月卞白眉的母亲以《基督传》赠予卞氏作为四十岁的生辰礼物⁽²⁰⁾，卞白眉虽没有在日记详细解释事由，但卞母此举说明了卞家对基督教是认识的。卞白眉在1921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首次提及基督教的信仰问题，此后亦间会在日记中提及周日与妻儿到教堂做礼拜的情况:

表3　1914至1930年《卞白眉日记》有关基督教信仰方面的记载

从上表可见，卞白眉在1924 年10 月12 日及1930 年3 月11 日两则日记中，先后忆述了他留学美国时参加礼拜的情况，估计他大概是在读书期间开始接触基督教。在20 世纪20 年代起他的儿女相继入读教会所办的学校，卞氏自此时起亦常与家人参加礼拜活动。

此外，卞白眉经常利用京津两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设施，且与天津青年会的主事人间有往来⁽²¹⁾。查1922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报告》，卞白眉当时已成为该会的委办，专责推行“智育科”方面的工作⁽²²⁾;同年又担任了该会征求会友活动的队长⁽²³⁾，在推动青年会会务方面的表现颇为积极。根据以上的事例来推断，卞氏接受基督信仰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卞白眉较着重信仰的本质，他不齿其他只图教徒虚名，实质行为却不从教义之人。上表载录了他曾在日记中批评冯玉祥是假教徒，又赋诗讽喻教会中人良莠不齐的现象，更曾提醒两儿“修德在存诚”，个人修养与信念比其他形式化的宗教活动更为重要。

卞白眉的工作与社会地位，让他与家人可以享受到大城市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活。从卞氏的生活既可看到传统中国的文化特质，同时亦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处身于大城市的社会精英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情况，乃中西文化交汇兼容的一例。

三、卞白眉的思想面貌

卞白眉的生活模式，揭示了民国初期京津地区精英阶层的生活面貌。对于在清末民初出洋留学，入民国以后于大城市工作的政商界社会精英，他们的生活模式是否相若?卞白眉中西兼容的生活态度，究竟是个别例子，还是普遍现象?下文试从《卞白眉日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一步分析卞氏的思想面貌。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

卞白眉于1906年至1912年间赴美留学，前后共约6年，对于西方的生活和文化多有体会，而从其日后在京津地区的生活片段，亦得见到他追求西方新知，乐意接受西方事物的表现。然而，细析《卞白眉日记》的内容，却又能找到卞氏在思想上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证据。

1914年卞白眉初抵北京，亲友曾向当地财经界人士推荐卞氏:“丈曾向觉顿言及提携意，云觉顿评我为尚有尺寸，无外洋气习。”⁽²⁴⁾从汤觉顿的评价可见，卞氏虽然留美多年，但仍能保持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在行为上并未予人洋化的感觉。卞白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基础稳固，同时他的思想开明，学习进取，对于西方文化和知识广为吸纳和接收之余，却从未盲目跟从西方潮流。1924年12月27日卞氏参加留美同学聚餐，对于同学追求西方物质文明的表现予以批评，可见他与其他留美学生的行为和价值观是有分歧的:

同学会聚餐时，歌呼欢笑，纯作美化舞蹈诸女士，又复奇装艳服，穷极繁丽，效颦西方物质文明之皮毛，久恐澌灭精神之纯洁，观览之余，不禁感喟。⁽²⁵⁾

卞白眉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的伦理观念与文化精神，早已植根于其思想之中。他学成归国以后，仍继续阅读大量的经史典籍，未放弃对传统知识与道德价值观的追求。在培育子女方面，他既重视新式教育，同时亦没有忽略对传统文化与知识的传授，空余时会为子女讲授传统经典，培养子女对旧学和传统文化的认知⁽²⁶⁾。此外，卞白眉诗书皆通，常以诗词抒怀，饶富文人风雅。日记中载有不少诗作，其性质概可以分为外游写景、与友人酬答、咏事与抒怀三大类。对于动荡不稳的时局状况与狰狞的社会百态，他时会通过诗文抒怀，例如1924年日记最后部分便载有其秋日咏事诗八首，当中大部分都是有感当时割据分列的局面而作:

割据纷纷海内骚，平淮灭蔡事徒劳。

负隅困兽犹呼啸，脱绊饥鹰奋羽毛。(www.daowen.com)

绝少忠诚通职贡，争留节钺付儿曹。

怜渠弱小依强镇，北结南盟亦自豪。⁽²⁷⁾

文化、教育与成长环境是决定个人价值观的一些基本因素。儒家思想和传统中国文化教育对于士人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学界认为传统儒家思想是阻碍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论调，王尔敏提出了三个反证:第一，儒家传统思想并不构成对外来思想排拒的根本因素;第二，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观念并无基本冲突;第三，儒家思想被知识分子用作融合西方思想的原始基础，无论改革派、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以儒家学说充实他们的新理论⁽²⁸⁾。《卞白眉日记》所反映的思想面貌基本切合上述首两个反证论点。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对卞氏人格之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却无碍他吸收和接受西方思想和文化。卞氏在清末放弃原有官职赴美深造，接受全面的西式教育，归国以后成为银行界的专业人士，同时亦坚持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凡此皆显示出他中西兼容的态度。

卞白眉思想开明，乐于接受西方文化知识，然而，其思想较多是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卞氏在民国以后仍秉持传统士人的道德价值观，处事讲求气节，并着重对国家之责任与承担。根据日记描述，卞白眉在1916年及1921年处理中国银行停兑事件，以至1926年北洋军阀褚玉璞(1887—1929)强迫借款等事情上，卞白眉都努力维护中行声誉，并坚持专业操守。1916年卞氏在日记中曾感慨银行的工作繁重且棘手，但仍视之为己任以对:

国家多事，银行气运亦不得不随为转移，予位卑俸薄而责任加重，国家银行几等于我之银行。君子以气节自重，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所谓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正其时矣，吾复何言。予今日情形正与先君苦在安庆围城中相同，念及亡父，泪垂垂下矣。⁽²⁹⁾

余英时曾指出清亡以后“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仍然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³⁰⁾。这种精神面貌在《卞白眉日记》当中多有体现。1937年天津沦陷后，卞白眉拒绝与日伪合作，以分行经理无权签字认股为由拒绝提供所要求的450万银行股金。最后在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1879—1945)授意下被迫妥协，签下了“卞白眉尽量筹集”七字，及后他在日记标注此日为“卞白眉精神死亡日”，并载道:“签字后难受之至，从前之我已于今日死。此后仅行尸走肉，活死人耳。”⁽³¹⁾翌日交款后卞氏即向总行自请刑事处分。卞白眉在事业上克尽己职，在民族大义上坚守气节，对于自己作为中国人和银行家的身份是清晰而坚定的。

(二)现代城市的专业精英

民国的建立不仅代表了帝制的瓦解，固有封建社会的制度亦随之而消失。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社会剧变的过程中首当其冲，失却了既有的社会优势和升迁出路，故此必须重新调组和转型，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民国以后他们按各自的专长在政府、工商、医疗及文教等界谋求新出路，渐渐形成了一个专业人士的阶层。这批专业知识分子多集中于城市，而卞白眉可谓其中一例。卞白眉虽为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并总管华北地区的中行业务，但是他的身份只属于银行界的专业人员和地区社会精英，未得以进一步参与国家政务工作。从其日记亦可见他主要是通过报刊得悉国事和世界消息，可说是只处于政治圈的外围。卞白眉是清末民初由传统士人过渡成为专业人士的一个案例，他的际遇反映出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一般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不需再肩负起传统士大夫在“道统”和“治统”方面的责任，且他们的工作亦没有与国家政治体制挂钩，所以尽管他们关心国家，也不一定会参与政事。对此罗志田指出:“新学制产生出的现代知识分子既然在社会‘自由浮动’，大部分人一般只想议政不欲参政，通常也只能议政而不能参政。”⁽³²⁾民国时期能够走上政治舞台的银行家，他们大多属于银行中最高的管理阶层，而《卞白眉日记》所反映的知识分子模型，则是一个银行界专业人员的面貌，其地位高于一般的白领人员，属于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人士和社会精英。

上文曾引述史翰波的论点，他认为这班社会精英选择到城市工作的原因，主要是被这些城市设施与城市内的人际网络所吸引，又以天津的银行家为例，指出他们的社会网络是由其所属的银行系统，以及他们与其他城市精英的联系重叠而成⁽³³⁾。对于天津银行界精英的生活研究，史翰波主要点出的是他们富有流动性的生活模式。诚然，卞白眉自加入中国银行以后，他的工作主要以天津和北京为中心，除此以外他亦经常往返上海及其他主要城市，人际网络广阔，并留意掌握国际信息与社会脉搏，又能兼顾社会公益及教育等事业，因而成功跻身社会前端，成为地区社会的专业精英。

卞白眉中西学术兼通，其思想开阔之余，同时又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一位能够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知识分子，在同期的银行家中可谓是罕见的例子。可惜其他与卞白眉年纪、背景与职位相若的银行家鲜有日记出版，未能对这班银行家们的生活模式与精神世界作出具体的比较。卞白眉的案例反映了民国城市精英的文化与思想面貌的一些特质，至于其他成长于本土新式学堂，又或从日本、欧洲等地留学回国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生活与精神面貌是否相若，具体情况仍待将来进一步考证和比较。

总　　结

卞白眉出生于兴办洋务的官宦世家，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又得以学习西方知识，拥有广博扎实的教育根基。自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家境富裕的子弟多会选择出洋留学，这些学生所选修的课程多以政商或机械工程等实用科目为主，卞白眉便是当中的一个例子。进入民国以后，卞氏既没有成为拒仕新朝、坚守传统的逊清遗民，亦并非志力提倡西方文明和鼓吹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他选择成为银行界的专业人士，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开拓事业，并为社会服务。卞白眉中西文化会通的背景、渊博的知识与通达慎微的性格，对他在事业方面发展有莫大帮助，让他能够利用京津地区的优势发挥所长，在这两个政商重镇和中西文化交汇点上展示实力。

尽管卞白眉在生活细节上的表现明显较“洋化”，但其家庭观念与文化思想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诚如《卞白眉日记》编者所述，卞白眉“深受中国文化熏陶，又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中西文化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在他身上表露更多的还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这些在日记中都有所反映”⁽³⁴⁾。我们在研究价值观之时，需要留意价值观是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但是，反过来价值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类型，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易厘清⁽³⁵⁾。在探讨卞白眉的文化与思想面貌时，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在清末民初期间的具体状况，还有在改朝换代之际，历史文化环境的变迁对于民族性与国民价值观等方面所产生的变化，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是塑造人物的思想面貌的关键。

《卞白眉日记》反映了清末民初之际，处于新旧夹缝之间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社会剧变和寻找新出路。日记内容不单为研究卞白眉与银行界的发展提供了一手数据，更重要的是通过日记所描绘的卞白眉与其生路历程，学界得以进一步了解晚清士人阶层的转型过程，还有民国以后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以及中产和专业阶层在大城市中的生活文化与精神面貌等，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与角度。

作者简介:林恺欣，女，供职于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

【注释】

(1)《卞白眉日记》在上述所涵盖的55年中，有7年的日记缺失，按卞氏在1946年日记所记载，原因是他在这些年份并没有撰写日记，故现存及出版的日记只有48年。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卞白眉日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卞白眉移居天津以前，少有于日记提及天津的卞族亲人。1916年他到天津的中孚银行工作，以及后来转到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出任经理，主要都是通过其个人及家庭方面的社会网络。20世纪20年代天津卞族的卞荫昌(字樾庭，又作月亭，1866—1926)及卞肇新(字成，1889—1952)均活跃于天津商界，卞月亭在1920年出任天津总商会会长，而卞亻叔成亦与卞白眉同为南开大学、新学书院、汇文中学、中西女中等学校的董事，因此工作上有接触和联系，卞白眉日记亦间有提及他们之间的往还。有关天津卞家的资料，详见罗澍伟编著《天津的名门世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8页。

(3)霍玉:《卞白眉──毕生奉献金融业》，载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近代天津九大银行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97页。

(4)宋蕴璞:《天津银行公会》，《天津志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34页。

(5)同上注，第168—171页。

(6)Brett Sheehan，“Urban Identity and Urban Networks in Cosmopolitan Cities:Banks and Bankers in Tianjin，1900-1937”，in Joseph W.Esherick 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p.47-64．

(7)《卞白眉日记》第一卷，第7页。

(8)查《卞白眉日记》相关的购书条目，在20世纪10至20年代期间，北京销售外文书刊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厂甸、华洋书庄等处;天津则主要有伊文思书馆、Harcout Brace ＆ Co等。卞白眉亦曾在天津的中法图书馆以及英美等地订购外文书刊。至于京津两地经销中文书刊的地方，主要有琉璃厂、文明堂、有正书局、神州国光社、利亚书局、宾宴楼、天津印字馆、贻安堂经籍社、郭纪云书局等。卞氏亦间有从上海博古斋及扫叶山房订购古籍。

(9)1914年1月4日他在北京琉璃厂宏道堂购得浙江官书局版的《墨子》，书局索价一元二，他谓:“不为贱矣。兴之所至，不复计值，因书痴上当处，亦书痴自得处。”《卞白眉日记》第一卷，第7页。

(10)《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14年1月18日条，第8页。

(11)《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14年2月18日条，第11—12页。

(12)《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17年3月8日条，第80页。

(13)《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22年9月1日条，第212页。

(14)《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23年3月2日条，第236页。

(15)南开大学商学院成立于1929年，卞白眉约于学院成立后至20世纪30年代间出任南开大学商学院的董事。详见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104页。

(16)《卞白眉日记》序，第一卷，第1—4页。

(17)1909年天津著名的影院──平安电影公司由英籍印人巴利创办，继而有大华影院(1916年美籍俄商建于德租界)、西权仙影院(1916年天津人建于法租界)、北洋戏院(1916年美国人建于法租界)、光明戏院(1919年英籍印人巴利建于法租界)、天升电影院(1924年希腊人建于俄租界)及天津电影院(1924年天津人建于日租界)等。参见张绍祖、吴智杰《近现代天津影事活动编年纪事》，载《天津文化史料》第六辑，天津市文化局文化史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1999年，第60—88页。

(18)《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23年2月10日条，第233页。

(19)宋蕴璞:《天津志略》，第362—363页。

(20)《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23年10月15日条，第261页。卞母所购之《基督传》(Life of Christ)由意大利文学家巴披尼(Giovanni Paini，1881—1956)所撰，原著于1921年出版。

(21)据《卞白眉日记》所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副会长及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1876—1951)曾在1920年11月代表青年会与卞白眉见面并筹务经费，卞氏代表中行捐款二百元予该会。同月卞氏又与青年会代理总干事郝瑞满(R.S．Hall)见面，商讨行员就学的问题。详见《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20年11月15日及17日条，第114—115页。按:此处有关张伯苓及郝瑞满二人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职位的资料，取自卞白眉在其1920年末所录之“天津青年会1920年的人事组织名单”，详见《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20年，第120页。

(22)据1922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报告》所载，此年张伯苓与郝瑞满二人已成为了该会的会长和总干事，其他的董事成员包括:王厚斋、陈芝琴、王晋生、雍剑秋、王右丞、吴镜寰、卞亻叔成、朱季柳、乔锦堂、陈宝禾和王崇光。资料由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冯锦荣教授所藏，并不吝提供，谨此致谢。

(23)《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22年10月16日条，第218页。

(24)《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14年5月9日条，第17页。《卞白眉日记》的人名索引，并未提及“觉顿”名字。笔者推测“觉顿”应指当时出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汤睿先生。汤睿(1878—1916)，字觉顿，笔名明水，广东番禺人，康有为弟子，民国初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顾问、中国银行总裁等职。详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页。

(25)《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24年12月27日条，第325页。

(26)《卞白眉日记》中时有记载卞氏教授幼女《左传》和国文等的内容，参见1925年11月29日、12月6日、1926年4月4日条等。

(27)《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24年，第326页。按:有关《卞白眉日记》所载诗文之研究文章，暂只有《卞白眉日记旧诗点断订误》一篇。作者在文中主要指出了编者在整理和点断诗文上的若干问题，有助日后进一步研究卞氏的诗文。详可参阅缪志明《卞白眉日记旧诗点断订误》，《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8卷第3期，2010年9月，第58—61页。

(28)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作者自刊，1969年版，第21—22页。

(29)《卞白眉日记》第一卷，1916年2月5日条，第55页。

(3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31)《卞白眉日记》第三卷，1937年12月23日条，第394页。

(32)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1997年11月，第103—104页;又见氏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62—163页。

(33)Brett Sheehan，“Urban Identity and Urban Networks in Cosmopolitan Cities:Banks and Bankers in Tianjin，1900-1937”，in Joseph W.Esherick 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60．

(34)编者《写在前面》，《卞白眉日记》第一卷，第3页。

(35)文祟一:《中国人的价值观》，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社会发展史》(第一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244—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