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一位江南文士的日常生活:以《张廷济日记》为中心的讨论

王　健

［摘要］作为清代中期江南地区的一位中层士人，交游活动是张廷济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族经济实力的支撑下，通过频繁地交游，张廷济获取了他所需要的各类资源，同时亦得以声名鹊起，大大提升了自身及家族的学术与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张廷济亦有着丰富的个人信仰世界，因信仰而导致的好恶取舍有时也会影响到现实的日常生活，而信仰本身则又为我们观察其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特有的视角。

［关键词］张廷济;日常生活;交游;信仰

张廷济，字顺安，号叔未，又字作田，清代嘉兴县新篁里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他一生醉心于金石，是清代比较著名的金石学家，与同时代的阮元、翁方纲、邢澍等均有密切往还，因此，现有的涉及张廷济的相关研究也主要是论述其在金石学、钱币学等方面的成就⁽¹⁾。本文则试图通过对其日记、诗文以及金石著作相关内容的分析，并结合《竹里小志》、嘉庆《嘉兴县志》等地方志书，从日常交游与个人信仰两个方面部分勾勒出清代中期一个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实态。

需要说明的是，张廷济平生好记日记，据称总计有数百册之多，可惜此后因种种原因而日渐散失，至今所存稿本分为三处收藏。其中上海图书馆藏有《清仪阁日记》(记嘉庆十年事)与《张廷济日记杂稿》(保留有嘉庆六年、七年、十五至二十年以及道光十九、二十年的部分内容)两种，国家图书馆藏有《张叔未日记》(保留有嘉庆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以及道光元年、二年、五年的部分内容)、台北“国家图书馆”则藏有嘉庆十四年初至八月的部分日记。这些日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张氏在嘉道年间的出行、交游、个人信仰以及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等情形。另外张氏传世的著作尚有诗文集《桂馨堂集》以及金石学著作《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等数十种。由于笔者目前尚未得见台北藏稿，因此本文是在阅读上图与国图所藏张氏相关日记基础上的一个初步的研究。

关于清代文人的日常生活，近年来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²⁾，在这些研究中，作者多将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变革，如明清鼎革、废科举等联系在一起考察，为我们展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普通文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展开的。而本文所要关注的对象，其一生跨越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笔者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的考察，对清代中期江南中层文人的日常生活有所了解。

一、新篁张氏家族与张廷济早年科考经历

清代嘉兴县新篁张氏家族世居新篁镇东圩⁽³⁾，据吴懋政为张廷济伯父张锡所作《复哉张君墓志铭》载，张廷济高祖人宿“性嗜书，积万余卷，穷年点勘，尝读书空庙塘翁氏百梅园”，曾祖文宪“美治田，乡人好田者多师之”，祖恒“早岁入京师，游太学数载归，不幸早逝”⁽⁴⁾。其父张镇、伯父张锡均为国学生。

园感旧图卷:张廷济、张受之像

(费丹旭绘)

在张廷济生活的年代，张氏应当是江南比较典型的耕贾结合的家族。他们在当地一方面拥有一定田产，据张廷济日记记载，他在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一次赴嘉兴府城所输粮米即达一百石⁽⁵⁾，在新篁镇上应该设有专门的租栈(日记中称为“店”)，张廷济在日记中就曾多次提及直接从店中支取银钱花销。同时，作为新篁镇的重要家族，他们还经管有地方公有田产，其日记中即有“代管里十一下四庄之田费，计田一千零六十九亩”的记载⁽⁶⁾。另一方面，张氏家族应该还兼营商业，廷济在其日记中常提及其赴嘉兴时的住所为布庄、布店，而回程时也有坐布船者，另外，在其日记中所见，其亲友亦有开布庄者，因此其家中所从事者可能也是布匹或成衣生意⁽⁷⁾。作为一镇之楷模，张廷济之父张镇自16岁“即董里中平粜事”，至69岁时，共主持过8次镇上的赈济活动⁽⁸⁾。因此，当时张氏家族在新篁地方无疑是具有领导地位的。

出生于这样的一个在当地有一定经济社会地位的乡绅家庭，读书科举，以求金榜题名，光耀门楣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作为张镇的第三子，张廷济年9岁即受业于本地经师戴昆玉门下“拜受经学”，此后，又曾先后师事于吴懋政、胡延、丁焘、顾光等当地名儒，学习时文诗艺⁽⁹⁾。终于在嘉庆三年(1798) 30岁时，他以戊午科乡试第一名中举，为该科解元，房师为吴省兰、邢澍，他们也成了张廷济此后重要的交往对象。

在成解元后的数十年间，张廷济数次赴京参加会试，并曾于嘉庆六、七年间馆于北京虎坊桥户部侍郎赵谦士家，但科考却屡屡受挫。直至嘉庆十四年最后一次会试下第，自当年五月归里后，便再未进京赶考，而是蛰居乡里，成为一个典型的乡居士绅，直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去世。

二、张廷济日常交游的内容与成本

新篁镇位于嘉兴府城东南约五十里，镇地僻处一隅，经平湖塘(亦称汉塘)与府城相交通，生活于此的张廷济要增广见闻，切磋学问，就必须保持与外界的密切联系，因此出行与交游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不断的出游中，他的交游网络得以维持和拓展。而这一交游网络反过来又对其日常生活及社会地位的维持产生积极影响。

笔者通过对其嘉庆十年(1805)交游情况的梳理，将其在该年中的出游时间、出游地点等情况列表如下。

嘉庆十年(1805)张廷济出游情况表

注:根据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稿本整理。

分析张廷济在嘉兴十年的出行情况，我们发现该年中张廷济共有85日出行在外，约占全年时间的四分之一。其中除了正月初九至十六是试图赴京参加会试，因病中途而返，其行程比较简单外，其余每次出游往往有多项行程安排，如亲友间的日常仪节往来、凭吊师长友人、会晤新朋旧友、订购书籍、鉴赏买卖金石器物等。

亲友之间的日常仪节往来，包括对尚健在的长者的拜望、问安;亲友生病、逝世时的探望、吊丧等。这些活动看似琐屑，但却是人伦之所在，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出游的主要目的之一，十分重要。比如当年他曾于九月、十月两次赴嘉善向岳母沈太夫人请安。十月又曾进谒吴省兰、邢澍两位房师。闰六月二十九日，张廷济及其二子正苦于疟疾，大病初愈，此时嘉兴传来“阮浙圃太老师之讣”，他立即带病于当日赴嘉兴吊丧⁽¹⁰⁾。

新篁镇地理位置示意

日常的寻师访友，讲论学术、时事，亦是张廷济交游的重要内容。此类出游最为随意，往往是或有一二好友相邀出行，或是以谒拜已逝师友的坟墓、旧居为由，再或者是穿插于日常仪节往来之间。至于相互之间的具体交流内容，则或科举、或学术、或地方事务等。

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金石之交在张廷济交游中的地位。嘉道年间，金石之学甚盛，张廷济自少年时代起便酷爱金石，长而益笃，由此大大拓展了其交游的渠道。如他在跋《清仪阁古印偶存》卷六中所云:“余少嗜集古人铜印，村居僻，足迹亦不广，父兄之所贻，亲串之所赠，不及三十名也。方壮，侍今相国仪征阮夫子，受经之余，讲求古钟鼎彝器文字。己未、辛酉、己巳，三至京师，留滞数载，得师事大兴翁阁学覃溪先生，又与宋芝山学博葆淳、赵谦士司农秉冲、赵润甫大令秉淳、翁宜泉秋部树培、孙古云袭伯均为道古至契，闻见渐廓，所获亦渐增。”⁽¹¹⁾

可见，正是通过相同的金石爱好，使他与同时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官员如阮元、翁方纲等相知相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阮元的交往，阮元仅长廷济四岁，但早得大名，嘉庆初年已经出任浙江巡抚，他对张廷济赞赏有加，在其所著《定香亭笔谈》等著述中均有对张廷济的赏识之语⁽¹²⁾。

张廷济频繁的交游无疑是需要经济基础的，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了其家族在当地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地位，那么其交游的成本具体又包括哪些部分呢?先来看出行花费，张廷济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舟船，多为雇舟出行。从新篁经平湖塘至嘉兴府城，路程约为五十里，一般为夕发朝至，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行舟速度大约为一昼夜百里左右。至于行舟花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舟人工钱。嘉庆十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张廷济出游松江、嘉善等地，雇船工二人，工作四日两夜，计六工，连烟酒在内，每日算一工，工钱六十五文，两人总计七百八十文⁽¹³⁾。

《张叔未日记》稿本

二是行舟费用。如进城费用，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二日，舟进湖州府城，付城门钱十四文⁽¹⁴⁾。再如泊舟费用，如嘉庆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泊舟杭州淳裕桥，付坝钱廿八文⁽¹⁵⁾。

三是舟上生活费用，包括柴火、饭菜等。如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舟上花费:烛十二、腐廿、菜十八、腐菔三十五;二十五日花费:肉五十、腐十四、片腐十二、葱酒三、笋十、柴百十文、渡钱七文、藕钱六文⁽¹⁶⁾。

因此，张廷济雇舟出行，如果以随行水手两人计那么各项费用合并计算，舟上花销平均一日至少当在三百文左右。此外，如果舍舟登陆，有时还会以轿代步，如嘉庆十五年四月廿九日在杭州雇小轿一肩，价二百八十文。准此计算，嘉庆十年(1805)，张廷济一年出游八十余日，舟行费用约24000文，再加上陆上费用，如雇轿、饮食等，总计当在30000文左右。

除了交通费用，交游成本之大宗即在礼物之馈赠。如嘉庆十年(1805)十月十二日，张廷济在松江进见座师吴稷堂，所进呈礼单即包括:“手镯两个，有匣旧存者，约价千文;丝帛十二两，每两百文;笺十二匣，每匣约九十文;茶食十二匣，每匣九十文”，并“请《听彝堂试礼诗》五十部，每部四百文，价洋钱三十元”⁽¹⁷⁾等。可见，仅此一次，花费即约为25560文。当然，进见房师的礼物要稍显贵重，但在与其他师友交往中，亦往往难免礼物之往还，如当年十月十三日在松江送沈桐雨明经连襟“笺四匣、糕四匣、绍酒一瓮”等⁽¹⁸⁾。

三、张廷济日常交游的意义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金石学问家，张廷济交游的意义一方面是提高了其学术地位，扩大了学术影响，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当时一些大型的金石学著作中常收有张廷济所藏器物拓本，如阮元所编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便是如此，正如阮元在该书序言中所提及的:“友人之与予同好者，则有江侍卿德量、朱右甫为弼、孙观察星衍、赵银台秉冲、翁比部树培、秦太史恩复、宋学博葆醇、钱博士坫、赵晋斋魏、何梦华元锡、江郑堂藩、张解元廷济等，各有藏器，各有拓本，余皆据之，与余所自藏自拓者，集为《钟鼎款识》一书。”⁽¹⁹⁾另一方面则是使其有机会搜罗了大量金石古器物，通过对其日记、著述中相关内容的梳理，我们便可发现在其周边云集着一批金石之友以及专为其搜罗古董的商人，以及为其刻砚、裱画、装书的工匠等。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进行金石的鉴赏、买卖与交换活动。

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大量的交游活动除了有利于提高张廷济金石学术地位，为他搜罗金石器物提供了便利外，还对他、对他周边的亲友、乃至对新篁地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清仪阁藏古器物文》稿本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考察一下张廷济的出游地点，以嘉庆十年(1805)为例，根据上表所列出的出游情况，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些地点基本为散布于新篁镇周边的城市与乡镇，似乎较为散乱。但如果进一步深究，我们却会发现，实际上构成张廷济出游中心的主要还是嘉兴、杭州等中心城市。对此，我们亦可以通过对其金石器物交易地点的统计来证明。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是张廷济所著的一部重要的金石学著作，收录了他所收藏的部分金石精品目录及其拓片，对于其中的绝大多数藏品，张廷济均详细分析其历史价值，并记载了入藏的经过等⁽²⁰⁾。根据笔者分析，共有87件藏品可以明确其交易地点，而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新篁(17次)、北京(17次)、嘉兴(17次)、杭州(16次)，其余则分别为周边城市与乡镇，包括湖州、平湖、海盐、嘉善、苏州、松江、梅里、芦墟、澉浦等，交易次数多则4次，少则1次。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新篁的交易多是由他人主动前来售卖，而在北京的交易则多集中于其进京赴考期间的话，那么藏品交易地点的分布情况，其实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不同城市在张廷济日常交游活动中的重要程度是有所差别的。

从常理推断，这样的分布态势也是可信的，因为嘉兴、杭州作为区域内较大的城市，集聚了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²¹⁾，也是文人云集的场所，只有在那里，张廷济才可能结交师友，讲论学问，获取他所需要的商品与信息。

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他的日记中体会到。比如嘉庆十年(1805)十月初，他便在嘉兴得以结交新友“石门方铁珊廷瑚、海宁杨芸野文荪、嘉定陈妙士、平湖陆野桥、胡瘦山金题”等，同时又会晤旧友“谢中石中翰、吴禺人庶常、桐乡曹扶谷明府、濮院沈剑斋明府、武康徐雪庐、平湖张听泉秋蕉”等⁽²²⁾。

再比如张廷济每到嘉兴、杭州等地，一般均要购买书籍，如嘉庆十年(1805)十月廿八日在杭州即买得《经籍纂诂》(阮元主编)两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主编)两部、《定香亭笔谭》(阮元著)一部、《广陵诗集》一部、《恒言录》(钱大昕著)一部、《寰宇访碑录》(孙星衍、邢澍编)一部等。这些书大部分在当时均成书或出版未久，如《经籍纂诂》成书于嘉庆初，初刻于嘉庆四年(1799)，《寰宇访碑录》初刻于嘉庆七年(1802)，《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最早由阮元自刻于嘉庆九年(1804)，《恒言录》更是初刻于嘉庆十年(1805)⁽²³⁾，均代表了当时的前沿学术潮流。

值得注意的是，张廷济此次所购两部《经籍纂诂》在回乡后，很快便转手被人购去⁽²⁴⁾。而他在嘉庆十年(1805)十月请得的吴省兰《听彝堂试礼诗》五十部，在其回乡后亦逐步售出⁽²⁵⁾。此外，《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成书七卷时，曾充阮元幕友，作为《款识》实际编纂者之一的朱为弼也曾在张廷济处寄卖该书⁽²⁶⁾。

另外，由于张廷济学术影响的扩大，他身边的亲友亦得以有机会介入当时的主流学术圈。如其弟张沅亦富有收藏，朱右甫、何梦华帮助阮元编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浙金石志》时均采入数件，张廷济对此表示感谢，以为“是所厚幸也”⁽²⁷⁾。嘉庆九年(1804)二月，他在与友人张文鱼的通信中还向对方许诺:“金石契之刻，如吾二兄自己付梓，将来可稍助缘力也。”⁽²⁸⁾

因此，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特定范围内，张廷济实际上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传播机制中充当了某种中介人与资助者的角色⁽²⁹⁾。

交游网络的不断扩大以及对于前沿学术信息的把握无形中又提高了张廷济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增强了他对地方事务的发言权。我们也经常在其日记中见到他与嘉兴士人讨论地方事务的记载，其中最多的就是关于地方赈济事务的讨论，而当实际灾害发生时，他亦往往周旋其间。

如嘉庆九年(1804)，嘉兴地区连遭暴雨，农桑歉收，米价昂贵，民生困苦，当年六、七月间在新篁镇发生了饥民“坐饭局”抢米事件，进而威胁到了当地士绅的切身利益。事件发生后，新篁张氏等几个当地大族联手加以处理，吁请县令派兵驻镇，所上状子虽署有张廷济与同里乾隆壬子举人周汝珍两人的姓名，但实际上则主要由当时已获解元头衔的张廷济与府县两级官员打交道，在他的努力下，最终获如所请，由嘉兴知县出示晓谕并派兵镇压，平息了暴动，并得到了嘉兴知府“如再未靖，年兄写上条子，弟可自来”的承诺⁽³⁰⁾。分析个中原因，应该还是与张廷济交游之广阔，特别是他与时任浙江巡抚阮元的往来有关。而事实上，当该事件平定后，张廷济在当年七月与阮元的通信中，备述灾赈之事，亦将当地知府、县令夸赞一通，这自然是对后者的仕途有利的⁽³¹⁾。因此，此后新篁的赈济事务，在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在张廷济的主导下展开，如嘉庆二十年(1815)初的赈济，便由张廷济领衔“赴城呈册请印”⁽³²⁾。

张廷济交游之广阔，亦曾使得新篁镇声名大噪。据《竹里述略》记载，新篁镇自明中叶以来“府县诸志皆书新行镇，而居人相沿称新行里，或称行里”，“嘉庆初，中丞仪征阮文达公书新篁里匾署里门并赋七绝二首，以赠张孝廉廷济，于是里之名遂震，几与梅会里相捋云”⁽³³⁾。张廷济居所旁有太平寺，本亦寂寂无闻，“迨我朝以张叔未翁所家，故四方巨公如大兴、仪征皆为之歌咏，盖地以人而益胜”⁽³⁴⁾。

四、张廷济的个人信仰

作为清代中叶的一个地方士人，张廷济自然深刻认同于忠孝节义、功名进取的价值观念，不过有趣的是，其价值观的实践，其实是与个人信仰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因此研究其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活动与观念，或可从另一个方面理解张廷济内心世界与现实行为之间的联系及其某些行为的内在原因。

张廷济的个人信仰首先突出表现在其对天命、运命、神启以及相关的卜筮、相面等活动的笃信上，每年的年初，他均要点天香，敬供香案，陈列古器，礼天敬神，同时往往要前往附近庙宇求签问卜，如嘉庆十年(1805)正月元日，他于“太平寺关帝前敬香烛礼，出得签第十四支曰:一见佳人便喜欢，谁家去后有多般，人情冷暖君休讶，历涉应无行路难。得签惶悚之至，遣万福再礼签，得第十九支，曰:佛说淘沙始见金，只缘君子不劳心，荣华总得诗书效，诗里工夫仔细寻”⁽³⁵⁾。嘉庆十六年(1811)正月十五，“敬诣随粮王，拈香求签礼……签曰:日有高人荐，何劳苦用心，诸般皆随意，福禄同来诣”⁽³⁶⁾等。

这种信仰亦渗透于廷济日常的行为中。如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他在《募重建南星桥序》中亦引日者之言为劝:“日者言大兴造必肇工于腊，远近必获平安，今腊已迫矣，某等爰不惮烦，敬为同里诸君子告。”⁽³⁷⁾嘉庆九年(1804)十一月，他与同年张秋樵相约一起赴京，在与对方通信讨论出行时间时有言:“弟敬观时宪书，于(元月)初六日著有不宜出行字，而初七为大通大吉之日，弟意定于初七。”⁽³⁸⁾

而当直面与亲人的生离死别时，他对天命的信仰表现得更为生动具体。比如廷济对其父母可谓恪尽孝道，每逢父亲生辰，均要在家中陈设香案，敬天祈寿。嘉庆九年(1804)四月，其母患疟疾，他与四弟张沅多次在本境大王庙前祷告，“许神戏一台，装罪人一位”，以是“疟稍轻”⁽³⁹⁾。

至嘉庆十四年(1809)夏日，其父张镇忽然患病，七月间病重，至八月初，廷济母遣人到当地一个叫沈荡的地方占卜求卦，结果“筮得剥卦，廷济遂大惧冬至有厄”，至“冬至前数日病果日增一日，不能支持……竟殁于冬至丑时”，于是张廷济哭叹“此岂果有命耶”?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又试图从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寻求某种印证:“犹记甲寅(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日廷济大病频死，恍惚见一神人示……末一行有哭亲二大字，近日不幸中，差幸尚有母亲可事，然此兆已应一半矣，可痛!”在这里，张廷济将父亲的去世与多年前的梦兆联系在一起，显见其对天命的信仰。

而在其父亲逝世后，张廷济料理丧事过程中的举动亦可加以留意。比如，张镇殁后当晚，张廷济“于丑时后跪书生年月日时，殁年月日时，遣人送阴阳生沈家”⁽⁴⁰⁾，同时广邀当地寺僧道徒前来念经超度:“十五日夜胡庵尼四人念经”“十六日夜涌X庵尼四人念经”“十七日夜龙庵僧四人念经”“十八日夜太平寺僧四人念经”，至廿八日为迎神，“请柳姑庙道士六人念经，子刻后……吾府君灵果来降，呜呼痛哉”⁽⁴¹⁾!正是在对民间佛道俗信的趋从中，张廷济表达了对父亲的怀念。

不仅如此，张廷济亦关心亲人殁后在彼岸世界的生活，如嘉庆十六年(1811)九月二十三日，他于郡城进谒郡庙、邑神等处，在城隍神前为其亡父亡兄祈福，所上文书云:“举人张廷济同母氏吴，谨将银锭三千六百只奉献合县(府)衙中房班各位，伏礼照察先父起也公、先兄德容，使是间安稳适意是祷。”⁽⁴²⁾

此外，张廷济亦有在关帝前祈嗣的举动，如《顺安诗草》卷二载:“嘉庆丙辰元旦廷济祈关帝签，卜妻沈何年得子，得八十九签，文曰:尊前无事且高歌，时未来时奈若何?白马渡江虽日暮，虎头城里看巍峨”，后其妻沈氏于嘉庆丙寅年(嘉庆十一年，1806) 40岁时举得一子，果应此签，廷济在诗中不禁感叹“看虎头城兆非诬”⁽⁴³⁾。

为了保证子嗣的健康成长，廷济也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因此对与之相关的一些民间信仰习俗亦遵行不误。如嘉庆十年(1805)三月初二“侄男邦本、儿邦梁种痘已毕，酬神谢堂名”，三月初七日，友人“(葛)春屿送痘花礼来吾与季勤两处，火腿二太史饼二”⁽⁴⁴⁾。

除了关切于个体生命，在个人仕途进取方面，张廷济亦常受所谓运命的影响。如嘉庆九年(1804)他回忆自己中解元情形时，便将其与元坛菩萨的灵验联系在了一起:“嘉兴轿坊里务前桥元坛菩萨最灵岩，丁巳春日，廷济以补廪事留轿坊沈秋塘家，为廪事往求三签……是年廷济于端午日补实廪，后九月中即考第二名，上名系孝廉方正，次年即乡举第一。”⁽⁴⁵⁾

再如嘉庆十年(1805)张廷济第二次试图进京参加会试，该年初，他肝病大发，一度无意进京，后其母为其在当地胡庵礼得一签，“文曰:君今百事且随缘，水到渠来听自然，莫叹年来不如意，喜逢新运称心田”⁽⁴⁶⁾，因是又决定于初九日出行。十一日，舟到浒墅关，他登岸游览当地龙华寺，有相者邹芸亭为其相面云:“年上运未佳，做事每多阻滞……至四十岁方好，四十一起至五十五岁十五年有好处，有功名”，有此一卦，加之当晚“肝气陡发”，因此而“生归心矣”⁽⁴⁷⁾。于是至常州雇小舟而返。

这种与科举相关的看命、相面活动在其日记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如嘉庆六年(1801)他馆于京师时，“(八月)十八日上虞徐鹿苑同年为余看命，云今年采芝不佳，宜其不中……是戊辰年可望”，“(十月)廿日到浙绍馆，王二兄、徐三兄两同年语余丙寅、丁卯、戊辰三年运最好，必得子，考试多称”⁽⁴⁸⁾等。在当年八月十五日，他还曾花了两钱七分银子购得相书一本，并据以推算自身命运。

清代中后期，由于科举竞争的激烈等原因，文昌信仰愈益兴盛，成为地方文人的重要信仰对象，张廷济亦不例外⁽⁴⁹⁾。新篁镇在清初曾有人结为文昌社，后渐废。张廷济则试图兴复之，如嘉庆十年(1805)二月初三日记即载当日为“文昌帝君诞辰，诸同人敬到迎龙庵拈香礼拜，奏乐一日”⁽⁵⁰⁾。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当地惜字会的恢复，并募置惜字田⁽⁵¹⁾。在平时，他对文昌信仰也是身体力行，如嘉庆十年(1805)正月十九日，他舟至澉浦，与祭吴兰陔墓，同时亦谒文帝庙⁽⁵²⁾。嘉庆六年(1801)，他滞留京师期间，常读图文本《文昌帝君觉世鸿文》，日记载其当年十月二十八日读此书后，“夜静思平生做事，所犯罪过，真正置身无地，五更醒后更细思过失，睡不着，伏枕至天明”，并于枕上制对联曰:“空贪嗔痴坚戒定慧，千头万绪内含无限天机，何必别参古佛;通身心意养精气神，尺宅寸田中留有余地步，算来即证散仙。”⁽⁵³⁾

至于其他的地方信仰，张廷济则是着力弘扬其正统色彩，阐发神灵的忠义精神，如嘉庆十八年(1813)为海月禅院施王庙题对联云:“义胆秉云天自昔灵应依武穆;禅心听海月至今庙貌配忠贞。”为里中萧相国庙书庙联曰:“律增汉法三章而九，功垂万世;庙应元志五里之一，福庇千家”等。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地方文人，张廷济对地方名贤祠祀亦十分积极。如嘉庆初，其房师邢澍修葺长兴谢文靖公祠墓，并请奏列祀典，张廷济躬与其事，并作诗云:“百里古长城，岿然谢傅茔，更无游妓馆，只享野人羹(村民尚祭享不绝)。遗庙松楸路，孤魂杜宇声，东山丝竹趣，谁享昔贤情?”⁽⁵⁴⁾

至于民间社会围绕地方神灵所举行的群体性活动中，张廷济感兴趣的是酬神期间的神戏演出，而此类戏剧多在年末搬演。如嘉庆十年(1805)十一月十五日，“本境大王庙内恭演神戏一台，戏昆腔，颇好”⁽⁵⁵⁾。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一日，“敬酬随粮王神，于太平桥西首集庆班唱戏一台，戏甚佳”，同月六日“太平寺吕祖殿前有神戏紫玉班，大不如集庆”⁽⁵⁶⁾。(www.daowen.com)

张廷济似乎并不乐于参加一般的民间赛会活动，如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月，他在嘉善岳母家，“适值赛会，遂于观善堂独坐，看书一日”⁽⁵⁷⁾，显见其倾向之所在。至于在乡民间普遍存在的民间巫觋、佞佛活动更是其所不喜，嘉庆十七年(1812)他曾为伯母顾太孺人题挽联曰:“不佞佛不好巫无三家村老妪习气;亦持门亦乐善有两汉时贤女风徽。”⁽⁵⁸⁾这大约也体现了张廷济信仰世界与一般民众的分际之所在吧。

承康乾盛世之余绪，张廷济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大清王朝表面上还算是一个天下承平的时代，与之相应的，日记中显示出的张廷济的日常生活也是平静而有序的。按部就班地参加科举考试;依托学缘、亲缘、地缘等关系拓展交游网络;循着自身的兴趣搜罗金石器物、研讨金石学术;以及领导地方公共事务的开展等，这些内容共同构建起了太平年代一个比较典型的江南中层士人的生活空间。而日常的交游活动则是支撑这一生活空间运转的主要枢纽之一，在家族经济实力的支撑下，通过日常的交游，张廷济获取了他所需要的各类资源，同时亦得以声名鹊起，大大提升了自身及家族的学术与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张廷济亦有着丰富的个人信仰世界，因信仰而导致的好恶取舍有时也会影响到现实的日常生活，而信仰本身则又为我们观察其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作者简介:王健，江苏常熟人，史学博士，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如行一《张廷济与惠孟臣“一滴壶”》，(《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邓昭辉《张廷济家藏石鼓文砚》(《收藏家》2002年第3期)等。

(2)如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王振忠《从徽州到江南:末代秀才的生活世界》(《读书》2006年第9、10期)、冯贤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等。

(3)新篁镇分东圩与西圩，参见徐士燕辑《竹里述略》卷一《总述》，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版。

(4)吴懋政:《复哉张君墓志铭》，《竹里述略》卷三《述东圩溪北之二》。

(5)《张廷济日记杂稿》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嘉庆十九年正月十三日条。

(6)《张廷济日记杂稿》不分卷，嘉庆十九年四月廿三日条。

(7)如嘉庆十年五月廿六日，“同四兄晨到平湖，寓东水洞州布庄中”(参见《清仪阁日记》五月廿六日条);嘉庆十六年三月初五自嘉兴“趁布船回(新篁)”(参见《张廷济日记杂稿》嘉庆十六年三月初五日条)等。

(8)张廷济:《记嘉庆甲子饩粟事》，《竹里小志》卷二《述东圩溪北之一》。

(9)参见张廷济《感逝诗》相关内容，收入氏著《桂馨堂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版。

(10)张廷济:《清仪阁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嘉庆十年闰六月廿九日条。

(11)徐同柏辑:《清仪阁古印偶存》卷六，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12)嘉庆五年刊刻的《定香亭笔谈》卷二云:“嘉兴张叔未廷济诗文斐然，留心金石……予为书八砖精舍额。”《续修四库全书》第11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

(13)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月十五日条。

(14)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月廿二日条。

(15)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月廿六日条。

(16)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二日条。

(17)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月十二日条。

(18)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月十三日条。

(19)《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20)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

(21)比如，嘉庆十年九月初，张廷济前往嘉善向岳母请安，其内兄就托其往嘉兴购买参须一钱半(参见张廷济《清仪阁日记》九月初六日条)。而张廷济有时在一次出行往嘉兴、杭州这些大城市时，往往会预先记下所要采办的事物及需完成的事项。

(22)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月初六日条。

(23)关于《经籍纂诂》刊刻情况，可参见陈鸿森:《阮元〈经籍纂诂〉纂修考》，《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4辑; 《寰宇访碑录》刊刻情况，可参见王鄂《〈寰宇访碑录〉及其补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1期。《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自序云:“(嘉庆)甲子秋订成十卷，付之梓人。”《恒言录》则由阮元之子阮常生于嘉庆十年出资刊刻，参见《恒言录》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24)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一月初六、初七条。

(25)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月。

(26)张廷济:《张叔未日记》，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嘉庆九年十一月廿六日条。

(27)张廷济:《与朱右甫》《与何梦华》，均见《张叔未日记》嘉庆九年部分。

(28)张廷济:《与文鱼》，见《张叔未日记》嘉庆九年部分。

(29)张廷济于嘉庆十年进见房师吴省兰时，被告知吴氏“见在有艺海珠尘之刻，凡经史子集类之小种精品无刻者及有刻本而见在难得者，不拘古今之书俱刻入”(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月十二日)。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以后的交游中，张廷济便为其广作宣传(参见《清仪阁日记》十月二十一、十一月初二等条)。

(30)张廷济:《记嘉庆甲子饩粟事》，《竹里小志》卷二《述东圩溪北之一》。

(31)张廷济:《上阮中丞师》(七月二十日)，《张叔未日记》(国家图书馆藏)嘉庆九年。另外，该年六月初一条还有“嘉兴姚太守之公子徵吉兄寄淳茶洗砚图索题”的记载，可见平时双方便有往来交谊。

(32)张廷济:《寄车半林师》，《张廷济日记杂稿不分卷》嘉庆二十年部分收入。

(33)徐士燕辑:《竹里述略》卷一《总述》。

(34)杨象济:《新篁里太平寺重修古迹记》，《竹里述略》卷二《述东圩溪北之一》。

(35)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正月元日条。

(36)《张廷济日记杂稿》不分卷，嘉庆十六年正月十五日条。

(37)张廷济:《募重建南星桥序》，《竹里述略》卷一《总述》。

(38)张廷济:《与秋樵》，《张叔未日记》嘉庆九年十二月。

(39)张廷济:《张叔未日记》，嘉庆九年三月廿六日、四月初二条。

(40)据《嘉兴县示禁阴阳妥作霸踞勒索碑(之一)》载，清代嘉兴县“凡人初殁，向由阴阳生批书，并用妥作收殓”(收入《嘉兴历代碑刻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所谓批书，据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四所言，“有丧之家，阴阳生以六轮经辨死者生肖所忌，算其回煞之日，为批书。殡殓择日辰，辨生者生肖所忌，使系避回煞之日，避忌亦如之”(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四《风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0年版)。

(41)张廷济:《张廷济日记杂稿》，嘉庆十五年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42)张廷济:《张廷济日记杂稿》，嘉庆十年九月廿日条。

(43)张廷济:《嘉庆丙寅二月十八日申时妻沈举一子(行十，名庆荣，小字大豫)，喜赋四律》，《顺安诗草》卷二，收入氏著《桂馨堂集》。

(44)张廷济:《张廷济日记杂稿》，嘉庆十五年三月初二日、三月初七日条。

(45)张廷济:《张叔未日记》，嘉庆九年九月条。

(46)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正月初八日条。

(47)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正月十一日条。不过，从此后的日记中看，张廷济的病似乎也并不算严重，因为他在十六日回家后，十八日便邀同友人前往澉浦访友，历四日方返。因此，对其赴京半途南旋而返起更大作用的应该还是相者之言。

(48)张廷济:《张廷济日记杂稿》，嘉庆六年八月十八日、十月廿日条。

(49)关于清代文昌信仰在地方文人中的普及情况，可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0)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二月初三条。

(51)张廷济:《募置惜字田序》，《竹里述略》卷一《总述》。

(52)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正月十九日。

(53)张廷济:《张廷济日记杂稿》，嘉庆六年十月廿八日条。

(54)《邢亻全山房师澍新葺谢文靖公祠墓》，《顺安诗草》卷一。

(55)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嘉庆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条。

(56)张廷济:《张叔未日记》，嘉庆九年十一月一日、六日条。

(57)张廷济:《张廷济日记杂稿》不分卷，嘉庆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条。

(58)张廷济:《张廷济日记杂稿》不分卷，嘉庆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