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藏海:范仲淹《师鲁帖》所见北宋士大夫通信行为

胡　珂

［摘要］本文以现存范仲淹《师鲁帖》为线索，试图描述北宋士大夫通信行为的基本状况。本文首先从《师鲁帖》的物质形态和书写形式出发，回顾了传统中国尤其是北宋时代书信的写作材料和工具——笔、墨、纸、砚，展现了宋人的书信书写习惯。另外，通过分析《师鲁帖》的基本结构，介绍北宋书信的不同文体、格式、礼仪等。其次，根据范仲淹与尹洙之间的书信传递方式，本文分析了北宋士大夫的主要寄信渠道:包括民间传递，即托人捎带和专人递送;官方邮递，即通过递铺进行不同级别的邮寄。最后，本文从范仲淹《师鲁帖》以及其他书信作品的留存情况，探讨宋人对书信的处理和保存，并尝试推测书信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传播的过程。

［关键词］北宋;士大夫群体;通信行为;范仲淹

“通信”，指人与人之间通过某种行为或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与传递。通信行为不仅实现信息流通，而且是人们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网络的方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类的通信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击鼓、烽火、旗语等视听手段;以手写文字、图形和简牍、丝帛、纸张等为物质载体，使用人力、畜力及舟车等进行传递的传统书信往来;以电报、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为媒介的现代通信等。

各种通信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传统的书信往来曾经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今人的日常生活中，它的地位正在被快速便捷的现代通信方式取代。在目睹着传统书信逐步退向边缘的时代，笔者想要回头去看:传统的书信往来曾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文将以范仲淹《师鲁帖》为中心，探讨北宋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通信行为⁽¹⁾。之所以选择北宋士大夫这个群体，主要基于史料限制。现存的书信作品和实物中，比较早期而且能构成可供研究的规模的，主要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留下的。据研究，《全宋文》中所收各种体裁的北宋书信超过一万篇，而其中有二十位著名士大夫留下的书信，其数量占整个北宋书信数量的七成以上⁽²⁾。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宋代的中央任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使士人在京城或全国各地游学、考试、做官，空间上的流动性大大增加。第二，宋代的交通邮递条件提高，有了一套较为健全的递铺组织和文书传递制度，人们的通信条件比前代更为便利。第三，宋代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使当时人尤其是政治或文化精英的文字更容易得到保存和传播。

选择范仲淹的《师鲁帖》为中心，一方面是因为范仲淹在北宋士大夫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出身低层官僚家庭，经科举入仕，历知边郡，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并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仕宦经历比较典型。另一方面，对范仲淹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牵动力，他与很多著名文人士大夫如晏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都有往来，在士大夫群体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范仲淹一生中经常在京师和全国各地任官，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频繁，部分书信作品保存至今，既有文集中的数量可观书信篇目，也有手迹实物，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远行帖》《边事帖》和台北“故宫”收藏的《师鲁帖》⁽³⁾。鉴于编入文集的书信作品脱离了原本的物质形态而难以说明很多问题，本文将以《师鲁帖》(见下图)为中心，探索宋人的书信往来的具体过程。

图1　台北“故宫”藏范仲淹《师鲁帖》

这封《师鲁帖》在宋代并未收入范仲淹文集或尺牍集，今人所编《范仲淹全集》中补入⁽⁴⁾。这封信是庆历六年(1046)四月二十七日范仲淹自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寄给时以崇信军节度副使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监酒税的好友尹洙的⁽⁵⁾。从《师鲁帖》出发，我们可以对宋人的书信写作、传递和保存过程进行探讨。

一、写　　信

(一)工具

范仲淹《师鲁帖》质地为纸本，纵32.8厘米，横57.3厘米⁽⁶⁾。宋人写字作画已经以纸张为主，而纸张的出现以及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钱存训将中国历史上书写材料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自最早时期起至公元3—4世纪用竹与木;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5—6世纪为丝帛;自公元1世纪直至今日则使用纸张，而竹、帛共用的时期约达一千余年，帛、纸共存约500年，简牍和纸并行约300年⁽⁷⁾。在纸张流行以前，简牍和丝帛是主要书写材料，也应用于书信往来。现代考古发现了不少简帛书信的实物，其中最早的简牍书信是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两件秦军士卒的木牍家书⁽⁸⁾，最早的帛书书信是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两件东汉帛书，都是驻山西北部成乐地方的官员致敦煌边关某人的信，其一约9厘米见方，另一长宽15 ×6.5厘米，插入宽6—7厘米的丝质信封⁽⁹⁾。汉代私人书信所用木牍长度规定为一尺，所以木牍书信称“尺牍”，与帛书书信“尺素”都成为书信的别称。简牍沉重，不利于书信传递，丝帛昂贵，不易普遍使用，这都限制了简帛质地书信的往来，纸张的发明和普及则改变了这种情况。据研究，纸张在西汉已经出现并用于书写，但直到晋代才逐渐代替简帛，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隋唐以后，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提高，纸张产量增加、价格降低，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包括书信的书写和封装。

宋代造纸业比较发达，产地众多，且因地制宜地使用不同的造纸原料。苏易简《文房四谱》载:“蜀中多以麻为纸……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绝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¹⁰⁾宋代最主要的纸种是竹纸和皮纸。竹纸出现于唐末，北宋以后在文人中十分流行，苏轼喜用竹纸，据说“汪圣锡尚书在成都集故家所藏东坡帖，刻为十卷，大抵竹纸居十七八”⁽¹¹⁾。竹纸成本较低，不仅用于日常书写，还广泛应用于印刷业。除了竹纸之外，宋代另一种主要纸种是皮纸。皮纸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隋唐时期流行，主要用楮、桑、青檀等树皮所制，质量较好，宋代宣州、徽州等地都出产以树皮为原料的佳纸。纸是宋人书信的基本书写材料，现存宋代尺牍几乎全为纸质。宋人喜爱佳纸，传说中南唐李煜所推崇的澄心堂纸，当时人经常仿制和互相馈赠⁽¹²⁾。除了白纸，宋人还制作和使用染色或带有花纹的精美信笺，范仲淹《远行帖》所用的纸就是纵31厘米、横41厘米的粉花笺⁽¹³⁾。

宋人写信除了要用纸，还需要书写工具——毛笔、墨和砚。毛笔、墨和砚的生产在中国传统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宋代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文具。中国古代的毛笔主要包括竹制的笔管和用兔毫、羊毫、狼毫等制作的笔头，有时还包括笔套，现存最古的毛笔来自战国时期，例如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晚期楚墓出土的竹管兔毫笔⁽¹⁴⁾。制作毛笔从汉代就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1972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中的两支毛笔，上有人名，应为制笔工人名字⁽¹⁵⁾。北宋时开封为各地文人汇聚的首善之区，文人多从当地笔工所经营的专业店铺购买毛笔。开封的大相国寺东面有很多笔肆，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一般的日常用笔，但质量未称上乘。当时在文人中受到追捧的佳笔产自宣州，其中尤以唐代以来的诸葛氏笔工所制最为著名。欧阳修收到梅尧臣所赠宣笔后，觉得远比开封笔工所制好用:

圣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笔。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装管榻，有表曾无实。价高仍费钱，用不过数日。岂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¹⁶⁾

除了宣州，宋代的舒城、歙州、徽州、常州、杭州等地也有著名笔工，苏轼喜欢使用杭州产的毛笔，他自儋耳北归时与程德孺的信中曾提到“告为买杭州程奕笔百枚”⁽¹⁷⁾。南宋以后，湖笔一家独大，却是后话了。

墨和砚经常是配套出现的，现代考古发现最早的人造墨和砚，是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秦代墨和砚⁽¹⁸⁾。墨最初取自天然的石墨，魏晋以后，制墨的主要原料是松烟，所以制墨中心在松树茂盛的地区⁽¹⁹⁾。砚又称“研”，即是用来研磨墨的砖石用具，其形制随着墨的形状的变化而变化⁽²⁰⁾。宋代主要用松烟墨，也有油烟墨。开封是文人汇聚之地，也是行销笔墨的中心，例如墨工潘谷经常负墨箧行贩，或在大相国寺近佛殿处摆摊卖墨⁽²¹⁾。北宋后期开封有很多著名墨工，《春渚纪闻》载:“崇宁以来，都下墨工，如张孜、陈昱、关皀、弟調、郭遇明，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²²⁾砚一般为石制，宋代以端溪石、歙州石等佳石制作的砚很受重视。宋代的砚也有用砖瓦甚至玉石、陶瓷等材料制成的，士大夫还会用古代砖瓦制砚，以求古雅。例如相州的魏铜雀台遗址古瓦经常作为制作砚的材料，《春渚纪闻》载:“相州，魏武故都，所筑铜雀台，其瓦初用铅丹杂胡桃油捣治火之，取其不渗，雨过即干耳。后人于其故基掘地得之，鬕以为研，虽易得墨，终乏温润，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²³⁾韩琦在至和三年(1056)知相州时就曾以古瓦砚分赠友人章岷、陈舜俞、庞籍等人⁽²⁴⁾。

(二)书写

《师鲁帖》的文字由上到下、由右到左书写，每列字数不一。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的书写方式，与中国古代人们使用竹木简牍时的习惯有关。毛笔书写的笔顺特点、竹木材料纹理特征以及狭窄的简策只容单行书写等因素，形成了人们自上而下写字的习惯;而人们书写时多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形成了文字从右到左的排列形式⁽²⁵⁾。每列字数的长短不同，是一种对收信人表示恭敬的礼节——“平缺式”。“平”即行文中提到受书人的称谓、涉及受书人的有关情况，或以受书人为对象时，须另起一行，与前行平头;“缺”是遇到前述情况时，不另起行，而空一至两格再书。“平”“缺”之外，还有“抬头”的规定，即提及帝后名称，不仅另起一行，还须高出他行一字⁽²⁶⁾。这种做法一直到民国时期的书信中尚存。

《师鲁帖》是用行楷写成，虽然率意，仍然下笔方正，笔力遒劲。据现存宋人尺牍来看，当时人多以楷、行或草体书写尺牍，其中又以行书为大多数。宋人尺牍的书写风格会因收信对象与书信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赵与友人的书信以较轻松古朴的钟繇风格小楷书写，而致谢知府舍人的手启则以较为庄重严肃的颜体书写。蔡襄用澄心堂纸所写帖，为了与佳纸相得益彰，故用小楷;而《脚气帖》抱怨足疾困扰，书以行书⁽²⁷⁾。

书信结尾的署押也是行楷所写，而北宋前期的书信中人们有时候会使用押记。范仲淹给范仲温二子三郎、四郎的两通尺牍中均有“叔押报”字样⁽²⁸⁾，这里所谓“押”可能是指原尺牍使用的是押字。押字又叫花押、签押、押花字、花书等，一般认为起源于唐代草书，因其难以模仿，可以作为具有个人特殊记号性质的签字，使用在文书或物品上，便于验证⁽²⁹⁾。签押者为了防止自己忘却或前后不一，还会将押字刻为印章，作为押字印⁽³⁰⁾。押字的基本功能是取代名字，宋代的皇帝、士大夫和平民使用押字作为独特的署名。宋代士大夫在公文中经常使用押字，在私人书信中也有所应用，例如现存的宋人尺牍中徐铉《私诚帖》、李建中《土母帖》都用押记代替署名⁽³¹⁾。北宋前期文人有押为“心印”的观念，认为押记可以作为自己独特人格的标志，因此在书法作品中使用特别设计的花押，但在欧阳修“书如其人”的观念流行之后，花押作为“心印”的功能就逐步消失了⁽³²⁾。

《师鲁帖》是一封简短的尺牍，只有一纸，实际上范仲淹的很多书信篇幅要更长，用纸量相应也较大。由于信纸是书信内容的载体，一般来说书信信息量越大，通信双方交流越深入，需要的纸也会越多。但是，人们还会为了表示对收信人的恭敬，刻意用多纸，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赵和平根据敦煌书仪指出旧书仪有单书、复书两种，单书仅一纸，复书为两纸或两纸以上，复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示对收信人或者事件的尊重⁽³³⁾。北宋士大夫中有的人无论信息量的多少，上尊官书信都用三幅纸，语义重复而内容繁冗⁽³⁴⁾。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中对三幅启书信有所研究，认为三幅启的第一幅启用于述事，或者庆贺对方加官晋爵，或者感谢对方对于自己的照顾提携，而第二、第三幅启就是对收信人加以问候祝愿，完全属于官场应酬。所谓三幅启并不一定是三幅纸，而是说以多纸为恭，一般少则三幅，多至八幅⁽³⁵⁾。

书信在投递之前需封缄，单幅尺牍可以不用信封，直接将信纸左卷封合，在信纸背上写收信人姓名地址。而比较正式的多幅尺牍就需要用信封，封皮上题收信人和发信人姓名。书信封皮之外还可以再加一层“重封”，可以只写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私密性得到较好的保护。

(三)礼仪

《师鲁帖》的形式和结构反映了宋人尺牍的基本特点。据朱惠良《宋代册页中之尺牍书法》一文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尺牍实物的考察，宋人尺牍基本结构有九个部分:具礼、称谓、题称、前介、本事、祝颂、结束、日期及署押⁽³⁶⁾。范仲淹给尹洙的《师鲁帖》因为施于亲密朋友之间，不用特别注意结构的完整性，只有七个部分:具礼、本事、祝颂、结束、署押、题称和日期(见下图):

图2　《师鲁帖》的结构分析

《师鲁帖》末尾写有发信日期，是宋人信中需要包括的基本信息。信中不标日期可能就显得疏忽甚至不敬，据说张耒如果收到没有日期的信，直接就扔掉，看也不看⁽³⁷⁾。人们在信中标明日期的做法可以让收信人了解发信情况，也便于查验书信是否到达。例如韩琦曾在皇皊二年(1059)闰十一月初一寄信给范仲淹，不久又收到范仲淹来信，发现他们发信日期正是同一天，于是又赋诗以寄:“闰首邮音得到无?使来还喜发双鱼。却思塞上经时问，恰是吴中当日书。人邈江山神自照，道存忠义信从疏。昔年元白慈恩事，诗意虽同志未如。”⁽³⁸⁾范仲淹收到韩琦“闰首”来信和这首诗，回信说:“在余杭捧闰首赐教……及示奇章，感叹荣，为生平美事。”⁽³⁹⁾

要指出的是，尺牍只是宋人众多书信体裁中的一种，而且是形式比较自由的一种，《师鲁帖》所能反映的书信形式也是有限的。宋人的书信体裁，包括“启”“状”“上书”“书”“简”“札”“帖”等。其中启、状作为比较正式的应用文体，多为骈体，形式固定，多为应酬文字。“上书”和“书”可以统称为“书”，以散文为主，也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和套语。而“简”“札”“帖”可以统称为“尺牍”，相对来说形式更为自由。不同体裁的书信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场合，因此也有不同的措辞和写作规范，这些规范在当时的书仪著作中可以看到。宋初主要使用的是唐五代时期留下的书仪，但这些书仪逐渐无法适应当时的需要⁽⁴⁰⁾。宋人也开始根据现实需要制作书仪，如胡瑗《吉凶书仪》⁽⁴¹⁾，而司马光晚年所撰《司马氏书仪》是现存最早的宋代书仪。南宋以后，不以“书仪”为名而具有书信写作的范本和指南意义著作更加丰富⁽⁴²⁾。

通过作为书信写作范本的书仪著作，可以看到当时人的书信写作习惯。例如《司马氏书仪》按照通信的对象和场合将书信分为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四大类，其中私书、家书又包括“状”“上书”“启事”“启状”“手启”“手简”“书”以及给家仆的“委曲”。这些不同类型的书信文体根据通信双方之间的尊卑和亲疏关系有所不同。私书按照官位高低分为上尊官、上稍尊、与平交、与稍卑的书信;家书根据长幼亲疏分为“上祖父母父母”“上内外尊属”“上内外长属”“与妻书”“与内外卑属”“与幼属”“与子孙书”“与外甥女婿书”“妇人与夫书”“与仆隶委曲”等。各种类型的私书中称呼、问候语以及文末的客套，根据收信人地位有所区别⁽⁴³⁾。宋代书信格式规范也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发展变化，司马光在“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末尾“谨状”注中提到:“旧云‘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状末姓名下亦云‘牒’，此盖唐末属僚上官长公牒，非私书之体。及元丰改式，士大夫亦相与改之。”⁽⁴⁴⁾

《司马氏书仪》中对书信的封皮、重封的格式和内容也有规定，还提到家书的重封上要题“平安家书附上，某州某县姓某官”，加“平安”二字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忧，因为“凡人得家书，喜惧相半，故平安字不可缺，使见之则喜”⁽⁴⁵⁾。传世尺牍中保存封缄的很少，其中程元凤《拜呈提举郎中札子》保存了封缄，封题署全衔、姓与名，并于名上钤印“谨封”⁽⁴⁶⁾。宋人私印中有专门的书简印，用来钤在书简中和封口处，其中以“封”“封记”“谨封”“顿首”“顿首再拜”最为常见，其他如“平安家书”“鱼雁往来”“中有尺素”“云间千里雁，足下一行书”⁽⁴⁷⁾等。

二、寄　　信

从范仲淹《师鲁帖》中可以看到他与尹洙之间的书信传递方式。信中第一句提到李寺丞曾受尹洙之托将信带给范仲淹:“李寺丞行，曾奉手削，递中亦领来教。”据尹洙《上邓州范资政启》:“李丞者专来相过，时归于邓。某又与李俱出门下，若遂无尺纸以奉左右，则何以逃简慢之责?”⁽⁴⁸⁾结合两信可知，李寺丞先去均州拜访监均州酒税的尹洙，然后返回邓州，见知邓州的范仲淹。李寺丞与尹洙都出于范仲淹门下，因此尹洙托他回程时顺路给范仲淹捎信。最后一句说“递中亦领来教”，所谓“递”，是指递铺，是宋代官方文书的传递机构，也附递私信。从这一句可见，尹洙除了托李寺丞捎信之外，还曾通过递铺给范仲淹寄信。从《师鲁帖》中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私人书信的两种主要传递方式:一是托人捎带，二是通过官方邮递系统传递。

(一)民间传递

虽然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官方邮递系统，但一般只传递公文，私人的书信则在很长时期内缺乏有组织有系统的传递方式，而民间的主要传递方式就是托人捎带或专人递送。宋代的私人书信也经常这样传递。人们会托人捎带书信很容易理解，就像上面两封信所反映的，因为李寺丞正好来往于尹洙和范仲淹两处，自然可以顺路携带书信。有时候士大夫之间的书信传递还会经过第三方甚至更多人周转。例如苏舜钦在苏州时，在回知州的范仲淹的信中提到“道远且阻，不得上记以候起居，家兄封到闰月所赐手教一通”⁽⁴⁹⁾云云，可知范仲淹给苏舜钦的信是先寄到苏舜元处，再转给苏舜钦的。

托人捎信毕竟需要时机巧合，一般情况下派专人递送是一种更稳当的方式，特别是有了一定权力和资源的官僚士大夫，府内往往有随从，家中也有仆人，可以派去专门送信。例如范仲淹在西北守边或出巡时，府内有“随行指使”。“指使”通常由低级武选官和禁军诸班直担任，在边防帅守帐下接受调遣，或者充当高级官员的随行指使，听候使唤⁽⁵⁰⁾。随行指使可以办理各种事务，例如范仲淹有个指使魏佑，为他打理西京田庄⁽⁵¹⁾，自然也可以捎带书信，例如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自州寄给知扬州韩琦的一通尺牍中提到陕西盗贼之事，说“今差指使党武诣府，试与指挥缉逐”，此后的一通则说“党武回，领钧诲”⁽⁵²⁾，可见这名指使回府时将韩琦所寄私信捎回。同一时期范仲淹给韩琦的尺牍中也经常提及自己收到韩琦派府中随从送来的信:如:“递中一次领钧诲，又兵子来，复枉真笔”;“近走介自浙中回，复枉钧翰”⁽⁵³⁾。皇皊二年(1051)，韩琦知定州时也经常派人送信给远在杭州的范仲淹:“专人来，蒙赐教”;“专人复至，蒙赐教并示中山新作”⁽⁵⁴⁾。

无论托人捎带还是专人递送，这两种方式都有一定的缺陷，托人带信相当缺乏稳定性和时效性，而派专人递送书信虽然方便，却需要寄信人拥有相当的权力和资源。对于宋代士大夫来说，私人书信传递与前代相比有了更便利的条件，可以通过官方的邮递系统来传递私人书信。

(二)官方邮递

中国古代的官方邮递系统长期以来仅传递公文，中唐以后一些握有权力的官僚士大夫开始通过官方驿递附递私信，但这种做法并未获得制度认可。宋代始下诏允许士大夫通过官方邮递系统附递私人书信。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诏进奏院“自今的亲实封家书许令附递，自余亲识只令通封附去”，自此开了私书附官方邮递的先例⁽⁵⁵⁾。家书附递的制度曾一度废止，仁宗景皊三年(1052)，又诏都进奏院“自今内外臣僚，听以家书附递”⁽⁵⁶⁾。这一制度的实施，尤其使无力派专人送信的下层士大夫受益，《燕翼诒谋录》称:“景皊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宦，孰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⁵⁷⁾

进奏院和递铺是宋代的邮递机构，士大夫利用它们来附递私书。作为官方通信组织的“递”起源于唐代后期，宋代承唐制，以“递院”和“递铺”作为文书递送机构，并且递铺与驿站分离，成为负责邮递的专门机构，由兵卒专门担任文书、物资的投递和搬运。进奏院也起于中唐时期，宋代进奏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收发各州府和京师之间来往的递角。所谓“递角”，是说附递的书信要封装成角状，据《金玉新书》记载:“文书应入急脚、马递者，以皮角，步递以纸，折角各题某递字。”⁽⁵⁸⁾范仲淹与朋友间的书信通常用递铺传送，例如前文提到递中收到的尹洙书信。此外，范仲淹贬睦州时，与知谏院郭劝信说“递中得兄金玉之问”⁽⁵⁹⁾;与滕宗谅信中提到“递中捧来记”⁽⁶⁰⁾，而与韩琦的书信中更经常提到自递中得到对方来信。范仲淹与家人的通信也用递铺，例如与朱氏三侄信中说:“若欲来修学，请进奏院递中惠书相报。”⁽⁶¹⁾

士大夫的私人书信利用递铺传递时，一般作为常程文书入步递，即最慢的一种。宋代文书通过递铺投递时按照缓急分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个等级，速度和程限不同。元皊六年(1092)的规定是“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贼盗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常程文书入步递，日行二百里”⁽⁶²⁾。三种等级的传递方式不同，步递由铺兵脚走传送，马递由铺兵骑马传送，急脚递则是马递和步递并存。宋代士大夫的私人文书入步递，是为了不影响官方紧急文书的传递，但速度远比马递和急脚递慢，安全性也较低。因此，宋代士大夫为求快速稳便，经常假公济私，以私人书信附递急递铺。范仲淹与家人、朋友之间的通信中经常提及送信的“急脚”“急足”，如范仲淹守西北时通过急递给欧阳修写信辟其入幕府，因此欧阳修《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提到“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华州所发书”⁽⁶³⁾。范仲淹与范仲温尺牍中提到“近已有书去。纯皊到，领得急足回来书”⁽⁶⁴⁾;与王素尺牍中提到“前日遣急足赉书并酒去”⁽⁶⁵⁾。这里的“急脚”“急足”虽然可能只是泛指急行送信的人，但不排除他们利用急递铺传递私人书信可能性。北宋末年，因为士大夫私人书信入急递的情况频繁，造成官方文书递角积压，徽宗崇宁四年(1105)的诏书称:“近来官司申请许发急递司局甚多，其间有将私家书简并不依条入步递遣发，却旋寻闲慢官移或以催促应入急脚递文书为名，夹带书简附急脚递遣发，致往来转送急脚递角繁多，铺兵疲乏，不得休息。”⁽⁶⁶⁾

宋代士大夫的书信传递条件已经比前代提高很多，但在传统的交通和邮递条件下，特别是路途遥远或者社会局势不稳定的时候，书信传递的速度和安全性仍然难以保证。例如庆历八年(1048)知邓州的范仲淹写给知成德军的韩琦信中提到“中间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邮中奉书，恐有遗坠”⁽⁶⁷⁾，就是指庆历七年十二月韩琦自知郓州移知成德军(即真定，今河北正定)时，由于此前十一月王则在贝州(即甘陵，今河北清河)发动的兵变未平，范仲淹担心局势动荡而不敢通过递铺给韩琦寄信。

三、收　　信

范仲淹的尺牍实物，只有《师鲁帖》等三篇保存至今，但是在宋代成书的范仲淹文集和尺牍集中也收入了大量书信篇目。属于私人领域的书信，是如何进入公共领域的?已经发出的书信，是如何收入文集的?

宋人对书信的私密性有着明确的意识，不经人允许而发人私书，是不道德的行为。范祖禹之子范冲对于涉及私人书信的行为很注意自律:

发人私书，拆人信物，深为不德，甚者遂至结为仇怨。余得人所附书物，虽至亲卑幼者，未尝辄留，必为附至……凡与宾客对坐，及往人家，见人得亲戚书，切不可往观及注目偷视。若屈膝并坐，目力可及，则敛身而退。候其收书，方复进以续前话。若其人置书几上，亦不可取观，须俟其人云“某所惠书云云，足下请观之”，方可一看。若书中说事无大小，以至戏谑之语，皆不可于他处复说。⁽⁶⁸⁾

这段文字反映了当时人的隐私观念，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宋人来说，书信的私密性是相对的，只是在阅读别人书信时要先获得许可，而不是不能分享。

不仅如此，宋代士大夫的书信还因为其文学和书法的独特价值被编入文集或书信专集，从私人往来进入公开传播的领域。“书”“启”“状”这类比较正式的书信，写法上注意谋篇布局，内容上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主旨，其文学和思想价值也得到重视，宋代大部分文集中都有专门类目。除此之外，宋人还会有专门的书信集。一类是刀笔集，一类是尺牍集。“启”“状”这种应用文类，具有固定的礼仪和格式，因此某些启、状类书信会集结成专门的刀笔集，作为士人学习官场应酬之文的范本。这类刀笔集现在只见于书目著录⁽⁶⁹⁾。而尺牍的结集原因，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总结为两种情况，一是子弟对先辈书札的收集和整理，二是对尺牍作品文学价值的欣赏。范仲淹尺牍集属于第一种情况，而第二种情况的尺牍集也比较多，尤其以苏轼和黄庭坚的尺牍为代表。尺牍篇幅相对短小，形式自由，文风比较口语化，内容也往往没有特别明确的主题，更加实用，而这种特点也就使尺牍更直接地反映出作者的个性、文采乃至思想。

已经寄出的信如何搜集起来并收入文集?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文集或尺牍集的编者从收件人处搜集了书信原本。范仲淹尺牍中保存最多的是与范仲温、朱氏三侄和韩琦的信，除了本来与他们的书信来往频繁外，可能还因为他们家中集中保存了范仲淹的书信，且便于范纯仁等人得到。显然，这也就说明收信人的家中还保留着当年收到的书信。例如蔡襄有一次开箱子看见保存亡友的书信，有诗感慨“旧情留纸札，永恨入丘坟”⁽⁷⁰⁾。事实上，宋代尺牍原件保存至今者仍有不少，并成为一类重要的书法作品。

尺牍作为短短数行、日常施于家人朋友之间的实用性文字，相对于正式的书法创作，更能体现出作者的真性情，具有独特的书法价值。欧阳修曾论:“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批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⁷¹⁾宋人对尺牍书法价值的重视，可能也是原件得以保留的原因之一。

第二种可能是，文集或尺牍集的编者根据写信人当时所保留的副本收录某些书信篇目。例如司马光所谓“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⁷²⁾，也可见当时人所上奏疏都有副稿。范仲淹的奏议集就是来自家藏副本，韩琦《文正范公奏议集序》称:“公之所陈用于时者，大则恢永图，小则革众弊，为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稿所存，烂然可究……次子寺丞君缉公遗文，得奏议一卷，政府论事二卷。”⁽⁷³⁾宋人奏议有副稿，那么在写作某些重要的书信时，也可能保存有副本⁽⁷⁴⁾。宋人书信的副本，可能是信件写完后的备份，也可能是写信前的草稿。宋人写作尺牍时可能会起草，杜仁杰《欧苏手简序》就提到:“至于尺牍，艺之最末者也。古人虽三十字折简，亦必起草，岂无旨哉?”⁽⁷⁵⁾如果人们在信件寄出后还保留着草稿，那么未来也可以收入文集。

书信在被编辑的过程中也会遗失很多信息。文集和尺牍集的编辑本来就是为了体现作者的文学、思想水平，或者后人为了光大先人的道德功业，自然要选择性地保留他们觉得正面的和重要的篇章，删去有碍形象的部分。例如范纯仁在编撰范仲淹文集时删掉了反映范、吕解仇的《上吕相公书》，就是不想让人看到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关系并非那么敌对，而这封信在吕祖谦所编《宋文鉴》中保存了下来。而且在尺牍集的编辑者看来，收录尺牍作品的意义在于向后人传达作者的文学水平、学术思想和道德观念等，而某些套语就可以删去，对比某些宋人尺牍集内的文字与现存尺牍原件，我们会发现尺牍集中收录的书信内容结构往往不完整。

结　　语

从《师鲁帖》出发，本文对北宋士大夫的通信行为进行了描述。通信行为使信息跨越空间而传播，将分隔异地的人们沟通起来，使人与人实现远距离的交流，所谓“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唯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⁷⁶⁾。通信行为以实体的书信文本为载体，书信文本所包含的礼仪、文学和艺术价值，使通信行为可以充当士大夫之间建立和维护关系的工具，可以成为文人和学者之间进行学术和文艺交流的方式。

在传统书信往来过程中，写信、寄信和收信的周期经常会长达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而现代人通过电话、手机、Email、MSN、QQ甚至微博等通信工具，可以迅速而直接地进行交流，这是古人无法企及的。然而，现代人在享受信息传通的高效和便捷的时候，同时也丧失了传统书信往来的庄重性、严肃性。人们在写电子邮件、发短信、写微博的时候，用语和格式都相对随意，所传播的信息也趋于碎片化。而且，用键盘敲击出来的文字，也只是纯粹的符号，丧失了手书所具有的活气。

在传统书信往来的过程中，人们会在写信时谋篇布局，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范，这样写出的书信不仅能够传情达意，而且是供人品味的美文。在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时代，人们用纸张、笔墨凝神静气书写出来的文字，记载着书写者的性格甚至当时的心情，哪怕短短数行，也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收到远方的人寄来的精心书写、封装的书信，是一件人生乐事，陆游有诗描写自己收到一封书信时的情景:

庭中下乾鹊，门外传远书。小印红屈蟠，两端黄蜡涂。开缄展矮纸，滑细疑卵肤。首言劳良苦，后问逮妻孥。中间勉以仕，语意极勤渠。字如老瘠竹，墨淡行疏疏。诗如古鼎篆，可爱不可摹。快读醒人意，垢痒逢爬梳。……⁽⁷⁷⁾

现代通信意味着方便和快捷，也意味着人们必须在这个疯狂旋转的世界中争分夺秒。而在传统的书信往来过程中，信息传递的速度要缓慢许多，但也正因其“慢”，才饱含着现代通信所逐渐丧失的韵味。

作者简介:胡珂，女，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中华书局编辑。

【注释】

(1)所谓“北宋士大夫”，特指北宋在科举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官员，或有此意图的读书人。这里的“通信行为”特指北宋士大夫的私人书信往来活动，不包括士大夫作为臣下给皇帝呈上的奏疏或代表官府机构所写的公牍。

(2)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3)参考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125页。

(4)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页。

(5)范仲淹《师鲁帖》提及“李寺丞行，曾奉手削”，而尹洙文集中《上邓州范资政启》(《河南先生集》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第46页)提及托李丞带信，知《师鲁帖》在《上邓州范资政启》之后。范仲淹自庆历五年十一月出外知邓州，而《师鲁帖》末署日期为四月，故将此信系为庆历六年。曹宝麟《范氏父子三帖考》(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136期)认为，尹洙庆历四年八月癸卯为起居舍人，庆历五年七月自起居舍人贬崇信军节度副使，而《师鲁帖》中把尹洙称作“舍人”，因此断定此信写于庆历五年。笔者认为，古人对人尊称多用最高官职，尹洙虽然已经贬官，范仲淹还是可能以其“舍人”来称呼他。

(6)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第125页。

(7)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8)见《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9)参考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86—87页。(www.daowen.com)

(10)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11)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七“纸”条，《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45页。

(12)例如蔡襄《澄心堂纸帖》，即是在一张作为样品的纸上写信，寄给别人要求按其形制仿造:“澄心堂纸一幅，阔狭厚薄坚实皆类此乃佳。工者不愿为，又恐不能为之，试与厚直。莫得之，见其楮细，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第180页)

(13)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第124页。

(14)吴铭生:《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1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16)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五四《圣俞惠宣州笔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67—768页。

(17)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六《与程德孺》第四通，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88页。

(18)见《云梦睡虎地秦墓》。

(19)晁氏《墨经》:“古用松烟、石墨二种，石墨自晋魏以后无闻，松烟之制尚矣。汉贵扶风、蚗麋、终南山之松……晋贵九江、庐山之松……唐则易州、潞州之松，上党松心尤先见贵;后唐则宣州、黄山、歙州、黟山、松罗山之松。”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20)秦汉时代墨为丸状，因此砚附有研石，魏晋以后墨的形状变成可以手握的块状，研石就被淘汰。

(21)何鑅著，张明华点校:《春渚纪闻》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页)载:“潘谷卖墨都下。元皊初，余为童子，侍先君居武学直舍中，谷尝至，负墨箧而酣咏自若。每笏止取百钱，或就而乞，探箧取断碎者与之，不吝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载:“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8页。 )

(22)《春渚纪闻》卷八，第124页。

(23)《春渚纪闻》卷九，第136页。

(24)见韩琦:《安阳集》卷二《答章望之秘校惠诗求古瓦砚》、《答陈舜俞推官惠诗求全瓦古砚》，第419页;卷八《寄并帅庞公古瓦砚》，第445页。

(25)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141—142页。

(26)朱惠良:《宋代册页中之尺牍书法》，第13页。

(27)同上，第16—17页。

(28)《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上，第658页。

(29)关于押字的研究，参考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0)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宋元尺牍》，2000年，第2、4页。

(32)何炎泉:《押为心印——北宋文人尺牍中的花押》，《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版，第629页。

(33)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73页。

(34)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卷一“上尊官时候启状”条:“今人与尊官书多为三幅，其辞意重复，殊无义理。凡与人书，所以为尊敬者，在于礼数辞语，岂以多纸为恭耶?徒为烦冗而不诚，不足法也。”

(35)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第98页。

(36)朱惠良:《宋代册页中之尺牍书法》，载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宋代书画册页名品特展》，1995年，第11页。

(37)赵令臝著，孔凡礼点校:《侯鲭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6页。

(38)韩琦《安阳集》卷六《与余杭希文资政经时两绝音问，忽得讯，正与近致书同日，因以诗寄》，《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刻安氏校正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434页。

(39)《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680页。

(40)据《宋史·艺文志》，当时存世的主要有唐杜有晋《书仪》、郑馀庆《书仪》、裴《书仪》、郑洵瑜《书仪》，以及五代刘岳《吉凶书仪》。《欧阳修全集·归田录》卷二称“(刘)岳当五代干戈之际，礼乐废坏之时，不暇讲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略整齐之，固不足为后世法矣，然而后世犹不能行之”，第1940页。

(41)胡瑗《吉凶书仪》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称其“略依古礼，而以今礼书疏仪式附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页)。

(42)如《启札云锦裳》、《启札锦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类书类存目一著录两书，称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详时代，并认为两书体例相同。今残本《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卷二二七四九和卷二二七五○存《启札云锦裳》的卷三、卷四;卷二二七六○和卷二二七六二存《启札锦语》的卷六、卷七。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认为两书之成都在宋宁宗以后，体例并不完全一致(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4页)。另外，任广的《书叙指南》中提供了一些书信典故和写信常用语汇;孙觌的《内简尺牍》本身也具有书信范本的意义。

(43)如“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文末写“谨具状上问尊候(申贺、上谢随事)谨状”;而“与平交平状”文末为“谨奉状起居(陈贺、陈谢随事)伏惟照察谨状”。又如“上稍尊手启”文末的结束和署押写“谨奉启不宣某再拜”;“与平交手简”为“不宣某顿首”;而“与稍卑手简”则为“不宣某咨白”(《司马氏书仪》卷一，第5页)。

(44)《司马氏书仪》卷一，第5页。

(45)《司马氏书仪》卷一，第13—14页。

(46)朱惠良:《宋代册页中之尺牍书法》，第14页。

(47)孙慰祖主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48)尹洙:《河南先生集》卷一○，第46页。

(49)《苏舜钦集》卷九《答范资政书》，第112—113页。

(50)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166页。

(51)《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上《指使魏佑》，第665页。

(52)《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669页。

(53)《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674页。

(54)《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677—678页。

(55)《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四“进奏院”条，第2393页。

(5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皊三年五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86页。

(57)王著，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页。

(58)《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第6456页。

(59)《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下，第685页。

(60)《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下，第689页。

(61)《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上，第660页。

(62)《长编》卷四五七，元皊六年四月条，第10939页。

(63)《欧阳修全集》卷四七，第1164页。

(64)《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上，第656页。

(65)《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下，第704页。

(66)《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四，第6437页。

(67)《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675页。

(68)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51页。

(69)郑樵:《通志》卷七○《艺文略第八》:“王勃《刀笔》，一卷。薛逢《刀笔》，一卷。丁晋公《刀笔》，一卷。刘邺《凤池刀笔》，一卷。杨文公《刀笔》，三卷。宋景文《刀笔》，二卷。……刘筠《刀中山笔》，一卷。《渔阳刀笔》，一卷。”(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94—1795页。 )

(70)蔡襄著，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五《发箧得亡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71)《欧阳修全集》卷一三七《晋王献之法帖跋尾》，第2164页。

(72)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九《与范景仁书》，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7页。

(73)韩琦:《安阳集》卷二二，第488页。

(74)据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刘浦江老师提示，周一良先生所写的信件皆有副本，犹存古风。

(75)杜仁杰:《欧苏手简序》，转引自祝尚书《〈欧苏手简〉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

(76)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法书要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77)陆游:《陆游集》卷一《寄酬曾学士学宛陵先生体，比得书云，所寓广教僧舍有陆子泉，每对之辄奉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