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贝和东欧亚文明

［日］上田信

［摘要］在中国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或是公元前云南省石头寨山等地区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宝螺。从南诏国到明朝，云南人把宝螺作为货币。明朝开始，云南在朝贡贸易中收集了大量宝螺，致使贝币价值出现了长期性下跌的趋势。到了清代，铜钱代替宝螺。宝螺在均一性和稀少性之间的平衡中，被赋予了阶段性的价值。在稀缺的条件下，宝螺就成了与宗教权威相关的威信财宝。在云南积压的大量宝螺，流入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中国东北等爱好宝螺文化的地区。如果我们要了解宝螺的历史演变，就需要引入新的区域概念——东欧亚。

［关键词］宝螺;贝币;饰物;威信财宝;云南;东欧亚文明

2008年夏天，我在云南省民族博物馆购买了一顶精美的帽子，黑色的布上除了刺绣以外，还被装饰了玻璃珠、硬币、宝螺。根据销售员的说明，这顶帽子是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哈尼族村落收集的。这顶帽子上有四件宝螺。为何那里有宝螺呢?

在《作为文明史的中国近现代史》一文中，笔者提出新的区域概念——东欧亚。所谓东欧亚，是指从欧亚大陆的东北到西南方向，大陆中部干燥地带以东的地区。具体来说，就是以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孟加拉湾的沿岸地区、中国、日本列岛、印度半岛等地区组成的空间⁽¹⁾。东欧亚地理上的中心是云南。珍视宝螺的事例，超越时间和空间出现在拥有多种多样文化的东欧亚历史上。

在上古时代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二里头遗迹，就有宝螺出土⁽²⁾。在日本最古老的故事《竹取物语》中，公主对求爱者要求奉献的东西也是宝螺(子安贝，Koyasu-gai)。按照自然规律，这些宝螺是暖海域出产的。中国华北和日本的沿岸，不出产宝螺。住在这些地方的古代人收集宝螺，或是渴望得到宝螺的历史事实，说明他们已经跟热带海域有了某种联系。探索珍重宝螺的文化，可能有助于我们解开东欧亚区域里大陆世界与海域世界交流的谜团。

人类为何珍重宝螺?作为软体动物的宝螺虽然勉强可以吃，但很难吃。人类以外的动物，绝对不会收集与搬运这样难吃的东西。宝螺有230多种，其中虽也有190毫米的大型宝螺和光泽绝妙的宝螺，不过意外的是，在东欧亚出土的宝螺是比较朴素而不新奇的种类——黄宝螺(Cypraea moneta)与金环宝螺(Cypraea annulus)。人类赋予了宝螺怎样的意义呢?对此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东欧亚文明的特点。

本文以装饰宝螺的帽子作为起点。仔细观察帽子，在前额的位置上，左右各有八枚褐色硬币，靠近头顶部的部位也有一对银色硬币。戴上帽子的时候，两对宝螺的装饰，到达左右耳朵附近。同样，硬币做成的金属片也是吊起来的。

褐色硬币背面有“ONE /QUARTER /ANNA /INDIA”的字样，其年代是1886—1928年。银色的一对硬币是缅甸的25pya硬币，年代是1954年和1956年。并且四件宝螺都是黄宝螺，背面被削掉。把硬币和宝螺组合起来，做成帽子的时期，应是1956年以后。

帽子上的宝螺，为何与硬币结合在一起?这些宝螺是从哪里被带到了地处内陆的云南?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我们首先要追溯到三千年前的过去。

一、云南的宝螺

1955年以后，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头寨山和江川县李家山中，公元前的墓葬相继被发掘，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宝螺。出土于石头寨山的17座墓葬的宝螺，约149000件，重量400公斤;出土于李家山8座墓葬的宝螺，约112000件，重量超过300公斤。其中大部分为金环宝螺，黄宝螺的数量较少。其中的金环宝螺，大小基本一致，长度约24毫米，宽度约18毫米，厚度约17毫米。

宝螺多放在青铜制的专用容器(贮贝器)和铜鼓中，而殉葬品则放置在木棺外边⁽³⁾。其中贮贝器是古代云南青铜器的精华。中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实验室根据碳同位素(C14)测量了采集自李家山出土宝螺的墓葬中木片的年代，墓葬的年代是公元前550±105年⁽⁴⁾。大部分贮贝器描画着祭祀礼仪的情景，比如从李家山出土的“播种贮贝器”，容器表面用精巧的偶人表示祭祀播种的情景⁽⁵⁾。就此来看，宝螺应具有宗教性或权威性。

1976年重修9世纪南诏国末期创建的大理千寻塔的时候，在塔顶部发现了38000多件宝螺⁽⁶⁾。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云南用贝币的记载，应为《新唐书·南诏传》的记载，“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如指，十六枚为觅”。10世纪的大理国时期也继承了贝币的使用。到了元代，马可波罗记述:“离开鸭赤市(昆明)前往西，十日到哈喇章(Kharajang)王国(大理)……他们也用白贝壳做钱币……但这些贝壳不产在这地方。它们全从印度来的。”《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九年九月，定云南赋税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宝螺也能用来纳税。

宝螺在明代也广泛流通。据《明实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的记载，朱元璋谕户部尚书曰:“岷王之国，云南粮饷不敷，其王国岁与米六百石，金银则贮之王府，钱钞海贝巴之物则送布政司收以备用。”上谕的时期，正是云南被纳入明朝统治之时，前后只有十数年，统治尚未稳定。受封到云南的王族不能自给，南京中央政府除了运送粮食、钱钞外，还送宝螺⁽⁷⁾。

明代，云南使用宝螺作为货币。明末于1619—1621年到云南赴任的谢肇膌在《滇略》卷四《俗略》中称:“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诸海中，不远千里而捆致之，俗曰‘贝巴’。”宝螺在民间经济活动中实际被使用之事，在契约文书也有明显的反映。笔者访问云南省建水县的时候，在朝阳门望楼乡土资料室中，看到了从明代墓葬中出土的以金环宝螺制成的贝币。

宝螺货币虽然流通，但到明代末期以后，贝币价值逐渐下降，铜钱开始代替宝螺。嘉靖三十二年(1553)，朝廷尝试在云南铸造铜钱。云南会泽博物馆展示的“嘉靖通宝”(直径58厘米，厚度3.5厘米，重量41.47公斤)，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钱。该铜钱是为了纪念云南的始铸而铸造的⁽⁸⁾。后来，因清朝政府担心私钱的蔓延，决定停止云南铸钱。但是铜钱已经成为交易的主要手段，而宝螺货币未再复活。

宝螺失去了货币功能后，不难推测，当有大量宝螺留在了云南。失去货币价值的宝螺，变成了衣服的装饰品。哈尼族的帽子就是在其货币价值失去了以后制作的。但是，不应该认为宝螺是偶然缝上的，其当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云南珍重宝螺的传统。

二、宝螺的流入途径

黄宝螺与金环宝螺，分布在日本房总半岛以南至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沿岸，以及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大陆东岸的宽广海域，这一海域栖息着潮间带的岩礁和珊瑚礁⁽⁹⁾。各出产海域之间，贝壳形态的差异不大。比如说这顶帽子上的宝螺，仅仅通过贝壳的形态，并不能确定它们的出产地。云南不靠大海，宝螺是通过遥远的陆路运送的。研究宝螺流入途径的变迁，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宝螺的来源。

历史上宝螺流入云南的途径有四条。第一条是从中国的东海沿岸溯长江、金沙江或者清水江而上到达云南东部的东方路线。第二条是从越南沿红河与元河而上到达云南红河地区的东南路线。第三条是经由泰国、老挝到达云南西双版纳的西南路线。第四条是从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经由缅甸达到云南德宏地区的西方路线。

出土大量宝螺的李家山遗迹是西汉时代的墓葬。《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中国四川的物产经由云南到达印度的信息。这就是非常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¹⁰⁾。这条路虽然起伏很大，众多部族分别占据沿线的地盘，但各部族之间用接力的方法搬运物资。公元前3世纪左右，除了连接印度与云南的西方路线以外，还有连接越南和云南的东南路线。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在现在广东地区独立的南越国，运送财物到越南北部的骆国。又《史记索隐》注释，公元前4世纪，从四川经由云南带领军队南下的蜀王的王子征服了越南北部部族，自称安阳王。根据这些记载，古代已经有从越南北部到达云南的西南路线。

从2001年到2004年，木下尚子(日本熊本大学教授，考古学专家)与黑住耐二(日本千叶县中央博物馆研究员，贝类分类学专家)等研究者，进行了关于出土于中国的贝类的中日共同研究项目的研究。以前在中国出版的考古报告，只说出土宝螺，并没有分析贝壳的种类。他们调查了中国7省28处遗迹(包括安阳的殷墟，云南省石头寨山、李家山，青海省的几个遗迹等)，对38697个海贝做了分类。

在李家山出土的宝螺，是沿着西南丝绸之路而到达云南西部的，还是沿着东南路线而到云南红河地区的呢?许多研究者利用马可波罗的前述记载，推测在公元前3世纪的墓葬出土的宝螺是出产于印度洋，经由缅甸到达云南的。但是调查过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藏宝螺的黑住耐二提出了疑问:在李家山遗迹出土的约3000个宝螺，大部分是金环宝螺，而黄宝螺仅仅有两个。黑住在印度洋的马尔代夫诸岛进行的实地调查显示，黄宝螺多，而金环宝螺几乎没有。同时黑住介绍关于印度南部宝螺的调查报告，都记载黄宝螺绝对多于金环宝螺。从以上观点黑住推测，金环宝螺比率高的古代云南的宝螺供给地，不是印度洋而是南海的越南地区⁽¹¹⁾。从考古学的视角看，石寨山、李家山等遗迹出土的青铜器中，包含鞭型的钺和羊角型的铃，这些形制是同越南北部出土的青铜器共通的。这些考古学的知识印证了黑住先生的推测。

南诏国的时代，以云南为起点的交通网较为发达。经缅甸密支那进入印度阿萨姆地方的道路也已开通。7世纪时期，骠人在伊洛瓦底江流域建立了骠国，9世纪南诏国进入该地区。从伊洛瓦底江流域通向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道路也已存在。在东南方向，唐朝的势力向南扩展，跟越南北部的交州之间的交流日益繁盛。这个时代重新活跃的路径，是从南诏国的中心地向南，经由西双版纳，通向湄南河上游到达泰国的道路。以云南作为中心的活跃贸易，继承了南诏国的大理国时代仍在继续。随着唐朝的衰落，位于红河河口附近的交州的贸易港也衰落了，经由南宁到达港口城市的钦州、廉州的途径替代了古道。云南的主要物产是军马，当时，宋朝为了防备北方，需要优良的军马，云南的军马因而被运到港口城市，在那里通过海运到达中原。

南诏国与大理国繁荣的8到13世纪期间，在印度半岛的广阔地域，宝螺被作为货币使用。南诏国和大理国引入中原的手工业技术，生产布匹、漆器、刀剑等物品。云南物产是经由这些途径运出的，以前接力式的搬运办法也改变了，开始使用组织马帮的新方式，用大量的马装上货物，一条龙地运送到目的地，提高了物资运输的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宝螺流入云南，云南进入贝币圈⁽¹²⁾。

1253年，忽必烈的蒙古军消灭了大理国，云南并入蒙古帝国的版图。云南在直接连结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同时，又连接了靠东海的中国东南地区。这个政治的激变波及印度。13世纪中叶，素可泰(Sukhothai)王朝在湄公河流域建立，宝螺被视为重要的财富。素可泰国王兰甘亨(Ramkhamheang)大王(1277—1317年在位)的传说见证了宝螺的重要性。

当时，从云南南部、缅甸高原到泰国北部的地域，每处盆地都有一个小王国。素可泰王国为了向北方伸张势力，积极地准备跟清莱(Chiang Rai)和帕尧(Phayao)等小王国建立友好关系。帕尧国王偕王后对素可泰王国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帕尧王后很貌美，与兰甘亨大王私通。帕尧国王发现他的王后与兰甘亨大王的关系，十分震怒，打算杀死兰甘亨大王，但是由于蒙古帝国成立后紧张的政治形势，便委托清莱国王解决问题。清莱国王说服了兰甘亨大王，使之谢罪，并支付帕尧国王99万件宝螺⁽¹³⁾。根据这个传说推测，湄公河流域诸王国之间，宝螺是具有共同价值的财宝。

元朝时期，云南与中国沿海的沟通使宝螺在运送途径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据元朝编写的法令集《通制条格》卷一八《关市》载:“至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中书省奏:云南省里行的怯来小名的回回人，去年提奏来:江南田地里做买卖的人，每将着贝巴子去云南，是甚么换要有，做买卖的人私下的去的教禁断了。江南田地里市舶司里有的贝巴子多有。譬如多放着，将去云南或换金子，或换马呵。得济的勾当有。奏呵，那般者，圣旨有呵。去年的贝巴子，教将的云南去来，那其间，那里的官人每说将来，云南行使贝巴子的田地窄有，与钞法一般有，贝巴子广呵，是甚么贵了，百姓生受有。腹里将贝巴子这里来的，合教禁了有，说将来呵，两个的言语不同有，那里众官人每与怯来一处说了话呵，说将来者，么道，与将文书去来，如今众人商量了，说将来:将入来呵。不中，是甚么贵了。百姓每也生受有，百姓每将入来的，官司将入来的，禁断了，都不合教入来，么道，说将来。俺商量得，不教将入去呵，怎生，奏呵，休教将入去者。圣旨了也，钦此。”⁽¹⁴⁾元朝从经济稳定性上考虑，禁止随意从江南贩运宝螺。元朝法令《元典章》卷二○的条文里有‘禁贩私贝八的条例。私贝八是走私带来的宝螺。当地势力者收受贿赂，走私宝螺，而打击走私是困难的。

明朝进行了禁止民间贸易、限定朝贡贸易的政策，因此经由缅甸与老挝到达云南的宝螺流入量减少了。据《续文献通考》:“永乐九年六月，云南溪处甸长官司，岁纳海贝八，请折输银钞，土司自恩言，本司岁纳海贝八七万九千八百案，非本土所产，每岁于临安府买纳，乞准银钞为便。”临安府是连接印度的交通枢纽。

明朝把朝贡贸易中收集的宝螺运送到云南。永乐年间琉球朝贡明朝即贡纳宝螺。根据琉球王国外交文件《历代宝案》⁽¹⁵⁾记载，在1434年朝贡时，琉球使节把“海巴”(宝螺)规定量550万个与追加的388465个运到福建。据《朝鲜实录》(光海君四年二月)的记载:“(司宪府)启曰，济州前牧使李箕宾、前判官文希贤，以上年捕倭之事，论功状启，已为行赏。厥后之言籍籍，皆以为南京之人与安南商贾等，合载货贝，漂海而来。具船只制度，极为高大，一船之内，例植十余帆，明非倭寇之船，而箕宾、希宾等，初以享礼遇之，款待累日，及见满船之宝，反生利财之心，诱致尽歼，没取贝货，使无辜数百人命，骈首就死，欲掩其迹，又焚其船。”根据这个记载，1611年漂到济州岛的琉球船满载了宝螺。

明朝把通过朝贡贸易收集的宝螺，作为封在云南的皇族和赴任云南官员的俸禄。与关心当地经济稳定的元朝政策相比，苦于统治云南基础薄弱的明朝，需要迅速的支付手段，因此使用了江南市舶司所藏的宝螺。比如说，从明朝来看，宝螺只是一种军票。明代的云南人继续把宝螺作为货币。可是贝币价值却有长期下跌的趋势，到了清代铜钱代替了宝螺。(www.daowen.com)

从古代到清代，在超过两千年的历史中，经由四条路线，每年有大量宝螺被运到云南。云南一定积蓄了庞大的宝螺。那么，失去货币作用的宝螺到哪里去了?

三、稀少性与均一性

2008年，笔者获得了一家民间基金会的研究项目经费资助，考察日本、泰国和中国各地的博物馆所藏的关于宝螺的资料。泰国首都曼谷国立博物馆泰国货币历史展览室有从素可泰早期的遗迹发掘的宝螺货币，此外，王宫日用器具品展览室有泰式象棋。泰语称呼宝螺为beer，泰式象棋的“兵”“卒”棋子也被称作beer。

一入云南，便可以看到装饰着宝螺的女性服装。哈尼族的帽子也使用了宝螺作为装饰物。哈尼族有贝饰的传统。“海贝，哈尼语称‘赫西’(heelciiq)，目前，海贝在窝拖布玛哈尼人服饰中的使用多见于仪式服饰，如新生儿护魂布镯，老年人护魂祈福的百衲衣。”“不同地区哈尼女性都普遍以海贝为饰，最常见的是用于头饰，胸饰和腰饰，少则三两枚，多则数百枚。”⁽¹⁶⁾在云南省西北部的山地居住的傈僳族的服饰中也有排列宝螺的兜帽。住在四川省的藏族女性的上衣上缝制着像花瓣一样图案的宝螺。

拉萨地区的藏族也爱好宝螺。每年藏历七月举行雪顿节的时候，有藏戏的表演，在藏戏的开场仪式“温巴顿”里，戴蓝面具的几位温巴(ngba)表演旋舞。温巴面具的鼻子下面吊着宝螺。笔者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考察藏族祭祀的时候，遇到了在面具鼻子下佩带了螺的乞丐。藏医也重视宝螺。据探险青藏高原的渡边一枝女士讲，拉萨的医生向她面交了藏药和一颗宝螺。医生把宝螺涂上朱色印泥，一边祈祷，一边在患者头上旋转宝螺，然后在她的额头上，像印章一样地点红。藏族地区有用骰子的游戏“sho”，数点也用宝螺。

在内蒙古高原到东北三省的地方生活的通古斯族系民族之间，宝螺被用作巫师服装的装饰。达斡尔族巫师的衣服上有360件宝螺。达斡尔族把宝螺称为“yapusu”，这个数被认为象征着一年的日数⁽¹⁷⁾。蒙古巫师在召集来魂的时候使用的工具也吊有宝螺。

云南、西藏、四川西部、青海、内蒙古与黑龙江等地区就是爱好宝螺的文化地带。从贝类学的观点来研究这个地带的宝螺，我们可以发现其很有趣的特点:宝螺的大小均一，贝壳没有瑕疵。活的宝螺，外套膜覆盖贝壳，好像海牛一样。死了以后，被冲到到海岸的宝螺，是磨耗的。这些特点意味着，采集贝壳的人按一个标准选择活的宝螺。我考察民族学博物馆(日本大阪)收藏的在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欧亚地区收集的宝螺项链，发现这些宝螺是大小不一而且在海中磨耗了的。宝螺的产地、采集方法和文化意义，中欧亚与东欧亚之间有明确的差异。

宝螺在均一性和稀缺性之间的平衡中，被赋予阶段性的价值。均一性的东西如果数量多，其稀缺性便减弱。如果在稀缺性强的条件下，宝螺便成为与宗教权威有关的威信财宝。稀缺性减弱，宝螺便被作为货币。稀缺性较高，则作为高价货币;稀缺性递减，则作为低额硬币。经济活动在均一性和稀缺性的均衡中进行着。停止使用贝币以后，宝螺成为服饰品或者游戏的棋子。

宝螺是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海域生存的。在大陆北部与内陆地区，得到宝螺很难，因此宝螺稀少，价值很高。追溯到古代，交通不发达，宝螺的稀缺性就更高。安阳殷墟是公元前1320年到公元前1040年间的遗迹，根据土器编年，分段成为Ⅰ期至Ⅳ期的四个期。据木下与黑住的研究，从Ⅰ期到Ⅲ期的墓葬有黄宝螺与金环宝螺，到Ⅳ期的墓葬除了黄宝螺、金环宝螺以外还有大量的贝壳。商代的统治者重视黄宝螺与金环宝螺。从阶级构成的角度来分析，在埋葬社会地位高贵的王族与贵族的墓葬的贝壳之中，黄宝螺的比率较高。不论时期与阶级，出土宝螺的大小是一样的。总之，对于商人，宝螺大小不是问题，关键是宝螺的数量。宝螺的单位称为“朋”。1朋相当于多少宝螺，现在还不清楚。就出土情况来看，宝螺具有符咒性功能与祭祀性的功能，也有威信财宝性的功能。

青海与西藏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里，也有宝螺。在西藏卡若遗迹中，挖掘出10枚穿孔宝螺。“穿孔贝属于宝贝，此类贝主要产于南海，但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黄河上游诸石器时代文化中，经常可以发现以宝贝作为装饰品的情况。”⁽¹⁸⁾这似乎是东欧亚文明的共同特征。

最后我提出一个推测。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华北、华东地区交通发展，以致获得宝螺变得相对容易。这种情况下，宝螺的稀缺性减弱，汉族便不再珍视宝螺。而云南位于内陆，离沿海较远，搬运海贝比较困难，因此到明代宝螺还保持稀缺性，被作为货币。但在明朝统治下，大量的琉球宝螺开始流入云南，宝螺的价值开始下跌。到了清代，铜钱代替了贝币，云南贝币结构就此崩溃，而在云南积压的庞大宝螺，便流入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中国东北等爱好宝螺文化的地带。

作者简介:上田信，日本立教大学教授。

【注释】

(1)上田信:《文明史としての中国近现代史》，久保亨编:《シリ一ズ20世纪中国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

(2)冈村秀典:《夏王朝——中国文明の原象》(文库版)，东京:讲谈社2007年版。

(3)蒋志、向龙:《国家探秘——石头寨山文化的新表现》，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中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炭素年代报告(四)》，《考古》1977年第3期。

(5)张纯粹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6)《大理崇圣寺院三塔主塔的实地测量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7)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并收入杨寿川《贝币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上田信:《东ユ一ラシアの生态环境史》，东京:山川出版社2006年版。

(9)池田等、淤见庆宏、广田行正:《タカラガイ·ブック一日本のタカラガイ图鉴》，东京:东京书籍2007年版。

(10)陆地:《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11)黑住耐二:《贝类学からみた中国古代遗迹出土贝类の供给地一タカラガイ类を中心に》(报告要项)，シンポジウム“中国古代のタカラガイ使用と流通、その意味一商周代を中心に”，熊本:熊本大学考古学研究所2003年版。

(12)陆地:《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13)金子民雄:《スコ一タイ美术の旅一タイの古代遗迹》，东京:胡桃书房1985年版。

(14)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の研究译注》，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年版。

(15)冲绳县立图书馆编:《历代宝案(译注本)》第一册，冲绳:冲绳县教育委员会1994年版。

(16)白永芳:《哈尼族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以云南省绿春县“窝拖布玛”为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韩有峰:《黑龙江鄂伦春族》，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

(18)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