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贵州都司卫所的性质及当地风俗的改变

永乐十一年前贵州地区亦有军民府等行政设置，分隶于四川、云南、湖广诸布政司，情况复杂，归属不一，多有土司性质，贵州都司下的卫所亦是当地实际的管理者之一。

永乐十一年后贵州置布政使司，初设8府，后又增加了一些府州，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诸府下辖的土司有自己的统治方式，内部事务大多由其长官自行处理，处于自治状态。因此除去土司辖地及苗民，诸府所能管辖的范围和人口极其有限，以思南、思州2宣慰司改设的东部6府来说，“每府所管不过三四长官司，人民每司不过一二百户，官多民少” ⁽⁷²⁵⁾。隆庆四年三月迁贵州思南府城于平溪卫，即是因为府“地狭民少，无以控治苗夷故也” ⁽⁷²⁶⁾。许多府州形同虚设，嘉靖十一年六月“移贵州永宁州治于关索岭，镇宁州治于安庄卫。先是二州设在打罕火烘夷域，其地毒瘴，官吏皆僦居普定卫城，去治境且二百里，寄空衔而已。至是巡按御史郭弘化请移治于二城，以便统摄。诏可” ⁽⁷²⁷⁾。

而卫所因为大多位于一府的中心，有军士、家属及后裔，人口繁衍，汉族居住相对集中，反而成为当地有效的管辖机构。《广志绎》里的记载便可说明这个问题：“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皆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 ⁽⁷²⁸⁾因此贵州都司下辖的卫所均具有实土意义。平越诸卫还设有税课司等机构，职能齐全。

根据治地是否在府州辖境内，可以将贵州都司卫所分为两类，即实土与准实土卫所。其时间变化如下表所示。

表13　贵州都司卫所实土、准实土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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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贵州中部及西部所设的府州，如贵阳府、安顺府、永宁州、普安州等，也明显沿湖广入云南的交通线呈线状分布。这与卫所的设立有极大的关系。卫所治地附近统治力量较强，军队长期驻扎，人口生息繁衍，地方控制趋于成熟，使得设置府州成为可能。在这条交通线之外，少数民族聚居，改土归流实属不易。

明代贵州的汉族多是卫所军士后裔，他们的先辈被征戍守于一个陌生的、四周为异族包围的地域，世世生息，由于一卫军士来源集中、居住集中，来源地的文化得以在异域中保存下来。洪武十五年前后建立的卫所的军士是当时从征云贵的士兵，原籍多在长江中下游，现确切记载其来源的文献无几，只有威清卫、平坝卫的军士确知来自湖广长沙府 ⁽⁷²⁹⁾，安南卫来自湖广宝庆 ⁽⁷³⁰⁾，兴隆卫士卒亦来自湖广 ⁽⁷³¹⁾，龙里卫“多楚越吴闽之裔” ⁽⁷³²⁾，清平卫“从江南迁谪” ⁽⁷³³⁾。各军卫徙自中原，因沿故习，《大明一统志》言贵州旧志载毕节卫“戍此者皆中州人，其冠婚丧祭之礼能不混于流俗” ⁽⁷³⁴⁾。现存的康熙《平溪卫志》亦言“其官军二籍多江南人，世守兹土焉……水陆交通，商贾鳞次，四方之物必致，咸谓之小江南云” ⁽⁷³⁵⁾。

汉族的风俗对当地苗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元以前土夷杂处，自明开设，语言服习大类中州” ⁽⁷³⁶⁾，但这种影响是渐进且缓慢的。卫所军士及其他流落至此的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最初只发生在与其日常接触的人身上，“惟在官应役者为汉语” ⁽⁷³⁷⁾。进而卫所治地周边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开始出现变化，安庄卫“环城百里皆诸夷巢穴，风俗粗鄙，异言异服，与卫人错居近亦少变” ⁽⁷³⁸⁾，普定卫“附廓夷民五种，习尚不同，自立军卫以控制之，渐染中原之俗，亦尚义而重文” ⁽⁷³⁹⁾，普安卫“僰人近州应役，诗书弦诵，渐被华风，仕官不乏，其诸冠婚丧祭、交际往来、四时节会并与中州同” ⁽⁷⁴⁰⁾。

卫所的驻扎也使得地方民风发生了变化。明中后期“苗仲出劫，未有一事无汉人引脚者” ⁽⁷⁴¹⁾，卫所士卒多江右川湖贩商流徙罢役逋逃之徒，“多为奸诈，诱群酋而长其机智”，使得少数民族的淳朴民风“浸以散矣”。当然卫所军士带来的不同的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仅限于卫所附近地区，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则影响甚微，使他们能够保持自身的文化特点。

由于日常同少数民族的接触，卫所居民自身的部分习俗也在缓慢改变，明人称之为“或反见变于夷” ⁽⁷⁴²⁾。安庄卫“卫士卒皆中国人，久戍边境，习其风土之气，性颇强悍” ⁽⁷⁴³⁾，毕节卫“俗多斗狠健讼狙诈不情，尽渐染川南之俗也” ⁽⁷⁴⁴⁾。但是对于大部分军士来说，由于居住地集中，且汉族文化又是优势文化，因此改变不多。

由于所处的地域比较偏僻，明代的习俗被部分卫所屯军后裔一代代保存下来，至清朝道光年间贵州永宁州尚有“屯堡人”、“土人”，皆是洪武屯军之后，服饰、习俗依然保存了明风，其“土人”“岁时礼节，多有楚风” ⁽⁷⁴⁵⁾，显然是来自湖广的军士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