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宁都司（北平行都司）在明史中的地位

明初，太祖极力开拓，新败的蒙古军势力薄弱，于是塞北大片土地尽归明王朝控制，在这里设置了大宁都司（北平行都司）以及开平、东胜、玉林、云川、宣德等卫所。北平行都司诸卫在密云长城以北，护翼京师，确保了塞内的安全，并兼控辽东及开平（见图16）。如果明王朝一直加强这里卫所的经营，增大军事力量，宣德以后北边防守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不至于蒙古诸部经常突入长城，威胁京畿。但是，从永乐初年起，北平行都司及其他卫所逐渐内迁，沃土尽失，致使山西、北直隶防守日见窘迫。

内迁前北平行都司所守之地与兀良哈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地“外边山势连亘千里，山外彻江环绕，诚自然之险也，北虏不敢内侵三卫在此” ⁽²²⁰⁾。永乐初，成祖弃其地，“失地险” ⁽²²¹⁾，开平、山西行都司塞外诸卫丧失了声势之援，孤城难守，或废或迁。北平行都司大宁诸卫内迁使明王朝塞外的险要之地丧失几尽，北京及北直隶地区只剩下长城防线，使得“内边”变成了“外边”。其北朵颜三卫开始还能听命于明朝，接受羁縻统治，但土木之变以后，三卫逐渐与入侵的蒙古各部勾结，“自三卫与北虏连合，不复为我藩篱，虏骑一驰，可至遵化之界，倏忽不及措手” ⁽²²²⁾。京畿的防御日益紧迫。开平卫徙往独石，“宣辽声援绝矣” ⁽²²³⁾，“弃地三百余里，龙冈、泺河之险皆失据” ⁽²²⁴⁾。东胜诸卫内移后，河套失守，偏头、宁武、雁门外三关便“独当其冲” ⁽²²⁵⁾，成为重险。外长城成为整个华北的边防线。

图16　洪武后期北平行都司辖区及卫所图

北平行都司的内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明长城以南的防守力量，尤其是军事重镇保定的防御力量，但从整个明代的军事防御来看，其带来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永平、蓟州一带，“因掣去大宁都司并所属卫所，再无藩篱，所以与胡虏止隔一山” ⁽²²⁶⁾。行都司内迁使得地理形势上的攻防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洪武、永乐年间，明实际处于“攻”的位置，太祖在塞外建立众多卫所，虽然其目的只是固守封疆，但是其时武力强盛，足以震慑敌人。成祖虽内迁卫所，但仍锐意开拓边疆，“六师屡出，漠北尘清” ⁽²²⁷⁾。他率军亲征曾三次驾临开平，因其“极边，又无险可恃” ⁽²²⁸⁾，戒卫所军士“昼夜严守备寇来” ⁽²²⁹⁾。当时兀良哈三卫未敢反叛，也是慑于明军威。由于行都司首先内移，仁、宣以后，采取了以防御为主的策略。一直到明末，虽然也曾有皇帝御驾北征，但无法与永乐时的规模相比，成祖的威风不复再来，北部塞外之地也不再为明所有。塞外诸卫本是气势联络，东接辽东，西连陕甘，互相声援，在地理上，对华北、陕、辽都有屏障作用。屏障既失，丧失了缓冲地带，内庭直接暴露于外，成为烽烟不息的战场。虽后屡有提议还大宁诸卫于故地者，“以其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以为声援” ⁽²³⁰⁾，但都得不到实施。丧失了有利地形，明就处于防守的地位了。嘉靖庚戌以后，俺答从古北口径薄京城，蓟镇战火日多，造成“边患无穷时” ⁽²³¹⁾。明时就有人认为这是“国初弃大宁地与之，畀其为吾藩屏，而今乃至此” ⁽²³²⁾。(www.daowen.com)

对于诸卫内迁，永乐以后，尤其是在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明人便深切地认识到其严重后果。明末陈际泰面对当时形势，追思往昔，遗憾地写道：“大宁存则宣蓟无阻隔，而辽东之右臂伸；东胜存则山陕有变应，而甘肃之左臂伸。今尽弃之而退守内边，此往事何可悔哉！” ⁽²³³⁾顾祖禹也认为都燕京必须留住塞外诸卫，否则京师的安全便无从保证，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道：“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翦其羽翼而报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哉？” ⁽²³⁴⁾

另一方面，大宁诸卫同长城以南卫所一样，都是且屯且守，军士及家属的辛勤耕作，改变了塞外的荒凉景象。洪武二十五年，北平行都司大宁等7卫及宽河千户所屯种所收谷麦为84万余石，可见当时塞外开垦的耕地面积是极大的。卫所内迁后，良田尽抛、土地荒芜。且内迁之地，经过明初的开发，人口增长，土地已多被开垦，屯田面积无法保障，大部分卫所不得不依靠京运或民运为生，增加了中央和百姓的负担。洪武二十三年以后，北平行都司儒学设立，促进了塞外文化的发展，而内迁后，当地成为文化荒漠。

内迁之后，原辖区至明末一直为蒙古游牧之地，再无地方行政组织，直到清初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明弃大宁，视为外域，我国家抚临，函复中外一家，设厅分置以来，久成都会，复改设府州县，规制不殊内地” ⁽²³⁵⁾，在空缺了二百年之后，清朝在此地又设置了地方政区，同明初大宁都司不同的是，它不再具有军事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