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中的诸因素分析

(一)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演变的主要出发点

在地理上，苏联国土辽阔，地跨欧亚两大洲。在20世纪30年代德日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之后，苏联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均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威胁。西方是德国。自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便不停地扩军备战，使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整个欧洲上空。与此同时，英法等欧洲大国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实行绥靖政策，竭力将祸水东引。东方是日本。日俄战争后，日本基本上将俄国势力排挤出中国东北。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又不断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并直接出兵占领东北。苏联的国土安全因此而面临着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未雨绸缪，早做打算。为此，1933年10月，苏联与美国建交，在此前后还与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早在1933年7月，苏联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邻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以谋求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保障自身安全。苏联还寻求与英法等国共同防范德国的侵略，但是由于英法等国奉行绥靖政策，对此并不积极。苏联先后通过苏芬战争以及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军事行动，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一线建立起了所谓的“东方战线”，以遏止德国的逼人态势。到1939年，德国战争的矛头四处出击，苏联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西线获得了暂时的安全。到1941年，希特勒横扫欧洲大陆，所向披靡，再次将战争的矛头指向苏联。在德国的闪击之下，苏联猝不及防，国土大片沦丧，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苏联于是举全国之力，抗击侵略，最终获得了卫国战争的巨大胜利。西线的安全威胁彻底消除。

当面临日本和德国东西两线侵略的威胁时，苏联认为主要的危险来自德国。因此，如何避免两线作战(主要是在远东稳住日本)遂成为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苏联对中国则采取拉拢政策，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对日本的扩张则主要是采取消极避战方针，必要的时候则对挑衅予以坚决痛击，苏联还通过《苏日中立条约》与日本在远东维持了异常微妙的“武装下的和平”。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苏联感到“日本侵入中国东北，造成了对苏联远东疆界的直接威胁”，“孕育着反苏战争”。^[5]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苏联宣布“奉行严格中立”政策。企图以退让求和平。苏联还多次向日本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日本都不予理睬。此外，苏联还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到1935年底，苏联在远东“已拥有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大约有950架飞机，800—900辆坦克，总兵力至少也有24万人”^[6]。苏联还采取恢复同中国的邦交、与外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的方式来牵制日本。

30年代后期，日苏关系日趋紧张，边境冲突不断发生，苏联的远东战略遂转到以实力求和平和援华制日的基点上。在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中，苏联调集精锐部队痛击日军主力，迫使日本主动停战媾和。

为使中国战场尽量拖住日军的手脚，使其无力北进，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和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苏联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主要原因是抗战对苏联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到了1938年，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迅速形成，莫斯科开始把中国抗日战争看作是使它免遭来自东方进攻的屏障。”^[7]1940年秋，斯大林派遣崔可夫中将来华，在分析世界局势时，他认为英美加强对华支持，再加苏联的援助，中国就能长期拖住日本。斯大林明确指示崔可夫:“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8]

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于分化日德关系，避免两线作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苏联无暇东顾，因此，它一方面谨慎地处理对日关系，使日本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利用美国牵制日本，把日军拖陷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有效地实现了预定战略目标。

以上分析表明，战时苏联的远东战略及其具体措施，都是以其国家的安全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的。

另外，由于权力大小的不同导致了国家利益的范围不同，因而苏联在战争后期的对华政策和此前便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应该说是一种维持相对积极的政策，而到了战争后期则演变成为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政策。

反法西斯战争后期，德日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英法等欧洲传统大国也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伤害，整个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在经过战火的洗礼后变得更为强大。权力界定利益，大国实力的消长必然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到了战争后期，苏联一方面在其军队所到之处留下自己的印记(主要是在东欧国家)，并努力使英美等西方大国承认自己在这些地区的存在(斯大林与丘吉尔的百分比协定);另一方面苏联接受战争的教训，力求在自己国土四周建立一个环形的缓冲带(从东欧各国、阿富汗直到中国的新疆、蒙古、东北以及千岛群岛和日本的北方四岛均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来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苏联在欧洲与英美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在东欧各国建立缓冲带，在远东则以对日参战为要挟，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条款，并插手中国新疆事务;后来又威逼利诱，以新疆问题、蒙古问题、东北问题为要挟，迫使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其利益合法化。

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而言，战争后期，苏联重新将其触角伸向远东，力图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来，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夺回沙俄在1905年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确保苏联太平洋地区港口的联系，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带。基于这一考虑，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进行对日作战，极力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中国东北的政策和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从对战争后期苏联利益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时苏联考虑的主要还是国家利益，所不同的就是关注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即它从对本土安全的关注转移到了对在周边建立安全带的关注，或者说是由对本土安全利益的关注转向了对扩张倾向的关注，而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苏联实力的变化。

还要提及的是，中国在苏联国家利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对苏联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已为许多睿智的领导人和研究者所重视。1942年春，罗斯福曾庆幸地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9]抗战时期曾任苏联驻华最高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在华使命》中写道，“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10]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针对外相松冈在1941年6月22日至28日的内阁联席会议上对苏开战的主张反驳说:“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11]在地缘上，中国和苏联均与日本接近，这种地缘上的邻近使得中国和苏联均有可能成为日本实施其扩张政策的对象，而日本国内确实也存在“南进”^[12]和“北进”^[13]两种不同的战略取向，这成为中国抗日战场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枢纽点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如何，对于苏联对德作战乃至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极大地牵制了日本，使其分身乏术，难以再发动对苏联的进攻。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至8月，日本关东军先后在中国境内挑起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企图以此推动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并以武力试探苏联的虚实，结果由于中国抗战对日军主力的牵制，使日军在兵力悬殊之下均遭失败。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之所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设日本一旦与中国议和，则日本即可威胁苏联，领导远东。”^[14]前苏联元帅扎哈罗夫说:“日本之所以未立即对苏开战，是因为它的大量军队被牵制在中国。”^[15]

1941年12月初，日本陆军共51个师团，其中35个师团用于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69%。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才使其无力“北进”发动侵苏战争。当时日军大本营统帅部决定:“不管德苏战争如何演变，以昭和26(1941)年度内放弃解决北方的企图”，为的是“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案”。正因为这样，苏联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才大胆地从远东地区把兵力不断西调，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仅莫斯科战役期间，苏联就从远东方面军调出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及部分坦克、航空兵部队。从1941年冬至1944年秋，苏联从东部西调了39个师、21个旅和10个团，计40.2万人，还从太平洋舰队调走12个海军陆战旅，计14万人，总共从东部向西线抽调了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3300多辆坦克，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苏联西线对德作战的实力。

综上所述，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苏联的国家利益。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苏联根据战时不同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就其对华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由此可见，战时苏联的对华政策无论做何调整，调整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苏联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二)影响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因素

影响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政治中任何一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都不可能孤立地展开，它必须将当时的国际环境纳入其政策考虑的范围。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当时全球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的变化就成为当时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战争成为国际政治主题的情况下，最为重要的国际局势就是战争的酝酿、爆发及其进程。因此，毋庸置疑，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战争发生、发展和进程的巨大影响。

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苏联出于对两线作战的恐惧，对日本的扩张保持了“不干涉”的中立政策，并在伪满洲国的承认和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以迁就日本，力求避免与日本在远东发生战争。同时，在1937年8月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实施其援华制日政策，力求通过中国牵制日本，保障苏联的安全。到1939年德国横扫欧洲大陆时，苏联对日本的两次挑衅给予针锋相对的回击，并在此基础上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藉此与日本在远东保持相安无事的态势，使自己腾出手来应付德国在西线的威胁。在苏联扭转苏德战场上的颓势之后，苏联又开始染指远东事务，积极谋划对日参战，并与英美在雅尔塔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其后在美国的斡旋下匆匆忙忙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其在雅尔塔获得的利益最大限度合法化并为出兵中国东北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上述分析表明，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的。由于不同阶段战争形势的不同以及战争对苏联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不同，战时苏联在远东的外交政策遂经历了积极避战、稳定东线以抗击德国入侵和主动寻求在远东参战三个大的阶段。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作为战时整个苏联在远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是一种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总体的以战争局势为主轴的外交政策。

二是大国因素的影响。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也受到其他大国的影响:首先是美国。美国对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援助并直接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因而成为战时反法西斯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美国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战时和战后的强大实力，使得它成为当时乃至此后世界上对国际事务最具发言权的国家之一。苏联和中国都是美国的受援国，因而战时乃至战后苏联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影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影响甚至超出了当事国本身的影响(如雅尔塔秘密条款和苏中谈判)。但是，美国的影响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美国对西半球之外的事务大体上抱着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因此，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对战争的进程并不是十分热心。在远东，针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与国联一道，仅对日本做出无关痛痒的抗议。^[16]甚至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还和西欧大国一起为实现中日和解而斡旋。在此期间，美国虽然通过“租借法案”向非交战国出售军火，^[17]但是，这对于海运尤其是海军能力弱小的中国而言，所得到的援助不过是杯水车薪。而此时苏联实行援华制日政策，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援助国。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并同时在欧洲和亚洲进行作战。在亚洲，为了使中国拖住日本在华陆军，美国开始给中国以大量援助，并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与此同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自顾不暇，因而对华援助急剧减少以至于完全中止，再加上苏联导演的新疆事件等，中国政府不再仰仗苏联的援助，苏中关系彻底恶化，苏联对华政策的冷漠期就此来临。

到战争末期，苏联扭转苏德战场的颓势，开始对远东重新发生了兴趣，表现出对日参战的意向。但苏联并未将对日参战的想法与中国进行商讨，而是通过雅尔塔会议取得美国的同意，并利用美国向中国施压以迫使中国与苏联就参战条件进行谈判。美国在这一时期苏中关系的改善中确实充当了一个“掮客”的角色。美国通过其副总统华莱士、驻苏大使哈里曼乃至总统罗斯福在苏中两国之间频频往来，斡旋沟通，促成了苏中在莫斯科的谈判。在谈判中，哈里曼和杜鲁门等还不时地为中国提供指导，在谈判陷入僵局时还对谈判双方施压以使谈判继续进行。可以说，如果离开美国的参与，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的秘密条款、苏中谈判的进程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最终签订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和要求，不可排除有对美国加以防范的考虑。

可见，在战争初期，由于孤立主义情绪的影响，美国对苏中关系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到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援助成为苏中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外生干预变量。而在苏联对华政策的改善和重塑期，即战争的后期，美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如影随形，贯穿于苏中两国关系改善和重塑的整个过程。离开了美国因素，苏联对华政策的许多目标便不可能实现，至少不会实现得如此顺利。离开了美国因素，苏中关系的发展也不会如此的平心静气，至少在1945年8月之前是这样。

其次是日本。日本作为战争的策源地之一，作为远东战争的始作俑者，无疑应当成为研究这一时期远东国际关系的中心与焦点。对苏联与中国而言，日本作为与两国毗邻的国家，其一举一动均会对两国产生直接的影响。对苏联而言，日本的战争行为会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国土安全，并可能与德国相呼应使苏联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为此，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避免两线作战，在东线稳住日本，并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对中国而言，反对日本入侵就是中国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最大维护。正是以对付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且根据日本对苏威胁程度的加强与减弱为战略基础，苏联对华政策经历了复交、援华制日、冷漠到最后的改善与重塑这一发展历程。

(一)苏中复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共同应对来自日本的威胁。“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因日本的悍然入侵迅速激化，苏联同日本的矛盾也因日本对苏联远东边境安全的威胁增大而急剧地尖锐起来。这些情况促使苏中恢复了因1929年7月中东铁路事件而中断的邦交关系，进而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18]日本的战争威胁是苏中复交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动因。但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不干涉的政策，其目的是告知日本，苏联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不予介入，因而日本也没有理由进攻苏联。另外，苏联还对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并将中东铁路低价转让给伪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自此，苏联对日本保持谨慎的态度，力求不过分刺激日本，以免引火上身。受此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经历了多年的徘徊过程。

(二)苏联实行援华制日的政策也是出于对付日本的考虑。1936年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规定缔约国相约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缔约国对于遭共产国际威胁的第三国应据本协定的宗旨，采取防止措施或邀其加入本协定;缔约国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与苏联订立违背此协定的条约。这个协定是在反对共产国际的基础上企图建立一个政治同盟。这个协定表面上反对共产国际，实际矛头则主要指向了苏联。1937年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三国达成协议:德意赞同日本入侵中国，日本支持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至此，德意日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三国妄图携手瓜分世界。此外，英美等西方大国极力主张祸水东引和北引，日本也正在“北进”和“南进”战略之间进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感到自身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于是在各地寻求同盟。在欧洲与一些小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在远东则于1937年8月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开始了其援华制日政策，对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和人员的援助，力求通过中国来制约日本对苏联的进犯。

(三)在苏联对华政策冷漠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对苏联威胁的减轻(《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当日本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地进行“军事试探”失败后，苏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苏联利用自己取胜的有利机会，力求改善和稳定同日本的关系;日本则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推迟甚至是放弃了其“北进”战略。因此苏日两国于1941年4月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使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形势得到缓解，但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苏中交恶的一个重要诱因。此后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苏联对华政策日趋冷漠。到1943年苏德战场的形势发生根本扭转，苏联有能力重新顾及远东，日本在中途岛遭受重大失利而无力北进，苏联的本土安全高枕无忧，再加上新疆事件的影响，苏联对华政策降到了最低点。

(四)苏联出兵东北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对付日本关东军。到战争后期，苏联开始重新关注远东事务，并提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对日参战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存在又成为苏联在远东参战进而获取自己扩张利益的一个理由。这一点从1945年苏中谈判的进程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时间表上便可以一览无遗。众所周知，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到8月9日苏联出兵之时，苏中莫斯科谈判仍在艰难继续中。而由于此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未签订，所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不具备法律上的依据(毕竟规定苏联出兵的雅尔塔协定没有中国的参加且属秘密协定的性质，因而不具法律效力)。此后苏联做出了一些让步，推动苏中谈判尽快完成，并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之所以在不具备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出兵，就是由于战争进程出人意料的迅速，使得苏联唯恐日本投降后再也找不到出兵的借口，从而提前出兵。

再次是德国。研究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看似不应当牵涉与中国相隔万里的德国，^[19]但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并对苏联的国土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和事实上的威胁，因而它必定会对苏联总体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战时苏联对华政策。

战时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避免或应对两线作战，即在东面应对日本的威胁，在西面应对德国的威胁。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作为其总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也必然以这一目标为导向。其中，与德国相关的对战时苏联对华政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及其以后的进程。

苏德战争爆发后最明显的变化便是苏联全力应付德国对其国土的侵略，大量的战争物资被运用于苏德战场，苏联对华援助急剧减少以至于为零，并使中国政府一再期望的苏联对日作战的愿望化为泡影。此时，中国新疆地方政府利用战争初期苏联的自顾不暇，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这一切均成为苏中关系恶化的诱因和催化剂，而这些诱因和催化剂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苏德战争的爆发。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苏联开始扭转苏德战场上的战争颓势，这又成为苏联对华政策进行改善和重塑的直接原因。

三是中国国内因素的影响。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和东北问题是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关键问题，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三方面问题上，苏联一方面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外交往来，另一方面又与新疆和外蒙古地方政府以及伪满洲国政府进行或直接或间接，或公开或秘密的来往。因而，新疆和外蒙古地方政府以及伪满洲国政府必然成为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特别是对有关新疆、外蒙古以及东北问题政策的重要因素。在事实上，新疆、外蒙古地方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也确实在苏联对华政策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www.daowen.com)

就新疆而言，在军事上，1933年归化军司令巴品古特在取得苏联的默许和新疆高级官员的支持下，扶持盛世才任新疆临时督办;1933年底和1934年初苏联派红军入疆帮助盛世才击退马仲英部;其后为防止中国中央政府进入新疆，又应盛世才之请，于1938年初派红八团进驻哈密。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苏联在新疆也极具影响。可见，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采取的是积极插手支持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实施亲苏联共政策。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见风使舵，转向中国中央政府。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苏联改变对新疆的政策，由支持新疆地方政府改为支持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暴动，以求在新疆建立自己的屏障并继续获得在新疆的权益，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苏中关系的恶化。1944年9月，苏联支持和策划了“三区革命”，^[20]并在1945年的苏中谈判中以此为筹码，向中国政府要价，最终在关于条约的声明中表示“苏联政府重申它无意干涉新疆内政”，才将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转为承诺新疆是中国领土的立场上来，排除了苏中关系重建的一个巨大障碍。

就外蒙古而言，虽然在战前外蒙古地方政府已经与中国政府疏远，但中国对外蒙古在名义上仍保有主权。苏中复交后，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于1934年11月27日与外蒙古地方政府订立了有关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君子协定”(口头协定)。1936年3月12日，双方又正式签订了包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行合作的《苏蒙互助议定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从而对复交后处于徘徊的苏中关系造成很大的冲击。1941年4月13日，苏联在莫斯科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不仅抛弃了援助中国抗日的义务，而且与日本法西斯“共同声明”要相互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21]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又要求“外蒙古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并在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照会中对外蒙古问题做了如下规定:“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22]

就中国东北(伪满洲国)而言，主要是苏联对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和出售中东铁路。这两件事使中国权益受到极大损害，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两国关系走向低迷。

四是历史因素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历史是延续的，并且有着自己的记忆。因此，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因素的左右与影响，其中主要是沙俄的影响。

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沙俄就是对中国造成最大伤害的国家，它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大量领土和权益，其中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地区。1905年，俄日因争夺在中国东北权益而爆发战争，沙俄战败并与日本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丧失了其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权益。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无力拓展其在国外的权益，在外交上表示出某种友好的姿态，突出的表现就是两次对华宣言的发表，^[23]但实际上却对中东铁路紧抓不放。“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稳住日本，苏联将其在东北的权益大多转让给日本。由于苏联在东北权益的丧失并非心甘情愿，所以它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从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的对日参战条件的具体要求和计划看，它基本上继承了沙皇的政策。这一点从雅尔塔协定最后文本中对未来苏联在满洲的特权的表述即可得到证明:“由日本一九零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斯大林也曾在雅尔塔协定签字后不无得意地说:“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老一代等这一天等了四十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24]对战时苏联对华政策而言，沙俄扩张的历史印记不可谓不深。

五是政治文化因素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战时苏中两国非但没有那种天然的亲近感，反而互相戒备。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可以说是建立在共同应对日本威胁的基础上的，基本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考虑。更为明白地讲，苏中彼此之间都不存什么好感，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利益之上的互相利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任何一个相对合适的替代者出现，两国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冷。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美国对华援助逐渐增多的时候，苏联的援助就显得并非那么必要，因而美援的增多成为两国关系变冷的一个重要诱因。

时光飞逝，历史已离我们远去，旧的苏中关系已成为历史，新的苏(俄)中关系在不断演绎。中国和俄罗斯(苏联)作为亚欧大陆上的两个大国，其关系发展得如何，将直接影响亚欧大陆乃至整个国际局势。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两国有合作，也有冲突，有和平，也有战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是因为:

背景独特。在反法西斯战争这一极其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对战时苏联对华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势必会牵涉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其中会有大国间关系的纵横捭阖，联盟的形成与破裂等等和国际关系相关的各种现象。

涉及的当事方多。除两国三党(中国和苏联，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之外，还牵涉到日本、美国两国甚至德国以及当时的共产国际等国家和组织，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苏中关系盘根错节，纷繁复杂，实为此前和之后的情形所不及。

历史地位重要。这一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国民政府和社会主义苏联进行交往的历史。之前两国的外交关系发展很不成熟，而此后两国的关系则属于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两国交往问题。在这段历史中，一方面对以前的问题做了解决(至少是阶段性的解决)，如对东北问题、新疆问题和外蒙古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又成为此后苏中关系发展的一个基础，大体上奠定了苏中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发展思路。因此，这段历史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后苏中关系发展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其历史根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总体上看，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中，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是主流，但也掺杂了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内容，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此，了解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这一复杂历史背景下苏联对华政策发展的脉络，厘清影响当时苏联对华政策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对今日中俄关系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这三个极具重要性的条约是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第三个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个条约的基础上签订的。因此，前两个条约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

[2]此外，我国对抗战初期苏联援华贷款还有4.5亿美元的说法，苏联新近也有此说，但都缺乏翔实的证据，难以令人信服。除公认的2.5亿美元贷款。究竟是否还有2亿美元贷款，有待于今后历史材料的发掘。

[3]孟宪章主编:《中苏经济贸易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305页。

[4]根据黄建华的观点，国民政府的新疆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民政府如何设法控制新疆(1928年6月到1944年8月)，第二阶段为国民政府如何直接统治新疆(1944年9月到1949年9月)。笔者在这里采用了黄建华先生的这一分期。按照这一分期，笔者认为从1942年的新疆事件开始，国民政府已经对新疆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控制。(参阅黄建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5]Капица М.С.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М.，1958.С.281.(M.C.卡比察:《苏中关系》，第26～28页。

[6]［日］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49页。

[7]［美］小奥托·普雷斯顿·钱尼:《朱可夫元帅》，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0页。

[8]［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6页。

[9]贾永、徐壮志:《历史风云人物眼中的中国战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5月8日第四版。

[10]［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8页。

[11]［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分册，第158页。

[12]“南进”是日本世界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对手是英美等国，目标是夺取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13]“北进”战略的主要对手是苏联，主要目标是攻占苏联远东地区，使之与中国、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地区等地共同组成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

[14]《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档案(三)22237》，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15]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179页。

[16]针对“九一八”事变，美国只是发表了一个不承认主义的原则声明。

[17]七七事变后，中国政府并未对日宣战，而只是“应战”，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才正式对日宣战。当时国民政府对战争作这种处理使得中国可以以非交战国的身份从美国获得物资援助。

[18]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14页。

[19]事实上，直到1941年中国对德国宣战之前，中国和德国两国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德国对中国提供了许多援助，尤其是在军事训练和军事装备方面。

[20]“三区革命”有苏联支持和策划的论述见周文琪撰写的《西域春秋——新疆与苏联、共产国际的一页》一文。(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4页。)

[2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03～304页。

[22]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30页。

[23]对于苏联两次对华宣言的真实意图，史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苏联实行新的平等外交的开始，有的则认为是当时苏联实力不济而实行的权宜之计。笔者通过阅读当时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就当时苏中交涉的相关情况的回忆进行分析，认为苏联两次对华宣言更多地是一种权宜之计。

[24]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苏中关系200年》，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