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发展历程

正如本书各章节所论述的那样，苏联对华政策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最主要阶段:苏联对华政策的修好与波折期;苏联援助中国制衡日本政策阶段;苏联对华政策逆转与恶化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改善与重塑期。

第一阶段:苏联对华政策的修好与波折期(1931—1937)。

1924年，苏联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北伐战争之后其外交对象转向了国民政府。四一二政变爆发后，由于苏联插手中国事务，国民政府撤销了对苏联驻华领馆的承认，1929年下半年又以武力接受中东铁路，两国矛盾由此而激化，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苏中两国均感觉到日本扩张的压力。经双方商谈，于1932年复交。然而，苏联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保持“不干涉”立场，对中国外蒙古地区事务则横加干预，另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满洲国”采取“不承认主义”，至少在外交口径上还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之时，苏联政府却成为了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与“满洲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苏联政府甚至不顾中国政府抗议，执意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实际上就是出售给侵略中国的日本)，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度中断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由于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反复，使得复交后的两国关系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两国关系长期徘徊不前。

第二阶段:苏联援助中国制衡日本政策阶段(1937—1941)

1935年以后，世界局势变得更为严峻。日本在吞并东北以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使整个华北地区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在欧洲，德意法西斯也进一步扩大了对外侵略。1936年底，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意大利加入该协定。从此，欧亚法西斯勾结在一起，战争的乌云笼罩了全世界。与此同时，英美等西方大国又奉行绥靖政策，极力将祸水东引和北引，因此苏联有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

针对这种国际局势，苏联在对华政策上改变了过去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政策，极力奉行促成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解的外交政策(这一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苏联在其中扮演了积极角色)。此时的中国面对华北事变、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的咄咄逼人之势，迫切需要外来援助以抵抗日本侵略。在应对日本侵略这一共同敌人的利益基础上，两国经过磋商，与1937年8月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奠定了两国合作反对日本侵略的基础。从此，苏联开始实施其援华制日政策。

在苏联援华制日政策的指导下，苏联从道义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对中国抗日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尤其是在当时美国还没有开始援助中国的时候，苏联是最主要的援助国。1938年1月，苏中签订了第一个贷款协定，到1940年底，苏联共向中国贷款2.5亿美元^[2]。从1937年9月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共向国民政府提供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机枪近万挺，炮弹200万发。此外，苏联还派遣了大批飞行员、军事技术人员和教官来华参战，苏联专家还参加了许多作战计划的制订。(www.daowen.com)

但是，必须注意到一点，在苏联对中国进行物质援助的同时，中国也向苏联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大量援助。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共向苏联提供钨砂31177吨、锑10892吨、锡13162吨、汞560吨、锌600吨、铋18吨、桐油8868吨、羊毛14300吨、生丝309吨、猪鬃885吨、生皮革223.3万张、茶叶30293吨。^[3]这对苏联进行卫国战争无疑是极具价值的。

第三阶段:苏联对华政策的逆转与恶化期(1941—1943)

1938年7月和1939年7月，日本先后挑起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旨在试探苏联。德国于1938年吞并奥地利，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正式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英美法等国对德国法西斯继续实行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小国的利益，达到将祸水引向苏联的目的。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一方面继续同英美法等国进行外交联络，另一方面又同法西斯国家谈判，拖延乃至阻止战争的爆发。在对华政策上，苏联也适应了这种转变，即一方面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后来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对华物资援助大为减少，主要转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又谋求与日本妥协，目的是使日本在未来的苏德战争中不对苏联的远东地区发动进攻，以便能够全力应付日益紧张的欧洲局势，另外还可以将日本的侵略矛头引向太平洋，使美国卷入战争。这种妥协的结果便是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条约中有关外蒙古和伪满洲国的条款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使两国关系趋冷。

1942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奉命回国。此时，中美已经结盟，中国也不再打算继续邀请苏联顾问来华，因此崔可夫回国可以看作是苏联援华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标志。

与此同时，中国新疆盛世才见风使舵，疏远苏联，投向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开始初步控制新疆，^[4]而苏联不甘心于自己在新疆势力的丧失，因而对国民政府在新疆的行动百般阻挠(主要是1943年3月国民政府军队在对哈萨克叛匪进行进剿时苏联对进剿部队进行扫射)，并将在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全部召回。至此，两国关系恶化到最低点，几近崩溃。

第四阶段:苏联对华政策的改善与重塑期(1943—1945)

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对罗斯福表达了在远东参战的兴趣，表明斯大林重新将远东纳入其战略考虑的范围，这预示着苏联对华政策将走出低谷，有一个新的开始。此后，中国开始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努力，但是在斯大林做出对远东参战的表示之后，苏联却不愿与中国进行直接的沟通，因为苏联在远东参战还有着难以告人的目标和条件。这些目标和条件的提出要么是掩人耳目，要么是寻求一个“掮客”，总之是不能摆上台面的。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签约之后，苏联急于将协定中的内容合法化，才真正开始直接与中国进行交涉。因此，在美国的撺掇下，苏联威逼利诱，以出兵中国东北为筹码，在外蒙古的独立、大连港的地位、中东铁路的经营权等方面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并以否则共军将进入满洲为要挟，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事先并不知情的“安排”，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大限度地将其在雅尔塔所商定的利益合法化。此后，苏联对华政策大体上都以此为法律依据，但是苏联还是利用对该条约的一些解释来限制国民政府接收中国东北。

总之，从大的方面讲，苏联对华政策进入了改善和重建期。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改善和重建仅仅是一种趋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