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东北的政策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东北的政策影响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苏中共同的战略利益需求使两国政府再次坐到谈判桌前,消除了相互的防范和戒备,在一种平等的气氛中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东北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东北的政策影响

三、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东北的政策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签订,成为苏中两国在平等地位上解决东北问题的开端。与1945年的条约谈判相比,谈判对象发生了变化,由亲美反共的国民党换成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条约谈判之所以显示出一种平等的气氛,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当时条件下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由于有了这种认识,斯大林很快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宣告放弃通过1945年条约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特殊利益。

《协定》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第二条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第三条规定:“……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在关于东北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大连问题。由于旅大根据地与东北其他解放区处于隔离状态,大连和整个旅大地区在行政、金融等方面是独立的。大连政权与东北政权的统一问题就很重要。从以上这三条可以看出,苏联的态度是比较真诚的,东北问题的解决得到了落实。

当然,在《互助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苏联依然还是给中国制造了一些麻烦。由于苏联方面担心完全放弃过去在东北构筑的“防波堤”,可能会影响其周边安全,因而力主签订一项补充协定。1950年2月6日发生了国民党集团飞机袭击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军派空军保护,获得斯大林的同意。但是斯大林趁机提出了签订一项《补充协定》的要求,规定中国东北和新疆两个地区“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加之工业的、金融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社会与团体的活动”。[40]斯大林在苏联远东和中亚也划出两块地区以适用这一协定,以示“对等”,但其实并无实际意义。

《互助条约》具体的执行情况是:1950年7月,苏中两国政府成立联合委员会经办苏联移交中国的财产事宜。1952年底,中国长春铁路的移交工作如期完成;1952年9月,苏中换文,延长苏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旅顺口撤退的期限,1955年5月25日完成交还工作。这样,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相关的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苏中共同的战略利益需求使两国政府再次坐到谈判桌前,消除了相互的防范和戒备,在一种平等的气氛中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东北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注释】

[1]张义德:《苏联现代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2][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4册,第253页。

[3]曹锡珍:《中苏外交史》,第57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98页。

[5]《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0页。

[6]惜梦:《海参崴拘留记》,《大公报》,1932年9月3—6日。

[7]《申报》,1932年5月7日;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18页。

[8]王魁喜、常城等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9]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第546页。

[10]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第23页。

[11]吉林社会科学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路权篇”,第1218~1219页。

[12]章进:《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二年一月至十二月)》,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257~258页。

[13]吉林社会科学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路权篇”,第1220~1222页。

[14]国民政府外交部译:《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国内各方之评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3、142页。

[1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64~265页。

[16]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XX.—M.,1976.C.392-394.(苏联外交部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20卷,1976年版,第392-394页。)

[1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28页。(www.daowen.com)

[18][苏]И.A.基里林主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页。

[19]毛振家:《东北抗日运动概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11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20]毛振家:《东北抗日运动概况》,第117页。

[21]“王新林”是苏方代表的代号,苏方代表屡有更换,但此代号不变。

[22]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04页。

[23]周保中:《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24]王德贵等编:《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1页。

[25]彭训厚:《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人民日报》,1995年8月4日。

[26]《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49~752页。

[27]步平、辛培林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页。

[2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18页。

[29][苏]瓦·米·别列日柯夫:《外交风云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30][日]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200页。

[31][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31页。

[32][美]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37~338页。

[33]《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页。

[34]梁敬钅享:《1945年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35]实际上,当8月7日苏联远东军接到于8月9日开始对日作战的命令时,苏军的高级指挥人员还没有完全到位,而运送士兵、飞机、车辆、燃料和其他重型武器列车在战斗开始后好几天仍源源不断地沿西伯利亚铁路开向远东。[日]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77页。

[36][日]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0页。

[37]《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一书详细描述了当时东北各战场的进展情况,并得出结论:“到8月15日为止,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尚未同苏军交战,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日]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0~191页。)

[38][日]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2、195页。

[39][美]F.C.琼思、休·博顿、B.R.皮尔恩:《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

[40]王泰平:《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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