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出兵东北与对华政策

苏联对日宣战和出兵中国东北，对于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无可置疑。然而，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应如何看待苏联出兵东北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特别是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

第一，对日宣战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之后，苏联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当然是欧洲。通过战争，苏联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版图，而且直接控制了东欧诸国。与此同时，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远东。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在努力实现以建立和保护太平洋出海口为中心的远东战略。然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使沙皇俄国丧失了除北满外在远东的几乎全部权益，而且成为俄国革命的导火索。令人费解的是，推翻旧俄帝国并一贯宣扬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对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耻辱”却一直铭记在心，而且渴望通过战争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几乎是直言不讳的。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曾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苏联国内的舆论工具也开始配合运作:一本回忆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在1944年10月，即雅尔塔会议前夕，成了苏联的畅销书。“所有读了这本大部头小说的人，都有身临其境参与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29]随着战局的明朗化，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便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对于其中包含的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我们是不难看出的。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更是理直气壮地把对日宣战和日俄战争联系在了一起，不仅苏联报刊反复强调这一点，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拜谒了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公墓，在墓前敬礼并献花圈。^[30]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目的。

以上情况清楚地表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甚至也不只是如日本研究者所说的报复心理，而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且这一目的只有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过苏联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政府自抗战爆发以后，一直渴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斯大林则一再予以婉言拒绝。然而，到了1942年底，局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展让苏联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斯大林开始考虑远东问题了。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参加对日作战。尤其是当美国原子弹爆炸获得成功之后，杜鲁门和丘吉尔甚至认为没有苏联的参战可能是更好的结果，^[31]而苏联此时却迫不及待地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苏联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苏和其他在远东作战的盟国正式向苏联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杜鲁门最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讽刺性的外交动向”，苏联终于要在最后时刻来摘取胜利的果实了。^[32]尽管杜鲁门很不情愿，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信奉实力外交原则的斯大林的决定，他显然认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已无关大局，凭借实力，苏联就可以收回沙俄40年前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全部权益，甚至更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苏联政府是不会理会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动的”，^[33]只是自己的远东战略使然。

第二，苏联在中国谋取政治权益乃实力使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在远东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但它在远东所要谋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利益却是在中国。问题很清楚，打败日本之后，在国际上对远东问题具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而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所以，苏联欲置身远东，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和争夺，在中国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权益。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在美苏之间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来中，中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既然斯大林可以与丘吉尔轻易地在一张纸条上划分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可以凭借实力与英美确定波兰、希腊和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战后的命运，那么很明显，苏联在谋取远东权益时所依据的也必定是实力外交原则。(www.daowen.com)

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还不具备相当的实力，苏联虽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对远东的兴趣，但却一直没有提出具体参战条件。如前所述，在德黑兰会晤中，斯大林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苏联出兵远东的政治条件，而只是对大连港国际化表示赞同，但这已经表明了它争取远东利益的开始。1944年，欧洲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苏军开始把战争推出国境，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已成定局。随着形势的发展，远东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从1944年12月开始，斯大林和罗斯福便背着中国开始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会谈，而会谈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问题。

还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1945年6月30日苏中开始正式的谈判。苏中之间的谈判异常艰苦，虽然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中国代表团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是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在谈判因波茨坦会议召开而中断时，苏中之间仍有中蒙边界的划定、大连的管理、旅顺海军基地范围的划定及旅顺港的管理、东北铁路的使用和在东北的军事合作等6个问题尚未解决。^[34]然而，当8月7日中国代表团回到莫斯科谈判时，远东局势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即重开谈判的当天，苏联对日宣战。当美国投下原子弹而远东局势发展到苏联再不出兵就将失去它在远东谋取权益的有力地位时，虽然军事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苏联仍然仓促地向中国东北大举进军了。^[35]这就是说，当苏中双方还在谈判桌上讨论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交换条件的时候，苏联大军已经发起进攻，并且日本这时也已经乞求投降了。于是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形，即苏联出兵本来是以中国答应苏联的条件为前提的，结果却变成了迫使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动因了。

第三，苏联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收获。实际上，当苏联红军越过苏中边境向日本远东军大举进攻之前，日本的失败和投降就已成为定局了。此时，苏联面对的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和骄横。处于进攻一方的苏联远东军在兵力、装备和武器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8月15日天皇宣读了投降诏书，关东军在16日午夜接到正式停战命令之前，已经决定“谨依圣旨，立即停战”^[36]，并于17日正式向苏联远东军提出停战交涉，然而苏联却另有目的，拖延停战。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对于日军提出的停战交涉的回答是，关东军应于8月20日12时以后停止战斗行为。^[37]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而一旦宣布日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满洲等地的占领区。事实上，苏联正是在8月18日到20日之间短短的两三天里，依靠空运部队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队相继抢占了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承德、旅顺、大连和平壤。^[38]这样，苏军便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占领了整个东北。

苏联的胜利还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苏军紧急出兵东北，迅速扩大战果，对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苏中谈判的结果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由于阿拉莫戈尔试验场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对苏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但是比起原子弹的威慑力量，苏联向东北迅速推进给予斯大林在谈判桌上的优势更为现实，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巩固政权则显得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威胁比苏联在东北夺取的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这时，中国代表团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军东北的情况下，如果不马上签约以在条约内对苏军的行动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苏联占领整个东北，后果可能会更加糟糕。斯大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在8月10日不无威胁地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39]面对苏联150万大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最成功的外交莫过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苏联通过出兵东北，实现了在远东的政治目标。就其结果而言，战后苏联在远东获取的势力和利益，不仅恢复了沙皇俄国40年前之所失，而且还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和苏中条约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