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战的援助

中国的东北部与苏联远东地区隔江相望，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比较活跃的地方。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民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后至1932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遍布东北各地;1933年春，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溃败，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33年夏至1936年初，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自1936年2月起，相继组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十一军。

七七事变后，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仍采取“中立”立场，没有给予东北抗日斗争任何正式的或公开的支持与援助，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与东北抗联发生一些接触和联系。

从1937年末起，由于日伪当局实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推行归屯并户政策，东北抗联处境极为困难，不仅枪支弹药难以补给，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同时由于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联与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失去了联系，致使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内部发生的很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东北抗联部队因作战失利而越境入苏的情况较之以前有所增加。他们一是希望在武器弹药上得到苏联的帮助，暂时休整部队后重返抗日战场;二是试图通过苏联取得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如1938年12月，抗联第三军第四师三十二团40余名指战员在团长李铭顺和师政治部主任于保合的率领下越境入苏，翌年返回东北;1939年夏，东北抗联第七军参谋长崔石泉、王效明部经与苏远东军联络，曾得到少量日式械弹的补给。当然这种关系不是正式的，也不是经常的，并且是十分有限的。

苏联在东北抗联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休整的机会，有时也为他们补充一些武器弹药等急需品，对东北抗联保存实力，壮大力量，重返抗日战场和更有力地打击敌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苏联的这些行动并非是绝对无条件的，它需要东北抗联保存、发展以扰乱敌后、牵制日寇，又需要经常从入境或返回东北的抗联部队那里获得日军情报。这一点从敌伪材料中可以得到有力证明。^[19]

诺门罕事件发生后，苏联更急于获得日军情报。1938年1月，东北抗联第二军总指挥周保中过界入苏，会见了苏联远东军一位负责人大山，双方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就包括抗联为苏军提供情报的内容。1939年5月，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部回国时苏军提供了不少武器弹药，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供联系之用。^[20]苏联为其自身利益，不仅利用东北抗联，也做过数起损害东北抗联的事。如1937年末至1938年初，东北抗联领导人祁致中、赵尚志、戴鸿宾等相继率部过境求助，苏方非但未提供任何援助，反将他们全部关押，不久又将被迫过界的500余名抗联指战员缴械并将其大部遣送新疆，使他们落入反动军阀盛世才的控制之下。这一行动严重削弱了东北抗联的战斗力，致使东北抗联在1938年遭受严重挫折，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后，苏联与东北抗日联军非正式的、比较疏远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当时苏联不仅受到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威胁，而且面临着日寇在中国东北地区一再大规模的武装挑衅。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苏联迫切希望东北抗日力量发展壮大以拖住日本，也更急需及时获取驻东北日军情报。因而，苏联对东北抗战的支持由被动变为主动。1939年5月，苏联远东军将扣押一年半的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等人以“误会”为由释放，并宣布共产国际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令其率部重返战场。此时，由于日寇加大兵力不断讨伐，东北抗日联军处境极为艰难，迫切需要就近得到苏联援助，以实现各部队的配合行动和统一领导，并及时获得中共中央的指示。1940年1月，在苏联的帮助下，东北抗联吉东、北满部队领导人和东北党组织负责人在苏联伯力城召开联席会议，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

会议总结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形势，确定了日后的斗争方针，并讨论了在不妨碍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的前提下，经共产国际同意与苏联远东军建立正式联系及相互合作的问题。会上，苏联远东当局个别负责人提出了苏军合并东北抗日联军的荒唐主张，这实质是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战的领导，因而遭到周保中等人的反对，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和东北抗联的独立性。最后，经苏中双方协商，确立了苏联远东军对东北抗联的临时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决定在不干涉中国共产党党内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共远东边疆党组织，指定“王新林”^[21]为苏共远东边疆党组织和远东军代表，直接同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联系。苏方还表示愿意帮助东北抗联与中国共产党联通关系。这次会议是东北抗联斗争策略改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苏联与东北抗联和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建立正式关系并给予政治和军事援助的开始。(www.daowen.com)

但是，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迫于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压力，因而这种对华态度也必然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变。1940年9月，德意日法西斯订立同盟条约; 10月，德军进攻罗马尼亚，虎视苏联。苏联为防御德军入侵不得不从远东抽调兵力增援西线，但又担心远东日军趁虚而入，与德夹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为避免与远东日军发生冲突授人以柄，于是试图调整与东北抗联的关系。1940年12月，苏联出面召集东北抗联和各地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举行第二次伯力会议。

会上，苏联远东军代表以国际主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和苏中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再次提出取消东北抗联独立系统、与苏联远东军合并起来并由苏方代表“王新林”指挥的主张。其实质是以统一指挥为名控制东北抗联，变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附属部队。因为这样一来，苏联既可以直接控制东北抗联行动，避免给日军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又可以增强苏军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这一提议违背了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并给双方关系留下了阴影。此间，东北各地代表决定抗联各部队经休整后，即迅速返回东北战场，继续战斗。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公然宣称:“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22]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与法西斯进行妥协交易，不仅暴露了苏联对中国外蒙古长期控制的企图，而且实际上也就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是对华援助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援助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就在中国抗战的关键时刻，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自然是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的一个重大打击，不能不在中国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从历史事实来看，《苏日中立条约》不仅对中国抗日斗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将东北抗联推向极其困难的境地。在1941年春，东北抗联各路军已做好了整顿编组工作，正当中国共产党东北各省委组织代表和抗联各路军负责人准备各自率领越界部队返回东北战场时，《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已整装待发的抗联部队只好暂停越界回国。此后苏联极力阻止入苏休整的抗联部队及时回国作战。东北抗联领导人为顾全大局，同意暂时将主力留在苏联南北野营集中整训，但提出应陆续派遣小股部队回国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尽管这一要求得到苏方的认可，但大批抗联部队还是不能及时重返战场，仍然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当然，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苏联也并未完全停止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支持和帮助。1942年8月，经东北抗联领导人多次提议，苏方同意将分散在南北野营的抗联部队集中起来组成抗联教导旅，由周保中任旅长，目的是为抗联培养军事干部，提高战斗素质，发展壮大队伍，为重返东北战场做好准备。同年9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抗联教导旅召开了旅内党员大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联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支部队，在数量上比1937年高潮时期低到不可比拟，但在质量上，焕然一新……指挥能力、作战能力和工作能力增加百倍。”^[23]这样，在苏军的帮助下，抗联部队统一了领导，保存了实力，培养了干部，也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为重返东北战场、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