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的抗争、妥协及原因

1945年6月15日，蒋介石看到密约，随即便指派宋子文准备赴苏抗争、进行谈判。谈判一开始，外蒙古问题就引起了双方的激烈争论。这一问题早已是蒋介石的心病之一。早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就企图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收回外蒙古。他在同罗斯福会谈时提出了“可能并希望”外蒙古这个“迷途的羔羊”重归中国的问题，但当时美国总统却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45]考虑到外蒙古问题一时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蒋介石设想此次苏中谈判时最好不提这一问题。但是，斯大林在7月2日的会谈中主动提出了外蒙古独立的要求，并对中国代表团详细阐明了外蒙古必须独立的所谓理由。他说，对苏联安全而言，外蒙古所处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如有敌人由外蒙古攻入西伯利亚，则西伯利亚必然会失手，以往日本就曾试图由外蒙古攻入西伯利亚，而外蒙古如能独立并与苏联结成同盟，那么，就能有效地保障苏联的领土。斯大林还指出，外蒙古人民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他们要求独立，为中国计，割去外蒙古实较有利。否则，外蒙古将成为团结号召所有蒙古人之中心，统一所有自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这对苏中两国均属有害。另外，苏联这一要求也是为了加强对抗日本的战略地位和取得苏联人民对日后苏联政府对日出兵之支持。他以这些为由，要求中国政府准许外蒙古脱离中国。宋子文见此问题无法回避，只得干脆表明拒绝态度。他说:“吾人实处于困难之地位，吾人无法向人民宣布吾人将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阁下谓外蒙古对日战略上重要之地点，吾人将不在此时提出此问题，卧榻之旁，任人酣睡可也，但吾人承认外蒙古之现状，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盖外蒙古即系苏联屡次承认为中国之一部，阁下谓愿见一稳固统一之中国，然则最好对并非主要之问题，勿引起困难。”^[46]宋子文还表示，可以对苏联“进兵外蒙”不提出任何异议，或接受其他不至于最终动摇中国主权的方案，但要他接受外蒙古独立要求实完全超越余所奉训令之范围。斯大林坚决反对宋子文提出的把外蒙古问题暂时搁置的建议。他表示，如外蒙古独立问题不解决，苏中两国之间就不能有任何协定，他还提议就外蒙古独立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待日本战败后再发表。宋对此也示不可接受。^[47]在中苏谈判因外蒙古问题卡壳之后，蒋介石停止了就外蒙古问题进行的正式谈判，而委命蒋经国以私人身份去拜访斯大林，向他说明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的理由。会谈开始后，斯大林和蒋经国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执。但是，苏联出于民族利己主义和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等多种考虑，非要把外蒙古拿去不可。蒋经国与斯大林的私人会谈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鉴于苏联强调外蒙古是苏联出兵和缔结苏中条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受到美国赞同苏联出兵条件的压力，蒋介石开始考虑在外蒙古问题上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以免整个谈判破裂和谈判目的的落空，但条件是苏联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以及不再干涉新疆问题。8月14日，在斯大林的主持下，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各自代表本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外蒙古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苏联在谈判中始终操纵着主动权，它的态度对谈判结果显然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而国民党最终做出让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有着复杂的原因。第一，中国和美苏在实力上的悬殊以及美苏推行的大国强权政治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从整个战争期间都可以看出，由于实力对比上有着相当的差距，中国在美苏面前一直处于被动的外交地位，在相互关系的很多问题上无法发出决定性的声音。尤其是在大战末期，美国和苏联凭借各自的强大实力，竭力利用中国贫穷落后的弱点推行大国强权政治，扭曲对华关系，以谋取各自的战略利益。结果中国成为它们暗中交易的砝码。在美国的促使下，中国被迫承认了苏联在外蒙古的阴谋和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第二，应对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的需要。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担忧。1941年2月，蒋介石对居里指出:“余第一目的为抵抗日本求得最后胜利，第二目的为阻止中国成为一赤化之共产国家。”“中国当前之危机有二:第三国际将先使中国赤化，然后扩大至全世界;日本则先征服中国，以遂其征服全世界之迷梦。故我抗战，非如一般想象之简单，一方面需驱日军于国境之外，一方面复须阻止共产主义在国境内之蔓延，其使命实具双重意义。”蒋介石甚至认为，“盖一发生经济恐慌之现象，共产主义之蔓延，将如燎原之火，阻止无法，其影响将较战败于日本为尤劣。”^[48]对付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认为关键之一就在于阻止苏联在战后援助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中有些人一直担心，在抗战后对共产党作战，容易招致苏联之干涉。照国民党领导人的看法，排除苏联的干涉，是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蒋介石本人也相信:如果能争取到苏联的合作，即答应不作中国共产党的后台，孤立无助的中国共产党最后就会向国民党妥协。1942年8月4日，当居里向蒋介石提到某些苏联人、美国人认为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将有流血剿共之举时，蒋介石就十分自信地答道:“如果俄国不帮助中国共党，中国共党自无问题亦不至流血也。”^[49]大战后期，蒋介石越来越感到争取苏联合作对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重要意义。这种对有关战后国内政治的长远考虑，推动蒋介石改变外交策略，接受美国的调解并表示同意改善苏中关系。毫不奇怪，要求苏联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成为蒋介石同意改善苏中关系、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重要条件。苏联在苏中谈判中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使蒋介石颇为满意，认为应该抓紧时间缔结一项写有苏联这种保证的协定。西方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并不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俄国人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他们说话算数，蒋介石的军队很可能就会迅速在整个中国本土行驶权力。即使蒋介石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他却似乎赢得了中国。难怪蒋介石对美国大使说，他总的来说对这个条约是满意的。”^[50]

第三，严峻的现实形势的直接推动作用。从1945年8月9日起，苏联经过认真准备，以三个方面军的强大军事力量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展开猛攻。在极短的时间内苏军击毙俘虏日军68万余人。在势如破竹的苏军进攻面前，日军节节败退，大量阵地丢失。外蒙古独立又已经成为现实，特别是苏联挟外蒙古军队对日作战并取得了胜利，使这一独立趋势再也无法阻止。此外，新疆“三区革命”在苏联的支持下也正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着。若新疆有失，必将震动整个大西北，甘陕青宁便会处于长期动荡之中。^[51]此外，假如苏军长期占领东北或把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必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实力和丰富的资源，把它建设成赖以取得全国政权的战略基地;面对三北出现的新形势，蒋介石采取了舍一北(北方外蒙古)保二北(西北和东北)的方针，即以承认外蒙古独立换取苏联承认国民政府对东北和新疆主权，使苏联在新疆“三区革命”中脱手并保证不把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这才有了苏中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也使外蒙古的独立在法理上得到了某种实现。

由此可见，外蒙古的独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苏联而言，国家利益是其对华政策和对外蒙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苏联正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主要是安全利益为基准，采取非常现实的态度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苏联在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等方面与欧洲国家保持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一向以欧洲为利益重心，但也重视自己在亚洲的利益。抗战初期，在德日法西斯侵略的两面巨大威胁之下，它为了利用中国抗战来牵制日本，保证自身远东边境安全以便全力西顾，制定了“援华制日”的远东战略，顶住日本的外交军事压力向中国提供多方面的援助，为苏中合作关系的建立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反法西斯战争后期，苏德战场形势根本好转，苏联军事经济实力增强，这使苏联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再度抬头。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战后远东利益，苏联利用美国希望它对日出兵的强烈需求心理，提出了有损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参战政治条件，最后竟然伙同英美对中国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它在反法西斯战争前期的援华抗战和反法西斯战争后期参与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做法，对中国国家利益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前一种做法有益于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后一种做法则无疑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这两种做法对苏联国家利益则都是有意义的，所起的作用前后也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一种做法所追求的是保护苏联正当的安全利益，后一种做法所追求并得以实现的是苏联不正当的扩张利益。简而言之，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赢得和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苏联对外蒙古的政策是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表现在它对外蒙古的政策是前后一致、始终如一的。战时苏联对外蒙古的政策主要还是处于对传统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十月革命后，斯大林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不愿意放弃在外蒙古的权益，而是继续奉行对外蒙古的扩张政策。苏联的所作所为，当然与它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20—30年代，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时时感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国内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争论。严峻的国际形势，要求社会主义苏联加强重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建设，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几十年间，苏联一直谋求在东西方各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苏联的保护国和缓冲区，这正是这盘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

尽管1927年苏中关系破裂，直至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中断交，但是苏联与外蒙古的关系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苏联并没有断绝与外蒙古的往来，而是继续强化双方的联系。苏联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给予外蒙古极大的援助。1932年，苏中恢复邦交以后，苏联还是一如既往地援助外蒙古，尤其是在结盟和军事援助等方面表现突出。可以说，苏联一直在外蒙古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影响力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蒙古“政府”的欢迎。反法西斯战争后期，苏联国内有利的战争形势和美国等希望苏联对日作战的国际局势，使苏联发现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在对日出兵谈判的政治条件中提出了对外蒙古独立的要求。最终，苏联成功策动外蒙古获得真正的独立，实现了在东方建立保护国和缓冲国的宿愿。

在20—30年代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苏联政府采取了各种外交手段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和利益，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无权以牺牲别国领土主权为代价以换取其一国的安全和利益。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策动外蒙古独立，构建自己的保护国和缓冲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现出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特征。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了“表达独立愿望”的公民投票。应“外蒙古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乔巴山的邀请，应苏联政府的促请，为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之诺言，国民政府派出内政部次长雷法章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外蒙古观察“全民公决”。雷法章一行共12人于10月18日来到库伦。10月20日是外蒙古独立投票日，代表团人员分成两组观察公民投票情况。主持库伦市区公民投票事务的是外蒙古牧农部长兼独立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苏伦扎布。苏伦扎布向代表团介绍说，根据1944年度统计，库伦人口约为10万余人，按规定凡年龄在18岁以上者，不分男女均可以参加公民投票。目前除从军及离开市区外出经商的公民外，库伦市区的合格公民约有2万余人。外蒙古当局在库伦市区共设立了34个投票处。另一组代表人员赴距库伦西南135公里的龙桑镇，该镇有投票资格的公民320人。

这次外蒙古独立“公决”采取的是记名签字的投票方式。所谓公决票实际上是一张投票簿，每张投票簿上用蒙文书写“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而证实个人之愿望”，落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区)×乡”，每张投票簿分有“第号”、“姓名”、“赞同”、“否”和“备考”等5个栏目，凡赞同独立者即在其本人姓名栏之一行内签名于“赞同”栏，反对独立者则签名于“否”栏中。雷法章等参观了第三、第八两区投票所。其中第三区投票所有3个二十户，投票人数共计1130人;第八区投票所有5个二十户，投票人数共计672人。每个投票人进入投票所时即由工作人员导坐桌前，查对姓名栏后签字。据雷法章观察，投票人一律签名于“赞成”栏内，无一人在反对栏中签名。雷法章又巡视了库伦市内各个投票所，见各投票所内外投票人尚属众多，投票情形尚属踊跃。^[52]简言之，在此次全民投票的整个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现象是:采取记名签字的投票方式、投票簿上已经定性的称谓和落款、公民投票时工作人员现场陪同等。当时占外蒙古全体人民98.4%的公民参加了投票，无一人反对。至此，外蒙古从非法的事实上的独立最终获得了合法的事实上独立。

外蒙古能独立出去，有着复杂的客观原因，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苏联的作用，外蒙古是独立不出去的。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政策失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蒙古在1921年革命之后，建立了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对它没有执行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外蒙古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而此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外蒙古一步一步去中国化的时候，中国政府只是表示了微弱的抗议。可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中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抗日问题上，外蒙古问题暂时被搁置了起来。直到1945年才被动地在苏中谈判中由苏联提出。由于反法西斯后期的战争形势和美国的压力等因素，蒋介石有条件地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蒋介石及其所推行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外蒙古的分离。

【注释】

[1]孟宪章:《苏中经济贸易史》，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69页。

[2]胡春惠主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珠海: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461页。

[3]Капица М.С.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М.，1958.С.281.(M.C.卡比察:《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版，第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4]［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分册，第10页。

[5]Мировицкая В.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стратегии гоминдана(20-30-егоды).М.，1990.С.194.(В.А.米洛维茨卡娅:《国民党战略中的苏联(20—30年代)》，莫斯科1990年版，第128页。

[6]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5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5页。

[7]［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0页。

[8]Р.Б.Рыбаков.История Востока.V.Восток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1941-1945 гг.).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РАН，2006.стр.445.(雷巴科夫主编:《东方史》，第5卷，《当代东方》(1914—1945年)，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东方文献”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4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9]Р.Б.Рыбаков.История Востока.V.Восток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1941-1945 гг.).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РАН，2006.стр.445.(雷巴科夫主编:《东方史》，第5卷，《当代东方》(1914—1945年)，第445页。)

[10]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

[11]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319页。

[12]Henry Wei，Ph.D.:China And Soviet Russia，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56.p.120．

[13]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57页。

[14]《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页。

[15]Р.Б.Рыбаков.История Востока.V.Восток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1941-1945 гг.).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РАН，2006.стр.451.(Р.Б.雷巴科夫主编:《东方史》第5卷《当代东方》(1914—1945年)，第451页。)

[16]Henry Wei，Ph.D.:China And Soviet Russia，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56.p.137.;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第121～144页。

[17]Капица М.С.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8.С.281.(M.C.卡比察:《苏中关系》，第281页。)

[18]［日］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19]［日］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15页。

[20]［苏］阿赫塔姆江等编:《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1页。(www.daowen.com)

[21]［苏］鲍利斯·斯拉乌斯基:《通向日苏战争之路——从诺门坎到占领千岛群岛》，东京:共同通讯社1999年版。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分册，第578页。

[2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90～391页。

[2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3页。

[2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69～370页。

[26]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27]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第160页。

[28]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第162页。

[29]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第162页。

[30]［苏］瓦·米·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第217页。

[3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8～9页。

[32]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53页。

[33]《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页。

[34]《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9页。

[35]《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给政治局的便笺》是列宁为俄共(布)中央十月全会讨论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而写的。列宁在1921年9月27日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强调指出，关于共和国联盟的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个联盟必须以共和国自愿和完全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列宁因病未能参加全会的工作。列宁的指示给后来由全会通过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决议草案打下了基础。中央全会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领导这个工作。1922年12月18日举行的中央全会讨论了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草案。条约采纳了列宁关于按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数量选出四位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建议，其目的在于保证参加联盟的各族人民在联盟国家的建设中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36]《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4页。

[37]［俄］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38]薛衔天:《苏中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3页。

[39]［美］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页码。)

[40]［美］威·艾·哈里曼:《哈里曼回忆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页。

[41]［美］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342页。

[42]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集·1945年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华盛顿1955年，第396页。

[43]［美］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1932—1945)》，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7页。

[44]［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3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明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45]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集·1943年开罗与德黑兰会议》，华盛顿1961年，第325页。

[4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78～579页。

[4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71～587页。

[4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50页。

[4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709页。

[50]［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下册，第990页。

[51]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2页。

[52]陈谦平:《国民政府派员观察外蒙古独立公民投票始末》，《钟山风雨》，2003年第4期。